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斟酌漢魏，以為規矩\'的大唐帝國文化消亡史'
天祐元年(904年),朱全忠殺崔胤,逼迫唐昭宗遷都洛陽,長安城被毀。同年八月,朱全忠弒唐昭宗,另立昭宗子李柷為帝,是為唐哀帝。907年,朱全忠逼迫唐哀帝禪讓,建國後梁,唐帝國滅亡,中國歷史進入五代十國時期。那麼,此後唐帝國建立的唐文化又走向何處?
這在考古材料中有何體現?隋唐時期都城文化中繼續沿用的都域位於"天下之中"的模式,五代時期經過反覆的調適,最後經過後周統治者模仿"周公ト洛"的方式重新制定曆法,而將新的天下之中移至開封嶽臺,為趙匡胤的定都開封提供了先天命定的政治文化理據。
開封城以"人盤"的"前縫針"定方位,相關建築以國音的興利之法進行規劃、營建,一如其陵區的規劃。不過,其大內的規劃卻仍模仿唐洛陽宮。於此,我們可以察覺到趙宋對隋唐都城文化的摒棄和發展。
天祐元年(904年),朱全忠殺崔胤,逼迫唐昭宗遷都洛陽,長安城被毀。同年八月,朱全忠弒唐昭宗,另立昭宗子李柷為帝,是為唐哀帝。907年,朱全忠逼迫唐哀帝禪讓,建國後梁,唐帝國滅亡,中國歷史進入五代十國時期。那麼,此後唐帝國建立的唐文化又走向何處?
這在考古材料中有何體現?隋唐時期都城文化中繼續沿用的都域位於"天下之中"的模式,五代時期經過反覆的調適,最後經過後周統治者模仿"周公ト洛"的方式重新制定曆法,而將新的天下之中移至開封嶽臺,為趙匡胤的定都開封提供了先天命定的政治文化理據。
開封城以"人盤"的"前縫針"定方位,相關建築以國音的興利之法進行規劃、營建,一如其陵區的規劃。不過,其大內的規劃卻仍模仿唐洛陽宮。於此,我們可以察覺到趙宋對隋唐都城文化的摒棄和發展。
唐王維《輞川圖》局部,絹本,設色
初唐奠定的"斟酌漢魏,以為規矩"成為此後唐王朝文化發展的重要基調,其中的"魏"指曹魏,其內涵實際也是對周、漢文化的追摹。該基調又在唐玄宗時期以漢土德為唐德而重新得以確認和加強。
在陵墓文化上,初唐依照漢文化確立了帝陵制度,即依山為陵、前中後三室的石室規制以及陪陵制度。玄宗朝則在陵地秩序上採取了原樣照搬西漢帝陵的陵地秩序的原則,終唐一代在關中帝陵區沒有改變。
在初唐的其他墓葬建制中,我們也可以看到漢朝文化的蹤跡,如李壽墓的壁畫便是個典型案例。雖經唐末之劇變,但至五代十國時期帝陵建制卻又基本得到回覆和統一,出現這種現象眼這些割據政權多奉李唐王朝為正朔有關。
從已經發掘的情況來看,五代十國帝陵也都基本採取唐陵前中後三室的石室規制,但是新出現了磚石混築乃至磚室墓的形式。同時,割據政權的有些重臣也有采用石室墓制的。
天祐元年(904年),朱全忠殺崔胤,逼迫唐昭宗遷都洛陽,長安城被毀。同年八月,朱全忠弒唐昭宗,另立昭宗子李柷為帝,是為唐哀帝。907年,朱全忠逼迫唐哀帝禪讓,建國後梁,唐帝國滅亡,中國歷史進入五代十國時期。那麼,此後唐帝國建立的唐文化又走向何處?
這在考古材料中有何體現?隋唐時期都城文化中繼續沿用的都域位於"天下之中"的模式,五代時期經過反覆的調適,最後經過後周統治者模仿"周公ト洛"的方式重新制定曆法,而將新的天下之中移至開封嶽臺,為趙匡胤的定都開封提供了先天命定的政治文化理據。
開封城以"人盤"的"前縫針"定方位,相關建築以國音的興利之法進行規劃、營建,一如其陵區的規劃。不過,其大內的規劃卻仍模仿唐洛陽宮。於此,我們可以察覺到趙宋對隋唐都城文化的摒棄和發展。
唐王維《輞川圖》局部,絹本,設色
初唐奠定的"斟酌漢魏,以為規矩"成為此後唐王朝文化發展的重要基調,其中的"魏"指曹魏,其內涵實際也是對周、漢文化的追摹。該基調又在唐玄宗時期以漢土德為唐德而重新得以確認和加強。
在陵墓文化上,初唐依照漢文化確立了帝陵制度,即依山為陵、前中後三室的石室規制以及陪陵制度。玄宗朝則在陵地秩序上採取了原樣照搬西漢帝陵的陵地秩序的原則,終唐一代在關中帝陵區沒有改變。
在初唐的其他墓葬建制中,我們也可以看到漢朝文化的蹤跡,如李壽墓的壁畫便是個典型案例。雖經唐末之劇變,但至五代十國時期帝陵建制卻又基本得到回覆和統一,出現這種現象眼這些割據政權多奉李唐王朝為正朔有關。
從已經發掘的情況來看,五代十國帝陵也都基本採取唐陵前中後三室的石室規制,但是新出現了磚石混築乃至磚室墓的形式。同時,割據政權的有些重臣也有采用石室墓制的。
唐章懷太子李賢墓墓道東壁狩獵出行圖及其局部(紅衣者:李賢)
從史思明墓到前蜀王建永陵(918年)、後蜀孟知祥墓(和陵,934年)、吳越國馬氏康陵(939年)、吳越王錢元瓘墓(941年)、南漢劉類康陵(942年)、南唐二陵(943年、961年)"、後蜀張虔釗墓(948年)、後蜀孫漢韶墓(956年)2都不例外。
唐陵陵園及神道石刻的建制在鞏縣北宋八陵得到延續,後者更是直接以角姓(趙姓)昭穆葬式來安排陵地秩序,這雖然跟唐政府徑直照搬漢陵陵地秩序原則不同,但其使用五音昭穆葬式的內核卻是致的。此已如前具。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北宋初期政府重新整頓頒行《地理新書》,反初唐政府敕定的呂才《陰陽書》,恢復倡導五音葬式等陰陽術,從而莫定了北宋王朝墓葬建制顛覆唐制的基調。換言之,李唐和趙宋帝陵陵區秩序的排列雖都跟五音昭穆葬式有關,但其根本點是不同的。正是因為否定了五音葬式,李唐才得以照搬西漢陵區的佈列原則。而李唐王朝所秉持的這個原則恰恰正是趙宋王朝所否定的。
晚唐五代時期,高宗、中宗、睿宗時期的前後雙室墓的形制也重新出現,墓主為節度使。
天祐元年(904年),朱全忠殺崔胤,逼迫唐昭宗遷都洛陽,長安城被毀。同年八月,朱全忠弒唐昭宗,另立昭宗子李柷為帝,是為唐哀帝。907年,朱全忠逼迫唐哀帝禪讓,建國後梁,唐帝國滅亡,中國歷史進入五代十國時期。那麼,此後唐帝國建立的唐文化又走向何處?
這在考古材料中有何體現?隋唐時期都城文化中繼續沿用的都域位於"天下之中"的模式,五代時期經過反覆的調適,最後經過後周統治者模仿"周公ト洛"的方式重新制定曆法,而將新的天下之中移至開封嶽臺,為趙匡胤的定都開封提供了先天命定的政治文化理據。
開封城以"人盤"的"前縫針"定方位,相關建築以國音的興利之法進行規劃、營建,一如其陵區的規劃。不過,其大內的規劃卻仍模仿唐洛陽宮。於此,我們可以察覺到趙宋對隋唐都城文化的摒棄和發展。
唐王維《輞川圖》局部,絹本,設色
初唐奠定的"斟酌漢魏,以為規矩"成為此後唐王朝文化發展的重要基調,其中的"魏"指曹魏,其內涵實際也是對周、漢文化的追摹。該基調又在唐玄宗時期以漢土德為唐德而重新得以確認和加強。
在陵墓文化上,初唐依照漢文化確立了帝陵制度,即依山為陵、前中後三室的石室規制以及陪陵制度。玄宗朝則在陵地秩序上採取了原樣照搬西漢帝陵的陵地秩序的原則,終唐一代在關中帝陵區沒有改變。
在初唐的其他墓葬建制中,我們也可以看到漢朝文化的蹤跡,如李壽墓的壁畫便是個典型案例。雖經唐末之劇變,但至五代十國時期帝陵建制卻又基本得到回覆和統一,出現這種現象眼這些割據政權多奉李唐王朝為正朔有關。
從已經發掘的情況來看,五代十國帝陵也都基本採取唐陵前中後三室的石室規制,但是新出現了磚石混築乃至磚室墓的形式。同時,割據政權的有些重臣也有采用石室墓制的。
唐章懷太子李賢墓墓道東壁狩獵出行圖及其局部(紅衣者:李賢)
從史思明墓到前蜀王建永陵(918年)、後蜀孟知祥墓(和陵,934年)、吳越國馬氏康陵(939年)、吳越王錢元瓘墓(941年)、南漢劉類康陵(942年)、南唐二陵(943年、961年)"、後蜀張虔釗墓(948年)、後蜀孫漢韶墓(956年)2都不例外。
唐陵陵園及神道石刻的建制在鞏縣北宋八陵得到延續,後者更是直接以角姓(趙姓)昭穆葬式來安排陵地秩序,這雖然跟唐政府徑直照搬漢陵陵地秩序原則不同,但其使用五音昭穆葬式的內核卻是致的。此已如前具。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北宋初期政府重新整頓頒行《地理新書》,反初唐政府敕定的呂才《陰陽書》,恢復倡導五音葬式等陰陽術,從而莫定了北宋王朝墓葬建制顛覆唐制的基調。換言之,李唐和趙宋帝陵陵區秩序的排列雖都跟五音昭穆葬式有關,但其根本點是不同的。正是因為否定了五音葬式,李唐才得以照搬西漢陵區的佈列原則。而李唐王朝所秉持的這個原則恰恰正是趙宋王朝所否定的。
晚唐五代時期,高宗、中宗、睿宗時期的前後雙室墓的形制也重新出現,墓主為節度使。
唐史思明墓出土坐龍
如河北正定縣成德軍節度使王元連墓,坐北朝南,平面呈刀把形,由墓道、前後室、甬道、東西耳室等組成。墓底距地表6米。墓道呈斜坡狀,接近墓室處寬3.8米。從殘存的磚構件看,原墓室頂是磚砌仿木結構建築。從剝落的牆皮可以看出,原墓室內壁繪有壁畫,多用土黃、硃紅、淡綠等色繪製,墨線勾勒。墓室南北長10米,東西寬5.75米。前室北是甬道,距甬道口0.82米處,有東西對稱的耳室各一間,亦可看到甬道北端可能還有墓室。
2013年,在北京房山長溝發現的唐幽州節度使劉濟墓也是一座前後雙室磚墓,墓道另有側室、耳室和壁等六個附屬空間,墓內繪壁畫,隨葬石門、石俑、石棺床等,出土兩方墓誌。這有可能是以類似"別敕葬"的規格安排墓主的喪葬。五代時期發現的一批前後雙室磚墓很可能也是出於該用意。
如劉華墓、河北曲陽陽平鎮的田莊大墓、開運二年(945年)李茂貞之妻秦國賢德太夫人劉氏墓、陝西彬縣後周朔方軍節度使馮暉墓、河北曲陽義武軍節度使王處直墓都不例外。與其他五代墓葬多為單室墓不同,這些墓葬主要結構都是前後雙室墓,採取的是僅低於五代帝陵前中後三室的墓制。
當然,中晚唐墓葬中的壁畫圖像內容也在五代墓葬中得以延續。這一點我們已經在屏風式壁畫墓部分進行了探討。上承晚唐墓葬圖像生活化、世俗化的傾向,北方地區宋墓墓室壁畫都具有強烈的生活氣息,中原北方地區的宋墓,往往利用磚雕將墓室裝飾成居室或一處庭院的佈局,婦人啟門圖的再現與流行可謂其中的典型代表。
天祐元年(904年),朱全忠殺崔胤,逼迫唐昭宗遷都洛陽,長安城被毀。同年八月,朱全忠弒唐昭宗,另立昭宗子李柷為帝,是為唐哀帝。907年,朱全忠逼迫唐哀帝禪讓,建國後梁,唐帝國滅亡,中國歷史進入五代十國時期。那麼,此後唐帝國建立的唐文化又走向何處?
這在考古材料中有何體現?隋唐時期都城文化中繼續沿用的都域位於"天下之中"的模式,五代時期經過反覆的調適,最後經過後周統治者模仿"周公ト洛"的方式重新制定曆法,而將新的天下之中移至開封嶽臺,為趙匡胤的定都開封提供了先天命定的政治文化理據。
開封城以"人盤"的"前縫針"定方位,相關建築以國音的興利之法進行規劃、營建,一如其陵區的規劃。不過,其大內的規劃卻仍模仿唐洛陽宮。於此,我們可以察覺到趙宋對隋唐都城文化的摒棄和發展。
唐王維《輞川圖》局部,絹本,設色
初唐奠定的"斟酌漢魏,以為規矩"成為此後唐王朝文化發展的重要基調,其中的"魏"指曹魏,其內涵實際也是對周、漢文化的追摹。該基調又在唐玄宗時期以漢土德為唐德而重新得以確認和加強。
在陵墓文化上,初唐依照漢文化確立了帝陵制度,即依山為陵、前中後三室的石室規制以及陪陵制度。玄宗朝則在陵地秩序上採取了原樣照搬西漢帝陵的陵地秩序的原則,終唐一代在關中帝陵區沒有改變。
在初唐的其他墓葬建制中,我們也可以看到漢朝文化的蹤跡,如李壽墓的壁畫便是個典型案例。雖經唐末之劇變,但至五代十國時期帝陵建制卻又基本得到回覆和統一,出現這種現象眼這些割據政權多奉李唐王朝為正朔有關。
從已經發掘的情況來看,五代十國帝陵也都基本採取唐陵前中後三室的石室規制,但是新出現了磚石混築乃至磚室墓的形式。同時,割據政權的有些重臣也有采用石室墓制的。
唐章懷太子李賢墓墓道東壁狩獵出行圖及其局部(紅衣者:李賢)
從史思明墓到前蜀王建永陵(918年)、後蜀孟知祥墓(和陵,934年)、吳越國馬氏康陵(939年)、吳越王錢元瓘墓(941年)、南漢劉類康陵(942年)、南唐二陵(943年、961年)"、後蜀張虔釗墓(948年)、後蜀孫漢韶墓(956年)2都不例外。
唐陵陵園及神道石刻的建制在鞏縣北宋八陵得到延續,後者更是直接以角姓(趙姓)昭穆葬式來安排陵地秩序,這雖然跟唐政府徑直照搬漢陵陵地秩序原則不同,但其使用五音昭穆葬式的內核卻是致的。此已如前具。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北宋初期政府重新整頓頒行《地理新書》,反初唐政府敕定的呂才《陰陽書》,恢復倡導五音葬式等陰陽術,從而莫定了北宋王朝墓葬建制顛覆唐制的基調。換言之,李唐和趙宋帝陵陵區秩序的排列雖都跟五音昭穆葬式有關,但其根本點是不同的。正是因為否定了五音葬式,李唐才得以照搬西漢陵區的佈列原則。而李唐王朝所秉持的這個原則恰恰正是趙宋王朝所否定的。
晚唐五代時期,高宗、中宗、睿宗時期的前後雙室墓的形制也重新出現,墓主為節度使。
唐史思明墓出土坐龍
如河北正定縣成德軍節度使王元連墓,坐北朝南,平面呈刀把形,由墓道、前後室、甬道、東西耳室等組成。墓底距地表6米。墓道呈斜坡狀,接近墓室處寬3.8米。從殘存的磚構件看,原墓室頂是磚砌仿木結構建築。從剝落的牆皮可以看出,原墓室內壁繪有壁畫,多用土黃、硃紅、淡綠等色繪製,墨線勾勒。墓室南北長10米,東西寬5.75米。前室北是甬道,距甬道口0.82米處,有東西對稱的耳室各一間,亦可看到甬道北端可能還有墓室。
2013年,在北京房山長溝發現的唐幽州節度使劉濟墓也是一座前後雙室磚墓,墓道另有側室、耳室和壁等六個附屬空間,墓內繪壁畫,隨葬石門、石俑、石棺床等,出土兩方墓誌。這有可能是以類似"別敕葬"的規格安排墓主的喪葬。五代時期發現的一批前後雙室磚墓很可能也是出於該用意。
如劉華墓、河北曲陽陽平鎮的田莊大墓、開運二年(945年)李茂貞之妻秦國賢德太夫人劉氏墓、陝西彬縣後周朔方軍節度使馮暉墓、河北曲陽義武軍節度使王處直墓都不例外。與其他五代墓葬多為單室墓不同,這些墓葬主要結構都是前後雙室墓,採取的是僅低於五代帝陵前中後三室的墓制。
當然,中晚唐墓葬中的壁畫圖像內容也在五代墓葬中得以延續。這一點我們已經在屏風式壁畫墓部分進行了探討。上承晚唐墓葬圖像生活化、世俗化的傾向,北方地區宋墓墓室壁畫都具有強烈的生活氣息,中原北方地區的宋墓,往往利用磚雕將墓室裝飾成居室或一處庭院的佈局,婦人啟門圖的再現與流行可謂其中的典型代表。
唐代反映墓室主人生活的壁畫
宋墓裝飾中一桌二椅、夫婦對坐(並坐)的題材是漢魏(北魏)以降墓室屏風式壁畫中夫婦並坐於的變形。上述兩個題材跟宋墓裝飾中孝子圖像等元素的重新出現共同構成對漢魏以降墓葬文化的反覆。從這方面來講,同樣可謂對唐代墓葬文化的顛覆。隋唐時期墓葬圖像中的太一出行構圖程式,基本上以"像"的形式繼續出現在五代十國和宋墓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這時期隨葬品中的太ー出行元素整合了隋唐時期兩京地區的相關元素。這一部分隨葬品不但繼續成為國家喪葬規定中的組成,而且同時進入了堪與文獻,表現出其世俗化的進一步加強。若以長時段視之,河北山東地區在唐宋社會實起著承上啟下、繼往開來的重要作用。河朔地區中晚唐時出現仿木構磚墓,成為宋墓仿木構磚雕墓的淵源。
從考古材料來看,作為北宋早期主要墓葬類型的仿木結構磚室墓,大約從晩唐大中年間(847—860年)開始流行,便是主要發現於河北北部和北京地區的品官貴胄墓。而趙宋的開國者正是河北涿郡人,恰可解釋這一現象。河北地區與北宋王朝的這種關係,不僅體現了該地區在中國政治格局中的重要性,而且反映了唐代晚期文化與趙宋一朝的關聯。
五代時期,陝西、河南和河北等地是諸統治集團的主要活動區域,迄今發現的五代墓葬多集中於這些地區。根據墓葬形制及建材可分為單室土洞墓、單室磚石墓、前後室磚室墓以及豎穴土坑墓四大類。圓形墓繼續佔主流,同時出現多邊形墓,土洞墓墓室從晚唐時期的以豎室為主,到宋代以後多為橫室,墓葬形制由唐向宋的轉變,主要體現在五代的後晉時期。
天祐元年(904年),朱全忠殺崔胤,逼迫唐昭宗遷都洛陽,長安城被毀。同年八月,朱全忠弒唐昭宗,另立昭宗子李柷為帝,是為唐哀帝。907年,朱全忠逼迫唐哀帝禪讓,建國後梁,唐帝國滅亡,中國歷史進入五代十國時期。那麼,此後唐帝國建立的唐文化又走向何處?
這在考古材料中有何體現?隋唐時期都城文化中繼續沿用的都域位於"天下之中"的模式,五代時期經過反覆的調適,最後經過後周統治者模仿"周公ト洛"的方式重新制定曆法,而將新的天下之中移至開封嶽臺,為趙匡胤的定都開封提供了先天命定的政治文化理據。
開封城以"人盤"的"前縫針"定方位,相關建築以國音的興利之法進行規劃、營建,一如其陵區的規劃。不過,其大內的規劃卻仍模仿唐洛陽宮。於此,我們可以察覺到趙宋對隋唐都城文化的摒棄和發展。
唐王維《輞川圖》局部,絹本,設色
初唐奠定的"斟酌漢魏,以為規矩"成為此後唐王朝文化發展的重要基調,其中的"魏"指曹魏,其內涵實際也是對周、漢文化的追摹。該基調又在唐玄宗時期以漢土德為唐德而重新得以確認和加強。
在陵墓文化上,初唐依照漢文化確立了帝陵制度,即依山為陵、前中後三室的石室規制以及陪陵制度。玄宗朝則在陵地秩序上採取了原樣照搬西漢帝陵的陵地秩序的原則,終唐一代在關中帝陵區沒有改變。
在初唐的其他墓葬建制中,我們也可以看到漢朝文化的蹤跡,如李壽墓的壁畫便是個典型案例。雖經唐末之劇變,但至五代十國時期帝陵建制卻又基本得到回覆和統一,出現這種現象眼這些割據政權多奉李唐王朝為正朔有關。
從已經發掘的情況來看,五代十國帝陵也都基本採取唐陵前中後三室的石室規制,但是新出現了磚石混築乃至磚室墓的形式。同時,割據政權的有些重臣也有采用石室墓制的。
唐章懷太子李賢墓墓道東壁狩獵出行圖及其局部(紅衣者:李賢)
從史思明墓到前蜀王建永陵(918年)、後蜀孟知祥墓(和陵,934年)、吳越國馬氏康陵(939年)、吳越王錢元瓘墓(941年)、南漢劉類康陵(942年)、南唐二陵(943年、961年)"、後蜀張虔釗墓(948年)、後蜀孫漢韶墓(956年)2都不例外。
唐陵陵園及神道石刻的建制在鞏縣北宋八陵得到延續,後者更是直接以角姓(趙姓)昭穆葬式來安排陵地秩序,這雖然跟唐政府徑直照搬漢陵陵地秩序原則不同,但其使用五音昭穆葬式的內核卻是致的。此已如前具。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北宋初期政府重新整頓頒行《地理新書》,反初唐政府敕定的呂才《陰陽書》,恢復倡導五音葬式等陰陽術,從而莫定了北宋王朝墓葬建制顛覆唐制的基調。換言之,李唐和趙宋帝陵陵區秩序的排列雖都跟五音昭穆葬式有關,但其根本點是不同的。正是因為否定了五音葬式,李唐才得以照搬西漢陵區的佈列原則。而李唐王朝所秉持的這個原則恰恰正是趙宋王朝所否定的。
晚唐五代時期,高宗、中宗、睿宗時期的前後雙室墓的形制也重新出現,墓主為節度使。
唐史思明墓出土坐龍
如河北正定縣成德軍節度使王元連墓,坐北朝南,平面呈刀把形,由墓道、前後室、甬道、東西耳室等組成。墓底距地表6米。墓道呈斜坡狀,接近墓室處寬3.8米。從殘存的磚構件看,原墓室頂是磚砌仿木結構建築。從剝落的牆皮可以看出,原墓室內壁繪有壁畫,多用土黃、硃紅、淡綠等色繪製,墨線勾勒。墓室南北長10米,東西寬5.75米。前室北是甬道,距甬道口0.82米處,有東西對稱的耳室各一間,亦可看到甬道北端可能還有墓室。
2013年,在北京房山長溝發現的唐幽州節度使劉濟墓也是一座前後雙室磚墓,墓道另有側室、耳室和壁等六個附屬空間,墓內繪壁畫,隨葬石門、石俑、石棺床等,出土兩方墓誌。這有可能是以類似"別敕葬"的規格安排墓主的喪葬。五代時期發現的一批前後雙室磚墓很可能也是出於該用意。
如劉華墓、河北曲陽陽平鎮的田莊大墓、開運二年(945年)李茂貞之妻秦國賢德太夫人劉氏墓、陝西彬縣後周朔方軍節度使馮暉墓、河北曲陽義武軍節度使王處直墓都不例外。與其他五代墓葬多為單室墓不同,這些墓葬主要結構都是前後雙室墓,採取的是僅低於五代帝陵前中後三室的墓制。
當然,中晚唐墓葬中的壁畫圖像內容也在五代墓葬中得以延續。這一點我們已經在屏風式壁畫墓部分進行了探討。上承晚唐墓葬圖像生活化、世俗化的傾向,北方地區宋墓墓室壁畫都具有強烈的生活氣息,中原北方地區的宋墓,往往利用磚雕將墓室裝飾成居室或一處庭院的佈局,婦人啟門圖的再現與流行可謂其中的典型代表。
唐代反映墓室主人生活的壁畫
宋墓裝飾中一桌二椅、夫婦對坐(並坐)的題材是漢魏(北魏)以降墓室屏風式壁畫中夫婦並坐於的變形。上述兩個題材跟宋墓裝飾中孝子圖像等元素的重新出現共同構成對漢魏以降墓葬文化的反覆。從這方面來講,同樣可謂對唐代墓葬文化的顛覆。隋唐時期墓葬圖像中的太一出行構圖程式,基本上以"像"的形式繼續出現在五代十國和宋墓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這時期隨葬品中的太ー出行元素整合了隋唐時期兩京地區的相關元素。這一部分隨葬品不但繼續成為國家喪葬規定中的組成,而且同時進入了堪與文獻,表現出其世俗化的進一步加強。若以長時段視之,河北山東地區在唐宋社會實起著承上啟下、繼往開來的重要作用。河朔地區中晚唐時出現仿木構磚墓,成為宋墓仿木構磚雕墓的淵源。
從考古材料來看,作為北宋早期主要墓葬類型的仿木結構磚室墓,大約從晩唐大中年間(847—860年)開始流行,便是主要發現於河北北部和北京地區的品官貴胄墓。而趙宋的開國者正是河北涿郡人,恰可解釋這一現象。河北地區與北宋王朝的這種關係,不僅體現了該地區在中國政治格局中的重要性,而且反映了唐代晚期文化與趙宋一朝的關聯。
五代時期,陝西、河南和河北等地是諸統治集團的主要活動區域,迄今發現的五代墓葬多集中於這些地區。根據墓葬形制及建材可分為單室土洞墓、單室磚石墓、前後室磚室墓以及豎穴土坑墓四大類。圓形墓繼續佔主流,同時出現多邊形墓,土洞墓墓室從晚唐時期的以豎室為主,到宋代以後多為橫室,墓葬形制由唐向宋的轉變,主要體現在五代的後晉時期。
河南鞏義孝西村唐墓出土獅虎形獸
同樣地,在十國範圍內,至少存在著三個比較穩定的、特色鮮明的墓葬傳統文化區。即,四川盆地地區,以成都平原為中心,主要指前後蜀的統治中心區;兩湖平原南部地區,以長沙為中心,是楚國的統治中心區;江南運河區,以揚州一蘇州一杭州一線為中心(沿運河北上可達海州,南下可達明州),跨吳國(南唐)、吳越等國,該區內十國時期的墓葬形制延續了當地自唐以來的傳統,並一直延續到宋代。
總體而言,五代十國時期,南方地區的墓葬表現出更多的保守性,而中原地區則呈現出承前啟後的態勢,進一步為趙宋文化的出現埋下伏筆。在此意義上,唐朝末年經五代十國至北宋初年確可視為一個歷史時期單元來進行認識,該時期是不同族群相互依存、相互滲透、為爭取資源或參與共享而力求認同、實現整合的過程。
還需指出的是,916年契丹族建立的遼朝統治了唐朝極盛時期的東北部、北部和部分西北部的疆域,在自然承繼上述地區唐文化的基礎上,又因統治者對唐文化的吸收、繼承,而使得上述地區的唐文化得以延續。換言之,唐帝國滅亡後,唐文化並未立即消亡,而是仍延續到北宋初年,其中的某些元素更是成為一股新的文化基因潛流不息。
但是,如上所言,若以墓葬建制視之,趙宋王朝也對唐代墓制進行揚棄,因肇始於晚唐河北文化之異質而有意重新取法漢魏墓葬建制的其他元素,由此也賦予文化有別於李唐的特質,並終漸形成趙宋一代的時代風格。
由此視之,所謂"唐宋變革",實即唐、宋二朝對漢魏文化的不同取捨而已。當然,這取決於長期以來時勢漸變的積累和王朝決策者的政治取向。江山易主,傳統禮治文化之"用"亦隨之變易,但其"體"卻仍如如不動。傳統禮治文化與王朝政權更迭的關係於此可見一斑。
天祐元年(904年),朱全忠殺崔胤,逼迫唐昭宗遷都洛陽,長安城被毀。同年八月,朱全忠弒唐昭宗,另立昭宗子李柷為帝,是為唐哀帝。907年,朱全忠逼迫唐哀帝禪讓,建國後梁,唐帝國滅亡,中國歷史進入五代十國時期。那麼,此後唐帝國建立的唐文化又走向何處?
這在考古材料中有何體現?隋唐時期都城文化中繼續沿用的都域位於"天下之中"的模式,五代時期經過反覆的調適,最後經過後周統治者模仿"周公ト洛"的方式重新制定曆法,而將新的天下之中移至開封嶽臺,為趙匡胤的定都開封提供了先天命定的政治文化理據。
開封城以"人盤"的"前縫針"定方位,相關建築以國音的興利之法進行規劃、營建,一如其陵區的規劃。不過,其大內的規劃卻仍模仿唐洛陽宮。於此,我們可以察覺到趙宋對隋唐都城文化的摒棄和發展。
唐王維《輞川圖》局部,絹本,設色
初唐奠定的"斟酌漢魏,以為規矩"成為此後唐王朝文化發展的重要基調,其中的"魏"指曹魏,其內涵實際也是對周、漢文化的追摹。該基調又在唐玄宗時期以漢土德為唐德而重新得以確認和加強。
在陵墓文化上,初唐依照漢文化確立了帝陵制度,即依山為陵、前中後三室的石室規制以及陪陵制度。玄宗朝則在陵地秩序上採取了原樣照搬西漢帝陵的陵地秩序的原則,終唐一代在關中帝陵區沒有改變。
在初唐的其他墓葬建制中,我們也可以看到漢朝文化的蹤跡,如李壽墓的壁畫便是個典型案例。雖經唐末之劇變,但至五代十國時期帝陵建制卻又基本得到回覆和統一,出現這種現象眼這些割據政權多奉李唐王朝為正朔有關。
從已經發掘的情況來看,五代十國帝陵也都基本採取唐陵前中後三室的石室規制,但是新出現了磚石混築乃至磚室墓的形式。同時,割據政權的有些重臣也有采用石室墓制的。
唐章懷太子李賢墓墓道東壁狩獵出行圖及其局部(紅衣者:李賢)
從史思明墓到前蜀王建永陵(918年)、後蜀孟知祥墓(和陵,934年)、吳越國馬氏康陵(939年)、吳越王錢元瓘墓(941年)、南漢劉類康陵(942年)、南唐二陵(943年、961年)"、後蜀張虔釗墓(948年)、後蜀孫漢韶墓(956年)2都不例外。
唐陵陵園及神道石刻的建制在鞏縣北宋八陵得到延續,後者更是直接以角姓(趙姓)昭穆葬式來安排陵地秩序,這雖然跟唐政府徑直照搬漢陵陵地秩序原則不同,但其使用五音昭穆葬式的內核卻是致的。此已如前具。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北宋初期政府重新整頓頒行《地理新書》,反初唐政府敕定的呂才《陰陽書》,恢復倡導五音葬式等陰陽術,從而莫定了北宋王朝墓葬建制顛覆唐制的基調。換言之,李唐和趙宋帝陵陵區秩序的排列雖都跟五音昭穆葬式有關,但其根本點是不同的。正是因為否定了五音葬式,李唐才得以照搬西漢陵區的佈列原則。而李唐王朝所秉持的這個原則恰恰正是趙宋王朝所否定的。
晚唐五代時期,高宗、中宗、睿宗時期的前後雙室墓的形制也重新出現,墓主為節度使。
唐史思明墓出土坐龍
如河北正定縣成德軍節度使王元連墓,坐北朝南,平面呈刀把形,由墓道、前後室、甬道、東西耳室等組成。墓底距地表6米。墓道呈斜坡狀,接近墓室處寬3.8米。從殘存的磚構件看,原墓室頂是磚砌仿木結構建築。從剝落的牆皮可以看出,原墓室內壁繪有壁畫,多用土黃、硃紅、淡綠等色繪製,墨線勾勒。墓室南北長10米,東西寬5.75米。前室北是甬道,距甬道口0.82米處,有東西對稱的耳室各一間,亦可看到甬道北端可能還有墓室。
2013年,在北京房山長溝發現的唐幽州節度使劉濟墓也是一座前後雙室磚墓,墓道另有側室、耳室和壁等六個附屬空間,墓內繪壁畫,隨葬石門、石俑、石棺床等,出土兩方墓誌。這有可能是以類似"別敕葬"的規格安排墓主的喪葬。五代時期發現的一批前後雙室磚墓很可能也是出於該用意。
如劉華墓、河北曲陽陽平鎮的田莊大墓、開運二年(945年)李茂貞之妻秦國賢德太夫人劉氏墓、陝西彬縣後周朔方軍節度使馮暉墓、河北曲陽義武軍節度使王處直墓都不例外。與其他五代墓葬多為單室墓不同,這些墓葬主要結構都是前後雙室墓,採取的是僅低於五代帝陵前中後三室的墓制。
當然,中晚唐墓葬中的壁畫圖像內容也在五代墓葬中得以延續。這一點我們已經在屏風式壁畫墓部分進行了探討。上承晚唐墓葬圖像生活化、世俗化的傾向,北方地區宋墓墓室壁畫都具有強烈的生活氣息,中原北方地區的宋墓,往往利用磚雕將墓室裝飾成居室或一處庭院的佈局,婦人啟門圖的再現與流行可謂其中的典型代表。
唐代反映墓室主人生活的壁畫
宋墓裝飾中一桌二椅、夫婦對坐(並坐)的題材是漢魏(北魏)以降墓室屏風式壁畫中夫婦並坐於的變形。上述兩個題材跟宋墓裝飾中孝子圖像等元素的重新出現共同構成對漢魏以降墓葬文化的反覆。從這方面來講,同樣可謂對唐代墓葬文化的顛覆。隋唐時期墓葬圖像中的太一出行構圖程式,基本上以"像"的形式繼續出現在五代十國和宋墓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這時期隨葬品中的太ー出行元素整合了隋唐時期兩京地區的相關元素。這一部分隨葬品不但繼續成為國家喪葬規定中的組成,而且同時進入了堪與文獻,表現出其世俗化的進一步加強。若以長時段視之,河北山東地區在唐宋社會實起著承上啟下、繼往開來的重要作用。河朔地區中晚唐時出現仿木構磚墓,成為宋墓仿木構磚雕墓的淵源。
從考古材料來看,作為北宋早期主要墓葬類型的仿木結構磚室墓,大約從晩唐大中年間(847—860年)開始流行,便是主要發現於河北北部和北京地區的品官貴胄墓。而趙宋的開國者正是河北涿郡人,恰可解釋這一現象。河北地區與北宋王朝的這種關係,不僅體現了該地區在中國政治格局中的重要性,而且反映了唐代晚期文化與趙宋一朝的關聯。
五代時期,陝西、河南和河北等地是諸統治集團的主要活動區域,迄今發現的五代墓葬多集中於這些地區。根據墓葬形制及建材可分為單室土洞墓、單室磚石墓、前後室磚室墓以及豎穴土坑墓四大類。圓形墓繼續佔主流,同時出現多邊形墓,土洞墓墓室從晚唐時期的以豎室為主,到宋代以後多為橫室,墓葬形制由唐向宋的轉變,主要體現在五代的後晉時期。
河南鞏義孝西村唐墓出土獅虎形獸
同樣地,在十國範圍內,至少存在著三個比較穩定的、特色鮮明的墓葬傳統文化區。即,四川盆地地區,以成都平原為中心,主要指前後蜀的統治中心區;兩湖平原南部地區,以長沙為中心,是楚國的統治中心區;江南運河區,以揚州一蘇州一杭州一線為中心(沿運河北上可達海州,南下可達明州),跨吳國(南唐)、吳越等國,該區內十國時期的墓葬形制延續了當地自唐以來的傳統,並一直延續到宋代。
總體而言,五代十國時期,南方地區的墓葬表現出更多的保守性,而中原地區則呈現出承前啟後的態勢,進一步為趙宋文化的出現埋下伏筆。在此意義上,唐朝末年經五代十國至北宋初年確可視為一個歷史時期單元來進行認識,該時期是不同族群相互依存、相互滲透、為爭取資源或參與共享而力求認同、實現整合的過程。
還需指出的是,916年契丹族建立的遼朝統治了唐朝極盛時期的東北部、北部和部分西北部的疆域,在自然承繼上述地區唐文化的基礎上,又因統治者對唐文化的吸收、繼承,而使得上述地區的唐文化得以延續。換言之,唐帝國滅亡後,唐文化並未立即消亡,而是仍延續到北宋初年,其中的某些元素更是成為一股新的文化基因潛流不息。
但是,如上所言,若以墓葬建制視之,趙宋王朝也對唐代墓制進行揚棄,因肇始於晚唐河北文化之異質而有意重新取法漢魏墓葬建制的其他元素,由此也賦予文化有別於李唐的特質,並終漸形成趙宋一代的時代風格。
由此視之,所謂"唐宋變革",實即唐、宋二朝對漢魏文化的不同取捨而已。當然,這取決於長期以來時勢漸變的積累和王朝決策者的政治取向。江山易主,傳統禮治文化之"用"亦隨之變易,但其"體"卻仍如如不動。傳統禮治文化與王朝政權更迭的關係於此可見一斑。
宋人臨摹唐代書法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