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小書｜紅學泰斗周汝昌：曹雪芹的故事

曹雪芹周汝昌文學中國歷史紅樓夢研究 2017-03-26

作者：周汝昌

我不自量力，早年挑選上這個題目，從1947年起，直到此刻，我一直為這個主題而努力工作。

你拿起的這本小書冊，便是我辛苦了四十五年的一點收穫。

這實在說不上是一種風調雨順的五穀豐登式的收穫。擺在你面前，你會覺得它很寒傖、很單薄，很不令人滿意愜懷。

這是由於我的努力不夠，能力也不高之所致。這一點自己是很清楚的，你也會看得見。

但是客觀上的困難，你卻未必能夠立即十分明白，甚至連“想象的翅膀”也是沒有多大幫助的。

困難中最大的一個，是歷史給我們準備並遺留下來的可靠的文獻資料太少太少了——這是因為，曹雪芹在世時、在身後，主要是被一般社會眼光視為不值一齒的“敗類”，他氏族中的一個“不肖”子孫。誰肯記載他的一切？又誰能估量他在中華文化史上的真位置、真價值、真意義？

理解和認識曹雪芹，不過是自從近數十年來極少數幾個肯來注意他的學者對他做了研究而開始的。這種理解與認識，毋庸諱言，還處在初級階段，還很膚淺。

在清代，少數人知道曹雪芹是誰，一般人則一無所知，甚至是否有這麼一個人也是不能斷言的。

20世紀20年代之初，西方熟知的胡適博士第一次把他當作一個嚴肅的文學課題來研究，考證出此人的真實存在與家庭歷史的最粗略的梗概。此後，對曹雪芹這個人物本身（不是指《紅樓夢》這部作品）進行系統深入探討的，幾乎找不見。如李宗侗（玄伯）因發現清故宮倖存的曹氏奏摺，而作了《曹雪芹家世新考》，很有貢獻，但確實只限於“家世”；他對曹雪芹本身的一切，似乎不曾也無意多下功夫。

此後，大約只有房兆楹先生在《清代名人傳略》中寫了“曹雪芹”這個詞目。其所依據，即以胡考為主。西方所能知於曹雪芹的，就只有這些。

這種情況，充分說明了考察曹雪芹這件工作的難度是如何的巨大。

追述這件事，可幫助你體會：這本小書還很不理想，可是它的完成也不是輕而易舉的小事一段了。

1951年7月至8月初，一份名叫《亦報》的新聞報連載了署名“餘蒼”（張慧劍）的長篇文章《曹雪芹》。這可能是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份關心曹雪芹的論述。雖然那時著者還只能根據胡適、李玄伯兩家的材料和見解而撰作，卻令人矚目，因為那時對《紅樓夢》的評價如何，還是個不可知數，又焉能談得到他的作者？——我提起餘蒼，是為了引他的一段話。他在文章開頭不久說：

“像曹雪芹這樣的一個最為人民所熟悉的大作家，一部曹雪芹傳是不可缺少的，可是捧著這一堆零亂薄弱的資料，誰也感覺到無從下手。”

我相信，你知道了上述情況，然後在讀我這本拙著時會倍增興味和感慨，因為你胸中有了一個歷史尺度；沒有這個尺度，這本小書也大可不寫了。

我用書冊的形式來研究介紹曹雪芹，這次已是第三次了（1964年、1980年分出過兩種書）。雖然也積累了一些經驗，但我始終被一個難題困擾著，很傷腦筋。這就是，除了文獻資料極度稀缺外，還有一個寫法的困難。

“寫法還有困難？那是隨著者之意的事，願意怎麼寫，就怎麼寫嘛。”這話對於一般的傳記（包括傳記文學、報告文學等類）是適用的。對於我們目前的本主題來說，卻完全不是那麼簡單的事了。

很難處置的困難問題是——曹雪芹的生平遭遇，是由於他的家世的特殊與政治內幕的根源所隱伏下的。不敘這些，將無法理解他後來的一切；而一敘這些，則異常的複雜曲折。結果，“家世”部分總在對比之下顯得“細緻”，甚至“累贅”，給讀者一個“喧賓奪主”的感覺。

我很明白讀者的心理：“我要看的是你介紹曹雪芹；你講那麼多中國清代歷史，我不感興趣。”你有這樣的抱怨是不足為異的。

如上所述，我已努力三次了，到今還是沒有找出一個解決這個難題的好辦法。

我只能這樣建議：

一、務請你以較多的耐心去讀那些你認為是“喧賓”的部分；

二、如果你真的拿不出這麼大耐心，那麼只好請你把它翻過去——就找著你要讀的部分，從那兒開始。

我還要說一句實實在在的話，我非常相信：即使你“翻過去”，遲早你還會回過頭來，重新補上這一課，因為那時你自己會發現你所“選讀”的只是一種極不完備的知識。

請相信，那不是“喧賓”，不是“累贅”，那實際上倒是盡了極大努力化繁為簡了。

我寫本書，筆調與我向來的文字不盡相同。因為我早先的書，都是隻以國內讀者為對象的。此次則以海外讀者（全世界各國讀者）為對象，因此不能不改變素來的筆法，甚至語式，不能純以漢文文學欣賞的傳統要求來行文措語，只可偏於平實鋪敘，務求清楚明白，同時照顧一些“可讀性”。

外國的讀者，除了漢學專家，對中國歷史文化、典章制度、生活習俗、器物名詞……恐怕都會是十分陌生的事物。如今勢須講到這些，怎麼辦？不注萬難懂得，都變成 “概念化”的名稱詞語，不但做不到，而且等於歪曲或“消滅”歷史真實，那是下策。多加腳註，太繁碎可厭……沒有很理想的辦法解決這種矛盾。我決定不設腳注，只隨文循事，在該處以括號加上儘可能簡明的解說。我希望這並不打斷讀者的思緒，你可以把它視為文字的一種組成部分，讀下去還覺順暢。

末後，需要說說年月與歲數的問題。我勸你相信一點：如果我把清代的人與事，都改用西方通行的“公元”與太陽曆，表面上似乎對你“方便”，實際上並非如此，都費了很大力氣“換算”的結果，會把很多的中國文化重要色彩弄得索然蕩然了——如節令的種種特異特色，民俗的豐富情趣意味，離開了中國的古老太陰曆（夏曆，今稱“農曆”），那是沒法理解與感受的！再如朝代、年號，常常是歷史政治變動的重要標誌，一概換成“公元”，也就茫然難辨了。

人的歲數，中國習慣是生下來即算“一歲”，第二年是“兩歲”……如今俗稱“虛歲”。這些，你只要知道了，就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問題。讀中國的歷史，應該“服從”中國的歷史真實，都改從西方習俗，我看那不是最好的介紹本主題的做法。

對於陰曆的月份，你可以暫時粗解為：比如太陽曆的二月，大約是陰曆的一月——在“數字”上大致相差“一個月”的次序。

本書所引詩文史料，都是真實的。有些近年“發現”的“新資料”是個別人偽造的，我深知其內幕，我不會引用這些東西來扭曲歷史真實。在此說明，可免讀者認為我是疏忽遺漏。

再一點就是個別地方，我為了使西方讀者瞭解中國的文化習俗，稍稍運用上一點兒推想和文學手法，使內容變得生動一些。細節可以是想象，基本事情是真實的。為了情節的完整性，在“佩刀質酒”這一章（第三十五章）裡，我代擬了曹雪芹的一首詩——這是唯一的特例，請讀者務必記清。

考古學家掘得幾枚碎陶片，運用他們專門的學識與技藝竟能“恢復”成一個“完整”的古陶罐，實在神奇！而我呢，所有的也只是幾枚“曹雪芹的碎片”，卻要把它 “恢復”成為一個活生生的人，而不只是“陶罐”，——你看這難不難？我“恢復”成的，畢竟是個什麼？只有請讀者給以估價了。只盼望讀者勿忘一句話——介紹曹雪芹，其實就是為了介紹中華文化。這才是我這本小書的真正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