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開車跑100000公里，救2000性命，他在湘雅當器官捐獻協調員，被家屬罵器官販子'

來源 | 瀟湘晨報（xxcbwx）

記者 | 張樹波 圖/楊旭

對很多人來說，“器官捐獻協調員”是一個相對陌生的詞，他們被稱為“生命的擺渡人”，一頭連接死亡，一頭連接重生。他們直面生死，直抵人性最真實的一面。

1982年出生的郭勇原本是中南大學湘雅二醫院的外科醫生。如今，他已是湖南首批器官捐獻協調員之一，帶領著湘雅二醫院器官捐獻團隊從無到有，最多的一年，開車跑了近十萬公里，跑了全省約120個市縣區。

來源 | 瀟湘晨報（xxcbwx）

記者 | 張樹波 圖/楊旭

對很多人來說，“器官捐獻協調員”是一個相對陌生的詞，他們被稱為“生命的擺渡人”，一頭連接死亡，一頭連接重生。他們直面生死，直抵人性最真實的一面。

1982年出生的郭勇原本是中南大學湘雅二醫院的外科醫生。如今，他已是湖南首批器官捐獻協調員之一，帶領著湘雅二醫院器官捐獻團隊從無到有，最多的一年，開車跑了近十萬公里，跑了全省約120個市縣區。

受訪者供圖

在器官捐獻協調的過程中，曾被辱罵、不屑、質疑，甚至有家屬報警，但他們堅持了下來，如今已完成663例捐獻，成功讓2000餘人獲得重生。

在眾多醫院的ICU門口，郭勇看到了更多人性的冷暖，有失去六歲女兒父親的善良，有擔心洋女婿不養老拒捐的山村老嫗，有失獨媽媽捐獻後難抵喪子之痛的矛盾。

來源 | 瀟湘晨報（xxcbwx）

記者 | 張樹波 圖/楊旭

對很多人來說，“器官捐獻協調員”是一個相對陌生的詞，他們被稱為“生命的擺渡人”，一頭連接死亡，一頭連接重生。他們直面生死，直抵人性最真實的一面。

1982年出生的郭勇原本是中南大學湘雅二醫院的外科醫生。如今，他已是湖南首批器官捐獻協調員之一，帶領著湘雅二醫院器官捐獻團隊從無到有，最多的一年，開車跑了近十萬公里，跑了全省約120個市縣區。

受訪者供圖

在器官捐獻協調的過程中，曾被辱罵、不屑、質疑，甚至有家屬報警，但他們堅持了下來，如今已完成663例捐獻，成功讓2000餘人獲得重生。

在眾多醫院的ICU門口，郭勇看到了更多人性的冷暖，有失去六歲女兒父親的善良，有擔心洋女婿不養老拒捐的山村老嫗，有失獨媽媽捐獻後難抵喪子之痛的矛盾。

器官捐贈者緬懷牆 / 受訪者供圖

01

簽完器官捐獻協議

6歲女孩父親雙手合十表示感謝

2015年6月的一天，在邵陽市中心醫院ICU門口，一名身著素衣、手戴佛珠的男子低著頭蹲在角落裡，一臉憔悴滿眼血絲。

這名男子姓鄭，一名6歲女孩的父親，在廣西柳州經商，事業有成。趁著暑假，他把女兒送回邵東老家陪母親，第三天剛返回柳州就接到了女兒出事的噩耗。

幾天前，在村子裡的馬路上，6歲的女兒出了車禍，被緊急送醫。這名七尺男兒趕到醫院時，看到ICU病床上的身上各種插管的女兒泣不成聲，他嘶聲力竭的呼喚，女兒絲毫沒有反應。此時，醫生判定，女孩已經腦死亡。

來源 | 瀟湘晨報（xxcbwx）

記者 | 張樹波 圖/楊旭

對很多人來說，“器官捐獻協調員”是一個相對陌生的詞，他們被稱為“生命的擺渡人”，一頭連接死亡，一頭連接重生。他們直面生死，直抵人性最真實的一面。

1982年出生的郭勇原本是中南大學湘雅二醫院的外科醫生。如今，他已是湖南首批器官捐獻協調員之一，帶領著湘雅二醫院器官捐獻團隊從無到有，最多的一年，開車跑了近十萬公里，跑了全省約120個市縣區。

受訪者供圖

在器官捐獻協調的過程中，曾被辱罵、不屑、質疑，甚至有家屬報警，但他們堅持了下來，如今已完成663例捐獻，成功讓2000餘人獲得重生。

在眾多醫院的ICU門口，郭勇看到了更多人性的冷暖，有失去六歲女兒父親的善良，有擔心洋女婿不養老拒捐的山村老嫗，有失獨媽媽捐獻後難抵喪子之痛的矛盾。

器官捐贈者緬懷牆 / 受訪者供圖

01

簽完器官捐獻協議

6歲女孩父親雙手合十表示感謝

2015年6月的一天，在邵陽市中心醫院ICU門口，一名身著素衣、手戴佛珠的男子低著頭蹲在角落裡，一臉憔悴滿眼血絲。

這名男子姓鄭，一名6歲女孩的父親，在廣西柳州經商，事業有成。趁著暑假，他把女兒送回邵東老家陪母親，第三天剛返回柳州就接到了女兒出事的噩耗。

幾天前，在村子裡的馬路上，6歲的女兒出了車禍，被緊急送醫。這名七尺男兒趕到醫院時，看到ICU病床上的身上各種插管的女兒泣不成聲，他嘶聲力竭的呼喚，女兒絲毫沒有反應。此時，醫生判定，女孩已經腦死亡。

這時，遠在長沙的郭勇接到ICU醫生的電話，作為器官捐獻協調員的他，立即驅車趕往邵陽，見到了ICU門前這位憔悴的父親。

“我真的不甘心，我剛離開了一天……”對於女兒腦死亡的事實，鄭先生一時無法接受，得知郭勇是中南大學湘雅二醫院的醫生，他一直在道謝，感謝醫院、醫生的付出。

但是得知郭勇的來意，男子猶豫了，他不捨得女兒，“生命可以延續下去，我考慮一下吧。”

與男子簡單溝通後，郭勇離開了ICU。其實，在此之前，郭勇已經找醫院ICU醫生了解了孩子的病情，瞭解了孩子家庭的簡單情況。半天后，郭勇再次接到了ICU醫生的電話，女兒的爸爸要求見面。

“以後我能不能見受捐者？女兒的器官不能用於交易！”見面後，男子提出了兩個疑問，對於這兩個問題，郭勇給出了專業權威的回答，根據器官捐獻雙盲原則，家屬不能見受捐者，器官也絕對不會用於交易，而是由中國人體器官分配與共享計算機系統進行網上分配。

“這兩天，我一直在ICU門口為女兒祈禱。”鄭先生坦言，他相信醫生的醫術，知道女兒已經走了，但他還是期望能夠出現奇蹟，但現實是殘酷的，他更願意女兒的生命能夠得到延續，“能用的器官全部都捐。”最終，女孩捐出了肝、雙腎和角膜。

來源 | 瀟湘晨報（xxcbwx）

記者 | 張樹波 圖/楊旭

對很多人來說，“器官捐獻協調員”是一個相對陌生的詞，他們被稱為“生命的擺渡人”，一頭連接死亡，一頭連接重生。他們直面生死，直抵人性最真實的一面。

1982年出生的郭勇原本是中南大學湘雅二醫院的外科醫生。如今，他已是湖南首批器官捐獻協調員之一，帶領著湘雅二醫院器官捐獻團隊從無到有，最多的一年，開車跑了近十萬公里，跑了全省約120個市縣區。

受訪者供圖

在器官捐獻協調的過程中，曾被辱罵、不屑、質疑，甚至有家屬報警，但他們堅持了下來，如今已完成663例捐獻，成功讓2000餘人獲得重生。

在眾多醫院的ICU門口，郭勇看到了更多人性的冷暖，有失去六歲女兒父親的善良，有擔心洋女婿不養老拒捐的山村老嫗，有失獨媽媽捐獻後難抵喪子之痛的矛盾。

器官捐贈者緬懷牆 / 受訪者供圖

01

簽完器官捐獻協議

6歲女孩父親雙手合十表示感謝

2015年6月的一天，在邵陽市中心醫院ICU門口，一名身著素衣、手戴佛珠的男子低著頭蹲在角落裡，一臉憔悴滿眼血絲。

這名男子姓鄭，一名6歲女孩的父親，在廣西柳州經商，事業有成。趁著暑假，他把女兒送回邵東老家陪母親，第三天剛返回柳州就接到了女兒出事的噩耗。

幾天前，在村子裡的馬路上，6歲的女兒出了車禍，被緊急送醫。這名七尺男兒趕到醫院時，看到ICU病床上的身上各種插管的女兒泣不成聲，他嘶聲力竭的呼喚，女兒絲毫沒有反應。此時，醫生判定，女孩已經腦死亡。

這時，遠在長沙的郭勇接到ICU醫生的電話，作為器官捐獻協調員的他，立即驅車趕往邵陽，見到了ICU門前這位憔悴的父親。

“我真的不甘心，我剛離開了一天……”對於女兒腦死亡的事實，鄭先生一時無法接受，得知郭勇是中南大學湘雅二醫院的醫生，他一直在道謝，感謝醫院、醫生的付出。

但是得知郭勇的來意，男子猶豫了，他不捨得女兒，“生命可以延續下去，我考慮一下吧。”

與男子簡單溝通後，郭勇離開了ICU。其實，在此之前，郭勇已經找醫院ICU醫生了解了孩子的病情，瞭解了孩子家庭的簡單情況。半天后，郭勇再次接到了ICU醫生的電話，女兒的爸爸要求見面。

“以後我能不能見受捐者？女兒的器官不能用於交易！”見面後，男子提出了兩個疑問，對於這兩個問題，郭勇給出了專業權威的回答，根據器官捐獻雙盲原則，家屬不能見受捐者，器官也絕對不會用於交易，而是由中國人體器官分配與共享計算機系統進行網上分配。

“這兩天，我一直在ICU門口為女兒祈禱。”鄭先生坦言，他相信醫生的醫術，知道女兒已經走了，但他還是期望能夠出現奇蹟，但現實是殘酷的，他更願意女兒的生命能夠得到延續，“能用的器官全部都捐。”最終，女孩捐出了肝、雙腎和角膜。

郭勇坦言，鄭先生的做法出乎他的意外，2011年至今，他和團隊共完成663例器官捐獻，像鄭先生這樣通情達理，協調難度小的，不足30個家庭。

“我一直與人為善，從未欺騙過任何人，我相信女兒也支持我。”男子簽下了器官捐獻同意書，對著郭勇和在場的工作人員雙手合十表示感謝。

按照國家規定，捐獻器官完成後，可以獲得醫療人道救助金，“這筆錢捐給當地，修繕事發路段的警示標誌吧。”鄭先生將撫卹金捐了出去，委託當地相關部門修繕事故路段確實的警示標誌、減速帶等，“那是我的家鄉，我不想類似的事再重演。”

如今，四年過去了，每年清明節，鄭先生一家人都會來到長沙鳳凰山陵園掃墓，在女兒的墓碑前，他都會讓六歲的孩子獻花，“記住，這是你的姐姐……”

02

失獨媽媽的痛，捐獻後難抵喪子之痛

這是一對60多歲的退休夫妻，2018年，35歲的兒子小田突發腦出血，緊急送到湘雅二醫院搶救，但手術還未完成已診斷腦死亡。

郭勇回憶，當時男子的媽媽接受不了兒子離開的事實，整日以淚洗面，由於精神上受了打擊，老人有時候還會自言自語。

來源 | 瀟湘晨報（xxcbwx）

記者 | 張樹波 圖/楊旭

對很多人來說，“器官捐獻協調員”是一個相對陌生的詞，他們被稱為“生命的擺渡人”，一頭連接死亡，一頭連接重生。他們直面生死，直抵人性最真實的一面。

1982年出生的郭勇原本是中南大學湘雅二醫院的外科醫生。如今，他已是湖南首批器官捐獻協調員之一，帶領著湘雅二醫院器官捐獻團隊從無到有，最多的一年，開車跑了近十萬公里，跑了全省約120個市縣區。

受訪者供圖

在器官捐獻協調的過程中，曾被辱罵、不屑、質疑，甚至有家屬報警，但他們堅持了下來，如今已完成663例捐獻，成功讓2000餘人獲得重生。

在眾多醫院的ICU門口，郭勇看到了更多人性的冷暖，有失去六歲女兒父親的善良，有擔心洋女婿不養老拒捐的山村老嫗，有失獨媽媽捐獻後難抵喪子之痛的矛盾。

器官捐贈者緬懷牆 / 受訪者供圖

01

簽完器官捐獻協議

6歲女孩父親雙手合十表示感謝

2015年6月的一天，在邵陽市中心醫院ICU門口，一名身著素衣、手戴佛珠的男子低著頭蹲在角落裡，一臉憔悴滿眼血絲。

這名男子姓鄭，一名6歲女孩的父親，在廣西柳州經商，事業有成。趁著暑假，他把女兒送回邵東老家陪母親，第三天剛返回柳州就接到了女兒出事的噩耗。

幾天前，在村子裡的馬路上，6歲的女兒出了車禍，被緊急送醫。這名七尺男兒趕到醫院時，看到ICU病床上的身上各種插管的女兒泣不成聲，他嘶聲力竭的呼喚，女兒絲毫沒有反應。此時，醫生判定，女孩已經腦死亡。

這時，遠在長沙的郭勇接到ICU醫生的電話，作為器官捐獻協調員的他，立即驅車趕往邵陽，見到了ICU門前這位憔悴的父親。

“我真的不甘心，我剛離開了一天……”對於女兒腦死亡的事實，鄭先生一時無法接受，得知郭勇是中南大學湘雅二醫院的醫生，他一直在道謝，感謝醫院、醫生的付出。

但是得知郭勇的來意，男子猶豫了，他不捨得女兒，“生命可以延續下去，我考慮一下吧。”

與男子簡單溝通後，郭勇離開了ICU。其實，在此之前，郭勇已經找醫院ICU醫生了解了孩子的病情，瞭解了孩子家庭的簡單情況。半天后，郭勇再次接到了ICU醫生的電話，女兒的爸爸要求見面。

“以後我能不能見受捐者？女兒的器官不能用於交易！”見面後，男子提出了兩個疑問，對於這兩個問題，郭勇給出了專業權威的回答，根據器官捐獻雙盲原則，家屬不能見受捐者，器官也絕對不會用於交易，而是由中國人體器官分配與共享計算機系統進行網上分配。

“這兩天，我一直在ICU門口為女兒祈禱。”鄭先生坦言，他相信醫生的醫術，知道女兒已經走了，但他還是期望能夠出現奇蹟，但現實是殘酷的，他更願意女兒的生命能夠得到延續，“能用的器官全部都捐。”最終，女孩捐出了肝、雙腎和角膜。

郭勇坦言，鄭先生的做法出乎他的意外，2011年至今，他和團隊共完成663例器官捐獻，像鄭先生這樣通情達理，協調難度小的，不足30個家庭。

“我一直與人為善，從未欺騙過任何人，我相信女兒也支持我。”男子簽下了器官捐獻同意書，對著郭勇和在場的工作人員雙手合十表示感謝。

按照國家規定，捐獻器官完成後，可以獲得醫療人道救助金，“這筆錢捐給當地，修繕事發路段的警示標誌吧。”鄭先生將撫卹金捐了出去，委託當地相關部門修繕事故路段確實的警示標誌、減速帶等，“那是我的家鄉，我不想類似的事再重演。”

如今，四年過去了，每年清明節，鄭先生一家人都會來到長沙鳳凰山陵園掃墓，在女兒的墓碑前，他都會讓六歲的孩子獻花，“記住，這是你的姐姐……”

02

失獨媽媽的痛，捐獻後難抵喪子之痛

這是一對60多歲的退休夫妻，2018年，35歲的兒子小田突發腦出血，緊急送到湘雅二醫院搶救，但手術還未完成已診斷腦死亡。

郭勇回憶，當時男子的媽媽接受不了兒子離開的事實，整日以淚洗面，由於精神上受了打擊，老人有時候還會自言自語。

“我們不同意，兒子是我的命根子。”見到郭勇，提到器官捐獻，田媽媽一口回絕了。小田是家裡的獨子，孫子才6歲，有一線希望還要繼續救，“我們捨不得。”

“趕緊滾，我們不同意。”相對於這對退休夫妻的態度，小田姑姑的反應更激烈，她完全不接受器官捐獻的想法。

這一次見面，氣氛有些尷尬，但郭勇還是向夫妻兩人說明了情況，小田現在已經被診斷為腦死亡，住在ICU一天費用大幾千，這也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我同意簽字，但是能不能再維持三五天。”思考再三後，田媽媽接受了器官捐獻的建議，但她提了一個條件，在ICU再維持幾天。這個想法，也得到了醫生的認可。

讓人意外的是，由於病情嚴重，生命體徵已無法維持。當醫生告知田媽媽這個消息，她的態度瞬間急轉。

“你們是不是騙我們，催著我們捐獻。”田媽媽對著工作人員一陣吼，田叔叔在一旁默不作聲。郭勇立即安慰田媽媽，向他們解釋，捐獻是自願的，如果不想捐可以放棄捐獻，讓家人再商量下。

“我們既然答應了，同意捐肝腎。”冷靜下來的田媽媽和家人最終決定捐獻，當晚十點，夫妻兩人、小田的叔叔、妻子和兒子一同到ICU，最後一次探望小田，醫生按照流程做了相關檢查和腦死亡判定。

“手術大概要多長時間？”一切準備工作就緒後，田媽媽突然問了一個問題。按照正常情況，手術大概一小時左右。但實際上，由於患者體重約200斤，整個手術過程持續了兩個多小時。

來源 | 瀟湘晨報（xxcbwx）

記者 | 張樹波 圖/楊旭

對很多人來說，“器官捐獻協調員”是一個相對陌生的詞，他們被稱為“生命的擺渡人”，一頭連接死亡，一頭連接重生。他們直面生死，直抵人性最真實的一面。

1982年出生的郭勇原本是中南大學湘雅二醫院的外科醫生。如今，他已是湖南首批器官捐獻協調員之一，帶領著湘雅二醫院器官捐獻團隊從無到有，最多的一年，開車跑了近十萬公里，跑了全省約120個市縣區。

受訪者供圖

在器官捐獻協調的過程中，曾被辱罵、不屑、質疑，甚至有家屬報警，但他們堅持了下來，如今已完成663例捐獻，成功讓2000餘人獲得重生。

在眾多醫院的ICU門口，郭勇看到了更多人性的冷暖，有失去六歲女兒父親的善良，有擔心洋女婿不養老拒捐的山村老嫗，有失獨媽媽捐獻後難抵喪子之痛的矛盾。

器官捐贈者緬懷牆 / 受訪者供圖

01

簽完器官捐獻協議

6歲女孩父親雙手合十表示感謝

2015年6月的一天，在邵陽市中心醫院ICU門口，一名身著素衣、手戴佛珠的男子低著頭蹲在角落裡，一臉憔悴滿眼血絲。

這名男子姓鄭，一名6歲女孩的父親，在廣西柳州經商，事業有成。趁著暑假，他把女兒送回邵東老家陪母親，第三天剛返回柳州就接到了女兒出事的噩耗。

幾天前，在村子裡的馬路上，6歲的女兒出了車禍，被緊急送醫。這名七尺男兒趕到醫院時，看到ICU病床上的身上各種插管的女兒泣不成聲，他嘶聲力竭的呼喚，女兒絲毫沒有反應。此時，醫生判定，女孩已經腦死亡。

這時，遠在長沙的郭勇接到ICU醫生的電話，作為器官捐獻協調員的他，立即驅車趕往邵陽，見到了ICU門前這位憔悴的父親。

“我真的不甘心，我剛離開了一天……”對於女兒腦死亡的事實，鄭先生一時無法接受，得知郭勇是中南大學湘雅二醫院的醫生，他一直在道謝，感謝醫院、醫生的付出。

但是得知郭勇的來意，男子猶豫了，他不捨得女兒，“生命可以延續下去，我考慮一下吧。”

與男子簡單溝通後，郭勇離開了ICU。其實，在此之前，郭勇已經找醫院ICU醫生了解了孩子的病情，瞭解了孩子家庭的簡單情況。半天后，郭勇再次接到了ICU醫生的電話，女兒的爸爸要求見面。

“以後我能不能見受捐者？女兒的器官不能用於交易！”見面後，男子提出了兩個疑問，對於這兩個問題，郭勇給出了專業權威的回答，根據器官捐獻雙盲原則，家屬不能見受捐者，器官也絕對不會用於交易，而是由中國人體器官分配與共享計算機系統進行網上分配。

“這兩天，我一直在ICU門口為女兒祈禱。”鄭先生坦言，他相信醫生的醫術，知道女兒已經走了，但他還是期望能夠出現奇蹟，但現實是殘酷的，他更願意女兒的生命能夠得到延續，“能用的器官全部都捐。”最終，女孩捐出了肝、雙腎和角膜。

郭勇坦言，鄭先生的做法出乎他的意外，2011年至今，他和團隊共完成663例器官捐獻，像鄭先生這樣通情達理，協調難度小的，不足30個家庭。

“我一直與人為善，從未欺騙過任何人，我相信女兒也支持我。”男子簽下了器官捐獻同意書，對著郭勇和在場的工作人員雙手合十表示感謝。

按照國家規定，捐獻器官完成後，可以獲得醫療人道救助金，“這筆錢捐給當地，修繕事發路段的警示標誌吧。”鄭先生將撫卹金捐了出去，委託當地相關部門修繕事故路段確實的警示標誌、減速帶等，“那是我的家鄉，我不想類似的事再重演。”

如今，四年過去了，每年清明節，鄭先生一家人都會來到長沙鳳凰山陵園掃墓，在女兒的墓碑前，他都會讓六歲的孩子獻花，“記住，這是你的姐姐……”

02

失獨媽媽的痛，捐獻後難抵喪子之痛

這是一對60多歲的退休夫妻，2018年，35歲的兒子小田突發腦出血，緊急送到湘雅二醫院搶救，但手術還未完成已診斷腦死亡。

郭勇回憶，當時男子的媽媽接受不了兒子離開的事實，整日以淚洗面，由於精神上受了打擊，老人有時候還會自言自語。

“我們不同意，兒子是我的命根子。”見到郭勇，提到器官捐獻，田媽媽一口回絕了。小田是家裡的獨子，孫子才6歲，有一線希望還要繼續救，“我們捨不得。”

“趕緊滾，我們不同意。”相對於這對退休夫妻的態度，小田姑姑的反應更激烈，她完全不接受器官捐獻的想法。

這一次見面，氣氛有些尷尬，但郭勇還是向夫妻兩人說明了情況，小田現在已經被診斷為腦死亡，住在ICU一天費用大幾千，這也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我同意簽字，但是能不能再維持三五天。”思考再三後，田媽媽接受了器官捐獻的建議，但她提了一個條件，在ICU再維持幾天。這個想法，也得到了醫生的認可。

讓人意外的是，由於病情嚴重，生命體徵已無法維持。當醫生告知田媽媽這個消息，她的態度瞬間急轉。

“你們是不是騙我們，催著我們捐獻。”田媽媽對著工作人員一陣吼，田叔叔在一旁默不作聲。郭勇立即安慰田媽媽，向他們解釋，捐獻是自願的，如果不想捐可以放棄捐獻，讓家人再商量下。

“我們既然答應了，同意捐肝腎。”冷靜下來的田媽媽和家人最終決定捐獻，當晚十點，夫妻兩人、小田的叔叔、妻子和兒子一同到ICU，最後一次探望小田，醫生按照流程做了相關檢查和腦死亡判定。

“手術大概要多長時間？”一切準備工作就緒後，田媽媽突然問了一個問題。按照正常情況，手術大概一小時左右。但實際上，由於患者體重約200斤，整個手術過程持續了兩個多小時。

在手術室外等待的田媽媽再一次坐不住，“說了一小時怎麼這麼久，你們是不是把其他器官都摘了。”田媽媽的態度反反覆覆，再一次不相信在場的工作人員。按照規定，郭勇幫小田家人申請了醫療救助金。

事情並沒有結束，小田的工傷並沒有辦下來，田媽媽多次找到郭勇，“捐獻器官不能申請工傷？這個工傷你得負責辦下來，辦不下來我就去告你。”

郭勇說，實際上，田媽媽來找他吵過多次，也在醫院看過兩次心理科。對於妻子的舉動，一旁的田叔叔只能無奈的搖頭，“我知道和你們沒關係，但是她情緒這樣我也說不聽，只能陪她來。”

在一陣吵鬧和解釋後，臨走時，田媽媽把隨身帶的十個蘋果給郭勇留下，“郭醫生，我聽說你住院了，一直沒來看你，給你帶了蘋果。”

03

女兒走了，洋女婿到底還會不會養老

2015年3月的一天，郭勇接到了長沙市中心醫院ICU醫生的電話，有位病人診斷腦死亡，丈夫放棄治療，但孃家人不同意。

郭勇瞭解到，病人的丈夫是一名外國人，對於器官捐獻持贊同的態度，“他認為這是一種生命的延續，是一件好事。”但是，因為意見不合，甚至發展成肢體衝突，男子一直未露面。

“他太沒良心了，我妹妹現在這樣子，他竟然放棄治療，人都不來了……”在長沙市中心醫院ICU外，一名中年婦女向郭勇哭訴，女子的丈夫在一旁沉默不語。

醫院ICU裡，40歲的嬌嬋躺在病床上，因“腦出血”過多形成“腦疝”，診斷為腦死亡，兩個姐姐一時接受不了這個事實，70歲的老母親還在張家界慈利老家。

來源 | 瀟湘晨報（xxcbwx）

記者 | 張樹波 圖/楊旭

對很多人來說，“器官捐獻協調員”是一個相對陌生的詞，他們被稱為“生命的擺渡人”，一頭連接死亡，一頭連接重生。他們直面生死，直抵人性最真實的一面。

1982年出生的郭勇原本是中南大學湘雅二醫院的外科醫生。如今，他已是湖南首批器官捐獻協調員之一，帶領著湘雅二醫院器官捐獻團隊從無到有，最多的一年，開車跑了近十萬公里，跑了全省約120個市縣區。

受訪者供圖

在器官捐獻協調的過程中，曾被辱罵、不屑、質疑，甚至有家屬報警，但他們堅持了下來，如今已完成663例捐獻，成功讓2000餘人獲得重生。

在眾多醫院的ICU門口，郭勇看到了更多人性的冷暖，有失去六歲女兒父親的善良，有擔心洋女婿不養老拒捐的山村老嫗，有失獨媽媽捐獻後難抵喪子之痛的矛盾。

器官捐贈者緬懷牆 / 受訪者供圖

01

簽完器官捐獻協議

6歲女孩父親雙手合十表示感謝

2015年6月的一天，在邵陽市中心醫院ICU門口，一名身著素衣、手戴佛珠的男子低著頭蹲在角落裡，一臉憔悴滿眼血絲。

這名男子姓鄭，一名6歲女孩的父親，在廣西柳州經商，事業有成。趁著暑假，他把女兒送回邵東老家陪母親，第三天剛返回柳州就接到了女兒出事的噩耗。

幾天前，在村子裡的馬路上，6歲的女兒出了車禍，被緊急送醫。這名七尺男兒趕到醫院時，看到ICU病床上的身上各種插管的女兒泣不成聲，他嘶聲力竭的呼喚，女兒絲毫沒有反應。此時，醫生判定，女孩已經腦死亡。

這時，遠在長沙的郭勇接到ICU醫生的電話，作為器官捐獻協調員的他，立即驅車趕往邵陽，見到了ICU門前這位憔悴的父親。

“我真的不甘心，我剛離開了一天……”對於女兒腦死亡的事實，鄭先生一時無法接受，得知郭勇是中南大學湘雅二醫院的醫生，他一直在道謝，感謝醫院、醫生的付出。

但是得知郭勇的來意，男子猶豫了，他不捨得女兒，“生命可以延續下去，我考慮一下吧。”

與男子簡單溝通後，郭勇離開了ICU。其實，在此之前，郭勇已經找醫院ICU醫生了解了孩子的病情，瞭解了孩子家庭的簡單情況。半天后，郭勇再次接到了ICU醫生的電話，女兒的爸爸要求見面。

“以後我能不能見受捐者？女兒的器官不能用於交易！”見面後，男子提出了兩個疑問，對於這兩個問題，郭勇給出了專業權威的回答，根據器官捐獻雙盲原則，家屬不能見受捐者，器官也絕對不會用於交易，而是由中國人體器官分配與共享計算機系統進行網上分配。

“這兩天，我一直在ICU門口為女兒祈禱。”鄭先生坦言，他相信醫生的醫術，知道女兒已經走了，但他還是期望能夠出現奇蹟，但現實是殘酷的，他更願意女兒的生命能夠得到延續，“能用的器官全部都捐。”最終，女孩捐出了肝、雙腎和角膜。

郭勇坦言，鄭先生的做法出乎他的意外，2011年至今，他和團隊共完成663例器官捐獻，像鄭先生這樣通情達理，協調難度小的，不足30個家庭。

“我一直與人為善，從未欺騙過任何人，我相信女兒也支持我。”男子簽下了器官捐獻同意書，對著郭勇和在場的工作人員雙手合十表示感謝。

按照國家規定，捐獻器官完成後，可以獲得醫療人道救助金，“這筆錢捐給當地，修繕事發路段的警示標誌吧。”鄭先生將撫卹金捐了出去，委託當地相關部門修繕事故路段確實的警示標誌、減速帶等，“那是我的家鄉，我不想類似的事再重演。”

如今，四年過去了，每年清明節，鄭先生一家人都會來到長沙鳳凰山陵園掃墓，在女兒的墓碑前，他都會讓六歲的孩子獻花，“記住，這是你的姐姐……”

02

失獨媽媽的痛，捐獻後難抵喪子之痛

這是一對60多歲的退休夫妻，2018年，35歲的兒子小田突發腦出血，緊急送到湘雅二醫院搶救，但手術還未完成已診斷腦死亡。

郭勇回憶，當時男子的媽媽接受不了兒子離開的事實，整日以淚洗面，由於精神上受了打擊，老人有時候還會自言自語。

“我們不同意，兒子是我的命根子。”見到郭勇，提到器官捐獻，田媽媽一口回絕了。小田是家裡的獨子，孫子才6歲，有一線希望還要繼續救，“我們捨不得。”

“趕緊滾，我們不同意。”相對於這對退休夫妻的態度，小田姑姑的反應更激烈，她完全不接受器官捐獻的想法。

這一次見面，氣氛有些尷尬，但郭勇還是向夫妻兩人說明了情況，小田現在已經被診斷為腦死亡，住在ICU一天費用大幾千，這也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我同意簽字，但是能不能再維持三五天。”思考再三後，田媽媽接受了器官捐獻的建議，但她提了一個條件，在ICU再維持幾天。這個想法，也得到了醫生的認可。

讓人意外的是，由於病情嚴重，生命體徵已無法維持。當醫生告知田媽媽這個消息，她的態度瞬間急轉。

“你們是不是騙我們，催著我們捐獻。”田媽媽對著工作人員一陣吼，田叔叔在一旁默不作聲。郭勇立即安慰田媽媽，向他們解釋，捐獻是自願的，如果不想捐可以放棄捐獻，讓家人再商量下。

“我們既然答應了，同意捐肝腎。”冷靜下來的田媽媽和家人最終決定捐獻，當晚十點，夫妻兩人、小田的叔叔、妻子和兒子一同到ICU，最後一次探望小田，醫生按照流程做了相關檢查和腦死亡判定。

“手術大概要多長時間？”一切準備工作就緒後，田媽媽突然問了一個問題。按照正常情況，手術大概一小時左右。但實際上，由於患者體重約200斤，整個手術過程持續了兩個多小時。

在手術室外等待的田媽媽再一次坐不住，“說了一小時怎麼這麼久，你們是不是把其他器官都摘了。”田媽媽的態度反反覆覆，再一次不相信在場的工作人員。按照規定，郭勇幫小田家人申請了醫療救助金。

事情並沒有結束，小田的工傷並沒有辦下來，田媽媽多次找到郭勇，“捐獻器官不能申請工傷？這個工傷你得負責辦下來，辦不下來我就去告你。”

郭勇說，實際上，田媽媽來找他吵過多次，也在醫院看過兩次心理科。對於妻子的舉動，一旁的田叔叔只能無奈的搖頭，“我知道和你們沒關係，但是她情緒這樣我也說不聽，只能陪她來。”

在一陣吵鬧和解釋後，臨走時，田媽媽把隨身帶的十個蘋果給郭勇留下，“郭醫生，我聽說你住院了，一直沒來看你，給你帶了蘋果。”

03

女兒走了，洋女婿到底還會不會養老

2015年3月的一天，郭勇接到了長沙市中心醫院ICU醫生的電話，有位病人診斷腦死亡，丈夫放棄治療，但孃家人不同意。

郭勇瞭解到，病人的丈夫是一名外國人，對於器官捐獻持贊同的態度，“他認為這是一種生命的延續，是一件好事。”但是，因為意見不合，甚至發展成肢體衝突，男子一直未露面。

“他太沒良心了，我妹妹現在這樣子，他竟然放棄治療，人都不來了……”在長沙市中心醫院ICU外，一名中年婦女向郭勇哭訴，女子的丈夫在一旁沉默不語。

醫院ICU裡，40歲的嬌嬋躺在病床上，因“腦出血”過多形成“腦疝”，診斷為腦死亡，兩個姐姐一時接受不了這個事實，70歲的老母親還在張家界慈利老家。

郭勇瞭解到，嬌嬋姐姐口中“負心”的男人是一位大鼻子藍眼睛的歐洲人，也是嬋娟的丈夫。兩人曾在廣州開廠，因為嬌嬋患上系統性紅斑狼瘡，終身只能靠藥物治療。夫妻倆賣掉自己的工廠，回到湖南在長沙定居。

“提到器官捐獻的事，姐姐很反感，只曉得哭。”郭勇回憶，他和嬌嬋的家人講了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嬌嬋沒有醫保，在ICU內一天費用八九千，目前已經欠費。嬌嬋丈夫已經放棄治療，孃家人也沒有交費。聽到郭勇的分析，嬌嬋的姐夫打破了尷尬，“你留下電話，我們再商量一下。”

當天，郭勇見到了病人的丈夫，對方中文不太好，帶了一名中國朋友。好在郭勇和他溝通的比較好，夫妻兩人很恩愛，這麼多年一直也沒放棄治療，對於妻子器官捐獻他表示贊同。

兩天後，郭勇接到了對方的電話，電話裡，對方說老母親想見一下。

“房子是兩個人一起買的，賣房也要救我女兒的命。”見面後，嬌嬋的媽媽向郭勇哭訴。老人說出了自己的顧慮，自己三個女兒，只有小女兒經濟條件比較好，平時穿的用的都是小女兒買，如今小女兒去世了，誰給自己養老，“我們同意捐獻，但是誰來養老？”

在郭勇的協調下，當日凌晨12點多，雙方約見面，見到洋女婿，嬌嬋媽媽和姐姐都非常激動，數落女婿的種種不是。

“我愛媽媽，我愛家裡每一個人。”提到養老的問題，洋女婿並沒有絲毫猶豫，房子是按揭，此前兩人都沒有工作，一直在看病，手頭確實沒什麼錢。

“不能只嘴上說，你走了去哪找你。”一旁的姐姐站出來表示不同意，嬌嬋丈夫的朋友坐不住了，站出來理論了幾句。

這時，郭勇想到了捐獻器官後的人道救助金，他提出能不能把這點錢留給老人養老。對於這個提法，嬌嬋丈夫表示同意，家人也表示理解。凌晨兩點多，家人在捐獻同意書簽字，工作人員進行捐獻前的準備工作，完成捐獻後，郭勇回到家已經凌晨4點多。

郭勇說，這種醫院找不到家人，他通過各種途徑找到家屬，並完成器官捐獻，一年協調成功了3-5例，“難度很大，看盡了人情冷暖。”

04

人物

生命擺渡人：一邊是死亡，一邊是重生

1982年出生的郭勇是益陽人，從小有一個當醫生的夢想，臨床醫學本科畢業後，如願成為了中南大學湘雅二醫院一名外科住院醫生，三年後他考取了外科研究生。2011年湘雅二醫院開始籌備組建器官協調員隊伍，正在讀研究生的郭勇成為湖南首批器官協調員中的一員。

“走上器官捐獻協調工作這條愛恨交加的路，完全是生活給我的一個意外。”郭勇坦言，當時導師推薦他做器官捐獻協調工作，起初他也是抱著試一試的態度，但沒想到，這一試就停不下來了。

來源 | 瀟湘晨報（xxcbwx）

記者 | 張樹波 圖/楊旭

對很多人來說，“器官捐獻協調員”是一個相對陌生的詞，他們被稱為“生命的擺渡人”，一頭連接死亡，一頭連接重生。他們直面生死，直抵人性最真實的一面。

1982年出生的郭勇原本是中南大學湘雅二醫院的外科醫生。如今，他已是湖南首批器官捐獻協調員之一，帶領著湘雅二醫院器官捐獻團隊從無到有，最多的一年，開車跑了近十萬公里，跑了全省約120個市縣區。

受訪者供圖

在器官捐獻協調的過程中，曾被辱罵、不屑、質疑，甚至有家屬報警，但他們堅持了下來，如今已完成663例捐獻，成功讓2000餘人獲得重生。

在眾多醫院的ICU門口，郭勇看到了更多人性的冷暖，有失去六歲女兒父親的善良，有擔心洋女婿不養老拒捐的山村老嫗，有失獨媽媽捐獻後難抵喪子之痛的矛盾。

器官捐贈者緬懷牆 / 受訪者供圖

01

簽完器官捐獻協議

6歲女孩父親雙手合十表示感謝

2015年6月的一天，在邵陽市中心醫院ICU門口，一名身著素衣、手戴佛珠的男子低著頭蹲在角落裡，一臉憔悴滿眼血絲。

這名男子姓鄭，一名6歲女孩的父親，在廣西柳州經商，事業有成。趁著暑假，他把女兒送回邵東老家陪母親，第三天剛返回柳州就接到了女兒出事的噩耗。

幾天前，在村子裡的馬路上，6歲的女兒出了車禍，被緊急送醫。這名七尺男兒趕到醫院時，看到ICU病床上的身上各種插管的女兒泣不成聲，他嘶聲力竭的呼喚，女兒絲毫沒有反應。此時，醫生判定，女孩已經腦死亡。

這時，遠在長沙的郭勇接到ICU醫生的電話，作為器官捐獻協調員的他，立即驅車趕往邵陽，見到了ICU門前這位憔悴的父親。

“我真的不甘心，我剛離開了一天……”對於女兒腦死亡的事實，鄭先生一時無法接受，得知郭勇是中南大學湘雅二醫院的醫生，他一直在道謝，感謝醫院、醫生的付出。

但是得知郭勇的來意，男子猶豫了，他不捨得女兒，“生命可以延續下去，我考慮一下吧。”

與男子簡單溝通後，郭勇離開了ICU。其實，在此之前，郭勇已經找醫院ICU醫生了解了孩子的病情，瞭解了孩子家庭的簡單情況。半天后，郭勇再次接到了ICU醫生的電話，女兒的爸爸要求見面。

“以後我能不能見受捐者？女兒的器官不能用於交易！”見面後，男子提出了兩個疑問，對於這兩個問題，郭勇給出了專業權威的回答，根據器官捐獻雙盲原則，家屬不能見受捐者，器官也絕對不會用於交易，而是由中國人體器官分配與共享計算機系統進行網上分配。

“這兩天，我一直在ICU門口為女兒祈禱。”鄭先生坦言，他相信醫生的醫術，知道女兒已經走了，但他還是期望能夠出現奇蹟，但現實是殘酷的，他更願意女兒的生命能夠得到延續，“能用的器官全部都捐。”最終，女孩捐出了肝、雙腎和角膜。

郭勇坦言，鄭先生的做法出乎他的意外，2011年至今，他和團隊共完成663例器官捐獻，像鄭先生這樣通情達理，協調難度小的，不足30個家庭。

“我一直與人為善，從未欺騙過任何人，我相信女兒也支持我。”男子簽下了器官捐獻同意書，對著郭勇和在場的工作人員雙手合十表示感謝。

按照國家規定，捐獻器官完成後，可以獲得醫療人道救助金，“這筆錢捐給當地，修繕事發路段的警示標誌吧。”鄭先生將撫卹金捐了出去，委託當地相關部門修繕事故路段確實的警示標誌、減速帶等，“那是我的家鄉，我不想類似的事再重演。”

如今，四年過去了，每年清明節，鄭先生一家人都會來到長沙鳳凰山陵園掃墓，在女兒的墓碑前，他都會讓六歲的孩子獻花，“記住，這是你的姐姐……”

02

失獨媽媽的痛，捐獻後難抵喪子之痛

這是一對60多歲的退休夫妻，2018年，35歲的兒子小田突發腦出血，緊急送到湘雅二醫院搶救，但手術還未完成已診斷腦死亡。

郭勇回憶，當時男子的媽媽接受不了兒子離開的事實，整日以淚洗面，由於精神上受了打擊，老人有時候還會自言自語。

“我們不同意，兒子是我的命根子。”見到郭勇，提到器官捐獻，田媽媽一口回絕了。小田是家裡的獨子，孫子才6歲，有一線希望還要繼續救，“我們捨不得。”

“趕緊滾，我們不同意。”相對於這對退休夫妻的態度，小田姑姑的反應更激烈，她完全不接受器官捐獻的想法。

這一次見面，氣氛有些尷尬，但郭勇還是向夫妻兩人說明了情況，小田現在已經被診斷為腦死亡，住在ICU一天費用大幾千，這也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我同意簽字，但是能不能再維持三五天。”思考再三後，田媽媽接受了器官捐獻的建議，但她提了一個條件，在ICU再維持幾天。這個想法，也得到了醫生的認可。

讓人意外的是，由於病情嚴重，生命體徵已無法維持。當醫生告知田媽媽這個消息，她的態度瞬間急轉。

“你們是不是騙我們，催著我們捐獻。”田媽媽對著工作人員一陣吼，田叔叔在一旁默不作聲。郭勇立即安慰田媽媽，向他們解釋，捐獻是自願的，如果不想捐可以放棄捐獻，讓家人再商量下。

“我們既然答應了，同意捐肝腎。”冷靜下來的田媽媽和家人最終決定捐獻，當晚十點，夫妻兩人、小田的叔叔、妻子和兒子一同到ICU，最後一次探望小田，醫生按照流程做了相關檢查和腦死亡判定。

“手術大概要多長時間？”一切準備工作就緒後，田媽媽突然問了一個問題。按照正常情況，手術大概一小時左右。但實際上，由於患者體重約200斤，整個手術過程持續了兩個多小時。

在手術室外等待的田媽媽再一次坐不住，“說了一小時怎麼這麼久，你們是不是把其他器官都摘了。”田媽媽的態度反反覆覆，再一次不相信在場的工作人員。按照規定，郭勇幫小田家人申請了醫療救助金。

事情並沒有結束，小田的工傷並沒有辦下來，田媽媽多次找到郭勇，“捐獻器官不能申請工傷？這個工傷你得負責辦下來，辦不下來我就去告你。”

郭勇說，實際上，田媽媽來找他吵過多次，也在醫院看過兩次心理科。對於妻子的舉動，一旁的田叔叔只能無奈的搖頭，“我知道和你們沒關係，但是她情緒這樣我也說不聽，只能陪她來。”

在一陣吵鬧和解釋後，臨走時，田媽媽把隨身帶的十個蘋果給郭勇留下，“郭醫生，我聽說你住院了，一直沒來看你，給你帶了蘋果。”

03

女兒走了，洋女婿到底還會不會養老

2015年3月的一天，郭勇接到了長沙市中心醫院ICU醫生的電話，有位病人診斷腦死亡，丈夫放棄治療，但孃家人不同意。

郭勇瞭解到，病人的丈夫是一名外國人，對於器官捐獻持贊同的態度，“他認為這是一種生命的延續，是一件好事。”但是，因為意見不合，甚至發展成肢體衝突，男子一直未露面。

“他太沒良心了，我妹妹現在這樣子，他竟然放棄治療，人都不來了……”在長沙市中心醫院ICU外，一名中年婦女向郭勇哭訴，女子的丈夫在一旁沉默不語。

醫院ICU裡，40歲的嬌嬋躺在病床上，因“腦出血”過多形成“腦疝”，診斷為腦死亡，兩個姐姐一時接受不了這個事實，70歲的老母親還在張家界慈利老家。

郭勇瞭解到，嬌嬋姐姐口中“負心”的男人是一位大鼻子藍眼睛的歐洲人，也是嬋娟的丈夫。兩人曾在廣州開廠，因為嬌嬋患上系統性紅斑狼瘡，終身只能靠藥物治療。夫妻倆賣掉自己的工廠，回到湖南在長沙定居。

“提到器官捐獻的事，姐姐很反感，只曉得哭。”郭勇回憶，他和嬌嬋的家人講了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嬌嬋沒有醫保，在ICU內一天費用八九千，目前已經欠費。嬌嬋丈夫已經放棄治療，孃家人也沒有交費。聽到郭勇的分析，嬌嬋的姐夫打破了尷尬，“你留下電話，我們再商量一下。”

當天，郭勇見到了病人的丈夫，對方中文不太好，帶了一名中國朋友。好在郭勇和他溝通的比較好，夫妻兩人很恩愛，這麼多年一直也沒放棄治療，對於妻子器官捐獻他表示贊同。

兩天後，郭勇接到了對方的電話，電話裡，對方說老母親想見一下。

“房子是兩個人一起買的，賣房也要救我女兒的命。”見面後，嬌嬋的媽媽向郭勇哭訴。老人說出了自己的顧慮，自己三個女兒，只有小女兒經濟條件比較好，平時穿的用的都是小女兒買，如今小女兒去世了，誰給自己養老，“我們同意捐獻，但是誰來養老？”

在郭勇的協調下，當日凌晨12點多，雙方約見面，見到洋女婿，嬌嬋媽媽和姐姐都非常激動，數落女婿的種種不是。

“我愛媽媽，我愛家裡每一個人。”提到養老的問題，洋女婿並沒有絲毫猶豫，房子是按揭，此前兩人都沒有工作，一直在看病，手頭確實沒什麼錢。

“不能只嘴上說，你走了去哪找你。”一旁的姐姐站出來表示不同意，嬌嬋丈夫的朋友坐不住了，站出來理論了幾句。

這時，郭勇想到了捐獻器官後的人道救助金，他提出能不能把這點錢留給老人養老。對於這個提法，嬌嬋丈夫表示同意，家人也表示理解。凌晨兩點多，家人在捐獻同意書簽字，工作人員進行捐獻前的準備工作，完成捐獻後，郭勇回到家已經凌晨4點多。

郭勇說，這種醫院找不到家人，他通過各種途徑找到家屬，並完成器官捐獻，一年協調成功了3-5例，“難度很大，看盡了人情冷暖。”

04

人物

生命擺渡人：一邊是死亡，一邊是重生

1982年出生的郭勇是益陽人，從小有一個當醫生的夢想，臨床醫學本科畢業後，如願成為了中南大學湘雅二醫院一名外科住院醫生，三年後他考取了外科研究生。2011年湘雅二醫院開始籌備組建器官協調員隊伍，正在讀研究生的郭勇成為湖南首批器官協調員中的一員。

“走上器官捐獻協調工作這條愛恨交加的路，完全是生活給我的一個意外。”郭勇坦言，當時導師推薦他做器官捐獻協調工作，起初他也是抱著試一試的態度，但沒想到，這一試就停不下來了。

“一年開車跑了十萬公里，結果患上了腰椎間盤突出。”郭勇說，只要接到醫院ICU醫生的電話，告知有可能捐獻器官的患者，他就和同事開車趕往醫院，全省120餘個市縣區都有他的身影。

“全年365天，手機24小時開機。”郭勇說，由於工作性質的原因，手機必須24小時保持通暢，為了在熟睡中能夠聽到手機鈴聲，他把手機鈴音調成最大，經常在深夜十二點以後被突如其來的電話鈴聲吵醒，這也是他覺得虧欠家人的，“不管是外出遊玩還是回家，接到電話都得第一時間離開。”

“有時候感覺很疲憊很委屈。”郭勇坦言說，在協調捐獻的過程中，時常碰到被家屬辱罵、質疑甚至推搡，更有甚者懷疑他們是器官販子。如果沒有強大的心理，很容易出問題。

如今，在郭勇的堅守下，他的團隊已經有9人，大部分都是90後，都是他手把手帶出來的。目前，郭勇和團隊成員一起已完成663例捐獻，成功讓2000餘人獲得重生。

來源 | 瀟湘晨報（xxcbwx）

記者 | 張樹波 圖/楊旭

對很多人來說，“器官捐獻協調員”是一個相對陌生的詞，他們被稱為“生命的擺渡人”，一頭連接死亡，一頭連接重生。他們直面生死，直抵人性最真實的一面。

1982年出生的郭勇原本是中南大學湘雅二醫院的外科醫生。如今，他已是湖南首批器官捐獻協調員之一，帶領著湘雅二醫院器官捐獻團隊從無到有，最多的一年，開車跑了近十萬公里，跑了全省約120個市縣區。

受訪者供圖

在器官捐獻協調的過程中，曾被辱罵、不屑、質疑，甚至有家屬報警，但他們堅持了下來，如今已完成663例捐獻，成功讓2000餘人獲得重生。

在眾多醫院的ICU門口，郭勇看到了更多人性的冷暖，有失去六歲女兒父親的善良，有擔心洋女婿不養老拒捐的山村老嫗，有失獨媽媽捐獻後難抵喪子之痛的矛盾。

器官捐贈者緬懷牆 / 受訪者供圖

01

簽完器官捐獻協議

6歲女孩父親雙手合十表示感謝

2015年6月的一天，在邵陽市中心醫院ICU門口，一名身著素衣、手戴佛珠的男子低著頭蹲在角落裡，一臉憔悴滿眼血絲。

這名男子姓鄭，一名6歲女孩的父親，在廣西柳州經商，事業有成。趁著暑假，他把女兒送回邵東老家陪母親，第三天剛返回柳州就接到了女兒出事的噩耗。

幾天前，在村子裡的馬路上，6歲的女兒出了車禍，被緊急送醫。這名七尺男兒趕到醫院時，看到ICU病床上的身上各種插管的女兒泣不成聲，他嘶聲力竭的呼喚，女兒絲毫沒有反應。此時，醫生判定，女孩已經腦死亡。

這時，遠在長沙的郭勇接到ICU醫生的電話，作為器官捐獻協調員的他，立即驅車趕往邵陽，見到了ICU門前這位憔悴的父親。

“我真的不甘心，我剛離開了一天……”對於女兒腦死亡的事實，鄭先生一時無法接受，得知郭勇是中南大學湘雅二醫院的醫生，他一直在道謝，感謝醫院、醫生的付出。

但是得知郭勇的來意，男子猶豫了，他不捨得女兒，“生命可以延續下去，我考慮一下吧。”

與男子簡單溝通後，郭勇離開了ICU。其實，在此之前，郭勇已經找醫院ICU醫生了解了孩子的病情，瞭解了孩子家庭的簡單情況。半天后，郭勇再次接到了ICU醫生的電話，女兒的爸爸要求見面。

“以後我能不能見受捐者？女兒的器官不能用於交易！”見面後，男子提出了兩個疑問，對於這兩個問題，郭勇給出了專業權威的回答，根據器官捐獻雙盲原則，家屬不能見受捐者，器官也絕對不會用於交易，而是由中國人體器官分配與共享計算機系統進行網上分配。

“這兩天，我一直在ICU門口為女兒祈禱。”鄭先生坦言，他相信醫生的醫術，知道女兒已經走了，但他還是期望能夠出現奇蹟，但現實是殘酷的，他更願意女兒的生命能夠得到延續，“能用的器官全部都捐。”最終，女孩捐出了肝、雙腎和角膜。

郭勇坦言，鄭先生的做法出乎他的意外，2011年至今，他和團隊共完成663例器官捐獻，像鄭先生這樣通情達理，協調難度小的，不足30個家庭。

“我一直與人為善，從未欺騙過任何人，我相信女兒也支持我。”男子簽下了器官捐獻同意書，對著郭勇和在場的工作人員雙手合十表示感謝。

按照國家規定，捐獻器官完成後，可以獲得醫療人道救助金，“這筆錢捐給當地，修繕事發路段的警示標誌吧。”鄭先生將撫卹金捐了出去，委託當地相關部門修繕事故路段確實的警示標誌、減速帶等，“那是我的家鄉，我不想類似的事再重演。”

如今，四年過去了，每年清明節，鄭先生一家人都會來到長沙鳳凰山陵園掃墓，在女兒的墓碑前，他都會讓六歲的孩子獻花，“記住，這是你的姐姐……”

02

失獨媽媽的痛，捐獻後難抵喪子之痛

這是一對60多歲的退休夫妻，2018年，35歲的兒子小田突發腦出血，緊急送到湘雅二醫院搶救，但手術還未完成已診斷腦死亡。

郭勇回憶，當時男子的媽媽接受不了兒子離開的事實，整日以淚洗面，由於精神上受了打擊，老人有時候還會自言自語。

“我們不同意，兒子是我的命根子。”見到郭勇，提到器官捐獻，田媽媽一口回絕了。小田是家裡的獨子，孫子才6歲，有一線希望還要繼續救，“我們捨不得。”

“趕緊滾，我們不同意。”相對於這對退休夫妻的態度，小田姑姑的反應更激烈，她完全不接受器官捐獻的想法。

這一次見面，氣氛有些尷尬，但郭勇還是向夫妻兩人說明了情況，小田現在已經被診斷為腦死亡，住在ICU一天費用大幾千，這也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我同意簽字，但是能不能再維持三五天。”思考再三後，田媽媽接受了器官捐獻的建議，但她提了一個條件，在ICU再維持幾天。這個想法，也得到了醫生的認可。

讓人意外的是，由於病情嚴重，生命體徵已無法維持。當醫生告知田媽媽這個消息，她的態度瞬間急轉。

“你們是不是騙我們，催著我們捐獻。”田媽媽對著工作人員一陣吼，田叔叔在一旁默不作聲。郭勇立即安慰田媽媽，向他們解釋，捐獻是自願的，如果不想捐可以放棄捐獻，讓家人再商量下。

“我們既然答應了，同意捐肝腎。”冷靜下來的田媽媽和家人最終決定捐獻，當晚十點，夫妻兩人、小田的叔叔、妻子和兒子一同到ICU，最後一次探望小田，醫生按照流程做了相關檢查和腦死亡判定。

“手術大概要多長時間？”一切準備工作就緒後，田媽媽突然問了一個問題。按照正常情況，手術大概一小時左右。但實際上，由於患者體重約200斤，整個手術過程持續了兩個多小時。

在手術室外等待的田媽媽再一次坐不住，“說了一小時怎麼這麼久，你們是不是把其他器官都摘了。”田媽媽的態度反反覆覆，再一次不相信在場的工作人員。按照規定，郭勇幫小田家人申請了醫療救助金。

事情並沒有結束，小田的工傷並沒有辦下來，田媽媽多次找到郭勇，“捐獻器官不能申請工傷？這個工傷你得負責辦下來，辦不下來我就去告你。”

郭勇說，實際上，田媽媽來找他吵過多次，也在醫院看過兩次心理科。對於妻子的舉動，一旁的田叔叔只能無奈的搖頭，“我知道和你們沒關係，但是她情緒這樣我也說不聽，只能陪她來。”

在一陣吵鬧和解釋後，臨走時，田媽媽把隨身帶的十個蘋果給郭勇留下，“郭醫生，我聽說你住院了，一直沒來看你，給你帶了蘋果。”

03

女兒走了，洋女婿到底還會不會養老

2015年3月的一天，郭勇接到了長沙市中心醫院ICU醫生的電話，有位病人診斷腦死亡，丈夫放棄治療，但孃家人不同意。

郭勇瞭解到，病人的丈夫是一名外國人，對於器官捐獻持贊同的態度，“他認為這是一種生命的延續，是一件好事。”但是，因為意見不合，甚至發展成肢體衝突，男子一直未露面。

“他太沒良心了，我妹妹現在這樣子，他竟然放棄治療，人都不來了……”在長沙市中心醫院ICU外，一名中年婦女向郭勇哭訴，女子的丈夫在一旁沉默不語。

醫院ICU裡，40歲的嬌嬋躺在病床上，因“腦出血”過多形成“腦疝”，診斷為腦死亡，兩個姐姐一時接受不了這個事實，70歲的老母親還在張家界慈利老家。

郭勇瞭解到，嬌嬋姐姐口中“負心”的男人是一位大鼻子藍眼睛的歐洲人，也是嬋娟的丈夫。兩人曾在廣州開廠，因為嬌嬋患上系統性紅斑狼瘡，終身只能靠藥物治療。夫妻倆賣掉自己的工廠，回到湖南在長沙定居。

“提到器官捐獻的事，姐姐很反感，只曉得哭。”郭勇回憶，他和嬌嬋的家人講了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嬌嬋沒有醫保，在ICU內一天費用八九千，目前已經欠費。嬌嬋丈夫已經放棄治療，孃家人也沒有交費。聽到郭勇的分析，嬌嬋的姐夫打破了尷尬，“你留下電話，我們再商量一下。”

當天，郭勇見到了病人的丈夫，對方中文不太好，帶了一名中國朋友。好在郭勇和他溝通的比較好，夫妻兩人很恩愛，這麼多年一直也沒放棄治療，對於妻子器官捐獻他表示贊同。

兩天後，郭勇接到了對方的電話，電話裡，對方說老母親想見一下。

“房子是兩個人一起買的，賣房也要救我女兒的命。”見面後，嬌嬋的媽媽向郭勇哭訴。老人說出了自己的顧慮，自己三個女兒，只有小女兒經濟條件比較好，平時穿的用的都是小女兒買，如今小女兒去世了，誰給自己養老，“我們同意捐獻，但是誰來養老？”

在郭勇的協調下，當日凌晨12點多，雙方約見面，見到洋女婿，嬌嬋媽媽和姐姐都非常激動，數落女婿的種種不是。

“我愛媽媽，我愛家裡每一個人。”提到養老的問題，洋女婿並沒有絲毫猶豫，房子是按揭，此前兩人都沒有工作，一直在看病，手頭確實沒什麼錢。

“不能只嘴上說，你走了去哪找你。”一旁的姐姐站出來表示不同意，嬌嬋丈夫的朋友坐不住了，站出來理論了幾句。

這時，郭勇想到了捐獻器官後的人道救助金，他提出能不能把這點錢留給老人養老。對於這個提法，嬌嬋丈夫表示同意，家人也表示理解。凌晨兩點多，家人在捐獻同意書簽字，工作人員進行捐獻前的準備工作，完成捐獻後，郭勇回到家已經凌晨4點多。

郭勇說，這種醫院找不到家人，他通過各種途徑找到家屬，並完成器官捐獻，一年協調成功了3-5例，“難度很大，看盡了人情冷暖。”

04

人物

生命擺渡人：一邊是死亡，一邊是重生

1982年出生的郭勇是益陽人，從小有一個當醫生的夢想，臨床醫學本科畢業後，如願成為了中南大學湘雅二醫院一名外科住院醫生，三年後他考取了外科研究生。2011年湘雅二醫院開始籌備組建器官協調員隊伍，正在讀研究生的郭勇成為湖南首批器官協調員中的一員。

“走上器官捐獻協調工作這條愛恨交加的路，完全是生活給我的一個意外。”郭勇坦言，當時導師推薦他做器官捐獻協調工作，起初他也是抱著試一試的態度，但沒想到，這一試就停不下來了。

“一年開車跑了十萬公里，結果患上了腰椎間盤突出。”郭勇說，只要接到醫院ICU醫生的電話，告知有可能捐獻器官的患者，他就和同事開車趕往醫院，全省120餘個市縣區都有他的身影。

“全年365天，手機24小時開機。”郭勇說，由於工作性質的原因，手機必須24小時保持通暢，為了在熟睡中能夠聽到手機鈴聲，他把手機鈴音調成最大，經常在深夜十二點以後被突如其來的電話鈴聲吵醒，這也是他覺得虧欠家人的，“不管是外出遊玩還是回家，接到電話都得第一時間離開。”

“有時候感覺很疲憊很委屈。”郭勇坦言說，在協調捐獻的過程中，時常碰到被家屬辱罵、質疑甚至推搡，更有甚者懷疑他們是器官販子。如果沒有強大的心理，很容易出問題。

如今，在郭勇的堅守下，他的團隊已經有9人，大部分都是90後，都是他手把手帶出來的。目前，郭勇和團隊成員一起已完成663例捐獻，成功讓2000餘人獲得重生。

“2000人獲得重生，相當於幫助了2000個家庭。”郭勇說，每當想到這裡，他又感覺很有成就感，之前受的委屈，一切都有值了，“我們就是生命的擺渡人，一頭連接死亡一頭連著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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