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臣”蔡京的金融投機'

蔡京（1047年—1126年），北宋權相之一。崇寧元年（1102年），為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右相），後又官至太師。蔡京先後四次任相，共達十七年之久，四起四落。北宋末，太學生陳東上書，稱蔡京為“六賊之首”。宋欽宗即位後，蔡京被貶嶺南，途中死於潭州（今湖南長沙）。

一

宋徽宗崇寧元年（公元1102年），皇帝下令召集了幾個工匠進入宮城。在宮城的南門內，是一組叫作大慶殿的宮殿群，這裡是皇帝平日上朝、大宴群臣的所在。這組宮殿群的正衙殿叫文德殿，文德殿的南門叫端禮門。

幾個石匠帶著一塊刻好的碑，立在了端禮門外。由於這裡是朝臣們上朝必經之地，顯得非常醒目，官員們每天從此路過，都可以看到上面的碑文。

碑文是皇帝親筆書寫的，上面有一百二十個人名，分為幾大類：一類是宰相，以文彥博為首；一類是官小一些的侍從，以蘇軾為首；一類是更小的餘官，以秦觀為首；一類是內臣，以張士良為首；一類是武臣，以王獻可為首。

這些人是皇帝認定的“元祐奸人黨”的成員，把他們的名字公之於眾，是為了表明皇帝的決心：凡是活著的，永不任用；凡是死了的，追奪封號，殃及子孫。

皇帝之所以動這麼大肝火，是由於王安石變法之後派系鬥爭帶來的惡果。

支持變法的宋神宗死後，九歲的宋哲宗當上了皇帝，此時由宣仁太后（英宗的皇后）執政，司馬光、範純仁等反對變法的舊黨重新上臺，廢除了新法。

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宣仁太后死去，哲宗親政後，召回了新黨的章惇等人，恢復了新政，打擊舊黨。

宋哲宗死後，宋徽宗繼位，此時掌握政局的是向太后（神宗的皇后），向太后再次召回了一批被章惇等新黨徒貶斥的舊黨成員。

但向太后只執政幾個月就死去了，宋徽宗得到了親政的機會。他立即著手製定政策，大肆打擊舊黨。就連新黨的章惇、曾布也因為曾經反對宋徽宗繼位而受到了打壓。

執政第二年，宋徽宗已經羽翼豐滿，隨即推出了黨籍碑，禁止元祐黨人以及其後代在京城任職，徹底與舊黨決裂。

但這次的打擊只是開頭，宋徽宗對於舊黨的打擊一直持續不斷。立碑兩個月之後，他禁止了元祐黨人的學術著作。

次年（公元1103年）四月，徽宗將呂公著、司馬光、呂大防、範純仁等人在宮廷裡的畫像全部毀掉，同時下令銷燬“三蘇”、秦觀、黃庭堅等人的文集。到了九月份，皇帝仍然感到不過癮，命令全國各地都要刻《元祐奸黨碑》，並時時刻刻注意不要讓他們的學說得以傳播，否則嚴懲不貸。

到了第三年（公元1104年）六月，皇帝的措施再次升級，他把元祐奸黨的花名冊重新進行了整理，從一百二十人調整到了三百零九人，新黨的章惇等人也列入了名單。這次的碑文由司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京書寫，發往全國進行摹刻，以儆效尤。這也預示著，未來二十年的北宋政權將進入蔡京時代。

宋代歷史上最著名的奸臣有兩位，分別是北宋的蔡京和南宋的秦檜。但與秦檜不同的是，蔡京從本質上是一個偏重於財政的“能臣”。他在任上進行了複雜的財政改革，目的只有一個：幫助皇帝獲得收入。在當時，由於其餘大臣對於帝國的財政已經無能為力，所以，皇帝才不得不倚重蔡京，將髒活、累活一併丟給了他，讓他主宰政壇二十年。與其說蔡京是奸臣誤國，不如說是宋徽宗的財政揮霍讓蔡京不得不進行改革，而財政改革的失敗最終葬送了北宋王朝。

二

宋徽宗上臺時，由於前代的積弊，冗官、冗費問題已經到了危險的地步。

雖然宋神宗試圖對官制進行改革（公元1080年，元豐三年），限制官員人數，落實事權。但在宋神宗死後的元祐年間（公元1086年到公元1094年），人們就又開始抱怨官員人數太多，不僅比改制後幾年有所增加，比改制前也增加了。而到了徽宗時期，官員更是多如牛毛，在短短的二十年裡，比起元祐時期，用當時官員自己的話說，又增加了數倍。

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政府官員人數已經達到了四萬六千多人，比宋仁宗時期擴大了三倍。

在這種巨大的壓力下，戶部的財政收入根本沒有辦法滿足支出，幾乎年年都有赤字出現，甚至收入只能滿足支出的四分之三。

但就在戶部仰仗皇帝解決問題的時候，皇帝花錢的能力卻更加強大。宋徽宗本人的花錢能力也位居宋代皇帝之首。他愛好廣泛，品味高雅，建了不少亭臺樓閣，又因為喜歡藝術，讓各地進獻花石綱。賢臣們都已經被貶斥，沒有人告訴皇帝，他的愛好已經對國家財政構成了巨大的負擔。

在皇帝的周圍，形成了一個巨大的享樂圈子，他們以搜刮民間，滿足皇帝為首要目的，卻從來沒有考慮財政的承受能力。而替政府籌措資金的責任，就壓在了宰相蔡京的頭上。

蔡京上臺時，帝國的一切形勢都對他有利，除了官場內鬥造成的青黃不接外，就連宋神宗時期的官制改革（元豐改制）也對他有利。神宗之前，由於官職過於分散，政出多門，沒有人能夠做事。官制改革雖然成果有限，卻將更多的權力集中在了皇帝和宰相手中，更便於蔡京弄權。

另外，交子、鹽鈔等金融工具的發展，也讓蔡京有了更多的政策工具。王安石時期的變法仍然是一次傳統的改革，以整理農業稅、發展傳統產業為主。而隨著金融工具的進一步豐富，蔡京利用金融措施更加便捷地操縱社會經濟，獲得財政收入，手段更加多樣化了。

崇寧三年（公元1104年），蔡京組織的全國性財政改革拉開了帷幕。

這一年，北宋中央政府決定利用紙幣來籌資，擴大交子的使用範圍，將原本不使用紙幣的區域納入紙幣區。最先被納入紙幣區的是位於京城西邊的京西北路（今安徽北部、河南大部）。中央政府仿效在四川的做法，在京西北路設立印鈔機構，發行交子。此時發行交子不是為了方便貿易，而是為了財政需要，印刷的紙幣也沒有準備金在背後支撐。

到了第二年，蔡京決定把紙幣經驗繼續向更廣闊的地區推廣，下令發行一種叫作錢引的紙幣。老交子仍然在四川地區使用，而錢引則在除了閩、浙、湖、廣之外的其他地區通行。其中福建（閩）由於是蔡京的故里，才免於遭殃。

由於錢引是一種沒有準備金的紙幣，故而在各地受到了抵制，加之這些地區正在推行另一種紙質憑證—鹽引，政府最後不得不暫停了紙幣的發放，任其自生自滅。

而對民間影響最大的通脹掠奪，仍然發生在四川地區。四川地區紙幣發行得最成熟，人們早已經習慣了使用紙幣。

宋徽宗崇寧元年（公元1102年），蔡京在四川開始了濫發的序曲。他要求在四川地區增加交子的發行數量，造三百萬貫交子，允許陝西使用四川交子。這次的發行有準備金，政府計劃撥付一百萬貫錢幣作為準備金（是否落實不知道）。

然而，隨著陝西用兵的增加，到了第二年，政府隨即下令再印一千一百四十三萬貫交子，第四年又印了五百七十萬貫，到了大觀元年（公元1107年），又增印了五百五十四萬貫。這幾次增發都沒有準備金，出現了通貨膨脹。

在政府發行交子 之初，總髮行量也只有一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貫，僅僅這幾年的發行量已經超過了原發行量的二十倍，而且大部分都沒有硬通貨做後盾。在市面上，交子的價格已經跌到了一貫只值十幾文錢，出現了金融崩潰的局面。

蔡京一看形勢出現了失控，連忙規定新發行的交子與舊交子不再按照一比一的比例兌換，而是四貫舊交子只能兌換一貫新交子。由於交子三年一界，每隔三年，人們必須把手中的舊交子換成新的。這種做法本質上是將交子一下貶值了四倍，持有交子的人一下子損失了百分之七十五的財產。

這種做法讓人們對交子本身產生了懷疑。由於“交子”這個名稱已經失去了信用，蔡京決定將其改一個名字，在四川發行錢引。錢引與交子的不同，只是名字的不同，其實質是一樣的。蔡京以為這樣就能騙過市場，重新開始。

但隨後，市場做出了反應：錢引也發生了大規模的貶值。另外，全國其他地區的交子和錢引都已經不能兌換，只有四川可以兌換，於是，全國的紙幣都越界進入了四川地區，更增加了貶值壓力。

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最後下令，以前發行的紙幣（對應於四十一界到四十三界），不管是錢引還是交子，政府都不再兌換，讓它們自生自滅。政府重新發行一界新的錢引，按照舊的額度發行。

通過一次明目張膽的違約行為，所有持舊交子的人都被政府洗劫一空。他們因為紙幣方便才使用它，將所有的財富都換成紙，到最後，政府開一下印鈔機，就將所有的財富裹挾而去，留下懵懂的人們在思考著到底哪裡沒有算清楚，才導致了傾家蕩產。政府獲得巨利的同時，失去了民間的信任，將民間經濟的活力徹底掏空。

三

除了瞄準紙幣之外，蔡京對於以食鹽為本位的鹽鈔也沒有放過。

蔡京執政時期，中央政府的鹽業收入（也是財政收入最重要的一部分）恰好經歷了一次危機：中國最重要的產鹽區—山西的解池，由於水澇問題產鹽量下降。由於鹽鈔要求商人們都到解州的鹽池去兌換鹽，這件事就不僅影響了政府的鹽業專賣收入，還讓那些持有解鹽鹽鈔的商人們也無處換鹽，形成了一次小危機。

蔡京及時地尋到東北和東南地區出產的末鹽（解鹽為顆鹽，即顆粒狀的鹽，而其他地區大都為粉末狀的末鹽）來代替解鹽，幫助政府獲得了收入。同時，他規定商人持有的解鹽鹽鈔可以拿到東南兌換末鹽。

另外，鹽鈔還可以兌換乳香、茶葉、度牒等物品，擴大了使用範圍。經過這些措施，鹽鈔反而更加流行，蔡京漂亮地處理了這次危機。

然而，處理危機時，蔡京看到了鹽鈔的潛力。在改革的當年，商人們向中央政府繳納了一百六十四萬貫，而中央政府產鹽的成本卻只有十四萬貫，淨賺了一百五十萬貫。

蔡京意識到，只要把鹽鈔槓桿化，就可以從民間汲取大量的財富。在以前，只有北方解州鹽使用區才實行鹽鈔制度，這種制度是由政府壟斷食鹽生產，大商人從政府批發食鹽後，賣給民間。而在南方則實行完全的政府專賣，從食鹽的生產到運輸到零售，都由政府掌握。蔡京廢除了東南末鹽的專賣衙門，在全國都實行鹽鈔制度。原本只在北方實行的食鹽票據化運動，就遍及了全國。

在宋代，只要政府把持了鹽業供給，鹽商就會幫助政府把鹽價炒高。而鹽價的高昂更激發了鹽商的熱情，政府也可以發行更多的鹽鈔。

當然，人們對食鹽的需求是有限的，當鹽鈔發多了，人們遲早會發現，儲存的鹽已經吃不完，那就是泡沫破裂的時刻。

但蔡京想方設法地避免泡沫破裂，他的辦法是：讓鹽鈔不斷地貶值，增加鹽商用鹽鈔換鹽的難度。比如，本來鹽商把錢交給政府，就可以獲得鹽鈔去換鹽。但有些早年的鹽鈔沒有使用，就又已經發了新鹽鈔。對於舊鹽鈔，政府規定必須折價，去買鹽時，最多隻能使用百分之三十的舊鈔，其餘都必須是新鈔，或者還要搭配一部分現錢。

政府利用不斷對舊鈔折價的方法，就控制了鹽鈔的數量。

為了增加收益，蔡京還設置各種各樣的出貨障礙和苛捐雜稅，將利潤做大。到了高峰時期，每年收入達到了兩千萬貫以上。而在政府收入之外，則是食鹽質量的大幅度下降。由於食鹽價格高昂，許多山區能夠吃得起鹽的人家十戶不過三戶。鹽商的手中則積攢了大量的鹽鈔，卻因政府設置的各種規矩和障礙兌換不了。就算是與政府共舞的大玩家，也有一朝踩不準就傾家蕩產的，朝為富翁，夕掛黃粱。

除了鹽業之外，蔡京在茶葉等方面的改革也同樣出於聚斂的考慮，發行了一種紙質憑證—茶引（又分為長引和短引），利用金融槓桿，將大量的財富收於政府手中。

四

蔡京的做法是中國政府第一次利用現代金融工具從民間抽取鉅額利潤的嘗試。交子、錢引、鹽鈔、茶引，層出不窮的紙片將社會財富從民間送到了政府手中。這些紙片的力量如此之大，以致人們都反應不過來，沒有能力做任何的反抗，最終被政府剝奪乾淨。

不僅僅是宋代，在任何時候，只要政府手中掌握著印這些紙片的工具，就必然會製造通貨膨脹和財富再分配，在攫取鉅額財政收入的同時，製造著一個又一個誘人的官商泡沫。

從王安石開始的政府理財實驗，到蔡京時期終於達到了高峰，只是，整個社會的金融系統已經在實驗中分崩離析。當北方的戰事興起時，政府已經無力再為戰爭籌集經費了。

北宋雖然亡於金人之手，但真正令它衰弱到無法抵抗的地步的原因，不在於外界，而在於內部的資源已經被剝奪到了極致，不管面臨多大的外部刺激，都已經無力作出響應了。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宋徽宗讓位於兒子欽宗，蔡京也同時被貶離京，途中餓死於湖南長沙。就在第二年，金人攻破了北宋首都，俘獲了徽、欽二帝，北宋滅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