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未幾
在宋代的禪宗寺院，一個僧侶的一天通常是這樣開始的：“晨朝起來，洗手面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佛前禮拜；佛前禮拜了，和尚主事處問訊……起來洗手面盥漱了，吃茶；吃茶了，東事西事……上堂吃飯了，盥漱；盥漱了，吃荼；吃茶了，東事西事…”吃茶一事貫穿始終。
彼時隔海相望的日本，伴隨唐風而來的茶文化自嵯峨天皇去世後，銷聲匿跡了300多年。一直到日本茶祖榮西禪師從中國帶回茶種、製茶和飲茶方法，完成《吃茶養生記》，日本茶飲之風才又重新開啟。
榮西之後，留學中國的日本僧侶們不斷將“建安鬥茶”“茶會”“茶宴”“黑釉建盞”等茶禮、茶器帶回日本，日本飲茶文化隨之普及擴大，促成了日本茶道的產生。其中，尤以代表中國宋代茶文化最高水平的福建建安鬥茶，對日本茶道初創貢獻為大，有學者因之將建安稱為“中國茶藝文化的發祥地，日本茶道文化的根”。
文/未幾
在宋代的禪宗寺院，一個僧侶的一天通常是這樣開始的：“晨朝起來，洗手面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佛前禮拜；佛前禮拜了，和尚主事處問訊……起來洗手面盥漱了，吃茶；吃茶了，東事西事……上堂吃飯了，盥漱；盥漱了，吃荼；吃茶了，東事西事…”吃茶一事貫穿始終。
彼時隔海相望的日本，伴隨唐風而來的茶文化自嵯峨天皇去世後，銷聲匿跡了300多年。一直到日本茶祖榮西禪師從中國帶回茶種、製茶和飲茶方法，完成《吃茶養生記》，日本茶飲之風才又重新開啟。
榮西之後，留學中國的日本僧侶們不斷將“建安鬥茶”“茶會”“茶宴”“黑釉建盞”等茶禮、茶器帶回日本，日本飲茶文化隨之普及擴大，促成了日本茶道的產生。其中，尤以代表中國宋代茶文化最高水平的福建建安鬥茶，對日本茶道初創貢獻為大，有學者因之將建安稱為“中國茶藝文化的發祥地，日本茶道文化的根”。
後主李煜一見鍾情
建安產茶由來已久，茶興於唐而盛於宋，由於宋代氣溫比唐代低2-3度，導致茶葉重心向南轉移，閩南和嶺南茶葉興起，貢茶從顧渚（今浙江湖州長興縣）紫筍茶改為福建建安（今福建建甌）荼，建茶一躍成為宋朝皇室和士大夫們的最愛。
中原人對建茶的青睞，可追溯至五代時期。8世紀中期，建茶已有一定規模，緣於當時建州（州治所在地為建安）交通閉塞，在外面名聲不大，茶聖陸羽對其點評只有寥寥數字，“未詳”，但“往往得之，其味極佳”。唐末，建安富戶張廷暉發現建安東面20餘里的鳳凰山適宜種茶，引進當時製茶技術，開闢出百畝茶園。此後，建茶迎來它的全盛期。
龍啟元年（933），張廷暉以閩國閣門使身份將茶園送給皇家，閩國以福建為境，鳳凰山又在福建的北部，茶園得名北苑（苑取皇家園林之意）。閩國滅亡後，南唐潘承祐負責福建徵稅事務，他把北苑附近的茶園收為官有，擴大了皇家茶園規模。當時南唐主李璟命人在北苑採茶，就地加工，名之曰“研膏”“臘面”。傳言李璟原本最愛江蘇宜興陽羨茶，可自打他品嚐過上品“臘面”後，竟下旨，“陽羨茶無須再貢。
為保證御茶質量，李煜專派擅長製茶的官員趕赴建州指導和監製，並於建安北苑設立供皇帝享用的“龍焙”，以“鬥茶”形式採集閩北各縣茶葉，歸北苑龍焙植制，唐時一些名茶，開始被逐漸取代。南唐時，建州有官私焙1332所，官焙36所，“建茶在以後數百年中的全國重要地位，就在此時確立了”。
建安被劃入宋朝版圖後，太平興國二年（977），宋太宗為了“取象於龍鳳，以別庶飲，由此入貢”，便派遺御茶史來到建州北苑，監製龍鳳御茶。龍鳳御茶就是把茶膏壓模定型的模具上刻有龍、鳳、花草圖案，使茶餅成型後，餅面上有龍鳳圖案。據宋人楊億所述，龍茶只供皇帝，以及賞賜給執政大臣、親王、長公主。其餘皇族、學士、將帥，只能得到鳳茶。
蔡襄力推 歐陽修痴迷
11世紀初，作為宋代貢茶製作中心，建茶產量劇增，建州北苑一度“歲貢片茶二十萬六千斤”，貢茶數額之大，堪稱龍鳳盛世。有兩個人在推動建茶“風靡全國，享譽朝野數百年”的進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一個是於宋鹹平年間（998－1003）擔任福建轉運使的丁謂，早在太宗末年，丁謂就給朝廷奏過一幅《建茶圖》，詳細描繪了龍、鳳茶片的構圖。負責監製北苑貢茶過程中，為討皇帝歡心，丁謂嚴格貫徹“早快新”三字方針：“社前十日即採其芽。日數千工聚而造之，逼社即入貢”，從採茶到入貢不過十幾天時間。此外，丁謂還在所著《北苑茶錄》裡大力宣揚“龍鳳團”（文人學士詠贊建茶之代稱），建茶身價倍增。
另一個是宋仁宗慶曆年間（1041－1048）任福建轉運使的蔡襄。蔡襄18歲舉進士後，數次在盛產茶果的漳、泉、福州等處任地方官，對茶事頗為熟知。他把丁謂原來八餅為一斤的大團茶改製為二十餅一斤的小團茶，“在品質方面，採用鮮嫩的茶芽製作茶餅，並改進製茶工藝”，比丁謂大龍團更為精絕。他還就建茶的色香味加以論述，細緻羅列製茶器具、泡飲、品評等各種方法，為後世留下繼陸羽《茶經》之後的茶葉專著《茶錄》，在朝野上下廣為流傳。
文/未幾
在宋代的禪宗寺院，一個僧侶的一天通常是這樣開始的：“晨朝起來，洗手面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佛前禮拜；佛前禮拜了，和尚主事處問訊……起來洗手面盥漱了，吃茶；吃茶了，東事西事……上堂吃飯了，盥漱；盥漱了，吃荼；吃茶了，東事西事…”吃茶一事貫穿始終。
彼時隔海相望的日本，伴隨唐風而來的茶文化自嵯峨天皇去世後，銷聲匿跡了300多年。一直到日本茶祖榮西禪師從中國帶回茶種、製茶和飲茶方法，完成《吃茶養生記》，日本茶飲之風才又重新開啟。
榮西之後，留學中國的日本僧侶們不斷將“建安鬥茶”“茶會”“茶宴”“黑釉建盞”等茶禮、茶器帶回日本，日本飲茶文化隨之普及擴大，促成了日本茶道的產生。其中，尤以代表中國宋代茶文化最高水平的福建建安鬥茶，對日本茶道初創貢獻為大，有學者因之將建安稱為“中國茶藝文化的發祥地，日本茶道文化的根”。
後主李煜一見鍾情
建安產茶由來已久，茶興於唐而盛於宋，由於宋代氣溫比唐代低2-3度，導致茶葉重心向南轉移，閩南和嶺南茶葉興起，貢茶從顧渚（今浙江湖州長興縣）紫筍茶改為福建建安（今福建建甌）荼，建茶一躍成為宋朝皇室和士大夫們的最愛。
中原人對建茶的青睞，可追溯至五代時期。8世紀中期，建茶已有一定規模，緣於當時建州（州治所在地為建安）交通閉塞，在外面名聲不大，茶聖陸羽對其點評只有寥寥數字，“未詳”，但“往往得之，其味極佳”。唐末，建安富戶張廷暉發現建安東面20餘里的鳳凰山適宜種茶，引進當時製茶技術，開闢出百畝茶園。此後，建茶迎來它的全盛期。
龍啟元年（933），張廷暉以閩國閣門使身份將茶園送給皇家，閩國以福建為境，鳳凰山又在福建的北部，茶園得名北苑（苑取皇家園林之意）。閩國滅亡後，南唐潘承祐負責福建徵稅事務，他把北苑附近的茶園收為官有，擴大了皇家茶園規模。當時南唐主李璟命人在北苑採茶，就地加工，名之曰“研膏”“臘面”。傳言李璟原本最愛江蘇宜興陽羨茶，可自打他品嚐過上品“臘面”後，竟下旨，“陽羨茶無須再貢。
為保證御茶質量，李煜專派擅長製茶的官員趕赴建州指導和監製，並於建安北苑設立供皇帝享用的“龍焙”，以“鬥茶”形式採集閩北各縣茶葉，歸北苑龍焙植制，唐時一些名茶，開始被逐漸取代。南唐時，建州有官私焙1332所，官焙36所，“建茶在以後數百年中的全國重要地位，就在此時確立了”。
建安被劃入宋朝版圖後，太平興國二年（977），宋太宗為了“取象於龍鳳，以別庶飲，由此入貢”，便派遺御茶史來到建州北苑，監製龍鳳御茶。龍鳳御茶就是把茶膏壓模定型的模具上刻有龍、鳳、花草圖案，使茶餅成型後，餅面上有龍鳳圖案。據宋人楊億所述，龍茶只供皇帝，以及賞賜給執政大臣、親王、長公主。其餘皇族、學士、將帥，只能得到鳳茶。
蔡襄力推 歐陽修痴迷
11世紀初，作為宋代貢茶製作中心，建茶產量劇增，建州北苑一度“歲貢片茶二十萬六千斤”，貢茶數額之大，堪稱龍鳳盛世。有兩個人在推動建茶“風靡全國，享譽朝野數百年”的進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一個是於宋鹹平年間（998－1003）擔任福建轉運使的丁謂，早在太宗末年，丁謂就給朝廷奏過一幅《建茶圖》，詳細描繪了龍、鳳茶片的構圖。負責監製北苑貢茶過程中，為討皇帝歡心，丁謂嚴格貫徹“早快新”三字方針：“社前十日即採其芽。日數千工聚而造之，逼社即入貢”，從採茶到入貢不過十幾天時間。此外，丁謂還在所著《北苑茶錄》裡大力宣揚“龍鳳團”（文人學士詠贊建茶之代稱），建茶身價倍增。
另一個是宋仁宗慶曆年間（1041－1048）任福建轉運使的蔡襄。蔡襄18歲舉進士後，數次在盛產茶果的漳、泉、福州等處任地方官，對茶事頗為熟知。他把丁謂原來八餅為一斤的大團茶改製為二十餅一斤的小團茶，“在品質方面，採用鮮嫩的茶芽製作茶餅，並改進製茶工藝”，比丁謂大龍團更為精絕。他還就建茶的色香味加以論述，細緻羅列製茶器具、泡飲、品評等各種方法，為後世留下繼陸羽《茶經》之後的茶葉專著《茶錄》，在朝野上下廣為流傳。
在當時士大夫看來，建茶為不可多得的佳茗，奇貨可居。歐陽修在《歸田錄》中曾說過，“茶之品莫貴於龍鳳，謂之小團，凡二十餅重一斤，其價值金二兩。然金可得，而茶不可得”。在歐陽修的記憶裡，“以前國家大慶典，兩府各賜小龍團一餅（一斤的二十四分之一），回去之後再四個人平分。嘉祐七年（1062）大享明堂，仁宗大發慈悲，正副宰相每人賞賜一餅，至為難得”。歐陽修從諫官到副相20多年裡，只獲得過這麼一次賞賜，足見建茶之珍貴。
從11世紀後期到12世紀初，建茶品種增多，宋神宗元豐年間有“雲紋細密，更精絕於小龍團的密雲龍”，哲宗時有“瑞雲翔龍”。徽宗時，花樣迭出，貢茶名目達幾十種之多，如“龍團勝雪”“御苑玉芽”“萬春雲葉”“銀絲水芽”等，宋人制茶工藝之考究，今人難以想象。
文/未幾
在宋代的禪宗寺院，一個僧侶的一天通常是這樣開始的：“晨朝起來，洗手面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佛前禮拜；佛前禮拜了，和尚主事處問訊……起來洗手面盥漱了，吃茶；吃茶了，東事西事……上堂吃飯了，盥漱；盥漱了，吃荼；吃茶了，東事西事…”吃茶一事貫穿始終。
彼時隔海相望的日本，伴隨唐風而來的茶文化自嵯峨天皇去世後，銷聲匿跡了300多年。一直到日本茶祖榮西禪師從中國帶回茶種、製茶和飲茶方法，完成《吃茶養生記》，日本茶飲之風才又重新開啟。
榮西之後，留學中國的日本僧侶們不斷將“建安鬥茶”“茶會”“茶宴”“黑釉建盞”等茶禮、茶器帶回日本，日本飲茶文化隨之普及擴大，促成了日本茶道的產生。其中，尤以代表中國宋代茶文化最高水平的福建建安鬥茶，對日本茶道初創貢獻為大，有學者因之將建安稱為“中國茶藝文化的發祥地，日本茶道文化的根”。
後主李煜一見鍾情
建安產茶由來已久，茶興於唐而盛於宋，由於宋代氣溫比唐代低2-3度，導致茶葉重心向南轉移，閩南和嶺南茶葉興起，貢茶從顧渚（今浙江湖州長興縣）紫筍茶改為福建建安（今福建建甌）荼，建茶一躍成為宋朝皇室和士大夫們的最愛。
中原人對建茶的青睞，可追溯至五代時期。8世紀中期，建茶已有一定規模，緣於當時建州（州治所在地為建安）交通閉塞，在外面名聲不大，茶聖陸羽對其點評只有寥寥數字，“未詳”，但“往往得之，其味極佳”。唐末，建安富戶張廷暉發現建安東面20餘里的鳳凰山適宜種茶，引進當時製茶技術，開闢出百畝茶園。此後，建茶迎來它的全盛期。
龍啟元年（933），張廷暉以閩國閣門使身份將茶園送給皇家，閩國以福建為境，鳳凰山又在福建的北部，茶園得名北苑（苑取皇家園林之意）。閩國滅亡後，南唐潘承祐負責福建徵稅事務，他把北苑附近的茶園收為官有，擴大了皇家茶園規模。當時南唐主李璟命人在北苑採茶，就地加工，名之曰“研膏”“臘面”。傳言李璟原本最愛江蘇宜興陽羨茶，可自打他品嚐過上品“臘面”後，竟下旨，“陽羨茶無須再貢。
為保證御茶質量，李煜專派擅長製茶的官員趕赴建州指導和監製，並於建安北苑設立供皇帝享用的“龍焙”，以“鬥茶”形式採集閩北各縣茶葉，歸北苑龍焙植制，唐時一些名茶，開始被逐漸取代。南唐時，建州有官私焙1332所，官焙36所，“建茶在以後數百年中的全國重要地位，就在此時確立了”。
建安被劃入宋朝版圖後，太平興國二年（977），宋太宗為了“取象於龍鳳，以別庶飲，由此入貢”，便派遺御茶史來到建州北苑，監製龍鳳御茶。龍鳳御茶就是把茶膏壓模定型的模具上刻有龍、鳳、花草圖案，使茶餅成型後，餅面上有龍鳳圖案。據宋人楊億所述，龍茶只供皇帝，以及賞賜給執政大臣、親王、長公主。其餘皇族、學士、將帥，只能得到鳳茶。
蔡襄力推 歐陽修痴迷
11世紀初，作為宋代貢茶製作中心，建茶產量劇增，建州北苑一度“歲貢片茶二十萬六千斤”，貢茶數額之大，堪稱龍鳳盛世。有兩個人在推動建茶“風靡全國，享譽朝野數百年”的進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一個是於宋鹹平年間（998－1003）擔任福建轉運使的丁謂，早在太宗末年，丁謂就給朝廷奏過一幅《建茶圖》，詳細描繪了龍、鳳茶片的構圖。負責監製北苑貢茶過程中，為討皇帝歡心，丁謂嚴格貫徹“早快新”三字方針：“社前十日即採其芽。日數千工聚而造之，逼社即入貢”，從採茶到入貢不過十幾天時間。此外，丁謂還在所著《北苑茶錄》裡大力宣揚“龍鳳團”（文人學士詠贊建茶之代稱），建茶身價倍增。
另一個是宋仁宗慶曆年間（1041－1048）任福建轉運使的蔡襄。蔡襄18歲舉進士後，數次在盛產茶果的漳、泉、福州等處任地方官，對茶事頗為熟知。他把丁謂原來八餅為一斤的大團茶改製為二十餅一斤的小團茶，“在品質方面，採用鮮嫩的茶芽製作茶餅，並改進製茶工藝”，比丁謂大龍團更為精絕。他還就建茶的色香味加以論述，細緻羅列製茶器具、泡飲、品評等各種方法，為後世留下繼陸羽《茶經》之後的茶葉專著《茶錄》，在朝野上下廣為流傳。
在當時士大夫看來，建茶為不可多得的佳茗，奇貨可居。歐陽修在《歸田錄》中曾說過，“茶之品莫貴於龍鳳，謂之小團，凡二十餅重一斤，其價值金二兩。然金可得，而茶不可得”。在歐陽修的記憶裡，“以前國家大慶典，兩府各賜小龍團一餅（一斤的二十四分之一），回去之後再四個人平分。嘉祐七年（1062）大享明堂，仁宗大發慈悲，正副宰相每人賞賜一餅，至為難得”。歐陽修從諫官到副相20多年裡，只獲得過這麼一次賞賜，足見建茶之珍貴。
從11世紀後期到12世紀初，建茶品種增多，宋神宗元豐年間有“雲紋細密，更精絕於小龍團的密雲龍”，哲宗時有“瑞雲翔龍”。徽宗時，花樣迭出，貢茶名目達幾十種之多，如“龍團勝雪”“御苑玉芽”“萬春雲葉”“銀絲水芽”等，宋人制茶工藝之考究，今人難以想象。
文/未幾
在宋代的禪宗寺院，一個僧侶的一天通常是這樣開始的：“晨朝起來，洗手面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佛前禮拜；佛前禮拜了，和尚主事處問訊……起來洗手面盥漱了，吃茶；吃茶了，東事西事……上堂吃飯了，盥漱；盥漱了，吃荼；吃茶了，東事西事…”吃茶一事貫穿始終。
彼時隔海相望的日本，伴隨唐風而來的茶文化自嵯峨天皇去世後，銷聲匿跡了300多年。一直到日本茶祖榮西禪師從中國帶回茶種、製茶和飲茶方法，完成《吃茶養生記》，日本茶飲之風才又重新開啟。
榮西之後，留學中國的日本僧侶們不斷將“建安鬥茶”“茶會”“茶宴”“黑釉建盞”等茶禮、茶器帶回日本，日本飲茶文化隨之普及擴大，促成了日本茶道的產生。其中，尤以代表中國宋代茶文化最高水平的福建建安鬥茶，對日本茶道初創貢獻為大，有學者因之將建安稱為“中國茶藝文化的發祥地，日本茶道文化的根”。
後主李煜一見鍾情
建安產茶由來已久，茶興於唐而盛於宋，由於宋代氣溫比唐代低2-3度，導致茶葉重心向南轉移，閩南和嶺南茶葉興起，貢茶從顧渚（今浙江湖州長興縣）紫筍茶改為福建建安（今福建建甌）荼，建茶一躍成為宋朝皇室和士大夫們的最愛。
中原人對建茶的青睞，可追溯至五代時期。8世紀中期，建茶已有一定規模，緣於當時建州（州治所在地為建安）交通閉塞，在外面名聲不大，茶聖陸羽對其點評只有寥寥數字，“未詳”，但“往往得之，其味極佳”。唐末，建安富戶張廷暉發現建安東面20餘里的鳳凰山適宜種茶，引進當時製茶技術，開闢出百畝茶園。此後，建茶迎來它的全盛期。
龍啟元年（933），張廷暉以閩國閣門使身份將茶園送給皇家，閩國以福建為境，鳳凰山又在福建的北部，茶園得名北苑（苑取皇家園林之意）。閩國滅亡後，南唐潘承祐負責福建徵稅事務，他把北苑附近的茶園收為官有，擴大了皇家茶園規模。當時南唐主李璟命人在北苑採茶，就地加工，名之曰“研膏”“臘面”。傳言李璟原本最愛江蘇宜興陽羨茶，可自打他品嚐過上品“臘面”後，竟下旨，“陽羨茶無須再貢。
為保證御茶質量，李煜專派擅長製茶的官員趕赴建州指導和監製，並於建安北苑設立供皇帝享用的“龍焙”，以“鬥茶”形式採集閩北各縣茶葉，歸北苑龍焙植制，唐時一些名茶，開始被逐漸取代。南唐時，建州有官私焙1332所，官焙36所，“建茶在以後數百年中的全國重要地位，就在此時確立了”。
建安被劃入宋朝版圖後，太平興國二年（977），宋太宗為了“取象於龍鳳，以別庶飲，由此入貢”，便派遺御茶史來到建州北苑，監製龍鳳御茶。龍鳳御茶就是把茶膏壓模定型的模具上刻有龍、鳳、花草圖案，使茶餅成型後，餅面上有龍鳳圖案。據宋人楊億所述，龍茶只供皇帝，以及賞賜給執政大臣、親王、長公主。其餘皇族、學士、將帥，只能得到鳳茶。
蔡襄力推 歐陽修痴迷
11世紀初，作為宋代貢茶製作中心，建茶產量劇增，建州北苑一度“歲貢片茶二十萬六千斤”，貢茶數額之大，堪稱龍鳳盛世。有兩個人在推動建茶“風靡全國，享譽朝野數百年”的進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一個是於宋鹹平年間（998－1003）擔任福建轉運使的丁謂，早在太宗末年，丁謂就給朝廷奏過一幅《建茶圖》，詳細描繪了龍、鳳茶片的構圖。負責監製北苑貢茶過程中，為討皇帝歡心，丁謂嚴格貫徹“早快新”三字方針：“社前十日即採其芽。日數千工聚而造之，逼社即入貢”，從採茶到入貢不過十幾天時間。此外，丁謂還在所著《北苑茶錄》裡大力宣揚“龍鳳團”（文人學士詠贊建茶之代稱），建茶身價倍增。
另一個是宋仁宗慶曆年間（1041－1048）任福建轉運使的蔡襄。蔡襄18歲舉進士後，數次在盛產茶果的漳、泉、福州等處任地方官，對茶事頗為熟知。他把丁謂原來八餅為一斤的大團茶改製為二十餅一斤的小團茶，“在品質方面，採用鮮嫩的茶芽製作茶餅，並改進製茶工藝”，比丁謂大龍團更為精絕。他還就建茶的色香味加以論述，細緻羅列製茶器具、泡飲、品評等各種方法，為後世留下繼陸羽《茶經》之後的茶葉專著《茶錄》，在朝野上下廣為流傳。
在當時士大夫看來，建茶為不可多得的佳茗，奇貨可居。歐陽修在《歸田錄》中曾說過，“茶之品莫貴於龍鳳，謂之小團，凡二十餅重一斤，其價值金二兩。然金可得，而茶不可得”。在歐陽修的記憶裡，“以前國家大慶典，兩府各賜小龍團一餅（一斤的二十四分之一），回去之後再四個人平分。嘉祐七年（1062）大享明堂，仁宗大發慈悲，正副宰相每人賞賜一餅，至為難得”。歐陽修從諫官到副相20多年裡，只獲得過這麼一次賞賜，足見建茶之珍貴。
從11世紀後期到12世紀初，建茶品種增多，宋神宗元豐年間有“雲紋細密，更精絕於小龍團的密雲龍”，哲宗時有“瑞雲翔龍”。徽宗時，花樣迭出，貢茶名目達幾十種之多，如“龍團勝雪”“御苑玉芽”“萬春雲葉”“銀絲水芽”等，宋人制茶工藝之考究，今人難以想象。
宋徽宗引領建安鬥茶
為保證建茶質量，北苑風行鬥茶活動。自唐末開始，建安茶農就有鬥茶習俗。當地官員為選出最好的茶上貢皇室，每年春季會舉行評茶會，即鬥茶會。為做出好茶，建安茶農們清晨便上山採茶，精心選芽。鬥茶以餅茶為主，主要考量茶葉的色相與芳香度、茶湯香醇度，茶具的優劣、煮水火候的緩急等。
范仲淹《和章岷從事鬥茶歌》對建安鬥茶有生動的描述：“年年春自東南來，建溪春暖水微開。溪邊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從古載……北苑將期獻天子，林下雄豪先鬥美……鬥茶味兮輕醍醐，鬥餘香兮蒲蘭芷……勝若登仙不可攀，輸同降將無窮恥……”《茶錄》裡，地方官蔡襄亦詳細記載了建安人鬥茶的技巧。
宋徽宗嗜茶，經常在宮廷裡茶宴群臣，興致所至還與臣下表演鬥茶。有了皇帝加持，鬥茶風氣蔓延各個階層，成為民間雅士的一種遊戲。“文人墨客詠茶詩，作茶畫，把鬥茶當作是一種閒情雅事。普通老百姓把鬥茶作為一種賭技而樂在其中。到了南宋，鬥茶在民間的流傳更為普遍，南宋劉松年所繪《茗園賭市圖》就是很好的佐證。”
民間鬥茶，鬥得是茶香和茶味，重視茶的內在品質。據唐庚《鬥茶記》載，民間通常是“二三人聚集在一起，獻出各自所藏的珍茗，烹水沏茶，互鬥次第”，賽制為“三鬥二勝”，計算勝負的單位術語叫“水”，說兩種茶葉的好壞為“相差幾水”。
宮廷鬥茶，較之茶質優劣，更重點茶技藝高低。與唐人煎茶不同，宋人好點茶，即將餅茶碾成茶末後，放入茶盞內，用茶瓶將沸水慢慢往茶盞內滴注，同時以竹片做成的“茶筅”攪動盞中茶末，邊點邊攪，致茶水錶面形成大量白色泡沫。宮廷鬥茶關鍵，在湯色（茶水顏色）和湯花（湯麵泛起的泡沫）。湯色，純白者最佳，青白、灰白和黃白次之。湯花好壞的衡量標準有二，一為湯花的色澤，二為湯花泛起後，水痕出現的早晚，早者為負，晚者為勝：“點湯到位，湯花勾稱細緻，可以久聚蓋沿，緊咬不散。如果湯花不能咬蓋，泛起後很快消散，盞壁便露出水痕。”
傳言，宋徽宗點茶技藝高超，能使湯麵呈疏星朗月狀，他還經常用茶匙在茶湯中現出山水畫的花紋來，著實“拉花”高手。而宋代僧侶們也會在茶水錶面勾畫出動植物形狀，供大家觀賞。
想要在鬥茶中取勝，茶葉當以新為貴，水以山泉為佳，江河水、井水次之。蘇東坡曾與蔡襄進行過一次鬥茶，起先，蔡襄用的是惠山泉水，蘇茶稍劣，後來蘇軾突發奇想“改用竹瀝水煎，遂取勝”。竹瀝水是一種非常難得的水，需將淡竹或苦竹等劈開，以火炙出其瀝，中醫經常用瀝水做清疾去熱劑。另外，“煮茶的水溫控制，點茶時茶末與水的比例，注湯時的緩急以及擊拂時的手臂力度都有講究”，就這點而言，較之唐代茶文化，宋代茶文化更顯精緻。
文/未幾
在宋代的禪宗寺院，一個僧侶的一天通常是這樣開始的：“晨朝起來，洗手面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佛前禮拜；佛前禮拜了，和尚主事處問訊……起來洗手面盥漱了，吃茶；吃茶了，東事西事……上堂吃飯了，盥漱；盥漱了，吃荼；吃茶了，東事西事…”吃茶一事貫穿始終。
彼時隔海相望的日本，伴隨唐風而來的茶文化自嵯峨天皇去世後，銷聲匿跡了300多年。一直到日本茶祖榮西禪師從中國帶回茶種、製茶和飲茶方法，完成《吃茶養生記》，日本茶飲之風才又重新開啟。
榮西之後，留學中國的日本僧侶們不斷將“建安鬥茶”“茶會”“茶宴”“黑釉建盞”等茶禮、茶器帶回日本，日本飲茶文化隨之普及擴大，促成了日本茶道的產生。其中，尤以代表中國宋代茶文化最高水平的福建建安鬥茶，對日本茶道初創貢獻為大，有學者因之將建安稱為“中國茶藝文化的發祥地，日本茶道文化的根”。
後主李煜一見鍾情
建安產茶由來已久，茶興於唐而盛於宋，由於宋代氣溫比唐代低2-3度，導致茶葉重心向南轉移，閩南和嶺南茶葉興起，貢茶從顧渚（今浙江湖州長興縣）紫筍茶改為福建建安（今福建建甌）荼，建茶一躍成為宋朝皇室和士大夫們的最愛。
中原人對建茶的青睞，可追溯至五代時期。8世紀中期，建茶已有一定規模，緣於當時建州（州治所在地為建安）交通閉塞，在外面名聲不大，茶聖陸羽對其點評只有寥寥數字，“未詳”，但“往往得之，其味極佳”。唐末，建安富戶張廷暉發現建安東面20餘里的鳳凰山適宜種茶，引進當時製茶技術，開闢出百畝茶園。此後，建茶迎來它的全盛期。
龍啟元年（933），張廷暉以閩國閣門使身份將茶園送給皇家，閩國以福建為境，鳳凰山又在福建的北部，茶園得名北苑（苑取皇家園林之意）。閩國滅亡後，南唐潘承祐負責福建徵稅事務，他把北苑附近的茶園收為官有，擴大了皇家茶園規模。當時南唐主李璟命人在北苑採茶，就地加工，名之曰“研膏”“臘面”。傳言李璟原本最愛江蘇宜興陽羨茶，可自打他品嚐過上品“臘面”後，竟下旨，“陽羨茶無須再貢。
為保證御茶質量，李煜專派擅長製茶的官員趕赴建州指導和監製，並於建安北苑設立供皇帝享用的“龍焙”，以“鬥茶”形式採集閩北各縣茶葉，歸北苑龍焙植制，唐時一些名茶，開始被逐漸取代。南唐時，建州有官私焙1332所，官焙36所，“建茶在以後數百年中的全國重要地位，就在此時確立了”。
建安被劃入宋朝版圖後，太平興國二年（977），宋太宗為了“取象於龍鳳，以別庶飲，由此入貢”，便派遺御茶史來到建州北苑，監製龍鳳御茶。龍鳳御茶就是把茶膏壓模定型的模具上刻有龍、鳳、花草圖案，使茶餅成型後，餅面上有龍鳳圖案。據宋人楊億所述，龍茶只供皇帝，以及賞賜給執政大臣、親王、長公主。其餘皇族、學士、將帥，只能得到鳳茶。
蔡襄力推 歐陽修痴迷
11世紀初，作為宋代貢茶製作中心，建茶產量劇增，建州北苑一度“歲貢片茶二十萬六千斤”，貢茶數額之大，堪稱龍鳳盛世。有兩個人在推動建茶“風靡全國，享譽朝野數百年”的進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一個是於宋鹹平年間（998－1003）擔任福建轉運使的丁謂，早在太宗末年，丁謂就給朝廷奏過一幅《建茶圖》，詳細描繪了龍、鳳茶片的構圖。負責監製北苑貢茶過程中，為討皇帝歡心，丁謂嚴格貫徹“早快新”三字方針：“社前十日即採其芽。日數千工聚而造之，逼社即入貢”，從採茶到入貢不過十幾天時間。此外，丁謂還在所著《北苑茶錄》裡大力宣揚“龍鳳團”（文人學士詠贊建茶之代稱），建茶身價倍增。
另一個是宋仁宗慶曆年間（1041－1048）任福建轉運使的蔡襄。蔡襄18歲舉進士後，數次在盛產茶果的漳、泉、福州等處任地方官，對茶事頗為熟知。他把丁謂原來八餅為一斤的大團茶改製為二十餅一斤的小團茶，“在品質方面，採用鮮嫩的茶芽製作茶餅，並改進製茶工藝”，比丁謂大龍團更為精絕。他還就建茶的色香味加以論述，細緻羅列製茶器具、泡飲、品評等各種方法，為後世留下繼陸羽《茶經》之後的茶葉專著《茶錄》，在朝野上下廣為流傳。
在當時士大夫看來，建茶為不可多得的佳茗，奇貨可居。歐陽修在《歸田錄》中曾說過，“茶之品莫貴於龍鳳，謂之小團，凡二十餅重一斤，其價值金二兩。然金可得，而茶不可得”。在歐陽修的記憶裡，“以前國家大慶典，兩府各賜小龍團一餅（一斤的二十四分之一），回去之後再四個人平分。嘉祐七年（1062）大享明堂，仁宗大發慈悲，正副宰相每人賞賜一餅，至為難得”。歐陽修從諫官到副相20多年裡，只獲得過這麼一次賞賜，足見建茶之珍貴。
從11世紀後期到12世紀初，建茶品種增多，宋神宗元豐年間有“雲紋細密，更精絕於小龍團的密雲龍”，哲宗時有“瑞雲翔龍”。徽宗時，花樣迭出，貢茶名目達幾十種之多，如“龍團勝雪”“御苑玉芽”“萬春雲葉”“銀絲水芽”等，宋人制茶工藝之考究，今人難以想象。
宋徽宗引領建安鬥茶
為保證建茶質量，北苑風行鬥茶活動。自唐末開始，建安茶農就有鬥茶習俗。當地官員為選出最好的茶上貢皇室，每年春季會舉行評茶會，即鬥茶會。為做出好茶，建安茶農們清晨便上山採茶，精心選芽。鬥茶以餅茶為主，主要考量茶葉的色相與芳香度、茶湯香醇度，茶具的優劣、煮水火候的緩急等。
范仲淹《和章岷從事鬥茶歌》對建安鬥茶有生動的描述：“年年春自東南來，建溪春暖水微開。溪邊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從古載……北苑將期獻天子，林下雄豪先鬥美……鬥茶味兮輕醍醐，鬥餘香兮蒲蘭芷……勝若登仙不可攀，輸同降將無窮恥……”《茶錄》裡，地方官蔡襄亦詳細記載了建安人鬥茶的技巧。
宋徽宗嗜茶，經常在宮廷裡茶宴群臣，興致所至還與臣下表演鬥茶。有了皇帝加持，鬥茶風氣蔓延各個階層，成為民間雅士的一種遊戲。“文人墨客詠茶詩，作茶畫，把鬥茶當作是一種閒情雅事。普通老百姓把鬥茶作為一種賭技而樂在其中。到了南宋，鬥茶在民間的流傳更為普遍，南宋劉松年所繪《茗園賭市圖》就是很好的佐證。”
民間鬥茶，鬥得是茶香和茶味，重視茶的內在品質。據唐庚《鬥茶記》載，民間通常是“二三人聚集在一起，獻出各自所藏的珍茗，烹水沏茶，互鬥次第”，賽制為“三鬥二勝”，計算勝負的單位術語叫“水”，說兩種茶葉的好壞為“相差幾水”。
宮廷鬥茶，較之茶質優劣，更重點茶技藝高低。與唐人煎茶不同，宋人好點茶，即將餅茶碾成茶末後，放入茶盞內，用茶瓶將沸水慢慢往茶盞內滴注，同時以竹片做成的“茶筅”攪動盞中茶末，邊點邊攪，致茶水錶面形成大量白色泡沫。宮廷鬥茶關鍵，在湯色（茶水顏色）和湯花（湯麵泛起的泡沫）。湯色，純白者最佳，青白、灰白和黃白次之。湯花好壞的衡量標準有二，一為湯花的色澤，二為湯花泛起後，水痕出現的早晚，早者為負，晚者為勝：“點湯到位，湯花勾稱細緻，可以久聚蓋沿，緊咬不散。如果湯花不能咬蓋，泛起後很快消散，盞壁便露出水痕。”
傳言，宋徽宗點茶技藝高超，能使湯麵呈疏星朗月狀，他還經常用茶匙在茶湯中現出山水畫的花紋來，著實“拉花”高手。而宋代僧侶們也會在茶水錶面勾畫出動植物形狀，供大家觀賞。
想要在鬥茶中取勝，茶葉當以新為貴，水以山泉為佳，江河水、井水次之。蘇東坡曾與蔡襄進行過一次鬥茶，起先，蔡襄用的是惠山泉水，蘇茶稍劣，後來蘇軾突發奇想“改用竹瀝水煎，遂取勝”。竹瀝水是一種非常難得的水，需將淡竹或苦竹等劈開，以火炙出其瀝，中醫經常用瀝水做清疾去熱劑。另外，“煮茶的水溫控制，點茶時茶末與水的比例，注湯時的緩急以及擊拂時的手臂力度都有講究”，就這點而言，較之唐代茶文化，宋代茶文化更顯精緻。
200年後，當12世紀盛行於宋代的建安鬥茶於日本再現時，呈現出了別樣的風格。與宋代文人們高雅的鬥茶不同，暴發戶的武士階層倒成為日本鬥茶的主要角色，鬥茶演變為擴大交際、炫耀進口貨、大吃大喝的聚會。
茶文化的再次東渡
中國茶文化東渡日本，經歷了平安初期（9世紀前期）與鎌倉前期（13世紀初）兩個階段。前一階段主力為隨遣唐使入唐的日本僧人，如空海、最澄、永忠等。據日本史料記載，公元805年，從中國留學歸來的最澄帶回了茶籽，種在日吉神社旁，成為日本最古的茶園。嵯峨天皇經常與空海一起喝茶，品味高雅唐風文化的同時，依唐詩格式，留下了不少茶詩。
但由於這一階段的傳播範圍侷限於王公貴族和都城及周邊的部分寺院，茶文化被上層貴族僧侶視為一種高雅文化，未能深紮在日本文化及民眾土壤裡，導致平安初期的茶文化傳播，只延續了幾十年便淡出歷史，“在日本人的飲茶史上出現了將近三百年的斷層”。
12世紀中葉，日本重開與東亞大陸的渠道，日本與中國的交往進入蜜月期，在此背景下，榮西（1141－1215）兩次入宋，前往中國求佛習經，再次將茶傳入日本。出生於今日本岡山縣的一個神官家庭的榮西本應在神社供職，但14歲那年，榮西出家到比睿山受戒，師從名師學天台宗，人生軌跡發生了轉變。
1168年4月，28歲的榮西搭乘商船第一次來到中國，求得天台新章疏60卷，於同年9月帶回日本。當時正值南宋時期，飲茶習俗不僅早已普遍，建安鬥茶風尚遍佈全中國，大量有關茶文化的專著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浙江一帶受建安鬥茶之風的影響很大，舉辦茶會、茶宴、坐談佛經，成為寺院不可缺少的活動。身處浙江的榮西應是接觸到了世俗間及寺院吃茶風俗，但因時間關係，未作深入探究。
人們普遍認為榮西當在第二次回國時帶去了中國的茶種，那是1191年的7月，結束在天台山4年的學佛生涯，親身體驗了宋朝的飲茶文化及茶的效用後，榮西“痛感到將飲茶文化普及到故國的重要性，回國時，在他登陸後的第一站——九州平戶島上的富春院，便撒下了茶籽”。九州的背振山上，榮西撒下的茶籽在石縫間發芽生長，不久，漫山遍野長滿了茶樹，出現了名為“石上苑”的茶園。
在京都，榮西將茶籽送給華嚴宗的高僧明惠上人，明惠將其播種在自己所居住的拇尾，那裡的氣候和土壤十分有利於茶樹的生長，所產茶味道純正，備受後人珍重，得名拇尾茶。人們將拇尾茶稱為“本茶”，有正宗、上品茶之意，其他茶則被稱為“非茶”。
結合在中國的體驗和所學茶識，榮西寫下了日本第一部茶書——《吃茶養生記》。宋廷雖還盛行龍鳳團茶，但民間普遍飲用的多為末荼（將茶葉蒸過乾燥後碾成粉末狀）。從榮西撰寫的《吃茶養生記》來看，他傳入日本的茶，應該是末茶。在《吃茶養生記》中，榮西根據自己在中國的體驗與見聞，描述了當時的末茶衝飲法，即如今日本茶道所繼承的飲茶法。
1214年2月4曰，鎌倉幕府第三代將軍源實朝因前日醉酒得病，第二天仍周身不適，榮西得知後，獻茶一盞，另獻一本讚譽茶德之書——《吃茶養生記》，源實朝喝了榮西的茶，身體頓覺輕快，酒醒病除，對《吃茶養生記》大加讚賞。《吃茶養生記》影響之大，榮西成為日本飲茶史上一大祖師爺，為歷代茶人尊重。
文/未幾
在宋代的禪宗寺院，一個僧侶的一天通常是這樣開始的：“晨朝起來，洗手面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佛前禮拜；佛前禮拜了，和尚主事處問訊……起來洗手面盥漱了，吃茶；吃茶了，東事西事……上堂吃飯了，盥漱；盥漱了，吃荼；吃茶了，東事西事…”吃茶一事貫穿始終。
彼時隔海相望的日本，伴隨唐風而來的茶文化自嵯峨天皇去世後，銷聲匿跡了300多年。一直到日本茶祖榮西禪師從中國帶回茶種、製茶和飲茶方法，完成《吃茶養生記》，日本茶飲之風才又重新開啟。
榮西之後，留學中國的日本僧侶們不斷將“建安鬥茶”“茶會”“茶宴”“黑釉建盞”等茶禮、茶器帶回日本，日本飲茶文化隨之普及擴大，促成了日本茶道的產生。其中，尤以代表中國宋代茶文化最高水平的福建建安鬥茶，對日本茶道初創貢獻為大，有學者因之將建安稱為“中國茶藝文化的發祥地，日本茶道文化的根”。
後主李煜一見鍾情
建安產茶由來已久，茶興於唐而盛於宋，由於宋代氣溫比唐代低2-3度，導致茶葉重心向南轉移，閩南和嶺南茶葉興起，貢茶從顧渚（今浙江湖州長興縣）紫筍茶改為福建建安（今福建建甌）荼，建茶一躍成為宋朝皇室和士大夫們的最愛。
中原人對建茶的青睞，可追溯至五代時期。8世紀中期，建茶已有一定規模，緣於當時建州（州治所在地為建安）交通閉塞，在外面名聲不大，茶聖陸羽對其點評只有寥寥數字，“未詳”，但“往往得之，其味極佳”。唐末，建安富戶張廷暉發現建安東面20餘里的鳳凰山適宜種茶，引進當時製茶技術，開闢出百畝茶園。此後，建茶迎來它的全盛期。
龍啟元年（933），張廷暉以閩國閣門使身份將茶園送給皇家，閩國以福建為境，鳳凰山又在福建的北部，茶園得名北苑（苑取皇家園林之意）。閩國滅亡後，南唐潘承祐負責福建徵稅事務，他把北苑附近的茶園收為官有，擴大了皇家茶園規模。當時南唐主李璟命人在北苑採茶，就地加工，名之曰“研膏”“臘面”。傳言李璟原本最愛江蘇宜興陽羨茶，可自打他品嚐過上品“臘面”後，竟下旨，“陽羨茶無須再貢。
為保證御茶質量，李煜專派擅長製茶的官員趕赴建州指導和監製，並於建安北苑設立供皇帝享用的“龍焙”，以“鬥茶”形式採集閩北各縣茶葉，歸北苑龍焙植制，唐時一些名茶，開始被逐漸取代。南唐時，建州有官私焙1332所，官焙36所，“建茶在以後數百年中的全國重要地位，就在此時確立了”。
建安被劃入宋朝版圖後，太平興國二年（977），宋太宗為了“取象於龍鳳，以別庶飲，由此入貢”，便派遺御茶史來到建州北苑，監製龍鳳御茶。龍鳳御茶就是把茶膏壓模定型的模具上刻有龍、鳳、花草圖案，使茶餅成型後，餅面上有龍鳳圖案。據宋人楊億所述，龍茶只供皇帝，以及賞賜給執政大臣、親王、長公主。其餘皇族、學士、將帥，只能得到鳳茶。
蔡襄力推 歐陽修痴迷
11世紀初，作為宋代貢茶製作中心，建茶產量劇增，建州北苑一度“歲貢片茶二十萬六千斤”，貢茶數額之大，堪稱龍鳳盛世。有兩個人在推動建茶“風靡全國，享譽朝野數百年”的進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一個是於宋鹹平年間（998－1003）擔任福建轉運使的丁謂，早在太宗末年，丁謂就給朝廷奏過一幅《建茶圖》，詳細描繪了龍、鳳茶片的構圖。負責監製北苑貢茶過程中，為討皇帝歡心，丁謂嚴格貫徹“早快新”三字方針：“社前十日即採其芽。日數千工聚而造之，逼社即入貢”，從採茶到入貢不過十幾天時間。此外，丁謂還在所著《北苑茶錄》裡大力宣揚“龍鳳團”（文人學士詠贊建茶之代稱），建茶身價倍增。
另一個是宋仁宗慶曆年間（1041－1048）任福建轉運使的蔡襄。蔡襄18歲舉進士後，數次在盛產茶果的漳、泉、福州等處任地方官，對茶事頗為熟知。他把丁謂原來八餅為一斤的大團茶改製為二十餅一斤的小團茶，“在品質方面，採用鮮嫩的茶芽製作茶餅，並改進製茶工藝”，比丁謂大龍團更為精絕。他還就建茶的色香味加以論述，細緻羅列製茶器具、泡飲、品評等各種方法，為後世留下繼陸羽《茶經》之後的茶葉專著《茶錄》，在朝野上下廣為流傳。
在當時士大夫看來，建茶為不可多得的佳茗，奇貨可居。歐陽修在《歸田錄》中曾說過，“茶之品莫貴於龍鳳，謂之小團，凡二十餅重一斤，其價值金二兩。然金可得，而茶不可得”。在歐陽修的記憶裡，“以前國家大慶典，兩府各賜小龍團一餅（一斤的二十四分之一），回去之後再四個人平分。嘉祐七年（1062）大享明堂，仁宗大發慈悲，正副宰相每人賞賜一餅，至為難得”。歐陽修從諫官到副相20多年裡，只獲得過這麼一次賞賜，足見建茶之珍貴。
從11世紀後期到12世紀初，建茶品種增多，宋神宗元豐年間有“雲紋細密，更精絕於小龍團的密雲龍”，哲宗時有“瑞雲翔龍”。徽宗時，花樣迭出，貢茶名目達幾十種之多，如“龍團勝雪”“御苑玉芽”“萬春雲葉”“銀絲水芽”等，宋人制茶工藝之考究，今人難以想象。
宋徽宗引領建安鬥茶
為保證建茶質量，北苑風行鬥茶活動。自唐末開始，建安茶農就有鬥茶習俗。當地官員為選出最好的茶上貢皇室，每年春季會舉行評茶會，即鬥茶會。為做出好茶，建安茶農們清晨便上山採茶，精心選芽。鬥茶以餅茶為主，主要考量茶葉的色相與芳香度、茶湯香醇度，茶具的優劣、煮水火候的緩急等。
范仲淹《和章岷從事鬥茶歌》對建安鬥茶有生動的描述：“年年春自東南來，建溪春暖水微開。溪邊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從古載……北苑將期獻天子，林下雄豪先鬥美……鬥茶味兮輕醍醐，鬥餘香兮蒲蘭芷……勝若登仙不可攀，輸同降將無窮恥……”《茶錄》裡，地方官蔡襄亦詳細記載了建安人鬥茶的技巧。
宋徽宗嗜茶，經常在宮廷裡茶宴群臣，興致所至還與臣下表演鬥茶。有了皇帝加持，鬥茶風氣蔓延各個階層，成為民間雅士的一種遊戲。“文人墨客詠茶詩，作茶畫，把鬥茶當作是一種閒情雅事。普通老百姓把鬥茶作為一種賭技而樂在其中。到了南宋，鬥茶在民間的流傳更為普遍，南宋劉松年所繪《茗園賭市圖》就是很好的佐證。”
民間鬥茶，鬥得是茶香和茶味，重視茶的內在品質。據唐庚《鬥茶記》載，民間通常是“二三人聚集在一起，獻出各自所藏的珍茗，烹水沏茶，互鬥次第”，賽制為“三鬥二勝”，計算勝負的單位術語叫“水”，說兩種茶葉的好壞為“相差幾水”。
宮廷鬥茶，較之茶質優劣，更重點茶技藝高低。與唐人煎茶不同，宋人好點茶，即將餅茶碾成茶末後，放入茶盞內，用茶瓶將沸水慢慢往茶盞內滴注，同時以竹片做成的“茶筅”攪動盞中茶末，邊點邊攪，致茶水錶面形成大量白色泡沫。宮廷鬥茶關鍵，在湯色（茶水顏色）和湯花（湯麵泛起的泡沫）。湯色，純白者最佳，青白、灰白和黃白次之。湯花好壞的衡量標準有二，一為湯花的色澤，二為湯花泛起後，水痕出現的早晚，早者為負，晚者為勝：“點湯到位，湯花勾稱細緻，可以久聚蓋沿，緊咬不散。如果湯花不能咬蓋，泛起後很快消散，盞壁便露出水痕。”
傳言，宋徽宗點茶技藝高超，能使湯麵呈疏星朗月狀，他還經常用茶匙在茶湯中現出山水畫的花紋來，著實“拉花”高手。而宋代僧侶們也會在茶水錶面勾畫出動植物形狀，供大家觀賞。
想要在鬥茶中取勝，茶葉當以新為貴，水以山泉為佳，江河水、井水次之。蘇東坡曾與蔡襄進行過一次鬥茶，起先，蔡襄用的是惠山泉水，蘇茶稍劣，後來蘇軾突發奇想“改用竹瀝水煎，遂取勝”。竹瀝水是一種非常難得的水，需將淡竹或苦竹等劈開，以火炙出其瀝，中醫經常用瀝水做清疾去熱劑。另外，“煮茶的水溫控制，點茶時茶末與水的比例，注湯時的緩急以及擊拂時的手臂力度都有講究”，就這點而言，較之唐代茶文化，宋代茶文化更顯精緻。
200年後，當12世紀盛行於宋代的建安鬥茶於日本再現時，呈現出了別樣的風格。與宋代文人們高雅的鬥茶不同，暴發戶的武士階層倒成為日本鬥茶的主要角色，鬥茶演變為擴大交際、炫耀進口貨、大吃大喝的聚會。
茶文化的再次東渡
中國茶文化東渡日本，經歷了平安初期（9世紀前期）與鎌倉前期（13世紀初）兩個階段。前一階段主力為隨遣唐使入唐的日本僧人，如空海、最澄、永忠等。據日本史料記載，公元805年，從中國留學歸來的最澄帶回了茶籽，種在日吉神社旁，成為日本最古的茶園。嵯峨天皇經常與空海一起喝茶，品味高雅唐風文化的同時，依唐詩格式，留下了不少茶詩。
但由於這一階段的傳播範圍侷限於王公貴族和都城及周邊的部分寺院，茶文化被上層貴族僧侶視為一種高雅文化，未能深紮在日本文化及民眾土壤裡，導致平安初期的茶文化傳播，只延續了幾十年便淡出歷史，“在日本人的飲茶史上出現了將近三百年的斷層”。
12世紀中葉，日本重開與東亞大陸的渠道，日本與中國的交往進入蜜月期，在此背景下，榮西（1141－1215）兩次入宋，前往中國求佛習經，再次將茶傳入日本。出生於今日本岡山縣的一個神官家庭的榮西本應在神社供職，但14歲那年，榮西出家到比睿山受戒，師從名師學天台宗，人生軌跡發生了轉變。
1168年4月，28歲的榮西搭乘商船第一次來到中國，求得天台新章疏60卷，於同年9月帶回日本。當時正值南宋時期，飲茶習俗不僅早已普遍，建安鬥茶風尚遍佈全中國，大量有關茶文化的專著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浙江一帶受建安鬥茶之風的影響很大，舉辦茶會、茶宴、坐談佛經，成為寺院不可缺少的活動。身處浙江的榮西應是接觸到了世俗間及寺院吃茶風俗，但因時間關係，未作深入探究。
人們普遍認為榮西當在第二次回國時帶去了中國的茶種，那是1191年的7月，結束在天台山4年的學佛生涯，親身體驗了宋朝的飲茶文化及茶的效用後，榮西“痛感到將飲茶文化普及到故國的重要性，回國時，在他登陸後的第一站——九州平戶島上的富春院，便撒下了茶籽”。九州的背振山上，榮西撒下的茶籽在石縫間發芽生長，不久，漫山遍野長滿了茶樹，出現了名為“石上苑”的茶園。
在京都，榮西將茶籽送給華嚴宗的高僧明惠上人，明惠將其播種在自己所居住的拇尾，那裡的氣候和土壤十分有利於茶樹的生長，所產茶味道純正，備受後人珍重，得名拇尾茶。人們將拇尾茶稱為“本茶”，有正宗、上品茶之意，其他茶則被稱為“非茶”。
結合在中國的體驗和所學茶識，榮西寫下了日本第一部茶書——《吃茶養生記》。宋廷雖還盛行龍鳳團茶，但民間普遍飲用的多為末荼（將茶葉蒸過乾燥後碾成粉末狀）。從榮西撰寫的《吃茶養生記》來看，他傳入日本的茶，應該是末茶。在《吃茶養生記》中，榮西根據自己在中國的體驗與見聞，描述了當時的末茶衝飲法，即如今日本茶道所繼承的飲茶法。
1214年2月4曰，鎌倉幕府第三代將軍源實朝因前日醉酒得病，第二天仍周身不適，榮西得知後，獻茶一盞，另獻一本讚譽茶德之書——《吃茶養生記》，源實朝喝了榮西的茶，身體頓覺輕快，酒醒病除，對《吃茶養生記》大加讚賞。《吃茶養生記》影響之大，榮西成為日本飲茶史上一大祖師爺，為歷代茶人尊重。
關於建安鬥茶的習俗，榮西應當有所見聞，但在《吃茶養生記》或是其他文獻中未見相關記載。在他之前有兩位日本僧人與建安鬥茶發生過直接聯繫，一位是於1003年來到中國的寂照和尚，他與《北苑茶錄》作者、倡導建安鬥茶的丁謂相交甚厚。70年後62歲的高僧成尋來到中國，在他留下的文字資料裡，記載了街頭巷尾和寺院內的鬥茶情形，可惜兩位均客死中國，未能將建安鬥茶帶回日本。
榮西之後，又有圓爾辨爾、蘭溪道隆等僧人來往於中日兩地，中日間的貿易也在一定的範圍內有所展開，學者徐靜波推測，“期間中國的鬥茶習俗想必也以各種途徑傳到了日本”。14世紀初，隨著茶樹種植的不斷擴大，茶田開始出現在日本農村山野中，茶葉產量提高，鬥茶成為日本社交聚會的一種手段，一種被稱為“茶寄合”的茶會遊戲開始流行於上層社會。
據日本學者考察，距今最早有歷史記載的茶會是在鎌倉末期。初期，日本鬥茶以辨別“本茶”“非茶”為主，名為“本非十種鬥茶”，即以京都拇尾茶與其他一般茶混喝，看能否嚐出其間區別，比試過程是這樣的：“先讓客人按順序嚐遍本茶即拇尾茶和若干種非茶。第二遍則把本茶和非茶攪混讓客人嘗十服茶，每嘗一服茶要辨認是本茶還是非茶，並有人在旁作‘點取表’，即做記錄。最後公佈答案，答對最多者為勝”。
後來，“本非十種”演變為“四種十服”，喝茶人通過喝十服茶辨認出四種茶，而後，四種茶又發展到七十種茶，甚至百餘種荼。鬥茶勝者，幸運的話，可以獲得從中國舶來的唐物或者其他獎品。
難抑制的奢靡鬥茶
說起日本鬥茶，不得不提到一個人——佐佐木道譽（1306－1373），他隨足利尊氏開創了室町幕府，以好奢華豔麗聞名，被人喚作“婆娑羅”。由他主導的“茶寄合”被後人稱為“婆娑羅寄合”，極盡奢華之排場，非常人所能比。
文/未幾
在宋代的禪宗寺院，一個僧侶的一天通常是這樣開始的：“晨朝起來，洗手面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佛前禮拜；佛前禮拜了，和尚主事處問訊……起來洗手面盥漱了，吃茶；吃茶了，東事西事……上堂吃飯了，盥漱；盥漱了，吃荼；吃茶了，東事西事…”吃茶一事貫穿始終。
彼時隔海相望的日本，伴隨唐風而來的茶文化自嵯峨天皇去世後，銷聲匿跡了300多年。一直到日本茶祖榮西禪師從中國帶回茶種、製茶和飲茶方法，完成《吃茶養生記》，日本茶飲之風才又重新開啟。
榮西之後，留學中國的日本僧侶們不斷將“建安鬥茶”“茶會”“茶宴”“黑釉建盞”等茶禮、茶器帶回日本，日本飲茶文化隨之普及擴大，促成了日本茶道的產生。其中，尤以代表中國宋代茶文化最高水平的福建建安鬥茶，對日本茶道初創貢獻為大，有學者因之將建安稱為“中國茶藝文化的發祥地，日本茶道文化的根”。
後主李煜一見鍾情
建安產茶由來已久，茶興於唐而盛於宋，由於宋代氣溫比唐代低2-3度，導致茶葉重心向南轉移，閩南和嶺南茶葉興起，貢茶從顧渚（今浙江湖州長興縣）紫筍茶改為福建建安（今福建建甌）荼，建茶一躍成為宋朝皇室和士大夫們的最愛。
中原人對建茶的青睞，可追溯至五代時期。8世紀中期，建茶已有一定規模，緣於當時建州（州治所在地為建安）交通閉塞，在外面名聲不大，茶聖陸羽對其點評只有寥寥數字，“未詳”，但“往往得之，其味極佳”。唐末，建安富戶張廷暉發現建安東面20餘里的鳳凰山適宜種茶，引進當時製茶技術，開闢出百畝茶園。此後，建茶迎來它的全盛期。
龍啟元年（933），張廷暉以閩國閣門使身份將茶園送給皇家，閩國以福建為境，鳳凰山又在福建的北部，茶園得名北苑（苑取皇家園林之意）。閩國滅亡後，南唐潘承祐負責福建徵稅事務，他把北苑附近的茶園收為官有，擴大了皇家茶園規模。當時南唐主李璟命人在北苑採茶，就地加工，名之曰“研膏”“臘面”。傳言李璟原本最愛江蘇宜興陽羨茶，可自打他品嚐過上品“臘面”後，竟下旨，“陽羨茶無須再貢。
為保證御茶質量，李煜專派擅長製茶的官員趕赴建州指導和監製，並於建安北苑設立供皇帝享用的“龍焙”，以“鬥茶”形式採集閩北各縣茶葉，歸北苑龍焙植制，唐時一些名茶，開始被逐漸取代。南唐時，建州有官私焙1332所，官焙36所，“建茶在以後數百年中的全國重要地位，就在此時確立了”。
建安被劃入宋朝版圖後，太平興國二年（977），宋太宗為了“取象於龍鳳，以別庶飲，由此入貢”，便派遺御茶史來到建州北苑，監製龍鳳御茶。龍鳳御茶就是把茶膏壓模定型的模具上刻有龍、鳳、花草圖案，使茶餅成型後，餅面上有龍鳳圖案。據宋人楊億所述，龍茶只供皇帝，以及賞賜給執政大臣、親王、長公主。其餘皇族、學士、將帥，只能得到鳳茶。
蔡襄力推 歐陽修痴迷
11世紀初，作為宋代貢茶製作中心，建茶產量劇增，建州北苑一度“歲貢片茶二十萬六千斤”，貢茶數額之大，堪稱龍鳳盛世。有兩個人在推動建茶“風靡全國，享譽朝野數百年”的進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一個是於宋鹹平年間（998－1003）擔任福建轉運使的丁謂，早在太宗末年，丁謂就給朝廷奏過一幅《建茶圖》，詳細描繪了龍、鳳茶片的構圖。負責監製北苑貢茶過程中，為討皇帝歡心，丁謂嚴格貫徹“早快新”三字方針：“社前十日即採其芽。日數千工聚而造之，逼社即入貢”，從採茶到入貢不過十幾天時間。此外，丁謂還在所著《北苑茶錄》裡大力宣揚“龍鳳團”（文人學士詠贊建茶之代稱），建茶身價倍增。
另一個是宋仁宗慶曆年間（1041－1048）任福建轉運使的蔡襄。蔡襄18歲舉進士後，數次在盛產茶果的漳、泉、福州等處任地方官，對茶事頗為熟知。他把丁謂原來八餅為一斤的大團茶改製為二十餅一斤的小團茶，“在品質方面，採用鮮嫩的茶芽製作茶餅，並改進製茶工藝”，比丁謂大龍團更為精絕。他還就建茶的色香味加以論述，細緻羅列製茶器具、泡飲、品評等各種方法，為後世留下繼陸羽《茶經》之後的茶葉專著《茶錄》，在朝野上下廣為流傳。
在當時士大夫看來，建茶為不可多得的佳茗，奇貨可居。歐陽修在《歸田錄》中曾說過，“茶之品莫貴於龍鳳，謂之小團，凡二十餅重一斤，其價值金二兩。然金可得，而茶不可得”。在歐陽修的記憶裡，“以前國家大慶典，兩府各賜小龍團一餅（一斤的二十四分之一），回去之後再四個人平分。嘉祐七年（1062）大享明堂，仁宗大發慈悲，正副宰相每人賞賜一餅，至為難得”。歐陽修從諫官到副相20多年裡，只獲得過這麼一次賞賜，足見建茶之珍貴。
從11世紀後期到12世紀初，建茶品種增多，宋神宗元豐年間有“雲紋細密，更精絕於小龍團的密雲龍”，哲宗時有“瑞雲翔龍”。徽宗時，花樣迭出，貢茶名目達幾十種之多，如“龍團勝雪”“御苑玉芽”“萬春雲葉”“銀絲水芽”等，宋人制茶工藝之考究，今人難以想象。
宋徽宗引領建安鬥茶
為保證建茶質量，北苑風行鬥茶活動。自唐末開始，建安茶農就有鬥茶習俗。當地官員為選出最好的茶上貢皇室，每年春季會舉行評茶會，即鬥茶會。為做出好茶，建安茶農們清晨便上山採茶，精心選芽。鬥茶以餅茶為主，主要考量茶葉的色相與芳香度、茶湯香醇度，茶具的優劣、煮水火候的緩急等。
范仲淹《和章岷從事鬥茶歌》對建安鬥茶有生動的描述：“年年春自東南來，建溪春暖水微開。溪邊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從古載……北苑將期獻天子，林下雄豪先鬥美……鬥茶味兮輕醍醐，鬥餘香兮蒲蘭芷……勝若登仙不可攀，輸同降將無窮恥……”《茶錄》裡，地方官蔡襄亦詳細記載了建安人鬥茶的技巧。
宋徽宗嗜茶，經常在宮廷裡茶宴群臣，興致所至還與臣下表演鬥茶。有了皇帝加持，鬥茶風氣蔓延各個階層，成為民間雅士的一種遊戲。“文人墨客詠茶詩，作茶畫，把鬥茶當作是一種閒情雅事。普通老百姓把鬥茶作為一種賭技而樂在其中。到了南宋，鬥茶在民間的流傳更為普遍，南宋劉松年所繪《茗園賭市圖》就是很好的佐證。”
民間鬥茶，鬥得是茶香和茶味，重視茶的內在品質。據唐庚《鬥茶記》載，民間通常是“二三人聚集在一起，獻出各自所藏的珍茗，烹水沏茶，互鬥次第”，賽制為“三鬥二勝”，計算勝負的單位術語叫“水”，說兩種茶葉的好壞為“相差幾水”。
宮廷鬥茶，較之茶質優劣，更重點茶技藝高低。與唐人煎茶不同，宋人好點茶，即將餅茶碾成茶末後，放入茶盞內，用茶瓶將沸水慢慢往茶盞內滴注，同時以竹片做成的“茶筅”攪動盞中茶末，邊點邊攪，致茶水錶面形成大量白色泡沫。宮廷鬥茶關鍵，在湯色（茶水顏色）和湯花（湯麵泛起的泡沫）。湯色，純白者最佳，青白、灰白和黃白次之。湯花好壞的衡量標準有二，一為湯花的色澤，二為湯花泛起後，水痕出現的早晚，早者為負，晚者為勝：“點湯到位，湯花勾稱細緻，可以久聚蓋沿，緊咬不散。如果湯花不能咬蓋，泛起後很快消散，盞壁便露出水痕。”
傳言，宋徽宗點茶技藝高超，能使湯麵呈疏星朗月狀，他還經常用茶匙在茶湯中現出山水畫的花紋來，著實“拉花”高手。而宋代僧侶們也會在茶水錶面勾畫出動植物形狀，供大家觀賞。
想要在鬥茶中取勝，茶葉當以新為貴，水以山泉為佳，江河水、井水次之。蘇東坡曾與蔡襄進行過一次鬥茶，起先，蔡襄用的是惠山泉水，蘇茶稍劣，後來蘇軾突發奇想“改用竹瀝水煎，遂取勝”。竹瀝水是一種非常難得的水，需將淡竹或苦竹等劈開，以火炙出其瀝，中醫經常用瀝水做清疾去熱劑。另外，“煮茶的水溫控制，點茶時茶末與水的比例，注湯時的緩急以及擊拂時的手臂力度都有講究”，就這點而言，較之唐代茶文化，宋代茶文化更顯精緻。
200年後，當12世紀盛行於宋代的建安鬥茶於日本再現時，呈現出了別樣的風格。與宋代文人們高雅的鬥茶不同，暴發戶的武士階層倒成為日本鬥茶的主要角色，鬥茶演變為擴大交際、炫耀進口貨、大吃大喝的聚會。
茶文化的再次東渡
中國茶文化東渡日本，經歷了平安初期（9世紀前期）與鎌倉前期（13世紀初）兩個階段。前一階段主力為隨遣唐使入唐的日本僧人，如空海、最澄、永忠等。據日本史料記載，公元805年，從中國留學歸來的最澄帶回了茶籽，種在日吉神社旁，成為日本最古的茶園。嵯峨天皇經常與空海一起喝茶，品味高雅唐風文化的同時，依唐詩格式，留下了不少茶詩。
但由於這一階段的傳播範圍侷限於王公貴族和都城及周邊的部分寺院，茶文化被上層貴族僧侶視為一種高雅文化，未能深紮在日本文化及民眾土壤裡，導致平安初期的茶文化傳播，只延續了幾十年便淡出歷史，“在日本人的飲茶史上出現了將近三百年的斷層”。
12世紀中葉，日本重開與東亞大陸的渠道，日本與中國的交往進入蜜月期，在此背景下，榮西（1141－1215）兩次入宋，前往中國求佛習經，再次將茶傳入日本。出生於今日本岡山縣的一個神官家庭的榮西本應在神社供職，但14歲那年，榮西出家到比睿山受戒，師從名師學天台宗，人生軌跡發生了轉變。
1168年4月，28歲的榮西搭乘商船第一次來到中國，求得天台新章疏60卷，於同年9月帶回日本。當時正值南宋時期，飲茶習俗不僅早已普遍，建安鬥茶風尚遍佈全中國，大量有關茶文化的專著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浙江一帶受建安鬥茶之風的影響很大，舉辦茶會、茶宴、坐談佛經，成為寺院不可缺少的活動。身處浙江的榮西應是接觸到了世俗間及寺院吃茶風俗，但因時間關係，未作深入探究。
人們普遍認為榮西當在第二次回國時帶去了中國的茶種，那是1191年的7月，結束在天台山4年的學佛生涯，親身體驗了宋朝的飲茶文化及茶的效用後，榮西“痛感到將飲茶文化普及到故國的重要性，回國時，在他登陸後的第一站——九州平戶島上的富春院，便撒下了茶籽”。九州的背振山上，榮西撒下的茶籽在石縫間發芽生長，不久，漫山遍野長滿了茶樹，出現了名為“石上苑”的茶園。
在京都，榮西將茶籽送給華嚴宗的高僧明惠上人，明惠將其播種在自己所居住的拇尾，那裡的氣候和土壤十分有利於茶樹的生長，所產茶味道純正，備受後人珍重，得名拇尾茶。人們將拇尾茶稱為“本茶”，有正宗、上品茶之意，其他茶則被稱為“非茶”。
結合在中國的體驗和所學茶識，榮西寫下了日本第一部茶書——《吃茶養生記》。宋廷雖還盛行龍鳳團茶，但民間普遍飲用的多為末荼（將茶葉蒸過乾燥後碾成粉末狀）。從榮西撰寫的《吃茶養生記》來看，他傳入日本的茶，應該是末茶。在《吃茶養生記》中，榮西根據自己在中國的體驗與見聞，描述了當時的末茶衝飲法，即如今日本茶道所繼承的飲茶法。
1214年2月4曰，鎌倉幕府第三代將軍源實朝因前日醉酒得病，第二天仍周身不適，榮西得知後，獻茶一盞，另獻一本讚譽茶德之書——《吃茶養生記》，源實朝喝了榮西的茶，身體頓覺輕快，酒醒病除，對《吃茶養生記》大加讚賞。《吃茶養生記》影響之大，榮西成為日本飲茶史上一大祖師爺，為歷代茶人尊重。
關於建安鬥茶的習俗，榮西應當有所見聞，但在《吃茶養生記》或是其他文獻中未見相關記載。在他之前有兩位日本僧人與建安鬥茶發生過直接聯繫，一位是於1003年來到中國的寂照和尚，他與《北苑茶錄》作者、倡導建安鬥茶的丁謂相交甚厚。70年後62歲的高僧成尋來到中國，在他留下的文字資料裡，記載了街頭巷尾和寺院內的鬥茶情形，可惜兩位均客死中國，未能將建安鬥茶帶回日本。
榮西之後，又有圓爾辨爾、蘭溪道隆等僧人來往於中日兩地，中日間的貿易也在一定的範圍內有所展開，學者徐靜波推測，“期間中國的鬥茶習俗想必也以各種途徑傳到了日本”。14世紀初，隨著茶樹種植的不斷擴大，茶田開始出現在日本農村山野中，茶葉產量提高，鬥茶成為日本社交聚會的一種手段，一種被稱為“茶寄合”的茶會遊戲開始流行於上層社會。
據日本學者考察，距今最早有歷史記載的茶會是在鎌倉末期。初期，日本鬥茶以辨別“本茶”“非茶”為主，名為“本非十種鬥茶”，即以京都拇尾茶與其他一般茶混喝，看能否嚐出其間區別，比試過程是這樣的：“先讓客人按順序嚐遍本茶即拇尾茶和若干種非茶。第二遍則把本茶和非茶攪混讓客人嘗十服茶，每嘗一服茶要辨認是本茶還是非茶，並有人在旁作‘點取表’，即做記錄。最後公佈答案，答對最多者為勝”。
後來，“本非十種”演變為“四種十服”，喝茶人通過喝十服茶辨認出四種茶，而後，四種茶又發展到七十種茶，甚至百餘種荼。鬥茶勝者，幸運的話，可以獲得從中國舶來的唐物或者其他獎品。
難抑制的奢靡鬥茶
說起日本鬥茶，不得不提到一個人——佐佐木道譽（1306－1373），他隨足利尊氏開創了室町幕府，以好奢華豔麗聞名，被人喚作“婆娑羅”。由他主導的“茶寄合”被後人稱為“婆娑羅寄合”，極盡奢華之排場，非常人所能比。
佐佐木道譽
成書於1370年的《太平記》對“婆娑羅寄合”有詳盡的描述：“佐佐木道譽常常邀集在京城裡的大名、同人舉行茶會，在會所中集聚了本朝和異國（這裡指中國）的珍寶，設百座之席，曲錄（一種有靠背和彎曲扶手的椅子）上鋪設虎豹之皮，各自穿著緞子、金襴制的華服，並列成四主頭的主賓席位，在描繪著如來百福莊嚴的壁龕下，猶如千佛之光排列在前。（中略）每人面前的食案上，擺放著十番齋羹、百種點心、五味魚鳥和甘酸苦辛的果子，琳琅滿目。飯後行三巡美酒，然後取出用於鬥茶的百種物品，陳列在側。首度的頭人（鬥茶的主持人）時，有六十三人各自將奧州的染織物百件置於面前；第二次鬥茶的頭人，將各色小袖（穿在禮服之內的有筒袖的衣物）十重置於眾人面前；第三次的頭人再將沉香百兩、麝香臍三個放上；第四次的頭人將沙金百兩、金系花盆放上；第五次的頭人則放上一副鎧甲、柄和鞘上飾有鯊魚皮的白太刀以及柄和鞘上飾有金印的大刀等，以後尚有二十餘名頭人，各個取出名貴的物品堆積如山，閃亮耀眼”。（引自徐靜波譯述）
據另一本考證為室町時代初期玄惠法印遺文《吃茶往來》所述，鬥完茶後，主客們便退去茶具，重擺酒席，歌舞管絃，勸酒划拳，直至深夜。擔心這類腐化奢靡的“茶寄合”影響到社會風氣，初掌政權的足利尊氏於1336年頒佈了《建武式目》：“近日號婆娑羅，專好過差（指過渡奢華），綾羅錦繡，精好銀劍，風流服飾，無不驚目，頗可謂物狂歟！”要求全國上下厲行儉約，禁止“群飲佚遊”“好女之色及博弈之業”，尤其是“茶寄合”和“連歌會”這類聚眾娛樂之事。
但幕府的禁令並未起多大作用，受佐佐木道譽影響，足利二代將軍也沉迷於鬥茶，就連公卿公家和神社寺院也加入到鬥茶的行列中。當然，在室町時代的鬥茶會裡，也不乏高雅的茶會，比如在伏見榮仁親王御所的鬥茶會上，獎品是一些經過人們苦心設計的藝術品，而非豪華的進口貨。室町時代末期，民間開始流行由一般百姓舉辦的茶會“雲腳茶”，雲腳二字，出自蔡襄所著《茶錄》，“茶少湯多，則雲腳散；湯少茶多，則粥面聚”。若是茶末放得少，點湯後形成的泡沫將如雲腳一樣快速退散，出現“雲腳散”的茶通常不是什麼好茶。
“雲腳茶”經常在家庭小客廳裡，河邊或大廚房裡就能舉行，相比武士階層的“茶寄合”，“雲腳茶”更簡單、自由、輕鬆。時間沉澱下，當以鬥茶為主的中國茶文化深入日本土壤，受禪宗思想的刺激和引導，一種新型的具有日本特色的，融哲學、宗教、藝術、禮儀為一體的飲茶文化勢必會以新的面目——日本茶道崛起，並將持續不斷地影響著日本人的生活。
曜變天目碗被日本政府公佈為國寶
宋人鬥茶，茶湯乳花鮮明、著盞無水痕或咬盞持久，遲久未現水痕即為勝，這種純靠視覺感官來評判的遊戲，對茶具要求很高。最理想者當屬黑釉茶盞，黑盞雪濤，黑白分明，水痕明顯，尤以建安燒製的建窯茶盞（簡稱建盞）最佳，受人喜愛。
建盞備受青睞原因有三：一、侈口淺底，可以容納更多的花，易於喝茶；二、胎質疏鬆，盞壁較厚，能長時間保持茶湯溫度，易於發泡；三、建盞在燒製時，盞體上會形成一種異常美麗的花紋，有的細密如兔毛（兔毫斑），有的如鷓鴣羽毛（鷓鴣斑），陽光照射下，這些花紋閃爍出點點光輝，色彩繽紛。難怪宋徽宗在《大觀茶論》裡對它大加讚賞。
榮西《吃茶養生記》提到了吃茶專用器具建盞：“甌是茶盞的美名，口闊而底部狹窄，碗底窄深是為了茶久放而不冷卻。用淺盞飲茶是不對的。”榮西之後，一大批來中國留學的日本僧侶，在浙江天目山禪寺休息時，見寺院內使用的建盞愛不釋手，將建盞帶回日本，或許是不知道這些茶盞來自於建安，他們為它起了另一個名字——天目瓷（或天目釉），一直沿用至今。
儘管很多中國茶碗傳入日本，但畢竟數量有限，遠遠滿足不了日本人飲茶所需。於是日本本土諸窯開始爭先仿製宋瓷，要知道，想要燒製出一模一樣的黑釉建盞出來，並非易事。1223年3月，加藤四郎隨船從博多灣出發，入福建拜師學藝，整整五年的時間，他刻苦鑽研黑釉瓷器製作技術，終不負眾望。回國後，他首先於“京都近旁試其業，不如意，由美濃轉尾張，更於知多、愛知二郡嘗試，亦不稱意，終至山田郡瀨戶村，發見良土，開瀨戶燒之基礎”，從此名譽日本。加藤四郎因之成為日本製瓷器首創者，有“陶祖”之稱。
文/未幾
在宋代的禪宗寺院，一個僧侶的一天通常是這樣開始的：“晨朝起來，洗手面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佛前禮拜；佛前禮拜了，和尚主事處問訊……起來洗手面盥漱了，吃茶；吃茶了，東事西事……上堂吃飯了，盥漱；盥漱了，吃荼；吃茶了，東事西事…”吃茶一事貫穿始終。
彼時隔海相望的日本，伴隨唐風而來的茶文化自嵯峨天皇去世後，銷聲匿跡了300多年。一直到日本茶祖榮西禪師從中國帶回茶種、製茶和飲茶方法，完成《吃茶養生記》，日本茶飲之風才又重新開啟。
榮西之後，留學中國的日本僧侶們不斷將“建安鬥茶”“茶會”“茶宴”“黑釉建盞”等茶禮、茶器帶回日本，日本飲茶文化隨之普及擴大，促成了日本茶道的產生。其中，尤以代表中國宋代茶文化最高水平的福建建安鬥茶，對日本茶道初創貢獻為大，有學者因之將建安稱為“中國茶藝文化的發祥地，日本茶道文化的根”。
後主李煜一見鍾情
建安產茶由來已久，茶興於唐而盛於宋，由於宋代氣溫比唐代低2-3度，導致茶葉重心向南轉移，閩南和嶺南茶葉興起，貢茶從顧渚（今浙江湖州長興縣）紫筍茶改為福建建安（今福建建甌）荼，建茶一躍成為宋朝皇室和士大夫們的最愛。
中原人對建茶的青睞，可追溯至五代時期。8世紀中期，建茶已有一定規模，緣於當時建州（州治所在地為建安）交通閉塞，在外面名聲不大，茶聖陸羽對其點評只有寥寥數字，“未詳”，但“往往得之，其味極佳”。唐末，建安富戶張廷暉發現建安東面20餘里的鳳凰山適宜種茶，引進當時製茶技術，開闢出百畝茶園。此後，建茶迎來它的全盛期。
龍啟元年（933），張廷暉以閩國閣門使身份將茶園送給皇家，閩國以福建為境，鳳凰山又在福建的北部，茶園得名北苑（苑取皇家園林之意）。閩國滅亡後，南唐潘承祐負責福建徵稅事務，他把北苑附近的茶園收為官有，擴大了皇家茶園規模。當時南唐主李璟命人在北苑採茶，就地加工，名之曰“研膏”“臘面”。傳言李璟原本最愛江蘇宜興陽羨茶，可自打他品嚐過上品“臘面”後，竟下旨，“陽羨茶無須再貢。
為保證御茶質量，李煜專派擅長製茶的官員趕赴建州指導和監製，並於建安北苑設立供皇帝享用的“龍焙”，以“鬥茶”形式採集閩北各縣茶葉，歸北苑龍焙植制，唐時一些名茶，開始被逐漸取代。南唐時，建州有官私焙1332所，官焙36所，“建茶在以後數百年中的全國重要地位，就在此時確立了”。
建安被劃入宋朝版圖後，太平興國二年（977），宋太宗為了“取象於龍鳳，以別庶飲，由此入貢”，便派遺御茶史來到建州北苑，監製龍鳳御茶。龍鳳御茶就是把茶膏壓模定型的模具上刻有龍、鳳、花草圖案，使茶餅成型後，餅面上有龍鳳圖案。據宋人楊億所述，龍茶只供皇帝，以及賞賜給執政大臣、親王、長公主。其餘皇族、學士、將帥，只能得到鳳茶。
蔡襄力推 歐陽修痴迷
11世紀初，作為宋代貢茶製作中心，建茶產量劇增，建州北苑一度“歲貢片茶二十萬六千斤”，貢茶數額之大，堪稱龍鳳盛世。有兩個人在推動建茶“風靡全國，享譽朝野數百年”的進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一個是於宋鹹平年間（998－1003）擔任福建轉運使的丁謂，早在太宗末年，丁謂就給朝廷奏過一幅《建茶圖》，詳細描繪了龍、鳳茶片的構圖。負責監製北苑貢茶過程中，為討皇帝歡心，丁謂嚴格貫徹“早快新”三字方針：“社前十日即採其芽。日數千工聚而造之，逼社即入貢”，從採茶到入貢不過十幾天時間。此外，丁謂還在所著《北苑茶錄》裡大力宣揚“龍鳳團”（文人學士詠贊建茶之代稱），建茶身價倍增。
另一個是宋仁宗慶曆年間（1041－1048）任福建轉運使的蔡襄。蔡襄18歲舉進士後，數次在盛產茶果的漳、泉、福州等處任地方官，對茶事頗為熟知。他把丁謂原來八餅為一斤的大團茶改製為二十餅一斤的小團茶，“在品質方面，採用鮮嫩的茶芽製作茶餅，並改進製茶工藝”，比丁謂大龍團更為精絕。他還就建茶的色香味加以論述，細緻羅列製茶器具、泡飲、品評等各種方法，為後世留下繼陸羽《茶經》之後的茶葉專著《茶錄》，在朝野上下廣為流傳。
在當時士大夫看來，建茶為不可多得的佳茗，奇貨可居。歐陽修在《歸田錄》中曾說過，“茶之品莫貴於龍鳳，謂之小團，凡二十餅重一斤，其價值金二兩。然金可得，而茶不可得”。在歐陽修的記憶裡，“以前國家大慶典，兩府各賜小龍團一餅（一斤的二十四分之一），回去之後再四個人平分。嘉祐七年（1062）大享明堂，仁宗大發慈悲，正副宰相每人賞賜一餅，至為難得”。歐陽修從諫官到副相20多年裡，只獲得過這麼一次賞賜，足見建茶之珍貴。
從11世紀後期到12世紀初，建茶品種增多，宋神宗元豐年間有“雲紋細密，更精絕於小龍團的密雲龍”，哲宗時有“瑞雲翔龍”。徽宗時，花樣迭出，貢茶名目達幾十種之多，如“龍團勝雪”“御苑玉芽”“萬春雲葉”“銀絲水芽”等，宋人制茶工藝之考究，今人難以想象。
宋徽宗引領建安鬥茶
為保證建茶質量，北苑風行鬥茶活動。自唐末開始，建安茶農就有鬥茶習俗。當地官員為選出最好的茶上貢皇室，每年春季會舉行評茶會，即鬥茶會。為做出好茶，建安茶農們清晨便上山採茶，精心選芽。鬥茶以餅茶為主，主要考量茶葉的色相與芳香度、茶湯香醇度，茶具的優劣、煮水火候的緩急等。
范仲淹《和章岷從事鬥茶歌》對建安鬥茶有生動的描述：“年年春自東南來，建溪春暖水微開。溪邊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從古載……北苑將期獻天子，林下雄豪先鬥美……鬥茶味兮輕醍醐，鬥餘香兮蒲蘭芷……勝若登仙不可攀，輸同降將無窮恥……”《茶錄》裡，地方官蔡襄亦詳細記載了建安人鬥茶的技巧。
宋徽宗嗜茶，經常在宮廷裡茶宴群臣，興致所至還與臣下表演鬥茶。有了皇帝加持，鬥茶風氣蔓延各個階層，成為民間雅士的一種遊戲。“文人墨客詠茶詩，作茶畫，把鬥茶當作是一種閒情雅事。普通老百姓把鬥茶作為一種賭技而樂在其中。到了南宋，鬥茶在民間的流傳更為普遍，南宋劉松年所繪《茗園賭市圖》就是很好的佐證。”
民間鬥茶，鬥得是茶香和茶味，重視茶的內在品質。據唐庚《鬥茶記》載，民間通常是“二三人聚集在一起，獻出各自所藏的珍茗，烹水沏茶，互鬥次第”，賽制為“三鬥二勝”，計算勝負的單位術語叫“水”，說兩種茶葉的好壞為“相差幾水”。
宮廷鬥茶，較之茶質優劣，更重點茶技藝高低。與唐人煎茶不同，宋人好點茶，即將餅茶碾成茶末後，放入茶盞內，用茶瓶將沸水慢慢往茶盞內滴注，同時以竹片做成的“茶筅”攪動盞中茶末，邊點邊攪，致茶水錶面形成大量白色泡沫。宮廷鬥茶關鍵，在湯色（茶水顏色）和湯花（湯麵泛起的泡沫）。湯色，純白者最佳，青白、灰白和黃白次之。湯花好壞的衡量標準有二，一為湯花的色澤，二為湯花泛起後，水痕出現的早晚，早者為負，晚者為勝：“點湯到位，湯花勾稱細緻，可以久聚蓋沿，緊咬不散。如果湯花不能咬蓋，泛起後很快消散，盞壁便露出水痕。”
傳言，宋徽宗點茶技藝高超，能使湯麵呈疏星朗月狀，他還經常用茶匙在茶湯中現出山水畫的花紋來，著實“拉花”高手。而宋代僧侶們也會在茶水錶面勾畫出動植物形狀，供大家觀賞。
想要在鬥茶中取勝，茶葉當以新為貴，水以山泉為佳，江河水、井水次之。蘇東坡曾與蔡襄進行過一次鬥茶，起先，蔡襄用的是惠山泉水，蘇茶稍劣，後來蘇軾突發奇想“改用竹瀝水煎，遂取勝”。竹瀝水是一種非常難得的水，需將淡竹或苦竹等劈開，以火炙出其瀝，中醫經常用瀝水做清疾去熱劑。另外，“煮茶的水溫控制，點茶時茶末與水的比例，注湯時的緩急以及擊拂時的手臂力度都有講究”，就這點而言，較之唐代茶文化，宋代茶文化更顯精緻。
200年後，當12世紀盛行於宋代的建安鬥茶於日本再現時，呈現出了別樣的風格。與宋代文人們高雅的鬥茶不同，暴發戶的武士階層倒成為日本鬥茶的主要角色，鬥茶演變為擴大交際、炫耀進口貨、大吃大喝的聚會。
茶文化的再次東渡
中國茶文化東渡日本，經歷了平安初期（9世紀前期）與鎌倉前期（13世紀初）兩個階段。前一階段主力為隨遣唐使入唐的日本僧人，如空海、最澄、永忠等。據日本史料記載，公元805年，從中國留學歸來的最澄帶回了茶籽，種在日吉神社旁，成為日本最古的茶園。嵯峨天皇經常與空海一起喝茶，品味高雅唐風文化的同時，依唐詩格式，留下了不少茶詩。
但由於這一階段的傳播範圍侷限於王公貴族和都城及周邊的部分寺院，茶文化被上層貴族僧侶視為一種高雅文化，未能深紮在日本文化及民眾土壤裡，導致平安初期的茶文化傳播，只延續了幾十年便淡出歷史，“在日本人的飲茶史上出現了將近三百年的斷層”。
12世紀中葉，日本重開與東亞大陸的渠道，日本與中國的交往進入蜜月期，在此背景下，榮西（1141－1215）兩次入宋，前往中國求佛習經，再次將茶傳入日本。出生於今日本岡山縣的一個神官家庭的榮西本應在神社供職，但14歲那年，榮西出家到比睿山受戒，師從名師學天台宗，人生軌跡發生了轉變。
1168年4月，28歲的榮西搭乘商船第一次來到中國，求得天台新章疏60卷，於同年9月帶回日本。當時正值南宋時期，飲茶習俗不僅早已普遍，建安鬥茶風尚遍佈全中國，大量有關茶文化的專著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浙江一帶受建安鬥茶之風的影響很大，舉辦茶會、茶宴、坐談佛經，成為寺院不可缺少的活動。身處浙江的榮西應是接觸到了世俗間及寺院吃茶風俗，但因時間關係，未作深入探究。
人們普遍認為榮西當在第二次回國時帶去了中國的茶種，那是1191年的7月，結束在天台山4年的學佛生涯，親身體驗了宋朝的飲茶文化及茶的效用後，榮西“痛感到將飲茶文化普及到故國的重要性，回國時，在他登陸後的第一站——九州平戶島上的富春院，便撒下了茶籽”。九州的背振山上，榮西撒下的茶籽在石縫間發芽生長，不久，漫山遍野長滿了茶樹，出現了名為“石上苑”的茶園。
在京都，榮西將茶籽送給華嚴宗的高僧明惠上人，明惠將其播種在自己所居住的拇尾，那裡的氣候和土壤十分有利於茶樹的生長，所產茶味道純正，備受後人珍重，得名拇尾茶。人們將拇尾茶稱為“本茶”，有正宗、上品茶之意，其他茶則被稱為“非茶”。
結合在中國的體驗和所學茶識，榮西寫下了日本第一部茶書——《吃茶養生記》。宋廷雖還盛行龍鳳團茶，但民間普遍飲用的多為末荼（將茶葉蒸過乾燥後碾成粉末狀）。從榮西撰寫的《吃茶養生記》來看，他傳入日本的茶，應該是末茶。在《吃茶養生記》中，榮西根據自己在中國的體驗與見聞，描述了當時的末茶衝飲法，即如今日本茶道所繼承的飲茶法。
1214年2月4曰，鎌倉幕府第三代將軍源實朝因前日醉酒得病，第二天仍周身不適，榮西得知後，獻茶一盞，另獻一本讚譽茶德之書——《吃茶養生記》，源實朝喝了榮西的茶，身體頓覺輕快，酒醒病除，對《吃茶養生記》大加讚賞。《吃茶養生記》影響之大，榮西成為日本飲茶史上一大祖師爺，為歷代茶人尊重。
關於建安鬥茶的習俗，榮西應當有所見聞，但在《吃茶養生記》或是其他文獻中未見相關記載。在他之前有兩位日本僧人與建安鬥茶發生過直接聯繫，一位是於1003年來到中國的寂照和尚，他與《北苑茶錄》作者、倡導建安鬥茶的丁謂相交甚厚。70年後62歲的高僧成尋來到中國，在他留下的文字資料裡，記載了街頭巷尾和寺院內的鬥茶情形，可惜兩位均客死中國，未能將建安鬥茶帶回日本。
榮西之後，又有圓爾辨爾、蘭溪道隆等僧人來往於中日兩地，中日間的貿易也在一定的範圍內有所展開，學者徐靜波推測，“期間中國的鬥茶習俗想必也以各種途徑傳到了日本”。14世紀初，隨著茶樹種植的不斷擴大，茶田開始出現在日本農村山野中，茶葉產量提高，鬥茶成為日本社交聚會的一種手段，一種被稱為“茶寄合”的茶會遊戲開始流行於上層社會。
據日本學者考察，距今最早有歷史記載的茶會是在鎌倉末期。初期，日本鬥茶以辨別“本茶”“非茶”為主，名為“本非十種鬥茶”，即以京都拇尾茶與其他一般茶混喝，看能否嚐出其間區別，比試過程是這樣的：“先讓客人按順序嚐遍本茶即拇尾茶和若干種非茶。第二遍則把本茶和非茶攪混讓客人嘗十服茶，每嘗一服茶要辨認是本茶還是非茶，並有人在旁作‘點取表’，即做記錄。最後公佈答案，答對最多者為勝”。
後來，“本非十種”演變為“四種十服”，喝茶人通過喝十服茶辨認出四種茶，而後，四種茶又發展到七十種茶，甚至百餘種荼。鬥茶勝者，幸運的話，可以獲得從中國舶來的唐物或者其他獎品。
難抑制的奢靡鬥茶
說起日本鬥茶，不得不提到一個人——佐佐木道譽（1306－1373），他隨足利尊氏開創了室町幕府，以好奢華豔麗聞名，被人喚作“婆娑羅”。由他主導的“茶寄合”被後人稱為“婆娑羅寄合”，極盡奢華之排場，非常人所能比。
佐佐木道譽
成書於1370年的《太平記》對“婆娑羅寄合”有詳盡的描述：“佐佐木道譽常常邀集在京城裡的大名、同人舉行茶會，在會所中集聚了本朝和異國（這裡指中國）的珍寶，設百座之席，曲錄（一種有靠背和彎曲扶手的椅子）上鋪設虎豹之皮，各自穿著緞子、金襴制的華服，並列成四主頭的主賓席位，在描繪著如來百福莊嚴的壁龕下，猶如千佛之光排列在前。（中略）每人面前的食案上，擺放著十番齋羹、百種點心、五味魚鳥和甘酸苦辛的果子，琳琅滿目。飯後行三巡美酒，然後取出用於鬥茶的百種物品，陳列在側。首度的頭人（鬥茶的主持人）時，有六十三人各自將奧州的染織物百件置於面前；第二次鬥茶的頭人，將各色小袖（穿在禮服之內的有筒袖的衣物）十重置於眾人面前；第三次的頭人再將沉香百兩、麝香臍三個放上；第四次的頭人將沙金百兩、金系花盆放上；第五次的頭人則放上一副鎧甲、柄和鞘上飾有鯊魚皮的白太刀以及柄和鞘上飾有金印的大刀等，以後尚有二十餘名頭人，各個取出名貴的物品堆積如山，閃亮耀眼”。（引自徐靜波譯述）
據另一本考證為室町時代初期玄惠法印遺文《吃茶往來》所述，鬥完茶後，主客們便退去茶具，重擺酒席，歌舞管絃，勸酒划拳，直至深夜。擔心這類腐化奢靡的“茶寄合”影響到社會風氣，初掌政權的足利尊氏於1336年頒佈了《建武式目》：“近日號婆娑羅，專好過差（指過渡奢華），綾羅錦繡，精好銀劍，風流服飾，無不驚目，頗可謂物狂歟！”要求全國上下厲行儉約，禁止“群飲佚遊”“好女之色及博弈之業”，尤其是“茶寄合”和“連歌會”這類聚眾娛樂之事。
但幕府的禁令並未起多大作用，受佐佐木道譽影響，足利二代將軍也沉迷於鬥茶，就連公卿公家和神社寺院也加入到鬥茶的行列中。當然，在室町時代的鬥茶會裡，也不乏高雅的茶會，比如在伏見榮仁親王御所的鬥茶會上，獎品是一些經過人們苦心設計的藝術品，而非豪華的進口貨。室町時代末期，民間開始流行由一般百姓舉辦的茶會“雲腳茶”，雲腳二字，出自蔡襄所著《茶錄》，“茶少湯多，則雲腳散；湯少茶多，則粥面聚”。若是茶末放得少，點湯後形成的泡沫將如雲腳一樣快速退散，出現“雲腳散”的茶通常不是什麼好茶。
“雲腳茶”經常在家庭小客廳裡，河邊或大廚房裡就能舉行，相比武士階層的“茶寄合”，“雲腳茶”更簡單、自由、輕鬆。時間沉澱下，當以鬥茶為主的中國茶文化深入日本土壤，受禪宗思想的刺激和引導，一種新型的具有日本特色的，融哲學、宗教、藝術、禮儀為一體的飲茶文化勢必會以新的面目——日本茶道崛起，並將持續不斷地影響著日本人的生活。
曜變天目碗被日本政府公佈為國寶
宋人鬥茶，茶湯乳花鮮明、著盞無水痕或咬盞持久，遲久未現水痕即為勝，這種純靠視覺感官來評判的遊戲，對茶具要求很高。最理想者當屬黑釉茶盞，黑盞雪濤，黑白分明，水痕明顯，尤以建安燒製的建窯茶盞（簡稱建盞）最佳，受人喜愛。
建盞備受青睞原因有三：一、侈口淺底，可以容納更多的花，易於喝茶；二、胎質疏鬆，盞壁較厚，能長時間保持茶湯溫度，易於發泡；三、建盞在燒製時，盞體上會形成一種異常美麗的花紋，有的細密如兔毛（兔毫斑），有的如鷓鴣羽毛（鷓鴣斑），陽光照射下，這些花紋閃爍出點點光輝，色彩繽紛。難怪宋徽宗在《大觀茶論》裡對它大加讚賞。
榮西《吃茶養生記》提到了吃茶專用器具建盞：“甌是茶盞的美名，口闊而底部狹窄，碗底窄深是為了茶久放而不冷卻。用淺盞飲茶是不對的。”榮西之後，一大批來中國留學的日本僧侶，在浙江天目山禪寺休息時，見寺院內使用的建盞愛不釋手，將建盞帶回日本，或許是不知道這些茶盞來自於建安，他們為它起了另一個名字——天目瓷（或天目釉），一直沿用至今。
儘管很多中國茶碗傳入日本，但畢竟數量有限，遠遠滿足不了日本人飲茶所需。於是日本本土諸窯開始爭先仿製宋瓷，要知道，想要燒製出一模一樣的黑釉建盞出來，並非易事。1223年3月，加藤四郎隨船從博多灣出發，入福建拜師學藝，整整五年的時間，他刻苦鑽研黑釉瓷器製作技術，終不負眾望。回國後，他首先於“京都近旁試其業，不如意，由美濃轉尾張，更於知多、愛知二郡嘗試，亦不稱意，終至山田郡瀨戶村，發見良土，開瀨戶燒之基礎”，從此名譽日本。加藤四郎因之成為日本製瓷器首創者，有“陶祖”之稱。
曜變天目碗
在日本人心目中，黑釉建盞中，浮泛著大大小小斑點，在陽光下折射出不同顏色的光斑，閃耀出七彩光暈者為建盞中最上品，最受日本飲茶者喜愛，它們被稱為曜變天目茶碗。曜變也作耀變，含有光輝照耀之意。中國傳入日本的精品建盞，有三件曜變天目被日本政府公佈為“國寶”，號稱“曜變天目三絕”，分別收藏在東京靜嘉堂、京都大德寺龍光院、大阪藤田美術館。其中靜嘉堂所藏建窯“曜變天目”（由德川將軍家傳來）最光輝奪目：深沉黑色釉中，呈現出蔚藍或紫藍色斑塊，斑塊上那些仿若日暈樣的曜變斑點，寶光煥發，整個內壁的曜變效果看上去像是包含了整個宇宙，閃爍著星辰的光芒，美不勝收。可惜的是，在曜變天目茶碗原產地—一中國，至今未發現一件完整的曜變天目茶碗。
（參考資料：滕軍《中日茶文化交流史》、徐靜波《鎌倉，室町時期的茶文化與日本茶道》、李尾咕《宋代建安茶文化與日本茶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