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紅樓夢》，很多人甚至可以對賈、史、王、薛的家世如數家珍。但是說到《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人們認同的是他貧困潦倒的一生，他的父親是誰？他祖籍何處？他葬在何地？這些對於一個人來說最基本的問題也成了紅學界口舌之戰的緣由。
《紅樓夢》成書至今，一直是人們熱衷的小說，讀“紅樓”似乎成了一種永久不衰的文化時尚。與此同時，人們逐漸提出了新的疑問：是什麼樣的作者，有著什麼樣的經歷，才能寫出這樣傳奇的故事？
《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1724~1764），名霑，號雪芹、芹圃、芹溪、夢阮。
他的祖上明末前居住在今遼寧鐵嶺西南郊腰堡大汛河村一帶。在努爾哈赤的後金兵掠地時，曹雪芹的遠祖曹錫遠被後金的軍隊俘虜，給多爾袞當家奴，屬正白旗包衣（“包衣”即滿語“家奴”一詞譯音“包衣阿哈”的簡稱）。清朝建立以後，設立“內務府”，負責為皇帝管理財產、飲食、器用等各種生活瑣事和宮廷雜物，曹家成為“內務府”的成員。曹錫遠的兒子曹振彥因建立軍功，官至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鹽法道。從曹振彥的兒子曹璽和曹璽的長子曹寅，曹寅的長子曹顒和侄兒曹，三代四人相繼擔任江寧織造一職。織造的職務，主要為皇帝管理製造和採辦宮廷用品，但除此之外，還同時擔任替皇帝蒐集情報的工作，曹寅就經常向康熙密奏南方各方面的情況，包括政治、經濟、文化、思想、治安、民情等等。曹家幾代人擔任這一職務，表明他們跟皇帝有一種特殊親密的關係。曹璽的妻子孫氏做過康熙的保姆，康熙南巡時還在江寧織造府內接見過孫氏，稱她為“吾家老人”。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小時候曾做過康熙的伴讀，以後又擔任御前侍衛。曹寅在給康熙的奏摺中自稱“臣系包衣下賤”，說明曹傢俱有一種特殊的地位：對於皇帝來說是奴才，但對一般人來說，則是一個極為顯赫的大官僚，是屬於最高統治層中的成員。雍正繼位後，曹家遭受冷落，曹時受斥責。雍正五年(1727)末、六年(1728)初,曹因織造差員勒索驛站及虧空公款等罪，被下旨抄家，曹被“枷號”，曹寅遺孀與小輩等家口遷回北京，靠發還的崇文門外少量房屋度日。曹家從此敗落。經歷這樣家族變遷的曹雪芹，因此而獲得對貴族之家種種黑暗與罪惡的深切體驗，這便成為他創作《紅樓夢》重要的生活基礎。曹寅有很好的文學修養，藏書極富，是當時一位有名的藏書家和刻書家。會作詩詞，又兼作戲曲，有《楝亭詩抄》、《楝亭詞抄》、《楝亭文抄》等著作。他曾奉旨主持刊刻了《全唐詩》和《佩文韻府》。他跟當時一些著名的詩人和作家如施閏章、陳維崧、尤侗、朱彝尊、洪昇等都有過交往。家庭中這樣的文化傳統，必定使曹雪芹從小受到很好的文化教養和藝術薰陶。他在《紅樓夢》中表現出來的非凡藝術天才，是所來有自的。胡適通過他的代表作《紅樓夢考證》，對曹雪芹家世進行了初步的探討，他所編訂的曹氏家族世系，也只是從曹雪芹的遠祖曹振彥而下，已經考出的人物關係，隨著新資料的發現和研究的逐步深入，可探討和分析的地方逐漸增多。1992年7月，在北京東郊通縣張家灣出土了一塊曹雪芹墓石。據發現此墓石的當地村民李景柱講，這塊墓石是1968年被發現的，當時“文革”還在高潮期間，鄉里為了平掉張家灣鎮周圍的荒墳，改為莊稼地，才決定把張家灣村西北的竇家墳、馬家墳、曹家墳平掉。這三座大墳是相連的，面積很大，曹家墳高出地面有1米多。就是在平曹家墳的過程中發現了這塊墓碑，墓碑埋在地下1米多深處。墓石正面刻“曹公諱霑墓”五字，左下端刻“壬午”兩字。“午”字已殘。在墓碑下面約離地面15米左右的深處，挖出來一具屍骨，沒有棺材，是裸葬的，屍體骨架很完整，據說是一具男屍。當時急於要平墳地，特別正是在“文革”中“破四舊”，李景柱自稱沒有敢多想。他讀過《紅樓夢》，知道曹霑就是曹雪芹，並告訴了在場的人。當時有一位一起平地的人聽說曹霑就是曹雪芹，認為墓裡很可能有東西，就下去墓坑裡撥弄屍骨，結果一無所獲。到晚上，李景柱就與他的堂弟李景泉一起把這塊墓碑拉回了家裡，埋在院子裡。直到1992年鎮裡規劃要發展旅遊，建立“張家灣人民公園”，想把周圍的古碑集中起來建碑林，因而想起了這塊碑，才又把它拿了出來。由於當地沒有人研究《紅樓夢》，就輾轉請來了紅學會的會長馮其庸先生，請他來做鑑定。馮先生通過仔細觀察勘定，認為這塊墓石應該是屬於那位文壇巨匠曹雪芹的。墓碑約1米左右高，40多釐米寬，51釐米左右厚，墓碑質地是青石，做工很粗糙，像是一塊普通的臺階石，只有粗加工，沒有像一般墓石那樣打磨，碑面上粗加工時用鑿子鑿出來的一道道斜線都還原樣未動，證明是根本未打磨過，碑面上鑿刻有“曹公諱霑墓”五個字，也不像一般碑文的寫刻，就像是用鑿子直接鑿的，因為字體是筆畫一樣粗細、方方正正的字體，有點類似八分書，但毫無筆意，所以說可能是未經書寫，直接鑿刻的。總之給人以十分草率的印象。因為刻得很淺，字跡與石色一樣，幾乎已看不清楚，仔細看看，才可以辨認出來。由此關於曹雪芹的家世祖籍問題，更加引發了學術界一直在進行的爭論與研究。其中周汝昌、馮其庸兩先生用力最勤，多年來彙集了不少有關資料進行考訂。
周先生的觀點，是曹雪芹上祖的籍貫是河北豐潤，在學術界影響很大，雖然此說中有著一定猜測成分，與之商榷的文章也出了很多，
如南京師院中文系編的《曹雪芹年表》中說：“雪芹遠祖曹世選（又作‘錫遠’）祖籍河北省豐潤縣咸寧裡，後遷居東北。”西北大學中文系的《論曹雪芹》一書也說：“曹家原籍河北豐潤縣，後遷居到東北鐵嶺衛（今遼寧鐵嶺縣）至遼陽這一帶地方。”可見這個說法確是代表了當前關於曹雪芹祖籍的較為普遍的看法。但馮其庸先生的主張，證明當河北豐潤曹家的一支遷到遼東，卻已是康熙九年的事，認為曹雪芹的上祖則應該就是原籍遼陽、後遷瀋陽的《五慶堂曹氏宗譜》的始祖。他的籍貫確是遼陽、瀋陽，而不是河北豐潤。
無論是“河北豐潤說”，還是“遼陽說”，雙方所能確考的曹雪芹家族的最早祖上，都是見於《八旗滿洲始祖通譜》的“曹錫遠，世居瀋陽地方”。這一記載是最為可靠的。並且證實了曹家在天命、天聰、崇德之間，原是明朝的軍官，在明與後金的戰爭中歸附後金，開始隸漢軍旗，後來才歸入滿洲正白旗包衣的。至於曹錫遠之上的曹家祖先，從他們的籍貫、事業甚至包括名字，都由於史料的缺乏，仍處於學界各派相互爭論的狀態。
曹雪芹的父親到底是誰？這也是一個很有爭議的話題。根據紅學大師周汝昌先生的研究，曹雪芹的父親，是由曹宣的第四子過繼給曹寅為嗣子的曹。另外一種觀點認為，曹雪芹是曹寅之子曹顒的遺腹子。曹顒是曹寅惟一長到成年的愛子，他也深受康熙帝的喜愛與器重，死時只有27歲。關於曹顒的這個遺腹子，在曹入繼曹寅一支之後的一封奏摺中，有專門的提及：
“……奴才之嫂馬氏，因現懷妊孕，已及七月，恐長途勞頓，未得北上奔喪，將來倘幸爾生男，則奴才之兄嗣有在矣。……”
有人認為曹雪芹很有可能就是曹顒的這個遺腹子。但新的資料的發現又引出了曹天佑這個人，從年齡與身份地位來看，似乎他才是曹顒那個遺腹子。那麼曹雪芹到底是哪支所出，就又成了疑惑與探討爭議的話題，直至如今。
總之曹雪芹是一位文化巨匠，它博學多才，對詩詞、曲賦、繪畫、書法等無不喜好和擅長。在《紅樓夢》中，被他隱去的時代，其實應該就是他祖輩、父輩和他自己生活的時代，即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正是大清帝國的鼎盛時期。
另外，同在江南主持織造與輪流擔任兩淮巡鹽使的，還有一個蘇州織造——李煦。李煦是曹寅的妻兄，是內親，康熙五十一年（1712）七月曹寅在揚州病故後，其後事都由李煦照料，包括曹寅名下所有的虧空，都由李煦奏請補賠。康熙五十四年（1715）正月曹顒在京病故，其後事及家庭事務，也是李煦一手照料的。李煦在給康熙的奏摺裡說：
“奴才與曹寅父子誼屬至親，而又同事多年，敢不仰體聖主安懷之心，使其老幼區畫得所。奴才謹擬曹於本月內擇日將曹顒靈柩出城，暫厝祖塋之側。事畢即奏請赴江寧任所。”
所以要了解曹雪芹家族，是離不開李煦的。
李煦的父親李士楨，是山東都昌人，本姓姜。據杜臻撰《廣東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公士楨墓誌銘》說：
“公本姓姜，世居東萊之都昌。……壬午，從龍遼左，繼正白旗佐領西泉李公，即以李為氏。”
又有《昌邑縣誌》記載：
“崇禎十五年壬午十二月，大清兵圍昌邑，十六日城破。”
李士楨就是在這次城破被俘，歸李西泉的。其身世略如曹雪芹的遠祖曹錫遠和曹振彥，所不同者，曹氏是明朝駐防遼東的軍官，李氏是昌邑的百姓。兩年後，甲申，明亡，李士楨就真正從龍入關了。
李煦生於順治十二年（1655）乙未，長曹寅三歲。康熙十七年（1678）他出任韶州府知府，時年24歲。後來又調浙江寧波府知府，以後又任暢春園總管。康熙三十二年（1693）改任蘇州織造，後來又任兩淮巡鹽御史，與曹寅輪番更替。李煦與康熙也是有特殊關係的。一、李煦的生母文氏，也是康熙的保姆，這一點與曹寅的身份一樣，而且曹寅不是生母而是嫡母孫氏作康熙的保姆，這一點來說，李煦與康熙的關係比曹寅與康熙的關係還要近上一層。康熙對曹家的孫氏很親切，曾稱孫氏“此吾家老人也”；而他對李家的文氏也是同樣的親切，李煦在《謝召見李鼎折》裡說：
“蒙溫旨下詢及奴才，兼及奴才之母，天顏開霽，宛若家人父子。”在《李鼎蒙允追隨哨鹿謝恩折》裡說：
“奴才九十三歲之老母，復蒙萬歲垂慈詢及，一家老幼疊受聖主天恩。”
在《生母病逝遵遺命代具謝恩折》裡說：
“竊奴才生母文氏，於十一月初五日忽患內外感之症，雖病勢甚重，心神甚清，吩咐奴才雲：‘我蒙萬歲隆恩，賞給誥封。就是歷年以來，汝面聖時節，必蒙問及；即今秋孫兒熱河見駕，又蒙萬歲溫言垂問。我是至微至賤的人，竟受萬歲天高地厚恩典。’”
以上可見李煦與康熙之間的特殊親密關係。
由於有著康熙帝對曹、李兩家的背後支持，以及曹、李兩家的彼此呼應，此時的曹家與李家，呈現出空前的繁榮。
然而，就在這繁華的背後，已是潛伏著危機。由於曹寅的日用排場，應酬送禮，特別是康熙四次南巡的接駕等等，在經濟上造成了鉅額的虧空。可以說，曹寅已經給曹家種下了衰敗的禍根。
康熙四十八年（1709）十二月初六，時任兩江總督的噶禮參奏曹寅，密報康熙說，曹寅和李煦虧欠兩淮鹽課銀三百萬兩，請求公開彈劾他。康熙把曹寅看成是“家人”，噶禮要求公開彈劾，康熙當然不會批准。但事關重大，康熙不得不私下諄諄告誡曹寅和他的大舅子李煦，必須設法補上虧空。
曹寅面對茫茫債海，已經無法彌補，也沒有能力挽回局面。康熙五十一年（1712）七月，一病不起，死在揚州。李煦奏摺上說：彌留之際，核算出虧空庫銀23萬兩，而且曹寅已經沒有資產可以補上。
曹寅死後，康熙為保全曹家的家產免遭搬遷的損毀，特命曹寅之子曹顒繼任江寧織造；兩年後曹顒病故，康熙又親自主持將曹寅的四侄曹過繼過來，接任了江寧織造的職務。同時康熙又讓曹寅的大舅子蘇州織造李煦代管兩淮鹽差一年，用所得的銀子補齊曹寅生前的虧空。
康熙五十四年（1715），又查出曹寅生前虧空織造庫銀三十七萬三千兩。
康熙只好再次做安排，讓兩淮鹽政李陳常和李煦代為補還。到了康熙五十六年，才總算把這筆賬補上。
康熙照顧曹家，是看在曹璽和曹寅的情分，到了曹這一輩，就疏遠、淡漠了許多。康熙曾經明確地對曹說：“念爾父出力年久，故特恩至此。”康熙六十一年，因李煦、曹拖欠賣人蔘的銀兩，內務府奏請康熙，嚴令李煦、曹將拖欠的銀兩必須在年底之前交清，否則就嚴加懲處，康熙當即就批准了。顯然，這與康熙以前對曹寅的態度，已是截然不同了。
雍正上臺以後，接連頒佈諭旨，開始在全國上下大張旗鼓地清查錢糧，追補虧空。他一再表示，我不能再像父皇那樣寬容了，凡虧空錢糧的官員，一經揭發，立刻革職。
僅雍正元年，被革職抄家的各級官吏就達數十人，與曹家既是親戚又患難與共的蘇州織造李煦，也因虧空獲罪，被革職抄家。
但一開始雍正並沒有把曹家與李煦一起治罪，而是允許他將虧空分三年還完。曹自身的虧空尚未補完，又增加了曹寅遺留的虧空，只好多方求人託人。雍正為防止有人嚇唬敲詐曹，特地在曹的請安折上寫了嚴詞批語：亂跑門路，交結他人，只能拖累自己，瞎費心思力氣買禍受；主意要拿定，安分守己，不要亂來，否則壞朕名聲，就要重重處分，怡親王也救不了你！
雍正皇帝的這個硃批特諭表明，雖然他對曹“亂跑門路”是十分不滿的，但是雍正對曹的好意體恤、親密關懷還是讀得出來的。
雍正四年（1726），曹負責操辦的緞匹衣料質量“粗糙輕薄”，受到賠償並罰掉一年俸祿的處分。不久，雍正穿的石青緞褂褪色，經查又是江寧織造的產品，結果又罰掉曹一年的俸祿。曹一次又一次地失職，導致了雍正對他越來越不滿和失望。
雍正並沒有就此將曹問罪，決定將他召回北京當面考察和訓誡。雍正五年五月傳旨，命蘇州織造高斌不必回京，他所督運的緞匹由曹送來。不料曹在督運織造緞匹的途中，又在山東長清縣等處勒索費用，騷擾驛站，終於招致雍正“龍顏大怒”。十二月初四，雍正下令將曹等交由內務府和吏部嚴審。
在曹被撤職受審的時候，雍正又得知曹轉移財物，企圖隱蔽，於是新罪舊賬一齊算，雍正五年《內務府滿文上傳檔》記載：十二月二十四日傳旨查封曹家產。他命令江南總督範時繹，將曹家中財物封存看守，並將重要家人立即捉拿。
範時繹接到諭旨，立即將曹的管家數人拿下，關押審訊，所有房產財物一併查清，造冊封存。第二年二月，新上任的江寧織造隋赫德將曹江南家產人口查明接收，曹在京城的家產人口，也由內務府全部查封。六月，騷擾山東驛站案審結，判曹賠銀四百四十三兩二錢，由內務府負責催討，並將曹戴上木枷示眾。
雍正六年初夏，曹雪芹隨同祖母、母親等全家老少，由南京回到北京，住在崇文門外曹家舊宅，開始了窮困潦倒的悲涼生活。這一年，曹雪芹剛18歲。曹雪芹從赫赫揚揚的官宦世家，墜入“繩床瓦灶”的地步，特別是由於他親身經歷了家庭的衰敗破產，這一急劇的轉折，對曹雪芹來說甚為痛苦。如果曹家不是這樣的結局，曹雪芹沒有這樣的經歷，那麼，很可能也就沒有世界名著《紅樓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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