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賈充，一般人都會把他定性為一個禍國殃民的大奸臣。尤其是《晉書》中，賈充被描寫為一個心思惡毒，結黨營私，迫害忠良的罪人。
賈充(217年-282年)，字公閭，平陽襄陵人，三國曹魏末期至西晉初期重臣，曹魏豫州刺史賈逵之子。西晉王朝的開國元勳。曾參與鎮壓淮南二叛和弒殺魏帝曹髦，因此深得司馬氏信任，其女兒賈褒及賈南風分別嫁予司馬炎弟司馬攸及次子司馬衷，與司馬氏結為姻親，地位顯赫。
晉朝建立後，轉任車騎將軍、散騎常侍、尚書僕射，後升任司空、太尉等要職。更封魯郡公。咸寧末，為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征討吳國。吳國平定後，增邑八千戶。死於太康三年，追贈太宰，禮官議諡曰荒，司馬炎不採納，改諡為武。
華歆，王朗等人助曹丕篡漢，歷史上的名聲不算太臭。可為什麼賈充助司馬昭篡位，歷史上的名聲卻很臭？
賈充最為後世詬病者無過三事，一則殺高貴鄉公曹髦；一則德不及才，擅權怙寵，常諂媚取容，無公方之操；一則女賈南風為惠帝皇后，喪德啟亂，幾亡晉室。然而曹髦已有“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之語，又親率兵討之，當時之勢已至決裂，曹氏與司馬氏再難共存。賈充既歸心司馬氏，又受重寄，當然要為主子效命。正如他對殺高貴鄉公的直接凶手成濟說的：“公養汝等，正擬今日，復何疑！”司馬昭那麼重用你，不就是為今天做準備嗎？還有什麼想不明白的？當然，弒君是違背傳統觀念的，但是在雙方勢不兩立的情況下，不弒君，難道等著曹髦取勝後殺頭嗎？第二件值得一說，賈充事司馬昭及晉武帝兩代，寵遇始終不衰，除了開國之功外，自然與其善於迎合也有一定關係，這一點是其不能推脫的。後者最為無謂，雖然賈充想盡辦法聯姻帝室以求長保祿位未免令人輕視，但如果真追究起來，賈充最多隻能說是教女無方，沒有培養出一個合格的未來皇后。導致西晉滅亡的原因很多，賈后的貪權啟亂也只是導火索而已，要把亡國之因歸於其一身，賈南風當真還沒有這個資格。因為賈后的罪過而否定賈充，實在有些冤枉。
唐太宗晚年修《晉書》，本就有些醉翁之意不在酒，貞觀年間雖號盛世，政治鬥爭之激烈實在不遜於任何一代。所以他親為《武帝紀》撰寫了論贊，稱“子不肖則家亡，臣不忠則國亂”，是以修史諸人特重品藻人物，但有奸佞、叛逆之聲，不論其才如何，評價便直線下降。賈充之外，荀勖、刁協、王敦、桓溫等也都有此遭遇。
如果略微注意一些關於賈充的史料，應該可以看出其人的不凡之處。《世說》注引《晉諸公贊》，稱其“有才識，明達治體，加善刑法”，迥異唐人所論。《晉書文帝紀》記魏鹹熙元年“帝（司馬昭）奏司空荀顗定禮儀，中護軍賈充正法律，尚書僕射裴秀議官制，太保鄭衝總而裁焉。”實際上是為以晉代魏作準備，賈充之外參與改制三人均有才名，可推知賈充亦非尋常之輩。晉泰始四年，新律頒行，即使是《晉書》本傳也不得不承認：“充所定新律既班於天下，百姓便之。”如計及其為尚書郎時“典定科令，兼度支考課，辯章節度，事皆施用”；為廷尉時“雅長法理，有平反之稱”；後來宣力晉室，為政“務農節用，並官省職”，即可知其長於政事、尤善法律，程樹德《晉律考》列其於晉世律家之首，實非溢美。至於亡魏成晉之際，賈充頗預謀議，史稱“時軍國多事，朝廷機密皆與籌之，帝甚信重充，與裴秀、王沈、羊祜、荀勖同受腹心之任。”足證前引泰始間民謠不虛。
賈充好進士人，這也是載於史冊的。雖然史稱其“頗好進士，每有所薦達，必終始經緯之，是以士多歸焉。帝舅王恂嘗毀充，而充更進恂。或有背充以要權貴者，充皆陽以素意待之。”意在刻劃其深險奸佞，然而無論其心性如何，進賢薦士終究有利於治國，而能以常心待背己者更屬不易，如果用舊時的說法，這就是“相器”——宰相的器量，相才相器兼而有之，賈充實在無愧於《晉諸公贊》給出的評價。
任何人都不是完美無缺的，賈充從容立朝、褒貶在己的為政態度給晉朝帶來了相當大的傷害。從容立朝，則必不能直諫，是為媚上；褒貶在己，則必專權跋扈，是為傲下。晉朝統一後的迅速腐化，滿朝公卿多難辭其咎，而性好媚上傲下的賈充自然不能例外，應當受到譴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