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美國兒子讀中國本地學校，這位斯坦福媽媽為何青睞“權威、刻板”的中式教育？

看點 談到中西方教育的區別，讀者們往往會想到中式教育刻板，西式教育全面之類的描述。然而，這些描述的準確性有待商榷。華裔藤校媽媽Lenora，在定居中國後選擇讓自己的孩子就讀於本地學校，5年下來收穫滿滿。下文便是她結合自身經歷，產生的對中西方教育的新思考，以及作為家庭的應對之道。

文丨周瀅瀅 編輯丨張凌鋒

Lenora是一位美國二代華裔，同時也是不折不扣的“藤校媽媽”，先後畢業於斯坦福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曾在路透社擔任新聞記者。

旅居中國期間，她沒有和其他外籍家庭一樣，選擇國際學校，而是將美國兒子送到了上海一所著名的公立幼兒園就讀。

沒想到，剛入學的第一個星期，Lenora就遭遇了很多“不適應”：

老師強迫挑食的兒子吃雞蛋；

不容許家長質疑老師的教學方式，並要求老師與家長站同一陣線，等等…

與此同時，這個美國家庭卻也收穫了很多驚喜：

兒子Rainey變得更有禮貌；能夠按時交作業、自行收拾好書包；

掌握了更多的漢字，數學能力也在飛快進步。甚至挑食的毛病也改了不少。

藤校媽媽 Lenora

“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

Lenora開始以一位華裔媽媽的視角，記錄大兒子Rainey以及她所觀摩到的中國學生的故事，重新審視中式教育和西方教育的差異。

隨著瞭解的深入，她從堅定地認同美式教育理念，到認識到中式教育之所長，再到對於中西方教育的深層次思考。

最終寫成了《小戰士:一個美國男孩、一所中國學校和全球競爭》一書。

在書中，Lenora不僅對中西教育模式的差異進行了妙趣橫生的探討，也袒露了自己內心的焦慮和糾結。

《小戰士》英文版封面

前不久，在上海惠靈頓外籍人員子女學校舉辦的2019惠靈頓中國教育節上，Lenora作為嘉賓出席，為上海教育界人士帶來了一場關於“中西方教育差異”的演講分享。

藉此機會，外灘君和Lenora Chu女士聊了聊，結合她所親歷的故事，探討她對中西方教育的新思考，以及作為家庭的應對之道。

當老師擁有絕對的權威

2010年，Lenora和丈夫以及兩個年幼的兒子，從加州搬來上海工作和生活。

就在這一年，上海學生在PISA測評（國際學生評估項目）中大獲全勝，數學、閱讀、科學都名列世界第一。

震驚於上海學生在PISA考試中取得的高分，也為了讓孩子更好地掌握漢語。

他們決定將大兒子Rainey送到了離所住的街區不遠的一所公立幼兒園，它是上海精英眼中最好的公立學校之一。

3歲兒子Rainey入讀幼兒園的第一個星期，就發生了一件令Lenora匪夷所思的事情。

因為兒子討厭吃雞蛋，中國老師強行往兒子嘴裡塞了一口煎蛋。儘管兒子哭著吐出來，還是堅持往嘴裡塞了四次雞蛋。

這可怎麼行呢？第二天，Lenora就衝到學校和老師對質：

你應該向孩子解釋，吃雞蛋對他們有好處，鼓勵他們自由選擇，而不是強行逼迫孩子吃雞蛋。

這有用嗎？

Lenora無話，確實沒用。

一直以來，Lenora奉行“不強迫孩子吃不喜歡的食物，不讓吃飯變成孩子的焦慮，食物是用來享受的”理念。

雖然動之以情，曉之以理，但是她從沒有成功地讓挑食的兒子，吃過一口雞蛋。

更震驚的是，老師還將她拉到一邊：“在孩子面前，你應該說，‘老師說得對，媽媽也會這麼做，’好嗎？”

Lenora開始明白，在中國學校，只要預期結果是好的，家長和孩子更多地需要遵循老師。而且父母被默認應當要和老師站在統一戰線，保證老師在孩子心裡的權威。

當她向美國朋友們分享兒子在中國上學的這些經歷時，他們會覺得有些不可思議。

“美國的學校則可能會是另一種情形。”Lenora說。

在西方課堂上，學生可以用自己的觀點與老師進行辯論，進而師生共同達成更深一步的理解。

因為美國的教育體系要求，必須在各方面賦予孩子優先權，強調權利的家長可以向老師和學校提出他們的質疑；

而中國家長相信，老師的所有責罰都事出有因，基本由老師主導教學工作。

究竟哪一種教育理念更好？

漸漸的，Lenora承認，中國的家長和老師溝通到位，尊重老師的建議，教育的確變得富有成果且高效。

因為她欣喜地發現，Rainey已經成為一個舉止得體的孩子，和美國同齡孩子在一起顯示出了明顯的優勢。

每天早上他會主動地和老師打招呼——老師早！會按時做數學練習；

可以自己準備好書包，把英語、語文和數學書，還有自己削好的鉛筆整整齊齊地放進包裡；

他開始擔心遲到，也擔心作業完不成讓老師失望... 對師長和規則的尊重已在他幼小的心靈中紮根。

更神奇的是，他已經能自願吃雞蛋了！

於是，Lenora開始重新審視這樣一種“保證教師權威”和“家長老師統一戰線”的方法。

“也許它真的有某種優勢？當老師的精力集中在教學工作中，是不是對教育更有幫助？

她開始相信：學會尊重教育者，並給予教育者應得的自主權時，結果可能更令人欣喜。

Lenora Chu (左上）與丈夫(右上)

5歲的兒子Landon(左)、8歲的兒子Rainey (右)

中式教學真的該“飽受詬病”嗎？

中國的課堂，更多講究效率而輕興趣；注重記憶，按部就班的教學方式，一直以來都飽受詬病。

但是從另一方面看，過去十年，中國學生兩度在PISA測試中拔得頭籌，而美國學生卻表現平平。

根據美國國際教育協會公佈的數據，和10年前相比，常春藤名校錄取的中國大學生人數增長了數倍，中國學生正從全球頂尖學府獲得越來越多的錄取名額。

與此同時，在助推硅谷創業大潮的傑出人才中，中國人佔了很大比例，這些中國學生取得的成就，是不容忽視的。

“飽受詬病”的中國式教學，為什麼能“製造”出一批批在全世界出類拔萃的學生？中國式教育裡是否存在一些值得我們效仿的“祕訣”？

這一點，Lenora從兒子的數學學習中，找到了答案。

果然，才四年級的Rainey，已經掌握了基本的幾何、代數，而同齡的美國學生，至少要兩到三年後才會學習。

而且在中國,數學課程由數學學科老師執教，和在美國由“全科教學”老師執教比起來，在學科深度上更有優勢。伴隨強大的課堂和課後練習，Rainey的數學能力不斷提高。

“當初讓孩子接受中式教育，除了希望學好中文，還有一個原因，是希望他能打下更好的數學基礎。”這一收穫，讓Lenora心滿意足。

在此之前，Lenora和很多西方教育者一樣，已經聽聞了很多關於中國數學教育所取得的斐然成績。

現居紐約的研究者Jenny和團隊曾選取北京和紐約兩個城市的小學生，進行數學水平的比較。

她們選擇在一年級入學僅一個月的時候做測試。結果表明：中國兒童的早期數學技能，包括幾何和邏輯方面，都完勝美國兒童，這種數學差距早在6歲左右就表現出來了。

為什麼中國學生的數學能力這麼強？為了探尋原因，Lenora分別深入一所上海的小學和波士頓的小學課堂。

她看到了風格完全不同的兩種課堂。

Lenora所觀察的這所上海課堂的師生比是1:32，老師是課堂中心，學生仰視老師。

35分鐘的課堂，老師問了59個問題，被提問的學生至少過半數，一節課教學內容很多。

Lenora觀察的波士頓課堂師生比1:6，老師和學生平視，相對教學效率而言重視學生興趣引導，除了點名了3個學生回答問題，剩下的都是學生自願回答。

50分鐘的教學，採取了講座、小組討論、一對一交互的授課形式，教授的內容較少，大多時間由學生討論。

通過對比，Lenora發現：中國課堂看重學習效率，課程設置嚴謹，能讓學生短時間內掌握更多基礎知識；西方的課堂上，則不太認同記憶背誦和直接指導。

“比如，乘法口訣表，中國課堂上要求每一個學生能迅速掌握並背誦，而美國課堂會花費大量時間，引導孩子思考和理解，繼而開始運用。”

難道，所有知識的學習，都需要以自由探索的方式進行嗎？我們是不是可以從中國課堂中學到什麼？Lenora開始疑惑。

一則刊登在《心理科學》期刊上的研究，揭開了她心中的謎團。

“對數學科目而言，直接指導的教學方法，比讓學生自主探索發掘，更為有效。這在現代認知心理學中是有一定理論基礎，因為學習是建立在已經儲存知識之上的。

換句話說，你對一個學科的知識越多，越有助於處理新信息。”

此外，還有研究表明，一年級學生在數學學習中，如果老師能演示解答過程，讓學生進行重複練習，學習效果會更好。課堂上賦予老師所教學科的的權威地位，更有助於諸如幾何、計算機編程等科目的學習。

“中國式教學的可取之處是，它對基礎知識的強調，能給將來的數學學習打下強大地基，快速記憶省下的時間，可以用來拓寬和深入。”

Lenora表示，美國課堂則傾向於以一種興趣探索的方式，代替必要的基礎知識學習和記憶。

當然，中國的教育和文化當下也存在著一些問題。

諸如學生及其家庭所揹負的沉重的學業壓力、達成學習目標的壓力、以及當老師太大的話語權等等。這些都會挫傷孩子們自我探索和表達的能力發展。此類問題，我在我的書中都進行了探討。

Lenora Chu (左) 與兒子Rainey (右)

探索：更好方式的中式教育

從3歲開始，Rainey在中國式教育下度過了5個年頭。這期間，他所培養起來的良好習慣和學業成績，常常令這個美國家庭甚是欣慰。

不過，欣慰的背後，對Rainey所遇到的一些教育理念和方式，也讓Lenora感到一些擔慮。

當Lenora以記者的身份，在一所幼兒園進行隨堂觀摩時，她看到的是這樣一幕：

每個孩子午間必須睡覺，上廁所要排成一條隊；

只能在固定時間喝水，吃午飯不能說話；

經常用“不聽話，你媽媽就不來接你了”的嚇唬來維持秩序。

她還曾在一次美術課上觀察到，老師要求所有孩子，畫的孔雀尾巴的角度必須是一樣的；大象必須是灰色的；

雨必須是呈點滴狀地落下；還把沒按要求畫的作品釘在牆上，讓孩子為自己的“特立獨行”感到羞愧。

她不禁擔心：如果在課堂上，用權威壓制一切新思想的表達和探索，這些孩子進入大學甚至工作之後，是什麼樣子？

他們的想象力、創造力、探索精神，是否就此被扼殺在幼兒園了呢？

對於創造力的三重要素——基礎知識和技能、原創性思維、以及好奇心和興趣，Lenora發現，中式教育對後兩個方面的培養，一定程度上相對缺乏。

比如，老師比較少使用開放式問題，考試壓力使學生疲於應付考試，而不是自發探索知識世界；主流社會文化也更視集體重於個人，獨立個性的學生被看作是不守規矩的學生；

就連大學選專業，中國家長也往往熱衷於讓孩子選擇看起來“前景好”的金融、工程、商科，而不予足夠尊重孩子本人的興趣和意願。

當然更多情況是，很多學生由於一直處於被驅動著學習的過程，缺乏足夠的自我認識與探索，找不到自己的興趣所在，沒有強大的內驅力。

不過，Lenora卻也找到了一種應對的方法。她相信，家庭教育可以作為一種重要的渠道，對學校教育進行一種補充。

“比如，當孩子放學回來，我們問他的不是‘數學考了多少分’‘老師如何評價你’。

而是用‘你感興趣的是什麼？’‘你對這個有什麼想法？’等比較開放的問題，嘗試以更包容的態度，對待孩子的種種探索和試錯。

在課堂之外，給孩子提供一個有安全感、可以自主探索的環境，同樣可以培養和鍛鍊他們的獨立性。”

Lenora身邊，很多社會學家、藝術家、作家都表達了相似的觀點：

一個孩子的創造力，在受早期學校的影響之外，更多地受到家庭教育的影響。

而開放和滋養的家庭環境，可以和學校教育可能帶來的一些不利影響相抗衡，使孩子保有創造力和想象力。

Lenora Chu 女士

自問：我們該何去何從？

“每個家庭都希望，孩子一方面擁有紮實的基礎知識、堅韌的毅力和正確的學習態度。同時，也希望他們能夠有創造力、好奇心、批判思維和獨立自主的精神。”

也許，最好的教育體系是：中式教育中，有美式教育的獨立自主，平等尊重，激發真正的學習興趣；

而美式教育，也能學習中式教育的遵守規矩、專注高效、認可“個人努力”的學習態度。

可是，在現有條件下，每個家庭通常只能做出一種選擇。

Lenora也在試圖尋找一種平衡：“我的美國丈夫更側重孩子的體驗，讓他在豐富體驗中，找到自己的興趣去發展和拓展；

而我比較擔心的是，如果孩子沒有更大的壓力，不被推著走的話，他可能沒有辦法去接受更高的教育。”

而這種擔心，正是大多數中國家長的擔心。畢竟，在中國，孩子人生的每一個轉折點，彷彿都由競爭激烈的考試決定。

由於賭注太大，家長們雖然意識到了高壓教育的弊端，卻只能被競爭和焦慮裹挾著向前。

與此同時，隨著全球化的競爭，這樣的焦慮，其實也在美國蔓延。

無論在紐約、舊金山，還是中國上海，Lenora在和各地的父母對話中，都感受到了相似的焦慮，他們擔憂孩子的未來，有一種強烈的匱乏感：

明知不是所有人都能進入哈佛、斯坦福，但是大家都希望成為“被選中的那一個”，正是這種匱乏感正在驅動父母的思維和行動。

Lenora本人雖然是斯坦福大學本科、哥倫比亞大學碩士畢業的高材生，對兒子的未來，也會有一種擔憂情緒。

她坦言：“我父母是工程師，在他們的嚴格要求下，我拼盡全力去了斯坦福；現在的孩子想要進斯坦福這樣的名校，比我當初還要難。”

Lenora Chu 與兒子Rainey

Rainey目前就讀於一所遵循上海本地課程體系的私立雙語學校，學校保障循序漸進的中文學習，同時兼顧西方教學理念和實踐。

Lenora 始終嘗試著為她的孩子們在中西方教育中尋找一種相對的平衡方式。

不過，旅居中國，對中式教育的親身經歷，也讓Lenora對中西方教育有了新的認識：

“沒有哪一種教育體系是完美的，中式教育有諸多被我們忽視的可取之處。

同時，為了更適應全球化的人才競爭，中國的教育者也在積極改善，給獨立自主、多元化、創造性的培養，開闢更多空間。”

感謝上海惠靈頓外籍子女學校對此次採訪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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