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王畢，四海一。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在吞周滅六國後，建立起了中國第一個中央集權制帝國——秦帝國，結束了割據動盪的戰國時代。嬴政自認為“功過三皇，德超五帝”，於“三皇”、“五帝”中各取一字，號為“皇帝”，自稱“始皇帝”。秦帝國一改昔日商周的分封統治制度，設計建立了中央集權郡縣制，隨之制定《秦律》，統一文字、貨幣、度量衡和車軌，修築長城、馳道，北伐匈奴，南征百越，創造了輝煌的物質文明和制度文明，深遠地影響了隨後兩千多年的中國乃至世界。然而，為什麼是秦國，而不是其他諸侯國完成了統一大業？雄強勇猛的秦國是如何一步步成長起來的？秦人起源於何方？要回答這些問題，都不得不追溯到秦帝國五百餘年前的秦國建國史，以及更早期的秦人歷史。
《史記》中說早期的秦人活動在一個叫“西垂”的地方，他們在那裡生活戰鬥了至少三百餘年，地位從流放奴隸，升到附庸，又升成大夫、西垂大夫，並於公元前770年封為諸侯，正式建立秦國，“西垂”就成了秦國的第一個都城。“西垂”，究竟是個什麼樣的地方，竟孕育出一個帝國的雛形？早期秦人在那裡汲取了什麼營養和智慧，而能成長為一個帝國的王者？可惜的是，這個孕育秦帝國三百多年的地方，隨著秦帝國的灰飛煙滅，匆匆在太史公司馬遷的筆下籤個名後，就湮沒在了歷史的滾滾煙塵中，再也沒人知道“西垂”具體在哪裡!
1919年甘肅省禮縣橫河鎮（今紅河鎮）一家叫“聚源當”的當鋪收到一隻廢銅器，據說出土於距橫河街不遠的王家東臺，後被陝西關中一張姓古董商販運至省城蘭州，因其貌不揚，沒人重視，流傳到南關商肆，在廚中盛殘湯剩飯。一天夥計清洗時，無意間發現該銅器的蓋子和腹部竟有文字，但文字他一個都不認識。老闆知道了，猜想也許不是件普通的東西，就拿給懂行的人看。行家一看，不禁一驚，不說其他，就衝上面的一百多字的銘文，便高價收購了下來。這消息不脛而走，傳到時任甘肅督軍張廣建耳中，張以權挾勢，佔為己有。張廣建離開甘肅時又將它帶至天津。1923年國學大師王國維在北京見到此物，甚是激動，據其銘文命名為“秦公敦”，併為其跋文，公之於世。1935年，張廣建的後人以兩千多元賣給馮恕，後來馮恕將它捐給北京故宮博物院。1959年秦公敦被移交到新建成的中國歷史博物館（現為中國國家博物館），更名為“秦公簋”。
秦公簋
秦公簋銘文
據王國維等學者考證，秦公簋是春秋時秦國某個國君專為故都“西垂”陵廟所鑄的祭器。秦公簋在甘肅東南出土，想必迷失於歷史深處的秦人祖邑“西垂”，離此地當不會太遠。
“西垂”會不會就在秦公簋出土地附近的天水、禮縣一帶呢？
這只是一種合理的推測，要讓它成為世人皆信的結論，顯然只憑一隻秦公簋孤器的出土，分量還顯不足。但這也是極有可能的推測，畢竟是實實在在的一件與“西垂”關係密切的青銅器出土在這裡。至少沿此線索找尋“西垂”，是當時最靠譜的思路。
秦人在“西垂”生活戰鬥了三百餘年，並在這裡建國建都，如此長的時間，如此重大的事件，必定會留下豐富的遺蹟。據《史記》記載，秦國的開國國君秦襄公、他的兒子秦文公死後也都葬在“西垂”。如果“西垂”就在天水、禮縣一帶，這裡應該能找到更多與早期秦人活動有關的遺蹟。
1947年，著名考古學家裴文中、米泰恆來到天水、禮縣一帶進行考古調查，發現不少與早期秦人活動年代相當的古代遺址。1958年甘肅省博物館對這一帶又進行了調查，在裴文中、米泰恆兩先生髮現的基礎上，又發現了一些重要遺址。然而這兩次考古活動，囿於時代所限，都沒進行發掘。發現的遺址和遺物也只能判斷其大體的性質和時段，要把它們和“西垂”對應起來，在嚴肅的考古學上還不允許。
考古學家裴文中
時光進入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剛剛起步，被文革摧殘的中國百廢待興，加之1974年陝西省咸陽市發現了秦兵馬俑坑，秦四大陵園中的後三個也在陝西省陸續被找著，人們尋找秦祖邑“西垂”和秦第一陵區“西垂陵區”的熱情又一次被點燃。考古學者依然將目光投向甘肅天水、禮縣一帶。1982—1983年，甘肅省文物考古隊和北京大學考古學系聯合對天水市範圍內的董家臺遺址和毛家坪遺址進行了科學考古發掘。毛家坪遺址是一個約6萬平米的遺址，內涵豐富，早在1947年裴文中、米泰恆兩先生做調查時就已發現，1963年被公佈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這次正式的考古發掘成果顯著，考古學者在多種遺存中明確地找到了具有早期秦文化特徵的遺存。這無疑是早期秦文化研究中的重要突破，至少說明，在天水、禮縣一帶找尋“西垂”是極其正確的選擇。
考古是個細活，急不得。考古學家根據當時掌握的資料，詳細規劃著下一步的工作方向和重點。他們猜想著秦祖邑“西垂”神祕面紗的揭開或許需要10年、20年，或者再更長一些時間。
然而歷史總讓人猝不提防，考古學者的工作計劃還未完稿，意外的事件直驚得人目直口呆……
1994年春，陝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長韓偉先生接受法國老朋友克里斯蒂安·戴迪安的邀請，赴法國、比利時作短期訪問。戴迪安是歐洲有名的古董收藏家，早年在巴黎第七大學學過中文，後來又在臺灣學過甲骨文，1987年在倫敦開了一家古董店，專門收藏中國古代青銅器和金器。訪問期間，戴迪安拿出1993年他從香港買來的一批金飾片和一對金虎讓韓偉過目。看到這些形制奇特，數量眾多，製作精美，前所未見的金飾片，韓偉頓時心底一沉。回國後，韓偉繼續與戴迪安聯繫，一起研究這批金器。韓偉對這組金飾片從器形、紋飾到質地逐個細細分析，並參考蘇黎世研究員莫爾夫人從金虎內提取的木製標本碳14檢測結果，認為這批金飾片為西周晚期秦人首領秦仲或秦莊公墓棺上的裝飾物。
金飾片
同年，美國紐約拉利拍賣行拍賣了一對來自中國的、刻有“秦公作鑄樽壺”六字銘文的青銅方壺。不久，中國先秦史學家李學勤在該拍賣行出版圖錄上看到了這對秦公壺。李學勤非常驚異，深厚的學識和多年積澱，使他立馬感受到了它們的不同尋常。通過與傳世的西周名器頌壺和出土不久的晉侯壺比對後，李學勤推斷，這對秦公壺的主人應為秦國開國國君秦襄公或其父秦莊公，並推斷它們最有可能來自秦國第一都城“西垂”的某座秦君墓葬。
秦公壺
而在一年前的1993年10月，香港古玩坊肆裡也出現一批帶有“秦公”字樣銘文的青銅器。它們正好讓探訪香港古玩店的上海博物館館長、中國青銅器專家馬承源先生看到。馬承源一瞧這些器形，再一看銘文，立刻震驚了。這位對中國青銅器無比精通的大家一眼就認定，它們是春秋初年某位秦國國君的器物。時代如此之早、規格如此之高的“秦公”器之前還從沒有發現。馬承源毅然決定排除萬難，一定要把它們搶購回來，因為他深知這些國寶重器一旦落在外國收藏家手裡，那就再也見不到了，甚至連個資料都留不下。最終，上海博物館在經費緊缺的情況下，下重金收購回四件秦公鼎、兩件秦公簋和一件無銘簋。
秦公鼎
秦公簋
秦公簋銘文
諸多製作精美、等級甚高的秦早期重器集中時間在世界各地出現，學界人士頗感奇異。它們都來自哪裡？要知道它們正是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苦苦找尋的研究秦早期歷史的最關鍵資料。無疑，找到它們的出土地，是找到秦都“西垂”和破解秦帝國童年曆史的一把金鑰匙！
探問很快有了結果，各位專家得到的消息一齊指向同一個地方——甘肅禮縣大堡子山。
這倒也不十分驚世駭俗，因為禮縣一直是學界找尋“西垂”和“西垂陵園”的重點對象，並且幾十年前就出土過秦公簋。然而，這次幾乎就在一夜之間，如此之多來自禮縣的早秦重器出現在世界多地，的確讓人吃驚！這裡到底發生了什麼？
文/趙建牛(禮縣博物館助理館員）
監製/李玉明主編/馬小春編輯/趙靖 趙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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