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隴集團是北魏六鎮中武川鎮的餘燼在進入關中之後，與地方豪族名義結合之後構成的一個軍事、政治集團。
談及其對中國歷史的影響，由於陳寅恪先生著作已經成為“文藝青年”的必讀書目之一，關隴集團與北周、隋、唐之間的關係也就成為一個常識性的話題。
不過實話說，陳寅恪先生的論述對於大部分非歷史專業的讀者而言，並不“親民”，而他所生活的年代，與我們所處的時代之間又有太多的隔膜，所以，他理解的“關隴集團”概念和今人的普遍理解略有不同。
陳先生筆下的“關隴集團”、“關隴貴族”，其實是一個“研究性概念”，而非“黨團”或是“階級”的概念。
今人所受的基礎教育影響至大，哪怕成年後主動拋棄了這一套話語格式，仍舊在觀察問題的工具視角中不自覺地進行比附和平移。
比如“黨”，某些“朝代粉”所熱衷的“東林黨”、“閹黨”，雖有“黨”之名，實際上並非真正有組織、有紀律的近代黨團，但很多人的理解中，恰恰無法分別兩者的區隔。
再比如“集團”，如“文官集團”、“軍功貴族集團”、“勳貴集團”，則會不自覺地與“階級”比附，認為其具有相同的利益取向，進而會成為一個完整的發聲主體，甚至是政治實體。
當然，還有另外的問題表現形式，比如“群體”擬人化的比喻等等，這些其實都在阻礙對“關隴集團”概念的正確理解。
事實上，關隴集團，嚴格來講，只在西魏時代是一個“集團”，之後的“關係”，是研究輔助的一種溯源，而非現實的真正“集團”。
在北周、隋、唐三朝，是關隴集團中的一部分家族輪流坐莊，注意，是“一部分”，所以，在集團內部就存在一個因不同時代距離權力核心的親疏遠近而導致的身份沉浮。
這裡的“題眼”，不是身份，而是“權力核心”。
北周以宇文氏代拓跋元魏，楊堅又以皇帝岳丈的身份受禪建隋，李淵則以皇帝表兄的身份舉旗造反，完成隋唐易代。
這個過程中，“權力核心”家族一直在變化，而圍繞他們的家族的身份和地位也在升降之中，在頂級貴族的遭遇上，李密就是一個顯著例子，他的曾祖是西魏八柱國之一，用今天的話講，根本就是北周建國的合夥人，祖父是北周國公，父親就是隋朝的郡公了，到他這代，連內府三衛的實際上，他的家族的經歷，就是三朝間無法保持最核心權力圈層身份的典範案例。
而楊堅家族，其父楊忠在西魏仍只是八柱國之下的十二大將軍之一，北周建立後更一路直上，受封隨國公，也就是說，並非西魏時代的創業合夥人，卻是北周創業公司的核心高管，待到楊堅襲爵後，北周武帝宇文邕更令太子納楊堅之女為太子妃，之後，楊堅一步步成長為北周外戚權臣。
其實，像李淵家族一樣，通過聯姻關係，三朝不倒翁，一直保持在最核心的權力圈子內，在“關隴貴族”中也並非常態。
這種沉浮升降，看似是“肉爛在鍋裡”，其實只是表象，這個“集團”的大部分家族，其實是仰賴著北朝以來的爵位世襲和門蔭任官體系，保持著“入圍的資格”，而並非天然就是“圈裡人”。
事實上，到了隋煬帝的時代，已經通過廢除北朝爵位世襲、改五等爵制，並對勳官下手，在政治上對狹義上的“關隴集團”，即北周以來的軍事貴族群體的特權傳承進行了層層削弱，這一系列措施，已經是精準打擊了。
至於“大水漫灌”的處置，早在隋文帝在位時，就通過平陳前的在關東廣置府兵軍府（比如來護兒家族就是這麼進入府兵系統），以及後來的軍籍、民籍合併，廢置關東軍府等等手段， 對廣義上的關隴集團（也就是世襲府兵家族）狠狠下手。
所以，“關隴集團”並不是一個靜態的小團體，而是一個“池子”。
就像魏晉以來高門士族一樣，都是政權初創時期的同盟者、支持者，在滿目皆敵的創業階段成為皇族的“自己人”，這個“自己人”是有“保質期”的。
治世王朝，皇帝會換，皇族不會換，這種距離權力遠近的關係的變遷就顯得平滑，潛移默化；而亂世王朝，皇帝會換，皇族也會換，這種距離權力遠近的關係的變遷就顯得劇烈。
比如西晉經歷了“永嘉南渡”，東晉僑門雖然仍舊強調顯赫的家族傳承，但東晉政壇上活躍的“池子中人”，早已不是當年洛陽的“池子中人”了。
不過，得益於魏晉禪代模式下，“小圈子”執政的系統化、長期化，“池子中人”的家族穩定性要遠遠超過之前和之後的“吏治國家”，但進入到這個權力“池子”之中後，家族分配到手的政治權益，本質上，是改朝換代時“站隊”的遠近決定的。
這種狀態，我們可以稱之為“同盟者認同”，其最劇烈的表現例子，就是隋文帝時代表現出的赤裸裸的“關中本位主義”，也就是以“關中”為本土，以關東、江南為敵國，被征服地。
這種“關中本位主義”可並不能與“關隴貴族”執政等同，恰恰相反，這是一種“僭主”思維的擴散，即作為“關隴貴族”中的一份子，躍居同儕之上，本就缺乏“合法性”的依靠，則擴大“同盟者認同”的圈子，依賴血統和親緣構成新朝的“權力核心圈”，由此擴散，在更廣泛的地理範圍內建構官僚統治，架空“貴族”或稱“勢家”，就是必然之選。
而隋煬帝在文帝之後的一系列政策，本質上，恰恰是對其父的“僭主”思維的繼承，也就是跨越“關中本位主義”，代之以“天下主義”，廣泛延引關東、江南的士人進入官僚系統，同時，大肆巡遊，讓江南、關東見識所謂的“天子威儀”，都是這個策略的表現形式。
問題是，這種“天下主義”最大的敵人，並不是江南、關東的士族、寒門，而是隋帝國的“同盟者”們，隋煬帝的所有功業，本質上都是以對他們固有權益的稀釋為代價的，所以，衝突也就不可避免。
過往對隋亡的理解，往往延續了唐太宗時代官修《隋書》的敘事，即隋煬帝本人的倒行逆施和失德昏暴，近現代藉助“關隴集團”概念的傳播，以及“國家主義”思維的盛行，整個解釋開始指向統治集團內部的利益衝突和分裂。
從現象來看，隋王朝的滅亡，確實有很大一部分因素是它的“同盟者”的背棄，比如隋煬帝去江都後，顯著的例子有楊玄感、李密、李淵、宇文化及、宇文士及等等，要知道，按照李淵自己洋洋自得回憶，他這個隋煬帝的親表兄和隋煬帝的親女婿宇文士及，早在四海昇平的隋煬帝大業九年，就已經在討論“天下大事”了。
這個事實也證明，同盟者的背棄根本不是因為隋煬帝的“倒行逆施”或是“三徵高句麗”等具體的舉措，而是早有“反心”。
李淵在起兵得天下的過程中，一條口號式的原則就是復隋文帝的舊制，包括官職名稱的恢復，都是為了爭取這部分“同盟者”，而在他爭天下的過程中，這些在隋朝份數統治集團同盟的高官們，一樣給予了他巨大的助力。
現實是，相對於竇建德、杜伏威這種草莽出身的“地方勢力”需要一刀一槍地攻打郡縣，而他向只是派出幾路區區的“使節”，就能拉來一群“總管”。
等到天下平定，李淵真正倚重的仍舊是自己的“近臣”，而非那些家世榮耀的同盟者們，不久後，又發生了玄武門之變，李世民上位，等於是把隋煬帝的一套改革又撿回來。
這不是什麼偶然的現象，或是“歷史進步的步伐不可阻擋”，而是權力運行規律的必然，“核心權力圈層”+“官僚統治”是中國古代社會維持一個強勢政權的必然手法，是由“家天下統治”走向“君主一人統治”的常備階梯。
之所以前代的隋文帝、隋煬帝、唐高祖在這個道路上走得不如唐太宗遠，根本原因就是，唐太宗治國的本錢，根本不是“關隴集團”中家族關係的“千絲萬縷”而積累出的“近臣”，而是以其個人為中心在戰爭中構建的“秦府集團”。
簡單地說，楊堅、楊廣的核心團隊，李淵的核心團隊，很大一部分是因為他姓楊、姓李，以家族為單位，才一步步建立個人關係，而李世民的核心團隊，則是因為他是大唐的秦王、天策上將。
兩者之間，看似區別不大，但其來源卻大有不同，“秦府集團”中既有宇文士及這樣的關隴大貴族、先帝宰相，也有長孫無忌這樣的落魄貴族，更有房玄齡、杜如晦之類的關東士子，至於關東寒門豪強出身的，則是不勝枚舉。
本質上講，這個貞觀功臣集團，從一開始，就是“官僚化”的，是功能化、個人化的，等於是，李世民在曾經的系統之外，另開了爐灶，關隴集團的逐步衰落，也就是必然的事情了。
之後的高宗、武則天時代，大肆屠戮高官，造成了官僚系統的更新空前活躍，使得關東士族、寒門紛紛進入政權，依賴著“不變”而維持自身特殊地位的“關隴集團”才一步步走向了墳墓。
說到底，在西魏、北周構建同盟者的利益共同體時，畫的圈子太大，為了保持政治話語權，他們寧可在日後的統一戰爭中，以及之後，頑固地堅持“關中本位主義”的路子，這本質上與皇權的大一統訴求就是相逆的。
所以，說它的影響大，毋寧說是這個池子裡的人影響大，而不是這個集團整體的聲音有多麼的大，起步的時候，自然是要籠絡之，尊崇之，真等到皇權成氣候了，有替代人選了，終究是要踢到一邊去，只不過這四代的易代速度太快，這個過程往往剛剛起步，就已經被新朝終結，直到唐太宗之後，萬事俱備，自然一切涼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