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論這門學問的開山祖師爺是物理學家、數學家和計算機科學家約翰·馮·諾依曼（John von Neumann）。這是一個非常高貴的出身，因為馮·諾依曼是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天才。不過現在提起博弈論來，我們經常談論的是約翰·納什、托馬斯·謝林這些經濟學家，那這是為什麼呢？
因為馮·諾依曼研究的博弈論還只是一種數學遊戲，是後世那些樸實的經濟學家們讓博弈論落了地，能在日常生活中用上。而到了今天，我們甚至可以說博弈論是一切社會科學的基礎。
比如囚徒困境就是個特別有用的思維工具。像經濟學中所謂“負的外部性”、“公地悲劇”、價格戰，國際政治中的軍備競賽，動物世界中的互助行為，體育比賽中的使用禁藥，醫學中的抗生素濫用，包括心理學中的上癮現象，等等等，其實都是囚徒困境。破解囚徒困境的方法可以在各個領域使用，所以博弈論其實是一個更底層的邏輯。
博弈論是人類理性行為的第一性原理。
這一講咱們繼續說破解囚徒困境的方法。自由論者可能更喜歡用像重複博弈或者協調這樣自發的方式達成合作，但是老百姓有個更直觀的解決方案：讓政府管。
1.我們需要被管
相對於咱們中國人愛看的英式足球，美式足球比賽看起來其實更像是兩支軍隊在作戰。教練對球隊有更直接的控制，有各種攻防陣型，動不動就打個人仰馬翻。你要是覺得美式足球太野蠻，那我想說的是以前更野蠻。
1892年，在一場哈佛大學對耶魯大學的比賽中，哈佛大學發明了一個非常厲害的進攻陣型，叫“楔形推進隊（flying wedge）” [1]。隊員排成一個緊密的V字形去衝鋒，像一把尖刀插入敵人的心臟。哈佛大學憑藉這個陣型取得了碾壓式的勝利。
博弈論這門學問的開山祖師爺是物理學家、數學家和計算機科學家約翰·馮·諾依曼（John von Neumann）。這是一個非常高貴的出身，因為馮·諾依曼是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天才。不過現在提起博弈論來，我們經常談論的是約翰·納什、托馬斯·謝林這些經濟學家，那這是為什麼呢？
因為馮·諾依曼研究的博弈論還只是一種數學遊戲，是後世那些樸實的經濟學家們讓博弈論落了地，能在日常生活中用上。而到了今天，我們甚至可以說博弈論是一切社會科學的基礎。
比如囚徒困境就是個特別有用的思維工具。像經濟學中所謂“負的外部性”、“公地悲劇”、價格戰，國際政治中的軍備競賽，動物世界中的互助行為，體育比賽中的使用禁藥，醫學中的抗生素濫用，包括心理學中的上癮現象，等等等，其實都是囚徒困境。破解囚徒困境的方法可以在各個領域使用，所以博弈論其實是一個更底層的邏輯。
博弈論是人類理性行為的第一性原理。
這一講咱們繼續說破解囚徒困境的方法。自由論者可能更喜歡用像重複博弈或者協調這樣自發的方式達成合作，但是老百姓有個更直觀的解決方案：讓政府管。
1.我們需要被管
相對於咱們中國人愛看的英式足球，美式足球比賽看起來其實更像是兩支軍隊在作戰。教練對球隊有更直接的控制，有各種攻防陣型，動不動就打個人仰馬翻。你要是覺得美式足球太野蠻，那我想說的是以前更野蠻。
1892年，在一場哈佛大學對耶魯大學的比賽中，哈佛大學發明了一個非常厲害的進攻陣型，叫“楔形推進隊（flying wedge）” [1]。隊員排成一個緊密的V字形去衝鋒，像一把尖刀插入敵人的心臟。哈佛大學憑藉這個陣型取得了碾壓式的勝利。
但是在充分交流的項目裡是不會有什麼獨門絕招的，其他球隊很快就都學會了這一招。楔形推進隊大行其道，人們馬上就意識到一個問題。這個打法特別容易導致受傷。
每個球隊都想用楔形推進隊贏球，但是為了少受傷，最好還是大家都不要用，這是典型的囚徒困境。而這個問題很容易就解決了 —— 大學聯盟直接規定，不允許用楔形推進隊。
比賽規則很容易貫徹執行，因為比賽有裁判員。哪個隊犯規，裁判一眼就能看出來，然後立即就能懲罰，簡單有效。
從博弈論角度來說，這叫做邀請第三方監管。監管的本質是改變了博弈的報償（payoff）。有了有效的監管，不合作就不但沒有好處，而且還會受到懲罰，那麼不合作的行為自然就會大大減少。
再比如我以前在視頻裡講過的這個例子。1967年，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CC）發佈規定，說在電視上做菸草廣告，必須搭配播出一條“吸菸有害健康”的公益廣告。對菸草行業來說這簡直是致命一擊。不做廣告，競爭對手就會搶走你的顧客；大家都做廣告，都花錢不說，吸菸的人還在公益廣告的教育下變得越來越少。囚徒困境。
結果在1970年，美國國會通過一個法案，乾脆禁止了菸草公司在電視上做廣告。這個法案出臺的第二年，菸草公司的廣告費就下降了30%，利潤馬上上升，已經瀕臨死亡的菸草業一下子復活了！那你說美國國會辦的這是什麼事兒呢？這哪裡是打擊菸草業，這簡直是促進菸草業的健康發展啊！
沒錯。事實上，禁止菸草電視廣告的這個法規，是菸草公司自己在國會運作的結果。他們用邀請第三方監管的辦法解決了囚徒困境。
有一種困境叫自由，有一種解放叫禁止。
最近的一個例子是中超聯賽搞了個限薪令。中國球員的競技水平在世界範圍內是很低的，可是他們的工資水平很高，這是因為球員太少，球隊陷入了囚徒困境。現在限薪令規定，國內球員年薪不能超過稅前1000萬元。
如果你是一個教條主義的擁護自由市場的經濟學家，你可能會認為限薪令是政府在干預市場正常運行。但博弈論是比經濟學教條更基礎的邏輯。從博弈論角度來說這麼做完全合理：關鍵在於，就算工資封頂，球員的踢球積極性也不會下降 —— 因為以當前中國球員能力他們只能在中超踢球。限薪並不會讓聯賽的水平受損。
在這種被資方完全掌控的市場裡搞限薪是非常常見的做法。像NBA有工資帽，最近中國的娛樂明星拍戲也開始限制片酬了。要點就在於就算有限薪，明星們也只能留在這個市場裡。西甲聯賽要是搞限薪，梅西還可以去英超踢球 —— 而中國這些明星只在中國最賺錢。
像這樣的監管真不是統治和被統治的關係，而是玩家們避免惡性競爭的協作手段。
但監管並不是萬能的。
2.漁民的故事
所謂“公地悲劇”，有些經濟學教科書愛用在草地上放牧打比方，但是現實生活中有個特別顯眼的例子，那就是漁民捕魚。我聽好幾個經濟學家講過捕魚的故事，有意思的是每一本書給的解題思路都不一樣，而且每一本書都沒有徹底解決問題。
這個局面是這樣的。某一片公共海區有魚，如果放任漁民去捕魚，很容易就會把所有魚都捕光。每個漁民都知道“不涸澤而漁”的道理，可是你不捕別人也會捕，囚徒困境。漁場是個公地，漁場是個悲劇。我們應該怎麼辦呢？
經濟學家對公地悲劇有三個辦法 [2]。左派經濟學家的辦法是讓政府監管。市場原教旨主義經濟學家的辦法是把漁場私有化。一個更高級的辦法，200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埃莉諾·奧斯特羅姆（Elinor Ostrom）提出的觀點，是社區可以自己管理自己。
在博弈論看來這三個辦法沒有本質區別，其實都是監管。問題只不過是由政府監管，由擁有者監管，還是大家互相監管。
而且這三種監管手段都可能不好使。
咱們先說最高級的。你說社區自己管理自己是吧？最簡單的辦法就是休漁。也就是隻在每年的某些季節捕魚，其他時間休養生息，大家互相監督，誰也不許出海。
這個辦法非常容易執行，畢竟誰家要出海別人一眼就能發現。但是你休漁總有可以捕魚的時候吧？結果在允許捕魚的季節，各家漁船都會使用最先進的捕撈技術，還是會把魚捕光。
我聽到一個極端的例子是加拿大有一個漁場，最後變成了每年休漁364天，只有一天可以捕撈 —— 可是就在這一天，漁民們還是把魚給捕光了。
第二個辦法是私有化。就算搞私有化，你通常不能讓一家漁民擁有整個漁場，你只能把漁場分給幾家漁民。每家有個年度配額，規定好能捕撈什麼魚、能捕撈多少，包括只能捕撈大魚，不能捕撈小魚等等。……可是誰來監管各家對配額的執行情況呢？
所以捕魚問題最後總要落實到第三個辦法，也就是最讓自由論者反感的政府監管。
但政府監管也很難。中國有句話叫“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政府沒有能力監督每一條船，一般也就是讓各家自己報個數而已 —— 而我們可想而知，漁民會謊報捕撈數量。
我聽到一個比較新穎的辦法，是讓漁民和政府之外的“第四方”參與監管。這個第四方就是沒有執法權的統計機構。比如美國政府要搞人口普查，但是擔心非法移民躲避普查，就乾脆規定統計部門只負責統計而不執法，而且也不會把信息跟移民局共享。
這樣至少你能得到一個真實的總數。就算不知道哪家違規捕撈了，只要監管者知道捕撈的總數，就對這片海區能做到心裡有數，感覺實在不行至少還可以強制休漁。
監管也許是很多人心目中沒有辦法的辦法，但是監管也可以玩的很高級。
3.寬嚴皆誤
美國政府的環保部門在過去幾十年有個新思路，是監管要與企業合作 [3]。
過去環保部門要看各家企業的汙染排放情況，都得親自使用技術手段檢測。政府沒有足夠的人力物力，只能搞抽檢，而抽檢的比例連1%都不到，可以說是高成本低效率。不但如此，環保部門和企業之間還是尖銳對立的關係，動不動就要打各種官司，苦不堪言。
這個新思維要求政府幹脆放權給企業，讓企業自查，自己排汙多少，是否違反了規定，自己向政府報告，自己主動整改。而作為回報，對企業自己上報的違規行為，政府就不對其進行處罰。
但是請注意，這可是一個政府和企業之間的囚徒困境。理想的局面是企業自覺、政府寬鬆，雙方合作；現實的局面是企業想作弊，政府想嚴懲，雙方都有不合作的衝動。
那怎麼才能合作呢？我們可以設法破解這個囚徒困境。
比如你可以搞重複博弈。監管是長期的。表現好的企業，政府可以對它有更高的信任度，乾脆免檢，企業踏踏實實生產，政府也輕鬆了。
還可以搞承諾。政府可以單方面承諾，說凡是企業主動報告的違規行為，一律都不處罰。企業也可以聯合起來給政府一個承諾，說我們自願加入這個自我監管計劃，我們在工廠內部設立專門的環保管理者，我們自己管理自己。
而美國環保部門的實踐證明，監管者和被監管者的合作關係還是有可能達成的。
***
經濟學家和老百姓對“政府”有截然不同的情緒。老百姓心目中的政府是個本來應該“萬能”，可是常常“不能”的東西，什麼都想指望政府，又常常指望不上。而經濟學家最擁護的力量不是政府，而是市場。有些市場原教旨主義經濟學家甚至認為任何政府監管都是不好的。
可是從博弈論的角度，我們並不認為政府是一個什麼特殊的存在。根據不同的具體情況，政府只是幾個可能的監管者中的一個。而且因為執法有成本，政府的監管力量很有限。
最高級的看法是，你應該把政府也當做一個 player。而且政府也應該把自己視為一個 player。既然是參加博弈的 player，政府也需要博弈論。
參考文獻
[1] https://www.elevenwarriors.com/2011/07/the-flying-wedge-and-the-big-ten
[2] Arnold Kling, Specialization and Trade: A Reintroduction to Economics (2016).
[3] M. Potoski and A. Prakash, The regulation dilemma: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March/April 2004.
博弈論這門學問的開山祖師爺是物理學家、數學家和計算機科學家約翰·馮·諾依曼（John von Neumann）。這是一個非常高貴的出身，因為馮·諾依曼是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天才。不過現在提起博弈論來，我們經常談論的是約翰·納什、托馬斯·謝林這些經濟學家，那這是為什麼呢？
因為馮·諾依曼研究的博弈論還只是一種數學遊戲，是後世那些樸實的經濟學家們讓博弈論落了地，能在日常生活中用上。而到了今天，我們甚至可以說博弈論是一切社會科學的基礎。
比如囚徒困境就是個特別有用的思維工具。像經濟學中所謂“負的外部性”、“公地悲劇”、價格戰，國際政治中的軍備競賽，動物世界中的互助行為，體育比賽中的使用禁藥，醫學中的抗生素濫用，包括心理學中的上癮現象，等等等，其實都是囚徒困境。破解囚徒困境的方法可以在各個領域使用，所以博弈論其實是一個更底層的邏輯。
博弈論是人類理性行為的第一性原理。
這一講咱們繼續說破解囚徒困境的方法。自由論者可能更喜歡用像重複博弈或者協調這樣自發的方式達成合作，但是老百姓有個更直觀的解決方案：讓政府管。
1.我們需要被管
相對於咱們中國人愛看的英式足球，美式足球比賽看起來其實更像是兩支軍隊在作戰。教練對球隊有更直接的控制，有各種攻防陣型，動不動就打個人仰馬翻。你要是覺得美式足球太野蠻，那我想說的是以前更野蠻。
1892年，在一場哈佛大學對耶魯大學的比賽中，哈佛大學發明了一個非常厲害的進攻陣型，叫“楔形推進隊（flying wedge）” [1]。隊員排成一個緊密的V字形去衝鋒，像一把尖刀插入敵人的心臟。哈佛大學憑藉這個陣型取得了碾壓式的勝利。
但是在充分交流的項目裡是不會有什麼獨門絕招的，其他球隊很快就都學會了這一招。楔形推進隊大行其道，人們馬上就意識到一個問題。這個打法特別容易導致受傷。
每個球隊都想用楔形推進隊贏球，但是為了少受傷，最好還是大家都不要用，這是典型的囚徒困境。而這個問題很容易就解決了 —— 大學聯盟直接規定，不允許用楔形推進隊。
比賽規則很容易貫徹執行，因為比賽有裁判員。哪個隊犯規，裁判一眼就能看出來，然後立即就能懲罰，簡單有效。
從博弈論角度來說，這叫做邀請第三方監管。監管的本質是改變了博弈的報償（payoff）。有了有效的監管，不合作就不但沒有好處，而且還會受到懲罰，那麼不合作的行為自然就會大大減少。
再比如我以前在視頻裡講過的這個例子。1967年，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CC）發佈規定，說在電視上做菸草廣告，必須搭配播出一條“吸菸有害健康”的公益廣告。對菸草行業來說這簡直是致命一擊。不做廣告，競爭對手就會搶走你的顧客；大家都做廣告，都花錢不說，吸菸的人還在公益廣告的教育下變得越來越少。囚徒困境。
結果在1970年，美國國會通過一個法案，乾脆禁止了菸草公司在電視上做廣告。這個法案出臺的第二年，菸草公司的廣告費就下降了30%，利潤馬上上升，已經瀕臨死亡的菸草業一下子復活了！那你說美國國會辦的這是什麼事兒呢？這哪裡是打擊菸草業，這簡直是促進菸草業的健康發展啊！
沒錯。事實上，禁止菸草電視廣告的這個法規，是菸草公司自己在國會運作的結果。他們用邀請第三方監管的辦法解決了囚徒困境。
有一種困境叫自由，有一種解放叫禁止。
最近的一個例子是中超聯賽搞了個限薪令。中國球員的競技水平在世界範圍內是很低的，可是他們的工資水平很高，這是因為球員太少，球隊陷入了囚徒困境。現在限薪令規定，國內球員年薪不能超過稅前1000萬元。
如果你是一個教條主義的擁護自由市場的經濟學家，你可能會認為限薪令是政府在干預市場正常運行。但博弈論是比經濟學教條更基礎的邏輯。從博弈論角度來說這麼做完全合理：關鍵在於，就算工資封頂，球員的踢球積極性也不會下降 —— 因為以當前中國球員能力他們只能在中超踢球。限薪並不會讓聯賽的水平受損。
在這種被資方完全掌控的市場裡搞限薪是非常常見的做法。像NBA有工資帽，最近中國的娛樂明星拍戲也開始限制片酬了。要點就在於就算有限薪，明星們也只能留在這個市場裡。西甲聯賽要是搞限薪，梅西還可以去英超踢球 —— 而中國這些明星只在中國最賺錢。
像這樣的監管真不是統治和被統治的關係，而是玩家們避免惡性競爭的協作手段。
但監管並不是萬能的。
2.漁民的故事
所謂“公地悲劇”，有些經濟學教科書愛用在草地上放牧打比方，但是現實生活中有個特別顯眼的例子，那就是漁民捕魚。我聽好幾個經濟學家講過捕魚的故事，有意思的是每一本書給的解題思路都不一樣，而且每一本書都沒有徹底解決問題。
這個局面是這樣的。某一片公共海區有魚，如果放任漁民去捕魚，很容易就會把所有魚都捕光。每個漁民都知道“不涸澤而漁”的道理，可是你不捕別人也會捕，囚徒困境。漁場是個公地，漁場是個悲劇。我們應該怎麼辦呢？
經濟學家對公地悲劇有三個辦法 [2]。左派經濟學家的辦法是讓政府監管。市場原教旨主義經濟學家的辦法是把漁場私有化。一個更高級的辦法，200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埃莉諾·奧斯特羅姆（Elinor Ostrom）提出的觀點，是社區可以自己管理自己。
在博弈論看來這三個辦法沒有本質區別，其實都是監管。問題只不過是由政府監管，由擁有者監管，還是大家互相監管。
而且這三種監管手段都可能不好使。
咱們先說最高級的。你說社區自己管理自己是吧？最簡單的辦法就是休漁。也就是隻在每年的某些季節捕魚，其他時間休養生息，大家互相監督，誰也不許出海。
這個辦法非常容易執行，畢竟誰家要出海別人一眼就能發現。但是你休漁總有可以捕魚的時候吧？結果在允許捕魚的季節，各家漁船都會使用最先進的捕撈技術，還是會把魚捕光。
我聽到一個極端的例子是加拿大有一個漁場，最後變成了每年休漁364天，只有一天可以捕撈 —— 可是就在這一天，漁民們還是把魚給捕光了。
第二個辦法是私有化。就算搞私有化，你通常不能讓一家漁民擁有整個漁場，你只能把漁場分給幾家漁民。每家有個年度配額，規定好能捕撈什麼魚、能捕撈多少，包括只能捕撈大魚，不能捕撈小魚等等。……可是誰來監管各家對配額的執行情況呢？
所以捕魚問題最後總要落實到第三個辦法，也就是最讓自由論者反感的政府監管。
但政府監管也很難。中國有句話叫“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政府沒有能力監督每一條船，一般也就是讓各家自己報個數而已 —— 而我們可想而知，漁民會謊報捕撈數量。
我聽到一個比較新穎的辦法，是讓漁民和政府之外的“第四方”參與監管。這個第四方就是沒有執法權的統計機構。比如美國政府要搞人口普查，但是擔心非法移民躲避普查，就乾脆規定統計部門只負責統計而不執法，而且也不會把信息跟移民局共享。
這樣至少你能得到一個真實的總數。就算不知道哪家違規捕撈了，只要監管者知道捕撈的總數，就對這片海區能做到心裡有數，感覺實在不行至少還可以強制休漁。
監管也許是很多人心目中沒有辦法的辦法，但是監管也可以玩的很高級。
3.寬嚴皆誤
美國政府的環保部門在過去幾十年有個新思路，是監管要與企業合作 [3]。
過去環保部門要看各家企業的汙染排放情況，都得親自使用技術手段檢測。政府沒有足夠的人力物力，只能搞抽檢，而抽檢的比例連1%都不到，可以說是高成本低效率。不但如此，環保部門和企業之間還是尖銳對立的關係，動不動就要打各種官司，苦不堪言。
這個新思維要求政府幹脆放權給企業，讓企業自查，自己排汙多少，是否違反了規定，自己向政府報告，自己主動整改。而作為回報，對企業自己上報的違規行為，政府就不對其進行處罰。
但是請注意，這可是一個政府和企業之間的囚徒困境。理想的局面是企業自覺、政府寬鬆，雙方合作；現實的局面是企業想作弊，政府想嚴懲，雙方都有不合作的衝動。
那怎麼才能合作呢？我們可以設法破解這個囚徒困境。
比如你可以搞重複博弈。監管是長期的。表現好的企業，政府可以對它有更高的信任度，乾脆免檢，企業踏踏實實生產，政府也輕鬆了。
還可以搞承諾。政府可以單方面承諾，說凡是企業主動報告的違規行為，一律都不處罰。企業也可以聯合起來給政府一個承諾，說我們自願加入這個自我監管計劃，我們在工廠內部設立專門的環保管理者，我們自己管理自己。
而美國環保部門的實踐證明，監管者和被監管者的合作關係還是有可能達成的。
***
經濟學家和老百姓對“政府”有截然不同的情緒。老百姓心目中的政府是個本來應該“萬能”，可是常常“不能”的東西，什麼都想指望政府，又常常指望不上。而經濟學家最擁護的力量不是政府，而是市場。有些市場原教旨主義經濟學家甚至認為任何政府監管都是不好的。
可是從博弈論的角度，我們並不認為政府是一個什麼特殊的存在。根據不同的具體情況，政府只是幾個可能的監管者中的一個。而且因為執法有成本，政府的監管力量很有限。
最高級的看法是，你應該把政府也當做一個 player。而且政府也應該把自己視為一個 player。既然是參加博弈的 player，政府也需要博弈論。
參考文獻
[1] https://www.elevenwarriors.com/2011/07/the-flying-wedge-and-the-big-ten
[2] Arnold Kling, Specialization and Trade: A Reintroduction to Economics (2016).
[3] M. Potoski and A. Prakash, The regulation dilemma: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March/April 2004.
博弈論這門學問的開山祖師爺是物理學家、數學家和計算機科學家約翰·馮·諾依曼（John von Neumann）。這是一個非常高貴的出身，因為馮·諾依曼是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天才。不過現在提起博弈論來，我們經常談論的是約翰·納什、托馬斯·謝林這些經濟學家，那這是為什麼呢？
因為馮·諾依曼研究的博弈論還只是一種數學遊戲，是後世那些樸實的經濟學家們讓博弈論落了地，能在日常生活中用上。而到了今天，我們甚至可以說博弈論是一切社會科學的基礎。
比如囚徒困境就是個特別有用的思維工具。像經濟學中所謂“負的外部性”、“公地悲劇”、價格戰，國際政治中的軍備競賽，動物世界中的互助行為，體育比賽中的使用禁藥，醫學中的抗生素濫用，包括心理學中的上癮現象，等等等，其實都是囚徒困境。破解囚徒困境的方法可以在各個領域使用，所以博弈論其實是一個更底層的邏輯。
博弈論是人類理性行為的第一性原理。
這一講咱們繼續說破解囚徒困境的方法。自由論者可能更喜歡用像重複博弈或者協調這樣自發的方式達成合作，但是老百姓有個更直觀的解決方案：讓政府管。
1.我們需要被管
相對於咱們中國人愛看的英式足球，美式足球比賽看起來其實更像是兩支軍隊在作戰。教練對球隊有更直接的控制，有各種攻防陣型，動不動就打個人仰馬翻。你要是覺得美式足球太野蠻，那我想說的是以前更野蠻。
1892年，在一場哈佛大學對耶魯大學的比賽中，哈佛大學發明了一個非常厲害的進攻陣型，叫“楔形推進隊（flying wedge）” [1]。隊員排成一個緊密的V字形去衝鋒，像一把尖刀插入敵人的心臟。哈佛大學憑藉這個陣型取得了碾壓式的勝利。
但是在充分交流的項目裡是不會有什麼獨門絕招的，其他球隊很快就都學會了這一招。楔形推進隊大行其道，人們馬上就意識到一個問題。這個打法特別容易導致受傷。
每個球隊都想用楔形推進隊贏球，但是為了少受傷，最好還是大家都不要用，這是典型的囚徒困境。而這個問題很容易就解決了 —— 大學聯盟直接規定，不允許用楔形推進隊。
比賽規則很容易貫徹執行，因為比賽有裁判員。哪個隊犯規，裁判一眼就能看出來，然後立即就能懲罰，簡單有效。
從博弈論角度來說，這叫做邀請第三方監管。監管的本質是改變了博弈的報償（payoff）。有了有效的監管，不合作就不但沒有好處，而且還會受到懲罰，那麼不合作的行為自然就會大大減少。
再比如我以前在視頻裡講過的這個例子。1967年，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CC）發佈規定，說在電視上做菸草廣告，必須搭配播出一條“吸菸有害健康”的公益廣告。對菸草行業來說這簡直是致命一擊。不做廣告，競爭對手就會搶走你的顧客；大家都做廣告，都花錢不說，吸菸的人還在公益廣告的教育下變得越來越少。囚徒困境。
結果在1970年，美國國會通過一個法案，乾脆禁止了菸草公司在電視上做廣告。這個法案出臺的第二年，菸草公司的廣告費就下降了30%，利潤馬上上升，已經瀕臨死亡的菸草業一下子復活了！那你說美國國會辦的這是什麼事兒呢？這哪裡是打擊菸草業，這簡直是促進菸草業的健康發展啊！
沒錯。事實上，禁止菸草電視廣告的這個法規，是菸草公司自己在國會運作的結果。他們用邀請第三方監管的辦法解決了囚徒困境。
有一種困境叫自由，有一種解放叫禁止。
最近的一個例子是中超聯賽搞了個限薪令。中國球員的競技水平在世界範圍內是很低的，可是他們的工資水平很高，這是因為球員太少，球隊陷入了囚徒困境。現在限薪令規定，國內球員年薪不能超過稅前1000萬元。
如果你是一個教條主義的擁護自由市場的經濟學家，你可能會認為限薪令是政府在干預市場正常運行。但博弈論是比經濟學教條更基礎的邏輯。從博弈論角度來說這麼做完全合理：關鍵在於，就算工資封頂，球員的踢球積極性也不會下降 —— 因為以當前中國球員能力他們只能在中超踢球。限薪並不會讓聯賽的水平受損。
在這種被資方完全掌控的市場裡搞限薪是非常常見的做法。像NBA有工資帽，最近中國的娛樂明星拍戲也開始限制片酬了。要點就在於就算有限薪，明星們也只能留在這個市場裡。西甲聯賽要是搞限薪，梅西還可以去英超踢球 —— 而中國這些明星只在中國最賺錢。
像這樣的監管真不是統治和被統治的關係，而是玩家們避免惡性競爭的協作手段。
但監管並不是萬能的。
2.漁民的故事
所謂“公地悲劇”，有些經濟學教科書愛用在草地上放牧打比方，但是現實生活中有個特別顯眼的例子，那就是漁民捕魚。我聽好幾個經濟學家講過捕魚的故事，有意思的是每一本書給的解題思路都不一樣，而且每一本書都沒有徹底解決問題。
這個局面是這樣的。某一片公共海區有魚，如果放任漁民去捕魚，很容易就會把所有魚都捕光。每個漁民都知道“不涸澤而漁”的道理，可是你不捕別人也會捕，囚徒困境。漁場是個公地，漁場是個悲劇。我們應該怎麼辦呢？
經濟學家對公地悲劇有三個辦法 [2]。左派經濟學家的辦法是讓政府監管。市場原教旨主義經濟學家的辦法是把漁場私有化。一個更高級的辦法，200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埃莉諾·奧斯特羅姆（Elinor Ostrom）提出的觀點，是社區可以自己管理自己。
在博弈論看來這三個辦法沒有本質區別，其實都是監管。問題只不過是由政府監管，由擁有者監管，還是大家互相監管。
而且這三種監管手段都可能不好使。
咱們先說最高級的。你說社區自己管理自己是吧？最簡單的辦法就是休漁。也就是隻在每年的某些季節捕魚，其他時間休養生息，大家互相監督，誰也不許出海。
這個辦法非常容易執行，畢竟誰家要出海別人一眼就能發現。但是你休漁總有可以捕魚的時候吧？結果在允許捕魚的季節，各家漁船都會使用最先進的捕撈技術，還是會把魚捕光。
我聽到一個極端的例子是加拿大有一個漁場，最後變成了每年休漁364天，只有一天可以捕撈 —— 可是就在這一天，漁民們還是把魚給捕光了。
第二個辦法是私有化。就算搞私有化，你通常不能讓一家漁民擁有整個漁場，你只能把漁場分給幾家漁民。每家有個年度配額，規定好能捕撈什麼魚、能捕撈多少，包括只能捕撈大魚，不能捕撈小魚等等。……可是誰來監管各家對配額的執行情況呢？
所以捕魚問題最後總要落實到第三個辦法，也就是最讓自由論者反感的政府監管。
但政府監管也很難。中國有句話叫“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政府沒有能力監督每一條船，一般也就是讓各家自己報個數而已 —— 而我們可想而知，漁民會謊報捕撈數量。
我聽到一個比較新穎的辦法，是讓漁民和政府之外的“第四方”參與監管。這個第四方就是沒有執法權的統計機構。比如美國政府要搞人口普查，但是擔心非法移民躲避普查，就乾脆規定統計部門只負責統計而不執法，而且也不會把信息跟移民局共享。
這樣至少你能得到一個真實的總數。就算不知道哪家違規捕撈了，只要監管者知道捕撈的總數，就對這片海區能做到心裡有數，感覺實在不行至少還可以強制休漁。
監管也許是很多人心目中沒有辦法的辦法，但是監管也可以玩的很高級。
3.寬嚴皆誤
美國政府的環保部門在過去幾十年有個新思路，是監管要與企業合作 [3]。
過去環保部門要看各家企業的汙染排放情況，都得親自使用技術手段檢測。政府沒有足夠的人力物力，只能搞抽檢，而抽檢的比例連1%都不到，可以說是高成本低效率。不但如此，環保部門和企業之間還是尖銳對立的關係，動不動就要打各種官司，苦不堪言。
這個新思維要求政府幹脆放權給企業，讓企業自查，自己排汙多少，是否違反了規定，自己向政府報告，自己主動整改。而作為回報，對企業自己上報的違規行為，政府就不對其進行處罰。
但是請注意，這可是一個政府和企業之間的囚徒困境。理想的局面是企業自覺、政府寬鬆，雙方合作；現實的局面是企業想作弊，政府想嚴懲，雙方都有不合作的衝動。
那怎麼才能合作呢？我們可以設法破解這個囚徒困境。
比如你可以搞重複博弈。監管是長期的。表現好的企業，政府可以對它有更高的信任度，乾脆免檢，企業踏踏實實生產，政府也輕鬆了。
還可以搞承諾。政府可以單方面承諾，說凡是企業主動報告的違規行為，一律都不處罰。企業也可以聯合起來給政府一個承諾，說我們自願加入這個自我監管計劃，我們在工廠內部設立專門的環保管理者，我們自己管理自己。
而美國環保部門的實踐證明，監管者和被監管者的合作關係還是有可能達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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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家和老百姓對“政府”有截然不同的情緒。老百姓心目中的政府是個本來應該“萬能”，可是常常“不能”的東西，什麼都想指望政府，又常常指望不上。而經濟學家最擁護的力量不是政府，而是市場。有些市場原教旨主義經濟學家甚至認為任何政府監管都是不好的。
可是從博弈論的角度，我們並不認為政府是一個什麼特殊的存在。根據不同的具體情況，政府只是幾個可能的監管者中的一個。而且因為執法有成本，政府的監管力量很有限。
最高級的看法是，你應該把政府也當做一個 player。而且政府也應該把自己視為一個 player。既然是參加博弈的 player，政府也需要博弈論。
參考文獻
[1] https://www.elevenwarriors.com/2011/07/the-flying-wedge-and-the-big-ten
[2] Arnold Kling, Specialization and Trade: A Reintroduction to Economics (2016).
[3] M. Potoski and A. Prakash, The regulation dilemma: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March/April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