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小時候……”長輩與孩子閒談時，總會以此句式開頭，而省略號後面的內容，多半是訴說貧窮與磨難，加之讓孩子珍惜現在。但畢飛宇不。

在最近出版的一套名為“我們小時候”的系列叢書中，畢飛宇的《蘇北少年“堂吉訶德”》收入其中。這是其第一部非虛構作品，它通過一個少年視角，將人們帶回到四十多年前的蘇北農村，從往昔的記憶碎片之中，陳述和反思那個時代。不過，相比於苦難，畢飛宇還是更願講述童年“樂”的部分。“我不配做苦難的言說者。”畢飛宇說。

某種意義上，這本書是中年畢飛宇與少年畢飛宇的對話。沒人會忽視童年對一位作家的影響，蘇童曾說：“作家一生的寫作，都是為了找尋第一記憶，並讓其復原。而第一記憶，註定是丟失的。”

畢飛宇試圖尋找。

沒有故鄉與姓氏的人

對於自己對鄉土的情感，畢飛宇毫不避諱，“我不懷念鄉土。”“我不太相信今天的作家還會對鄉村有強烈的感情，我們的生活跟土地的關係已經不再那麼緊密了。沒有哪個作家還靠著二畝三分地過活。我們對土地的情感，恐怕更多僅限於閱讀。”

事實上，畢飛宇是一個沒有故鄉的人。1964年，畢飛宇出生在一個叫“楊家莊”的地方。5歲時，做鄉村教師的父母工作調動，他生活的村子變成了“陸王”村。11歲時，他又來到了“中堡”鎮，因父親被打為“右派”，畢飛宇一家居無定所，整個少年時期在漂泊中度過。

他甚至沒有姓氏。

某一天，少年畢飛宇發現了一個祕密：父親其實不姓畢，姓陸。畢飛宇的父親是個孤兒，跟隨養父姓陸。抗戰時，養父被人揭發賣大米給日本人，於是當做“漢奸”在“反右”時被處死，畢飛宇的父親也不被准許姓陸，被迫改姓畢。

“有年大年初一，父親一個人在教室裡看書，哭了。他看的是魯迅的《阿Q正傳》。大了我才理解。本來姓陸姓得好好的，儘管那不是他的真姓，到了1950年之後組織不讓他姓這個姓，一定讓他改名字。姓這個姓，父親一定覺得屈辱，所以他看《阿Q正傳》那麼悲傷。大學念中文系，老師講《阿Q正傳》，我內心極其古怪，覺得特別羞愧，感覺家裡的事情本來好好的，沒人知道，被魯迅寫出來了。”畢飛宇曾回憶道。

身份認同上的困惑，也為畢飛宇帶來某種鬱結。“沒有故鄉，沒有姓氏，在有的人看來也許並不是特別大的事情，但如果他生性比較敏感，感受到這些東西跟過去幾十年中國的政治聯繫在一起，會構成諸多化學反應。”

畢飛宇在接受《東方早報》採訪時說，“我沒有祖墳，一年中最不願過的就是清明節。兒子出生那天，我打電話給父親，問他我的兒子該姓‘陸’還是‘畢’。

那個時候，我很希望兒子姓‘陸’，但當時他沒講。好長時間，兩個男人沉默在電話裡，最後我合上了手機。一個男人做了父親，應該只有單純的喜悅，可對我來說，那天是悲喜交加。最後，我選擇讓兒子姓‘畢’。可能是我的身世太特殊，很害怕回到那些村子。那些鄉不是我的，但我又在那兒長大，有些怯，所以儘量不回去。但我能寫這麼多東西，需要歸功於我的父親母親，他們給了我那麼特殊的經歷。”

儘管如此，畢飛宇依舊沒有過分訴說悲苦，作為鄉村教師的孩子，“物質生活要比那些農村的孩子好太多太多。”而童年時光，畢飛宇對萬物的判斷只有一個：它能否成為玩具。書中所述，多是怎樣爬樹，怎樣撐船，怎樣放牛，怎樣把兩條紅領巾疊起來，縫上做成泳褲，引領村中時尚。

如今，畢飛宇的兒子即將面臨高考。“他一直是我們家最辛苦的那個人。”連踢球的時間都少有。某種意義上，這本《蘇北少年“堂吉訶德”》也是父親告訴兒子：我們小時候，童年是這樣過的。

像個孩子

在心理學看來，童年非常神聖，托爾斯泰也說：“一個作家寫來寫去，最後都會回到童年。”那作為一位小說家，童年對你的創作有多大影響？

畢飛宇：我無法量化這個影響，我可以肯定的有一點，那就是我對大自然的敏感，這是我的童年留給我的財富。那時候我們很貧困，在貧困里長大的人對大自然一定是敏感的，否則你沒有機會生存。

對於一個習慣了虛構思維的小說家而言，此次寫作最大難度在哪兒？

畢飛宇：非虛構的前提是誠實，雖然寫小說也需要誠實，但是，這兩個誠實是有區別的。小說的誠實主要是邏輯上的，非虛構的誠實面對的卻是具體的生活。有一點我想強調一下，我們也不能過分地誇大寫作的難度，寫作自然有它的難度，可寫作自有寫作的樂趣，甚至幸福。沒人逼著我去寫作，我為什麼還要樂此不疲呢？道理很簡單，它有樂趣。我願意在難度與樂趣之間選擇樂趣，這就如同回首往事，我們可以悲傷，我們也可以微笑。

在這本書中，你如何處理視角問題？如何寫得“像個孩子”？

畢飛宇：當這本書的策劃者、九久讀書人的副總編輯陳豐和我約稿，接到寫“我們小時候”這個命題作文時，我一度覺得自己寫不了。

“寫的時候你的心裡要裝著孩子”，陳豐提出了要求。我已經形成了自己的文學語境，完全不知道怎麼在心裡裝個孩子去寫作。打個比方說，讓崔永元用鞠萍姐姐的口氣去說話，想想都是很恐怖的事情，我幾乎無從下手。直到後來陳豐發話，“你就看著寫吧。”我才開始自由創作。但寫到最後發現，其實，心裡一直不自覺地裝著孩子。

我不懷念鄉土

很多作家懷念土地，這似乎成為了一種固定模式，但你的作品好像並沒有“鄉土氣”，這是什麼原因？

畢飛宇：我不太相信今天的作家還會對土地有多強烈的感情，因為我們的生活跟土地的關係已經不再那麼緊密了，我必須老老實實地承認，土地在我的精神世界裡幾乎沒有位置，即使受到批評，我也必須這樣說。

我願意就這個問題再進一步，1949年之後，我們的土地就不再私有，因此，我一直有一個理性的判斷，即使是農民，他對土地的情感也沒有那麼深厚。我不反對別人對土地抒發情感，但是，我不會那麼做。原因很簡單，我沒有情感。

你幾乎沒有寫那個年代的貧困，這是為什麼？

畢飛宇：我想我還是寫了，只不過沒有去強化它。為什麼不強化它？我有我的實情。在當時的鄉村，比起那些農家的孩子，我的物質條件其實要好一些，讓我去強化那樣的貧困，我有些困難，那些和我一起長大的人會覺得我在撒謊。你要知道，貧困、富裕，這樣的東西永遠是相對的，我們家的問題是政治上受歧視，而不是物質上的，雖然我們的物質很貧乏。

你認為文學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以傳授的？你也在南京大學教授寫作。

畢飛宇：文學當然可以傳授、可以教，除了才華，別的都可以。可是，說到才華，做什麼事情不需要才華呢，千萬不要以為文學的才華很特殊，它只是各種才華中的一種。我歷來反對神化一樣東西，文學沒那麼玄，更沒有那麼神。我在南京大學不上課，南京大學有許多好教授，他們比我教得好，我的任務是創作。

你的兒子今年高二，作為一個作家，如何看待當代的教育制度？

畢飛宇：這不是一個輕鬆的話題，我是一個作家，對教育有意見，可是，你讓我去做，也不一定做得好。教育從來就不是獨立的，它的複雜性遠遠超出我們一般性的認知。

我只是說，面對教育，把所有的問題都推到教師的身上是不公平的。我們做父母的沒有責任？有。

我就望子成龍，兒子的考試沒有達到我的要求，我也不高興。教育的心平氣和來自於每一個父母的心平氣和，換句話說，來自於整個社會的心平氣和。孤立地談論教育沒什麼意義，教育在骨子裡牽扯到我們每一個人。

《華夏時報》

2014年2月26日

興化中堡走出的文學大家——畢飛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