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7年第43期，原文標題《保護藏羚羊,盜獵之外的威脅》，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交配季節的一雌一雄兩頭藏羚羊（樑旭昶 攝）

藏羚羊保護20年：恢復性增長

開車在青藏高原行駛，時常能和藏羚羊相遇。陝西省動物研究所西北瀕危動物研究所的吳曉民研究員今年9月份4次從色林錯旁經過，也就是“越野車追趕藏羚羊”事件發生的一帶。他看到離開公路不遠處，早晚都會有三五十隻成群的藏羚羊聚集。“這樣的現象過去很難看到。它說明藏羚羊的數量增多了，而且因為人類停止傷害，它們也不再懼怕人類。”吳曉民告訴本刊。

“野生動物的初始逃逸距離”是一種古典的觀察視角。生物學家由此入手，就能做出當地人與自然關係的一些推測。

藏羚羊是青藏高原上的特有物種。雄性成年藏羚羊尤其漂亮，標誌是長達50多釐米的黑色雙角。最早對藏羚羊進行系統記錄和研究的美國人喬治·夏勒（George Schaller）博士描繪過他在1985年10月與藏羚羊的第一次相遇：“它們的毛色在交配季節裡變成了黑白相間，一對纖長的角從頭頂近乎筆直地伸出去，看上去威風凜凜。我彷彿置身夢境，恍若看到了獨角獸、手持長矛的藏族騎士，還有塞倫蓋蒂平原的羚羊出現在隆冬大地。這是一個任由想象力馳騁的地方。”不論在哪裡做研究，夏勒博士傾向選擇一種“美麗、有趣且急需保護的動物，作為自己的圖騰和心之所依”，由此便開始對藏羚羊長達20多年的追蹤觀察。

在當時，影響藏羚羊種群數量的最大問題是盜獵。夏勒發現，當地人除了捕藏羚羊吃肉外，還會將藏羚羊皮單獨進行交易。經過多方信息蒐集，西方奢侈品市場上的“沙圖什”（shahtoosh，發音來自波斯語，意為羊絨之王）被與藏羚羊皮聯繫在了一起。藏羚羊有一身細密柔軟的毛，纖維直徑僅10～12微米（開司米羊絨為12～21微米）。這些羊毛從西藏流傳到達拉克和尼泊爾等地，中間商將它送給克什米爾的織工，只有他們有能力將它加工成“指環披肩”——它精細得可以從一枚指環中穿過。

在夏勒1993年前後向中國政府和國際社會展示藏羚羊盜獵背後的貿易鏈條前，沙圖什的購買者錯誤地認為它由來自北山羊褪下的絨毛編織而成，每年會有勤勞的牧羊人將羊毛收集起來。事實的真相是，編織一塊沙圖什披肩大約需要3只藏羚羊的羊絨，唯一獲得的方式就是殺死它們。夏勒粗略推斷，20世紀90年代至少有20萬到30萬隻藏羚羊因此死亡。在沙圖什交易最為猖獗的90年代中期，夏勒估計倖存藏羚羊的數量或許不足7.5萬隻，這一古老的物種處於滅絕的邊緣。

198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野生動物保護法》頒佈後，國務院發佈的《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將藏羚羊列為國家一級保護野生動物。在明確了藏羚羊的貿易鏈條後，從打擊盜獵到嚴查走私便能有的放矢。在藏羚羊重要分佈區，中國政府劃建了新疆阿爾金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青海可可西里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青海三江源國家級自然保護區、西藏羌塘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成立了打擊盜獵的保護管理機構和執法隊伍，定期巡山並對藏羚羊種群活動實時監測。與盜獵分子作鬥爭最廣為人知的一位勇士是傑桑·索南達傑，他在1992年建立了進行可可西里生態保育工作的西部工作委員會，並組織了一支武裝反偷獵隊伍，命名為“野犛牛隊”。1994年，索南達傑在抓獲一批盜獵分子後遭遇襲擊，戰鬥到最後英勇犧牲。之後陸川執導的電影《可可西里》便是以索南達傑為原型創作的。

另外對藏羚羊的保護則來自消費市場的抵制。90年代末，隨著一些紐約社會名流捲入沙圖什的交易，《華爾街日報》《時代》《新聞週刊》等主流媒體發表了相關文章，《名利場》這樣的時尚雜誌也勸誡消費者不要購買沙圖什披肩。執法機構在各國突擊檢查高級精品店、豪華飯店裡的交易商以及富人造訪的其他場所。此時全世界允許合法銷售沙圖什的地方只剩下瑞士和克什米爾。1998年，瑞士終於加入了旨在管制相關交易的《瀕危野生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而克什米爾當局仍舊頑固，甚至堅稱，中國政府強烈譴責沙圖什非法貿易交易對藏羚羊的威脅是為了打擊克什米爾羊絨業的市場。一直到2002年，印控克什米爾地區才頒佈禁令，終止了世界上最後一個合法銷售沙圖什的市場。

2004年，電影《可可西里》在國內上映；2005年，藏羚羊形象“迎迎”成為北京奧運會吉祥物其中之一。這些事件都讓整個社會對藏羚羊的境況倍加關注。中國第一個從事生態環境保護的民間組織“綠色江河促進會”的發起人楊欣告訴本刊，也就是在這個輿論聲音最高的時候，他們把“索南達傑保護站”移交給了可可西里保護區管理局——1997年，楊欣就是受到索南達傑精神的感召而組織起志願者，為藏羚羊及其可可西里生態保護建立一個永久的陣地。“綠色江河”還組織過“藏羚羊紅綠燈”的活動，在藏羚羊遷徙通過公路時進行交通疏導。“藏羚羊是個很成功的保護案例，從供給端到需求端，無論民間還是政府都做出了最大努力。這些得到了公眾的認同，反過來公眾的監督又將保護推向新的高度。”2004年開始，楊欣的組織把工作重心放在了當時並不被人所關注的一些領域，像是雪豹保護、氣候變化下的冰川消融，以及長江源頭地區的垃圾處理。

2015年，中國環境保護部與中國科學院聯合發佈《中國生物多樣性紅色名錄——脊椎動物卷》評估報告，將藏羚羊從受威脅物種名單中剔除。2016年，國際自然保護聯盟（IUCN）也以此為主要依據，在最新版的《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瀕危物種紅色名錄》中將藏羚羊的瀕危程度由“瀕危”降為“近危”。瀕危物種紅色名錄是IUCN領導制定的一份衡量全球物種生存和受威脅狀況的清單，將物種的瀕危級別根據瀕危程度劃分為滅絕、野外滅絕、極危、瀕危、易危、近危和無危等七級。其中“極危”“瀕危”和“易危”又統稱為“受威脅”。

吳曉民告訴本刊，整個青藏高原藏羚羊的數量大概在30萬隻左右，“羌塘保護區大約20萬隻，青海可可西里和三江源約6～7萬隻，新疆阿爾金2～3萬隻左右”。作為一種有蹄類食草動物，藏羚羊的繁殖能力較強，母羊在第三年就可以懷孕生小羊，種群的恢復能力也較快。

應當如何看待這種恢復性增長？野生生物保護學會（WCS）中國西部項目的主任樑旭昶向本刊解釋，要想實施針對藏羚羊數量的嚴謹科學統計，難度很大。目前主要有兩種替代方法，一種是在藏羚羊的產仔地或者交配地進行計數，因為這兩個時間藏羚羊會比較集中；另一種是樣線法，先將不同的棲息地按照地理或者植被類型分類，每種類型的棲息地選擇若干條線路通過，記下所看到的藏羚羊的數目，算出密度再乘以面積。就科學性而言，兩者都有較大缺陷。 “不過，雖然藏羚羊的數量統計會有偏差，但這種增長已經是專家的普遍共識。”

槍聲之外：遷徙路上的障礙

在樑旭昶看來，盜獵得到抑制後，藏羚羊的保護進入一個新的階段。“聽得到槍聲是最直觀的危險，現在藏羚羊所面臨的威脅則是複雜且不易察覺的。這表現為兩方面：氣候變化，以及在此背景之上綜合的人類活動。”

藏羚羊的保護難度和它的遷徙習性有關。藏羚羊遷徙從而完成繁殖，除了個別地區有小的不遷徙種群外，絕大多數雌性藏羚羊都有長途遷徙產仔、產仔後再回到原棲息地的習慣。每年的4、5月份是母羊的遷徙時間；6月到7月份母羊在產仔地進行分娩，返回棲息地後，從11月到翌年1月是求偶交配的時期。除了這段時間，雄性和雌性藏羚羊基本都是分開活動的。

雌性藏羚羊的遷徙活動令生物學家好奇，因為懷孕哺乳是高能耗活動，為什麼偏偏雌性藏羚羊進行長距離遷徙？樑旭昶說，這其中有若干假說，但尚未找到完滿的答案。比如為了尋找更好的食物——夏勒博士曾經追蹤西羌塘的種群翻過塔克拉瑪干沙漠南緣的崑崙山，進入西崑崙山地的產仔地，在那裡目睹了4000多隻藏羚羊的分娩。“可是西崑崙產仔地並非‘桃源’，那裡碎石遍地、植被貧瘠。在西崑崙的許多地方，只有墊狀駝絨藜的新葉可供採食，植被生產力遠較南部的棲息地差。即便駝絨藜粗蛋白含量更高，也似乎並不足以補充母藏羚羊長途跋涉的消耗。”

其他的解釋還有躲避天敵說。“食肉動物無法長時間追蹤遷徙的有蹄類。藏羚羊在偏遠地區集群產仔，有可能降低被捕食的風險。較低的氣溫也能夠幫助藏羚羊母子們躲避蠅蟲干擾。”另一項研究推測產仔地選擇可能與降水的時空分佈有關。“藏羚羊的產仔期也是降水的高峰期。當地降水大多以冰雹和雪的形式。到降水少的地方產仔，也許小羊更容易成活，而且草也不至於被雪覆蓋而易於發現。”

藏羚羊作為“傘物種”的地位也正是來源於它的遷徙活動。人類能夠投入動物保護的資源是有限的。“傘物種”也就是一個合適的目標物種，它的生境需求能涵蓋其他物種的生境需求，從而對該物種也對其他物種的保護提供了保護傘。“遷徙之路長達300多公里，到達產仔地之後，羊群又大規模彙集。這些藏羚羊沿途要採食飲水，也有捕食者在後面虎視眈眈。獸群上路，浩浩湯湯。除了審美意義，動物遷徙對生態系統產生的影響是全方位的，比如能提升植被的生產力、促進營養物質循環。正像角馬之於東非大草原，無數代藏羚羊的季節性大遷徙，勾勒出了今日羌塘生態系統的輪廓。”

樑旭昶告訴本刊，有蹄類動物遷徙，又是一種正在消逝的壯美景觀：“全球至少有24個有蹄類物種和亞種，曾經或正在進行大遷徙。其中6種有蹄類的大遷徙已經消逝：南非小羚羊、黑角馬、白臉牛羚、彎角大羚羊、斑驢，以及蒙古野驢。現存的有蹄類大遷徙，非洲有9個物種，北美洲4個，歐亞大陸6個（馴鹿在北美和歐亞大陸均有）。蒙古原羚仍在蒙古東部草原上大規模遷徙，而在中國境內幾近滅絕。實際上，藏羚羊遷徙是我國境內僅存的野生有蹄類陸地大遷徙。”

藏羚羊遷徙過程中的“掛網”死亡現象已引起關注，為此西藏那曲地區雙湖縣的群眾在藏羚羊遷徙季打開部分圍欄

由於人類的活動，藏羚羊在遷徙道路上會遇到障礙，主要有鐵路和公路這樣的路網設施，以及牧民草場的圍欄。吳曉民和他的團隊曾經在青藏鐵路的建設期和運營期監測鐵路對藏羚羊遷徙活動的影響，最早是人工觀察、安裝遠紅外攝像頭等方式，2007年開始又得到日本酪農學園大學的資助，將對方提供的帶有衛星發送跟蹤裝置的頸圈應用於研究，從2007年到2010年通過圍網捕捉的方式先後為10只雌性藏羚羊佩戴頸圈。它們全部都是青海可可三江源遷徙到可可西里產子的種群，青藏鐵路僅對這個種群形成阻隔。青藏鐵路一共為包括藏羚羊在內的野生動物留有33個通道。吳曉民發現，在通道使用的最初，藏羚羊會在通道前出現集群和徘徊的現象，甚至因為青藏鐵路的野生動物通道橋樑很高，在大地上投下了陰影，羊群也不敢進入陰影區域，直到頭羊率先跨過。“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遲滯的時間都在減少。可以說藏羚羊已經逐步適應青藏鐵路修建對該地區的環境所帶來的新變化。”

另外像是青藏公路，吳曉民說，因為上世紀50年代就已經存在，對於藏羚羊來講不構成太大問題，其他一些等級不高的國道和縣道也是如此，只要不是全封閉的高速公路就不會對藏羚羊形成阻隔。隨著這些年青藏高原旅遊的升溫，道路上的車流量逐漸增多，但吳曉民認為不文明的遊客畢竟是少數，人們正在養成給動物讓路的習慣。總體上講，道路工程因為在施工前都會進行環境評估，要考慮到野生動物的活動情況。讓吳曉民頗為擔心的是近十幾年來在牧區建設的草場圍欄，相比路網，它們的修建更加自發而隨意，沒有制度約束，但將藏羚羊的活動區域分裂成一個個孤島，也帶來了不少傷亡情況。

草場圍欄同樣也是樑旭昶所關心的問題。在他發來的照片裡，草場圍欄是一種孔洞較大的鐵絲網，高度約在1.2米到1.5米之間。有時候藏羚羊被狼追逐，就會慌不擇路撞在網上，絞在裡面慢慢嚥氣。草場圍欄是在草場承包經營責任制實行之後，牧民在農牧部門的鼓勵下建起來的。它主要有幾個作用：首先是標示自家草場的範圍以及輪牧的區域，避免和其他牧民產生糾紛；另外也是防止草原上其他食草類野生動物和家畜爭食草場。由於草場圍欄是農牧部門支持的惠民舉動，又和保護野生動物的林業部門分屬兩個管理體系，所以圍欄仍然處於不斷建設之中。

在青海，比藏羚羊更加處於瀕危狀態的普氏原羚“掛網”死亡的現象已經引起了關注，一些民間組織和政府部門合作，比如在不大範圍拆除圍欄的前提下，通過摘下圍欄上的刺絲以及降低圍欄高度來減低普氏原羚被掛住的風險。WCS在西藏羌塘也和政府共同修建了一些藏羚羊的通道。“說到底這種衝突是因為藏北牧區生態資源的時空侷限性，人和野生動物的生態位高度重疊造成的，即所有相關方都對季節性的草場和水資源有高度依賴。十年來，西藏自治區已針對食肉動物肇事開展經濟賠償，但食草動物爭搶草場並沒有很好的量化辦法。幫助羌塘牧區群眾提高單位土地的經濟效益，並提升經濟收入多元化水平，是未來緩解這一問題的方向。”樑旭昶這樣說。

遷徙季的雌性藏羚羊群（樑旭昶 攝）

廣袤羌塘：更多挑戰與未知

羌塘在藏語中意思是“北方高地”，廣義的羌塘覆蓋了西藏自治區北部，還包括青海西部和新疆南部邊緣，是岡底斯山以北、崑崙山以南的高海拔廣袤地帶。如今這片苦寒之地為若干自然保護區所分治。就藏羚羊分佈而言，可可西里保護區的社會關注度最高，而羌塘自然保護區的藏羚羊數目最多、研究和保護難度也最大。“越野車追趕藏羚羊”事件所發生的色林錯保護區，屬於廣義羌塘的一部分。

吳曉民在2013年開始陸續將衛星定位跟蹤裝置應用到對羌塘藏羚羊的研究上。他在不同的時間、地點和位置選擇不同種群的15只藏羚羊來佩戴設備。“選擇3歲到5歲的壯年雌性，設備會每天5次、每次間隔3小時來發射位置信號，項圈將伴隨每隻藏羚羊兩年。”吳曉民介紹。這樣的做法是為了更好地瞭解不同種群藏羚羊的產仔地、遷徙路線以及遷徙時間，從而對路途當中的圍欄設施能夠更好地加以改善。對藏羚羊的追蹤也會應用在對保護區功能區劃的調整上，“現在保護區範圍劃定普遍偏大，功能區劃不太合理”。

以項圈來追蹤的好處是，調查人員不再需要用傳統方式追蹤藏羚羊的行蹤——每年藏羚羊遷徙的季節正是夏天青藏高原上凍土融化的時候，在夏勒博士的年代裡，他們整日要應付陷車的麻煩，廣闊無人區裡的後勤補給也是問題。2016年，根據跟蹤項圈的信息，吳曉民的團隊在色吾雪山腳下一片50～80平方公里的區域，發現了迄今為止一個藏羚羊最大的產仔地，估計數量超過10萬隻。它們屬於羌塘北部的種群，從尼瑪縣和改則縣交界的地方一直向北進入無人區。那是個非常難以到達的地方，吳曉民嘗試過四次才得以進入。

樑旭昶所在的WCS已經在羌塘紮根20多年，當年夏勒博士就是作為WCS的科學家進入羌塘來首先對藏羚羊進行自然史描繪。在自治區林業部門支持下，WCS一直進行的一項重要工作是組織對保護區管護員的培訓。“政府這些年加大了對保護區的管理投入。現在羌塘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有73個專業管護站，每個管護站配備有8～10名專業管護員，總共有780名。另外還有一部分協議管護員是在牧區家裡定期巡視。”如果將這780名管護員對應到羌塘自然保護區29.8萬平方公里的面積上，就會發現人的力量十分渺小。這次“越野車追趕藏羚羊”事件連帶處罰了一位協議管護員，但是對於保護區裡偶爾會發生的非法穿越，管護員確實很難及時制止。“人手本來就非常緊張，管護站裡的這10個人也不能同時參與巡護，一部分要留下來設卡盤查，另外一撥人也不能分開走，因為會發生陷車危險。這就決定了每週管護員只能巡查兩三條線路。車子能夠走多遠又和汽油及後勤配備有關係，保護站的汽油是定量的。”林業部門和WCS提供的培訓在於提高管護員發現問題的能力，比如運用更有效的信息化工具、更好地使用GPS和望遠鏡，以及設計更優化的巡護路線。

關於藏羚羊的研究還有太多未知的空白。樑旭昶強調了氣候變化對有蹄類長距離遷徙造成的影響，它是對藏羚羊所有研究中最不能被忽視的變量。“原先不遷徙的種群，會不會隨著局部種群密度增加而開始‘部分遷徙’（Partialmigration）或者‘巡遊’（Nomadic）？這些都會干擾我們對藏羚羊數量的觀察統計。”

氣候變化最直觀的結果之一就在藏羚羊出沒頻繁的色林錯湖畔。氣候變暖導致的冰川融水讓色林錯湖水的面積在近20年中擴大了至少200平方公里，成為僅次於青海湖的第二大咸水湖。“這是否意味著高原的花花草草長勢更好，藏羚羊會有更豐沛的食物呢？”樑旭昶說。這個邏輯並沒有這麼簡單。他參考了中科院昆明所使用遙感技術分析1982年到1996年青藏高原上草甸帶和草原帶的生長季節變化情況。這一時期內，高原氣溫上升趨勢顯著，但植物的生長季節不但沒有延長，反而縮短3～4周。原來，在冬季高原植物進入休眠期，需要一定數量的低溫時數，才能打破休眠。隨著高原冬季越來越暖和，植物休眠不斷延長，於是第二年春季的萌芽期推遲。而在草原帶，七八月份的高溫讓植物快速生長，於是生長季反而提前結束。另外高原植物生長是一系列溫度和溼度作用的結果，它們可能讓某種植物長勢較好，而抑制另外一種植物。“總體上說，氣候變化對於藏羚羊來看影響都是偏向負面的。”樑旭昶說，“當湖水淹沒了部分草場，牧民家畜和藏羚羊爭食草場的現象也可能更加突出。”

（感謝曾巖、劉炎林對本文提供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