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時期以厚葬為特徵的喪葬模式在秦漢時期得到了繼承和發展。秦漢佔統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和神仙觀念成為厚葬的思想基礎。慎終追遠、養生葬死成為孝悌所要求的行為規範,上至皇帝,下至官吏百姓,無不以"厚葬為德、薄葬為鄙"。從秦始皇陵開始,漸開秦漢厚葬之先河,厚葬之風以西漢一代最為登峰造極。
先秦時期以厚葬為特徵的喪葬模式在秦漢時期得到了繼承和發展。秦漢佔統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和神仙觀念成為厚葬的思想基礎。慎終追遠、養生葬死成為孝悌所要求的行為規範,上至皇帝,下至官吏百姓,無不以"厚葬為德、薄葬為鄙"。從秦始皇陵開始,漸開秦漢厚葬之先河,厚葬之風以西漢一代最為登峰造極。
《晉書・素貅傳》:"漢天子即位一年而為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供賓客,一充山陵。"天子如此,民間亦爭相效仿。東漢思想家王符(85-162年)在《浮侈篇》中對漢代的厚葬之風給予嚴厲抨擊:
今者京師貴戚,必欲江南糯梓豫章之木。邊遠下土,亦競相仿效。夫糯梓豫章,所出殊遠,伐之高山,引之窮谷,入海乘準,逆河溯洛,工匠雕刻,連累日月,會眾而後動,多牛而後致,重且千斤,功將萬夫,而東至樂浪,西達郭煌,費力傷農於萬里之地。古者墓而不墳,中世墳而不崇。……文帝葬芷陽,明帝葬洛南,皆不藏珠寶,不起山陵,墓雖卑而德最高。今京師貴成,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喪。或至金縷玉匣,糯梓楩楠,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家,廣種松柏,廬舍祠堂,務崇華侈。
秦漢喪葬模式以厚葬為主,但即使在厚葬最為盛行的西漢時期,也有很多倡導薄葬的人士,如漢武帝時的士人楊王孫力主薄葬,"吾欲裸葬,以反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則為布囊盛,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士"。
楊王孫的裸葬成為當時主張薄葬者的最佳榜樣,為他們所追慕和仿效。
秦和西漢時期盛行的厚葬之風到東漢時期漸有減弱之勢,到漢末魏晉時期,隨著儒學的衰落和玄學的流行,喪葬觀念可能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以"厚葬"特徵的喪葬模式消失了,而開始了延續數百年的"薄葬"時代。真正的薄葬是從曹魏時期開始的,而首創薄葬並真正施行了的是曹操。
曹操先後在其《終令》和《遺令》中,分別對自己的壽陵規制提出了具體的要求,其中既包括對地面陵前設施的規定,如"因高為基,不封不樹",也有對墓內隨葬品的數量和種類的限定,如"斂以時服,無藏金玉珍寶"。曹操的這些規定顯然不是無的放矢,而是非常有針對性的,主要是針對漢代以"厚葬"為特徵的陵寢制度所作的變革。
曹操對漢代"厚葬"之風的變革,簡單地說是對漢墓的簡化,但這種簡化並不意味著簡陋,仍然要體現帝王之尊,也要遵循一定的禮制,"魏武以禮送終之制襲稱之數,繁而無益,俗又過之"。於是,形成了一種有別於漢代,以"薄葬"為特徵的新的陵墓制度,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首先是禁止了地面上的標記性設施和祭祀性設施,如"不樹不封",地面不再有高大的封土,也沒有了墓碑、祠堂、神道等,如魏文帝曹不的《終制》所言:
"壽陵因山為體,無為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曹操父子的這種變革有可能是出於對陵墓被盜的擔憂,曹曹丕《終制》明言:"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並盡,是焚如之刑,豈不重痛哉!禍由乎厚葬封樹。"
先秦時期以厚葬為特徵的喪葬模式在秦漢時期得到了繼承和發展。秦漢佔統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和神仙觀念成為厚葬的思想基礎。慎終追遠、養生葬死成為孝悌所要求的行為規範,上至皇帝,下至官吏百姓,無不以"厚葬為德、薄葬為鄙"。從秦始皇陵開始,漸開秦漢厚葬之先河,厚葬之風以西漢一代最為登峰造極。
《晉書・素貅傳》:"漢天子即位一年而為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供賓客,一充山陵。"天子如此,民間亦爭相效仿。東漢思想家王符(85-162年)在《浮侈篇》中對漢代的厚葬之風給予嚴厲抨擊:
今者京師貴戚,必欲江南糯梓豫章之木。邊遠下土,亦競相仿效。夫糯梓豫章,所出殊遠,伐之高山,引之窮谷,入海乘準,逆河溯洛,工匠雕刻,連累日月,會眾而後動,多牛而後致,重且千斤,功將萬夫,而東至樂浪,西達郭煌,費力傷農於萬里之地。古者墓而不墳,中世墳而不崇。……文帝葬芷陽,明帝葬洛南,皆不藏珠寶,不起山陵,墓雖卑而德最高。今京師貴成,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喪。或至金縷玉匣,糯梓楩楠,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家,廣種松柏,廬舍祠堂,務崇華侈。
秦漢喪葬模式以厚葬為主,但即使在厚葬最為盛行的西漢時期,也有很多倡導薄葬的人士,如漢武帝時的士人楊王孫力主薄葬,"吾欲裸葬,以反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則為布囊盛,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士"。
楊王孫的裸葬成為當時主張薄葬者的最佳榜樣,為他們所追慕和仿效。
秦和西漢時期盛行的厚葬之風到東漢時期漸有減弱之勢,到漢末魏晉時期,隨著儒學的衰落和玄學的流行,喪葬觀念可能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以"厚葬"特徵的喪葬模式消失了,而開始了延續數百年的"薄葬"時代。真正的薄葬是從曹魏時期開始的,而首創薄葬並真正施行了的是曹操。
曹操先後在其《終令》和《遺令》中,分別對自己的壽陵規制提出了具體的要求,其中既包括對地面陵前設施的規定,如"因高為基,不封不樹",也有對墓內隨葬品的數量和種類的限定,如"斂以時服,無藏金玉珍寶"。曹操的這些規定顯然不是無的放矢,而是非常有針對性的,主要是針對漢代以"厚葬"為特徵的陵寢制度所作的變革。
曹操對漢代"厚葬"之風的變革,簡單地說是對漢墓的簡化,但這種簡化並不意味著簡陋,仍然要體現帝王之尊,也要遵循一定的禮制,"魏武以禮送終之制襲稱之數,繁而無益,俗又過之"。於是,形成了一種有別於漢代,以"薄葬"為特徵的新的陵墓制度,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首先是禁止了地面上的標記性設施和祭祀性設施,如"不樹不封",地面不再有高大的封土,也沒有了墓碑、祠堂、神道等,如魏文帝曹不的《終制》所言:
"壽陵因山為體,無為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曹操父子的這種變革有可能是出於對陵墓被盜的擔憂,曹曹丕《終制》明言:"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並盡,是焚如之刑,豈不重痛哉!禍由乎厚葬封樹。"
無論出於何種原因,這些禁止地面標記的規定並非僅僅停留於紙上,而是真正實施了的,因為與漢代陵墓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至今沒有發現曹魏時期高等級墓葬的地面設施,既沒有封土,也沒有墓碑,更沒有發現寢殿、祠堂、神道等設施,山東東阿魚山的曹植墓如此,最近發現的"曹操墓"也是如此,可以說地面蹤跡全無。
魏晉禁止了包括墓祭場所在內的地面設施之後,有些祭祀活動可能轉移到了別處,如曹操遺令在銅雀臺上舉行的祭祀活動,"施八尺床,張帳,朝哺設脯,備之屬月,朝十五日,則向帳作伎"。
其次是禁止了隨葬品中的明器。漢代入殮所用的各類葬玉基本上消失了,這可能與"斂以時服"有關;陶俑和模型器物也漸趨消失。葬玉之類的貴重物品很容易誘發盜墓,在經濟十分凋敝的曹魏時期,曹操提出"無藏金玉珍寶"應該主要指的是這類明器。
最後是簡化了地下部分的"居室性設施"。與漢墓相比,魏晉墓葬的墓室數量大為減少,如最高等級的"曹操墓"只是帶有一條斜坡墓道的雙室磚墓,只有前後墓室和四個側室,全長不超過60米,這種磚室墓在建築難度和耗費上遠不如"首山為藏"的漢代諸侯王陵,與同等級的漢墓相比,已經簡化了很多。山東東阿發現的曹植墓更是隻有前後二室的磚室墓。洛陽正始八年(247年)墓可能也是曹魏統治者的墓,但只有一個墓室,這種單室墓的墓內設奠場所一般在墓室的一側,另側放置棺木。
當地面上的墓祭被禁止後,一些祭祀活動可能轉入地下,魏晉時期的墓內祭祀可能比漢代更受重視。以孝聞名的漢末至晉初重臣王祥曾有遺令:"氣絕但洗手足,不須沐浴,勿纏,皆瀚故衣,隨時所服。所賜山玄玉佩、衛氏玉玦、綬笥皆勿以斂。西芒上土自堅貞,勿用石,勿起墳隴。穿深二文,楟取容棺,勿作前堂布几筵、置書箱鏡奩之具,棺前但可施床榻而已。精脯各一盤、玄酒一杯,為朝夕奠。"王祥的墓取消了封土、簡化了墓室、減少了隨葬品,但並沒有省略墓內的祭奠,這樣的墓葬與今天考古所見的魏晉墓葬非常相符。
綜上所述,中國古代的喪葬模式到魏晉時期發生了重大的變革,經過曹魏和西晉統治者的提倡,從地面設施到地下空間,都已與漢代的厚葬模式大不相同,地面建築沒有了祭祀類建築和標記性設施,地下空間模仿生前府宅的意義已大為減弱,而主要只是一個藏廠和祭祀的空間。這種新的埋葬模式是針對漢代"厚葬"所作的變革,是葬制上的簡化,代表著一種新的埋葬制度的形成。正因為帝陵地面了無蹤跡,地下設施又極為簡省,我們今天對魏晉帝陵的瞭解遠不如漢唐帝陵那樣深刻,對大多數帝陵的探討仍然停留在所處位置和身份的判斷上。
先秦時期以厚葬為特徵的喪葬模式在秦漢時期得到了繼承和發展。秦漢佔統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和神仙觀念成為厚葬的思想基礎。慎終追遠、養生葬死成為孝悌所要求的行為規範,上至皇帝,下至官吏百姓,無不以"厚葬為德、薄葬為鄙"。從秦始皇陵開始,漸開秦漢厚葬之先河,厚葬之風以西漢一代最為登峰造極。
《晉書・素貅傳》:"漢天子即位一年而為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供賓客,一充山陵。"天子如此,民間亦爭相效仿。東漢思想家王符(85-162年)在《浮侈篇》中對漢代的厚葬之風給予嚴厲抨擊:
今者京師貴戚,必欲江南糯梓豫章之木。邊遠下土,亦競相仿效。夫糯梓豫章,所出殊遠,伐之高山,引之窮谷,入海乘準,逆河溯洛,工匠雕刻,連累日月,會眾而後動,多牛而後致,重且千斤,功將萬夫,而東至樂浪,西達郭煌,費力傷農於萬里之地。古者墓而不墳,中世墳而不崇。……文帝葬芷陽,明帝葬洛南,皆不藏珠寶,不起山陵,墓雖卑而德最高。今京師貴成,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喪。或至金縷玉匣,糯梓楩楠,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家,廣種松柏,廬舍祠堂,務崇華侈。
秦漢喪葬模式以厚葬為主,但即使在厚葬最為盛行的西漢時期,也有很多倡導薄葬的人士,如漢武帝時的士人楊王孫力主薄葬,"吾欲裸葬,以反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則為布囊盛,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士"。
楊王孫的裸葬成為當時主張薄葬者的最佳榜樣,為他們所追慕和仿效。
秦和西漢時期盛行的厚葬之風到東漢時期漸有減弱之勢,到漢末魏晉時期,隨著儒學的衰落和玄學的流行,喪葬觀念可能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以"厚葬"特徵的喪葬模式消失了,而開始了延續數百年的"薄葬"時代。真正的薄葬是從曹魏時期開始的,而首創薄葬並真正施行了的是曹操。
曹操先後在其《終令》和《遺令》中,分別對自己的壽陵規制提出了具體的要求,其中既包括對地面陵前設施的規定,如"因高為基,不封不樹",也有對墓內隨葬品的數量和種類的限定,如"斂以時服,無藏金玉珍寶"。曹操的這些規定顯然不是無的放矢,而是非常有針對性的,主要是針對漢代以"厚葬"為特徵的陵寢制度所作的變革。
曹操對漢代"厚葬"之風的變革,簡單地說是對漢墓的簡化,但這種簡化並不意味著簡陋,仍然要體現帝王之尊,也要遵循一定的禮制,"魏武以禮送終之制襲稱之數,繁而無益,俗又過之"。於是,形成了一種有別於漢代,以"薄葬"為特徵的新的陵墓制度,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首先是禁止了地面上的標記性設施和祭祀性設施,如"不樹不封",地面不再有高大的封土,也沒有了墓碑、祠堂、神道等,如魏文帝曹不的《終制》所言:
"壽陵因山為體,無為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曹操父子的這種變革有可能是出於對陵墓被盜的擔憂,曹曹丕《終制》明言:"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並盡,是焚如之刑,豈不重痛哉!禍由乎厚葬封樹。"
無論出於何種原因,這些禁止地面標記的規定並非僅僅停留於紙上,而是真正實施了的,因為與漢代陵墓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至今沒有發現曹魏時期高等級墓葬的地面設施,既沒有封土,也沒有墓碑,更沒有發現寢殿、祠堂、神道等設施,山東東阿魚山的曹植墓如此,最近發現的"曹操墓"也是如此,可以說地面蹤跡全無。
魏晉禁止了包括墓祭場所在內的地面設施之後,有些祭祀活動可能轉移到了別處,如曹操遺令在銅雀臺上舉行的祭祀活動,"施八尺床,張帳,朝哺設脯,備之屬月,朝十五日,則向帳作伎"。
其次是禁止了隨葬品中的明器。漢代入殮所用的各類葬玉基本上消失了,這可能與"斂以時服"有關;陶俑和模型器物也漸趨消失。葬玉之類的貴重物品很容易誘發盜墓,在經濟十分凋敝的曹魏時期,曹操提出"無藏金玉珍寶"應該主要指的是這類明器。
最後是簡化了地下部分的"居室性設施"。與漢墓相比,魏晉墓葬的墓室數量大為減少,如最高等級的"曹操墓"只是帶有一條斜坡墓道的雙室磚墓,只有前後墓室和四個側室,全長不超過60米,這種磚室墓在建築難度和耗費上遠不如"首山為藏"的漢代諸侯王陵,與同等級的漢墓相比,已經簡化了很多。山東東阿發現的曹植墓更是隻有前後二室的磚室墓。洛陽正始八年(247年)墓可能也是曹魏統治者的墓,但只有一個墓室,這種單室墓的墓內設奠場所一般在墓室的一側,另側放置棺木。
當地面上的墓祭被禁止後,一些祭祀活動可能轉入地下,魏晉時期的墓內祭祀可能比漢代更受重視。以孝聞名的漢末至晉初重臣王祥曾有遺令:"氣絕但洗手足,不須沐浴,勿纏,皆瀚故衣,隨時所服。所賜山玄玉佩、衛氏玉玦、綬笥皆勿以斂。西芒上土自堅貞,勿用石,勿起墳隴。穿深二文,楟取容棺,勿作前堂布几筵、置書箱鏡奩之具,棺前但可施床榻而已。精脯各一盤、玄酒一杯,為朝夕奠。"王祥的墓取消了封土、簡化了墓室、減少了隨葬品,但並沒有省略墓內的祭奠,這樣的墓葬與今天考古所見的魏晉墓葬非常相符。
綜上所述,中國古代的喪葬模式到魏晉時期發生了重大的變革,經過曹魏和西晉統治者的提倡,從地面設施到地下空間,都已與漢代的厚葬模式大不相同,地面建築沒有了祭祀類建築和標記性設施,地下空間模仿生前府宅的意義已大為減弱,而主要只是一個藏廠和祭祀的空間。這種新的埋葬模式是針對漢代"厚葬"所作的變革,是葬制上的簡化,代表著一種新的埋葬制度的形成。正因為帝陵地面了無蹤跡,地下設施又極為簡省,我們今天對魏晉帝陵的瞭解遠不如漢唐帝陵那樣深刻,對大多數帝陵的探討仍然停留在所處位置和身份的判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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