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 佚名
採訪、文 | 羅潔琪
兒童虐待包括身體虐待、性虐待、情感虐待、忽視和目睹家庭暴力。中國農業大學的教授方向明發表於2015年的研究《中國兒童受虐待的經濟負擔：系統性的審查》（The Burden of Child Maltreatment in China: A systematic review）估計，中國 0-17 歲兒童中，遭受軀體虐待的發生率為 26.6%、 情感虐待的發生率為 19.6%、性虐待的發生率為 8.7%、 忽視的發生率為 26.0%。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張雪梅研究團隊於2014年發表的《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案件調查與研究報告》顯示，2008年1月至2011年1月三年期間媒體報道的300個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案件進行調研， 施暴主體為親生父母的佔76%（其中生父施暴的佔39.66%，生母施暴佔30.67%，父母雙方施暴的佔5.67%。）；施暴主體為繼父母或養父母的佔10.33%；施暴主體為祖父母外祖父母等其他家庭成員的佔11.67；遺棄案件為施暴主體不詳佔3%。從統計中可以看出，父母是對未成年人施暴的主要主體，佔86.33%。
但是目前，人們，包括國家反家暴職能部門工作人員，仍然普遍認為打罵孩子是管教未成年人的一種方式，習以為常，對沒有造成傷害後果的侵權行為不以為是家庭暴力，甚至合理化。
以下是一名從事反家暴工作的社工的口述。
1
我做社工是誤打誤撞。以前我做生意，後來考取了心理諮詢師的資格證書，就想嘗試做個案，並不想當社工。在當前的中國，社工的專業性不強，收入不高，男性從業者比較少。就算是公益機構的社工也習慣否認自己的身份，害怕社會上鄙視的眼光。
有一次我參加了一場臺灣反家暴專家的培訓，課堂上播放了一段音頻，內容是一個美國小女孩撥911報警，講述媽媽的男朋友打她、她的妹妹和她的媽媽。那個過程，讓我聽得很揪心。臺灣和香港在反家暴方面有比較成熟的社工經驗，例如對目睹家暴兒童的心理創傷治療、幫助受害人成長、對施害人矯正救治、恢復親子關係等。那一刻，我產生一個念頭——這是我想做的事情。
2017年2月，我加入了XX市家庭暴力防護中心。XX中心有10多個員工，總部有3個人，其餘的人在本地不同區域的服務點辦公。我對中心的全部個案實施督導。所謂的督導，就是社工中的社工。
現在我們所在的城市基本已經實現社區社工全覆蓋，但是，社區社工很少深度介入家庭暴力個案，一般是以各級婦聯的工作人員、婚調員或者律師為主。一些公益機構的社工做項目比較多，例如去學校、社區做預防家庭暴力，防範校園暴力的的講座，這些服務相對更容易獲得資助。資助個案服務的項目很少，但是，我喜歡做個案，我想幫助具體的人。
小時候，我家鄉的村莊路邊曾有個被遺棄的女嬰，她只有幾個月大，腳有殘疾。我記得好多人去看，我爺爺也去喂她稀飯。但後來女嬰還是活活餓死了。那個小生命，讓我的心很受折磨。全村的活人，卻讓一個嬰兒活活餓死了，太罪孽了。現在，我有機會救助未成年人，感覺像給那個女嬰還債。
因為家暴具有隱蔽性，未成年人受暴是更難以為外人所知。有的男性夥伴在婦女反家暴領域深耕多年，後來投身了未成年人保護的領域。
做社工，容易到處管閒事。就算在大街上走著，看到有家長打孩子，我都會上去幹預。有一次，一個父親在兒童醫院的路邊對孩子扇耳光。那種動作，盛氣凌人，像在展示父親的威嚴。我大聲叫停，那個男人很凶地說，“你走開，我知道怎麼教育我的孩子”。這類父母太多了，所以需要有情懷的關鍵人物來帶動公眾和社會的進步。但是也不要太高看自己，現實太多困難，每個人只能在自己的崗位上做一些正確事情。社工，只是一個標籤，背後是服務大眾的使命。
2017年5月，我的朋友在某個公園散步，常常看到一個男童和他的姥姥。某一天，一個男子毆打那名男童，用皮帶抽，然後抱起孩子，把孩子的頭往牆上撞。很多人圍觀，雖然有人說“打得太狠了”，但是沒有人報警。
過了幾天我朋友才告訴我這件事情。我著急了，“你們怎麼不早點和我說，難道你們不知道我是幹什麼的嗎？”
接下來的週末，我讓朋友陪著我去公園，找到了那個姥姥和孩子。老人說，孩子才9歲，母親已經離婚，在當地酒吧工作，打孩子的男人是母親的男朋友，無正當職業。孩子的母親說，要麼把孩子賣掉，要麼把孩子帶回老家，扔在前夫家門口。老人雖然心疼外孫，可是自身難保，無力撫養。在老家，她長期被丈夫家暴。好幾次逃跑到救助站，最後又被遣送回家。這次又逃出來，躲在女兒的出租屋，幫忙看孩子。老人的丈夫放言，絕對不許把孩子帶回家裡養。
孩子的母親幼時是目睹家暴的兒童，長大後，也成了一名家暴施害人。老人說，2017年3月，孩子母親用腳踹孩子，致使他撞到桌角，頭破血流；平時還用手機充電線勒住孩子的脖子，把他吊起來，孩子幾乎不能呼吸。
在現場，我看到了孩子的頭部、脖子和臀部都有傷痕，就拍了照。孩子姥姥講述家暴的細節也拍了視頻。掌握了初步證據，我們委託公益律師報警。派出所出警了，但是說“找不到地址”，無功而返。我親自去出租屋確認了地址，再次去找派出所。
走到門口時，我猶豫了。為什麼猶豫呢？因為我只是一名社工，做多少才合法、合理、合格？我已經報過警，算是盡了強制報告的義務了。那個時候是週末，天黑了，是晚飯的時間了。我在心裡給自己找藉口。後來，我給北京反家暴的專家馮媛老師發了一個微信， 問還要不要報警。發完之後，我就笑了。是否報警，要不要擔當，存乎一心。我問馮媛老師，幻想著她會回覆“你很辛苦了，不要跟進了。按照法律規定，你做得足夠了”。我明白，這只不過是我在轉嫁責任而已。
沒等她的回覆，我直接進去派出所。那一刻，我覺得自己作為社工，已經斷奶了。很多時候，警察就說一句話，“這個事情就這麼處理了。” 有時候，某些領導也會說，“這個事情不要管了”，社工還敢爭取事主的權益嗎？要願意去做，有能力去做，敢於做，滿足了這三個條件，才能體現專業性。
在派出所，我給警察看了那個姥姥的視頻，證明家暴的真實性。但是警察不願意再次出警。
根據機構的工作流程，我寫了案件說明，反饋給基層的婦聯，建議多個政府部門聯動干預。我預估分析，這是一個典型的監護人侵害未成年人個案，孩子遭受嚴重的家暴，甚至有生命危險，極有可能被遺棄或者賣掉。有必要根據《反家庭暴力法》立即報警。
到了週一，警察沒來。我和婦聯的工作人員、社區的社工等人一起去了男童的出租屋。作為公益組織的幹事，我要依託居委會的力量，社區的社工負責聯繫事主，而我對個案進行督導。
孩子的母親很年輕，才30歲出頭，她打電話讓男朋友回來。這位母親說，懷疑孩子有多動症，孩子在學校裡經常打同學，換了幾個學校都被開除了，自己是氣不過才動手打。她還說不想養這個孩子了。那個男朋友否認在公園打過孩子，並且威脅孩子的母親說，如果孩子的多動症治不好，就要跟她分手。
我救助過的好幾例個案，都把受暴兒童當多動症患者。醫生的診斷裡對孩子受家暴的歷史隻字不提。我覺得這樣是不科學的，家暴會改變孩子的心理和行為，這未必是多動症的症狀。
在現場，我們做了普法，進行說服教育，強調打孩子是違法的。離開後，我們決定先觀察一段時間，由社區的社工定期家訪，確保家暴行為不再發生。
後來，社工回訪，孩子的母親已經搬離，失聯了。
2
那是我督導的第一個兒童遭受家暴的個案。偶爾，我也會想起，那個孩子現在怎麼樣了？我問過社區的社工，她沒回復，直接把我的微信刪掉了。
在結案報告上，我們對事主用了“失聯”這樣的字眼，實際上是我沒有堅持尋找那個孩子。每當想起他，我都很自責，同時也感到很無助。社工的角色只能是穿針引線，作為個案管理員，通過倡導尋找資源，激活案子相關部門，例如學校、民政、警察、檢察院和法院。我們自身沒有權力。
我認為不能實現有效救助那個男孩，是因為沒有確定的個案管理員。一個高素質的、專業的個案管理員是反家暴行動的主心骨；警方參與是必要的，社工的訓誡力度不夠。
《反家暴法》第十四條規定， 學校、幼兒園、醫療機構、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社會工作服務機構、救助管理機構、福利機構及其工作人員發現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家庭暴力的，應當及時報警。這就是強制報告義務。如果沒有履行，法律只是說，造成嚴重後果，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處分。具體如何處分，法律沒說。很多強制報告義務主體，發現了之後，並不報警，怕惹事，怕擔當責任。前段時間，山東一個女孩被父親活活打死。可是，我沒看到新聞說對強制報告義務主體有問責。我打電話給山東省政府的有關部門，說對這個事情很關注，如果能啟動問責機制，會讓公眾更加重視保護兒童權利。接電話的人只說了一句，“謝謝你的反饋”。然後，沒有下文了。
反家暴法規定了“家暴告誡書”，可是如果警察不願意出警，就不能奢談“家暴告誡書”。
前幾天，一個受家暴的孩子鼓起勇氣報警。警察吼著說，“你想讓我怎麼辦？讓我24小時保護你嗎？讓我把你爸爸媽媽抓起來嗎？”她被嚇壞了，給我打電話說，連她最信賴的警察都那樣罵她。她真的絕望了。
去年，有個孩子打電話來求助，說要殺死爸爸。我瞭解情況後，得知孩子的父母已經離婚，父親對孩子長期實施家暴。我建議孩子的母親去報警，然後爭取孩子的監護權。那個母親鼓起很大勇氣，才走進了派出所。警察說，“就你們這些女人，為了實現自己的目的，拿孩子來做手段”。她被罵了一頓，覺得非常委屈，懷疑自己是否做錯了。
在目前的社會文化裡，家暴受害者不僅得不到支持，反而被指責。在爭取孩子的撫養權時，那個母親根據律師的建議，為孩子先申請安全保護令。法官說，“你怎麼能這麼做？”很多司法人員錯誤地認為，作為女人應該忍辱負重，維護家庭的和諧。在這個過程中，社工需要給案主一些心理的支持和現實的建議。
前年，我遇到一個個案。一個幼兒園老師發現班上某個3歲的女孩子下體有傷。檢查之後，發現是性侵，於是報警。女孩說是爸爸乾的，警察把爸爸抓了，可是他不承認。於是警察只好把人放了。家裡人去學校領孩子，幼兒園的老師有正義感，堅決不讓孩子回去。在中國，撤銷監護權的訴訟很艱難，也鮮有成功的案例。當時，婦聯和警察都在場，就讓孩子自己決定，是否跟家人回去。孩子說不回去，婦聯就給她找了臨時安置的地點。
那一刻，在我心裡定格。對未成年人的保護在哪裡？讓一個只有三歲的孩子保護自己，這是所有司法，所有成年人的恥辱。在反家暴成熟的國家，成年人要做正確的事情。所有義務責任，都清晰地列出來。孩子遇到危險，就算沒有明確的證據，周圍的人和機構都有強制報告的義務，警察有權把孩子帶離危險的家庭，家外安置，社工還需要做社會背景調查評估，有必要的時候，多部門會商是否撤銷監護權。目前，我們缺乏對未成年人家暴負責的部門，人人有責，現實中變成人人無責，凝聚不起來，不能為受害人提供保障。
口述 | 佚名
採訪、文 | 羅潔琪
兒童虐待包括身體虐待、性虐待、情感虐待、忽視和目睹家庭暴力。中國農業大學的教授方向明發表於2015年的研究《中國兒童受虐待的經濟負擔：系統性的審查》（The Burden of Child Maltreatment in China: A systematic review）估計，中國 0-17 歲兒童中，遭受軀體虐待的發生率為 26.6%、 情感虐待的發生率為 19.6%、性虐待的發生率為 8.7%、 忽視的發生率為 26.0%。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張雪梅研究團隊於2014年發表的《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案件調查與研究報告》顯示，2008年1月至2011年1月三年期間媒體報道的300個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案件進行調研， 施暴主體為親生父母的佔76%（其中生父施暴的佔39.66%，生母施暴佔30.67%，父母雙方施暴的佔5.67%。）；施暴主體為繼父母或養父母的佔10.33%；施暴主體為祖父母外祖父母等其他家庭成員的佔11.67；遺棄案件為施暴主體不詳佔3%。從統計中可以看出，父母是對未成年人施暴的主要主體，佔86.33%。
但是目前，人們，包括國家反家暴職能部門工作人員，仍然普遍認為打罵孩子是管教未成年人的一種方式，習以為常，對沒有造成傷害後果的侵權行為不以為是家庭暴力，甚至合理化。
以下是一名從事反家暴工作的社工的口述。
1
我做社工是誤打誤撞。以前我做生意，後來考取了心理諮詢師的資格證書，就想嘗試做個案，並不想當社工。在當前的中國，社工的專業性不強，收入不高，男性從業者比較少。就算是公益機構的社工也習慣否認自己的身份，害怕社會上鄙視的眼光。
有一次我參加了一場臺灣反家暴專家的培訓，課堂上播放了一段音頻，內容是一個美國小女孩撥911報警，講述媽媽的男朋友打她、她的妹妹和她的媽媽。那個過程，讓我聽得很揪心。臺灣和香港在反家暴方面有比較成熟的社工經驗，例如對目睹家暴兒童的心理創傷治療、幫助受害人成長、對施害人矯正救治、恢復親子關係等。那一刻，我產生一個念頭——這是我想做的事情。
2017年2月，我加入了XX市家庭暴力防護中心。XX中心有10多個員工，總部有3個人，其餘的人在本地不同區域的服務點辦公。我對中心的全部個案實施督導。所謂的督導，就是社工中的社工。
現在我們所在的城市基本已經實現社區社工全覆蓋，但是，社區社工很少深度介入家庭暴力個案，一般是以各級婦聯的工作人員、婚調員或者律師為主。一些公益機構的社工做項目比較多，例如去學校、社區做預防家庭暴力，防範校園暴力的的講座，這些服務相對更容易獲得資助。資助個案服務的項目很少，但是，我喜歡做個案，我想幫助具體的人。
小時候，我家鄉的村莊路邊曾有個被遺棄的女嬰，她只有幾個月大，腳有殘疾。我記得好多人去看，我爺爺也去喂她稀飯。但後來女嬰還是活活餓死了。那個小生命，讓我的心很受折磨。全村的活人，卻讓一個嬰兒活活餓死了，太罪孽了。現在，我有機會救助未成年人，感覺像給那個女嬰還債。
因為家暴具有隱蔽性，未成年人受暴是更難以為外人所知。有的男性夥伴在婦女反家暴領域深耕多年，後來投身了未成年人保護的領域。
做社工，容易到處管閒事。就算在大街上走著，看到有家長打孩子，我都會上去幹預。有一次，一個父親在兒童醫院的路邊對孩子扇耳光。那種動作，盛氣凌人，像在展示父親的威嚴。我大聲叫停，那個男人很凶地說，“你走開，我知道怎麼教育我的孩子”。這類父母太多了，所以需要有情懷的關鍵人物來帶動公眾和社會的進步。但是也不要太高看自己，現實太多困難，每個人只能在自己的崗位上做一些正確事情。社工，只是一個標籤，背後是服務大眾的使命。
2017年5月，我的朋友在某個公園散步，常常看到一個男童和他的姥姥。某一天，一個男子毆打那名男童，用皮帶抽，然後抱起孩子，把孩子的頭往牆上撞。很多人圍觀，雖然有人說“打得太狠了”，但是沒有人報警。
過了幾天我朋友才告訴我這件事情。我著急了，“你們怎麼不早點和我說，難道你們不知道我是幹什麼的嗎？”
接下來的週末，我讓朋友陪著我去公園，找到了那個姥姥和孩子。老人說，孩子才9歲，母親已經離婚，在當地酒吧工作，打孩子的男人是母親的男朋友，無正當職業。孩子的母親說，要麼把孩子賣掉，要麼把孩子帶回老家，扔在前夫家門口。老人雖然心疼外孫，可是自身難保，無力撫養。在老家，她長期被丈夫家暴。好幾次逃跑到救助站，最後又被遣送回家。這次又逃出來，躲在女兒的出租屋，幫忙看孩子。老人的丈夫放言，絕對不許把孩子帶回家裡養。
孩子的母親幼時是目睹家暴的兒童，長大後，也成了一名家暴施害人。老人說，2017年3月，孩子母親用腳踹孩子，致使他撞到桌角，頭破血流；平時還用手機充電線勒住孩子的脖子，把他吊起來，孩子幾乎不能呼吸。
在現場，我看到了孩子的頭部、脖子和臀部都有傷痕，就拍了照。孩子姥姥講述家暴的細節也拍了視頻。掌握了初步證據，我們委託公益律師報警。派出所出警了，但是說“找不到地址”，無功而返。我親自去出租屋確認了地址，再次去找派出所。
走到門口時，我猶豫了。為什麼猶豫呢？因為我只是一名社工，做多少才合法、合理、合格？我已經報過警，算是盡了強制報告的義務了。那個時候是週末，天黑了，是晚飯的時間了。我在心裡給自己找藉口。後來，我給北京反家暴的專家馮媛老師發了一個微信， 問還要不要報警。發完之後，我就笑了。是否報警，要不要擔當，存乎一心。我問馮媛老師，幻想著她會回覆“你很辛苦了，不要跟進了。按照法律規定，你做得足夠了”。我明白，這只不過是我在轉嫁責任而已。
沒等她的回覆，我直接進去派出所。那一刻，我覺得自己作為社工，已經斷奶了。很多時候，警察就說一句話，“這個事情就這麼處理了。” 有時候，某些領導也會說，“這個事情不要管了”，社工還敢爭取事主的權益嗎？要願意去做，有能力去做，敢於做，滿足了這三個條件，才能體現專業性。
在派出所，我給警察看了那個姥姥的視頻，證明家暴的真實性。但是警察不願意再次出警。
根據機構的工作流程，我寫了案件說明，反饋給基層的婦聯，建議多個政府部門聯動干預。我預估分析，這是一個典型的監護人侵害未成年人個案，孩子遭受嚴重的家暴，甚至有生命危險，極有可能被遺棄或者賣掉。有必要根據《反家庭暴力法》立即報警。
到了週一，警察沒來。我和婦聯的工作人員、社區的社工等人一起去了男童的出租屋。作為公益組織的幹事，我要依託居委會的力量，社區的社工負責聯繫事主，而我對個案進行督導。
孩子的母親很年輕，才30歲出頭，她打電話讓男朋友回來。這位母親說，懷疑孩子有多動症，孩子在學校裡經常打同學，換了幾個學校都被開除了，自己是氣不過才動手打。她還說不想養這個孩子了。那個男朋友否認在公園打過孩子，並且威脅孩子的母親說，如果孩子的多動症治不好，就要跟她分手。
我救助過的好幾例個案，都把受暴兒童當多動症患者。醫生的診斷裡對孩子受家暴的歷史隻字不提。我覺得這樣是不科學的，家暴會改變孩子的心理和行為，這未必是多動症的症狀。
在現場，我們做了普法，進行說服教育，強調打孩子是違法的。離開後，我們決定先觀察一段時間，由社區的社工定期家訪，確保家暴行為不再發生。
後來，社工回訪，孩子的母親已經搬離，失聯了。
2
那是我督導的第一個兒童遭受家暴的個案。偶爾，我也會想起，那個孩子現在怎麼樣了？我問過社區的社工，她沒回復，直接把我的微信刪掉了。
在結案報告上，我們對事主用了“失聯”這樣的字眼，實際上是我沒有堅持尋找那個孩子。每當想起他，我都很自責，同時也感到很無助。社工的角色只能是穿針引線，作為個案管理員，通過倡導尋找資源，激活案子相關部門，例如學校、民政、警察、檢察院和法院。我們自身沒有權力。
我認為不能實現有效救助那個男孩，是因為沒有確定的個案管理員。一個高素質的、專業的個案管理員是反家暴行動的主心骨；警方參與是必要的，社工的訓誡力度不夠。
《反家暴法》第十四條規定， 學校、幼兒園、醫療機構、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社會工作服務機構、救助管理機構、福利機構及其工作人員發現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家庭暴力的，應當及時報警。這就是強制報告義務。如果沒有履行，法律只是說，造成嚴重後果，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處分。具體如何處分，法律沒說。很多強制報告義務主體，發現了之後，並不報警，怕惹事，怕擔當責任。前段時間，山東一個女孩被父親活活打死。可是，我沒看到新聞說對強制報告義務主體有問責。我打電話給山東省政府的有關部門，說對這個事情很關注，如果能啟動問責機制，會讓公眾更加重視保護兒童權利。接電話的人只說了一句，“謝謝你的反饋”。然後，沒有下文了。
反家暴法規定了“家暴告誡書”，可是如果警察不願意出警，就不能奢談“家暴告誡書”。
前幾天，一個受家暴的孩子鼓起勇氣報警。警察吼著說，“你想讓我怎麼辦？讓我24小時保護你嗎？讓我把你爸爸媽媽抓起來嗎？”她被嚇壞了，給我打電話說，連她最信賴的警察都那樣罵她。她真的絕望了。
去年，有個孩子打電話來求助，說要殺死爸爸。我瞭解情況後，得知孩子的父母已經離婚，父親對孩子長期實施家暴。我建議孩子的母親去報警，然後爭取孩子的監護權。那個母親鼓起很大勇氣，才走進了派出所。警察說，“就你們這些女人，為了實現自己的目的，拿孩子來做手段”。她被罵了一頓，覺得非常委屈，懷疑自己是否做錯了。
在目前的社會文化裡，家暴受害者不僅得不到支持，反而被指責。在爭取孩子的撫養權時，那個母親根據律師的建議，為孩子先申請安全保護令。法官說，“你怎麼能這麼做？”很多司法人員錯誤地認為，作為女人應該忍辱負重，維護家庭的和諧。在這個過程中，社工需要給案主一些心理的支持和現實的建議。
前年，我遇到一個個案。一個幼兒園老師發現班上某個3歲的女孩子下體有傷。檢查之後，發現是性侵，於是報警。女孩說是爸爸乾的，警察把爸爸抓了，可是他不承認。於是警察只好把人放了。家裡人去學校領孩子，幼兒園的老師有正義感，堅決不讓孩子回去。在中國，撤銷監護權的訴訟很艱難，也鮮有成功的案例。當時，婦聯和警察都在場，就讓孩子自己決定，是否跟家人回去。孩子說不回去，婦聯就給她找了臨時安置的地點。
那一刻，在我心裡定格。對未成年人的保護在哪裡？讓一個只有三歲的孩子保護自己，這是所有司法，所有成年人的恥辱。在反家暴成熟的國家，成年人要做正確的事情。所有義務責任，都清晰地列出來。孩子遇到危險，就算沒有明確的證據，周圍的人和機構都有強制報告的義務，警察有權把孩子帶離危險的家庭，家外安置，社工還需要做社會背景調查評估，有必要的時候，多部門會商是否撤銷監護權。目前，我們缺乏對未成年人家暴負責的部門，人人有責，現實中變成人人無責，凝聚不起來，不能為受害人提供保障。
2006年9月11日，甘肅蘭州，來自甘肅定西市通渭縣平襄鎮的青年婦女， 因自己結婚多年不孕，居然對其表姐託付給讓她代管的2歲女孩，進行長達兩多月的虐待和毆打。圖文無關，圖片來自視覺中國
3
在工作中，我逐漸地瞭解社工的倫理和價值觀，也越來越認可這些。
兩年前，我接到一個求助電話。求助人是一個在外地的女性，她長期受丈夫家暴並囚禁。某一天，她一絲不掛地逃出來，躲到了閨蜜的家裡。她在網上尋找反家暴的機構，四處打電話。我接到她的電話後，覺得情況比較棘手，就打電話給馮媛老師求助。馮媛是著名的反家暴活動家，北京為平婦女權益機構共同發起人之一。
女事主求助當天的凌晨，家暴施害者就找到了她，堵在了電梯裡。那個時候我和馮媛老師已經找到當地的律師和社工，組建了微信群，進行跨區域的聯合行動。經歷了很多驚險，那個家暴受害者最後離婚了。但是，仍然被丈夫利用孩子進行威脅，逼她回去。有時候她會接到莫名其妙的電話，回覆過去，沒有聲音。我們需要在法律上援助，在精神上給她賦能。
馮媛老師對那次救助進行了總指揮。她常常說自己是雜家，在我眼裡，她是一名很專業的社工。在她身上，我看到一個有情懷的公益人是怎麼去幫助受困的婦女兒童，同時能圓融地利用各種資源。
我曾經見過一個受家暴的女性，她的眼睛被打得腫得像桃子一樣，渾身無力。作為普通女工，她一個人掙錢供兩個女兒上學，丈夫常年在家不工作，還對她打罵。有一天她逃到婦聯，不敢回家。聽她的敘述，家裡很危險。我和婦聯的工作人員一起陪著她回去。開門後，我見到一個很瘦小的男人。他見到我們就縮成一團。在體力上，他很弱小。但是在受害人眼裡，那就是一座山，永遠無法翻越。社工的工作強調“案主自覺”，對受害者賦能，喚醒自強的意識。如果她的力量被喚起，覺得有能力保護自己了，我們的工作就到位了。
有人對我說，“在反家暴的事業中，太少男社工了。你能留下，很稀有”。在性別平等的事業裡，缺了男性參與，有可能實現男女平等嗎？如果男性只是旁觀，女性再提倡，最終也不可能實現平等。男性的優勢和視角很重要，能幫助家暴受害人換一個角度審視異性，即天下也有尊重女性的男性，並不是所有的男人都是有暴力的。
但是，也並不是所有案主都信任社工。
曾經有個大學女教師被家暴，夫妻吵架，丈夫掐著她的脖子，還用刀砍，2歲的女兒目睹了整個過程。女教師報警了，施害人被刑事拘留。
那個時候，我作為社工試圖介入。我和同事通過社區的聯繫在醫院找到了受害人。她不清楚我能做什麼，病房的兩個警察擔心有輿論的壓力，非常警惕地問，“你們哪裡來的？誰讓你來的？”我跟受害人解釋，我們可以為她做法律援助，心理疏導，孩子的應激創傷治療等。她還是不清楚，我們社工是幹什麼的。我反覆澄清，能做什麼，要做什麼，而且不收費。 但她認為社工幹不了什麼事情，我們也很難介入更多。
有些個案，我們做了很多事情， 最後發現還是在原點。曾經在某個無助的深夜，我發了個私密的朋友圈，只有我自己看得見。我寫：“想找個地方大哭一場，找不到地方，更想哭，只想哭”。
4
我也做過對男性施暴者的矯正教育，這個領域是反家暴行動中非常欠缺的。
2017年，一個施暴者把女朋友掐得翻白眼，差點沒活過來。他覺得自己應該改了，給我打了電話。有時候，男的施暴者會認為，男人能理解男人。我通常不會對這樣的期望直接給予迴應，而是儘量做一些常識性的工作。兩個月的課程後，他給我發信息反饋說，能對情緒做出良好的控制。事實上，效果很難說。也許下次，在相同的情景，他仍然會用暴力。
我現在反省，在反家暴的模式中，過多使用柔性的策略和普法說教未必有效。
曾經有一個受害人強烈希望社工和施暴者接觸，提供矯治教育。施暴者曾經一手提著煤氣罐，一手拿著打火機，要燒死老婆，他還拿過刀。我和他約在社區的黨群服務中心見面。我和同伴提前到了，坐在靠門的位置，心裡預設，萬一有危險，就奪門而逃。我們的前面還擺了很寬的桌子，防止他有攻擊行為。我還帶了自制的辣椒水，現場還有保安。除此之外，我們還把獎盃等硬的東西收起來了，怕成為他的凶器。窗戶也關上了，防止他情緒激動的時候跳樓。
那個施暴者認為，一切都是老婆的錯，要用非常殘忍的手段，讓她知道怎麼做人。我儘量表示誠懇，表示對他的人是接納的，對他的家暴行為是不接受的。慢慢地，他的精神鬆弛了，雙方有了進一步討論的可能。他非常健談，後來說了一句，“老婆還打過我一耳光”。我覺得機會來了，就說“打得好”！他呆住了，因為從來沒有人敢這樣對他說過。我啟發他，讓他體驗到被打的震驚和羞辱，他是否想過別人也會有這樣的感覺？是否有過反思？
但是，對施害者的矯治並非一兩次反思就能改變。扭轉認知，改變價值觀，是很久以後的事情，警察干預是第一步的，也是最有威懾力的。心理諮詢師對行為矯治，那是後話。
2018年，一位警察帶著一名11歲的女孩芳芳來到反家暴防護中心尋求支持。女孩1歲時，父母就離異，撫養權歸父親。父親在城市打工，祖父母在老家照料孩子。9歲的時候，父親把她接到城裡上學，共同生活。父親常常因為學習的問題毆打她，聲稱“我是為她好，將來她會感激我的”。2018年8月3日，因為背誦課文的事情，父親用鐵尺抽打孩子的手臂、腿部，導致她身上和臉上有多處紅腫和劃破。民警發現，身上還有很多新舊傷痕。芳芳說，是父親用衣架或者鐵棍毆打留下的痕跡。
芳芳逃出家門，到了派出所報案，希望“離家出走打工，不想在留在父親身邊”。由於是民警主動發起對家暴受害人的救助，婦聯隨後的工作比較順暢。婦聯安排了一名社工當個案管理員，全面負責申請各種政府資源，而我當專業的督導。我當時想觸摸一下救助兒童受家暴的“行業天花板”——實現孩子的家外安置。在警方的支持下，成功地把孩子安置在她的姑媽家裡，警方明確告知她的父親，7天內不允許接觸孩子，不得沒收孩子的手機，不能突然搬家，應接受婦聯和公安的監督。另外，警方還出具了家暴告誡書。
警方責令芳芳的父親接受強制矯治課程，我給他上了兩次小組課。在課堂上，一位社區工作人員回憶起自身的成長經歷，說起母親言語和肢體上給她留下的傷害。那個父親似乎也明白了愛不能成為暴力的藉口。他曾經捂著臉說，希望以後自己可以成為女兒溫暖的港灣。
芳芳得到救助，得益於高素質的個案管理員，以及碰巧遇上一個有責任感的民警。不過，案件還沒結，擔任個案管理員的婦聯社工就辭職了。行業流動率太高，發展前景不明朗，薪酬偏低，難以留住人才，是目前社工行業的隱痛。
我做反家暴兩年多，算是菜鳥，卻常常被當成專家去講課。這隻能說明，這個領域的從業人員太少了，是瘸子裡挑將軍。我的在職研究生導師曾對我說，你還年輕，幹什麼公益，別提聽他們忽悠了。要養家餬口。我也很擔心，生活在經濟社會裡終歸有壓力。做反家暴的事情，最初是為了意義感，做久了，就是責任感。但是，對於我妻子來說很不公平，我對家庭的責任不到位。這是讓我痛苦的地方。
作為民間公益組織，我們的資金全部靠自籌。在反家暴法出臺以前，由於缺乏政策支持和公眾對反家暴工作的認知程度有限，僅有少量的政府部門和基金會資助項目，曾經有過咬緊牙關苦苦支撐的時候。隨著反家暴法的出臺，有了政策支持，政府對於家庭暴力防治工作的投入不斷增加，社會大眾對於家庭暴力的討論也越來越多，我們得到了更多機會去發聲、倡導、制定服務標準、培養更多同行者等等，我們也承接了更多項目。現在我們能夠為一線的反家暴社工爭取行業中更合理的薪酬待遇，但是社工整體仍然面臨薪酬偏低、發展前景不明朗、工作壓力大、認同度低等問題。在本地，大部分在一線工作的社工稅前收入只有5000元左右，種種困境，使社工的流失率居高不下，我們培養過的同事一段時間後可能就離開行業了，只好不斷從頭培養。
我對名利的認識有個變化的過程。名利是為了服務，而不是服務為了名利，名利也不是不能要。我的夥伴曾說，她堅守了 6 年，終於等來了我——一個願意一起堅守的男性反家暴社工。我把這些當成是勉勵。
我一直在提醒自己，要做好一個人，而不是人物。
口述 | 佚名
採訪、文 | 羅潔琪
兒童虐待包括身體虐待、性虐待、情感虐待、忽視和目睹家庭暴力。中國農業大學的教授方向明發表於2015年的研究《中國兒童受虐待的經濟負擔：系統性的審查》（The Burden of Child Maltreatment in China: A systematic review）估計，中國 0-17 歲兒童中，遭受軀體虐待的發生率為 26.6%、 情感虐待的發生率為 19.6%、性虐待的發生率為 8.7%、 忽視的發生率為 26.0%。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張雪梅研究團隊於2014年發表的《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案件調查與研究報告》顯示，2008年1月至2011年1月三年期間媒體報道的300個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案件進行調研， 施暴主體為親生父母的佔76%（其中生父施暴的佔39.66%，生母施暴佔30.67%，父母雙方施暴的佔5.67%。）；施暴主體為繼父母或養父母的佔10.33%；施暴主體為祖父母外祖父母等其他家庭成員的佔11.67；遺棄案件為施暴主體不詳佔3%。從統計中可以看出，父母是對未成年人施暴的主要主體，佔86.33%。
但是目前，人們，包括國家反家暴職能部門工作人員，仍然普遍認為打罵孩子是管教未成年人的一種方式，習以為常，對沒有造成傷害後果的侵權行為不以為是家庭暴力，甚至合理化。
以下是一名從事反家暴工作的社工的口述。
1
我做社工是誤打誤撞。以前我做生意，後來考取了心理諮詢師的資格證書，就想嘗試做個案，並不想當社工。在當前的中國，社工的專業性不強，收入不高，男性從業者比較少。就算是公益機構的社工也習慣否認自己的身份，害怕社會上鄙視的眼光。
有一次我參加了一場臺灣反家暴專家的培訓，課堂上播放了一段音頻，內容是一個美國小女孩撥911報警，講述媽媽的男朋友打她、她的妹妹和她的媽媽。那個過程，讓我聽得很揪心。臺灣和香港在反家暴方面有比較成熟的社工經驗，例如對目睹家暴兒童的心理創傷治療、幫助受害人成長、對施害人矯正救治、恢復親子關係等。那一刻，我產生一個念頭——這是我想做的事情。
2017年2月，我加入了XX市家庭暴力防護中心。XX中心有10多個員工，總部有3個人，其餘的人在本地不同區域的服務點辦公。我對中心的全部個案實施督導。所謂的督導，就是社工中的社工。
現在我們所在的城市基本已經實現社區社工全覆蓋，但是，社區社工很少深度介入家庭暴力個案，一般是以各級婦聯的工作人員、婚調員或者律師為主。一些公益機構的社工做項目比較多，例如去學校、社區做預防家庭暴力，防範校園暴力的的講座，這些服務相對更容易獲得資助。資助個案服務的項目很少，但是，我喜歡做個案，我想幫助具體的人。
小時候，我家鄉的村莊路邊曾有個被遺棄的女嬰，她只有幾個月大，腳有殘疾。我記得好多人去看，我爺爺也去喂她稀飯。但後來女嬰還是活活餓死了。那個小生命，讓我的心很受折磨。全村的活人，卻讓一個嬰兒活活餓死了，太罪孽了。現在，我有機會救助未成年人，感覺像給那個女嬰還債。
因為家暴具有隱蔽性，未成年人受暴是更難以為外人所知。有的男性夥伴在婦女反家暴領域深耕多年，後來投身了未成年人保護的領域。
做社工，容易到處管閒事。就算在大街上走著，看到有家長打孩子，我都會上去幹預。有一次，一個父親在兒童醫院的路邊對孩子扇耳光。那種動作，盛氣凌人，像在展示父親的威嚴。我大聲叫停，那個男人很凶地說，“你走開，我知道怎麼教育我的孩子”。這類父母太多了，所以需要有情懷的關鍵人物來帶動公眾和社會的進步。但是也不要太高看自己，現實太多困難，每個人只能在自己的崗位上做一些正確事情。社工，只是一個標籤，背後是服務大眾的使命。
2017年5月，我的朋友在某個公園散步，常常看到一個男童和他的姥姥。某一天，一個男子毆打那名男童，用皮帶抽，然後抱起孩子，把孩子的頭往牆上撞。很多人圍觀，雖然有人說“打得太狠了”，但是沒有人報警。
過了幾天我朋友才告訴我這件事情。我著急了，“你們怎麼不早點和我說，難道你們不知道我是幹什麼的嗎？”
接下來的週末，我讓朋友陪著我去公園，找到了那個姥姥和孩子。老人說，孩子才9歲，母親已經離婚，在當地酒吧工作，打孩子的男人是母親的男朋友，無正當職業。孩子的母親說，要麼把孩子賣掉，要麼把孩子帶回老家，扔在前夫家門口。老人雖然心疼外孫，可是自身難保，無力撫養。在老家，她長期被丈夫家暴。好幾次逃跑到救助站，最後又被遣送回家。這次又逃出來，躲在女兒的出租屋，幫忙看孩子。老人的丈夫放言，絕對不許把孩子帶回家裡養。
孩子的母親幼時是目睹家暴的兒童，長大後，也成了一名家暴施害人。老人說，2017年3月，孩子母親用腳踹孩子，致使他撞到桌角，頭破血流；平時還用手機充電線勒住孩子的脖子，把他吊起來，孩子幾乎不能呼吸。
在現場，我看到了孩子的頭部、脖子和臀部都有傷痕，就拍了照。孩子姥姥講述家暴的細節也拍了視頻。掌握了初步證據，我們委託公益律師報警。派出所出警了，但是說“找不到地址”，無功而返。我親自去出租屋確認了地址，再次去找派出所。
走到門口時，我猶豫了。為什麼猶豫呢？因為我只是一名社工，做多少才合法、合理、合格？我已經報過警，算是盡了強制報告的義務了。那個時候是週末，天黑了，是晚飯的時間了。我在心裡給自己找藉口。後來，我給北京反家暴的專家馮媛老師發了一個微信， 問還要不要報警。發完之後，我就笑了。是否報警，要不要擔當，存乎一心。我問馮媛老師，幻想著她會回覆“你很辛苦了，不要跟進了。按照法律規定，你做得足夠了”。我明白，這只不過是我在轉嫁責任而已。
沒等她的回覆，我直接進去派出所。那一刻，我覺得自己作為社工，已經斷奶了。很多時候，警察就說一句話，“這個事情就這麼處理了。” 有時候，某些領導也會說，“這個事情不要管了”，社工還敢爭取事主的權益嗎？要願意去做，有能力去做，敢於做，滿足了這三個條件，才能體現專業性。
在派出所，我給警察看了那個姥姥的視頻，證明家暴的真實性。但是警察不願意再次出警。
根據機構的工作流程，我寫了案件說明，反饋給基層的婦聯，建議多個政府部門聯動干預。我預估分析，這是一個典型的監護人侵害未成年人個案，孩子遭受嚴重的家暴，甚至有生命危險，極有可能被遺棄或者賣掉。有必要根據《反家庭暴力法》立即報警。
到了週一，警察沒來。我和婦聯的工作人員、社區的社工等人一起去了男童的出租屋。作為公益組織的幹事，我要依託居委會的力量，社區的社工負責聯繫事主，而我對個案進行督導。
孩子的母親很年輕，才30歲出頭，她打電話讓男朋友回來。這位母親說，懷疑孩子有多動症，孩子在學校裡經常打同學，換了幾個學校都被開除了，自己是氣不過才動手打。她還說不想養這個孩子了。那個男朋友否認在公園打過孩子，並且威脅孩子的母親說，如果孩子的多動症治不好，就要跟她分手。
我救助過的好幾例個案，都把受暴兒童當多動症患者。醫生的診斷裡對孩子受家暴的歷史隻字不提。我覺得這樣是不科學的，家暴會改變孩子的心理和行為，這未必是多動症的症狀。
在現場，我們做了普法，進行說服教育，強調打孩子是違法的。離開後，我們決定先觀察一段時間，由社區的社工定期家訪，確保家暴行為不再發生。
後來，社工回訪，孩子的母親已經搬離，失聯了。
2
那是我督導的第一個兒童遭受家暴的個案。偶爾，我也會想起，那個孩子現在怎麼樣了？我問過社區的社工，她沒回復，直接把我的微信刪掉了。
在結案報告上，我們對事主用了“失聯”這樣的字眼，實際上是我沒有堅持尋找那個孩子。每當想起他，我都很自責，同時也感到很無助。社工的角色只能是穿針引線，作為個案管理員，通過倡導尋找資源，激活案子相關部門，例如學校、民政、警察、檢察院和法院。我們自身沒有權力。
我認為不能實現有效救助那個男孩，是因為沒有確定的個案管理員。一個高素質的、專業的個案管理員是反家暴行動的主心骨；警方參與是必要的，社工的訓誡力度不夠。
《反家暴法》第十四條規定， 學校、幼兒園、醫療機構、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社會工作服務機構、救助管理機構、福利機構及其工作人員發現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家庭暴力的，應當及時報警。這就是強制報告義務。如果沒有履行，法律只是說，造成嚴重後果，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處分。具體如何處分，法律沒說。很多強制報告義務主體，發現了之後，並不報警，怕惹事，怕擔當責任。前段時間，山東一個女孩被父親活活打死。可是，我沒看到新聞說對強制報告義務主體有問責。我打電話給山東省政府的有關部門，說對這個事情很關注，如果能啟動問責機制，會讓公眾更加重視保護兒童權利。接電話的人只說了一句，“謝謝你的反饋”。然後，沒有下文了。
反家暴法規定了“家暴告誡書”，可是如果警察不願意出警，就不能奢談“家暴告誡書”。
前幾天，一個受家暴的孩子鼓起勇氣報警。警察吼著說，“你想讓我怎麼辦？讓我24小時保護你嗎？讓我把你爸爸媽媽抓起來嗎？”她被嚇壞了，給我打電話說，連她最信賴的警察都那樣罵她。她真的絕望了。
去年，有個孩子打電話來求助，說要殺死爸爸。我瞭解情況後，得知孩子的父母已經離婚，父親對孩子長期實施家暴。我建議孩子的母親去報警，然後爭取孩子的監護權。那個母親鼓起很大勇氣，才走進了派出所。警察說，“就你們這些女人，為了實現自己的目的，拿孩子來做手段”。她被罵了一頓，覺得非常委屈，懷疑自己是否做錯了。
在目前的社會文化裡，家暴受害者不僅得不到支持，反而被指責。在爭取孩子的撫養權時，那個母親根據律師的建議，為孩子先申請安全保護令。法官說，“你怎麼能這麼做？”很多司法人員錯誤地認為，作為女人應該忍辱負重，維護家庭的和諧。在這個過程中，社工需要給案主一些心理的支持和現實的建議。
前年，我遇到一個個案。一個幼兒園老師發現班上某個3歲的女孩子下體有傷。檢查之後，發現是性侵，於是報警。女孩說是爸爸乾的，警察把爸爸抓了，可是他不承認。於是警察只好把人放了。家裡人去學校領孩子，幼兒園的老師有正義感，堅決不讓孩子回去。在中國，撤銷監護權的訴訟很艱難，也鮮有成功的案例。當時，婦聯和警察都在場，就讓孩子自己決定，是否跟家人回去。孩子說不回去，婦聯就給她找了臨時安置的地點。
那一刻，在我心裡定格。對未成年人的保護在哪裡？讓一個只有三歲的孩子保護自己，這是所有司法，所有成年人的恥辱。在反家暴成熟的國家，成年人要做正確的事情。所有義務責任，都清晰地列出來。孩子遇到危險，就算沒有明確的證據，周圍的人和機構都有強制報告的義務，警察有權把孩子帶離危險的家庭，家外安置，社工還需要做社會背景調查評估，有必要的時候，多部門會商是否撤銷監護權。目前，我們缺乏對未成年人家暴負責的部門，人人有責，現實中變成人人無責，凝聚不起來，不能為受害人提供保障。
2006年9月11日，甘肅蘭州，來自甘肅定西市通渭縣平襄鎮的青年婦女， 因自己結婚多年不孕，居然對其表姐託付給讓她代管的2歲女孩，進行長達兩多月的虐待和毆打。圖文無關，圖片來自視覺中國
3
在工作中，我逐漸地瞭解社工的倫理和價值觀，也越來越認可這些。
兩年前，我接到一個求助電話。求助人是一個在外地的女性，她長期受丈夫家暴並囚禁。某一天，她一絲不掛地逃出來，躲到了閨蜜的家裡。她在網上尋找反家暴的機構，四處打電話。我接到她的電話後，覺得情況比較棘手，就打電話給馮媛老師求助。馮媛是著名的反家暴活動家，北京為平婦女權益機構共同發起人之一。
女事主求助當天的凌晨，家暴施害者就找到了她，堵在了電梯裡。那個時候我和馮媛老師已經找到當地的律師和社工，組建了微信群，進行跨區域的聯合行動。經歷了很多驚險，那個家暴受害者最後離婚了。但是，仍然被丈夫利用孩子進行威脅，逼她回去。有時候她會接到莫名其妙的電話，回覆過去，沒有聲音。我們需要在法律上援助，在精神上給她賦能。
馮媛老師對那次救助進行了總指揮。她常常說自己是雜家，在我眼裡，她是一名很專業的社工。在她身上，我看到一個有情懷的公益人是怎麼去幫助受困的婦女兒童，同時能圓融地利用各種資源。
我曾經見過一個受家暴的女性，她的眼睛被打得腫得像桃子一樣，渾身無力。作為普通女工，她一個人掙錢供兩個女兒上學，丈夫常年在家不工作，還對她打罵。有一天她逃到婦聯，不敢回家。聽她的敘述，家裡很危險。我和婦聯的工作人員一起陪著她回去。開門後，我見到一個很瘦小的男人。他見到我們就縮成一團。在體力上，他很弱小。但是在受害人眼裡，那就是一座山，永遠無法翻越。社工的工作強調“案主自覺”，對受害者賦能，喚醒自強的意識。如果她的力量被喚起，覺得有能力保護自己了，我們的工作就到位了。
有人對我說，“在反家暴的事業中，太少男社工了。你能留下，很稀有”。在性別平等的事業裡，缺了男性參與，有可能實現男女平等嗎？如果男性只是旁觀，女性再提倡，最終也不可能實現平等。男性的優勢和視角很重要，能幫助家暴受害人換一個角度審視異性，即天下也有尊重女性的男性，並不是所有的男人都是有暴力的。
但是，也並不是所有案主都信任社工。
曾經有個大學女教師被家暴，夫妻吵架，丈夫掐著她的脖子，還用刀砍，2歲的女兒目睹了整個過程。女教師報警了，施害人被刑事拘留。
那個時候，我作為社工試圖介入。我和同事通過社區的聯繫在醫院找到了受害人。她不清楚我能做什麼，病房的兩個警察擔心有輿論的壓力，非常警惕地問，“你們哪裡來的？誰讓你來的？”我跟受害人解釋，我們可以為她做法律援助，心理疏導，孩子的應激創傷治療等。她還是不清楚，我們社工是幹什麼的。我反覆澄清，能做什麼，要做什麼，而且不收費。 但她認為社工幹不了什麼事情，我們也很難介入更多。
有些個案，我們做了很多事情， 最後發現還是在原點。曾經在某個無助的深夜，我發了個私密的朋友圈，只有我自己看得見。我寫：“想找個地方大哭一場，找不到地方，更想哭，只想哭”。
4
我也做過對男性施暴者的矯正教育，這個領域是反家暴行動中非常欠缺的。
2017年，一個施暴者把女朋友掐得翻白眼，差點沒活過來。他覺得自己應該改了，給我打了電話。有時候，男的施暴者會認為，男人能理解男人。我通常不會對這樣的期望直接給予迴應，而是儘量做一些常識性的工作。兩個月的課程後，他給我發信息反饋說，能對情緒做出良好的控制。事實上，效果很難說。也許下次，在相同的情景，他仍然會用暴力。
我現在反省，在反家暴的模式中，過多使用柔性的策略和普法說教未必有效。
曾經有一個受害人強烈希望社工和施暴者接觸，提供矯治教育。施暴者曾經一手提著煤氣罐，一手拿著打火機，要燒死老婆，他還拿過刀。我和他約在社區的黨群服務中心見面。我和同伴提前到了，坐在靠門的位置，心裡預設，萬一有危險，就奪門而逃。我們的前面還擺了很寬的桌子，防止他有攻擊行為。我還帶了自制的辣椒水，現場還有保安。除此之外，我們還把獎盃等硬的東西收起來了，怕成為他的凶器。窗戶也關上了，防止他情緒激動的時候跳樓。
那個施暴者認為，一切都是老婆的錯，要用非常殘忍的手段，讓她知道怎麼做人。我儘量表示誠懇，表示對他的人是接納的，對他的家暴行為是不接受的。慢慢地，他的精神鬆弛了，雙方有了進一步討論的可能。他非常健談，後來說了一句，“老婆還打過我一耳光”。我覺得機會來了，就說“打得好”！他呆住了，因為從來沒有人敢這樣對他說過。我啟發他，讓他體驗到被打的震驚和羞辱，他是否想過別人也會有這樣的感覺？是否有過反思？
但是，對施害者的矯治並非一兩次反思就能改變。扭轉認知，改變價值觀，是很久以後的事情，警察干預是第一步的，也是最有威懾力的。心理諮詢師對行為矯治，那是後話。
2018年，一位警察帶著一名11歲的女孩芳芳來到反家暴防護中心尋求支持。女孩1歲時，父母就離異，撫養權歸父親。父親在城市打工，祖父母在老家照料孩子。9歲的時候，父親把她接到城裡上學，共同生活。父親常常因為學習的問題毆打她，聲稱“我是為她好，將來她會感激我的”。2018年8月3日，因為背誦課文的事情，父親用鐵尺抽打孩子的手臂、腿部，導致她身上和臉上有多處紅腫和劃破。民警發現，身上還有很多新舊傷痕。芳芳說，是父親用衣架或者鐵棍毆打留下的痕跡。
芳芳逃出家門，到了派出所報案，希望“離家出走打工，不想在留在父親身邊”。由於是民警主動發起對家暴受害人的救助，婦聯隨後的工作比較順暢。婦聯安排了一名社工當個案管理員，全面負責申請各種政府資源，而我當專業的督導。我當時想觸摸一下救助兒童受家暴的“行業天花板”——實現孩子的家外安置。在警方的支持下，成功地把孩子安置在她的姑媽家裡，警方明確告知她的父親，7天內不允許接觸孩子，不得沒收孩子的手機，不能突然搬家，應接受婦聯和公安的監督。另外，警方還出具了家暴告誡書。
警方責令芳芳的父親接受強制矯治課程，我給他上了兩次小組課。在課堂上，一位社區工作人員回憶起自身的成長經歷，說起母親言語和肢體上給她留下的傷害。那個父親似乎也明白了愛不能成為暴力的藉口。他曾經捂著臉說，希望以後自己可以成為女兒溫暖的港灣。
芳芳得到救助，得益於高素質的個案管理員，以及碰巧遇上一個有責任感的民警。不過，案件還沒結，擔任個案管理員的婦聯社工就辭職了。行業流動率太高，發展前景不明朗，薪酬偏低，難以留住人才，是目前社工行業的隱痛。
我做反家暴兩年多，算是菜鳥，卻常常被當成專家去講課。這隻能說明，這個領域的從業人員太少了，是瘸子裡挑將軍。我的在職研究生導師曾對我說，你還年輕，幹什麼公益，別提聽他們忽悠了。要養家餬口。我也很擔心，生活在經濟社會裡終歸有壓力。做反家暴的事情，最初是為了意義感，做久了，就是責任感。但是，對於我妻子來說很不公平，我對家庭的責任不到位。這是讓我痛苦的地方。
作為民間公益組織，我們的資金全部靠自籌。在反家暴法出臺以前，由於缺乏政策支持和公眾對反家暴工作的認知程度有限，僅有少量的政府部門和基金會資助項目，曾經有過咬緊牙關苦苦支撐的時候。隨著反家暴法的出臺，有了政策支持，政府對於家庭暴力防治工作的投入不斷增加，社會大眾對於家庭暴力的討論也越來越多，我們得到了更多機會去發聲、倡導、制定服務標準、培養更多同行者等等，我們也承接了更多項目。現在我們能夠為一線的反家暴社工爭取行業中更合理的薪酬待遇，但是社工整體仍然面臨薪酬偏低、發展前景不明朗、工作壓力大、認同度低等問題。在本地，大部分在一線工作的社工稅前收入只有5000元左右，種種困境，使社工的流失率居高不下，我們培養過的同事一段時間後可能就離開行業了，只好不斷從頭培養。
我對名利的認識有個變化的過程。名利是為了服務，而不是服務為了名利，名利也不是不能要。我的夥伴曾說，她堅守了 6 年，終於等來了我——一個願意一起堅守的男性反家暴社工。我把這些當成是勉勵。
我一直在提醒自己，要做好一個人，而不是人物。
（文中人物為化名）
—— 完 ——
題圖來自視覺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