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蔡瀾是“香港四大才子”之一。早年他愛電影如命，在電影行業摸爬滾打40年，可就在1992年電視做熱了的時候，蔡瀾卻做起了生意，創辦茶飲料，轉向了美食寫作，開設專欄。
看似莫名其妙的事，蔡瀾自己卻說“一生做錯了一件花40年才知道是錯的事，不應該一直沉迷在電影行業裡面。”
作家的生涯，才是蔡瀾自己想過的日子，才活得有趣。如今到了“從心所欲不逾矩”的年紀，他依舊保持著旺盛的好奇心，什麼都會玩一下。
其實，任何人生階段，“玩”都是他生活中很重要的主題。
一個有人味的人
說起蔡瀾，人們很容易把他和“香港四大才子”“食神”等標籤聯繫起來。但是當問他最喜歡哪個標籤的時候，他說的卻是“一個有人味的人”。
事實上，任何一個標籤確實很難完全給他定義。他不僅對美食、金石、書法等領域頗為精通，而且在電影行業也深耕了將近40年。對於有些人來說，這已經是一輩子的職業生涯，但是對於他，只是人生的一個階段。
蔡瀾出生於新加坡，父親是一名詩人，同時擔任邵氏公司的電影發行及宣傳。受父親的影響，蔡瀾很小的時候就對電影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1957年，17歲的他被邵逸夫看中，擔任了邵氏電影公司的駐日經理，他隨即在日本大學攻讀電影課編導系。畢業後，蔡瀾來到香港，正式任職邵氏電影監製。經他監製的電影有《城市獵人》《龍兄虎弟》等。
在做電影的這段時間，他會同時接觸四五個劇組，同時協調劇組的不同崗位。壓力大的時候肯定有，大多數時間，他將拍戲的劇組當成一個大玩具，並且儘可能將這個玩具做得好玩、精緻一些。
比如，他會去找最漂亮的旗袍給女演員，去把某個吃飯的菜品佈置到最好等。玩著玩著，竟然也玩出了諸多趣味。
蔡瀾雖然不太喜歡“香港四大才子”的名號，但是他們平時聚在一起玩樂是經常性的。幾個愛玩的人因為在酒吧逗樂，把在場的人哄得前仰後合。
後來，幾人靈機一動，將這種娛樂形式帶到了電視上，開了一檔叫做《今夜不設防》的粵語訪談節目。
1989～1990年間，由“香港四大才子”中的三位（黃霑、倪匡、蔡瀾）主持的這檔節目收視率奇高，節目氣氛輕鬆幽默，有如老友聚會，備受好評。
如果說蔡瀾進入電影和電視行業是興趣使然，那麼，他進入美食圈則是偶然。
一次，他和父親去餐廳吃飯，餐廳等不到位置不說，還受到侍者的奚落。回去後，蔡瀾將餐廳見聞寫成了專欄，後逐漸過渡到美食鑑賞。
由此，他也算真正走進了美食圈。轉戰美食之後，他的人生開始了以吃吃喝喝為重心的階段。這一時期，他把自己對人生的某些極致追求融入美食文化裡。
他出的美食方面的書、做的美食節目也蘊含著他對生活本身的一些思考。
儘管不同的時期會折射出不同的光芒，但有一樣是貫穿始終的，那就是蔡瀾率性生活的人生態度。
這種態度看似有點“飄飄然”，其實還是以深刻的人生體悟為前提的。
他說，人生下來沒有選擇，這一生過得實在是苦多於樂，從這點來說，每個人似乎都是公平的。
但是怎麼把這些苦變成甘甜，就要看個人心態了。如果你努力一下，爭取一點，把每天都過得好一點，那麼明天一定會過得比今天精彩得多。
隨心隨意去生活
但是話說回來，畢竟誰都想隨心隨意地生活，然而，真正能做到的有幾個？
特別是對當下的年輕人來說，來自社會、家庭的壓力都很大，如何處理好自己隨時產生的各種負面情緒問題，讓每一天都活得更加快樂，變成了一個值得討論的話題。
蔡瀾說，千百年來，年輕人遇到的很多問題都是大同小異的。他曾經用書信回答過很多年輕人的提問，現在用微博也回答過很多次。
在這個過程中，他發現，以前來信的年輕人的煩惱和現在微博上提問的年輕人的煩惱幾乎是一摸一樣的，都是關於孤獨、感情、工作、衰老以及自己內在的一些精神困擾等等。
這些問題永遠存在，永遠都解決不了。
在年輕人的這些問題中，他認為孤獨的問題是比較容易解決的。以前傅雷在《傅雷家書》裡說：赤子孤獨了，就會創造一個世界陪他。
蔡瀾的意思也有相似之處，那就是通過書籍、音樂、電影等途徑交朋友，那裡有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可以陪你度過一段旅程，陪你打開一個新的視野，陪你走過一段黑暗的時光。
至於說其他的一些問題，很多是沒辦法解決的，他也沒有提出解決的方法。但是他分享了一個小故事，並說很羨慕那些能夠在艱難時光中依舊活得優雅的人。
小故事是這樣的：在中國最艱難的時候，蘇州的一位男士生活拮据，還莫名被人打了一頓，在走路回家的時候，他在溝渠裡面撿了一些浮萍，回到家裡放在茶杯裡，每天就看著這個浮萍一天一天地生長，看得饒有興致。
在艱苦的時候，那位男士還能夠以這樣的心態享樂和欣賞，實屬不易。
所以，生活不一定要非常有錢，有當然最好，沒有的話，任何東西都可以拿來玩，這需要你的想象力以及你對生活的熱愛，這是很重要的。
“當然，想要隨心隨意去生活，如果可能的話，還是要多賺一些錢，在踏實努力的基礎上，多賺一些錢，就是給自己多一些自由”，蔡瀾說。
儘量不寫一句廢話
為了給自己更多的自由，蔡瀾這些年一直沒有停下能夠賺錢的興趣愛好。寫作出書、做美食欄目、賣暴暴茶……
蔡瀾從14歲就開始寫作了，年少的他出道是在新加坡的《星洲日報》上發表作品《瘋人院》。
40歲時，他受邀在《東方早報》副刊《龍門陣》寫文。後來，他還在金庸的《明報》副刊上寫專欄。寫作30餘年，出書超過200本。
2018年，蔡瀾又出了一本選編散文隨筆集《隨心隨意去生活》，內容涉及美食、電影、讀書、交友等多個方面。書裡的每篇文字都很短小精悍，給人意猶未盡的閱讀體驗。
而之所以選擇這種簡短的小文，蔡瀾說，因為香港的生活節奏很快，沒有那麼多時間可以浪費，所以他寫作也儘量簡潔，還因為受到明朝小品文的影響很深，所以儘可能連一個廢字都不寫。
寫完每一篇後，他就從頭到尾修改一次，放在一邊。第二天早上起床看一下，再修改一遍，發到報社排出來後傳真回來再改一遍。
所以，每一篇文章看起來好像信手拈來，其實都經歷過至少三遍以上的修改。
這份對文字的認真，源於他對寫作的珍視。
“我認為寫作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有地方讓你發表就已經很不容易了，所以要好好地珍惜，好好地對待每一篇文章”。
然而，到目前為止，他都堅持不用電腦寫作，每一篇文字還是手寫。他說，紙質的手稿有電子屏幕不能取代的書香。
幸運的享樂人生
蔡瀾覺得自己幸運，做什麼，都是在黃金時代。做電影，逢上香港電影最黃金的時代，出書，也是出版業最風光的時刻，餐飲的黃金時代當然更長，是永遠。
這麼多黃金時代來來去去，蔡瀾進進出出，倒也豁達。
“有什麼遺憾的？我還要做的事情很多。”蔡瀾自覺，活得越來越像他母親。母親活的精緻，臨老，也永遠要畫淡妝才肯出門。
去哪兒都會自備袋裝酒，早中晚，喝個盡興。
就該為自己活著。
他活得明白，反倒是外人總是迷迷糊糊。外界有種種微詞，蔡瀾卻不管不顧。他最怕被管，除了母親的管束，其他一概不理。
“他們又不瞭解我，有什麼資格評論，要說就說去咯。”
至於道德這類基本枷鎖，年紀一大把的蔡瀾，已全然不放在心上：“你不去想它，就不是問題了。”
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提起這個，蔡瀾有一套標準答案：“我是要帶給人家快樂的，提它做什麼呢？”
不僅不提，還要裝進保險箱，拴上鐵鏈子，再一腳踢進大海里。好好活著就是生活目的。是否還有更崇高的目的，比如男人的三不朽？
蔡瀾又興奮起來，講倪匡的故事。
他一人分飾兩角：先演一個臺灣著名作家，指著倪匡，“倪匡，你的作品是不能留世的，我的才可以！”接著又學倪匡做出可愛的樣子：“是的是的，你的可以留世。
留給你的女兒，你的女兒留給你的孫女。”最後一句，他故意拖慢語調，“僅此而已！”
和痛苦的許知遠一樣，出於知識分子的想象，很多人習慣相信，在那樣一個大起大落的時代，李漁和張岱的享樂主義，都源於逃離。
蔡瀾卻很不以為然。他早沒什麼可抱怨的，也消散了義憤。
他把自己包裹成享樂主義本身。
這是一個一驚一乍的理想時代，大家自以為痛苦是多麼與眾不同，理想是多麼驚世駭俗。
只有他輕描淡寫，用精緻的生活證明，痛苦並不能證明你獨特。
眾多社會頭銜，蔡瀾最在乎的就是：“一個人。”一架飛機上，蔡瀾照例喝著酒。飛機遇到氣流，開始劇烈顛簸。
邊上一個澳洲人抓住扶手，緊張得不行。蔡瀾則是神情淡定，顛簸停了，澳洲人看過來，問了句，“老兄，你死過嗎？”蔡瀾答：“我活過。”
這個故事在各種場合被提及，真偽不可考，卻足見蔡瀾的人生態度。
沒有人知道他最真實的內心。蔡瀾的父親蔡文玄，是個詩人，早年去了南洋。
他呼籲過：“謀國之士奮然興起。”
年輕時候的蔡瀾，也曾有過野心。他想拍出好的藝術電影，他考慮香港的社會問題。如果他能改變什麼，蔡瀾說，當然願意去拋頭顱、灑熱血。
如今，蔡瀾定居在九龍城。這裡是香港著名的美食中心，有最後的石板街和大排檔，招牌在路的兩邊層層疊疊。商場裡從小學生的課本，到老人家的壽衣，一應俱全。
嘈雜的市井氣息讓蔡瀾喜歡這裡，買菜，喝早茶，吃魚腩飯。
他活在鬧市，笑看人群。
原作者：劉玉俠 勞駿晶
編輯：秋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