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華商韜略（ID：hstl8888）作者/畢亞軍版權/ 本文獲原作者授權刊發
1990年，曹德旺來到福清石竹山，他是來廟裡出家的。
這一年曹德旺44歲，他是福清的知名企業家，一直做玻璃生意，從1985開始涉足汽車玻璃領域，1987年又獲批興建與政府合資、專營汽車玻璃的福耀玻璃。到1989年，福耀玻璃的規模已達基本建設投資3500萬元，產值5000萬元，很受當地政府重視。
曹德旺的出家舉動影響很大，甚至驚動了省委省政府，領導們覺得必須要把曹德旺勸回來，不然福耀那一大攤子可怎麼弄。
領導們苦勸無果後，只好請出廟裡最受曹德旺信任的老和尚。老和尚對曹德旺說，“曹總，您今生有佛報，卻無佛緣。靜下心，好好地去把企業辦好，別動這個唸了。”
曹德旺有一些失落，但還是聽從了老和尚的話，下山好好辦企業去了。
這家企業，如今已發展成中國最大、世界第二大汽車玻璃供應商，其國內市佔率為70%，國際市佔率為23%，客戶囊括了世界前20大汽車製造商。此外，曹德旺還向社會捐贈了超過60億元人民幣，被譽為“中國首善”。
曹德旺為什麼想出家，這得從他的早期經歷說起。
曹德旺1946年出生於上海，祖籍福建福清，家裡家世代經商，他的曾祖父曾是福清首富，他的父親也是一名商人，在日本學做生意多年，賺了不少錢，回國後則在上海廣泛投資，是永安百貨的大股東。內戰時期，他們家從上海遷回福清高山，不幸的是他家的貨輪連同船上的財產，在運輸途中沉沒了。
好日子結束，苦日子開始。
曹德旺從小就過著一天兩餐的清貧日子，但母親不讓他跟別人說，怕被人家瞧不起。從五年級開始，他幫母親扒樹葉或茅草，供燒菜之用。由於這些活要在課間幹，所以會弄一身汗，他就跳進淺水溝洗澡。誰成想這事給他惹來了麻煩，教導主任將他抓成“玩水”的壞典型，召集全體同學到操場上批評他。他氣壞了，覺得委屈，便在教導主任蹲廁所時，向其腦袋上尿了一泡尿，原本他想用小石頭砸，但又怕家裡賠不起。
事後自然是對方上門理論，而他母親則不斷給人家道歉。這事本可以就這麼了了，但曹德旺心裡卻過不去，覺得沒臉回學校，便輟學了。
之後，14歲的曹德旺開始給村裡放牛，此外幫母親撿柴和挑水。閒暇時，他則自學哥哥用過的教材，還用賺到的錢買了《新華字典》和《辭海》。
15歲那年，父親開始帶他做販賣菸絲和水果的生意，他們從福州進貨，然後用自行車運到高山來賣。父子的分工是：兒子負責採購和運輸，父親則負責銷售。每次進貨大約30斤，要騎行100多公里，來回三天時間，每回凌晨2點起床，晚上7點半收工，不避寒暑。
這個生意做了四五年，利潤很薄，一天也就掙3塊錢，還要提心吊膽：當時政府不讓幹這個。後來他父親在售賣菸絲時被工商局逮了個正著，菸絲和自行車都被沒收了，這個生意也就結束了。
“在我看來，父親雖然聰明，也會做生意，但做的都是小本生意，政府不認可不支持，根本沒有前途可言，我還年輕，不能重走父親的老路。”多年後，曹德旺在其自傳《心若菩提》中這樣總結。
來源/華商韜略（ID：hstl8888）作者/畢亞軍版權/ 本文獲原作者授權刊發
1990年，曹德旺來到福清石竹山，他是來廟裡出家的。
這一年曹德旺44歲，他是福清的知名企業家，一直做玻璃生意，從1985開始涉足汽車玻璃領域，1987年又獲批興建與政府合資、專營汽車玻璃的福耀玻璃。到1989年，福耀玻璃的規模已達基本建設投資3500萬元，產值5000萬元，很受當地政府重視。
曹德旺的出家舉動影響很大，甚至驚動了省委省政府，領導們覺得必須要把曹德旺勸回來，不然福耀那一大攤子可怎麼弄。
領導們苦勸無果後，只好請出廟裡最受曹德旺信任的老和尚。老和尚對曹德旺說，“曹總，您今生有佛報，卻無佛緣。靜下心，好好地去把企業辦好，別動這個唸了。”
曹德旺有一些失落，但還是聽從了老和尚的話，下山好好辦企業去了。
這家企業，如今已發展成中國最大、世界第二大汽車玻璃供應商，其國內市佔率為70%，國際市佔率為23%，客戶囊括了世界前20大汽車製造商。此外，曹德旺還向社會捐贈了超過60億元人民幣，被譽為“中國首善”。
曹德旺為什麼想出家，這得從他的早期經歷說起。
曹德旺1946年出生於上海，祖籍福建福清，家裡家世代經商，他的曾祖父曾是福清首富，他的父親也是一名商人，在日本學做生意多年，賺了不少錢，回國後則在上海廣泛投資，是永安百貨的大股東。內戰時期，他們家從上海遷回福清高山，不幸的是他家的貨輪連同船上的財產，在運輸途中沉沒了。
好日子結束，苦日子開始。
曹德旺從小就過著一天兩餐的清貧日子，但母親不讓他跟別人說，怕被人家瞧不起。從五年級開始，他幫母親扒樹葉或茅草，供燒菜之用。由於這些活要在課間幹，所以會弄一身汗，他就跳進淺水溝洗澡。誰成想這事給他惹來了麻煩，教導主任將他抓成“玩水”的壞典型，召集全體同學到操場上批評他。他氣壞了，覺得委屈，便在教導主任蹲廁所時，向其腦袋上尿了一泡尿，原本他想用小石頭砸，但又怕家裡賠不起。
事後自然是對方上門理論，而他母親則不斷給人家道歉。這事本可以就這麼了了，但曹德旺心裡卻過不去，覺得沒臉回學校，便輟學了。
之後，14歲的曹德旺開始給村裡放牛，此外幫母親撿柴和挑水。閒暇時，他則自學哥哥用過的教材，還用賺到的錢買了《新華字典》和《辭海》。
15歲那年，父親開始帶他做販賣菸絲和水果的生意，他們從福州進貨，然後用自行車運到高山來賣。父子的分工是：兒子負責採購和運輸，父親則負責銷售。每次進貨大約30斤，要騎行100多公里，來回三天時間，每回凌晨2點起床，晚上7點半收工，不避寒暑。
這個生意做了四五年，利潤很薄，一天也就掙3塊錢，還要提心吊膽：當時政府不讓幹這個。後來他父親在售賣菸絲時被工商局逮了個正著，菸絲和自行車都被沒收了，這個生意也就結束了。
“在我看來，父親雖然聰明，也會做生意，但做的都是小本生意，政府不認可不支持，根本沒有前途可言，我還年輕，不能重走父親的老路。”多年後，曹德旺在其自傳《心若菩提》中這樣總結。
此時，曹德旺已經不再認可父親的權威，他甚至對母親激動地說：“我不想老了以後像爸爸一樣，我要出去闖一闖。”
獨闖商海的第一個項目是做白木耳。起初曹德旺是自己種，然後販運到福州賣，後來他發現這樣並不賺錢，因為福建很多地方都在種。鎮上一位幹部告訴他，江西缺白木耳，利潤很高。他便興沖沖地跑去江西，發現真的很賺錢，於是開始專門做江西生意，而且只搞販運而不再種植。到1970年年底，他已經賺了3000元，那時蓋一個房子也就2000元。
發了財的曹德旺決定最後幹一票大的，就把3000元全投了下去。採購非常順利，許多村民甚至賒貨給他，一位公社幹部還入了股，不過沒有出錢，而是說可以做他的“保護傘”。
曹德旺信心十足地出發了，沒成想剛一進江西地界，就被民兵抄了貨，說這是“投機倒把”。他火急火燎地趕回老家，去找他的“保護傘”，豈料，那人突然宣佈自己得了重病，而且會“病中打人”。曹德旺的心徹底涼了，他不但失去了所有儲蓄，還欠了村民好多債。
後來，曹德旺只好做些苦力活賺錢，他參加了一個修水庫的工程，給人拉板車，每天三個來回，一天的工作量是半噸土，走五十多公里，工錢則只有3元。此外他還在工地上做過炊事員和修車工，每項工作都做得極其認真，深得領導賞識。
工程完工後，曹德旺獲得了一筆較為可觀的收入，有1000多塊。此外，工程負責人還幫他解決了江西白木耳的事情，讓他得以回本還債。
回首過往，曹德旺覺得今後不能再單槍匹馬地做生意了。
結束破產風波後，曹德旺想過幾年輕鬆日子，便做起了果苗技術員，同時負責銷售工作。多年曆練之下，他的銷售能力突飛猛進，幫單位賺了很多錢，自己也掙了不少，到1975年，他已經掙了6萬多元。
1976年文革結束，曹德旺覺得可以搞點新生意了。此時一個朋友告訴他，做水錶玻璃非常賺錢，他聽後很動心，便跑去上海考察，發現的確如此。他一回到高山就去鎮子上找企業辦，提議興建一個玻璃廠。
鎮政府批准了曹德旺的提議，不久便興建了高山異形玻璃廠，曹德旺被安排做一名採購員。
這個結果不是曹德旺想要的，因為辦廠子的想法，以及廠子最初的人才、資源都是他找的，而他卻被邊緣化了，甚至一度差點出局，原因是他是個農民，廠子沒法給他安排編制。
曹德旺沒有抗議：他也覺得一個農民不能一步登天，先定一個小目標，比如進入玻璃行業，只要有本事，還怕走不遠？之後他便在被分配的崗位上努力工作，摸清其中的門道，並開始有意識地建立業務和專家人脈。
由於體制缺陷，玻璃廠從建立之日起就不斷虧損，到1983年4月，鎮政府實在虧不下去了，決定儘快找人承包，而找來找去，只能找曹德旺，因為別人都不敢接手。
曹德旺知道會有這一天，但他卻不想乘人之危，他許諾給鎮政府一個超越後者預期的條件：到年底前上交6萬元利潤，超額部分他拿60%，留20%做發展基金，另20%則做員工福利。
接手之後，曹德旺大力推行改革，他結束了“大鍋飯”，實行三班倒，工廠24小時運轉，此外，他還新招了60名工人，將工人工資由18元提高到100元，比當時縣委書記的工資都高。
查閱的資料顯示，如此激勵之下，高山異形玻璃廠的產銷量從原來的幾十萬片猛漲到200萬片，工廠淨利潤22萬元，曹德旺本人則分得約6萬元。
這個業績讓曹德旺獲得多方認可：當年，他被評為福州市勞動模範，並當選福清縣政協常委和福州市工商聯副主委。
來源/華商韜略（ID：hstl8888）作者/畢亞軍版權/ 本文獲原作者授權刊發
1990年，曹德旺來到福清石竹山，他是來廟裡出家的。
這一年曹德旺44歲，他是福清的知名企業家，一直做玻璃生意，從1985開始涉足汽車玻璃領域，1987年又獲批興建與政府合資、專營汽車玻璃的福耀玻璃。到1989年，福耀玻璃的規模已達基本建設投資3500萬元，產值5000萬元，很受當地政府重視。
曹德旺的出家舉動影響很大，甚至驚動了省委省政府，領導們覺得必須要把曹德旺勸回來，不然福耀那一大攤子可怎麼弄。
領導們苦勸無果後，只好請出廟裡最受曹德旺信任的老和尚。老和尚對曹德旺說，“曹總，您今生有佛報，卻無佛緣。靜下心，好好地去把企業辦好，別動這個唸了。”
曹德旺有一些失落，但還是聽從了老和尚的話，下山好好辦企業去了。
這家企業，如今已發展成中國最大、世界第二大汽車玻璃供應商，其國內市佔率為70%，國際市佔率為23%，客戶囊括了世界前20大汽車製造商。此外，曹德旺還向社會捐贈了超過60億元人民幣，被譽為“中國首善”。
曹德旺為什麼想出家，這得從他的早期經歷說起。
曹德旺1946年出生於上海，祖籍福建福清，家裡家世代經商，他的曾祖父曾是福清首富，他的父親也是一名商人，在日本學做生意多年，賺了不少錢，回國後則在上海廣泛投資，是永安百貨的大股東。內戰時期，他們家從上海遷回福清高山，不幸的是他家的貨輪連同船上的財產，在運輸途中沉沒了。
好日子結束，苦日子開始。
曹德旺從小就過著一天兩餐的清貧日子，但母親不讓他跟別人說，怕被人家瞧不起。從五年級開始，他幫母親扒樹葉或茅草，供燒菜之用。由於這些活要在課間幹，所以會弄一身汗，他就跳進淺水溝洗澡。誰成想這事給他惹來了麻煩，教導主任將他抓成“玩水”的壞典型，召集全體同學到操場上批評他。他氣壞了，覺得委屈，便在教導主任蹲廁所時，向其腦袋上尿了一泡尿，原本他想用小石頭砸，但又怕家裡賠不起。
事後自然是對方上門理論，而他母親則不斷給人家道歉。這事本可以就這麼了了，但曹德旺心裡卻過不去，覺得沒臉回學校，便輟學了。
之後，14歲的曹德旺開始給村裡放牛，此外幫母親撿柴和挑水。閒暇時，他則自學哥哥用過的教材，還用賺到的錢買了《新華字典》和《辭海》。
15歲那年，父親開始帶他做販賣菸絲和水果的生意，他們從福州進貨，然後用自行車運到高山來賣。父子的分工是：兒子負責採購和運輸，父親則負責銷售。每次進貨大約30斤，要騎行100多公里，來回三天時間，每回凌晨2點起床，晚上7點半收工，不避寒暑。
這個生意做了四五年，利潤很薄，一天也就掙3塊錢，還要提心吊膽：當時政府不讓幹這個。後來他父親在售賣菸絲時被工商局逮了個正著，菸絲和自行車都被沒收了，這個生意也就結束了。
“在我看來，父親雖然聰明，也會做生意，但做的都是小本生意，政府不認可不支持，根本沒有前途可言，我還年輕，不能重走父親的老路。”多年後，曹德旺在其自傳《心若菩提》中這樣總結。
此時，曹德旺已經不再認可父親的權威，他甚至對母親激動地說：“我不想老了以後像爸爸一樣，我要出去闖一闖。”
獨闖商海的第一個項目是做白木耳。起初曹德旺是自己種，然後販運到福州賣，後來他發現這樣並不賺錢，因為福建很多地方都在種。鎮上一位幹部告訴他，江西缺白木耳，利潤很高。他便興沖沖地跑去江西，發現真的很賺錢，於是開始專門做江西生意，而且只搞販運而不再種植。到1970年年底，他已經賺了3000元，那時蓋一個房子也就2000元。
發了財的曹德旺決定最後幹一票大的，就把3000元全投了下去。採購非常順利，許多村民甚至賒貨給他，一位公社幹部還入了股，不過沒有出錢，而是說可以做他的“保護傘”。
曹德旺信心十足地出發了，沒成想剛一進江西地界，就被民兵抄了貨，說這是“投機倒把”。他火急火燎地趕回老家，去找他的“保護傘”，豈料，那人突然宣佈自己得了重病，而且會“病中打人”。曹德旺的心徹底涼了，他不但失去了所有儲蓄，還欠了村民好多債。
後來，曹德旺只好做些苦力活賺錢，他參加了一個修水庫的工程，給人拉板車，每天三個來回，一天的工作量是半噸土，走五十多公里，工錢則只有3元。此外他還在工地上做過炊事員和修車工，每項工作都做得極其認真，深得領導賞識。
工程完工後，曹德旺獲得了一筆較為可觀的收入，有1000多塊。此外，工程負責人還幫他解決了江西白木耳的事情，讓他得以回本還債。
回首過往，曹德旺覺得今後不能再單槍匹馬地做生意了。
結束破產風波後，曹德旺想過幾年輕鬆日子，便做起了果苗技術員，同時負責銷售工作。多年曆練之下，他的銷售能力突飛猛進，幫單位賺了很多錢，自己也掙了不少，到1975年，他已經掙了6萬多元。
1976年文革結束，曹德旺覺得可以搞點新生意了。此時一個朋友告訴他，做水錶玻璃非常賺錢，他聽後很動心，便跑去上海考察，發現的確如此。他一回到高山就去鎮子上找企業辦，提議興建一個玻璃廠。
鎮政府批准了曹德旺的提議，不久便興建了高山異形玻璃廠，曹德旺被安排做一名採購員。
這個結果不是曹德旺想要的，因為辦廠子的想法，以及廠子最初的人才、資源都是他找的，而他卻被邊緣化了，甚至一度差點出局，原因是他是個農民，廠子沒法給他安排編制。
曹德旺沒有抗議：他也覺得一個農民不能一步登天，先定一個小目標，比如進入玻璃行業，只要有本事，還怕走不遠？之後他便在被分配的崗位上努力工作，摸清其中的門道，並開始有意識地建立業務和專家人脈。
由於體制缺陷，玻璃廠從建立之日起就不斷虧損，到1983年4月，鎮政府實在虧不下去了，決定儘快找人承包，而找來找去，只能找曹德旺，因為別人都不敢接手。
曹德旺知道會有這一天，但他卻不想乘人之危，他許諾給鎮政府一個超越後者預期的條件：到年底前上交6萬元利潤，超額部分他拿60%，留20%做發展基金，另20%則做員工福利。
接手之後，曹德旺大力推行改革，他結束了“大鍋飯”，實行三班倒，工廠24小時運轉，此外，他還新招了60名工人，將工人工資由18元提高到100元，比當時縣委書記的工資都高。
查閱的資料顯示，如此激勵之下，高山異形玻璃廠的產銷量從原來的幾十萬片猛漲到200萬片，工廠淨利潤22萬元，曹德旺本人則分得約6萬元。
這個業績讓曹德旺獲得多方認可：當年，他被評為福州市勞動模範，並當選福清縣政協常委和福州市工商聯副主委。
鎮政府嚐到甜頭後，決定繼續與曹德旺合作，希望雙方以合資形式辦廠。
合資方案是，鎮政府以賬面資產17.5萬元入股，曹德旺則出資17.5萬元，雙方各持股50%。曹德旺的錢不夠，他就以個人房產作抵押向銀行貸了8萬元，另外從一個關係好的外地政府借了3萬元，剩餘的6.5萬元則是找了三個合夥人。
1984年，曹德旺又碰到一件大好事，他發現了一個更賺錢的項目——汽車玻璃。當年6月，他帶母親去武夷山遊玩，期間給母親買了一根柺杖。開車的司機則不斷提醒他，千萬不要讓柺杖碰到玻璃，因為“賠不起”。曹德旺被司機的話逗笑了，他就是做玻璃的，心想一塊玻璃能貴到哪兒去？
可他一打聽嚇了一跳，這東西還真是貴得要死！華商韜略查閱的資料顯示，以馬自達汽車為例，換一塊前擋風玻璃要6000元，若急，8000元！正是由於這個原因，當時中國的汽車，不論什麼類型什麼牌子，車窗一破就用膠紙糊上：有的是捨不得買，有的則是買不著。
曹德旺瞭解到這些信息後樂壞了：這簡直是一個利潤豐厚的空白市場！可他又想不通為什麼沒有人做呢，於是就去請教專家。
一位高人告訴他，中國的汽車大都是外國產的，牌子多且雜，作為配件的汽車玻璃難以形成較大規模，大企業也就不願意做，而小企業又大多沒有技術能力。要做這種生意，一是要有技術基礎和生產能力，二是要有耐心和恆心，要一個品種一個品種地做，而且要從維修市場做起。
曹德旺覺得自己完全符合條件，於是就決定幹。他很快就說服了鎮政府，然後聯絡行業專家，請人家來高山廠指導工作，解決技術難題。1985年元旦，他還向上海送出第一批培訓員工，而這一天也是合資協議生效的日子。
為了讓高山廠能在技術上不落伍，曹德旺在購買圖紙、模具和設備上特別豪爽：他第一次買一套價值2萬元的圖紙只談了幾分鐘。1987年，他在赴芬蘭考察時又看上一臺要價190萬美元的高端設備，能每40秒鐘造出一片價值幾百元的邊窗玻璃。他當時壓不下價來，而且沒那麼多錢，回國之後，他就去反覆說服鎮政府，最後於次年6月以108萬美元的價格購得該設備，是該設備的全球第一個買家。
幾年發展下來，曹德旺判定汽車玻璃比水錶玻璃更有前途，於是在1987年春向鎮政府提議合辦一個規模更大的工廠，專營汽車玻璃，定名福耀玻璃。同時他提議停辦高山異形玻璃廠，以集中資源到福耀，而高山廠1986年的產值已達596萬元，利潤為101萬元。
為了讓鎮政府批准所請，曹德旺讓渡了大量個人利益，但他的事業卻上了一個大臺階。就像我們開篇所提到的，到1989年，福耀玻璃的基本建設投資達3500萬元，產值為5000萬元，是當地的明星企業。
來源/華商韜略（ID：hstl8888）作者/畢亞軍版權/ 本文獲原作者授權刊發
1990年，曹德旺來到福清石竹山，他是來廟裡出家的。
這一年曹德旺44歲，他是福清的知名企業家，一直做玻璃生意，從1985開始涉足汽車玻璃領域，1987年又獲批興建與政府合資、專營汽車玻璃的福耀玻璃。到1989年，福耀玻璃的規模已達基本建設投資3500萬元，產值5000萬元，很受當地政府重視。
曹德旺的出家舉動影響很大，甚至驚動了省委省政府，領導們覺得必須要把曹德旺勸回來，不然福耀那一大攤子可怎麼弄。
領導們苦勸無果後，只好請出廟裡最受曹德旺信任的老和尚。老和尚對曹德旺說，“曹總，您今生有佛報，卻無佛緣。靜下心，好好地去把企業辦好，別動這個唸了。”
曹德旺有一些失落，但還是聽從了老和尚的話，下山好好辦企業去了。
這家企業，如今已發展成中國最大、世界第二大汽車玻璃供應商，其國內市佔率為70%，國際市佔率為23%，客戶囊括了世界前20大汽車製造商。此外，曹德旺還向社會捐贈了超過60億元人民幣，被譽為“中國首善”。
曹德旺為什麼想出家，這得從他的早期經歷說起。
曹德旺1946年出生於上海，祖籍福建福清，家裡家世代經商，他的曾祖父曾是福清首富，他的父親也是一名商人，在日本學做生意多年，賺了不少錢，回國後則在上海廣泛投資，是永安百貨的大股東。內戰時期，他們家從上海遷回福清高山，不幸的是他家的貨輪連同船上的財產，在運輸途中沉沒了。
好日子結束，苦日子開始。
曹德旺從小就過著一天兩餐的清貧日子，但母親不讓他跟別人說，怕被人家瞧不起。從五年級開始，他幫母親扒樹葉或茅草，供燒菜之用。由於這些活要在課間幹，所以會弄一身汗，他就跳進淺水溝洗澡。誰成想這事給他惹來了麻煩，教導主任將他抓成“玩水”的壞典型，召集全體同學到操場上批評他。他氣壞了，覺得委屈，便在教導主任蹲廁所時，向其腦袋上尿了一泡尿，原本他想用小石頭砸，但又怕家裡賠不起。
事後自然是對方上門理論，而他母親則不斷給人家道歉。這事本可以就這麼了了，但曹德旺心裡卻過不去，覺得沒臉回學校，便輟學了。
之後，14歲的曹德旺開始給村裡放牛，此外幫母親撿柴和挑水。閒暇時，他則自學哥哥用過的教材，還用賺到的錢買了《新華字典》和《辭海》。
15歲那年，父親開始帶他做販賣菸絲和水果的生意，他們從福州進貨，然後用自行車運到高山來賣。父子的分工是：兒子負責採購和運輸，父親則負責銷售。每次進貨大約30斤，要騎行100多公里，來回三天時間，每回凌晨2點起床，晚上7點半收工，不避寒暑。
這個生意做了四五年，利潤很薄，一天也就掙3塊錢，還要提心吊膽：當時政府不讓幹這個。後來他父親在售賣菸絲時被工商局逮了個正著，菸絲和自行車都被沒收了，這個生意也就結束了。
“在我看來，父親雖然聰明，也會做生意，但做的都是小本生意，政府不認可不支持，根本沒有前途可言，我還年輕，不能重走父親的老路。”多年後，曹德旺在其自傳《心若菩提》中這樣總結。
此時，曹德旺已經不再認可父親的權威，他甚至對母親激動地說：“我不想老了以後像爸爸一樣，我要出去闖一闖。”
獨闖商海的第一個項目是做白木耳。起初曹德旺是自己種，然後販運到福州賣，後來他發現這樣並不賺錢，因為福建很多地方都在種。鎮上一位幹部告訴他，江西缺白木耳，利潤很高。他便興沖沖地跑去江西，發現真的很賺錢，於是開始專門做江西生意，而且只搞販運而不再種植。到1970年年底，他已經賺了3000元，那時蓋一個房子也就2000元。
發了財的曹德旺決定最後幹一票大的，就把3000元全投了下去。採購非常順利，許多村民甚至賒貨給他，一位公社幹部還入了股，不過沒有出錢，而是說可以做他的“保護傘”。
曹德旺信心十足地出發了，沒成想剛一進江西地界，就被民兵抄了貨，說這是“投機倒把”。他火急火燎地趕回老家，去找他的“保護傘”，豈料，那人突然宣佈自己得了重病，而且會“病中打人”。曹德旺的心徹底涼了，他不但失去了所有儲蓄，還欠了村民好多債。
後來，曹德旺只好做些苦力活賺錢，他參加了一個修水庫的工程，給人拉板車，每天三個來回，一天的工作量是半噸土，走五十多公里，工錢則只有3元。此外他還在工地上做過炊事員和修車工，每項工作都做得極其認真，深得領導賞識。
工程完工後，曹德旺獲得了一筆較為可觀的收入，有1000多塊。此外，工程負責人還幫他解決了江西白木耳的事情，讓他得以回本還債。
回首過往，曹德旺覺得今後不能再單槍匹馬地做生意了。
結束破產風波後，曹德旺想過幾年輕鬆日子，便做起了果苗技術員，同時負責銷售工作。多年曆練之下，他的銷售能力突飛猛進，幫單位賺了很多錢，自己也掙了不少，到1975年，他已經掙了6萬多元。
1976年文革結束，曹德旺覺得可以搞點新生意了。此時一個朋友告訴他，做水錶玻璃非常賺錢，他聽後很動心，便跑去上海考察，發現的確如此。他一回到高山就去鎮子上找企業辦，提議興建一個玻璃廠。
鎮政府批准了曹德旺的提議，不久便興建了高山異形玻璃廠，曹德旺被安排做一名採購員。
這個結果不是曹德旺想要的，因為辦廠子的想法，以及廠子最初的人才、資源都是他找的，而他卻被邊緣化了，甚至一度差點出局，原因是他是個農民，廠子沒法給他安排編制。
曹德旺沒有抗議：他也覺得一個農民不能一步登天，先定一個小目標，比如進入玻璃行業，只要有本事，還怕走不遠？之後他便在被分配的崗位上努力工作，摸清其中的門道，並開始有意識地建立業務和專家人脈。
由於體制缺陷，玻璃廠從建立之日起就不斷虧損，到1983年4月，鎮政府實在虧不下去了，決定儘快找人承包，而找來找去，只能找曹德旺，因為別人都不敢接手。
曹德旺知道會有這一天，但他卻不想乘人之危，他許諾給鎮政府一個超越後者預期的條件：到年底前上交6萬元利潤，超額部分他拿60%，留20%做發展基金，另20%則做員工福利。
接手之後，曹德旺大力推行改革，他結束了“大鍋飯”，實行三班倒，工廠24小時運轉，此外，他還新招了60名工人，將工人工資由18元提高到100元，比當時縣委書記的工資都高。
查閱的資料顯示，如此激勵之下，高山異形玻璃廠的產銷量從原來的幾十萬片猛漲到200萬片，工廠淨利潤22萬元，曹德旺本人則分得約6萬元。
這個業績讓曹德旺獲得多方認可：當年，他被評為福州市勞動模範，並當選福清縣政協常委和福州市工商聯副主委。
鎮政府嚐到甜頭後，決定繼續與曹德旺合作，希望雙方以合資形式辦廠。
合資方案是，鎮政府以賬面資產17.5萬元入股，曹德旺則出資17.5萬元，雙方各持股50%。曹德旺的錢不夠，他就以個人房產作抵押向銀行貸了8萬元，另外從一個關係好的外地政府借了3萬元，剩餘的6.5萬元則是找了三個合夥人。
1984年，曹德旺又碰到一件大好事，他發現了一個更賺錢的項目——汽車玻璃。當年6月，他帶母親去武夷山遊玩，期間給母親買了一根柺杖。開車的司機則不斷提醒他，千萬不要讓柺杖碰到玻璃，因為“賠不起”。曹德旺被司機的話逗笑了，他就是做玻璃的，心想一塊玻璃能貴到哪兒去？
可他一打聽嚇了一跳，這東西還真是貴得要死！華商韜略查閱的資料顯示，以馬自達汽車為例，換一塊前擋風玻璃要6000元，若急，8000元！正是由於這個原因，當時中國的汽車，不論什麼類型什麼牌子，車窗一破就用膠紙糊上：有的是捨不得買，有的則是買不著。
曹德旺瞭解到這些信息後樂壞了：這簡直是一個利潤豐厚的空白市場！可他又想不通為什麼沒有人做呢，於是就去請教專家。
一位高人告訴他，中國的汽車大都是外國產的，牌子多且雜，作為配件的汽車玻璃難以形成較大規模，大企業也就不願意做，而小企業又大多沒有技術能力。要做這種生意，一是要有技術基礎和生產能力，二是要有耐心和恆心，要一個品種一個品種地做，而且要從維修市場做起。
曹德旺覺得自己完全符合條件，於是就決定幹。他很快就說服了鎮政府，然後聯絡行業專家，請人家來高山廠指導工作，解決技術難題。1985年元旦，他還向上海送出第一批培訓員工，而這一天也是合資協議生效的日子。
為了讓高山廠能在技術上不落伍，曹德旺在購買圖紙、模具和設備上特別豪爽：他第一次買一套價值2萬元的圖紙只談了幾分鐘。1987年，他在赴芬蘭考察時又看上一臺要價190萬美元的高端設備，能每40秒鐘造出一片價值幾百元的邊窗玻璃。他當時壓不下價來，而且沒那麼多錢，回國之後，他就去反覆說服鎮政府，最後於次年6月以108萬美元的價格購得該設備，是該設備的全球第一個買家。
幾年發展下來，曹德旺判定汽車玻璃比水錶玻璃更有前途，於是在1987年春向鎮政府提議合辦一個規模更大的工廠，專營汽車玻璃，定名福耀玻璃。同時他提議停辦高山異形玻璃廠，以集中資源到福耀，而高山廠1986年的產值已達596萬元，利潤為101萬元。
為了讓鎮政府批准所請，曹德旺讓渡了大量個人利益，但他的事業卻上了一個大臺階。就像我們開篇所提到的，到1989年，福耀玻璃的基本建設投資達3500萬元，產值為5000萬元，是當地的明星企業。
回到開篇提出的問題：1990年，企業辦得好好的，44歲的曹德旺為什麼想出家？
直接的原因是曹德旺是一名虔誠的佛教徒，而他當年讀了一本叫《弘一大法師李叔同》的書，反覆讀了三遍後，他決定出家。
李叔同是近代的一位傳奇僧人，一生63年，在俗39年，在佛24年，曹德旺對他的評價是：其一生光明磊落，瀟灑飄逸，道德文章，高山仰止。“看完李叔同的傳記，回頭看看自己，雖然生意做的不錯，但每天都必須堅持工作16小時，每月出滿勤，得到的亦不過是三餐果腹。太累了，太累了，有必要做這麼辛苦嗎？”
曹德旺的困惑似乎也是我們今天許多人的困惑，即每天拼命工作的意義何在？一般而言，有三種動力支撐一個人拼命工作：一、為了家庭；二、為了企業；三、為了賺錢本身，而曹德旺在這三方面都遭遇了困惑。
先說家庭。曹德旺1968年結婚，妻子叫陳鳳英，是一個沒讀過書、老實巴交的女人。當初結婚不是因為相愛，而是為了找一個人照顧因長期飢餓而患浮腫病的母親。曹德旺夫妻可謂患難多年，可是雙方卻無法交流：妻子始終停留在過去，對於生意和藝術一片茫然；曹德旺則自學了企業經營的各種學問，此外閱讀了大量中外文學名著。
苦悶之下，曹德旺開始去外界尋找知己。20世紀80年代初，在承包高山異形玻璃廠前後，他愛上了一個讓他想把家都扔掉的女人。不過這段戀情並沒有發展下去，而是被曹德旺親手結束了。當時，曹德旺調查了100對典型夫妻，抽樣涵蓋工人、醫生、幹部、老師、商人等群體，他發現沒有一個人對自己的家庭滿意，包括那些外界看來的“天作之合”。“我認為不需要再去考慮什麼換家庭的事情了，再換，就是換1000個照樣也沒有用啊。”
愛情沒了，寄託也就沒了。
再說企業。曹德旺在與鎮政府合辦高山異形玻璃廠時曾遭遇過一次誣告，讓他對辦企業本身也產生了懷疑。
1986年3月，全國掀起了農村整黨整風運動，曹德旺並不是黨員，卻被當時鎮領導班子的一些人給告了，說他有“經濟問題”，而且“十分嚴重”。
曹德旺因過於耿介而與這些人在辦廠時發生過沖突，他雖然覺得自己沒有問題，但還是決定去縣政府申辯。當天，縣裡各部門的領導都到場了，曹德旺滔滔不絕地講了兩三個小時，每一條都無懈可擊，就是態度不夠好：他在申辯過程中竟然豎了中指！這害的一向支持他的時任縣委書記陳元春，不得不對眾人賠笑說，“他是個農民，我們要包容他。”
事情並沒有完，那夥人又把官司告到了福州市，福州市不行又告到福建省，福建省不行又告到了中紀委，最後北京和省裡組成聯合調查組，但仍沒有查出問題。北京的領導氣得大吼：這不是胡鬧嘛！縣裡也於隨後改組了高山縣的領導班子，將那夥人分調到其他地區。
最後說賺錢。曹德旺賺錢的動力一直源於“過好日子”的願望，這讓他從14歲到44歲起早貪黑地幹了三十年。但這個動力隨著他的發跡變得越來越弱，他不喜歡奢侈的生活，最奢侈的事情也就是蓋了幾棟房子，而他妻子也不愛花錢。既然花不了那麼多錢，那又為什麼去拼命賺那麼多呢？
曹德旺不是那種賺錢的原教旨主義者，認為賺錢本身就是意義，就能確保幸福。家族的經歷告訴他人生無常，錢賺多了不一定幸福，而且守不住。他家本來是大富之家，但一場戰亂就讓一切歸零，他自己在生意場上也是起起落落，最近一次是他被人誣告後，他的三個合夥人因害怕受牽連而要求退股，而他們的股份價值已從當初的6.5萬元漲到了十幾萬元，這害的曹德旺不得不舉債收購。這些債雖然後來都還了，但卻讓曹德旺看清了財富來去無常、飄忽不定的本質，因而對賺錢本身產生了懷疑。
總之，到1990年，曹德旺在塵世間已找不到人生的意義，因此想遁入空門。
從石竹山回來後，曹德旺開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事業，他覺得唯有把企業辦得受人尊敬才有意義。
曹德旺做的第一件大事是推動公司上市。1990年夏天，他去新加坡出差，一位銀行行長建議他將公司上市，告訴他這樣對公司健康、長遠發展好。回國之後，他便向省裡申請赴境外上市，而當時國內也正推動股市發展，省裡得到一個名額，就給了福耀。
一番運作之後，福耀確定於1991年6月22日上市，之前先發行1600萬股原始股，每股1.5元，共融資2400萬元。原始股的認購非常踴躍，興業銀行買了200萬元，省、市、縣三級政府、媒體以及事業單位的領導和職工，好多人也都買了。
然而沒多久，社會上就傳起一個流言，說福耀股票不能上市了，曹德旺是想捲款跑路。聽聞消息後，那些認購人都來找曹德旺退股，而此時股價已從1.5元漲到了2.5元。擠兌之下，曹德旺只能舉債回購股票，錢是從高利貸借的，利息1分到2分，總共回購了約400萬股。看著那些股票，曹德旺苦惱得不行，時常流淚，後悔自己為什麼要回來。
1992年，曹德旺得到了興業銀行的幫助，用銀行貸款還了高利貸。之後，他全力推動股票上市，到北京求助中汽華聯的領導，去跑國家體改委。1993年6月，福耀股票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股價當日收報於40.05元，創福建省首批上市公司股價之最。
到上市時，曹德旺總共持有近500萬股，在清償了所欠債務後，他淨賺將近2億元。不過，他並沒有沉溺在發財的狂喜中，而是繼續推動福耀的發展。
當時，福耀發展最大的障礙是定位不清：除了福耀玻璃之外，福耀當時還有工業村公司、裝修公司、加油站、高分子公司、配件公司和香港貿易公司等，是一個多元化集團。
上市之前，曹德旺曾拿福耀的報表給香港交易所的一位總監看，希望對方指點一二。結果對方說，“你這個是垃圾股。你小小的公司什麼都做，誰敢買你們的股票？！你的公司必須重組，只做最擅長的，其他的都賣掉。”
聽完這番高論，曹德旺一開始是猶豫的：重組，說得輕巧！那方方面面的關係是好搞定的？但後來他開始重視這個意見，彼時，他讀了一本叫《聚焦法則》的西方管理書籍，也說辦企業應該搞專業化經營。那段時間，他還去美國參觀了福特博物館，發現那些基業長青的企業都是專業化經營。
從美國回來後，曹德旺就將專業化經營定為福耀發展的天條，隨後進行了大刀闊斧的重組，最後只保留下汽車玻璃業務。
來源/華商韜略（ID：hstl8888）作者/畢亞軍版權/ 本文獲原作者授權刊發
1990年，曹德旺來到福清石竹山，他是來廟裡出家的。
這一年曹德旺44歲，他是福清的知名企業家，一直做玻璃生意，從1985開始涉足汽車玻璃領域，1987年又獲批興建與政府合資、專營汽車玻璃的福耀玻璃。到1989年，福耀玻璃的規模已達基本建設投資3500萬元，產值5000萬元，很受當地政府重視。
曹德旺的出家舉動影響很大，甚至驚動了省委省政府，領導們覺得必須要把曹德旺勸回來，不然福耀那一大攤子可怎麼弄。
領導們苦勸無果後，只好請出廟裡最受曹德旺信任的老和尚。老和尚對曹德旺說，“曹總，您今生有佛報，卻無佛緣。靜下心，好好地去把企業辦好，別動這個唸了。”
曹德旺有一些失落，但還是聽從了老和尚的話，下山好好辦企業去了。
這家企業，如今已發展成中國最大、世界第二大汽車玻璃供應商，其國內市佔率為70%，國際市佔率為23%，客戶囊括了世界前20大汽車製造商。此外，曹德旺還向社會捐贈了超過60億元人民幣，被譽為“中國首善”。
曹德旺為什麼想出家，這得從他的早期經歷說起。
曹德旺1946年出生於上海，祖籍福建福清，家裡家世代經商，他的曾祖父曾是福清首富，他的父親也是一名商人，在日本學做生意多年，賺了不少錢，回國後則在上海廣泛投資，是永安百貨的大股東。內戰時期，他們家從上海遷回福清高山，不幸的是他家的貨輪連同船上的財產，在運輸途中沉沒了。
好日子結束，苦日子開始。
曹德旺從小就過著一天兩餐的清貧日子，但母親不讓他跟別人說，怕被人家瞧不起。從五年級開始，他幫母親扒樹葉或茅草，供燒菜之用。由於這些活要在課間幹，所以會弄一身汗，他就跳進淺水溝洗澡。誰成想這事給他惹來了麻煩，教導主任將他抓成“玩水”的壞典型，召集全體同學到操場上批評他。他氣壞了，覺得委屈，便在教導主任蹲廁所時，向其腦袋上尿了一泡尿，原本他想用小石頭砸，但又怕家裡賠不起。
事後自然是對方上門理論，而他母親則不斷給人家道歉。這事本可以就這麼了了，但曹德旺心裡卻過不去，覺得沒臉回學校，便輟學了。
之後，14歲的曹德旺開始給村裡放牛，此外幫母親撿柴和挑水。閒暇時，他則自學哥哥用過的教材，還用賺到的錢買了《新華字典》和《辭海》。
15歲那年，父親開始帶他做販賣菸絲和水果的生意，他們從福州進貨，然後用自行車運到高山來賣。父子的分工是：兒子負責採購和運輸，父親則負責銷售。每次進貨大約30斤，要騎行100多公里，來回三天時間，每回凌晨2點起床，晚上7點半收工，不避寒暑。
這個生意做了四五年，利潤很薄，一天也就掙3塊錢，還要提心吊膽：當時政府不讓幹這個。後來他父親在售賣菸絲時被工商局逮了個正著，菸絲和自行車都被沒收了，這個生意也就結束了。
“在我看來，父親雖然聰明，也會做生意，但做的都是小本生意，政府不認可不支持，根本沒有前途可言，我還年輕，不能重走父親的老路。”多年後，曹德旺在其自傳《心若菩提》中這樣總結。
此時，曹德旺已經不再認可父親的權威，他甚至對母親激動地說：“我不想老了以後像爸爸一樣，我要出去闖一闖。”
獨闖商海的第一個項目是做白木耳。起初曹德旺是自己種，然後販運到福州賣，後來他發現這樣並不賺錢，因為福建很多地方都在種。鎮上一位幹部告訴他，江西缺白木耳，利潤很高。他便興沖沖地跑去江西，發現真的很賺錢，於是開始專門做江西生意，而且只搞販運而不再種植。到1970年年底，他已經賺了3000元，那時蓋一個房子也就2000元。
發了財的曹德旺決定最後幹一票大的，就把3000元全投了下去。採購非常順利，許多村民甚至賒貨給他，一位公社幹部還入了股，不過沒有出錢，而是說可以做他的“保護傘”。
曹德旺信心十足地出發了，沒成想剛一進江西地界，就被民兵抄了貨，說這是“投機倒把”。他火急火燎地趕回老家，去找他的“保護傘”，豈料，那人突然宣佈自己得了重病，而且會“病中打人”。曹德旺的心徹底涼了，他不但失去了所有儲蓄，還欠了村民好多債。
後來，曹德旺只好做些苦力活賺錢，他參加了一個修水庫的工程，給人拉板車，每天三個來回，一天的工作量是半噸土，走五十多公里，工錢則只有3元。此外他還在工地上做過炊事員和修車工，每項工作都做得極其認真，深得領導賞識。
工程完工後，曹德旺獲得了一筆較為可觀的收入，有1000多塊。此外，工程負責人還幫他解決了江西白木耳的事情，讓他得以回本還債。
回首過往，曹德旺覺得今後不能再單槍匹馬地做生意了。
結束破產風波後，曹德旺想過幾年輕鬆日子，便做起了果苗技術員，同時負責銷售工作。多年曆練之下，他的銷售能力突飛猛進，幫單位賺了很多錢，自己也掙了不少，到1975年，他已經掙了6萬多元。
1976年文革結束，曹德旺覺得可以搞點新生意了。此時一個朋友告訴他，做水錶玻璃非常賺錢，他聽後很動心，便跑去上海考察，發現的確如此。他一回到高山就去鎮子上找企業辦，提議興建一個玻璃廠。
鎮政府批准了曹德旺的提議，不久便興建了高山異形玻璃廠，曹德旺被安排做一名採購員。
這個結果不是曹德旺想要的，因為辦廠子的想法，以及廠子最初的人才、資源都是他找的，而他卻被邊緣化了，甚至一度差點出局，原因是他是個農民，廠子沒法給他安排編制。
曹德旺沒有抗議：他也覺得一個農民不能一步登天，先定一個小目標，比如進入玻璃行業，只要有本事，還怕走不遠？之後他便在被分配的崗位上努力工作，摸清其中的門道，並開始有意識地建立業務和專家人脈。
由於體制缺陷，玻璃廠從建立之日起就不斷虧損，到1983年4月，鎮政府實在虧不下去了，決定儘快找人承包，而找來找去，只能找曹德旺，因為別人都不敢接手。
曹德旺知道會有這一天，但他卻不想乘人之危，他許諾給鎮政府一個超越後者預期的條件：到年底前上交6萬元利潤，超額部分他拿60%，留20%做發展基金，另20%則做員工福利。
接手之後，曹德旺大力推行改革，他結束了“大鍋飯”，實行三班倒，工廠24小時運轉，此外，他還新招了60名工人，將工人工資由18元提高到100元，比當時縣委書記的工資都高。
查閱的資料顯示，如此激勵之下，高山異形玻璃廠的產銷量從原來的幾十萬片猛漲到200萬片，工廠淨利潤22萬元，曹德旺本人則分得約6萬元。
這個業績讓曹德旺獲得多方認可：當年，他被評為福州市勞動模範，並當選福清縣政協常委和福州市工商聯副主委。
鎮政府嚐到甜頭後，決定繼續與曹德旺合作，希望雙方以合資形式辦廠。
合資方案是，鎮政府以賬面資產17.5萬元入股，曹德旺則出資17.5萬元，雙方各持股50%。曹德旺的錢不夠，他就以個人房產作抵押向銀行貸了8萬元，另外從一個關係好的外地政府借了3萬元，剩餘的6.5萬元則是找了三個合夥人。
1984年，曹德旺又碰到一件大好事，他發現了一個更賺錢的項目——汽車玻璃。當年6月，他帶母親去武夷山遊玩，期間給母親買了一根柺杖。開車的司機則不斷提醒他，千萬不要讓柺杖碰到玻璃，因為“賠不起”。曹德旺被司機的話逗笑了，他就是做玻璃的，心想一塊玻璃能貴到哪兒去？
可他一打聽嚇了一跳，這東西還真是貴得要死！華商韜略查閱的資料顯示，以馬自達汽車為例，換一塊前擋風玻璃要6000元，若急，8000元！正是由於這個原因，當時中國的汽車，不論什麼類型什麼牌子，車窗一破就用膠紙糊上：有的是捨不得買，有的則是買不著。
曹德旺瞭解到這些信息後樂壞了：這簡直是一個利潤豐厚的空白市場！可他又想不通為什麼沒有人做呢，於是就去請教專家。
一位高人告訴他，中國的汽車大都是外國產的，牌子多且雜，作為配件的汽車玻璃難以形成較大規模，大企業也就不願意做，而小企業又大多沒有技術能力。要做這種生意，一是要有技術基礎和生產能力，二是要有耐心和恆心，要一個品種一個品種地做，而且要從維修市場做起。
曹德旺覺得自己完全符合條件，於是就決定幹。他很快就說服了鎮政府，然後聯絡行業專家，請人家來高山廠指導工作，解決技術難題。1985年元旦，他還向上海送出第一批培訓員工，而這一天也是合資協議生效的日子。
為了讓高山廠能在技術上不落伍，曹德旺在購買圖紙、模具和設備上特別豪爽：他第一次買一套價值2萬元的圖紙只談了幾分鐘。1987年，他在赴芬蘭考察時又看上一臺要價190萬美元的高端設備，能每40秒鐘造出一片價值幾百元的邊窗玻璃。他當時壓不下價來，而且沒那麼多錢，回國之後，他就去反覆說服鎮政府，最後於次年6月以108萬美元的價格購得該設備，是該設備的全球第一個買家。
幾年發展下來，曹德旺判定汽車玻璃比水錶玻璃更有前途，於是在1987年春向鎮政府提議合辦一個規模更大的工廠，專營汽車玻璃，定名福耀玻璃。同時他提議停辦高山異形玻璃廠，以集中資源到福耀，而高山廠1986年的產值已達596萬元，利潤為101萬元。
為了讓鎮政府批准所請，曹德旺讓渡了大量個人利益，但他的事業卻上了一個大臺階。就像我們開篇所提到的，到1989年，福耀玻璃的基本建設投資達3500萬元，產值為5000萬元，是當地的明星企業。
回到開篇提出的問題：1990年，企業辦得好好的，44歲的曹德旺為什麼想出家？
直接的原因是曹德旺是一名虔誠的佛教徒，而他當年讀了一本叫《弘一大法師李叔同》的書，反覆讀了三遍後，他決定出家。
李叔同是近代的一位傳奇僧人，一生63年，在俗39年，在佛24年，曹德旺對他的評價是：其一生光明磊落，瀟灑飄逸，道德文章，高山仰止。“看完李叔同的傳記，回頭看看自己，雖然生意做的不錯，但每天都必須堅持工作16小時，每月出滿勤，得到的亦不過是三餐果腹。太累了，太累了，有必要做這麼辛苦嗎？”
曹德旺的困惑似乎也是我們今天許多人的困惑，即每天拼命工作的意義何在？一般而言，有三種動力支撐一個人拼命工作：一、為了家庭；二、為了企業；三、為了賺錢本身，而曹德旺在這三方面都遭遇了困惑。
先說家庭。曹德旺1968年結婚，妻子叫陳鳳英，是一個沒讀過書、老實巴交的女人。當初結婚不是因為相愛，而是為了找一個人照顧因長期飢餓而患浮腫病的母親。曹德旺夫妻可謂患難多年，可是雙方卻無法交流：妻子始終停留在過去，對於生意和藝術一片茫然；曹德旺則自學了企業經營的各種學問，此外閱讀了大量中外文學名著。
苦悶之下，曹德旺開始去外界尋找知己。20世紀80年代初，在承包高山異形玻璃廠前後，他愛上了一個讓他想把家都扔掉的女人。不過這段戀情並沒有發展下去，而是被曹德旺親手結束了。當時，曹德旺調查了100對典型夫妻，抽樣涵蓋工人、醫生、幹部、老師、商人等群體，他發現沒有一個人對自己的家庭滿意，包括那些外界看來的“天作之合”。“我認為不需要再去考慮什麼換家庭的事情了，再換，就是換1000個照樣也沒有用啊。”
愛情沒了，寄託也就沒了。
再說企業。曹德旺在與鎮政府合辦高山異形玻璃廠時曾遭遇過一次誣告，讓他對辦企業本身也產生了懷疑。
1986年3月，全國掀起了農村整黨整風運動，曹德旺並不是黨員，卻被當時鎮領導班子的一些人給告了，說他有“經濟問題”，而且“十分嚴重”。
曹德旺因過於耿介而與這些人在辦廠時發生過沖突，他雖然覺得自己沒有問題，但還是決定去縣政府申辯。當天，縣裡各部門的領導都到場了，曹德旺滔滔不絕地講了兩三個小時，每一條都無懈可擊，就是態度不夠好：他在申辯過程中竟然豎了中指！這害的一向支持他的時任縣委書記陳元春，不得不對眾人賠笑說，“他是個農民，我們要包容他。”
事情並沒有完，那夥人又把官司告到了福州市，福州市不行又告到福建省，福建省不行又告到了中紀委，最後北京和省裡組成聯合調查組，但仍沒有查出問題。北京的領導氣得大吼：這不是胡鬧嘛！縣裡也於隨後改組了高山縣的領導班子，將那夥人分調到其他地區。
最後說賺錢。曹德旺賺錢的動力一直源於“過好日子”的願望，這讓他從14歲到44歲起早貪黑地幹了三十年。但這個動力隨著他的發跡變得越來越弱，他不喜歡奢侈的生活，最奢侈的事情也就是蓋了幾棟房子，而他妻子也不愛花錢。既然花不了那麼多錢，那又為什麼去拼命賺那麼多呢？
曹德旺不是那種賺錢的原教旨主義者，認為賺錢本身就是意義，就能確保幸福。家族的經歷告訴他人生無常，錢賺多了不一定幸福，而且守不住。他家本來是大富之家，但一場戰亂就讓一切歸零，他自己在生意場上也是起起落落，最近一次是他被人誣告後，他的三個合夥人因害怕受牽連而要求退股，而他們的股份價值已從當初的6.5萬元漲到了十幾萬元，這害的曹德旺不得不舉債收購。這些債雖然後來都還了，但卻讓曹德旺看清了財富來去無常、飄忽不定的本質，因而對賺錢本身產生了懷疑。
總之，到1990年，曹德旺在塵世間已找不到人生的意義，因此想遁入空門。
從石竹山回來後，曹德旺開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事業，他覺得唯有把企業辦得受人尊敬才有意義。
曹德旺做的第一件大事是推動公司上市。1990年夏天，他去新加坡出差，一位銀行行長建議他將公司上市，告訴他這樣對公司健康、長遠發展好。回國之後，他便向省裡申請赴境外上市，而當時國內也正推動股市發展，省裡得到一個名額，就給了福耀。
一番運作之後，福耀確定於1991年6月22日上市，之前先發行1600萬股原始股，每股1.5元，共融資2400萬元。原始股的認購非常踴躍，興業銀行買了200萬元，省、市、縣三級政府、媒體以及事業單位的領導和職工，好多人也都買了。
然而沒多久，社會上就傳起一個流言，說福耀股票不能上市了，曹德旺是想捲款跑路。聽聞消息後，那些認購人都來找曹德旺退股，而此時股價已從1.5元漲到了2.5元。擠兌之下，曹德旺只能舉債回購股票，錢是從高利貸借的，利息1分到2分，總共回購了約400萬股。看著那些股票，曹德旺苦惱得不行，時常流淚，後悔自己為什麼要回來。
1992年，曹德旺得到了興業銀行的幫助，用銀行貸款還了高利貸。之後，他全力推動股票上市，到北京求助中汽華聯的領導，去跑國家體改委。1993年6月，福耀股票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股價當日收報於40.05元，創福建省首批上市公司股價之最。
到上市時，曹德旺總共持有近500萬股，在清償了所欠債務後，他淨賺將近2億元。不過，他並沒有沉溺在發財的狂喜中，而是繼續推動福耀的發展。
當時，福耀發展最大的障礙是定位不清：除了福耀玻璃之外，福耀當時還有工業村公司、裝修公司、加油站、高分子公司、配件公司和香港貿易公司等，是一個多元化集團。
上市之前，曹德旺曾拿福耀的報表給香港交易所的一位總監看，希望對方指點一二。結果對方說，“你這個是垃圾股。你小小的公司什麼都做，誰敢買你們的股票？！你的公司必須重組，只做最擅長的，其他的都賣掉。”
聽完這番高論，曹德旺一開始是猶豫的：重組，說得輕巧！那方方面面的關係是好搞定的？但後來他開始重視這個意見，彼時，他讀了一本叫《聚焦法則》的西方管理書籍，也說辦企業應該搞專業化經營。那段時間，他還去美國參觀了福特博物館，發現那些基業長青的企業都是專業化經營。
從美國回來後，曹德旺就將專業化經營定為福耀發展的天條，隨後進行了大刀闊斧的重組，最後只保留下汽車玻璃業務。
1994年，曹德旺接觸了國際著名汽車玻璃供應商法國聖戈班，雙方一見鍾情，並開始談判合資事宜。
曹德旺引進聖戈班有兩個目的，一是緩解公司因重組而產生的資金壓力，二是吸納對方先進的生產流程、設計思路、工藝路線和培訓經驗。
具體合作方案於1995年獲批，並於1996年春節後執行，其中在中國大陸的部分是，雙方在福耀之下成立萬達汽車玻璃公司，聖戈班以約1.28億元人民幣獲得51%的股份，曹德旺則獲得不低於15%的股份。此外，福耀還獲得了聖戈班上海汽車玻璃包邊廠49%的股權。福耀一方可謂收穫頗豐。
不過這段合作只持續了三年，而且公司從賬面上看非但沒有盈利，還陷入了連年虧損。同時，雙方在人事上還發生了摩擦，誰看誰都不順眼。顯然，分手已成必然，關鍵是怎麼分？
曹德旺向聖戈班開出了優厚的退出條件：將後者最初的入股資金100%返還，無需其承擔虧損責任，但要求其在5年之內不得以任何形式，在中國投資同類工廠。最終，聖戈班接受了曹氏方案。
曹德旺之所以敢這麼做，是因為他通過三年近距離學習，已經完全瞭解了對手：國際巨頭也不過如此嘛。他相信只要再給他五年時間，聖戈班就是再回來，也不是對手了。
在向高手學習方面，曹德旺簡直是不遺餘力，一有機會就向人家要經驗。2008年5月，他受邀參加韓國KSA標準協會的高管研討會，其間，他熱情讚頌了韓國的生產質量管理體系，並呼籲韓國企業家將這些管理方法，作為一種產品賣給中國企業。
除了韓國人之外，曹德旺還跟所合作的日本原料商請教。有一段時間，由於汽車廠的降價，福耀陷入賺不著錢的局面，曹德旺就要求日本合作商降價15%，但對方死活不肯。怎麼辦？曹德旺想出了一個雙贏方案：你不降價可以，但你得幫我改善生產流程和設計工藝，讓我能從製造上壓低成本。結果日本合作商接受了他的提議，從而大幅提升了福耀的管理水平。
當然福耀更重要的管理還不是技法，而是一種自我驅動的苦行僧式精神，而曹德旺是這種精神的源頭。
曹德旺每天四五點起床，沒有休息日，唯一的愛好是打高爾夫球，還是一個人打。他說自己沒有朋友，也不去混什麼圈子，或者出席這會那會，他覺得沒意思。那什麼有意思呢，就是工作，去研究那塊汽車玻璃。
也許，以身作則就是最好的管理。
除了以上國內成就外，曹德旺還取得了一項享譽國際的成就：他在美國和加拿大打贏了兩場反傾銷官司。
2001年年初，應世界第四大汽車玻璃製造商美國PPG的申請，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對福耀等5家中國汽車玻璃製造商展開傾銷調查，並於4月初步裁決福耀等生產的ARG擋風玻璃涉嫌傾銷。次年3月，美國商務部則最終裁決，向福耀等中國企業加徵11.8%的反傾銷稅。
與此同時，加拿大也展開了對福耀等中國企業的傾銷調查，申請人同樣是美國PPG。
美國PPG這是要把福耀趕出北美市場啊，怎麼辦？曹德旺組織召開了一次高層會議，並於會後決定，不管被訴的其他中國公司怎麼迴應，自己都要應訴這兩場官司。
之所以做出這樣的決定，是因為如果不應訴，就等於承認了傾銷，而這將導致連鎖反應，接下來就是退出整個國際市場，而隨後也將失去中國市場，因為全球八大汽車廠都是全球採購。
曹德旺覺得不能等死，更何況，福耀根本就不是傾銷，怎麼能讓人家扣屎盆子呢？他展開了反擊，其對策如下：2002年10月，他在北京對外經貿大學成立了中國反傾銷研究所，他親任理事長，並邀請時任外經貿副部長龍永圖擔任總顧問，另外，他從國內外聘請了一大批專家、學者共同研究對策。據報道，他還在美國砸下300萬美元，聘請了美國最好的反傾銷律師。
福耀最終贏得了兩場官司：2002年8月30日，加拿大國際貿易法院終審裁定，來自中國的汽車擋風玻璃沒有對加拿大國內工業造成侵害；2004年10月15日，美國商務部則終審裁決，福耀出口至美國的汽車擋風玻璃視同“零傾銷”，而此前多加徵的稅費將予以退還。
這兩次勝利意義非凡，這是中國加入WTO以來第一個反傾銷勝訴的案例，而且幫福耀打了一個大大的國際廣告。
曹德旺終於做出了一家為國家爭氣，讓世界矚目的公司，這也算沒辜負他當初下山的心願。而在商業成就之外，他還在慈善領域不斷貢獻著，並將其視為禮佛的一種方式。
“佛經講六度：佈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佈施是六度的第一條。謙虛誠實，與人方便，這些都是佈施的方法。佈施則又分三種：財施、法施、無畏施，財施只能算是小善。”曹德旺說。
曹德旺所說的“小善”可不小，在一般人看來，那已經是令人仰望的功德了。汶川地震時，他捐贈了2000萬；玉樹地震時，他捐贈了1個億；西北五省特大旱災時，他捐贈了2個億；福州市修路及危房改造時，他捐贈了3個億；福州市新建圖書館時，他捐贈了4個億······
2011年5月5日，曹德旺更捐出價值35.49億元的3億股福耀集團股票，在北京設立了當時中國資產規模最大的公益慈善基金——河仁慈善基金會（以其父親的名字命名）。
截止目前，曹德旺對社會的總捐贈已經超過60億元，且均為個人捐贈，未動用公司一分錢。因為這些善舉，曹德旺在2010年被媒體評為“中國最慷慨的慈善家”，或稱“中國首善”。
曹德旺慈善事業的獨特之處還不在於其捐款的數額，儘管這個數字已經很驚人了，而在於他的心境——“我捐款是沒有條件的。不像有些人捐款，是要拿一塊地、一個項目來換。”
所謂的“沒條件”，不僅體現在他不把慈善當買賣做，還體現在他對慈善本身也不設條件，這一點在救人方面體現得尤為明顯。
2007年5月，福耀北京分公司聘用的一名20歲實習生得了白血病，該生來自河北農村，與母親相依為命，無錢自救。當時一些主管不建議援救，因為該生並非簽約員工，而且得的是白血病。曹德旺卻堅持救人，說那孩子才20歲，而他最終掏了七八十萬醫療費。
如果說這還是救與自己相關的人的話，那曹德旺在救不相關的人方面也非常積極。
2006年，他在飛機上看報時得知吉林雙遼一戶農家生了一對雙胞胎，但無錢撫養，他很快就聯絡了那家人，為對方開與福耀雙遼職工相同的工資，但並不要求對方去上班。不久後，他又在《海峽都市報》上得知另一戶農家生了三胞胎，家長無錢購買孩子必需的保溫箱，他就主動聯繫醫院資助了保溫箱，還於後來向那家人支付三個孩子到18歲前的生活費。
而像上面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曹德旺是一名虔誠的佛教徒，他說“佛教是我的靈魂”，而他的行動證明了這句話的分量。
由於在商業和慈善上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曹德旺還在2009年5月31日，獲得了有“企業界奧斯卡”之稱的“安永全球企業家大獎”，是獲得該獎的首位華人企業家，而此前獲獎的西方企業家包括戴爾計算機創始人邁克爾•戴爾，星巴克董事長霍華德•舒爾茨，eBay創始人彼埃爾•奧米迪亞。
除了個人事業外，曹德旺還經常對一些公共話題發言，而且一張嘴就令人擊節讚歎。比如，最近因房價漲到了離譜的地步，他兩年前的一段採訪視頻又被人翻了出來，用來痛批房市。他到底說了啥，你還是自己看吧，也欣賞一下曹老爺子的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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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華商韜略（ID：hstl8888）作者/畢亞軍版權/ 本文獲原作者授權刊發
1990年，曹德旺來到福清石竹山，他是來廟裡出家的。
這一年曹德旺44歲，他是福清的知名企業家，一直做玻璃生意，從1985開始涉足汽車玻璃領域，1987年又獲批興建與政府合資、專營汽車玻璃的福耀玻璃。到1989年，福耀玻璃的規模已達基本建設投資3500萬元，產值5000萬元，很受當地政府重視。
曹德旺的出家舉動影響很大，甚至驚動了省委省政府，領導們覺得必須要把曹德旺勸回來，不然福耀那一大攤子可怎麼弄。
領導們苦勸無果後，只好請出廟裡最受曹德旺信任的老和尚。老和尚對曹德旺說，“曹總，您今生有佛報，卻無佛緣。靜下心，好好地去把企業辦好，別動這個唸了。”
曹德旺有一些失落，但還是聽從了老和尚的話，下山好好辦企業去了。
這家企業，如今已發展成中國最大、世界第二大汽車玻璃供應商，其國內市佔率為70%，國際市佔率為23%，客戶囊括了世界前20大汽車製造商。此外，曹德旺還向社會捐贈了超過60億元人民幣，被譽為“中國首善”。
曹德旺為什麼想出家，這得從他的早期經歷說起。
曹德旺1946年出生於上海，祖籍福建福清，家裡家世代經商，他的曾祖父曾是福清首富，他的父親也是一名商人，在日本學做生意多年，賺了不少錢，回國後則在上海廣泛投資，是永安百貨的大股東。內戰時期，他們家從上海遷回福清高山，不幸的是他家的貨輪連同船上的財產，在運輸途中沉沒了。
好日子結束，苦日子開始。
曹德旺從小就過著一天兩餐的清貧日子，但母親不讓他跟別人說，怕被人家瞧不起。從五年級開始，他幫母親扒樹葉或茅草，供燒菜之用。由於這些活要在課間幹，所以會弄一身汗，他就跳進淺水溝洗澡。誰成想這事給他惹來了麻煩，教導主任將他抓成“玩水”的壞典型，召集全體同學到操場上批評他。他氣壞了，覺得委屈，便在教導主任蹲廁所時，向其腦袋上尿了一泡尿，原本他想用小石頭砸，但又怕家裡賠不起。
事後自然是對方上門理論，而他母親則不斷給人家道歉。這事本可以就這麼了了，但曹德旺心裡卻過不去，覺得沒臉回學校，便輟學了。
之後，14歲的曹德旺開始給村裡放牛，此外幫母親撿柴和挑水。閒暇時，他則自學哥哥用過的教材，還用賺到的錢買了《新華字典》和《辭海》。
15歲那年，父親開始帶他做販賣菸絲和水果的生意，他們從福州進貨，然後用自行車運到高山來賣。父子的分工是：兒子負責採購和運輸，父親則負責銷售。每次進貨大約30斤，要騎行100多公里，來回三天時間，每回凌晨2點起床，晚上7點半收工，不避寒暑。
這個生意做了四五年，利潤很薄，一天也就掙3塊錢，還要提心吊膽：當時政府不讓幹這個。後來他父親在售賣菸絲時被工商局逮了個正著，菸絲和自行車都被沒收了，這個生意也就結束了。
“在我看來，父親雖然聰明，也會做生意，但做的都是小本生意，政府不認可不支持，根本沒有前途可言，我還年輕，不能重走父親的老路。”多年後，曹德旺在其自傳《心若菩提》中這樣總結。
此時，曹德旺已經不再認可父親的權威，他甚至對母親激動地說：“我不想老了以後像爸爸一樣，我要出去闖一闖。”
獨闖商海的第一個項目是做白木耳。起初曹德旺是自己種，然後販運到福州賣，後來他發現這樣並不賺錢，因為福建很多地方都在種。鎮上一位幹部告訴他，江西缺白木耳，利潤很高。他便興沖沖地跑去江西，發現真的很賺錢，於是開始專門做江西生意，而且只搞販運而不再種植。到1970年年底，他已經賺了3000元，那時蓋一個房子也就2000元。
發了財的曹德旺決定最後幹一票大的，就把3000元全投了下去。採購非常順利，許多村民甚至賒貨給他，一位公社幹部還入了股，不過沒有出錢，而是說可以做他的“保護傘”。
曹德旺信心十足地出發了，沒成想剛一進江西地界，就被民兵抄了貨，說這是“投機倒把”。他火急火燎地趕回老家，去找他的“保護傘”，豈料，那人突然宣佈自己得了重病，而且會“病中打人”。曹德旺的心徹底涼了，他不但失去了所有儲蓄，還欠了村民好多債。
後來，曹德旺只好做些苦力活賺錢，他參加了一個修水庫的工程，給人拉板車，每天三個來回，一天的工作量是半噸土，走五十多公里，工錢則只有3元。此外他還在工地上做過炊事員和修車工，每項工作都做得極其認真，深得領導賞識。
工程完工後，曹德旺獲得了一筆較為可觀的收入，有1000多塊。此外，工程負責人還幫他解決了江西白木耳的事情，讓他得以回本還債。
回首過往，曹德旺覺得今後不能再單槍匹馬地做生意了。
結束破產風波後，曹德旺想過幾年輕鬆日子，便做起了果苗技術員，同時負責銷售工作。多年曆練之下，他的銷售能力突飛猛進，幫單位賺了很多錢，自己也掙了不少，到1975年，他已經掙了6萬多元。
1976年文革結束，曹德旺覺得可以搞點新生意了。此時一個朋友告訴他，做水錶玻璃非常賺錢，他聽後很動心，便跑去上海考察，發現的確如此。他一回到高山就去鎮子上找企業辦，提議興建一個玻璃廠。
鎮政府批准了曹德旺的提議，不久便興建了高山異形玻璃廠，曹德旺被安排做一名採購員。
這個結果不是曹德旺想要的，因為辦廠子的想法，以及廠子最初的人才、資源都是他找的，而他卻被邊緣化了，甚至一度差點出局，原因是他是個農民，廠子沒法給他安排編制。
曹德旺沒有抗議：他也覺得一個農民不能一步登天，先定一個小目標，比如進入玻璃行業，只要有本事，還怕走不遠？之後他便在被分配的崗位上努力工作，摸清其中的門道，並開始有意識地建立業務和專家人脈。
由於體制缺陷，玻璃廠從建立之日起就不斷虧損，到1983年4月，鎮政府實在虧不下去了，決定儘快找人承包，而找來找去，只能找曹德旺，因為別人都不敢接手。
曹德旺知道會有這一天，但他卻不想乘人之危，他許諾給鎮政府一個超越後者預期的條件：到年底前上交6萬元利潤，超額部分他拿60%，留20%做發展基金，另20%則做員工福利。
接手之後，曹德旺大力推行改革，他結束了“大鍋飯”，實行三班倒，工廠24小時運轉，此外，他還新招了60名工人，將工人工資由18元提高到100元，比當時縣委書記的工資都高。
查閱的資料顯示，如此激勵之下，高山異形玻璃廠的產銷量從原來的幾十萬片猛漲到200萬片，工廠淨利潤22萬元，曹德旺本人則分得約6萬元。
這個業績讓曹德旺獲得多方認可：當年，他被評為福州市勞動模範，並當選福清縣政協常委和福州市工商聯副主委。
鎮政府嚐到甜頭後，決定繼續與曹德旺合作，希望雙方以合資形式辦廠。
合資方案是，鎮政府以賬面資產17.5萬元入股，曹德旺則出資17.5萬元，雙方各持股50%。曹德旺的錢不夠，他就以個人房產作抵押向銀行貸了8萬元，另外從一個關係好的外地政府借了3萬元，剩餘的6.5萬元則是找了三個合夥人。
1984年，曹德旺又碰到一件大好事，他發現了一個更賺錢的項目——汽車玻璃。當年6月，他帶母親去武夷山遊玩，期間給母親買了一根柺杖。開車的司機則不斷提醒他，千萬不要讓柺杖碰到玻璃，因為“賠不起”。曹德旺被司機的話逗笑了，他就是做玻璃的，心想一塊玻璃能貴到哪兒去？
可他一打聽嚇了一跳，這東西還真是貴得要死！華商韜略查閱的資料顯示，以馬自達汽車為例，換一塊前擋風玻璃要6000元，若急，8000元！正是由於這個原因，當時中國的汽車，不論什麼類型什麼牌子，車窗一破就用膠紙糊上：有的是捨不得買，有的則是買不著。
曹德旺瞭解到這些信息後樂壞了：這簡直是一個利潤豐厚的空白市場！可他又想不通為什麼沒有人做呢，於是就去請教專家。
一位高人告訴他，中國的汽車大都是外國產的，牌子多且雜，作為配件的汽車玻璃難以形成較大規模，大企業也就不願意做，而小企業又大多沒有技術能力。要做這種生意，一是要有技術基礎和生產能力，二是要有耐心和恆心，要一個品種一個品種地做，而且要從維修市場做起。
曹德旺覺得自己完全符合條件，於是就決定幹。他很快就說服了鎮政府，然後聯絡行業專家，請人家來高山廠指導工作，解決技術難題。1985年元旦，他還向上海送出第一批培訓員工，而這一天也是合資協議生效的日子。
為了讓高山廠能在技術上不落伍，曹德旺在購買圖紙、模具和設備上特別豪爽：他第一次買一套價值2萬元的圖紙只談了幾分鐘。1987年，他在赴芬蘭考察時又看上一臺要價190萬美元的高端設備，能每40秒鐘造出一片價值幾百元的邊窗玻璃。他當時壓不下價來，而且沒那麼多錢，回國之後，他就去反覆說服鎮政府，最後於次年6月以108萬美元的價格購得該設備，是該設備的全球第一個買家。
幾年發展下來，曹德旺判定汽車玻璃比水錶玻璃更有前途，於是在1987年春向鎮政府提議合辦一個規模更大的工廠，專營汽車玻璃，定名福耀玻璃。同時他提議停辦高山異形玻璃廠，以集中資源到福耀，而高山廠1986年的產值已達596萬元，利潤為101萬元。
為了讓鎮政府批准所請，曹德旺讓渡了大量個人利益，但他的事業卻上了一個大臺階。就像我們開篇所提到的，到1989年，福耀玻璃的基本建設投資達3500萬元，產值為5000萬元，是當地的明星企業。
回到開篇提出的問題：1990年，企業辦得好好的，44歲的曹德旺為什麼想出家？
直接的原因是曹德旺是一名虔誠的佛教徒，而他當年讀了一本叫《弘一大法師李叔同》的書，反覆讀了三遍後，他決定出家。
李叔同是近代的一位傳奇僧人，一生63年，在俗39年，在佛24年，曹德旺對他的評價是：其一生光明磊落，瀟灑飄逸，道德文章，高山仰止。“看完李叔同的傳記，回頭看看自己，雖然生意做的不錯，但每天都必須堅持工作16小時，每月出滿勤，得到的亦不過是三餐果腹。太累了，太累了，有必要做這麼辛苦嗎？”
曹德旺的困惑似乎也是我們今天許多人的困惑，即每天拼命工作的意義何在？一般而言，有三種動力支撐一個人拼命工作：一、為了家庭；二、為了企業；三、為了賺錢本身，而曹德旺在這三方面都遭遇了困惑。
先說家庭。曹德旺1968年結婚，妻子叫陳鳳英，是一個沒讀過書、老實巴交的女人。當初結婚不是因為相愛，而是為了找一個人照顧因長期飢餓而患浮腫病的母親。曹德旺夫妻可謂患難多年，可是雙方卻無法交流：妻子始終停留在過去，對於生意和藝術一片茫然；曹德旺則自學了企業經營的各種學問，此外閱讀了大量中外文學名著。
苦悶之下，曹德旺開始去外界尋找知己。20世紀80年代初，在承包高山異形玻璃廠前後，他愛上了一個讓他想把家都扔掉的女人。不過這段戀情並沒有發展下去，而是被曹德旺親手結束了。當時，曹德旺調查了100對典型夫妻，抽樣涵蓋工人、醫生、幹部、老師、商人等群體，他發現沒有一個人對自己的家庭滿意，包括那些外界看來的“天作之合”。“我認為不需要再去考慮什麼換家庭的事情了，再換，就是換1000個照樣也沒有用啊。”
愛情沒了，寄託也就沒了。
再說企業。曹德旺在與鎮政府合辦高山異形玻璃廠時曾遭遇過一次誣告，讓他對辦企業本身也產生了懷疑。
1986年3月，全國掀起了農村整黨整風運動，曹德旺並不是黨員，卻被當時鎮領導班子的一些人給告了，說他有“經濟問題”，而且“十分嚴重”。
曹德旺因過於耿介而與這些人在辦廠時發生過沖突，他雖然覺得自己沒有問題，但還是決定去縣政府申辯。當天，縣裡各部門的領導都到場了，曹德旺滔滔不絕地講了兩三個小時，每一條都無懈可擊，就是態度不夠好：他在申辯過程中竟然豎了中指！這害的一向支持他的時任縣委書記陳元春，不得不對眾人賠笑說，“他是個農民，我們要包容他。”
事情並沒有完，那夥人又把官司告到了福州市，福州市不行又告到福建省，福建省不行又告到了中紀委，最後北京和省裡組成聯合調查組，但仍沒有查出問題。北京的領導氣得大吼：這不是胡鬧嘛！縣裡也於隨後改組了高山縣的領導班子，將那夥人分調到其他地區。
最後說賺錢。曹德旺賺錢的動力一直源於“過好日子”的願望，這讓他從14歲到44歲起早貪黑地幹了三十年。但這個動力隨著他的發跡變得越來越弱，他不喜歡奢侈的生活，最奢侈的事情也就是蓋了幾棟房子，而他妻子也不愛花錢。既然花不了那麼多錢，那又為什麼去拼命賺那麼多呢？
曹德旺不是那種賺錢的原教旨主義者，認為賺錢本身就是意義，就能確保幸福。家族的經歷告訴他人生無常，錢賺多了不一定幸福，而且守不住。他家本來是大富之家，但一場戰亂就讓一切歸零，他自己在生意場上也是起起落落，最近一次是他被人誣告後，他的三個合夥人因害怕受牽連而要求退股，而他們的股份價值已從當初的6.5萬元漲到了十幾萬元，這害的曹德旺不得不舉債收購。這些債雖然後來都還了，但卻讓曹德旺看清了財富來去無常、飄忽不定的本質，因而對賺錢本身產生了懷疑。
總之，到1990年，曹德旺在塵世間已找不到人生的意義，因此想遁入空門。
從石竹山回來後，曹德旺開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事業，他覺得唯有把企業辦得受人尊敬才有意義。
曹德旺做的第一件大事是推動公司上市。1990年夏天，他去新加坡出差，一位銀行行長建議他將公司上市，告訴他這樣對公司健康、長遠發展好。回國之後，他便向省裡申請赴境外上市，而當時國內也正推動股市發展，省裡得到一個名額，就給了福耀。
一番運作之後，福耀確定於1991年6月22日上市，之前先發行1600萬股原始股，每股1.5元，共融資2400萬元。原始股的認購非常踴躍，興業銀行買了200萬元，省、市、縣三級政府、媒體以及事業單位的領導和職工，好多人也都買了。
然而沒多久，社會上就傳起一個流言，說福耀股票不能上市了，曹德旺是想捲款跑路。聽聞消息後，那些認購人都來找曹德旺退股，而此時股價已從1.5元漲到了2.5元。擠兌之下，曹德旺只能舉債回購股票，錢是從高利貸借的，利息1分到2分，總共回購了約400萬股。看著那些股票，曹德旺苦惱得不行，時常流淚，後悔自己為什麼要回來。
1992年，曹德旺得到了興業銀行的幫助，用銀行貸款還了高利貸。之後，他全力推動股票上市，到北京求助中汽華聯的領導，去跑國家體改委。1993年6月，福耀股票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股價當日收報於40.05元，創福建省首批上市公司股價之最。
到上市時，曹德旺總共持有近500萬股，在清償了所欠債務後，他淨賺將近2億元。不過，他並沒有沉溺在發財的狂喜中，而是繼續推動福耀的發展。
當時，福耀發展最大的障礙是定位不清：除了福耀玻璃之外，福耀當時還有工業村公司、裝修公司、加油站、高分子公司、配件公司和香港貿易公司等，是一個多元化集團。
上市之前，曹德旺曾拿福耀的報表給香港交易所的一位總監看，希望對方指點一二。結果對方說，“你這個是垃圾股。你小小的公司什麼都做，誰敢買你們的股票？！你的公司必須重組，只做最擅長的，其他的都賣掉。”
聽完這番高論，曹德旺一開始是猶豫的：重組，說得輕巧！那方方面面的關係是好搞定的？但後來他開始重視這個意見，彼時，他讀了一本叫《聚焦法則》的西方管理書籍，也說辦企業應該搞專業化經營。那段時間，他還去美國參觀了福特博物館，發現那些基業長青的企業都是專業化經營。
從美國回來後，曹德旺就將專業化經營定為福耀發展的天條，隨後進行了大刀闊斧的重組，最後只保留下汽車玻璃業務。
1994年，曹德旺接觸了國際著名汽車玻璃供應商法國聖戈班，雙方一見鍾情，並開始談判合資事宜。
曹德旺引進聖戈班有兩個目的，一是緩解公司因重組而產生的資金壓力，二是吸納對方先進的生產流程、設計思路、工藝路線和培訓經驗。
具體合作方案於1995年獲批，並於1996年春節後執行，其中在中國大陸的部分是，雙方在福耀之下成立萬達汽車玻璃公司，聖戈班以約1.28億元人民幣獲得51%的股份，曹德旺則獲得不低於15%的股份。此外，福耀還獲得了聖戈班上海汽車玻璃包邊廠49%的股權。福耀一方可謂收穫頗豐。
不過這段合作只持續了三年，而且公司從賬面上看非但沒有盈利，還陷入了連年虧損。同時，雙方在人事上還發生了摩擦，誰看誰都不順眼。顯然，分手已成必然，關鍵是怎麼分？
曹德旺向聖戈班開出了優厚的退出條件：將後者最初的入股資金100%返還，無需其承擔虧損責任，但要求其在5年之內不得以任何形式，在中國投資同類工廠。最終，聖戈班接受了曹氏方案。
曹德旺之所以敢這麼做，是因為他通過三年近距離學習，已經完全瞭解了對手：國際巨頭也不過如此嘛。他相信只要再給他五年時間，聖戈班就是再回來，也不是對手了。
在向高手學習方面，曹德旺簡直是不遺餘力，一有機會就向人家要經驗。2008年5月，他受邀參加韓國KSA標準協會的高管研討會，其間，他熱情讚頌了韓國的生產質量管理體系，並呼籲韓國企業家將這些管理方法，作為一種產品賣給中國企業。
除了韓國人之外，曹德旺還跟所合作的日本原料商請教。有一段時間，由於汽車廠的降價，福耀陷入賺不著錢的局面，曹德旺就要求日本合作商降價15%，但對方死活不肯。怎麼辦？曹德旺想出了一個雙贏方案：你不降價可以，但你得幫我改善生產流程和設計工藝，讓我能從製造上壓低成本。結果日本合作商接受了他的提議，從而大幅提升了福耀的管理水平。
當然福耀更重要的管理還不是技法，而是一種自我驅動的苦行僧式精神，而曹德旺是這種精神的源頭。
曹德旺每天四五點起床，沒有休息日，唯一的愛好是打高爾夫球，還是一個人打。他說自己沒有朋友，也不去混什麼圈子，或者出席這會那會，他覺得沒意思。那什麼有意思呢，就是工作，去研究那塊汽車玻璃。
也許，以身作則就是最好的管理。
除了以上國內成就外，曹德旺還取得了一項享譽國際的成就：他在美國和加拿大打贏了兩場反傾銷官司。
2001年年初，應世界第四大汽車玻璃製造商美國PPG的申請，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對福耀等5家中國汽車玻璃製造商展開傾銷調查，並於4月初步裁決福耀等生產的ARG擋風玻璃涉嫌傾銷。次年3月，美國商務部則最終裁決，向福耀等中國企業加徵11.8%的反傾銷稅。
與此同時，加拿大也展開了對福耀等中國企業的傾銷調查，申請人同樣是美國PPG。
美國PPG這是要把福耀趕出北美市場啊，怎麼辦？曹德旺組織召開了一次高層會議，並於會後決定，不管被訴的其他中國公司怎麼迴應，自己都要應訴這兩場官司。
之所以做出這樣的決定，是因為如果不應訴，就等於承認了傾銷，而這將導致連鎖反應，接下來就是退出整個國際市場，而隨後也將失去中國市場，因為全球八大汽車廠都是全球採購。
曹德旺覺得不能等死，更何況，福耀根本就不是傾銷，怎麼能讓人家扣屎盆子呢？他展開了反擊，其對策如下：2002年10月，他在北京對外經貿大學成立了中國反傾銷研究所，他親任理事長，並邀請時任外經貿副部長龍永圖擔任總顧問，另外，他從國內外聘請了一大批專家、學者共同研究對策。據報道，他還在美國砸下300萬美元，聘請了美國最好的反傾銷律師。
福耀最終贏得了兩場官司：2002年8月30日，加拿大國際貿易法院終審裁定，來自中國的汽車擋風玻璃沒有對加拿大國內工業造成侵害；2004年10月15日，美國商務部則終審裁決，福耀出口至美國的汽車擋風玻璃視同“零傾銷”，而此前多加徵的稅費將予以退還。
這兩次勝利意義非凡，這是中國加入WTO以來第一個反傾銷勝訴的案例，而且幫福耀打了一個大大的國際廣告。
曹德旺終於做出了一家為國家爭氣，讓世界矚目的公司，這也算沒辜負他當初下山的心願。而在商業成就之外，他還在慈善領域不斷貢獻著，並將其視為禮佛的一種方式。
“佛經講六度：佈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佈施是六度的第一條。謙虛誠實，與人方便，這些都是佈施的方法。佈施則又分三種：財施、法施、無畏施，財施只能算是小善。”曹德旺說。
曹德旺所說的“小善”可不小，在一般人看來，那已經是令人仰望的功德了。汶川地震時，他捐贈了2000萬；玉樹地震時，他捐贈了1個億；西北五省特大旱災時，他捐贈了2個億；福州市修路及危房改造時，他捐贈了3個億；福州市新建圖書館時，他捐贈了4個億······
2011年5月5日，曹德旺更捐出價值35.49億元的3億股福耀集團股票，在北京設立了當時中國資產規模最大的公益慈善基金——河仁慈善基金會（以其父親的名字命名）。
截止目前，曹德旺對社會的總捐贈已經超過60億元，且均為個人捐贈，未動用公司一分錢。因為這些善舉，曹德旺在2010年被媒體評為“中國最慷慨的慈善家”，或稱“中國首善”。
曹德旺慈善事業的獨特之處還不在於其捐款的數額，儘管這個數字已經很驚人了，而在於他的心境——“我捐款是沒有條件的。不像有些人捐款，是要拿一塊地、一個項目來換。”
所謂的“沒條件”，不僅體現在他不把慈善當買賣做，還體現在他對慈善本身也不設條件，這一點在救人方面體現得尤為明顯。
2007年5月，福耀北京分公司聘用的一名20歲實習生得了白血病，該生來自河北農村，與母親相依為命，無錢自救。當時一些主管不建議援救，因為該生並非簽約員工，而且得的是白血病。曹德旺卻堅持救人，說那孩子才20歲，而他最終掏了七八十萬醫療費。
如果說這還是救與自己相關的人的話，那曹德旺在救不相關的人方面也非常積極。
2006年，他在飛機上看報時得知吉林雙遼一戶農家生了一對雙胞胎，但無錢撫養，他很快就聯絡了那家人，為對方開與福耀雙遼職工相同的工資，但並不要求對方去上班。不久後，他又在《海峽都市報》上得知另一戶農家生了三胞胎，家長無錢購買孩子必需的保溫箱，他就主動聯繫醫院資助了保溫箱，還於後來向那家人支付三個孩子到18歲前的生活費。
而像上面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曹德旺是一名虔誠的佛教徒，他說“佛教是我的靈魂”，而他的行動證明了這句話的分量。
由於在商業和慈善上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曹德旺還在2009年5月31日，獲得了有“企業界奧斯卡”之稱的“安永全球企業家大獎”，是獲得該獎的首位華人企業家，而此前獲獎的西方企業家包括戴爾計算機創始人邁克爾•戴爾，星巴克董事長霍華德•舒爾茨，eBay創始人彼埃爾•奧米迪亞。
除了個人事業外，曹德旺還經常對一些公共話題發言，而且一張嘴就令人擊節讚歎。比如，最近因房價漲到了離譜的地步，他兩年前的一段採訪視頻又被人翻了出來，用來痛批房市。他到底說了啥，你還是自己看吧，也欣賞一下曹老爺子的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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