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理解青春期：別再把青春期簡單視為一場父母與孩子間的戰爭，掌握最佳教養策略、把握契機才是關鍵'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36期，原文標題《青春期的機會》，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在我們的文化裡，青春期常常被視為一場父母與孩子之間漫長的戰爭，青少年與父母雙方都要努力忍耐才能“存活下來”。但最新的科學告訴我們，青春期也充滿各種成長的契機，是一個值得慶祝、而非畏懼的年齡。

主筆/陳賽

建立與同齡人的關係是青春期最重要的任務之一（視覺中國供圖）

延長的青春期

關於青春期的變化，河合隼雄曾經這樣評述：“在青春期之前還都是不折不扣的孩子。可到了青春期，就摻入了‘性’這樣一個因素，就意味著在自己體內慢慢滋生出生育下一代的能力，是一個慢慢走向成人的過程。大人解釋起來，也就這麼簡單，可對於正在發育的孩子本人來說，真是一種難以言喻的、無法名狀的東西在爆發。它既有神聖的一面，又有種說不出的‘骯髒’的一面。兩面的東西一起撲來，在孩子的體內翻湧，不可掌握，而且能量大得不可言喻。因為是一個從孩子蛻變成大人的過程，所以不得不揹負著‘死和再生’的沉重課題。”

如果從神經科學的角度來解釋，青春期的變化並沒有那麼神祕莫測——兩套神經和心理系統相互作用，將孩子推向成年。第一套系統與情緒／動機相關。它與青春期的生物化學反應關係緊密，涉及大腦的獎賞區域。正是這一機制的啟動，將一個孩子從乖巧平和的小孩變成不安分的、精力旺盛、情緒激烈的青少年，渴望實現每一個目標，滿足每一個慾望，體驗每一種感受。

第二套系統則是控制系統，它疏導並控制所有這些能量，尤其是前額葉皮層。這是一個抑制衝動並指導決策的系統，鼓勵長期規劃並延遲滿足。控制系統的發育，更多地依賴學習。它隨著經驗不斷加強。你在一次次試錯中學會更好地做決策。

科學家曾經認為，大腦發育到童年末期就差不多完成了，但新的研究發現，大腦的發育貫穿我們的一生。到了青春期，隨著身體的生長，我們的生理、激素、性器官和大腦結構都在發生改變，而每一個改變都會引發青春期思維、感知、互動及決策方式的改變。

美國心理學家勞倫斯·斯坦伯格將這個階段稱為大腦發育的“第二個關鍵窗口”。這個階段大腦的可塑性之強，唯有人生最初的五年可以與之相比。不過，青春期大腦的發育不再是“生長”，而是“重組”，即大腦灰質與白質都在經歷廣泛的結構性變化、重組以及佈線升級。

美國心理學家勞倫斯·斯坦伯格（視覺中國供圖）

關於青春期，神經科學的另一項重要發現是，過去2000年來，人類的青春期在延長。一方面，我們生理上的發育越來越早。一項研究顯示，19世紀中葉，發達國家女孩的初次月經年齡大約為15歲或16歲。到2000年，這個年齡降至13歲以下。男孩的青春期也提前了。一個主流理論是，現代孩子吃得更多而運動更少。另一方面，我們在社會意義上的成熟則越來越晚，也就是說，我們承擔成人世界的責任越來越晚。神經科學的最新發現是，大腦邊緣系統雖然在青春期就爆發式發育，但前額葉皮層還要持續10年的緩慢發育，直到25歲才能完全成熟。所以，青春期的年限，如今被設置在了10到25歲之間。200多年前，曹雪芹寫《紅樓夢》的時候就已經深知青春期強烈的情感衝突和悲劇性的“同伴壓力”，大觀園裡的男孩女孩和我們今天的男孩女孩一樣敏感、脆弱、容易受傷，但如果寶玉和黛玉的愛情成真，黛玉會在一兩年之內成為母親，而現代黛玉們則還有十幾年的時間才會蛻變為成熟的女性。

青春期的延長，有很多不同的解釋。最流行的一種觀點是，年輕人被寵壞了，他們自私懶惰，不願意承擔成年人的責任。也有人認為，這一變化不過反映了年輕人的理性選擇。世界職場形勢變了，薪資高的工作需要更高的文化水平，所以年輕人選擇待在學校的時間更長了。

但是，我覺得最有趣的一種解釋是，青春期的大腦具有高度的可塑性。如果你一直在經歷新奇、有挑戰性的事情，參加認知刺激活動，就可以保持大腦的可塑性。相反，如果你開始重複無聊的工作，進入婚姻生活，大腦可塑性的窗口就會關閉。按照這種說法，推遲進入成年不僅對年輕人無害，反而大有裨益——這樣他們就可以有更充裕的時間來選擇自己的事業與伴侶，探索自己的身份，而不是在20多歲就必須做出那些可能影響後半生的決定。

從進化的視角看青春期的特質

在《青春期大腦風暴》一書中，美國心理學家丹尼爾·西格爾總結了青春期早期的大腦改變如何引發了青少年四種獨特的心理特徵：情緒強烈、尋求新奇事物、積極的社會交往和創造性的探索。

首先，與人生的其他階段相比，青春期的大腦是非常情緒化的。進入青春期後，大腦邊緣系統變得活躍，各種情緒的起伏會影響青少年的內在感受和日常決策，他們開始用更復雜的方式來加工有關自己和他人的信息。一個有趣的實驗是，當給青少年看一張沒有表情的面部照片時，他們的大腦的邊緣系統、杏仁核（負責恐懼情緒）的大部分區域會被激活，而成年人看同樣的照片時，只有前額葉（負責理性）會被激活。

信息會經過兩條路徑進入杏仁核。一條路徑比較慢，處於高層的大腦皮層會對信息進行過濾和推理，然後以平靜理性的方式傳遞給杏仁核；另一條路徑繞過大腦皮層，直接將進入大腦的感知傳遞給杏仁核，這條路徑更快捷。對青少年的研究顯示，即使在平靜的情況下，青少年也比成年人更容易通過快捷路徑來激活杏仁核。這意味著即使沒有任何事物激活大腦皮層，青少年也更容易產生純粹的杏仁核反應，爆發出強烈的情緒。

這也能解釋為什麼青少年會對我們的話產生那麼強烈的反應。在我們看來毫無惡意的陳述，在他們看來卻可能是咄咄逼人的。一個沒有表情的眼神或走廊裡的一次碰撞都可能被青少年解釋為是故意的。這樣的敏感和戒備不難理解，如果你也曾經第一次離開家，離開父母的保護，從一個安全熟悉的地方進入一個充滿了不確定的環境之中。

第二，青春期階段，多巴胺的神經迴路會變得更活躍。多巴胺是一種神經遞質，它能夠產生追求獎賞的驅動力。多巴胺的作用在青春期早期開始，在中期達到高峰，它使青少年很容易被新奇的、刺激的體驗所吸引。

研究還發現，青春期多巴胺的基線水平比較低，但一旦受到刺激，水平則會迅速升高。這就是為什麼青少年常常覺得無聊，但一旦從事一些具有刺激性的冒險活動，多巴胺水平的升高會讓他們非常愉悅。我們一生之中，很少像在青春期那樣渴求新鮮的刺激，也極少像在青春期那樣，對生命有如此鮮明銳利的體驗。當你處於青春期時，無論是友誼、性、冰激凌，或者在夏日的夜晚漫步，聽你最愛的音樂，它們帶給你的快感都比任何人生階段更加鮮明與美好。

想象這樣一個情景：某天下午，你坐在辦公室，鼻子裡塞了一團棉花（不要問為什麼）。有人剛剛在你的辦公室裡烤了一個巧克力蛋糕。空氣裡飄蕩著巧克力的香味。但因為你的鼻子塞住了，所以你還是埋頭幹活，直到你突然打了個噴嚏，棉花掉了，香氣一下子撲鼻而來，於是你衝過去抓起一塊蛋糕就吃。從隱喻的意義上來說，所謂成年人與青少年的區別就在於，成年人的鼻子裡整天塞著棉花，而青少年恰恰相反，他們天生能在百步之外聞到巧克力蛋糕的香味。

從這個角度來看，你甚至可以把它視為一種進化的“陰謀”：當一個人即將從家庭的安全環境進入一個更復雜的世界時，大腦已經做好了準備，刻意壓制了恐懼感，鼓勵他／她對這個世界產生興奮感和好奇心，驅使他／她去探索、冒險，尋找自己在這個世界上的位置。

進化在青春期的大腦中內置的不僅是離家的勇氣，也是學習的基本動機，學習如何掌控一個陌生的世界。一個年輕人要在一個陌生的世界裡存活下來，需要不斷地試錯，如果他們的大腦不是如此的衝動、執著、戲劇化，他們就不會有動力在一次次的失敗之後捲土重來。

第三，社會交往。青春期之前，對孩子而言最重要的是與父母之間的依戀關係。青春期開始之後，他們最在意的是和同伴之間的關係。所謂青春期的“同輩壓力”（Peer Pressure），就是朋友之間要做同樣的事情，說同樣的話，穿同樣的衣服，遵循同樣的規則。13歲的男孩為什麼一定要買那雙耐克鞋？因為他的朋友買了。16歲的女孩為什麼要在肩膀上文身？因為她的朋友文了。一個18歲的男生為什麼要玩抖音？因為他的朋友在那裡。他們互相慫恿，被彼此的勇敢和酷而鼓舞著，體驗到強烈的團結、親密與尊重。

對他們而言，在所有的獎賞中，他們最想要的就是同伴的尊重，而他們最大的冒險也是在人際關係上的冒險——為一個朋友挺身而出，或者邀請一個女孩子約會。作為成年人，我們也許很難理解一個13歲的少年被朋友欺騙後的歇斯底里，或者是一個15歲的年輕人因為沒被邀請參加朋友聚會後的巨大失落，但對他們而言，這些痛苦是真實而激烈的——一些大腦成像研究發現，青春期的大腦在面對同齡人的拒絕時，反應甚至比對健康的威脅來得更強烈。也就是說，在神經層面上，他們把被社會性排斥視為一種對生存的威脅。

這是年輕人的本性——正是構建自己身份的年齡，他們思考性、死亡，他們孤獨、害怕，他們必須尋找同盟，以穩固自己。從這個角度來說，這是一種非常實用主義的生存策略——我們由父母帶到這個世界，但一生大部分時間卻必須生活在由同齡人營造和重建的世界裡。認識他們、瞭解並和他們建立良好關係，對今後人生的成敗至關重要。社會悟性越高的猴子和老鼠，越能得到更好的地盤，更多的水和食物，更多的盟友，並且和更合適的伴侶有更多的性生活。而人類比任何其他物種都更復雜，更注重社會關係。

第四，創造性探索。進入青春期後，隨著前額葉的發育，青春期的大腦開始以概念性的、抽象的方式來思考，他們開始有意識地、富有創造力地思考，友誼、父母、學校以及自我。隨著意識能力的擴展，他們開始用新的方法看待世界，質疑現狀，試圖打破常規，以自己的方式進行新的創造。成年人經常將青春期這種創造新世界的衝動稱為“青春期的叛逆”，但在音樂、藝術以及數字時代的創新中，很多富有革命性的理論和塑造世界的方法正是來自青春期的年輕人。

對父母來說，這可能意味著被拒絕，因為你不再被視為英雄。這不僅對父母來說不好受，對青少年而言其實也是一種很痛苦的領悟，因為他們發現曾經崇拜的英雄，原來不過是肉身凡胎，而他們以為身處的美好世界原來千瘡百孔，那是一種巨大的失落和幻滅。但是，或許這也是進化的“安排”——只有看清父母的缺點和侷限，才能離開他們，開創屬於自己的世界。

青春期就應該是一個不斷試錯的過程，但我們的文化越來越趨向於不許失敗不許犯錯（視覺中國供圖）

天命與使命感

如果我們從這種進化的視角來看，那麼青春期的種種特質，比如熱衷於刺激、冒險、同齡社交、創造，都是經歷了無數代的自然選擇形成的——有了活躍的大腦獎賞迴路，我們才有離開家的勇氣；有對新鮮事物的好奇，我們才有探索新世界的慾望和激情；有同齡人為伴，我們在探索陌生世界時才有安全感；有了想象和創造的能力，我們才能開創一個新的世界。

我是誰？是什麼讓我感到興奮，充滿活力，得到尊重？是什麼讓我覺得生命有意義？對每個人來說，成長很大程度上都意味著探索這些問題，而且這種探索是全方位的，包括生理上的、情感上的、認知上的。

英國教育家肯·羅賓遜用“天命”一詞來描繪這種境界——個人的天命使得我們喜歡做的與我們擅長做的完美結合。他認為，對每個人來說，發現屬於自己的天命都是至關重要的，不僅因為它讓我們對自身的生活更滿意，而且是因為未來世界的發展取決於它。

在《讓天賦自由》一書中，他對當下全球範圍內的教育系統提出了尖銳的批判。他認為，英美的教育體系與世界上其他大部分國家沒什麼兩樣，除了各自的一點特色之外，都有著三個共同點。

第一，都注重某種特定的學術能力。學術能力當然很重要，但學校只偏重嚴謹的分析和推理，特別是駕馭文字和運用數據的能力。這些技能固然重要，但還有一些人類智慧比這些更重要。

第二，學科等級森嚴。數學、科學和語言能力位於學科中的最高級別，人文學科位於中間層次，處於最底層的則是藝術學科。藝術學科裡還有級別之差：音樂和視覺藝術通常比戲劇和舞蹈高一級。事實上，越來越多的學校已經將藝術課從必修課中取消了。一所大型高中可能只有一個美術老師，而小學生則幾乎沒有時間學習一些簡單的繪畫技巧。

第三，越來越依賴某種特定的評判標準。世界各地的孩子門都為了在範圍狹窄的標準考試中取得更高的成績而承受巨大的壓力。

在他看來，全世界的公共教育系統都是一個拉長了的大學入學過程。他們不斷地給學生灌輸一種狹隘的能力觀，並且只重視某一單方面的才智或能力的培養，而忽略或者漠視其他一些同樣重要的能力。在這種教育體制的壓制之下，青少年通常只能有兩種反應，要麼順從，要麼反抗。我記得自己的中學時代，考大學就是人生的所有目的。我們對於考試這件事情看得如此之重，以至於多年以後同學聚會，還有人能報出當年各種模擬考的分數和排名。

多年後，我讀到哈佛心理學家霍華德·加德納的“多重智商理論”，才知道人類不只擁有一種智商，而是擁有多種智商，包括語言的、音樂的、數學的、空間的、肌肉運動知覺的、人際關係的（與他人的關係），以及內省（對自身的認知與瞭解）的。他認為這些智慧都是互相獨立的，沒有哪一個比其他的更為重要。但是，當年沒有人告訴過我們這些，也從來沒有人試著鼓勵或啟發我們去探索自己潛在的能力。老師們忙於用各種知識將我們的大腦填滿，沒有時間，也沒有興趣教我們欣賞詩歌、音樂，啟發我們用自己的大腦思考，或者追問何為美好生活。

斯坦福大學教育學家威廉·戴蒙一直提倡，發展一種“使命感”是青少年成長過程中最重要，也最被忽略的一個方面。他把使命定義為一個人的“終極關切”，一旦認識到自己的使命或說人生目標，這些問題就有了終極答案：“我為什麼做這件事？為什麼這件事對我來說很重要？”

他認為，這個時代青少年成長的關鍵問題，不在壓力太大，而是無意義。很多青少年在學校裡成績很好，也不惹麻煩，但他們的人生沒有方向。“為了某件並非他們選擇的，也非他們相信的事情而努力奮鬥，對於一個人的長期健康和自我實現是適得其反的。只有一個有意義的人生，才能釋放巨大的能量、創造力和深度的滿足感。”

2003年，他曾經主持一個“青年使命感項目”（Youth Purpose Project）。這項研究的對象是全美範圍內12～26歲的年輕人，歷時4年。研究結果是，只有20%的人找到了有意義的人生目標並願意為之奉獻一生，另有25%的人處於“漂泊”狀態，不知道自己真正想做什麼，也無意去探索，只想著享樂與交友，問他們什麼是好的生活，他們回答開心就好。其餘的人則介於兩者之間。

就像這幾年北京大學徐凱文教授一直在研究的“空心病”。臨床上，這些年輕人大都被診斷為“抑鬱症”，但他們的病因既不是生物化學的，也不是原生家庭的，沒有心理創傷，也不是因為克服不了的負性認知。他們只是喪失了存在感和意義感，內心是空的，一點點小挫折就能讓他們整個地放棄人生。他們內心的荒蕪，是因為沒有什麼東西能夠讓他們覺得生活是美好的。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他們的症狀是否就是青春期的本能驅動被壓抑的結果？

青春期的大部分特質，激情、冒險、衝動、創造，在我們的主流文化中都是不大被鼓勵的，所以才會有《變形計》那種節目。城市中產階級的父母將孩子送到農村憶苦思甜，作為矯正他們的“叛逆”的一種手段，就好像貧窮和苦難會天然孕育美德。

或許，如西格爾所說，成年人對青春期的反感沒準兒是出於一種潛意識的嫉妒。因為他們不再具備這樣強大的生命活力——“工作中，我常聽到成年人說他們的生活一成不變，他們感到‘被困住了’或感到‘空虛’，失去了尋求新奇事物的動力，一遍又一遍做著同樣的事情，感到無聊透頂。他們還覺得生活中缺乏社會交往，感到非常孤獨。對很多人來說，生活已經失去了它的情緒強度，變得黯淡無光，甚至枯燥乏味了。這種厭倦感會導致冷漠、抑鬱，甚至絕望。似乎任何事情都不重要了，人生失去生機和活力。當成年人不再運用潛力去探索有創意的生活時，他們分析解決問題的方法便會是簡單地重複熟悉的慣例，想象被拋出了窗外，完全不在考慮範疇裡了。當成年人失去了青少年時期的創造力，他們的生活便會失去活力，變得毫無意義。”

對於青少年和成人來說，保持坦誠的溝通是順利度過青春期的最基本原則（視覺中國供圖）

最佳教養策略：權威型父母

當然，在《青春期大腦風暴》中，西格爾也告誡我們：“青春期的這些特質也可能有消極的一面。”比如，激情雖然能夠讓生命變得更充盈，但劇烈波動的情緒有時也會造成巨大的壓力，耗盡人的精力，讓生活變得難以應對（青春期的大腦對壓力異常敏感，嚴重心理健康疾病發生的平均年齡是14歲）。社會交往意味著青少年有強烈的歸屬於某個同齡人群體的慾望，同齡人會在青少年的感受和決策上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但這些影響對他們是否有益，要取決於他們的朋友是誰。尋求新奇事物是青春期之旅中非常精彩的一部分，但專注於一種愛好，有毅力堅持一個艱難的項目同樣重要。青少年新發展出的概念思維和抽象推理能力使他們質疑現狀，用打破陳規的方法來應對問題，形成新觀念，成為創新者，但他們的探索未必被成人社會理解或接受。

尤其是青少年對於刺激和冒險的熱愛，如果不善加引導，就會惹出很多的麻煩。今天的青少年不必再在捕獵或者部落戰鬥中冒險，但在現代消費社會裡，他們面對的是比舊石器時代更多、更讓人分裂的誘惑：酒精、毒品、汽車、半自動武器……

14～17歲的青少年最容易以身犯險，不是因為他們意識不到，或者不理解風險所在，事實上，心理學家發現他們在認識和麵對風險的方式上與成年人並無大的差異，甚至常常會高估風險，但他們權衡風險和回報的方式和成人不一樣：如果冒險能帶來他們想要的東西，他們就會比成人更看重回報，而忽略可能的風險。

美國心理學家勞倫斯·斯坦伯格有一個簡單的遊戲。在遊戲裡，你要以最短的時間開車穿過小鎮，當接近路口時，有時候綠燈剛好變黃，你必須快速決定是衝過去還是停下來。如果衝過去，就可以節省時間，得分更高，但前提是必須在燈變紅之前開過去，否則闖了紅燈，損失比停下來等待更大。所以，這個遊戲鼓勵冒險，但懲罰過度冒險。

實驗結果發現，如果青少年是一個人獨自駕車，他們冒險的程度和成年人相差不大。但如果加上一些他們十分在意的因素，比如讓他們的朋友一起在房間裡觀看，他們冒險的機率就會增加一倍。相比之下，成年人在有朋友觀看的情況下駕車行為幾乎不變。

青春期時，我們如何在個人的決定、父母的規則以及我們的顧慮之間取得平衡？我們如何在教養處於青春期的孩子的同時，也允許他們擁有自己的看法？我們如何在設定界限、傳授過來人的經驗教訓的同時，也允許他們自己進行探索？

斯坦伯格認為，最佳的教養策略是一種授權式的結構。執行這種做法的父母被稱為“權威型父母”。這是一種非常有益的做法，既能讓孩子感到溫暖，又會給他們設定界限，並尊重他們與年齡相符的自主權。這也是父母在安全型依戀關係中所採取的平衡的姿態：在支持獨立的同時，也會給予支持；既提供了安全的港灣，也鼓勵探索。正是以安全型依戀關係為基礎，青少年才能夠靈巧地衝過這片激流險灘，保持最好的平衡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