'穿越千年，帶你看看漢代長安城的那些橋'
“八水繞長安”和環城而建的護城河，給西漢都城長安帶來了豐富的水利資源，使這座古代著名的大都市增添了靈氣與活力，但也給交通出行帶來了許多麻煩與不便，於是陸路交通系統中，藉以跨越河川險阻的建築形式——橋樑，便在長安城四周建立發展起來，並與高大的城牆、雄偉的城門，一起構成長安城堅固的防禦體系。
“八水繞長安”和環城而建的護城河，給西漢都城長安帶來了豐富的水利資源，使這座古代著名的大都市增添了靈氣與活力，但也給交通出行帶來了許多麻煩與不便，於是陸路交通系統中，藉以跨越河川險阻的建築形式——橋樑，便在長安城四周建立發展起來，並與高大的城牆、雄偉的城門，一起構成長安城堅固的防禦體系。
據史書記載
“八水繞長安”和環城而建的護城河，給西漢都城長安帶來了豐富的水利資源，使這座古代著名的大都市增添了靈氣與活力，但也給交通出行帶來了許多麻煩與不便，於是陸路交通系統中，藉以跨越河川險阻的建築形式——橋樑，便在長安城四周建立發展起來，並與高大的城牆、雄偉的城門，一起構成長安城堅固的防禦體系。
據史書記載
漢代長安城共有16座橋樑，其中12座橋樑與12座城門相對應，建立在護城河上。長安城北以滔滔東去的渭水為天塹，渭水之上架有3座橋樑，這就是秦、漢、隋、唐諸朝名聞天下的東渭橋、中渭橋、西渭橋了。還有城東的灞橋雖然距離城門較遠，卻為長安城防禦體系中至關重要的安全屏障。
渭河三橋之中的東渭橋位於長安通向關東的大道上，是溝通長安與廣大東方地區重要通道。漢代的東渭橋故址位於今高陵縣以南的灞河和渭河交匯處，建於漢高祖劉邦時期，主要目的是為了加強長安與劉邦當初定都關中時的臨時都城櫟陽的聯繫。漢文帝劉恆從山西北部的代國啟程赴長安即皇帝位，長安城中的文武官員就是集合在這裡迎接的。
渭河三橋中以中渭橋建造時間最早，地位也最為重要。此橋為秦昭王時始建，秦始皇時擴建，漢代予以重修，稱為“橫橋”或“橫門橋”，故址在今西安市草灘農場，距離現在的渭河河床較遠，其原因在於歷史上渭河不斷北移的緣故。據《三輔黃圖》記載，這座橋“寬六丈，南北長三百八十步，六十八間，七百五十柱，一百二十二樑”。說明這座橋是多跨樑式橋，漢代的六丈約合今13.8米，這個數字與我國現代大中城市4車道城市橋約15米的寬度已相當接近。中渭橋橋之南北有堤防，橋頭立有華表，橋身寬長壯觀，橋面巍峨高聳，確實有“橫橋飛渡、以象天漢”的恢弘氣勢。因此一些重大的政治典禮活動有時候在此橋舉行。比如漢宣帝時就曾登臨此橋，迎接匈奴使者並接受群臣的朝賀。《史記》中曾記載漢文帝驅車行經渭橋時，突然有人慌慌張張地從橋下跑出，致使駕馬受驚失控。文帝大怒之下命令將其收捕，交掌管刑獄的廷尉張釋之嚴加審理。張釋之審訊後得知所謂罪犯只不過是一個過路平民，因皇帝出行道路戒嚴躲藏在橋下，等候了一段時間，以為皇帝車隊已經駛過，便跑了出來準備回家，沒想到剛一出來，卻衝犯了皇帝的車駕。張釋之僅以他違犯戒嚴令的罪名處以罰金後釋放。漢文帝以為處罰太輕，認為應處以死罪。張釋之據理力爭，最後說服了漢文帝同意了自己的判決。這一秉公執法的故事，就發生在中渭橋上。橋下可以作為藏身之處，說明由於河灘平闊，當時修建了長長的引橋。中渭橋樑其他結構中很可能也使用石材。公元前91年長安“巫蠱之禍”發生的原因調查清楚後，漢武帝下令將陷害太子的主謀人之一蘇文處以火刑，活活燒死在橫橋上，如果此橋純系木結構建築，顯然經不住大火焚燒的。公元前86年，由於大雨導致渭河暴漲，中渭橋被沖毀，不久又重新修復。
“八水繞長安”和環城而建的護城河，給西漢都城長安帶來了豐富的水利資源，使這座古代著名的大都市增添了靈氣與活力，但也給交通出行帶來了許多麻煩與不便，於是陸路交通系統中，藉以跨越河川險阻的建築形式——橋樑，便在長安城四周建立發展起來，並與高大的城牆、雄偉的城門，一起構成長安城堅固的防禦體系。
據史書記載
漢代長安城共有16座橋樑，其中12座橋樑與12座城門相對應，建立在護城河上。長安城北以滔滔東去的渭水為天塹，渭水之上架有3座橋樑，這就是秦、漢、隋、唐諸朝名聞天下的東渭橋、中渭橋、西渭橋了。還有城東的灞橋雖然距離城門較遠，卻為長安城防禦體系中至關重要的安全屏障。
渭河三橋之中的東渭橋位於長安通向關東的大道上，是溝通長安與廣大東方地區重要通道。漢代的東渭橋故址位於今高陵縣以南的灞河和渭河交匯處，建於漢高祖劉邦時期，主要目的是為了加強長安與劉邦當初定都關中時的臨時都城櫟陽的聯繫。漢文帝劉恆從山西北部的代國啟程赴長安即皇帝位，長安城中的文武官員就是集合在這裡迎接的。
渭河三橋中以中渭橋建造時間最早，地位也最為重要。此橋為秦昭王時始建，秦始皇時擴建，漢代予以重修，稱為“橫橋”或“橫門橋”，故址在今西安市草灘農場，距離現在的渭河河床較遠，其原因在於歷史上渭河不斷北移的緣故。據《三輔黃圖》記載，這座橋“寬六丈，南北長三百八十步，六十八間，七百五十柱，一百二十二樑”。說明這座橋是多跨樑式橋，漢代的六丈約合今13.8米，這個數字與我國現代大中城市4車道城市橋約15米的寬度已相當接近。中渭橋橋之南北有堤防，橋頭立有華表，橋身寬長壯觀，橋面巍峨高聳，確實有“橫橋飛渡、以象天漢”的恢弘氣勢。因此一些重大的政治典禮活動有時候在此橋舉行。比如漢宣帝時就曾登臨此橋，迎接匈奴使者並接受群臣的朝賀。《史記》中曾記載漢文帝驅車行經渭橋時，突然有人慌慌張張地從橋下跑出，致使駕馬受驚失控。文帝大怒之下命令將其收捕，交掌管刑獄的廷尉張釋之嚴加審理。張釋之審訊後得知所謂罪犯只不過是一個過路平民，因皇帝出行道路戒嚴躲藏在橋下，等候了一段時間，以為皇帝車隊已經駛過，便跑了出來準備回家，沒想到剛一出來，卻衝犯了皇帝的車駕。張釋之僅以他違犯戒嚴令的罪名處以罰金後釋放。漢文帝以為處罰太輕，認為應處以死罪。張釋之據理力爭，最後說服了漢文帝同意了自己的判決。這一秉公執法的故事，就發生在中渭橋上。橋下可以作為藏身之處，說明由於河灘平闊，當時修建了長長的引橋。中渭橋樑其他結構中很可能也使用石材。公元前91年長安“巫蠱之禍”發生的原因調查清楚後，漢武帝下令將陷害太子的主謀人之一蘇文處以火刑，活活燒死在橫橋上，如果此橋純系木結構建築，顯然經不住大火焚燒的。公元前86年，由於大雨導致渭河暴漲，中渭橋被沖毀，不久又重新修復。
（渭橋發掘場現場）
西渭橋最初建造於漢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在此前一年漢武帝開始在長安城西35公里處營築自己的陵寢茂陵，要經過渭河運輸大量的人力與建築材料，如果出橫門過中渭橋，就繞了很長一段路程。於是漢武帝下令在中渭橋以西興建了一座新橋，直接通向茂陵。這座橋樑被稱為西渭橋，又因其與漢長安城便門相對，故又被稱為“便橋”或“便門橋”。西渭橋故址位於今咸陽市秦都區鹼灘農場附近。此橋建成之後由於近達茂陵、雍城，遠通河西走廊，隨著絲綢之路的開闢與中西文化交流的頻繁，作用日顯重要，成為長安通向西方的咽喉要道。
2012年，考古工作者在漢長安城北邊發現了迄今最大的秦漢木樑柱橋樑遺址。經調查、勘探和發掘確定，目前在未央區六村堡街道西席村北、未央區漢城街道高廟村北農田中，至少有2組5座橋樑。其中位於西席村北的古橋，因正對漢長安城北牆中間城門廚城門，故稱“廚城門橋”，在該處共發現4座橋樑，其中位於中間者為廚城門一號橋，一號橋向西約200米為二號橋，向西80米左右為四號橋，一號橋向東約200米為三號橋。位於高廟村北的古橋，因正對漢長安城北牆洛城門，稱“洛城門橋”。考古工作者將發現發掘的這些位於漢長安城北橫跨渭河的橋樑統稱為“渭橋遺址”，被評為2013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
“八水繞長安”和環城而建的護城河，給西漢都城長安帶來了豐富的水利資源，使這座古代著名的大都市增添了靈氣與活力，但也給交通出行帶來了許多麻煩與不便，於是陸路交通系統中，藉以跨越河川險阻的建築形式——橋樑，便在長安城四周建立發展起來，並與高大的城牆、雄偉的城門，一起構成長安城堅固的防禦體系。
據史書記載
漢代長安城共有16座橋樑，其中12座橋樑與12座城門相對應，建立在護城河上。長安城北以滔滔東去的渭水為天塹，渭水之上架有3座橋樑，這就是秦、漢、隋、唐諸朝名聞天下的東渭橋、中渭橋、西渭橋了。還有城東的灞橋雖然距離城門較遠，卻為長安城防禦體系中至關重要的安全屏障。
渭河三橋之中的東渭橋位於長安通向關東的大道上，是溝通長安與廣大東方地區重要通道。漢代的東渭橋故址位於今高陵縣以南的灞河和渭河交匯處，建於漢高祖劉邦時期，主要目的是為了加強長安與劉邦當初定都關中時的臨時都城櫟陽的聯繫。漢文帝劉恆從山西北部的代國啟程赴長安即皇帝位，長安城中的文武官員就是集合在這裡迎接的。
渭河三橋中以中渭橋建造時間最早，地位也最為重要。此橋為秦昭王時始建，秦始皇時擴建，漢代予以重修，稱為“橫橋”或“橫門橋”，故址在今西安市草灘農場，距離現在的渭河河床較遠，其原因在於歷史上渭河不斷北移的緣故。據《三輔黃圖》記載，這座橋“寬六丈，南北長三百八十步，六十八間，七百五十柱，一百二十二樑”。說明這座橋是多跨樑式橋，漢代的六丈約合今13.8米，這個數字與我國現代大中城市4車道城市橋約15米的寬度已相當接近。中渭橋橋之南北有堤防，橋頭立有華表，橋身寬長壯觀，橋面巍峨高聳，確實有“橫橋飛渡、以象天漢”的恢弘氣勢。因此一些重大的政治典禮活動有時候在此橋舉行。比如漢宣帝時就曾登臨此橋，迎接匈奴使者並接受群臣的朝賀。《史記》中曾記載漢文帝驅車行經渭橋時，突然有人慌慌張張地從橋下跑出，致使駕馬受驚失控。文帝大怒之下命令將其收捕，交掌管刑獄的廷尉張釋之嚴加審理。張釋之審訊後得知所謂罪犯只不過是一個過路平民，因皇帝出行道路戒嚴躲藏在橋下，等候了一段時間，以為皇帝車隊已經駛過，便跑了出來準備回家，沒想到剛一出來，卻衝犯了皇帝的車駕。張釋之僅以他違犯戒嚴令的罪名處以罰金後釋放。漢文帝以為處罰太輕，認為應處以死罪。張釋之據理力爭，最後說服了漢文帝同意了自己的判決。這一秉公執法的故事，就發生在中渭橋上。橋下可以作為藏身之處，說明由於河灘平闊，當時修建了長長的引橋。中渭橋樑其他結構中很可能也使用石材。公元前91年長安“巫蠱之禍”發生的原因調查清楚後，漢武帝下令將陷害太子的主謀人之一蘇文處以火刑，活活燒死在橫橋上，如果此橋純系木結構建築，顯然經不住大火焚燒的。公元前86年，由於大雨導致渭河暴漲，中渭橋被沖毀，不久又重新修復。
（渭橋發掘場現場）
西渭橋最初建造於漢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在此前一年漢武帝開始在長安城西35公里處營築自己的陵寢茂陵，要經過渭河運輸大量的人力與建築材料，如果出橫門過中渭橋，就繞了很長一段路程。於是漢武帝下令在中渭橋以西興建了一座新橋，直接通向茂陵。這座橋樑被稱為西渭橋，又因其與漢長安城便門相對，故又被稱為“便橋”或“便門橋”。西渭橋故址位於今咸陽市秦都區鹼灘農場附近。此橋建成之後由於近達茂陵、雍城，遠通河西走廊，隨著絲綢之路的開闢與中西文化交流的頻繁，作用日顯重要，成為長安通向西方的咽喉要道。
2012年，考古工作者在漢長安城北邊發現了迄今最大的秦漢木樑柱橋樑遺址。經調查、勘探和發掘確定，目前在未央區六村堡街道西席村北、未央區漢城街道高廟村北農田中，至少有2組5座橋樑。其中位於西席村北的古橋，因正對漢長安城北牆中間城門廚城門，故稱“廚城門橋”，在該處共發現4座橋樑，其中位於中間者為廚城門一號橋，一號橋向西約200米為二號橋，向西80米左右為四號橋，一號橋向東約200米為三號橋。位於高廟村北的古橋，因正對漢長安城北牆洛城門，稱“洛城門橋”。考古工作者將發現發掘的這些位於漢長安城北橫跨渭河的橋樑統稱為“渭橋遺址”，被評為2013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
廚城門一號橋，橫跨於渭河之上。橋樑東西兩側橋樁之間的寬度約為15.4米。橋樑南北長度約880米左右。橋樁殘長約6.2—8.8米，也是將橋樁底端削出長約1米以上的三角錐形楔於河床。橋樁順河流方向東西排列，間距不等，南北兩排橋樁間距約3—7米。多處發現有粗細不等橋樁密集成堆的現象，而且還發現一些橋樁開口高度相差達2米左右，說明此橋使用時間較長，歷經多次程度不同的維修和續建。廚城門三號橋西與廚城門一號橋相距約200米。發掘確定，該橋為南北向木樑柱橋，其東西兩側橋樁之間寬約8.3米，南北兩列橋樁之間間距約6—7米。
洛城門橋向西與廚城門橋相距約1700米左右，也是南北向木樑柱橋，東西兩側橋樁之間寬約15米，已發現東西3排橋樁，相鄰兩排橋樁間距約9—10米。
渭橋2組5座橋樑遺址的發現，說明漢代長安所建橋樑數量遠遠不止史書上記載的16座橋樑，因為今天考古發現的很多橋樑其名目與史書記載的橋樑名稱無法對應。而這些橋樑的規模、形制、材料與堅固程度，均體現了漢代領先於當時世界各地的橋樑建築技術與水平。
“八水繞長安”和環城而建的護城河，給西漢都城長安帶來了豐富的水利資源，使這座古代著名的大都市增添了靈氣與活力，但也給交通出行帶來了許多麻煩與不便，於是陸路交通系統中，藉以跨越河川險阻的建築形式——橋樑，便在長安城四周建立發展起來，並與高大的城牆、雄偉的城門，一起構成長安城堅固的防禦體系。
據史書記載
漢代長安城共有16座橋樑，其中12座橋樑與12座城門相對應，建立在護城河上。長安城北以滔滔東去的渭水為天塹，渭水之上架有3座橋樑，這就是秦、漢、隋、唐諸朝名聞天下的東渭橋、中渭橋、西渭橋了。還有城東的灞橋雖然距離城門較遠，卻為長安城防禦體系中至關重要的安全屏障。
渭河三橋之中的東渭橋位於長安通向關東的大道上，是溝通長安與廣大東方地區重要通道。漢代的東渭橋故址位於今高陵縣以南的灞河和渭河交匯處，建於漢高祖劉邦時期，主要目的是為了加強長安與劉邦當初定都關中時的臨時都城櫟陽的聯繫。漢文帝劉恆從山西北部的代國啟程赴長安即皇帝位，長安城中的文武官員就是集合在這裡迎接的。
渭河三橋中以中渭橋建造時間最早，地位也最為重要。此橋為秦昭王時始建，秦始皇時擴建，漢代予以重修，稱為“橫橋”或“橫門橋”，故址在今西安市草灘農場，距離現在的渭河河床較遠，其原因在於歷史上渭河不斷北移的緣故。據《三輔黃圖》記載，這座橋“寬六丈，南北長三百八十步，六十八間，七百五十柱，一百二十二樑”。說明這座橋是多跨樑式橋，漢代的六丈約合今13.8米，這個數字與我國現代大中城市4車道城市橋約15米的寬度已相當接近。中渭橋橋之南北有堤防，橋頭立有華表，橋身寬長壯觀，橋面巍峨高聳，確實有“橫橋飛渡、以象天漢”的恢弘氣勢。因此一些重大的政治典禮活動有時候在此橋舉行。比如漢宣帝時就曾登臨此橋，迎接匈奴使者並接受群臣的朝賀。《史記》中曾記載漢文帝驅車行經渭橋時，突然有人慌慌張張地從橋下跑出，致使駕馬受驚失控。文帝大怒之下命令將其收捕，交掌管刑獄的廷尉張釋之嚴加審理。張釋之審訊後得知所謂罪犯只不過是一個過路平民，因皇帝出行道路戒嚴躲藏在橋下，等候了一段時間，以為皇帝車隊已經駛過，便跑了出來準備回家，沒想到剛一出來，卻衝犯了皇帝的車駕。張釋之僅以他違犯戒嚴令的罪名處以罰金後釋放。漢文帝以為處罰太輕，認為應處以死罪。張釋之據理力爭，最後說服了漢文帝同意了自己的判決。這一秉公執法的故事，就發生在中渭橋上。橋下可以作為藏身之處，說明由於河灘平闊，當時修建了長長的引橋。中渭橋樑其他結構中很可能也使用石材。公元前91年長安“巫蠱之禍”發生的原因調查清楚後，漢武帝下令將陷害太子的主謀人之一蘇文處以火刑，活活燒死在橫橋上，如果此橋純系木結構建築，顯然經不住大火焚燒的。公元前86年，由於大雨導致渭河暴漲，中渭橋被沖毀，不久又重新修復。
（渭橋發掘場現場）
西渭橋最初建造於漢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在此前一年漢武帝開始在長安城西35公里處營築自己的陵寢茂陵，要經過渭河運輸大量的人力與建築材料，如果出橫門過中渭橋，就繞了很長一段路程。於是漢武帝下令在中渭橋以西興建了一座新橋，直接通向茂陵。這座橋樑被稱為西渭橋，又因其與漢長安城便門相對，故又被稱為“便橋”或“便門橋”。西渭橋故址位於今咸陽市秦都區鹼灘農場附近。此橋建成之後由於近達茂陵、雍城，遠通河西走廊，隨著絲綢之路的開闢與中西文化交流的頻繁，作用日顯重要，成為長安通向西方的咽喉要道。
2012年，考古工作者在漢長安城北邊發現了迄今最大的秦漢木樑柱橋樑遺址。經調查、勘探和發掘確定，目前在未央區六村堡街道西席村北、未央區漢城街道高廟村北農田中，至少有2組5座橋樑。其中位於西席村北的古橋，因正對漢長安城北牆中間城門廚城門，故稱“廚城門橋”，在該處共發現4座橋樑，其中位於中間者為廚城門一號橋，一號橋向西約200米為二號橋，向西80米左右為四號橋，一號橋向東約200米為三號橋。位於高廟村北的古橋，因正對漢長安城北牆洛城門，稱“洛城門橋”。考古工作者將發現發掘的這些位於漢長安城北橫跨渭河的橋樑統稱為“渭橋遺址”，被評為2013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
廚城門一號橋，橫跨於渭河之上。橋樑東西兩側橋樁之間的寬度約為15.4米。橋樑南北長度約880米左右。橋樁殘長約6.2—8.8米，也是將橋樁底端削出長約1米以上的三角錐形楔於河床。橋樁順河流方向東西排列，間距不等，南北兩排橋樁間距約3—7米。多處發現有粗細不等橋樁密集成堆的現象，而且還發現一些橋樁開口高度相差達2米左右，說明此橋使用時間較長，歷經多次程度不同的維修和續建。廚城門三號橋西與廚城門一號橋相距約200米。發掘確定，該橋為南北向木樑柱橋，其東西兩側橋樁之間寬約8.3米，南北兩列橋樁之間間距約6—7米。
洛城門橋向西與廚城門橋相距約1700米左右，也是南北向木樑柱橋，東西兩側橋樁之間寬約15米，已發現東西3排橋樁，相鄰兩排橋樁間距約9—10米。
渭橋2組5座橋樑遺址的發現，說明漢代長安所建橋樑數量遠遠不止史書上記載的16座橋樑，因為今天考古發現的很多橋樑其名目與史書記載的橋樑名稱無法對應。而這些橋樑的規模、形制、材料與堅固程度，均體現了漢代領先於當時世界各地的橋樑建築技術與水平。
特別是廚城門一號橋體量巨大，是已知同時期世界上最大的木樑柱橋，是絲綢之路從漢長安城出發後的第一座橋樑。渭橋遺址的發現與發掘，不僅填補了漢長安城北渭河古橋考古的空白，也填補了橋樑學研究的空白。
橫跨灞河的灞橋是長安與東方廣大地區的重要通道，也是長安城東部的重要屏障，如果灞橋失守，長安城以至於整個關中就門戶大開，再也沒有什麼障礙了。因此秦末劉邦率軍過武關經藍田突然出現在灞上，秦王子嬰頓時驚慌失措，感到大勢已去，只得率領咸陽文武百官跪降於軹道。後來項羽率軍進入咸陽，實力弱小的劉邦寧肯讓出咸陽，也要固守灞上，實際上扼守了關中通往東方的咽喉。西漢中央政府專門在灞橋駐有軍隊，設置裡亭，加強交通管制，強化治安管理。這裡綠柳成蔭，風景優美，漢代長安人送別東去的客人，往往在此停住腳步，折柳贈別，這一習俗一直沿襲到了隋唐時代。灞橋之柳，在中國古代成為寄託離情與鄉愁的象徵。王莽地皇三年（22），灞橋發生火災，數千人搶救不及，灞橋終於焚燬。後來調查失火的原因，據說是由於寄居在橋下的貧民生火取暖不慎造成火災。由此可見灞橋也有引橋。王莽在灞橋被焚燬之後不久就重新予以修復，並命名為“長存橋”。
“八水繞長安”和環城而建的護城河，給西漢都城長安帶來了豐富的水利資源，使這座古代著名的大都市增添了靈氣與活力，但也給交通出行帶來了許多麻煩與不便，於是陸路交通系統中，藉以跨越河川險阻的建築形式——橋樑，便在長安城四周建立發展起來，並與高大的城牆、雄偉的城門，一起構成長安城堅固的防禦體系。
據史書記載
漢代長安城共有16座橋樑，其中12座橋樑與12座城門相對應，建立在護城河上。長安城北以滔滔東去的渭水為天塹，渭水之上架有3座橋樑，這就是秦、漢、隋、唐諸朝名聞天下的東渭橋、中渭橋、西渭橋了。還有城東的灞橋雖然距離城門較遠，卻為長安城防禦體系中至關重要的安全屏障。
渭河三橋之中的東渭橋位於長安通向關東的大道上，是溝通長安與廣大東方地區重要通道。漢代的東渭橋故址位於今高陵縣以南的灞河和渭河交匯處，建於漢高祖劉邦時期，主要目的是為了加強長安與劉邦當初定都關中時的臨時都城櫟陽的聯繫。漢文帝劉恆從山西北部的代國啟程赴長安即皇帝位，長安城中的文武官員就是集合在這裡迎接的。
渭河三橋中以中渭橋建造時間最早，地位也最為重要。此橋為秦昭王時始建，秦始皇時擴建，漢代予以重修，稱為“橫橋”或“橫門橋”，故址在今西安市草灘農場，距離現在的渭河河床較遠，其原因在於歷史上渭河不斷北移的緣故。據《三輔黃圖》記載，這座橋“寬六丈，南北長三百八十步，六十八間，七百五十柱，一百二十二樑”。說明這座橋是多跨樑式橋，漢代的六丈約合今13.8米，這個數字與我國現代大中城市4車道城市橋約15米的寬度已相當接近。中渭橋橋之南北有堤防，橋頭立有華表，橋身寬長壯觀，橋面巍峨高聳，確實有“橫橋飛渡、以象天漢”的恢弘氣勢。因此一些重大的政治典禮活動有時候在此橋舉行。比如漢宣帝時就曾登臨此橋，迎接匈奴使者並接受群臣的朝賀。《史記》中曾記載漢文帝驅車行經渭橋時，突然有人慌慌張張地從橋下跑出，致使駕馬受驚失控。文帝大怒之下命令將其收捕，交掌管刑獄的廷尉張釋之嚴加審理。張釋之審訊後得知所謂罪犯只不過是一個過路平民，因皇帝出行道路戒嚴躲藏在橋下，等候了一段時間，以為皇帝車隊已經駛過，便跑了出來準備回家，沒想到剛一出來，卻衝犯了皇帝的車駕。張釋之僅以他違犯戒嚴令的罪名處以罰金後釋放。漢文帝以為處罰太輕，認為應處以死罪。張釋之據理力爭，最後說服了漢文帝同意了自己的判決。這一秉公執法的故事，就發生在中渭橋上。橋下可以作為藏身之處，說明由於河灘平闊，當時修建了長長的引橋。中渭橋樑其他結構中很可能也使用石材。公元前91年長安“巫蠱之禍”發生的原因調查清楚後，漢武帝下令將陷害太子的主謀人之一蘇文處以火刑，活活燒死在橫橋上，如果此橋純系木結構建築，顯然經不住大火焚燒的。公元前86年，由於大雨導致渭河暴漲，中渭橋被沖毀，不久又重新修復。
（渭橋發掘場現場）
西渭橋最初建造於漢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在此前一年漢武帝開始在長安城西35公里處營築自己的陵寢茂陵，要經過渭河運輸大量的人力與建築材料，如果出橫門過中渭橋，就繞了很長一段路程。於是漢武帝下令在中渭橋以西興建了一座新橋，直接通向茂陵。這座橋樑被稱為西渭橋，又因其與漢長安城便門相對，故又被稱為“便橋”或“便門橋”。西渭橋故址位於今咸陽市秦都區鹼灘農場附近。此橋建成之後由於近達茂陵、雍城，遠通河西走廊，隨著絲綢之路的開闢與中西文化交流的頻繁，作用日顯重要，成為長安通向西方的咽喉要道。
2012年，考古工作者在漢長安城北邊發現了迄今最大的秦漢木樑柱橋樑遺址。經調查、勘探和發掘確定，目前在未央區六村堡街道西席村北、未央區漢城街道高廟村北農田中，至少有2組5座橋樑。其中位於西席村北的古橋，因正對漢長安城北牆中間城門廚城門，故稱“廚城門橋”，在該處共發現4座橋樑，其中位於中間者為廚城門一號橋，一號橋向西約200米為二號橋，向西80米左右為四號橋，一號橋向東約200米為三號橋。位於高廟村北的古橋，因正對漢長安城北牆洛城門，稱“洛城門橋”。考古工作者將發現發掘的這些位於漢長安城北橫跨渭河的橋樑統稱為“渭橋遺址”，被評為2013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
廚城門一號橋，橫跨於渭河之上。橋樑東西兩側橋樁之間的寬度約為15.4米。橋樑南北長度約880米左右。橋樁殘長約6.2—8.8米，也是將橋樁底端削出長約1米以上的三角錐形楔於河床。橋樁順河流方向東西排列，間距不等，南北兩排橋樁間距約3—7米。多處發現有粗細不等橋樁密集成堆的現象，而且還發現一些橋樁開口高度相差達2米左右，說明此橋使用時間較長，歷經多次程度不同的維修和續建。廚城門三號橋西與廚城門一號橋相距約200米。發掘確定，該橋為南北向木樑柱橋，其東西兩側橋樁之間寬約8.3米，南北兩列橋樁之間間距約6—7米。
洛城門橋向西與廚城門橋相距約1700米左右，也是南北向木樑柱橋，東西兩側橋樁之間寬約15米，已發現東西3排橋樁，相鄰兩排橋樁間距約9—10米。
渭橋2組5座橋樑遺址的發現，說明漢代長安所建橋樑數量遠遠不止史書上記載的16座橋樑，因為今天考古發現的很多橋樑其名目與史書記載的橋樑名稱無法對應。而這些橋樑的規模、形制、材料與堅固程度，均體現了漢代領先於當時世界各地的橋樑建築技術與水平。
特別是廚城門一號橋體量巨大，是已知同時期世界上最大的木樑柱橋，是絲綢之路從漢長安城出發後的第一座橋樑。渭橋遺址的發現與發掘，不僅填補了漢長安城北渭河古橋考古的空白，也填補了橋樑學研究的空白。
橫跨灞河的灞橋是長安與東方廣大地區的重要通道，也是長安城東部的重要屏障，如果灞橋失守，長安城以至於整個關中就門戶大開，再也沒有什麼障礙了。因此秦末劉邦率軍過武關經藍田突然出現在灞上，秦王子嬰頓時驚慌失措，感到大勢已去，只得率領咸陽文武百官跪降於軹道。後來項羽率軍進入咸陽，實力弱小的劉邦寧肯讓出咸陽，也要固守灞上，實際上扼守了關中通往東方的咽喉。西漢中央政府專門在灞橋駐有軍隊，設置裡亭，加強交通管制，強化治安管理。這裡綠柳成蔭，風景優美，漢代長安人送別東去的客人，往往在此停住腳步，折柳贈別，這一習俗一直沿襲到了隋唐時代。灞橋之柳，在中國古代成為寄託離情與鄉愁的象徵。王莽地皇三年（22），灞橋發生火災，數千人搶救不及，灞橋終於焚燬。後來調查失火的原因，據說是由於寄居在橋下的貧民生火取暖不慎造成火災。由此可見灞橋也有引橋。王莽在灞橋被焚燬之後不久就重新予以修復，並命名為“長存橋”。
漢代長安的橋樑，在漢長安城遺址西面也有驚人的發現。1989年11月，在咸陽市釣臺鄉五道村附近發現兩座漢代橋樑遺址。其中一座橋址16排112根木樁，每排間距3—6米。已露出的木樁高1.6米，直徑約40釐米，上端殘缺不全，有火燒痕跡。根據研究，當時橋面寬16米左右，為榫卯結構，但今天已不復存在。橋南端發現面積約8平方米大型鐵板6塊。據測定，此橋距今已2100餘年，屬於漢代建築，也是目前國內外迄今發現的時代最久遠、規模最宏大的木結構橋樑遺址。另一座橋樑位於此橋東300米處。發現15排41根木樁，排距8米左右。露出的木樁高2—3米，並發現有9.54米方形大梁一根。橋面寬度及結構均與西面的橋樑相同。從殘瓦等物和兩橋風格基本相同的特點分析，認為可能是另一橋燒坍後的重建橋，重建時間已在西漢時期。有的學者認為此橋是漢代帝王狩獵遊樂的上林苑內的灃河橋，故稱為灃河古橋。
2006年，在西安市未央區三橋鎮灣子村東北300米處，考古工作者又發現了一座漢代木結構橋樑遺址。楔入河床的木樁共5排160根，這些木樁根根挺立，基本處在原始位置，多為木質堅硬的黃楊木、香樟木、楠木等珍貴木種。木樁下部削為三稜錐形，非常尖利，採用夯打的形式深深楔入河床。橋寬50米，長300米，為目前國內發現的規模較大、時間最早、建築材料最為珍貴的古代橋樑遺址。根據研究，此橋位於漢長安城西南角處約300米，介於長安城與建章宮之間，很可能是西漢時期修建於潏水之上的由長安城通向上林苑的皇家橋樑。
“八水繞長安”和環城而建的護城河，給西漢都城長安帶來了豐富的水利資源，使這座古代著名的大都市增添了靈氣與活力，但也給交通出行帶來了許多麻煩與不便，於是陸路交通系統中，藉以跨越河川險阻的建築形式——橋樑，便在長安城四周建立發展起來，並與高大的城牆、雄偉的城門，一起構成長安城堅固的防禦體系。
據史書記載
漢代長安城共有16座橋樑，其中12座橋樑與12座城門相對應，建立在護城河上。長安城北以滔滔東去的渭水為天塹，渭水之上架有3座橋樑，這就是秦、漢、隋、唐諸朝名聞天下的東渭橋、中渭橋、西渭橋了。還有城東的灞橋雖然距離城門較遠，卻為長安城防禦體系中至關重要的安全屏障。
渭河三橋之中的東渭橋位於長安通向關東的大道上，是溝通長安與廣大東方地區重要通道。漢代的東渭橋故址位於今高陵縣以南的灞河和渭河交匯處，建於漢高祖劉邦時期，主要目的是為了加強長安與劉邦當初定都關中時的臨時都城櫟陽的聯繫。漢文帝劉恆從山西北部的代國啟程赴長安即皇帝位，長安城中的文武官員就是集合在這裡迎接的。
渭河三橋中以中渭橋建造時間最早，地位也最為重要。此橋為秦昭王時始建，秦始皇時擴建，漢代予以重修，稱為“橫橋”或“橫門橋”，故址在今西安市草灘農場，距離現在的渭河河床較遠，其原因在於歷史上渭河不斷北移的緣故。據《三輔黃圖》記載，這座橋“寬六丈，南北長三百八十步，六十八間，七百五十柱，一百二十二樑”。說明這座橋是多跨樑式橋，漢代的六丈約合今13.8米，這個數字與我國現代大中城市4車道城市橋約15米的寬度已相當接近。中渭橋橋之南北有堤防，橋頭立有華表，橋身寬長壯觀，橋面巍峨高聳，確實有“橫橋飛渡、以象天漢”的恢弘氣勢。因此一些重大的政治典禮活動有時候在此橋舉行。比如漢宣帝時就曾登臨此橋，迎接匈奴使者並接受群臣的朝賀。《史記》中曾記載漢文帝驅車行經渭橋時，突然有人慌慌張張地從橋下跑出，致使駕馬受驚失控。文帝大怒之下命令將其收捕，交掌管刑獄的廷尉張釋之嚴加審理。張釋之審訊後得知所謂罪犯只不過是一個過路平民，因皇帝出行道路戒嚴躲藏在橋下，等候了一段時間，以為皇帝車隊已經駛過，便跑了出來準備回家，沒想到剛一出來，卻衝犯了皇帝的車駕。張釋之僅以他違犯戒嚴令的罪名處以罰金後釋放。漢文帝以為處罰太輕，認為應處以死罪。張釋之據理力爭，最後說服了漢文帝同意了自己的判決。這一秉公執法的故事，就發生在中渭橋上。橋下可以作為藏身之處，說明由於河灘平闊，當時修建了長長的引橋。中渭橋樑其他結構中很可能也使用石材。公元前91年長安“巫蠱之禍”發生的原因調查清楚後，漢武帝下令將陷害太子的主謀人之一蘇文處以火刑，活活燒死在橫橋上，如果此橋純系木結構建築，顯然經不住大火焚燒的。公元前86年，由於大雨導致渭河暴漲，中渭橋被沖毀，不久又重新修復。
（渭橋發掘場現場）
西渭橋最初建造於漢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在此前一年漢武帝開始在長安城西35公里處營築自己的陵寢茂陵，要經過渭河運輸大量的人力與建築材料，如果出橫門過中渭橋，就繞了很長一段路程。於是漢武帝下令在中渭橋以西興建了一座新橋，直接通向茂陵。這座橋樑被稱為西渭橋，又因其與漢長安城便門相對，故又被稱為“便橋”或“便門橋”。西渭橋故址位於今咸陽市秦都區鹼灘農場附近。此橋建成之後由於近達茂陵、雍城，遠通河西走廊，隨著絲綢之路的開闢與中西文化交流的頻繁，作用日顯重要，成為長安通向西方的咽喉要道。
2012年，考古工作者在漢長安城北邊發現了迄今最大的秦漢木樑柱橋樑遺址。經調查、勘探和發掘確定，目前在未央區六村堡街道西席村北、未央區漢城街道高廟村北農田中，至少有2組5座橋樑。其中位於西席村北的古橋，因正對漢長安城北牆中間城門廚城門，故稱“廚城門橋”，在該處共發現4座橋樑，其中位於中間者為廚城門一號橋，一號橋向西約200米為二號橋，向西80米左右為四號橋，一號橋向東約200米為三號橋。位於高廟村北的古橋，因正對漢長安城北牆洛城門，稱“洛城門橋”。考古工作者將發現發掘的這些位於漢長安城北橫跨渭河的橋樑統稱為“渭橋遺址”，被評為2013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
廚城門一號橋，橫跨於渭河之上。橋樑東西兩側橋樁之間的寬度約為15.4米。橋樑南北長度約880米左右。橋樁殘長約6.2—8.8米，也是將橋樁底端削出長約1米以上的三角錐形楔於河床。橋樁順河流方向東西排列，間距不等，南北兩排橋樁間距約3—7米。多處發現有粗細不等橋樁密集成堆的現象，而且還發現一些橋樁開口高度相差達2米左右，說明此橋使用時間較長，歷經多次程度不同的維修和續建。廚城門三號橋西與廚城門一號橋相距約200米。發掘確定，該橋為南北向木樑柱橋，其東西兩側橋樁之間寬約8.3米，南北兩列橋樁之間間距約6—7米。
洛城門橋向西與廚城門橋相距約1700米左右，也是南北向木樑柱橋，東西兩側橋樁之間寬約15米，已發現東西3排橋樁，相鄰兩排橋樁間距約9—10米。
渭橋2組5座橋樑遺址的發現，說明漢代長安所建橋樑數量遠遠不止史書上記載的16座橋樑，因為今天考古發現的很多橋樑其名目與史書記載的橋樑名稱無法對應。而這些橋樑的規模、形制、材料與堅固程度，均體現了漢代領先於當時世界各地的橋樑建築技術與水平。
特別是廚城門一號橋體量巨大，是已知同時期世界上最大的木樑柱橋，是絲綢之路從漢長安城出發後的第一座橋樑。渭橋遺址的發現與發掘，不僅填補了漢長安城北渭河古橋考古的空白，也填補了橋樑學研究的空白。
橫跨灞河的灞橋是長安與東方廣大地區的重要通道，也是長安城東部的重要屏障，如果灞橋失守，長安城以至於整個關中就門戶大開，再也沒有什麼障礙了。因此秦末劉邦率軍過武關經藍田突然出現在灞上，秦王子嬰頓時驚慌失措，感到大勢已去，只得率領咸陽文武百官跪降於軹道。後來項羽率軍進入咸陽，實力弱小的劉邦寧肯讓出咸陽，也要固守灞上，實際上扼守了關中通往東方的咽喉。西漢中央政府專門在灞橋駐有軍隊，設置裡亭，加強交通管制，強化治安管理。這裡綠柳成蔭，風景優美，漢代長安人送別東去的客人，往往在此停住腳步，折柳贈別，這一習俗一直沿襲到了隋唐時代。灞橋之柳，在中國古代成為寄託離情與鄉愁的象徵。王莽地皇三年（22），灞橋發生火災，數千人搶救不及，灞橋終於焚燬。後來調查失火的原因，據說是由於寄居在橋下的貧民生火取暖不慎造成火災。由此可見灞橋也有引橋。王莽在灞橋被焚燬之後不久就重新予以修復，並命名為“長存橋”。
漢代長安的橋樑，在漢長安城遺址西面也有驚人的發現。1989年11月，在咸陽市釣臺鄉五道村附近發現兩座漢代橋樑遺址。其中一座橋址16排112根木樁，每排間距3—6米。已露出的木樁高1.6米，直徑約40釐米，上端殘缺不全，有火燒痕跡。根據研究，當時橋面寬16米左右，為榫卯結構，但今天已不復存在。橋南端發現面積約8平方米大型鐵板6塊。據測定，此橋距今已2100餘年，屬於漢代建築，也是目前國內外迄今發現的時代最久遠、規模最宏大的木結構橋樑遺址。另一座橋樑位於此橋東300米處。發現15排41根木樁，排距8米左右。露出的木樁高2—3米，並發現有9.54米方形大梁一根。橋面寬度及結構均與西面的橋樑相同。從殘瓦等物和兩橋風格基本相同的特點分析，認為可能是另一橋燒坍後的重建橋，重建時間已在西漢時期。有的學者認為此橋是漢代帝王狩獵遊樂的上林苑內的灃河橋，故稱為灃河古橋。
2006年，在西安市未央區三橋鎮灣子村東北300米處，考古工作者又發現了一座漢代木結構橋樑遺址。楔入河床的木樁共5排160根，這些木樁根根挺立，基本處在原始位置，多為木質堅硬的黃楊木、香樟木、楠木等珍貴木種。木樁下部削為三稜錐形，非常尖利，採用夯打的形式深深楔入河床。橋寬50米，長300米，為目前國內發現的規模較大、時間最早、建築材料最為珍貴的古代橋樑遺址。根據研究，此橋位於漢長安城西南角處約300米，介於長安城與建章宮之間，很可能是西漢時期修建於潏水之上的由長安城通向上林苑的皇家橋樑。
綜合史書記載和考古發現，說明漢都長安作為當時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和聞名世界的大都市，水陸交通十分發達，道路橋樑密如蛛網，通向四面八方。總之，無論從佈局規模、居住人口還是建築水平、基礎設施來看，漢代的長安城都是當時世界上位居一流的大都市。
來源：西安市地方誌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