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導演趙寶剛,加上編劇王朔、馬未都、馮小剛,製作了一部叫做《編輯部的故事》的室內劇,講的是《人間指南》的雜誌編輯部裡,幾個性格各異卻都善良可愛的編輯之間嘮嘮叨叨、磕磕碰碰幫助讀者解答人生難題的故事。
1992年,導演趙寶剛,加上編劇王朔、馬未都、馮小剛,製作了一部叫做《編輯部的故事》的室內劇,講的是《人間指南》的雜誌編輯部裡,幾個性格各異卻都善良可愛的編輯之間嘮嘮叨叨、磕磕碰碰幫助讀者解答人生難題的故事。
從家長裡短到時代衝突,每集內容皆是取材於當時的熱點事件。
一經播出,這部神劇就成了街頭巷尾最先鋒的談資,裡面“夾槍帶棒”的評論機智又刻薄、詼諧通俗的金句尖銳而鮮活。
這鮮活又神奇地越過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在近三十年後一切都變得極易消磨、難以保存的互聯網時代,成為觀眾們一再惦記和懷念的對象。
1992年,導演趙寶剛,加上編劇王朔、馬未都、馮小剛,製作了一部叫做《編輯部的故事》的室內劇,講的是《人間指南》的雜誌編輯部裡,幾個性格各異卻都善良可愛的編輯之間嘮嘮叨叨、磕磕碰碰幫助讀者解答人生難題的故事。
從家長裡短到時代衝突,每集內容皆是取材於當時的熱點事件。
一經播出,這部神劇就成了街頭巷尾最先鋒的談資,裡面“夾槍帶棒”的評論機智又刻薄、詼諧通俗的金句尖銳而鮮活。
這鮮活又神奇地越過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在近三十年後一切都變得極易消磨、難以保存的互聯網時代,成為觀眾們一再惦記和懷念的對象。
今天,我們再回看這部經典之作,會發現其中的許多觀點仍不過時。
01
相對於普通的電視劇,室內劇場景變化有限,不能依靠複雜調度和宏大背景來提升觀眾的觀感體驗。要想引起觀眾的觀看興趣,更多是依靠編劇的文學功底、故事精神內核和主要演員的個人魅力來吸引觀眾。
1992年,導演趙寶剛,加上編劇王朔、馬未都、馮小剛,製作了一部叫做《編輯部的故事》的室內劇,講的是《人間指南》的雜誌編輯部裡,幾個性格各異卻都善良可愛的編輯之間嘮嘮叨叨、磕磕碰碰幫助讀者解答人生難題的故事。
從家長裡短到時代衝突,每集內容皆是取材於當時的熱點事件。
一經播出,這部神劇就成了街頭巷尾最先鋒的談資,裡面“夾槍帶棒”的評論機智又刻薄、詼諧通俗的金句尖銳而鮮活。
這鮮活又神奇地越過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在近三十年後一切都變得極易消磨、難以保存的互聯網時代,成為觀眾們一再惦記和懷念的對象。
今天,我們再回看這部經典之作,會發現其中的許多觀點仍不過時。
01
相對於普通的電視劇,室內劇場景變化有限,不能依靠複雜調度和宏大背景來提升觀眾的觀感體驗。要想引起觀眾的觀看興趣,更多是依靠編劇的文學功底、故事精神內核和主要演員的個人魅力來吸引觀眾。
《編輯部的故事》的成功,離不開在九十年代中國佔主流的京腔影視文化,而京腔影視文化的主導推動者也正是這個劇的核心編劇:王朔。
翻開1988年的電影名錄,不是犯罪就是驚悚,娛樂片佔了六成。而那年,王朔就上映了四部根據他小說改編的電影,代表了當年的“痞子文化”。
王朔,從小在北京部隊大院長大,生活經歷為他的作品語言打下了基礎。他的作品對白通俗化又充滿活力,語言以戲謔、反諷為主,敢於對權威和“精英”進行嘲諷,簡直就是拍娛樂內容的標本。
《編輯部的故事》策劃人鄭曉龍因為極為欣賞王朔的語言風格,就把他約來創作。
該劇一開始打算先寫出十七集劇本試試,故事都是大家你一嘴我一嘴地侃出來,然後由五、六個人分頭去寫。成稿出來後大部分沒能符合要求,鄭曉龍大刀闊斧直接砍掉十五集,只留下了王朔和馮小剛寫的兩集。鄭曉龍就讓其他人向這種風格靠攏再寫,最後由王朔統一定稿。王朔便徹底地佔有了劇作的主動權。
1992年,導演趙寶剛,加上編劇王朔、馬未都、馮小剛,製作了一部叫做《編輯部的故事》的室內劇,講的是《人間指南》的雜誌編輯部裡,幾個性格各異卻都善良可愛的編輯之間嘮嘮叨叨、磕磕碰碰幫助讀者解答人生難題的故事。
從家長裡短到時代衝突,每集內容皆是取材於當時的熱點事件。
一經播出,這部神劇就成了街頭巷尾最先鋒的談資,裡面“夾槍帶棒”的評論機智又刻薄、詼諧通俗的金句尖銳而鮮活。
這鮮活又神奇地越過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在近三十年後一切都變得極易消磨、難以保存的互聯網時代,成為觀眾們一再惦記和懷念的對象。
今天,我們再回看這部經典之作,會發現其中的許多觀點仍不過時。
01
相對於普通的電視劇,室內劇場景變化有限,不能依靠複雜調度和宏大背景來提升觀眾的觀感體驗。要想引起觀眾的觀看興趣,更多是依靠編劇的文學功底、故事精神內核和主要演員的個人魅力來吸引觀眾。
《編輯部的故事》的成功,離不開在九十年代中國佔主流的京腔影視文化,而京腔影視文化的主導推動者也正是這個劇的核心編劇:王朔。
翻開1988年的電影名錄,不是犯罪就是驚悚,娛樂片佔了六成。而那年,王朔就上映了四部根據他小說改編的電影,代表了當年的“痞子文化”。
王朔,從小在北京部隊大院長大,生活經歷為他的作品語言打下了基礎。他的作品對白通俗化又充滿活力,語言以戲謔、反諷為主,敢於對權威和“精英”進行嘲諷,簡直就是拍娛樂內容的標本。
《編輯部的故事》策劃人鄭曉龍因為極為欣賞王朔的語言風格,就把他約來創作。
該劇一開始打算先寫出十七集劇本試試,故事都是大家你一嘴我一嘴地侃出來,然後由五、六個人分頭去寫。成稿出來後大部分沒能符合要求,鄭曉龍大刀闊斧直接砍掉十五集,只留下了王朔和馮小剛寫的兩集。鄭曉龍就讓其他人向這種風格靠攏再寫,最後由王朔統一定稿。王朔便徹底地佔有了劇作的主動權。
王朔作品,有人用“反諷”來概括其特點:“用特高雅的詞語描繪粗俗的人,用雄偉的詞描述庸俗的人,故意把大的說成小的、快的說成慢的、滑稽的說成莊嚴的,利用語境的錯位抖機靈。”
《編輯部的故事》第一次在電視裡把正式用詞、政治語言用在描述日常生活的瑣事上,充滿反差和笑料,反諷意味十足,怎麼聽怎麼帶勁兒、痛快。
1992年,導演趙寶剛,加上編劇王朔、馬未都、馮小剛,製作了一部叫做《編輯部的故事》的室內劇,講的是《人間指南》的雜誌編輯部裡,幾個性格各異卻都善良可愛的編輯之間嘮嘮叨叨、磕磕碰碰幫助讀者解答人生難題的故事。
從家長裡短到時代衝突,每集內容皆是取材於當時的熱點事件。
一經播出,這部神劇就成了街頭巷尾最先鋒的談資,裡面“夾槍帶棒”的評論機智又刻薄、詼諧通俗的金句尖銳而鮮活。
這鮮活又神奇地越過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在近三十年後一切都變得極易消磨、難以保存的互聯網時代,成為觀眾們一再惦記和懷念的對象。
今天,我們再回看這部經典之作,會發現其中的許多觀點仍不過時。
01
相對於普通的電視劇,室內劇場景變化有限,不能依靠複雜調度和宏大背景來提升觀眾的觀感體驗。要想引起觀眾的觀看興趣,更多是依靠編劇的文學功底、故事精神內核和主要演員的個人魅力來吸引觀眾。
《編輯部的故事》的成功,離不開在九十年代中國佔主流的京腔影視文化,而京腔影視文化的主導推動者也正是這個劇的核心編劇:王朔。
翻開1988年的電影名錄,不是犯罪就是驚悚,娛樂片佔了六成。而那年,王朔就上映了四部根據他小說改編的電影,代表了當年的“痞子文化”。
王朔,從小在北京部隊大院長大,生活經歷為他的作品語言打下了基礎。他的作品對白通俗化又充滿活力,語言以戲謔、反諷為主,敢於對權威和“精英”進行嘲諷,簡直就是拍娛樂內容的標本。
《編輯部的故事》策劃人鄭曉龍因為極為欣賞王朔的語言風格,就把他約來創作。
該劇一開始打算先寫出十七集劇本試試,故事都是大家你一嘴我一嘴地侃出來,然後由五、六個人分頭去寫。成稿出來後大部分沒能符合要求,鄭曉龍大刀闊斧直接砍掉十五集,只留下了王朔和馮小剛寫的兩集。鄭曉龍就讓其他人向這種風格靠攏再寫,最後由王朔統一定稿。王朔便徹底地佔有了劇作的主動權。
王朔作品,有人用“反諷”來概括其特點:“用特高雅的詞語描繪粗俗的人,用雄偉的詞描述庸俗的人,故意把大的說成小的、快的說成慢的、滑稽的說成莊嚴的,利用語境的錯位抖機靈。”
《編輯部的故事》第一次在電視裡把正式用詞、政治語言用在描述日常生活的瑣事上,充滿反差和笑料,反諷意味十足,怎麼聽怎麼帶勁兒、痛快。
比如,一次普通的徵婚者的約會被李東寶說成是國家與國家間“會談”,希望二人心平氣和地談說成“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建立戀愛關係說成“大使級關係”,話語機智幽默讓觀眾開懷大笑的同時,也拉近了人們與遙不可及權威間的距離。
北京文化的獨特思維邏輯也為臺詞帶來了前所未有的魅力。
在劇中,張國立扮演的趙永剛用“長慢了心臟缺損,長快了就六指兒。好容易扛過十個月生出來了,一不留神,還得讓產鉗把腦袋壓扁了。都躲過去了吧,什麼小兒麻痺、百日咳、猩紅熱、大腦炎還在前面等著。哭起來嗆奶,走起來摔跤;摸水水燙,碰火火燎;是個東西撞上,咱就是個半死。鈣多了不長個,鈣少了羅圈腿。總算混到會吃飯能出門了,天上下雹子,地下跑汽車;大街小巷是個暗處就躲著個壞人,你說趕誰都是個九死一生”來形容人生的艱難,這種排山倒海般順暢的口語、精妙絕倫的例引,讓臺詞充滿了壓倒性氣勢。
1992年,導演趙寶剛,加上編劇王朔、馬未都、馮小剛,製作了一部叫做《編輯部的故事》的室內劇,講的是《人間指南》的雜誌編輯部裡,幾個性格各異卻都善良可愛的編輯之間嘮嘮叨叨、磕磕碰碰幫助讀者解答人生難題的故事。
從家長裡短到時代衝突,每集內容皆是取材於當時的熱點事件。
一經播出,這部神劇就成了街頭巷尾最先鋒的談資,裡面“夾槍帶棒”的評論機智又刻薄、詼諧通俗的金句尖銳而鮮活。
這鮮活又神奇地越過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在近三十年後一切都變得極易消磨、難以保存的互聯網時代,成為觀眾們一再惦記和懷念的對象。
今天,我們再回看這部經典之作,會發現其中的許多觀點仍不過時。
01
相對於普通的電視劇,室內劇場景變化有限,不能依靠複雜調度和宏大背景來提升觀眾的觀感體驗。要想引起觀眾的觀看興趣,更多是依靠編劇的文學功底、故事精神內核和主要演員的個人魅力來吸引觀眾。
《編輯部的故事》的成功,離不開在九十年代中國佔主流的京腔影視文化,而京腔影視文化的主導推動者也正是這個劇的核心編劇:王朔。
翻開1988年的電影名錄,不是犯罪就是驚悚,娛樂片佔了六成。而那年,王朔就上映了四部根據他小說改編的電影,代表了當年的“痞子文化”。
王朔,從小在北京部隊大院長大,生活經歷為他的作品語言打下了基礎。他的作品對白通俗化又充滿活力,語言以戲謔、反諷為主,敢於對權威和“精英”進行嘲諷,簡直就是拍娛樂內容的標本。
《編輯部的故事》策劃人鄭曉龍因為極為欣賞王朔的語言風格,就把他約來創作。
該劇一開始打算先寫出十七集劇本試試,故事都是大家你一嘴我一嘴地侃出來,然後由五、六個人分頭去寫。成稿出來後大部分沒能符合要求,鄭曉龍大刀闊斧直接砍掉十五集,只留下了王朔和馮小剛寫的兩集。鄭曉龍就讓其他人向這種風格靠攏再寫,最後由王朔統一定稿。王朔便徹底地佔有了劇作的主動權。
王朔作品,有人用“反諷”來概括其特點:“用特高雅的詞語描繪粗俗的人,用雄偉的詞描述庸俗的人,故意把大的說成小的、快的說成慢的、滑稽的說成莊嚴的,利用語境的錯位抖機靈。”
《編輯部的故事》第一次在電視裡把正式用詞、政治語言用在描述日常生活的瑣事上,充滿反差和笑料,反諷意味十足,怎麼聽怎麼帶勁兒、痛快。
比如,一次普通的徵婚者的約會被李東寶說成是國家與國家間“會談”,希望二人心平氣和地談說成“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建立戀愛關係說成“大使級關係”,話語機智幽默讓觀眾開懷大笑的同時,也拉近了人們與遙不可及權威間的距離。
北京文化的獨特思維邏輯也為臺詞帶來了前所未有的魅力。
在劇中,張國立扮演的趙永剛用“長慢了心臟缺損,長快了就六指兒。好容易扛過十個月生出來了,一不留神,還得讓產鉗把腦袋壓扁了。都躲過去了吧,什麼小兒麻痺、百日咳、猩紅熱、大腦炎還在前面等著。哭起來嗆奶,走起來摔跤;摸水水燙,碰火火燎;是個東西撞上,咱就是個半死。鈣多了不長個,鈣少了羅圈腿。總算混到會吃飯能出門了,天上下雹子,地下跑汽車;大街小巷是個暗處就躲著個壞人,你說趕誰都是個九死一生”來形容人生的艱難,這種排山倒海般順暢的口語、精妙絕倫的例引,讓臺詞充滿了壓倒性氣勢。
王朔和馮小剛為代表的編劇們,在這部劇中把北京方言的強大表現力和衝擊力發揮到了極致。
02
《編輯部的故事》定位非常明確,王朔說:“我就是寫給小青年看的。”
王朔緊抓當時社會轉型期人們渴望自由表達的心理,他們急需的是對現實生活的反映,和酣暢淋漓的情感釋放。於是《編輯部的故事》內容向更貼近、真實的市民生活靠攏。
1992年,導演趙寶剛,加上編劇王朔、馬未都、馮小剛,製作了一部叫做《編輯部的故事》的室內劇,講的是《人間指南》的雜誌編輯部裡,幾個性格各異卻都善良可愛的編輯之間嘮嘮叨叨、磕磕碰碰幫助讀者解答人生難題的故事。
從家長裡短到時代衝突,每集內容皆是取材於當時的熱點事件。
一經播出,這部神劇就成了街頭巷尾最先鋒的談資,裡面“夾槍帶棒”的評論機智又刻薄、詼諧通俗的金句尖銳而鮮活。
這鮮活又神奇地越過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在近三十年後一切都變得極易消磨、難以保存的互聯網時代,成為觀眾們一再惦記和懷念的對象。
今天,我們再回看這部經典之作,會發現其中的許多觀點仍不過時。
01
相對於普通的電視劇,室內劇場景變化有限,不能依靠複雜調度和宏大背景來提升觀眾的觀感體驗。要想引起觀眾的觀看興趣,更多是依靠編劇的文學功底、故事精神內核和主要演員的個人魅力來吸引觀眾。
《編輯部的故事》的成功,離不開在九十年代中國佔主流的京腔影視文化,而京腔影視文化的主導推動者也正是這個劇的核心編劇:王朔。
翻開1988年的電影名錄,不是犯罪就是驚悚,娛樂片佔了六成。而那年,王朔就上映了四部根據他小說改編的電影,代表了當年的“痞子文化”。
王朔,從小在北京部隊大院長大,生活經歷為他的作品語言打下了基礎。他的作品對白通俗化又充滿活力,語言以戲謔、反諷為主,敢於對權威和“精英”進行嘲諷,簡直就是拍娛樂內容的標本。
《編輯部的故事》策劃人鄭曉龍因為極為欣賞王朔的語言風格,就把他約來創作。
該劇一開始打算先寫出十七集劇本試試,故事都是大家你一嘴我一嘴地侃出來,然後由五、六個人分頭去寫。成稿出來後大部分沒能符合要求,鄭曉龍大刀闊斧直接砍掉十五集,只留下了王朔和馮小剛寫的兩集。鄭曉龍就讓其他人向這種風格靠攏再寫,最後由王朔統一定稿。王朔便徹底地佔有了劇作的主動權。
王朔作品,有人用“反諷”來概括其特點:“用特高雅的詞語描繪粗俗的人,用雄偉的詞描述庸俗的人,故意把大的說成小的、快的說成慢的、滑稽的說成莊嚴的,利用語境的錯位抖機靈。”
《編輯部的故事》第一次在電視裡把正式用詞、政治語言用在描述日常生活的瑣事上,充滿反差和笑料,反諷意味十足,怎麼聽怎麼帶勁兒、痛快。
比如,一次普通的徵婚者的約會被李東寶說成是國家與國家間“會談”,希望二人心平氣和地談說成“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建立戀愛關係說成“大使級關係”,話語機智幽默讓觀眾開懷大笑的同時,也拉近了人們與遙不可及權威間的距離。
北京文化的獨特思維邏輯也為臺詞帶來了前所未有的魅力。
在劇中,張國立扮演的趙永剛用“長慢了心臟缺損,長快了就六指兒。好容易扛過十個月生出來了,一不留神,還得讓產鉗把腦袋壓扁了。都躲過去了吧,什麼小兒麻痺、百日咳、猩紅熱、大腦炎還在前面等著。哭起來嗆奶,走起來摔跤;摸水水燙,碰火火燎;是個東西撞上,咱就是個半死。鈣多了不長個,鈣少了羅圈腿。總算混到會吃飯能出門了,天上下雹子,地下跑汽車;大街小巷是個暗處就躲著個壞人,你說趕誰都是個九死一生”來形容人生的艱難,這種排山倒海般順暢的口語、精妙絕倫的例引,讓臺詞充滿了壓倒性氣勢。
王朔和馮小剛為代表的編劇們,在這部劇中把北京方言的強大表現力和衝擊力發揮到了極致。
02
《編輯部的故事》定位非常明確,王朔說:“我就是寫給小青年看的。”
王朔緊抓當時社會轉型期人們渴望自由表達的心理,他們急需的是對現實生活的反映,和酣暢淋漓的情感釋放。於是《編輯部的故事》內容向更貼近、真實的市民生活靠攏。
於是我們在劇中看到了婚姻問題、城鄉矛盾、走後門、民科騙局、大吃大喝、商業賄賂等一系列人們會經歷的社會現象。它們都被編劇以巧妙的手法融入劇情之中呈現在主角面前。
編劇會通過主角普通人的視角,以咄咄逼人的尖銳口吻去評判事件,其實就是實力詮釋如何用“貧嘴”來鍼砭時弊。
除了幫助別人解答難題,編輯們也有著自己的煩惱。神奇的是,這些困擾在今天聽起來依然毫不過時。
工作方面的——
有困擾員工的日常問題:
1992年,導演趙寶剛,加上編劇王朔、馬未都、馮小剛,製作了一部叫做《編輯部的故事》的室內劇,講的是《人間指南》的雜誌編輯部裡,幾個性格各異卻都善良可愛的編輯之間嘮嘮叨叨、磕磕碰碰幫助讀者解答人生難題的故事。
從家長裡短到時代衝突,每集內容皆是取材於當時的熱點事件。
一經播出,這部神劇就成了街頭巷尾最先鋒的談資,裡面“夾槍帶棒”的評論機智又刻薄、詼諧通俗的金句尖銳而鮮活。
這鮮活又神奇地越過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在近三十年後一切都變得極易消磨、難以保存的互聯網時代,成為觀眾們一再惦記和懷念的對象。
今天,我們再回看這部經典之作,會發現其中的許多觀點仍不過時。
01
相對於普通的電視劇,室內劇場景變化有限,不能依靠複雜調度和宏大背景來提升觀眾的觀感體驗。要想引起觀眾的觀看興趣,更多是依靠編劇的文學功底、故事精神內核和主要演員的個人魅力來吸引觀眾。
《編輯部的故事》的成功,離不開在九十年代中國佔主流的京腔影視文化,而京腔影視文化的主導推動者也正是這個劇的核心編劇:王朔。
翻開1988年的電影名錄,不是犯罪就是驚悚,娛樂片佔了六成。而那年,王朔就上映了四部根據他小說改編的電影,代表了當年的“痞子文化”。
王朔,從小在北京部隊大院長大,生活經歷為他的作品語言打下了基礎。他的作品對白通俗化又充滿活力,語言以戲謔、反諷為主,敢於對權威和“精英”進行嘲諷,簡直就是拍娛樂內容的標本。
《編輯部的故事》策劃人鄭曉龍因為極為欣賞王朔的語言風格,就把他約來創作。
該劇一開始打算先寫出十七集劇本試試,故事都是大家你一嘴我一嘴地侃出來,然後由五、六個人分頭去寫。成稿出來後大部分沒能符合要求,鄭曉龍大刀闊斧直接砍掉十五集,只留下了王朔和馮小剛寫的兩集。鄭曉龍就讓其他人向這種風格靠攏再寫,最後由王朔統一定稿。王朔便徹底地佔有了劇作的主動權。
王朔作品,有人用“反諷”來概括其特點:“用特高雅的詞語描繪粗俗的人,用雄偉的詞描述庸俗的人,故意把大的說成小的、快的說成慢的、滑稽的說成莊嚴的,利用語境的錯位抖機靈。”
《編輯部的故事》第一次在電視裡把正式用詞、政治語言用在描述日常生活的瑣事上,充滿反差和笑料,反諷意味十足,怎麼聽怎麼帶勁兒、痛快。
比如,一次普通的徵婚者的約會被李東寶說成是國家與國家間“會談”,希望二人心平氣和地談說成“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建立戀愛關係說成“大使級關係”,話語機智幽默讓觀眾開懷大笑的同時,也拉近了人們與遙不可及權威間的距離。
北京文化的獨特思維邏輯也為臺詞帶來了前所未有的魅力。
在劇中,張國立扮演的趙永剛用“長慢了心臟缺損,長快了就六指兒。好容易扛過十個月生出來了,一不留神,還得讓產鉗把腦袋壓扁了。都躲過去了吧,什麼小兒麻痺、百日咳、猩紅熱、大腦炎還在前面等著。哭起來嗆奶,走起來摔跤;摸水水燙,碰火火燎;是個東西撞上,咱就是個半死。鈣多了不長個,鈣少了羅圈腿。總算混到會吃飯能出門了,天上下雹子,地下跑汽車;大街小巷是個暗處就躲著個壞人,你說趕誰都是個九死一生”來形容人生的艱難,這種排山倒海般順暢的口語、精妙絕倫的例引,讓臺詞充滿了壓倒性氣勢。
王朔和馮小剛為代表的編劇們,在這部劇中把北京方言的強大表現力和衝擊力發揮到了極致。
02
《編輯部的故事》定位非常明確,王朔說:“我就是寫給小青年看的。”
王朔緊抓當時社會轉型期人們渴望自由表達的心理,他們急需的是對現實生活的反映,和酣暢淋漓的情感釋放。於是《編輯部的故事》內容向更貼近、真實的市民生活靠攏。
於是我們在劇中看到了婚姻問題、城鄉矛盾、走後門、民科騙局、大吃大喝、商業賄賂等一系列人們會經歷的社會現象。它們都被編劇以巧妙的手法融入劇情之中呈現在主角面前。
編劇會通過主角普通人的視角,以咄咄逼人的尖銳口吻去評判事件,其實就是實力詮釋如何用“貧嘴”來鍼砭時弊。
除了幫助別人解答難題,編輯們也有著自己的煩惱。神奇的是,這些困擾在今天聽起來依然毫不過時。
工作方面的——
有困擾員工的日常問題:
又有探討新入職場到底如何做?
答:先勤勞,等混熟再偷懶;和領導搞好關係,更要跟落後群眾搞好關係,否則得罪落後群眾可比得罪領導更難受。
1992年,導演趙寶剛,加上編劇王朔、馬未都、馮小剛,製作了一部叫做《編輯部的故事》的室內劇,講的是《人間指南》的雜誌編輯部裡,幾個性格各異卻都善良可愛的編輯之間嘮嘮叨叨、磕磕碰碰幫助讀者解答人生難題的故事。
從家長裡短到時代衝突,每集內容皆是取材於當時的熱點事件。
一經播出,這部神劇就成了街頭巷尾最先鋒的談資,裡面“夾槍帶棒”的評論機智又刻薄、詼諧通俗的金句尖銳而鮮活。
這鮮活又神奇地越過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在近三十年後一切都變得極易消磨、難以保存的互聯網時代,成為觀眾們一再惦記和懷念的對象。
今天,我們再回看這部經典之作,會發現其中的許多觀點仍不過時。
01
相對於普通的電視劇,室內劇場景變化有限,不能依靠複雜調度和宏大背景來提升觀眾的觀感體驗。要想引起觀眾的觀看興趣,更多是依靠編劇的文學功底、故事精神內核和主要演員的個人魅力來吸引觀眾。
《編輯部的故事》的成功,離不開在九十年代中國佔主流的京腔影視文化,而京腔影視文化的主導推動者也正是這個劇的核心編劇:王朔。
翻開1988年的電影名錄,不是犯罪就是驚悚,娛樂片佔了六成。而那年,王朔就上映了四部根據他小說改編的電影,代表了當年的“痞子文化”。
王朔,從小在北京部隊大院長大,生活經歷為他的作品語言打下了基礎。他的作品對白通俗化又充滿活力,語言以戲謔、反諷為主,敢於對權威和“精英”進行嘲諷,簡直就是拍娛樂內容的標本。
《編輯部的故事》策劃人鄭曉龍因為極為欣賞王朔的語言風格,就把他約來創作。
該劇一開始打算先寫出十七集劇本試試,故事都是大家你一嘴我一嘴地侃出來,然後由五、六個人分頭去寫。成稿出來後大部分沒能符合要求,鄭曉龍大刀闊斧直接砍掉十五集,只留下了王朔和馮小剛寫的兩集。鄭曉龍就讓其他人向這種風格靠攏再寫,最後由王朔統一定稿。王朔便徹底地佔有了劇作的主動權。
王朔作品,有人用“反諷”來概括其特點:“用特高雅的詞語描繪粗俗的人,用雄偉的詞描述庸俗的人,故意把大的說成小的、快的說成慢的、滑稽的說成莊嚴的,利用語境的錯位抖機靈。”
《編輯部的故事》第一次在電視裡把正式用詞、政治語言用在描述日常生活的瑣事上,充滿反差和笑料,反諷意味十足,怎麼聽怎麼帶勁兒、痛快。
比如,一次普通的徵婚者的約會被李東寶說成是國家與國家間“會談”,希望二人心平氣和地談說成“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建立戀愛關係說成“大使級關係”,話語機智幽默讓觀眾開懷大笑的同時,也拉近了人們與遙不可及權威間的距離。
北京文化的獨特思維邏輯也為臺詞帶來了前所未有的魅力。
在劇中,張國立扮演的趙永剛用“長慢了心臟缺損,長快了就六指兒。好容易扛過十個月生出來了,一不留神,還得讓產鉗把腦袋壓扁了。都躲過去了吧,什麼小兒麻痺、百日咳、猩紅熱、大腦炎還在前面等著。哭起來嗆奶,走起來摔跤;摸水水燙,碰火火燎;是個東西撞上,咱就是個半死。鈣多了不長個,鈣少了羅圈腿。總算混到會吃飯能出門了,天上下雹子,地下跑汽車;大街小巷是個暗處就躲著個壞人,你說趕誰都是個九死一生”來形容人生的艱難,這種排山倒海般順暢的口語、精妙絕倫的例引,讓臺詞充滿了壓倒性氣勢。
王朔和馮小剛為代表的編劇們,在這部劇中把北京方言的強大表現力和衝擊力發揮到了極致。
02
《編輯部的故事》定位非常明確,王朔說:“我就是寫給小青年看的。”
王朔緊抓當時社會轉型期人們渴望自由表達的心理,他們急需的是對現實生活的反映,和酣暢淋漓的情感釋放。於是《編輯部的故事》內容向更貼近、真實的市民生活靠攏。
於是我們在劇中看到了婚姻問題、城鄉矛盾、走後門、民科騙局、大吃大喝、商業賄賂等一系列人們會經歷的社會現象。它們都被編劇以巧妙的手法融入劇情之中呈現在主角面前。
編劇會通過主角普通人的視角,以咄咄逼人的尖銳口吻去評判事件,其實就是實力詮釋如何用“貧嘴”來鍼砭時弊。
除了幫助別人解答難題,編輯們也有著自己的煩惱。神奇的是,這些困擾在今天聽起來依然毫不過時。
工作方面的——
有困擾員工的日常問題:
又有探討新入職場到底如何做?
答:先勤勞,等混熟再偷懶;和領導搞好關係,更要跟落後群眾搞好關係,否則得罪落後群眾可比得罪領導更難受。
還比如工作方式的探討:“飯桌上是能辦成事,但社會也危險了。”
1992年,導演趙寶剛,加上編劇王朔、馬未都、馮小剛,製作了一部叫做《編輯部的故事》的室內劇,講的是《人間指南》的雜誌編輯部裡,幾個性格各異卻都善良可愛的編輯之間嘮嘮叨叨、磕磕碰碰幫助讀者解答人生難題的故事。
從家長裡短到時代衝突,每集內容皆是取材於當時的熱點事件。
一經播出,這部神劇就成了街頭巷尾最先鋒的談資,裡面“夾槍帶棒”的評論機智又刻薄、詼諧通俗的金句尖銳而鮮活。
這鮮活又神奇地越過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在近三十年後一切都變得極易消磨、難以保存的互聯網時代,成為觀眾們一再惦記和懷念的對象。
今天,我們再回看這部經典之作,會發現其中的許多觀點仍不過時。
01
相對於普通的電視劇,室內劇場景變化有限,不能依靠複雜調度和宏大背景來提升觀眾的觀感體驗。要想引起觀眾的觀看興趣,更多是依靠編劇的文學功底、故事精神內核和主要演員的個人魅力來吸引觀眾。
《編輯部的故事》的成功,離不開在九十年代中國佔主流的京腔影視文化,而京腔影視文化的主導推動者也正是這個劇的核心編劇:王朔。
翻開1988年的電影名錄,不是犯罪就是驚悚,娛樂片佔了六成。而那年,王朔就上映了四部根據他小說改編的電影,代表了當年的“痞子文化”。
王朔,從小在北京部隊大院長大,生活經歷為他的作品語言打下了基礎。他的作品對白通俗化又充滿活力,語言以戲謔、反諷為主,敢於對權威和“精英”進行嘲諷,簡直就是拍娛樂內容的標本。
《編輯部的故事》策劃人鄭曉龍因為極為欣賞王朔的語言風格,就把他約來創作。
該劇一開始打算先寫出十七集劇本試試,故事都是大家你一嘴我一嘴地侃出來,然後由五、六個人分頭去寫。成稿出來後大部分沒能符合要求,鄭曉龍大刀闊斧直接砍掉十五集,只留下了王朔和馮小剛寫的兩集。鄭曉龍就讓其他人向這種風格靠攏再寫,最後由王朔統一定稿。王朔便徹底地佔有了劇作的主動權。
王朔作品,有人用“反諷”來概括其特點:“用特高雅的詞語描繪粗俗的人,用雄偉的詞描述庸俗的人,故意把大的說成小的、快的說成慢的、滑稽的說成莊嚴的,利用語境的錯位抖機靈。”
《編輯部的故事》第一次在電視裡把正式用詞、政治語言用在描述日常生活的瑣事上,充滿反差和笑料,反諷意味十足,怎麼聽怎麼帶勁兒、痛快。
比如,一次普通的徵婚者的約會被李東寶說成是國家與國家間“會談”,希望二人心平氣和地談說成“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建立戀愛關係說成“大使級關係”,話語機智幽默讓觀眾開懷大笑的同時,也拉近了人們與遙不可及權威間的距離。
北京文化的獨特思維邏輯也為臺詞帶來了前所未有的魅力。
在劇中,張國立扮演的趙永剛用“長慢了心臟缺損,長快了就六指兒。好容易扛過十個月生出來了,一不留神,還得讓產鉗把腦袋壓扁了。都躲過去了吧,什麼小兒麻痺、百日咳、猩紅熱、大腦炎還在前面等著。哭起來嗆奶,走起來摔跤;摸水水燙,碰火火燎;是個東西撞上,咱就是個半死。鈣多了不長個,鈣少了羅圈腿。總算混到會吃飯能出門了,天上下雹子,地下跑汽車;大街小巷是個暗處就躲著個壞人,你說趕誰都是個九死一生”來形容人生的艱難,這種排山倒海般順暢的口語、精妙絕倫的例引,讓臺詞充滿了壓倒性氣勢。
王朔和馮小剛為代表的編劇們,在這部劇中把北京方言的強大表現力和衝擊力發揮到了極致。
02
《編輯部的故事》定位非常明確,王朔說:“我就是寫給小青年看的。”
王朔緊抓當時社會轉型期人們渴望自由表達的心理,他們急需的是對現實生活的反映,和酣暢淋漓的情感釋放。於是《編輯部的故事》內容向更貼近、真實的市民生活靠攏。
於是我們在劇中看到了婚姻問題、城鄉矛盾、走後門、民科騙局、大吃大喝、商業賄賂等一系列人們會經歷的社會現象。它們都被編劇以巧妙的手法融入劇情之中呈現在主角面前。
編劇會通過主角普通人的視角,以咄咄逼人的尖銳口吻去評判事件,其實就是實力詮釋如何用“貧嘴”來鍼砭時弊。
除了幫助別人解答難題,編輯們也有著自己的煩惱。神奇的是,這些困擾在今天聽起來依然毫不過時。
工作方面的——
有困擾員工的日常問題:
又有探討新入職場到底如何做?
答:先勤勞,等混熟再偷懶;和領導搞好關係,更要跟落後群眾搞好關係,否則得罪落後群眾可比得罪領導更難受。
還比如工作方式的探討:“飯桌上是能辦成事,但社會也危險了。”
當時也一樣,單身的、已婚的也各有煩惱。比如 ——
想找對象,怎麼也找不著的。
1992年,導演趙寶剛,加上編劇王朔、馬未都、馮小剛,製作了一部叫做《編輯部的故事》的室內劇,講的是《人間指南》的雜誌編輯部裡,幾個性格各異卻都善良可愛的編輯之間嘮嘮叨叨、磕磕碰碰幫助讀者解答人生難題的故事。
從家長裡短到時代衝突,每集內容皆是取材於當時的熱點事件。
一經播出,這部神劇就成了街頭巷尾最先鋒的談資,裡面“夾槍帶棒”的評論機智又刻薄、詼諧通俗的金句尖銳而鮮活。
這鮮活又神奇地越過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在近三十年後一切都變得極易消磨、難以保存的互聯網時代,成為觀眾們一再惦記和懷念的對象。
今天,我們再回看這部經典之作,會發現其中的許多觀點仍不過時。
01
相對於普通的電視劇,室內劇場景變化有限,不能依靠複雜調度和宏大背景來提升觀眾的觀感體驗。要想引起觀眾的觀看興趣,更多是依靠編劇的文學功底、故事精神內核和主要演員的個人魅力來吸引觀眾。
《編輯部的故事》的成功,離不開在九十年代中國佔主流的京腔影視文化,而京腔影視文化的主導推動者也正是這個劇的核心編劇:王朔。
翻開1988年的電影名錄,不是犯罪就是驚悚,娛樂片佔了六成。而那年,王朔就上映了四部根據他小說改編的電影,代表了當年的“痞子文化”。
王朔,從小在北京部隊大院長大,生活經歷為他的作品語言打下了基礎。他的作品對白通俗化又充滿活力,語言以戲謔、反諷為主,敢於對權威和“精英”進行嘲諷,簡直就是拍娛樂內容的標本。
《編輯部的故事》策劃人鄭曉龍因為極為欣賞王朔的語言風格,就把他約來創作。
該劇一開始打算先寫出十七集劇本試試,故事都是大家你一嘴我一嘴地侃出來,然後由五、六個人分頭去寫。成稿出來後大部分沒能符合要求,鄭曉龍大刀闊斧直接砍掉十五集,只留下了王朔和馮小剛寫的兩集。鄭曉龍就讓其他人向這種風格靠攏再寫,最後由王朔統一定稿。王朔便徹底地佔有了劇作的主動權。
王朔作品,有人用“反諷”來概括其特點:“用特高雅的詞語描繪粗俗的人,用雄偉的詞描述庸俗的人,故意把大的說成小的、快的說成慢的、滑稽的說成莊嚴的,利用語境的錯位抖機靈。”
《編輯部的故事》第一次在電視裡把正式用詞、政治語言用在描述日常生活的瑣事上,充滿反差和笑料,反諷意味十足,怎麼聽怎麼帶勁兒、痛快。
比如,一次普通的徵婚者的約會被李東寶說成是國家與國家間“會談”,希望二人心平氣和地談說成“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建立戀愛關係說成“大使級關係”,話語機智幽默讓觀眾開懷大笑的同時,也拉近了人們與遙不可及權威間的距離。
北京文化的獨特思維邏輯也為臺詞帶來了前所未有的魅力。
在劇中,張國立扮演的趙永剛用“長慢了心臟缺損,長快了就六指兒。好容易扛過十個月生出來了,一不留神,還得讓產鉗把腦袋壓扁了。都躲過去了吧,什麼小兒麻痺、百日咳、猩紅熱、大腦炎還在前面等著。哭起來嗆奶,走起來摔跤;摸水水燙,碰火火燎;是個東西撞上,咱就是個半死。鈣多了不長個,鈣少了羅圈腿。總算混到會吃飯能出門了,天上下雹子,地下跑汽車;大街小巷是個暗處就躲著個壞人,你說趕誰都是個九死一生”來形容人生的艱難,這種排山倒海般順暢的口語、精妙絕倫的例引,讓臺詞充滿了壓倒性氣勢。
王朔和馮小剛為代表的編劇們,在這部劇中把北京方言的強大表現力和衝擊力發揮到了極致。
02
《編輯部的故事》定位非常明確,王朔說:“我就是寫給小青年看的。”
王朔緊抓當時社會轉型期人們渴望自由表達的心理,他們急需的是對現實生活的反映,和酣暢淋漓的情感釋放。於是《編輯部的故事》內容向更貼近、真實的市民生活靠攏。
於是我們在劇中看到了婚姻問題、城鄉矛盾、走後門、民科騙局、大吃大喝、商業賄賂等一系列人們會經歷的社會現象。它們都被編劇以巧妙的手法融入劇情之中呈現在主角面前。
編劇會通過主角普通人的視角,以咄咄逼人的尖銳口吻去評判事件,其實就是實力詮釋如何用“貧嘴”來鍼砭時弊。
除了幫助別人解答難題,編輯們也有著自己的煩惱。神奇的是,這些困擾在今天聽起來依然毫不過時。
工作方面的——
有困擾員工的日常問題:
又有探討新入職場到底如何做?
答:先勤勞,等混熟再偷懶;和領導搞好關係,更要跟落後群眾搞好關係,否則得罪落後群眾可比得罪領導更難受。
還比如工作方式的探討:“飯桌上是能辦成事,但社會也危險了。”
當時也一樣,單身的、已婚的也各有煩惱。比如 ——
想找對象,怎麼也找不著的。
不想找對象,天天被催婚的。
1992年,導演趙寶剛,加上編劇王朔、馬未都、馮小剛,製作了一部叫做《編輯部的故事》的室內劇,講的是《人間指南》的雜誌編輯部裡,幾個性格各異卻都善良可愛的編輯之間嘮嘮叨叨、磕磕碰碰幫助讀者解答人生難題的故事。
從家長裡短到時代衝突,每集內容皆是取材於當時的熱點事件。
一經播出,這部神劇就成了街頭巷尾最先鋒的談資,裡面“夾槍帶棒”的評論機智又刻薄、詼諧通俗的金句尖銳而鮮活。
這鮮活又神奇地越過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在近三十年後一切都變得極易消磨、難以保存的互聯網時代,成為觀眾們一再惦記和懷念的對象。
今天,我們再回看這部經典之作,會發現其中的許多觀點仍不過時。
01
相對於普通的電視劇,室內劇場景變化有限,不能依靠複雜調度和宏大背景來提升觀眾的觀感體驗。要想引起觀眾的觀看興趣,更多是依靠編劇的文學功底、故事精神內核和主要演員的個人魅力來吸引觀眾。
《編輯部的故事》的成功,離不開在九十年代中國佔主流的京腔影視文化,而京腔影視文化的主導推動者也正是這個劇的核心編劇:王朔。
翻開1988年的電影名錄,不是犯罪就是驚悚,娛樂片佔了六成。而那年,王朔就上映了四部根據他小說改編的電影,代表了當年的“痞子文化”。
王朔,從小在北京部隊大院長大,生活經歷為他的作品語言打下了基礎。他的作品對白通俗化又充滿活力,語言以戲謔、反諷為主,敢於對權威和“精英”進行嘲諷,簡直就是拍娛樂內容的標本。
《編輯部的故事》策劃人鄭曉龍因為極為欣賞王朔的語言風格,就把他約來創作。
該劇一開始打算先寫出十七集劇本試試,故事都是大家你一嘴我一嘴地侃出來,然後由五、六個人分頭去寫。成稿出來後大部分沒能符合要求,鄭曉龍大刀闊斧直接砍掉十五集,只留下了王朔和馮小剛寫的兩集。鄭曉龍就讓其他人向這種風格靠攏再寫,最後由王朔統一定稿。王朔便徹底地佔有了劇作的主動權。
王朔作品,有人用“反諷”來概括其特點:“用特高雅的詞語描繪粗俗的人,用雄偉的詞描述庸俗的人,故意把大的說成小的、快的說成慢的、滑稽的說成莊嚴的,利用語境的錯位抖機靈。”
《編輯部的故事》第一次在電視裡把正式用詞、政治語言用在描述日常生活的瑣事上,充滿反差和笑料,反諷意味十足,怎麼聽怎麼帶勁兒、痛快。
比如,一次普通的徵婚者的約會被李東寶說成是國家與國家間“會談”,希望二人心平氣和地談說成“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建立戀愛關係說成“大使級關係”,話語機智幽默讓觀眾開懷大笑的同時,也拉近了人們與遙不可及權威間的距離。
北京文化的獨特思維邏輯也為臺詞帶來了前所未有的魅力。
在劇中,張國立扮演的趙永剛用“長慢了心臟缺損,長快了就六指兒。好容易扛過十個月生出來了,一不留神,還得讓產鉗把腦袋壓扁了。都躲過去了吧,什麼小兒麻痺、百日咳、猩紅熱、大腦炎還在前面等著。哭起來嗆奶,走起來摔跤;摸水水燙,碰火火燎;是個東西撞上,咱就是個半死。鈣多了不長個,鈣少了羅圈腿。總算混到會吃飯能出門了,天上下雹子,地下跑汽車;大街小巷是個暗處就躲著個壞人,你說趕誰都是個九死一生”來形容人生的艱難,這種排山倒海般順暢的口語、精妙絕倫的例引,讓臺詞充滿了壓倒性氣勢。
王朔和馮小剛為代表的編劇們,在這部劇中把北京方言的強大表現力和衝擊力發揮到了極致。
02
《編輯部的故事》定位非常明確,王朔說:“我就是寫給小青年看的。”
王朔緊抓當時社會轉型期人們渴望自由表達的心理,他們急需的是對現實生活的反映,和酣暢淋漓的情感釋放。於是《編輯部的故事》內容向更貼近、真實的市民生活靠攏。
於是我們在劇中看到了婚姻問題、城鄉矛盾、走後門、民科騙局、大吃大喝、商業賄賂等一系列人們會經歷的社會現象。它們都被編劇以巧妙的手法融入劇情之中呈現在主角面前。
編劇會通過主角普通人的視角,以咄咄逼人的尖銳口吻去評判事件,其實就是實力詮釋如何用“貧嘴”來鍼砭時弊。
除了幫助別人解答難題,編輯們也有著自己的煩惱。神奇的是,這些困擾在今天聽起來依然毫不過時。
工作方面的——
有困擾員工的日常問題:
又有探討新入職場到底如何做?
答:先勤勞,等混熟再偷懶;和領導搞好關係,更要跟落後群眾搞好關係,否則得罪落後群眾可比得罪領導更難受。
還比如工作方式的探討:“飯桌上是能辦成事,但社會也危險了。”
當時也一樣,單身的、已婚的也各有煩惱。比如 ——
想找對象,怎麼也找不著的。
不想找對象,天天被催婚的。
已婚人士來科普,結婚是什麼?
1992年,導演趙寶剛,加上編劇王朔、馬未都、馮小剛,製作了一部叫做《編輯部的故事》的室內劇,講的是《人間指南》的雜誌編輯部裡,幾個性格各異卻都善良可愛的編輯之間嘮嘮叨叨、磕磕碰碰幫助讀者解答人生難題的故事。
從家長裡短到時代衝突,每集內容皆是取材於當時的熱點事件。
一經播出,這部神劇就成了街頭巷尾最先鋒的談資,裡面“夾槍帶棒”的評論機智又刻薄、詼諧通俗的金句尖銳而鮮活。
這鮮活又神奇地越過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在近三十年後一切都變得極易消磨、難以保存的互聯網時代,成為觀眾們一再惦記和懷念的對象。
今天,我們再回看這部經典之作,會發現其中的許多觀點仍不過時。
01
相對於普通的電視劇,室內劇場景變化有限,不能依靠複雜調度和宏大背景來提升觀眾的觀感體驗。要想引起觀眾的觀看興趣,更多是依靠編劇的文學功底、故事精神內核和主要演員的個人魅力來吸引觀眾。
《編輯部的故事》的成功,離不開在九十年代中國佔主流的京腔影視文化,而京腔影視文化的主導推動者也正是這個劇的核心編劇:王朔。
翻開1988年的電影名錄,不是犯罪就是驚悚,娛樂片佔了六成。而那年,王朔就上映了四部根據他小說改編的電影,代表了當年的“痞子文化”。
王朔,從小在北京部隊大院長大,生活經歷為他的作品語言打下了基礎。他的作品對白通俗化又充滿活力,語言以戲謔、反諷為主,敢於對權威和“精英”進行嘲諷,簡直就是拍娛樂內容的標本。
《編輯部的故事》策劃人鄭曉龍因為極為欣賞王朔的語言風格,就把他約來創作。
該劇一開始打算先寫出十七集劇本試試,故事都是大家你一嘴我一嘴地侃出來,然後由五、六個人分頭去寫。成稿出來後大部分沒能符合要求,鄭曉龍大刀闊斧直接砍掉十五集,只留下了王朔和馮小剛寫的兩集。鄭曉龍就讓其他人向這種風格靠攏再寫,最後由王朔統一定稿。王朔便徹底地佔有了劇作的主動權。
王朔作品,有人用“反諷”來概括其特點:“用特高雅的詞語描繪粗俗的人,用雄偉的詞描述庸俗的人,故意把大的說成小的、快的說成慢的、滑稽的說成莊嚴的,利用語境的錯位抖機靈。”
《編輯部的故事》第一次在電視裡把正式用詞、政治語言用在描述日常生活的瑣事上,充滿反差和笑料,反諷意味十足,怎麼聽怎麼帶勁兒、痛快。
比如,一次普通的徵婚者的約會被李東寶說成是國家與國家間“會談”,希望二人心平氣和地談說成“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建立戀愛關係說成“大使級關係”,話語機智幽默讓觀眾開懷大笑的同時,也拉近了人們與遙不可及權威間的距離。
北京文化的獨特思維邏輯也為臺詞帶來了前所未有的魅力。
在劇中,張國立扮演的趙永剛用“長慢了心臟缺損,長快了就六指兒。好容易扛過十個月生出來了,一不留神,還得讓產鉗把腦袋壓扁了。都躲過去了吧,什麼小兒麻痺、百日咳、猩紅熱、大腦炎還在前面等著。哭起來嗆奶,走起來摔跤;摸水水燙,碰火火燎;是個東西撞上,咱就是個半死。鈣多了不長個,鈣少了羅圈腿。總算混到會吃飯能出門了,天上下雹子,地下跑汽車;大街小巷是個暗處就躲著個壞人,你說趕誰都是個九死一生”來形容人生的艱難,這種排山倒海般順暢的口語、精妙絕倫的例引,讓臺詞充滿了壓倒性氣勢。
王朔和馮小剛為代表的編劇們,在這部劇中把北京方言的強大表現力和衝擊力發揮到了極致。
02
《編輯部的故事》定位非常明確,王朔說:“我就是寫給小青年看的。”
王朔緊抓當時社會轉型期人們渴望自由表達的心理,他們急需的是對現實生活的反映,和酣暢淋漓的情感釋放。於是《編輯部的故事》內容向更貼近、真實的市民生活靠攏。
於是我們在劇中看到了婚姻問題、城鄉矛盾、走後門、民科騙局、大吃大喝、商業賄賂等一系列人們會經歷的社會現象。它們都被編劇以巧妙的手法融入劇情之中呈現在主角面前。
編劇會通過主角普通人的視角,以咄咄逼人的尖銳口吻去評判事件,其實就是實力詮釋如何用“貧嘴”來鍼砭時弊。
除了幫助別人解答難題,編輯們也有著自己的煩惱。神奇的是,這些困擾在今天聽起來依然毫不過時。
工作方面的——
有困擾員工的日常問題:
又有探討新入職場到底如何做?
答:先勤勞,等混熟再偷懶;和領導搞好關係,更要跟落後群眾搞好關係,否則得罪落後群眾可比得罪領導更難受。
還比如工作方式的探討:“飯桌上是能辦成事,但社會也危險了。”
當時也一樣,單身的、已婚的也各有煩惱。比如 ——
想找對象,怎麼也找不著的。
不想找對象,天天被催婚的。
已婚人士來科普,結婚是什麼?
1992年,導演趙寶剛,加上編劇王朔、馬未都、馮小剛,製作了一部叫做《編輯部的故事》的室內劇,講的是《人間指南》的雜誌編輯部裡,幾個性格各異卻都善良可愛的編輯之間嘮嘮叨叨、磕磕碰碰幫助讀者解答人生難題的故事。
從家長裡短到時代衝突,每集內容皆是取材於當時的熱點事件。
一經播出,這部神劇就成了街頭巷尾最先鋒的談資,裡面“夾槍帶棒”的評論機智又刻薄、詼諧通俗的金句尖銳而鮮活。
這鮮活又神奇地越過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在近三十年後一切都變得極易消磨、難以保存的互聯網時代,成為觀眾們一再惦記和懷念的對象。
今天,我們再回看這部經典之作,會發現其中的許多觀點仍不過時。
01
相對於普通的電視劇,室內劇場景變化有限,不能依靠複雜調度和宏大背景來提升觀眾的觀感體驗。要想引起觀眾的觀看興趣,更多是依靠編劇的文學功底、故事精神內核和主要演員的個人魅力來吸引觀眾。
《編輯部的故事》的成功,離不開在九十年代中國佔主流的京腔影視文化,而京腔影視文化的主導推動者也正是這個劇的核心編劇:王朔。
翻開1988年的電影名錄,不是犯罪就是驚悚,娛樂片佔了六成。而那年,王朔就上映了四部根據他小說改編的電影,代表了當年的“痞子文化”。
王朔,從小在北京部隊大院長大,生活經歷為他的作品語言打下了基礎。他的作品對白通俗化又充滿活力,語言以戲謔、反諷為主,敢於對權威和“精英”進行嘲諷,簡直就是拍娛樂內容的標本。
《編輯部的故事》策劃人鄭曉龍因為極為欣賞王朔的語言風格,就把他約來創作。
該劇一開始打算先寫出十七集劇本試試,故事都是大家你一嘴我一嘴地侃出來,然後由五、六個人分頭去寫。成稿出來後大部分沒能符合要求,鄭曉龍大刀闊斧直接砍掉十五集,只留下了王朔和馮小剛寫的兩集。鄭曉龍就讓其他人向這種風格靠攏再寫,最後由王朔統一定稿。王朔便徹底地佔有了劇作的主動權。
王朔作品,有人用“反諷”來概括其特點:“用特高雅的詞語描繪粗俗的人,用雄偉的詞描述庸俗的人,故意把大的說成小的、快的說成慢的、滑稽的說成莊嚴的,利用語境的錯位抖機靈。”
《編輯部的故事》第一次在電視裡把正式用詞、政治語言用在描述日常生活的瑣事上,充滿反差和笑料,反諷意味十足,怎麼聽怎麼帶勁兒、痛快。
比如,一次普通的徵婚者的約會被李東寶說成是國家與國家間“會談”,希望二人心平氣和地談說成“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建立戀愛關係說成“大使級關係”,話語機智幽默讓觀眾開懷大笑的同時,也拉近了人們與遙不可及權威間的距離。
北京文化的獨特思維邏輯也為臺詞帶來了前所未有的魅力。
在劇中,張國立扮演的趙永剛用“長慢了心臟缺損,長快了就六指兒。好容易扛過十個月生出來了,一不留神,還得讓產鉗把腦袋壓扁了。都躲過去了吧,什麼小兒麻痺、百日咳、猩紅熱、大腦炎還在前面等著。哭起來嗆奶,走起來摔跤;摸水水燙,碰火火燎;是個東西撞上,咱就是個半死。鈣多了不長個,鈣少了羅圈腿。總算混到會吃飯能出門了,天上下雹子,地下跑汽車;大街小巷是個暗處就躲著個壞人,你說趕誰都是個九死一生”來形容人生的艱難,這種排山倒海般順暢的口語、精妙絕倫的例引,讓臺詞充滿了壓倒性氣勢。
王朔和馮小剛為代表的編劇們,在這部劇中把北京方言的強大表現力和衝擊力發揮到了極致。
02
《編輯部的故事》定位非常明確,王朔說:“我就是寫給小青年看的。”
王朔緊抓當時社會轉型期人們渴望自由表達的心理,他們急需的是對現實生活的反映,和酣暢淋漓的情感釋放。於是《編輯部的故事》內容向更貼近、真實的市民生活靠攏。
於是我們在劇中看到了婚姻問題、城鄉矛盾、走後門、民科騙局、大吃大喝、商業賄賂等一系列人們會經歷的社會現象。它們都被編劇以巧妙的手法融入劇情之中呈現在主角面前。
編劇會通過主角普通人的視角,以咄咄逼人的尖銳口吻去評判事件,其實就是實力詮釋如何用“貧嘴”來鍼砭時弊。
除了幫助別人解答難題,編輯們也有著自己的煩惱。神奇的是,這些困擾在今天聽起來依然毫不過時。
工作方面的——
有困擾員工的日常問題:
又有探討新入職場到底如何做?
答:先勤勞,等混熟再偷懶;和領導搞好關係,更要跟落後群眾搞好關係,否則得罪落後群眾可比得罪領導更難受。
還比如工作方式的探討:“飯桌上是能辦成事,但社會也危險了。”
當時也一樣,單身的、已婚的也各有煩惱。比如 ——
想找對象,怎麼也找不著的。
不想找對象,天天被催婚的。
已婚人士來科普,結婚是什麼?
為什麼不能和已婚男性私奔?
1992年,導演趙寶剛,加上編劇王朔、馬未都、馮小剛,製作了一部叫做《編輯部的故事》的室內劇,講的是《人間指南》的雜誌編輯部裡,幾個性格各異卻都善良可愛的編輯之間嘮嘮叨叨、磕磕碰碰幫助讀者解答人生難題的故事。
從家長裡短到時代衝突,每集內容皆是取材於當時的熱點事件。
一經播出,這部神劇就成了街頭巷尾最先鋒的談資,裡面“夾槍帶棒”的評論機智又刻薄、詼諧通俗的金句尖銳而鮮活。
這鮮活又神奇地越過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在近三十年後一切都變得極易消磨、難以保存的互聯網時代,成為觀眾們一再惦記和懷念的對象。
今天,我們再回看這部經典之作,會發現其中的許多觀點仍不過時。
01
相對於普通的電視劇,室內劇場景變化有限,不能依靠複雜調度和宏大背景來提升觀眾的觀感體驗。要想引起觀眾的觀看興趣,更多是依靠編劇的文學功底、故事精神內核和主要演員的個人魅力來吸引觀眾。
《編輯部的故事》的成功,離不開在九十年代中國佔主流的京腔影視文化,而京腔影視文化的主導推動者也正是這個劇的核心編劇:王朔。
翻開1988年的電影名錄,不是犯罪就是驚悚,娛樂片佔了六成。而那年,王朔就上映了四部根據他小說改編的電影,代表了當年的“痞子文化”。
王朔,從小在北京部隊大院長大,生活經歷為他的作品語言打下了基礎。他的作品對白通俗化又充滿活力,語言以戲謔、反諷為主,敢於對權威和“精英”進行嘲諷,簡直就是拍娛樂內容的標本。
《編輯部的故事》策劃人鄭曉龍因為極為欣賞王朔的語言風格,就把他約來創作。
該劇一開始打算先寫出十七集劇本試試,故事都是大家你一嘴我一嘴地侃出來,然後由五、六個人分頭去寫。成稿出來後大部分沒能符合要求,鄭曉龍大刀闊斧直接砍掉十五集,只留下了王朔和馮小剛寫的兩集。鄭曉龍就讓其他人向這種風格靠攏再寫,最後由王朔統一定稿。王朔便徹底地佔有了劇作的主動權。
王朔作品,有人用“反諷”來概括其特點:“用特高雅的詞語描繪粗俗的人,用雄偉的詞描述庸俗的人,故意把大的說成小的、快的說成慢的、滑稽的說成莊嚴的,利用語境的錯位抖機靈。”
《編輯部的故事》第一次在電視裡把正式用詞、政治語言用在描述日常生活的瑣事上,充滿反差和笑料,反諷意味十足,怎麼聽怎麼帶勁兒、痛快。
比如,一次普通的徵婚者的約會被李東寶說成是國家與國家間“會談”,希望二人心平氣和地談說成“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建立戀愛關係說成“大使級關係”,話語機智幽默讓觀眾開懷大笑的同時,也拉近了人們與遙不可及權威間的距離。
北京文化的獨特思維邏輯也為臺詞帶來了前所未有的魅力。
在劇中,張國立扮演的趙永剛用“長慢了心臟缺損,長快了就六指兒。好容易扛過十個月生出來了,一不留神,還得讓產鉗把腦袋壓扁了。都躲過去了吧,什麼小兒麻痺、百日咳、猩紅熱、大腦炎還在前面等著。哭起來嗆奶,走起來摔跤;摸水水燙,碰火火燎;是個東西撞上,咱就是個半死。鈣多了不長個,鈣少了羅圈腿。總算混到會吃飯能出門了,天上下雹子,地下跑汽車;大街小巷是個暗處就躲著個壞人,你說趕誰都是個九死一生”來形容人生的艱難,這種排山倒海般順暢的口語、精妙絕倫的例引,讓臺詞充滿了壓倒性氣勢。
王朔和馮小剛為代表的編劇們,在這部劇中把北京方言的強大表現力和衝擊力發揮到了極致。
02
《編輯部的故事》定位非常明確,王朔說:“我就是寫給小青年看的。”
王朔緊抓當時社會轉型期人們渴望自由表達的心理,他們急需的是對現實生活的反映,和酣暢淋漓的情感釋放。於是《編輯部的故事》內容向更貼近、真實的市民生活靠攏。
於是我們在劇中看到了婚姻問題、城鄉矛盾、走後門、民科騙局、大吃大喝、商業賄賂等一系列人們會經歷的社會現象。它們都被編劇以巧妙的手法融入劇情之中呈現在主角面前。
編劇會通過主角普通人的視角,以咄咄逼人的尖銳口吻去評判事件,其實就是實力詮釋如何用“貧嘴”來鍼砭時弊。
除了幫助別人解答難題,編輯們也有著自己的煩惱。神奇的是,這些困擾在今天聽起來依然毫不過時。
工作方面的——
有困擾員工的日常問題:
又有探討新入職場到底如何做?
答:先勤勞,等混熟再偷懶;和領導搞好關係,更要跟落後群眾搞好關係,否則得罪落後群眾可比得罪領導更難受。
還比如工作方式的探討:“飯桌上是能辦成事,但社會也危險了。”
當時也一樣,單身的、已婚的也各有煩惱。比如 ——
想找對象,怎麼也找不著的。
不想找對象,天天被催婚的。
已婚人士來科普,結婚是什麼?
為什麼不能和已婚男性私奔?
我們既能夠從頭到尾地獲取笑聲,又會在某個瞬間猝不及防地被打動。
劇中生活化的笑料背後,折射出的是一個巨幅的國民圖景。甚至是一個隱隱約約的濃縮社會——只一角,也只需要一角。
1992年,導演趙寶剛,加上編劇王朔、馬未都、馮小剛,製作了一部叫做《編輯部的故事》的室內劇,講的是《人間指南》的雜誌編輯部裡,幾個性格各異卻都善良可愛的編輯之間嘮嘮叨叨、磕磕碰碰幫助讀者解答人生難題的故事。
從家長裡短到時代衝突,每集內容皆是取材於當時的熱點事件。
一經播出,這部神劇就成了街頭巷尾最先鋒的談資,裡面“夾槍帶棒”的評論機智又刻薄、詼諧通俗的金句尖銳而鮮活。
這鮮活又神奇地越過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在近三十年後一切都變得極易消磨、難以保存的互聯網時代,成為觀眾們一再惦記和懷念的對象。
今天,我們再回看這部經典之作,會發現其中的許多觀點仍不過時。
01
相對於普通的電視劇,室內劇場景變化有限,不能依靠複雜調度和宏大背景來提升觀眾的觀感體驗。要想引起觀眾的觀看興趣,更多是依靠編劇的文學功底、故事精神內核和主要演員的個人魅力來吸引觀眾。
《編輯部的故事》的成功,離不開在九十年代中國佔主流的京腔影視文化,而京腔影視文化的主導推動者也正是這個劇的核心編劇:王朔。
翻開1988年的電影名錄,不是犯罪就是驚悚,娛樂片佔了六成。而那年,王朔就上映了四部根據他小說改編的電影,代表了當年的“痞子文化”。
王朔,從小在北京部隊大院長大,生活經歷為他的作品語言打下了基礎。他的作品對白通俗化又充滿活力,語言以戲謔、反諷為主,敢於對權威和“精英”進行嘲諷,簡直就是拍娛樂內容的標本。
《編輯部的故事》策劃人鄭曉龍因為極為欣賞王朔的語言風格,就把他約來創作。
該劇一開始打算先寫出十七集劇本試試,故事都是大家你一嘴我一嘴地侃出來,然後由五、六個人分頭去寫。成稿出來後大部分沒能符合要求,鄭曉龍大刀闊斧直接砍掉十五集,只留下了王朔和馮小剛寫的兩集。鄭曉龍就讓其他人向這種風格靠攏再寫,最後由王朔統一定稿。王朔便徹底地佔有了劇作的主動權。
王朔作品,有人用“反諷”來概括其特點:“用特高雅的詞語描繪粗俗的人,用雄偉的詞描述庸俗的人,故意把大的說成小的、快的說成慢的、滑稽的說成莊嚴的,利用語境的錯位抖機靈。”
《編輯部的故事》第一次在電視裡把正式用詞、政治語言用在描述日常生活的瑣事上,充滿反差和笑料,反諷意味十足,怎麼聽怎麼帶勁兒、痛快。
比如,一次普通的徵婚者的約會被李東寶說成是國家與國家間“會談”,希望二人心平氣和地談說成“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建立戀愛關係說成“大使級關係”,話語機智幽默讓觀眾開懷大笑的同時,也拉近了人們與遙不可及權威間的距離。
北京文化的獨特思維邏輯也為臺詞帶來了前所未有的魅力。
在劇中,張國立扮演的趙永剛用“長慢了心臟缺損,長快了就六指兒。好容易扛過十個月生出來了,一不留神,還得讓產鉗把腦袋壓扁了。都躲過去了吧,什麼小兒麻痺、百日咳、猩紅熱、大腦炎還在前面等著。哭起來嗆奶,走起來摔跤;摸水水燙,碰火火燎;是個東西撞上,咱就是個半死。鈣多了不長個,鈣少了羅圈腿。總算混到會吃飯能出門了,天上下雹子,地下跑汽車;大街小巷是個暗處就躲著個壞人,你說趕誰都是個九死一生”來形容人生的艱難,這種排山倒海般順暢的口語、精妙絕倫的例引,讓臺詞充滿了壓倒性氣勢。
王朔和馮小剛為代表的編劇們,在這部劇中把北京方言的強大表現力和衝擊力發揮到了極致。
02
《編輯部的故事》定位非常明確,王朔說:“我就是寫給小青年看的。”
王朔緊抓當時社會轉型期人們渴望自由表達的心理,他們急需的是對現實生活的反映,和酣暢淋漓的情感釋放。於是《編輯部的故事》內容向更貼近、真實的市民生活靠攏。
於是我們在劇中看到了婚姻問題、城鄉矛盾、走後門、民科騙局、大吃大喝、商業賄賂等一系列人們會經歷的社會現象。它們都被編劇以巧妙的手法融入劇情之中呈現在主角面前。
編劇會通過主角普通人的視角,以咄咄逼人的尖銳口吻去評判事件,其實就是實力詮釋如何用“貧嘴”來鍼砭時弊。
除了幫助別人解答難題,編輯們也有著自己的煩惱。神奇的是,這些困擾在今天聽起來依然毫不過時。
工作方面的——
有困擾員工的日常問題:
又有探討新入職場到底如何做?
答:先勤勞,等混熟再偷懶;和領導搞好關係,更要跟落後群眾搞好關係,否則得罪落後群眾可比得罪領導更難受。
還比如工作方式的探討:“飯桌上是能辦成事,但社會也危險了。”
當時也一樣,單身的、已婚的也各有煩惱。比如 ——
想找對象,怎麼也找不著的。
不想找對象,天天被催婚的。
已婚人士來科普,結婚是什麼?
為什麼不能和已婚男性私奔?
我們既能夠從頭到尾地獲取笑聲,又會在某個瞬間猝不及防地被打動。
劇中生活化的笑料背後,折射出的是一個巨幅的國民圖景。甚至是一個隱隱約約的濃縮社會——只一角,也只需要一角。
《編輯部的故事》以喜劇效果為殼、社會問題為核,都說它是喪文化的最典型代表,但實際上卻“哀而不怨”“樂而不淫”,疏導著人們鬱積在胸的悶氣不平,達到的是近乎心理治療的效果。
1992年,導演趙寶剛,加上編劇王朔、馬未都、馮小剛,製作了一部叫做《編輯部的故事》的室內劇,講的是《人間指南》的雜誌編輯部裡,幾個性格各異卻都善良可愛的編輯之間嘮嘮叨叨、磕磕碰碰幫助讀者解答人生難題的故事。
從家長裡短到時代衝突,每集內容皆是取材於當時的熱點事件。
一經播出,這部神劇就成了街頭巷尾最先鋒的談資,裡面“夾槍帶棒”的評論機智又刻薄、詼諧通俗的金句尖銳而鮮活。
這鮮活又神奇地越過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在近三十年後一切都變得極易消磨、難以保存的互聯網時代,成為觀眾們一再惦記和懷念的對象。
今天,我們再回看這部經典之作,會發現其中的許多觀點仍不過時。
01
相對於普通的電視劇,室內劇場景變化有限,不能依靠複雜調度和宏大背景來提升觀眾的觀感體驗。要想引起觀眾的觀看興趣,更多是依靠編劇的文學功底、故事精神內核和主要演員的個人魅力來吸引觀眾。
《編輯部的故事》的成功,離不開在九十年代中國佔主流的京腔影視文化,而京腔影視文化的主導推動者也正是這個劇的核心編劇:王朔。
翻開1988年的電影名錄,不是犯罪就是驚悚,娛樂片佔了六成。而那年,王朔就上映了四部根據他小說改編的電影,代表了當年的“痞子文化”。
王朔,從小在北京部隊大院長大,生活經歷為他的作品語言打下了基礎。他的作品對白通俗化又充滿活力,語言以戲謔、反諷為主,敢於對權威和“精英”進行嘲諷,簡直就是拍娛樂內容的標本。
《編輯部的故事》策劃人鄭曉龍因為極為欣賞王朔的語言風格,就把他約來創作。
該劇一開始打算先寫出十七集劇本試試,故事都是大家你一嘴我一嘴地侃出來,然後由五、六個人分頭去寫。成稿出來後大部分沒能符合要求,鄭曉龍大刀闊斧直接砍掉十五集,只留下了王朔和馮小剛寫的兩集。鄭曉龍就讓其他人向這種風格靠攏再寫,最後由王朔統一定稿。王朔便徹底地佔有了劇作的主動權。
王朔作品,有人用“反諷”來概括其特點:“用特高雅的詞語描繪粗俗的人,用雄偉的詞描述庸俗的人,故意把大的說成小的、快的說成慢的、滑稽的說成莊嚴的,利用語境的錯位抖機靈。”
《編輯部的故事》第一次在電視裡把正式用詞、政治語言用在描述日常生活的瑣事上,充滿反差和笑料,反諷意味十足,怎麼聽怎麼帶勁兒、痛快。
比如,一次普通的徵婚者的約會被李東寶說成是國家與國家間“會談”,希望二人心平氣和地談說成“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建立戀愛關係說成“大使級關係”,話語機智幽默讓觀眾開懷大笑的同時,也拉近了人們與遙不可及權威間的距離。
北京文化的獨特思維邏輯也為臺詞帶來了前所未有的魅力。
在劇中,張國立扮演的趙永剛用“長慢了心臟缺損,長快了就六指兒。好容易扛過十個月生出來了,一不留神,還得讓產鉗把腦袋壓扁了。都躲過去了吧,什麼小兒麻痺、百日咳、猩紅熱、大腦炎還在前面等著。哭起來嗆奶,走起來摔跤;摸水水燙,碰火火燎;是個東西撞上,咱就是個半死。鈣多了不長個,鈣少了羅圈腿。總算混到會吃飯能出門了,天上下雹子,地下跑汽車;大街小巷是個暗處就躲著個壞人,你說趕誰都是個九死一生”來形容人生的艱難,這種排山倒海般順暢的口語、精妙絕倫的例引,讓臺詞充滿了壓倒性氣勢。
王朔和馮小剛為代表的編劇們,在這部劇中把北京方言的強大表現力和衝擊力發揮到了極致。
02
《編輯部的故事》定位非常明確,王朔說:“我就是寫給小青年看的。”
王朔緊抓當時社會轉型期人們渴望自由表達的心理,他們急需的是對現實生活的反映,和酣暢淋漓的情感釋放。於是《編輯部的故事》內容向更貼近、真實的市民生活靠攏。
於是我們在劇中看到了婚姻問題、城鄉矛盾、走後門、民科騙局、大吃大喝、商業賄賂等一系列人們會經歷的社會現象。它們都被編劇以巧妙的手法融入劇情之中呈現在主角面前。
編劇會通過主角普通人的視角,以咄咄逼人的尖銳口吻去評判事件,其實就是實力詮釋如何用“貧嘴”來鍼砭時弊。
除了幫助別人解答難題,編輯們也有著自己的煩惱。神奇的是,這些困擾在今天聽起來依然毫不過時。
工作方面的——
有困擾員工的日常問題:
又有探討新入職場到底如何做?
答:先勤勞,等混熟再偷懶;和領導搞好關係,更要跟落後群眾搞好關係,否則得罪落後群眾可比得罪領導更難受。
還比如工作方式的探討:“飯桌上是能辦成事,但社會也危險了。”
當時也一樣,單身的、已婚的也各有煩惱。比如 ——
想找對象,怎麼也找不著的。
不想找對象,天天被催婚的。
已婚人士來科普,結婚是什麼?
為什麼不能和已婚男性私奔?
我們既能夠從頭到尾地獲取笑聲,又會在某個瞬間猝不及防地被打動。
劇中生活化的笑料背後,折射出的是一個巨幅的國民圖景。甚至是一個隱隱約約的濃縮社會——只一角,也只需要一角。
《編輯部的故事》以喜劇效果為殼、社會問題為核,都說它是喪文化的最典型代表,但實際上卻“哀而不怨”“樂而不淫”,疏導著人們鬱積在胸的悶氣不平,達到的是近乎心理治療的效果。
《編輯部的故事》中演員們獨特的表演魅力也是它成為經典的重要原因。
1992年,導演趙寶剛,加上編劇王朔、馬未都、馮小剛,製作了一部叫做《編輯部的故事》的室內劇,講的是《人間指南》的雜誌編輯部裡,幾個性格各異卻都善良可愛的編輯之間嘮嘮叨叨、磕磕碰碰幫助讀者解答人生難題的故事。
從家長裡短到時代衝突,每集內容皆是取材於當時的熱點事件。
一經播出,這部神劇就成了街頭巷尾最先鋒的談資,裡面“夾槍帶棒”的評論機智又刻薄、詼諧通俗的金句尖銳而鮮活。
這鮮活又神奇地越過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在近三十年後一切都變得極易消磨、難以保存的互聯網時代,成為觀眾們一再惦記和懷念的對象。
今天,我們再回看這部經典之作,會發現其中的許多觀點仍不過時。
01
相對於普通的電視劇,室內劇場景變化有限,不能依靠複雜調度和宏大背景來提升觀眾的觀感體驗。要想引起觀眾的觀看興趣,更多是依靠編劇的文學功底、故事精神內核和主要演員的個人魅力來吸引觀眾。
《編輯部的故事》的成功,離不開在九十年代中國佔主流的京腔影視文化,而京腔影視文化的主導推動者也正是這個劇的核心編劇:王朔。
翻開1988年的電影名錄,不是犯罪就是驚悚,娛樂片佔了六成。而那年,王朔就上映了四部根據他小說改編的電影,代表了當年的“痞子文化”。
王朔,從小在北京部隊大院長大,生活經歷為他的作品語言打下了基礎。他的作品對白通俗化又充滿活力,語言以戲謔、反諷為主,敢於對權威和“精英”進行嘲諷,簡直就是拍娛樂內容的標本。
《編輯部的故事》策劃人鄭曉龍因為極為欣賞王朔的語言風格,就把他約來創作。
該劇一開始打算先寫出十七集劇本試試,故事都是大家你一嘴我一嘴地侃出來,然後由五、六個人分頭去寫。成稿出來後大部分沒能符合要求,鄭曉龍大刀闊斧直接砍掉十五集,只留下了王朔和馮小剛寫的兩集。鄭曉龍就讓其他人向這種風格靠攏再寫,最後由王朔統一定稿。王朔便徹底地佔有了劇作的主動權。
王朔作品,有人用“反諷”來概括其特點:“用特高雅的詞語描繪粗俗的人,用雄偉的詞描述庸俗的人,故意把大的說成小的、快的說成慢的、滑稽的說成莊嚴的,利用語境的錯位抖機靈。”
《編輯部的故事》第一次在電視裡把正式用詞、政治語言用在描述日常生活的瑣事上,充滿反差和笑料,反諷意味十足,怎麼聽怎麼帶勁兒、痛快。
比如,一次普通的徵婚者的約會被李東寶說成是國家與國家間“會談”,希望二人心平氣和地談說成“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建立戀愛關係說成“大使級關係”,話語機智幽默讓觀眾開懷大笑的同時,也拉近了人們與遙不可及權威間的距離。
北京文化的獨特思維邏輯也為臺詞帶來了前所未有的魅力。
在劇中,張國立扮演的趙永剛用“長慢了心臟缺損,長快了就六指兒。好容易扛過十個月生出來了,一不留神,還得讓產鉗把腦袋壓扁了。都躲過去了吧,什麼小兒麻痺、百日咳、猩紅熱、大腦炎還在前面等著。哭起來嗆奶,走起來摔跤;摸水水燙,碰火火燎;是個東西撞上,咱就是個半死。鈣多了不長個,鈣少了羅圈腿。總算混到會吃飯能出門了,天上下雹子,地下跑汽車;大街小巷是個暗處就躲著個壞人,你說趕誰都是個九死一生”來形容人生的艱難,這種排山倒海般順暢的口語、精妙絕倫的例引,讓臺詞充滿了壓倒性氣勢。
王朔和馮小剛為代表的編劇們,在這部劇中把北京方言的強大表現力和衝擊力發揮到了極致。
02
《編輯部的故事》定位非常明確,王朔說:“我就是寫給小青年看的。”
王朔緊抓當時社會轉型期人們渴望自由表達的心理,他們急需的是對現實生活的反映,和酣暢淋漓的情感釋放。於是《編輯部的故事》內容向更貼近、真實的市民生活靠攏。
於是我們在劇中看到了婚姻問題、城鄉矛盾、走後門、民科騙局、大吃大喝、商業賄賂等一系列人們會經歷的社會現象。它們都被編劇以巧妙的手法融入劇情之中呈現在主角面前。
編劇會通過主角普通人的視角,以咄咄逼人的尖銳口吻去評判事件,其實就是實力詮釋如何用“貧嘴”來鍼砭時弊。
除了幫助別人解答難題,編輯們也有著自己的煩惱。神奇的是,這些困擾在今天聽起來依然毫不過時。
工作方面的——
有困擾員工的日常問題:
又有探討新入職場到底如何做?
答:先勤勞,等混熟再偷懶;和領導搞好關係,更要跟落後群眾搞好關係,否則得罪落後群眾可比得罪領導更難受。
還比如工作方式的探討:“飯桌上是能辦成事,但社會也危險了。”
當時也一樣,單身的、已婚的也各有煩惱。比如 ——
想找對象,怎麼也找不著的。
不想找對象,天天被催婚的。
已婚人士來科普,結婚是什麼?
為什麼不能和已婚男性私奔?
我們既能夠從頭到尾地獲取笑聲,又會在某個瞬間猝不及防地被打動。
劇中生活化的笑料背後,折射出的是一個巨幅的國民圖景。甚至是一個隱隱約約的濃縮社會——只一角,也只需要一角。
《編輯部的故事》以喜劇效果為殼、社會問題為核,都說它是喪文化的最典型代表,但實際上卻“哀而不怨”“樂而不淫”,疏導著人們鬱積在胸的悶氣不平,達到的是近乎心理治療的效果。
《編輯部的故事》中演員們獨特的表演魅力也是它成為經典的重要原因。
外表憨厚但內裡不羈的李東寶讓葛優獲得了第10屆中國電視金鷹獎最佳男主角,這個劇是他敲響實力男演員的重要一步。
侯耀華以《編輯部的故事》中機敏狡詐但時不時又正義感爆棚的反差表演,讓他走入了著名演員的行列。
而像呂齊和張瞳這樣的北京人藝資深老演員,以前只能在北京的舞臺上展現他們的精湛嫻熟演技,正是《編輯部的故事》讓全國觀眾見識了他們四兩撥千斤式的紮實表演功底和表現力。
1992年,導演趙寶剛,加上編劇王朔、馬未都、馮小剛,製作了一部叫做《編輯部的故事》的室內劇,講的是《人間指南》的雜誌編輯部裡,幾個性格各異卻都善良可愛的編輯之間嘮嘮叨叨、磕磕碰碰幫助讀者解答人生難題的故事。
從家長裡短到時代衝突,每集內容皆是取材於當時的熱點事件。
一經播出,這部神劇就成了街頭巷尾最先鋒的談資,裡面“夾槍帶棒”的評論機智又刻薄、詼諧通俗的金句尖銳而鮮活。
這鮮活又神奇地越過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在近三十年後一切都變得極易消磨、難以保存的互聯網時代,成為觀眾們一再惦記和懷念的對象。
今天,我們再回看這部經典之作,會發現其中的許多觀點仍不過時。
01
相對於普通的電視劇,室內劇場景變化有限,不能依靠複雜調度和宏大背景來提升觀眾的觀感體驗。要想引起觀眾的觀看興趣,更多是依靠編劇的文學功底、故事精神內核和主要演員的個人魅力來吸引觀眾。
《編輯部的故事》的成功,離不開在九十年代中國佔主流的京腔影視文化,而京腔影視文化的主導推動者也正是這個劇的核心編劇:王朔。
翻開1988年的電影名錄,不是犯罪就是驚悚,娛樂片佔了六成。而那年,王朔就上映了四部根據他小說改編的電影,代表了當年的“痞子文化”。
王朔,從小在北京部隊大院長大,生活經歷為他的作品語言打下了基礎。他的作品對白通俗化又充滿活力,語言以戲謔、反諷為主,敢於對權威和“精英”進行嘲諷,簡直就是拍娛樂內容的標本。
《編輯部的故事》策劃人鄭曉龍因為極為欣賞王朔的語言風格,就把他約來創作。
該劇一開始打算先寫出十七集劇本試試,故事都是大家你一嘴我一嘴地侃出來,然後由五、六個人分頭去寫。成稿出來後大部分沒能符合要求,鄭曉龍大刀闊斧直接砍掉十五集,只留下了王朔和馮小剛寫的兩集。鄭曉龍就讓其他人向這種風格靠攏再寫,最後由王朔統一定稿。王朔便徹底地佔有了劇作的主動權。
王朔作品,有人用“反諷”來概括其特點:“用特高雅的詞語描繪粗俗的人,用雄偉的詞描述庸俗的人,故意把大的說成小的、快的說成慢的、滑稽的說成莊嚴的,利用語境的錯位抖機靈。”
《編輯部的故事》第一次在電視裡把正式用詞、政治語言用在描述日常生活的瑣事上,充滿反差和笑料,反諷意味十足,怎麼聽怎麼帶勁兒、痛快。
比如,一次普通的徵婚者的約會被李東寶說成是國家與國家間“會談”,希望二人心平氣和地談說成“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建立戀愛關係說成“大使級關係”,話語機智幽默讓觀眾開懷大笑的同時,也拉近了人們與遙不可及權威間的距離。
北京文化的獨特思維邏輯也為臺詞帶來了前所未有的魅力。
在劇中,張國立扮演的趙永剛用“長慢了心臟缺損,長快了就六指兒。好容易扛過十個月生出來了,一不留神,還得讓產鉗把腦袋壓扁了。都躲過去了吧,什麼小兒麻痺、百日咳、猩紅熱、大腦炎還在前面等著。哭起來嗆奶,走起來摔跤;摸水水燙,碰火火燎;是個東西撞上,咱就是個半死。鈣多了不長個,鈣少了羅圈腿。總算混到會吃飯能出門了,天上下雹子,地下跑汽車;大街小巷是個暗處就躲著個壞人,你說趕誰都是個九死一生”來形容人生的艱難,這種排山倒海般順暢的口語、精妙絕倫的例引,讓臺詞充滿了壓倒性氣勢。
王朔和馮小剛為代表的編劇們,在這部劇中把北京方言的強大表現力和衝擊力發揮到了極致。
02
《編輯部的故事》定位非常明確,王朔說:“我就是寫給小青年看的。”
王朔緊抓當時社會轉型期人們渴望自由表達的心理,他們急需的是對現實生活的反映,和酣暢淋漓的情感釋放。於是《編輯部的故事》內容向更貼近、真實的市民生活靠攏。
於是我們在劇中看到了婚姻問題、城鄉矛盾、走後門、民科騙局、大吃大喝、商業賄賂等一系列人們會經歷的社會現象。它們都被編劇以巧妙的手法融入劇情之中呈現在主角面前。
編劇會通過主角普通人的視角,以咄咄逼人的尖銳口吻去評判事件,其實就是實力詮釋如何用“貧嘴”來鍼砭時弊。
除了幫助別人解答難題,編輯們也有著自己的煩惱。神奇的是,這些困擾在今天聽起來依然毫不過時。
工作方面的——
有困擾員工的日常問題:
又有探討新入職場到底如何做?
答:先勤勞,等混熟再偷懶;和領導搞好關係,更要跟落後群眾搞好關係,否則得罪落後群眾可比得罪領導更難受。
還比如工作方式的探討:“飯桌上是能辦成事,但社會也危險了。”
當時也一樣,單身的、已婚的也各有煩惱。比如 ——
想找對象,怎麼也找不著的。
不想找對象,天天被催婚的。
已婚人士來科普,結婚是什麼?
為什麼不能和已婚男性私奔?
我們既能夠從頭到尾地獲取笑聲,又會在某個瞬間猝不及防地被打動。
劇中生活化的笑料背後,折射出的是一個巨幅的國民圖景。甚至是一個隱隱約約的濃縮社會——只一角,也只需要一角。
《編輯部的故事》以喜劇效果為殼、社會問題為核,都說它是喪文化的最典型代表,但實際上卻“哀而不怨”“樂而不淫”,疏導著人們鬱積在胸的悶氣不平,達到的是近乎心理治療的效果。
《編輯部的故事》中演員們獨特的表演魅力也是它成為經典的重要原因。
外表憨厚但內裡不羈的李東寶讓葛優獲得了第10屆中國電視金鷹獎最佳男主角,這個劇是他敲響實力男演員的重要一步。
侯耀華以《編輯部的故事》中機敏狡詐但時不時又正義感爆棚的反差表演,讓他走入了著名演員的行列。
而像呂齊和張瞳這樣的北京人藝資深老演員,以前只能在北京的舞臺上展現他們的精湛嫻熟演技,正是《編輯部的故事》讓全國觀眾見識了他們四兩撥千斤式的紮實表演功底和表現力。
更不用說李誠儒、張國立、劉蓓、樑冠華等人正是因為在此劇中的精彩客串而讓全國觀眾對他們熟識起來。
1992年,導演趙寶剛,加上編劇王朔、馬未都、馮小剛,製作了一部叫做《編輯部的故事》的室內劇,講的是《人間指南》的雜誌編輯部裡,幾個性格各異卻都善良可愛的編輯之間嘮嘮叨叨、磕磕碰碰幫助讀者解答人生難題的故事。
從家長裡短到時代衝突,每集內容皆是取材於當時的熱點事件。
一經播出,這部神劇就成了街頭巷尾最先鋒的談資,裡面“夾槍帶棒”的評論機智又刻薄、詼諧通俗的金句尖銳而鮮活。
這鮮活又神奇地越過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在近三十年後一切都變得極易消磨、難以保存的互聯網時代,成為觀眾們一再惦記和懷念的對象。
今天,我們再回看這部經典之作,會發現其中的許多觀點仍不過時。
01
相對於普通的電視劇,室內劇場景變化有限,不能依靠複雜調度和宏大背景來提升觀眾的觀感體驗。要想引起觀眾的觀看興趣,更多是依靠編劇的文學功底、故事精神內核和主要演員的個人魅力來吸引觀眾。
《編輯部的故事》的成功,離不開在九十年代中國佔主流的京腔影視文化,而京腔影視文化的主導推動者也正是這個劇的核心編劇:王朔。
翻開1988年的電影名錄,不是犯罪就是驚悚,娛樂片佔了六成。而那年,王朔就上映了四部根據他小說改編的電影,代表了當年的“痞子文化”。
王朔,從小在北京部隊大院長大,生活經歷為他的作品語言打下了基礎。他的作品對白通俗化又充滿活力,語言以戲謔、反諷為主,敢於對權威和“精英”進行嘲諷,簡直就是拍娛樂內容的標本。
《編輯部的故事》策劃人鄭曉龍因為極為欣賞王朔的語言風格,就把他約來創作。
該劇一開始打算先寫出十七集劇本試試,故事都是大家你一嘴我一嘴地侃出來,然後由五、六個人分頭去寫。成稿出來後大部分沒能符合要求,鄭曉龍大刀闊斧直接砍掉十五集,只留下了王朔和馮小剛寫的兩集。鄭曉龍就讓其他人向這種風格靠攏再寫,最後由王朔統一定稿。王朔便徹底地佔有了劇作的主動權。
王朔作品,有人用“反諷”來概括其特點:“用特高雅的詞語描繪粗俗的人,用雄偉的詞描述庸俗的人,故意把大的說成小的、快的說成慢的、滑稽的說成莊嚴的,利用語境的錯位抖機靈。”
《編輯部的故事》第一次在電視裡把正式用詞、政治語言用在描述日常生活的瑣事上,充滿反差和笑料,反諷意味十足,怎麼聽怎麼帶勁兒、痛快。
比如,一次普通的徵婚者的約會被李東寶說成是國家與國家間“會談”,希望二人心平氣和地談說成“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建立戀愛關係說成“大使級關係”,話語機智幽默讓觀眾開懷大笑的同時,也拉近了人們與遙不可及權威間的距離。
北京文化的獨特思維邏輯也為臺詞帶來了前所未有的魅力。
在劇中,張國立扮演的趙永剛用“長慢了心臟缺損,長快了就六指兒。好容易扛過十個月生出來了,一不留神,還得讓產鉗把腦袋壓扁了。都躲過去了吧,什麼小兒麻痺、百日咳、猩紅熱、大腦炎還在前面等著。哭起來嗆奶,走起來摔跤;摸水水燙,碰火火燎;是個東西撞上,咱就是個半死。鈣多了不長個,鈣少了羅圈腿。總算混到會吃飯能出門了,天上下雹子,地下跑汽車;大街小巷是個暗處就躲著個壞人,你說趕誰都是個九死一生”來形容人生的艱難,這種排山倒海般順暢的口語、精妙絕倫的例引,讓臺詞充滿了壓倒性氣勢。
王朔和馮小剛為代表的編劇們,在這部劇中把北京方言的強大表現力和衝擊力發揮到了極致。
02
《編輯部的故事》定位非常明確,王朔說:“我就是寫給小青年看的。”
王朔緊抓當時社會轉型期人們渴望自由表達的心理,他們急需的是對現實生活的反映,和酣暢淋漓的情感釋放。於是《編輯部的故事》內容向更貼近、真實的市民生活靠攏。
於是我們在劇中看到了婚姻問題、城鄉矛盾、走後門、民科騙局、大吃大喝、商業賄賂等一系列人們會經歷的社會現象。它們都被編劇以巧妙的手法融入劇情之中呈現在主角面前。
編劇會通過主角普通人的視角,以咄咄逼人的尖銳口吻去評判事件,其實就是實力詮釋如何用“貧嘴”來鍼砭時弊。
除了幫助別人解答難題,編輯們也有著自己的煩惱。神奇的是,這些困擾在今天聽起來依然毫不過時。
工作方面的——
有困擾員工的日常問題:
又有探討新入職場到底如何做?
答:先勤勞,等混熟再偷懶;和領導搞好關係,更要跟落後群眾搞好關係,否則得罪落後群眾可比得罪領導更難受。
還比如工作方式的探討:“飯桌上是能辦成事,但社會也危險了。”
當時也一樣,單身的、已婚的也各有煩惱。比如 ——
想找對象,怎麼也找不著的。
不想找對象,天天被催婚的。
已婚人士來科普,結婚是什麼?
為什麼不能和已婚男性私奔?
我們既能夠從頭到尾地獲取笑聲,又會在某個瞬間猝不及防地被打動。
劇中生活化的笑料背後,折射出的是一個巨幅的國民圖景。甚至是一個隱隱約約的濃縮社會——只一角,也只需要一角。
《編輯部的故事》以喜劇效果為殼、社會問題為核,都說它是喪文化的最典型代表,但實際上卻“哀而不怨”“樂而不淫”,疏導著人們鬱積在胸的悶氣不平,達到的是近乎心理治療的效果。
《編輯部的故事》中演員們獨特的表演魅力也是它成為經典的重要原因。
外表憨厚但內裡不羈的李東寶讓葛優獲得了第10屆中國電視金鷹獎最佳男主角,這個劇是他敲響實力男演員的重要一步。
侯耀華以《編輯部的故事》中機敏狡詐但時不時又正義感爆棚的反差表演,讓他走入了著名演員的行列。
而像呂齊和張瞳這樣的北京人藝資深老演員,以前只能在北京的舞臺上展現他們的精湛嫻熟演技,正是《編輯部的故事》讓全國觀眾見識了他們四兩撥千斤式的紮實表演功底和表現力。
更不用說李誠儒、張國立、劉蓓、樑冠華等人正是因為在此劇中的精彩客串而讓全國觀眾對他們熟識起來。
1992年,導演趙寶剛,加上編劇王朔、馬未都、馮小剛,製作了一部叫做《編輯部的故事》的室內劇,講的是《人間指南》的雜誌編輯部裡,幾個性格各異卻都善良可愛的編輯之間嘮嘮叨叨、磕磕碰碰幫助讀者解答人生難題的故事。
從家長裡短到時代衝突,每集內容皆是取材於當時的熱點事件。
一經播出,這部神劇就成了街頭巷尾最先鋒的談資,裡面“夾槍帶棒”的評論機智又刻薄、詼諧通俗的金句尖銳而鮮活。
這鮮活又神奇地越過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在近三十年後一切都變得極易消磨、難以保存的互聯網時代,成為觀眾們一再惦記和懷念的對象。
今天,我們再回看這部經典之作,會發現其中的許多觀點仍不過時。
01
相對於普通的電視劇,室內劇場景變化有限,不能依靠複雜調度和宏大背景來提升觀眾的觀感體驗。要想引起觀眾的觀看興趣,更多是依靠編劇的文學功底、故事精神內核和主要演員的個人魅力來吸引觀眾。
《編輯部的故事》的成功,離不開在九十年代中國佔主流的京腔影視文化,而京腔影視文化的主導推動者也正是這個劇的核心編劇:王朔。
翻開1988年的電影名錄,不是犯罪就是驚悚,娛樂片佔了六成。而那年,王朔就上映了四部根據他小說改編的電影,代表了當年的“痞子文化”。
王朔,從小在北京部隊大院長大,生活經歷為他的作品語言打下了基礎。他的作品對白通俗化又充滿活力,語言以戲謔、反諷為主,敢於對權威和“精英”進行嘲諷,簡直就是拍娛樂內容的標本。
《編輯部的故事》策劃人鄭曉龍因為極為欣賞王朔的語言風格,就把他約來創作。
該劇一開始打算先寫出十七集劇本試試,故事都是大家你一嘴我一嘴地侃出來,然後由五、六個人分頭去寫。成稿出來後大部分沒能符合要求,鄭曉龍大刀闊斧直接砍掉十五集,只留下了王朔和馮小剛寫的兩集。鄭曉龍就讓其他人向這種風格靠攏再寫,最後由王朔統一定稿。王朔便徹底地佔有了劇作的主動權。
王朔作品,有人用“反諷”來概括其特點:“用特高雅的詞語描繪粗俗的人,用雄偉的詞描述庸俗的人,故意把大的說成小的、快的說成慢的、滑稽的說成莊嚴的,利用語境的錯位抖機靈。”
《編輯部的故事》第一次在電視裡把正式用詞、政治語言用在描述日常生活的瑣事上,充滿反差和笑料,反諷意味十足,怎麼聽怎麼帶勁兒、痛快。
比如,一次普通的徵婚者的約會被李東寶說成是國家與國家間“會談”,希望二人心平氣和地談說成“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建立戀愛關係說成“大使級關係”,話語機智幽默讓觀眾開懷大笑的同時,也拉近了人們與遙不可及權威間的距離。
北京文化的獨特思維邏輯也為臺詞帶來了前所未有的魅力。
在劇中,張國立扮演的趙永剛用“長慢了心臟缺損,長快了就六指兒。好容易扛過十個月生出來了,一不留神,還得讓產鉗把腦袋壓扁了。都躲過去了吧,什麼小兒麻痺、百日咳、猩紅熱、大腦炎還在前面等著。哭起來嗆奶,走起來摔跤;摸水水燙,碰火火燎;是個東西撞上,咱就是個半死。鈣多了不長個,鈣少了羅圈腿。總算混到會吃飯能出門了,天上下雹子,地下跑汽車;大街小巷是個暗處就躲著個壞人,你說趕誰都是個九死一生”來形容人生的艱難,這種排山倒海般順暢的口語、精妙絕倫的例引,讓臺詞充滿了壓倒性氣勢。
王朔和馮小剛為代表的編劇們,在這部劇中把北京方言的強大表現力和衝擊力發揮到了極致。
02
《編輯部的故事》定位非常明確,王朔說:“我就是寫給小青年看的。”
王朔緊抓當時社會轉型期人們渴望自由表達的心理,他們急需的是對現實生活的反映,和酣暢淋漓的情感釋放。於是《編輯部的故事》內容向更貼近、真實的市民生活靠攏。
於是我們在劇中看到了婚姻問題、城鄉矛盾、走後門、民科騙局、大吃大喝、商業賄賂等一系列人們會經歷的社會現象。它們都被編劇以巧妙的手法融入劇情之中呈現在主角面前。
編劇會通過主角普通人的視角,以咄咄逼人的尖銳口吻去評判事件,其實就是實力詮釋如何用“貧嘴”來鍼砭時弊。
除了幫助別人解答難題,編輯們也有著自己的煩惱。神奇的是,這些困擾在今天聽起來依然毫不過時。
工作方面的——
有困擾員工的日常問題:
又有探討新入職場到底如何做?
答:先勤勞,等混熟再偷懶;和領導搞好關係,更要跟落後群眾搞好關係,否則得罪落後群眾可比得罪領導更難受。
還比如工作方式的探討:“飯桌上是能辦成事,但社會也危險了。”
當時也一樣,單身的、已婚的也各有煩惱。比如 ——
想找對象,怎麼也找不著的。
不想找對象,天天被催婚的。
已婚人士來科普,結婚是什麼?
為什麼不能和已婚男性私奔?
我們既能夠從頭到尾地獲取笑聲,又會在某個瞬間猝不及防地被打動。
劇中生活化的笑料背後,折射出的是一個巨幅的國民圖景。甚至是一個隱隱約約的濃縮社會——只一角,也只需要一角。
《編輯部的故事》以喜劇效果為殼、社會問題為核,都說它是喪文化的最典型代表,但實際上卻“哀而不怨”“樂而不淫”,疏導著人們鬱積在胸的悶氣不平,達到的是近乎心理治療的效果。
《編輯部的故事》中演員們獨特的表演魅力也是它成為經典的重要原因。
外表憨厚但內裡不羈的李東寶讓葛優獲得了第10屆中國電視金鷹獎最佳男主角,這個劇是他敲響實力男演員的重要一步。
侯耀華以《編輯部的故事》中機敏狡詐但時不時又正義感爆棚的反差表演,讓他走入了著名演員的行列。
而像呂齊和張瞳這樣的北京人藝資深老演員,以前只能在北京的舞臺上展現他們的精湛嫻熟演技,正是《編輯部的故事》讓全國觀眾見識了他們四兩撥千斤式的紮實表演功底和表現力。
更不用說李誠儒、張國立、劉蓓、樑冠華等人正是因為在此劇中的精彩客串而讓全國觀眾對他們熟識起來。
早年陳佩斯搞喜劇,他的父親支持道,中國老百姓過得實在太苦了,需要笑聲。
相聲小品拯救過人類,情景喜劇也是。
但是算起來有很久,沒有類似《編輯部故事》《我愛我家》《武林外傳》這樣的作品供我們欣賞了。而近期引起過爆紅現象的喜劇《愛情公寓》,更像是一個國外喜劇漢化組,只抄了些粗淺的皮毛段子,顯示出原創情景喜劇乏善可陳的想象力和思想深度,不提也罷。
1992年,導演趙寶剛,加上編劇王朔、馬未都、馮小剛,製作了一部叫做《編輯部的故事》的室內劇,講的是《人間指南》的雜誌編輯部裡,幾個性格各異卻都善良可愛的編輯之間嘮嘮叨叨、磕磕碰碰幫助讀者解答人生難題的故事。
從家長裡短到時代衝突,每集內容皆是取材於當時的熱點事件。
一經播出,這部神劇就成了街頭巷尾最先鋒的談資,裡面“夾槍帶棒”的評論機智又刻薄、詼諧通俗的金句尖銳而鮮活。
這鮮活又神奇地越過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在近三十年後一切都變得極易消磨、難以保存的互聯網時代,成為觀眾們一再惦記和懷念的對象。
今天,我們再回看這部經典之作,會發現其中的許多觀點仍不過時。
01
相對於普通的電視劇,室內劇場景變化有限,不能依靠複雜調度和宏大背景來提升觀眾的觀感體驗。要想引起觀眾的觀看興趣,更多是依靠編劇的文學功底、故事精神內核和主要演員的個人魅力來吸引觀眾。
《編輯部的故事》的成功,離不開在九十年代中國佔主流的京腔影視文化,而京腔影視文化的主導推動者也正是這個劇的核心編劇:王朔。
翻開1988年的電影名錄,不是犯罪就是驚悚,娛樂片佔了六成。而那年,王朔就上映了四部根據他小說改編的電影,代表了當年的“痞子文化”。
王朔,從小在北京部隊大院長大,生活經歷為他的作品語言打下了基礎。他的作品對白通俗化又充滿活力,語言以戲謔、反諷為主,敢於對權威和“精英”進行嘲諷,簡直就是拍娛樂內容的標本。
《編輯部的故事》策劃人鄭曉龍因為極為欣賞王朔的語言風格,就把他約來創作。
該劇一開始打算先寫出十七集劇本試試,故事都是大家你一嘴我一嘴地侃出來,然後由五、六個人分頭去寫。成稿出來後大部分沒能符合要求,鄭曉龍大刀闊斧直接砍掉十五集,只留下了王朔和馮小剛寫的兩集。鄭曉龍就讓其他人向這種風格靠攏再寫,最後由王朔統一定稿。王朔便徹底地佔有了劇作的主動權。
王朔作品,有人用“反諷”來概括其特點:“用特高雅的詞語描繪粗俗的人,用雄偉的詞描述庸俗的人,故意把大的說成小的、快的說成慢的、滑稽的說成莊嚴的,利用語境的錯位抖機靈。”
《編輯部的故事》第一次在電視裡把正式用詞、政治語言用在描述日常生活的瑣事上,充滿反差和笑料,反諷意味十足,怎麼聽怎麼帶勁兒、痛快。
比如,一次普通的徵婚者的約會被李東寶說成是國家與國家間“會談”,希望二人心平氣和地談說成“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建立戀愛關係說成“大使級關係”,話語機智幽默讓觀眾開懷大笑的同時,也拉近了人們與遙不可及權威間的距離。
北京文化的獨特思維邏輯也為臺詞帶來了前所未有的魅力。
在劇中,張國立扮演的趙永剛用“長慢了心臟缺損,長快了就六指兒。好容易扛過十個月生出來了,一不留神,還得讓產鉗把腦袋壓扁了。都躲過去了吧,什麼小兒麻痺、百日咳、猩紅熱、大腦炎還在前面等著。哭起來嗆奶,走起來摔跤;摸水水燙,碰火火燎;是個東西撞上,咱就是個半死。鈣多了不長個,鈣少了羅圈腿。總算混到會吃飯能出門了,天上下雹子,地下跑汽車;大街小巷是個暗處就躲著個壞人,你說趕誰都是個九死一生”來形容人生的艱難,這種排山倒海般順暢的口語、精妙絕倫的例引,讓臺詞充滿了壓倒性氣勢。
王朔和馮小剛為代表的編劇們,在這部劇中把北京方言的強大表現力和衝擊力發揮到了極致。
02
《編輯部的故事》定位非常明確,王朔說:“我就是寫給小青年看的。”
王朔緊抓當時社會轉型期人們渴望自由表達的心理,他們急需的是對現實生活的反映,和酣暢淋漓的情感釋放。於是《編輯部的故事》內容向更貼近、真實的市民生活靠攏。
於是我們在劇中看到了婚姻問題、城鄉矛盾、走後門、民科騙局、大吃大喝、商業賄賂等一系列人們會經歷的社會現象。它們都被編劇以巧妙的手法融入劇情之中呈現在主角面前。
編劇會通過主角普通人的視角,以咄咄逼人的尖銳口吻去評判事件,其實就是實力詮釋如何用“貧嘴”來鍼砭時弊。
除了幫助別人解答難題,編輯們也有著自己的煩惱。神奇的是,這些困擾在今天聽起來依然毫不過時。
工作方面的——
有困擾員工的日常問題:
又有探討新入職場到底如何做?
答:先勤勞,等混熟再偷懶;和領導搞好關係,更要跟落後群眾搞好關係,否則得罪落後群眾可比得罪領導更難受。
還比如工作方式的探討:“飯桌上是能辦成事,但社會也危險了。”
當時也一樣,單身的、已婚的也各有煩惱。比如 ——
想找對象,怎麼也找不著的。
不想找對象,天天被催婚的。
已婚人士來科普,結婚是什麼?
為什麼不能和已婚男性私奔?
我們既能夠從頭到尾地獲取笑聲,又會在某個瞬間猝不及防地被打動。
劇中生活化的笑料背後,折射出的是一個巨幅的國民圖景。甚至是一個隱隱約約的濃縮社會——只一角,也只需要一角。
《編輯部的故事》以喜劇效果為殼、社會問題為核,都說它是喪文化的最典型代表,但實際上卻“哀而不怨”“樂而不淫”,疏導著人們鬱積在胸的悶氣不平,達到的是近乎心理治療的效果。
《編輯部的故事》中演員們獨特的表演魅力也是它成為經典的重要原因。
外表憨厚但內裡不羈的李東寶讓葛優獲得了第10屆中國電視金鷹獎最佳男主角,這個劇是他敲響實力男演員的重要一步。
侯耀華以《編輯部的故事》中機敏狡詐但時不時又正義感爆棚的反差表演,讓他走入了著名演員的行列。
而像呂齊和張瞳這樣的北京人藝資深老演員,以前只能在北京的舞臺上展現他們的精湛嫻熟演技,正是《編輯部的故事》讓全國觀眾見識了他們四兩撥千斤式的紮實表演功底和表現力。
更不用說李誠儒、張國立、劉蓓、樑冠華等人正是因為在此劇中的精彩客串而讓全國觀眾對他們熟識起來。
早年陳佩斯搞喜劇,他的父親支持道,中國老百姓過得實在太苦了,需要笑聲。
相聲小品拯救過人類,情景喜劇也是。
但是算起來有很久,沒有類似《編輯部故事》《我愛我家》《武林外傳》這樣的作品供我們欣賞了。而近期引起過爆紅現象的喜劇《愛情公寓》,更像是一個國外喜劇漢化組,只抄了些粗淺的皮毛段子,顯示出原創情景喜劇乏善可陳的想象力和思想深度,不提也罷。
畢竟曾經,我們的笑源於對權威的質疑,對於社會不公、生活艱辛的嘲諷與自嘲。而現在,我們的笑源自對“不美”的歧視——胖子被門卡、傻瓜摔跤,拼湊類似低級的快樂來讓我們發笑。
臺灣著名導演侯孝賢曾說:“我覺得總有一天電影應該拍成那個樣子,平易、非常簡單、所有人都能看。但是,看得深的人可以看得很深很深,非常深邃。”
我想,像《編輯部的故事》這種實打實跟你說話的電視劇,近三十年過後還時常被拿出來唸叨品味,也是這個原因吧。
1992年,導演趙寶剛,加上編劇王朔、馬未都、馮小剛,製作了一部叫做《編輯部的故事》的室內劇,講的是《人間指南》的雜誌編輯部裡,幾個性格各異卻都善良可愛的編輯之間嘮嘮叨叨、磕磕碰碰幫助讀者解答人生難題的故事。
從家長裡短到時代衝突,每集內容皆是取材於當時的熱點事件。
一經播出,這部神劇就成了街頭巷尾最先鋒的談資,裡面“夾槍帶棒”的評論機智又刻薄、詼諧通俗的金句尖銳而鮮活。
這鮮活又神奇地越過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在近三十年後一切都變得極易消磨、難以保存的互聯網時代,成為觀眾們一再惦記和懷念的對象。
今天,我們再回看這部經典之作,會發現其中的許多觀點仍不過時。
01
相對於普通的電視劇,室內劇場景變化有限,不能依靠複雜調度和宏大背景來提升觀眾的觀感體驗。要想引起觀眾的觀看興趣,更多是依靠編劇的文學功底、故事精神內核和主要演員的個人魅力來吸引觀眾。
《編輯部的故事》的成功,離不開在九十年代中國佔主流的京腔影視文化,而京腔影視文化的主導推動者也正是這個劇的核心編劇:王朔。
翻開1988年的電影名錄,不是犯罪就是驚悚,娛樂片佔了六成。而那年,王朔就上映了四部根據他小說改編的電影,代表了當年的“痞子文化”。
王朔,從小在北京部隊大院長大,生活經歷為他的作品語言打下了基礎。他的作品對白通俗化又充滿活力,語言以戲謔、反諷為主,敢於對權威和“精英”進行嘲諷,簡直就是拍娛樂內容的標本。
《編輯部的故事》策劃人鄭曉龍因為極為欣賞王朔的語言風格,就把他約來創作。
該劇一開始打算先寫出十七集劇本試試,故事都是大家你一嘴我一嘴地侃出來,然後由五、六個人分頭去寫。成稿出來後大部分沒能符合要求,鄭曉龍大刀闊斧直接砍掉十五集,只留下了王朔和馮小剛寫的兩集。鄭曉龍就讓其他人向這種風格靠攏再寫,最後由王朔統一定稿。王朔便徹底地佔有了劇作的主動權。
王朔作品,有人用“反諷”來概括其特點:“用特高雅的詞語描繪粗俗的人,用雄偉的詞描述庸俗的人,故意把大的說成小的、快的說成慢的、滑稽的說成莊嚴的,利用語境的錯位抖機靈。”
《編輯部的故事》第一次在電視裡把正式用詞、政治語言用在描述日常生活的瑣事上,充滿反差和笑料,反諷意味十足,怎麼聽怎麼帶勁兒、痛快。
比如,一次普通的徵婚者的約會被李東寶說成是國家與國家間“會談”,希望二人心平氣和地談說成“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建立戀愛關係說成“大使級關係”,話語機智幽默讓觀眾開懷大笑的同時,也拉近了人們與遙不可及權威間的距離。
北京文化的獨特思維邏輯也為臺詞帶來了前所未有的魅力。
在劇中,張國立扮演的趙永剛用“長慢了心臟缺損,長快了就六指兒。好容易扛過十個月生出來了,一不留神,還得讓產鉗把腦袋壓扁了。都躲過去了吧,什麼小兒麻痺、百日咳、猩紅熱、大腦炎還在前面等著。哭起來嗆奶,走起來摔跤;摸水水燙,碰火火燎;是個東西撞上,咱就是個半死。鈣多了不長個,鈣少了羅圈腿。總算混到會吃飯能出門了,天上下雹子,地下跑汽車;大街小巷是個暗處就躲著個壞人,你說趕誰都是個九死一生”來形容人生的艱難,這種排山倒海般順暢的口語、精妙絕倫的例引,讓臺詞充滿了壓倒性氣勢。
王朔和馮小剛為代表的編劇們,在這部劇中把北京方言的強大表現力和衝擊力發揮到了極致。
02
《編輯部的故事》定位非常明確,王朔說:“我就是寫給小青年看的。”
王朔緊抓當時社會轉型期人們渴望自由表達的心理,他們急需的是對現實生活的反映,和酣暢淋漓的情感釋放。於是《編輯部的故事》內容向更貼近、真實的市民生活靠攏。
於是我們在劇中看到了婚姻問題、城鄉矛盾、走後門、民科騙局、大吃大喝、商業賄賂等一系列人們會經歷的社會現象。它們都被編劇以巧妙的手法融入劇情之中呈現在主角面前。
編劇會通過主角普通人的視角,以咄咄逼人的尖銳口吻去評判事件,其實就是實力詮釋如何用“貧嘴”來鍼砭時弊。
除了幫助別人解答難題,編輯們也有著自己的煩惱。神奇的是,這些困擾在今天聽起來依然毫不過時。
工作方面的——
有困擾員工的日常問題:
又有探討新入職場到底如何做?
答:先勤勞,等混熟再偷懶;和領導搞好關係,更要跟落後群眾搞好關係,否則得罪落後群眾可比得罪領導更難受。
還比如工作方式的探討:“飯桌上是能辦成事,但社會也危險了。”
當時也一樣,單身的、已婚的也各有煩惱。比如 ——
想找對象,怎麼也找不著的。
不想找對象,天天被催婚的。
已婚人士來科普,結婚是什麼?
為什麼不能和已婚男性私奔?
我們既能夠從頭到尾地獲取笑聲,又會在某個瞬間猝不及防地被打動。
劇中生活化的笑料背後,折射出的是一個巨幅的國民圖景。甚至是一個隱隱約約的濃縮社會——只一角,也只需要一角。
《編輯部的故事》以喜劇效果為殼、社會問題為核,都說它是喪文化的最典型代表,但實際上卻“哀而不怨”“樂而不淫”,疏導著人們鬱積在胸的悶氣不平,達到的是近乎心理治療的效果。
《編輯部的故事》中演員們獨特的表演魅力也是它成為經典的重要原因。
外表憨厚但內裡不羈的李東寶讓葛優獲得了第10屆中國電視金鷹獎最佳男主角,這個劇是他敲響實力男演員的重要一步。
侯耀華以《編輯部的故事》中機敏狡詐但時不時又正義感爆棚的反差表演,讓他走入了著名演員的行列。
而像呂齊和張瞳這樣的北京人藝資深老演員,以前只能在北京的舞臺上展現他們的精湛嫻熟演技,正是《編輯部的故事》讓全國觀眾見識了他們四兩撥千斤式的紮實表演功底和表現力。
更不用說李誠儒、張國立、劉蓓、樑冠華等人正是因為在此劇中的精彩客串而讓全國觀眾對他們熟識起來。
早年陳佩斯搞喜劇,他的父親支持道,中國老百姓過得實在太苦了,需要笑聲。
相聲小品拯救過人類,情景喜劇也是。
但是算起來有很久,沒有類似《編輯部故事》《我愛我家》《武林外傳》這樣的作品供我們欣賞了。而近期引起過爆紅現象的喜劇《愛情公寓》,更像是一個國外喜劇漢化組,只抄了些粗淺的皮毛段子,顯示出原創情景喜劇乏善可陳的想象力和思想深度,不提也罷。
畢竟曾經,我們的笑源於對權威的質疑,對於社會不公、生活艱辛的嘲諷與自嘲。而現在,我們的笑源自對“不美”的歧視——胖子被門卡、傻瓜摔跤,拼湊類似低級的快樂來讓我們發笑。
臺灣著名導演侯孝賢曾說:“我覺得總有一天電影應該拍成那個樣子,平易、非常簡單、所有人都能看。但是,看得深的人可以看得很深很深,非常深邃。”
我想,像《編輯部的故事》這種實打實跟你說話的電視劇,近三十年過後還時常被拿出來唸叨品味,也是這個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