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兒童遊藝圖
童年是每個人成長的必經之路，童年生活離不開遊藝。然而，成人又是如何理解與認知兒童遊藝活動呢？雖然每個成年人都經歷了童年的純真歲月，但時過境遷，他們未必以當年的心態去理解兒童遊藝的樂趣；而且不同階層對兒童遊藝的態度又不盡相同。魏晉社會除了各階層都要求子女在生理上早熟外，上層階級的皇室與士人也希望自己的子女心智能夠早熟。他們希望兒童在記憶力、參悟玄學佛理、機智反應、解析事理、處理問題以及自身角色定位等思維特質方面成為表現傑出的小孩；他們希望兒童實踐儒家孝、悌、仁、義等德行，同時在自信、雅量、方正、自新與忌妒等人格特質在兒童身上展現。”
世家大族希望兒童踐行儒家道德觀，養成忠、孝、仁、義等品德，待人處世得體，並通過教育等手段將這一思想灌輸給兒童，形成成人眼中的兒童觀——“弱不戲弄”、“幼年向學”。“早慧”滿足了成人對兒童的期望，但卻使兒童付出沉重的代價，這與兒童遊藝所展現的天真爛漫性格特徵全然不符。兒童“弱不戲弄”的價值觀廣為世家大族推崇與宣揚。曹魏甄皇后幼而聰慧，不好戲弄，門外有騎馬之戲，諸姊貪戀好奇，爭先恐後登樓觀望，甄氏獨不前往。《三國志·魏書·文昭甄皇后傳》曰：
“後自少至長，不好戲弄。年八歲，外有立騎馬戲者，家人諸姊皆上閣觀之，後獨不行。諸姊怪問之，後答言：“此豈女人之所觀邪？”
甄氏雖為兒童，對遊藝充耳不聞，與諸姊貪圖戲樂形成鮮明對比，他的行為受到士族稱讚，甄氏亦由此垂名史冊。在世家大族心目中，兒童嬉戲與幼有令才相去甚遠；只有弱年不戲，才能聰敏早慧，堪當大任。然而，他們卻忽略了一個重要的事實，遊藝是兒童生活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遊戲之於兒童，如同學習之於成人一樣，是一項嚴肅而重要的工作。遊戲是兒童發展的手段，兒童必須進行遊戲活動，正如蠶必須不斷地吃桑葉一樣。遊藝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兒童遊藝形式多端，種類繁多，諸如竹馬、騎羊、鬥鵝、棋弈等遊戲不僅點亮了兒童繽紛多彩的童年生活，成為兒童快樂的源泉，而且為社會文化的發展與繁榮做出了貢獻。
古代兒童遊藝圖
童年是每個人成長的必經之路，童年生活離不開遊藝。然而，成人又是如何理解與認知兒童遊藝活動呢？雖然每個成年人都經歷了童年的純真歲月，但時過境遷，他們未必以當年的心態去理解兒童遊藝的樂趣；而且不同階層對兒童遊藝的態度又不盡相同。魏晉社會除了各階層都要求子女在生理上早熟外，上層階級的皇室與士人也希望自己的子女心智能夠早熟。他們希望兒童在記憶力、參悟玄學佛理、機智反應、解析事理、處理問題以及自身角色定位等思維特質方面成為表現傑出的小孩；他們希望兒童實踐儒家孝、悌、仁、義等德行，同時在自信、雅量、方正、自新與忌妒等人格特質在兒童身上展現。”
世家大族希望兒童踐行儒家道德觀，養成忠、孝、仁、義等品德，待人處世得體，並通過教育等手段將這一思想灌輸給兒童，形成成人眼中的兒童觀——“弱不戲弄”、“幼年向學”。“早慧”滿足了成人對兒童的期望，但卻使兒童付出沉重的代價，這與兒童遊藝所展現的天真爛漫性格特徵全然不符。兒童“弱不戲弄”的價值觀廣為世家大族推崇與宣揚。曹魏甄皇后幼而聰慧，不好戲弄，門外有騎馬之戲，諸姊貪戀好奇，爭先恐後登樓觀望，甄氏獨不前往。《三國志·魏書·文昭甄皇后傳》曰：
“後自少至長，不好戲弄。年八歲，外有立騎馬戲者，家人諸姊皆上閣觀之，後獨不行。諸姊怪問之，後答言：“此豈女人之所觀邪？”
甄氏雖為兒童，對遊藝充耳不聞，與諸姊貪圖戲樂形成鮮明對比，他的行為受到士族稱讚，甄氏亦由此垂名史冊。在世家大族心目中，兒童嬉戲與幼有令才相去甚遠；只有弱年不戲，才能聰敏早慧，堪當大任。然而，他們卻忽略了一個重要的事實，遊藝是兒童生活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遊戲之於兒童，如同學習之於成人一樣，是一項嚴肅而重要的工作。遊戲是兒童發展的手段，兒童必須進行遊戲活動，正如蠶必須不斷地吃桑葉一樣。遊藝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兒童遊藝形式多端，種類繁多，諸如竹馬、騎羊、鬥鵝、棋弈等遊戲不僅點亮了兒童繽紛多彩的童年生活，成為兒童快樂的源泉，而且為社會文化的發展與繁榮做出了貢獻。
晉代：騎竹馬圖
一、竹（木）馬之歡
關於竹馬之戲的起源，有學者認為：“竹馬之戲最早的明確記載見於漢代，因兒童跨騎竹竿、仿擬躍馬奔走而得名。”這一遊戲保存傳承，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亦廣為流行，成為深受兒童歡迎的娛樂方式之一。《甘肅敦煌佛爺廟灣魏晉墓彩繪磚》生動活潑的描繪了兒童騎竹馬之戲，如（晉代：騎竹馬圖）所示：左一人估計是僕人，右一婦估計是童子母親；主角則是中間的童子，童子胯下騎一根竹竿，作騎馬狀，回頭望著自己的母親。
漢末陶謙少好竹馬之戲，這一遊戲伴隨其童年生活。《三國志·魏書·陶謙傳》曰：
“謙少孤，始以不羈聞於縣中。年十四，猶綴帛為幡，乘竹馬而戲，邑中兒童皆隨之。”
西晉滅吳，孫吳大將諸葛靚入晉，他曾與晉武帝幼年相識，武帝回憶二人童年竹馬之歡，不禁噓唏。《世說新語》載：
“諸葛靚後入晉，除大司馬，召不起。以與晉室有讎，常背洛水而坐。與武帝有舊，帝欲見之而無由，乃請諸葛妃呼靚。既來，帝就太妃間相見。禮畢，酒酣，帝曰：“卿故復憶竹馬之好不？”
東晉殷浩與桓溫少年齊名，每暗自相競，相輕相詆數十載，互不服輸。溫語人曰：“少時吾與浩共騎竹馬，我棄去，浩輒取之，故當出我下也。”北朝時期，竹馬之戲亦廣為流行，北魏墓誌中甚至以“竹馬”指代童年，其遊戲普及程度可見一斑。北魏元仙墓誌曰：“君稟三珠之叡氣，承八桂之餘風，馨香發於竹馬之年，令問播於紈綺之歲。”“竹馬”在北魏墓誌中出現頻率極高，北魏元彧幼年騎竹馬、羊車以為戲樂，其墓誌曰：
“夙稟岐嶷之姿，□樹扶異□量。精明內湛，符彩外發，體含珠玉，心懷琬琰。甫遊竹馬，已見千仞之奇，始戲羊車，便□百□之自。”
北魏冀州刺史笱景幼年歧疑，“神慧起自蒲車，眸辯發於竹馬。”北魏赫連悅“溫涼恭儉之量，始自蒲車；孝友廉貞之志，茂於竹馬。”北朝崔大善幼年聰慧，“鳩車竹馬之歲，卓尒不群。”韓暨“齠齔之年，竹馬之歲，皎然卓異，有別儕伍。”可見，“竹馬”、“鳩車”、“羊車”等遊戲貫穿於兒童童年，是其獲得快樂的源泉。
木馬亦是深受童子喜愛的玩具。北魏段暉幼年與一童子友善，二人相交甚密，經常一起遊戲，後童子別離，段暉作木馬與之，以為紀念。《魏書·段承根傳》曰：
“有一童子，與暉同志。後二年，童子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之。童子甚悅，謝暉曰：吾太山府君子，奉敕遊學，今將欲歸。煩子厚贈，無以報德。子後位至常伯，封侯。非報也，且以為好。言終，乘木馬騰空而去。暉乃自知必將貴也。”
此故事仍為傳說，是以突顯段暉自有天命佐佑，終當顯貴，並未可信。但段暉幼年與玩伴嬉戲，共乘木馬之樂卻並不為虛。可見，竹馬、木馬等玩具為兒童童年帶來無盡歡樂。
古代兒童遊藝圖
童年是每個人成長的必經之路，童年生活離不開遊藝。然而，成人又是如何理解與認知兒童遊藝活動呢？雖然每個成年人都經歷了童年的純真歲月，但時過境遷，他們未必以當年的心態去理解兒童遊藝的樂趣；而且不同階層對兒童遊藝的態度又不盡相同。魏晉社會除了各階層都要求子女在生理上早熟外，上層階級的皇室與士人也希望自己的子女心智能夠早熟。他們希望兒童在記憶力、參悟玄學佛理、機智反應、解析事理、處理問題以及自身角色定位等思維特質方面成為表現傑出的小孩；他們希望兒童實踐儒家孝、悌、仁、義等德行，同時在自信、雅量、方正、自新與忌妒等人格特質在兒童身上展現。”
世家大族希望兒童踐行儒家道德觀，養成忠、孝、仁、義等品德，待人處世得體，並通過教育等手段將這一思想灌輸給兒童，形成成人眼中的兒童觀——“弱不戲弄”、“幼年向學”。“早慧”滿足了成人對兒童的期望，但卻使兒童付出沉重的代價，這與兒童遊藝所展現的天真爛漫性格特徵全然不符。兒童“弱不戲弄”的價值觀廣為世家大族推崇與宣揚。曹魏甄皇后幼而聰慧，不好戲弄，門外有騎馬之戲，諸姊貪戀好奇，爭先恐後登樓觀望，甄氏獨不前往。《三國志·魏書·文昭甄皇后傳》曰：
“後自少至長，不好戲弄。年八歲，外有立騎馬戲者，家人諸姊皆上閣觀之，後獨不行。諸姊怪問之，後答言：“此豈女人之所觀邪？”
甄氏雖為兒童，對遊藝充耳不聞，與諸姊貪圖戲樂形成鮮明對比，他的行為受到士族稱讚，甄氏亦由此垂名史冊。在世家大族心目中，兒童嬉戲與幼有令才相去甚遠；只有弱年不戲，才能聰敏早慧，堪當大任。然而，他們卻忽略了一個重要的事實，遊藝是兒童生活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遊戲之於兒童，如同學習之於成人一樣，是一項嚴肅而重要的工作。遊戲是兒童發展的手段，兒童必須進行遊戲活動，正如蠶必須不斷地吃桑葉一樣。遊藝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兒童遊藝形式多端，種類繁多，諸如竹馬、騎羊、鬥鵝、棋弈等遊戲不僅點亮了兒童繽紛多彩的童年生活，成為兒童快樂的源泉，而且為社會文化的發展與繁榮做出了貢獻。
晉代：騎竹馬圖
一、竹（木）馬之歡
關於竹馬之戲的起源，有學者認為：“竹馬之戲最早的明確記載見於漢代，因兒童跨騎竹竿、仿擬躍馬奔走而得名。”這一遊戲保存傳承，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亦廣為流行，成為深受兒童歡迎的娛樂方式之一。《甘肅敦煌佛爺廟灣魏晉墓彩繪磚》生動活潑的描繪了兒童騎竹馬之戲，如（晉代：騎竹馬圖）所示：左一人估計是僕人，右一婦估計是童子母親；主角則是中間的童子，童子胯下騎一根竹竿，作騎馬狀，回頭望著自己的母親。
漢末陶謙少好竹馬之戲，這一遊戲伴隨其童年生活。《三國志·魏書·陶謙傳》曰：
“謙少孤，始以不羈聞於縣中。年十四，猶綴帛為幡，乘竹馬而戲，邑中兒童皆隨之。”
西晉滅吳，孫吳大將諸葛靚入晉，他曾與晉武帝幼年相識，武帝回憶二人童年竹馬之歡，不禁噓唏。《世說新語》載：
“諸葛靚後入晉，除大司馬，召不起。以與晉室有讎，常背洛水而坐。與武帝有舊，帝欲見之而無由，乃請諸葛妃呼靚。既來，帝就太妃間相見。禮畢，酒酣，帝曰：“卿故復憶竹馬之好不？”
東晉殷浩與桓溫少年齊名，每暗自相競，相輕相詆數十載，互不服輸。溫語人曰：“少時吾與浩共騎竹馬，我棄去，浩輒取之，故當出我下也。”北朝時期，竹馬之戲亦廣為流行，北魏墓誌中甚至以“竹馬”指代童年，其遊戲普及程度可見一斑。北魏元仙墓誌曰：“君稟三珠之叡氣，承八桂之餘風，馨香發於竹馬之年，令問播於紈綺之歲。”“竹馬”在北魏墓誌中出現頻率極高，北魏元彧幼年騎竹馬、羊車以為戲樂，其墓誌曰：
“夙稟岐嶷之姿，□樹扶異□量。精明內湛，符彩外發，體含珠玉，心懷琬琰。甫遊竹馬，已見千仞之奇，始戲羊車，便□百□之自。”
北魏冀州刺史笱景幼年歧疑，“神慧起自蒲車，眸辯發於竹馬。”北魏赫連悅“溫涼恭儉之量，始自蒲車；孝友廉貞之志，茂於竹馬。”北朝崔大善幼年聰慧，“鳩車竹馬之歲，卓尒不群。”韓暨“齠齔之年，竹馬之歲，皎然卓異，有別儕伍。”可見，“竹馬”、“鳩車”、“羊車”等遊戲貫穿於兒童童年，是其獲得快樂的源泉。
木馬亦是深受童子喜愛的玩具。北魏段暉幼年與一童子友善，二人相交甚密，經常一起遊戲，後童子別離，段暉作木馬與之，以為紀念。《魏書·段承根傳》曰：
“有一童子，與暉同志。後二年，童子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之。童子甚悅，謝暉曰：吾太山府君子，奉敕遊學，今將欲歸。煩子厚贈，無以報德。子後位至常伯，封侯。非報也，且以為好。言終，乘木馬騰空而去。暉乃自知必將貴也。”
此故事仍為傳說，是以突顯段暉自有天命佐佑，終當顯貴，並未可信。但段暉幼年與玩伴嬉戲，共乘木馬之樂卻並不為虛。可見，竹馬、木馬等玩具為兒童童年帶來無盡歡樂。
牧童騎牛圖
二、騎牛·騎羊·騎狗
除騎竹馬嬉戲之外，兒童又有騎牛、騎羊、騎狗、騎馬等戲。對普通百姓而言，兒童騎牛、羊等即是遊戲，又是畜牧勞動。嘉峪關魏晉三號墓出土壁畫描繪一牧童手持小木棍、騎在牛背的場景。如（牧童騎牛圖）所示，此童應以放牧為勞動任務。諸如牧牛、牧羊等勞動消耗體力較少，行動較為自由，一般由尚未成年的童子擔任。兒童既可以幫助父母勞動，以減輕家庭負擔，又可以縱情田野，嬉戲河濱，從中享受無盡的童趣。牧放牲畜是一項辛苦的工作，早出晚歸，夏則日晒雨淋，冬則頂風冒雪。但這項工作體力消耗較小，在古代通常由兒童來承擔。這些表現兒童遊戲的作品，有的含有勞動的意味，但重點不是兒童勞動，而是兒童在勞動過程中表現的那種童趣。因此，牧牛即是勞動，又是嬉戲，兒童畜牧十分常見，成為深受兒童喜愛的遊藝活動。魏明帝曾曰：“而墳陵崩頹，童兒牧豎踐蹈其上”。“牧童”一詞也廣泛傳播開來。
對世家大族而言，兒童沒有放牧的任務，騎牛、騎羊純粹為嬉戲遊樂。東晉王導婦曹夫人性妒忌，王導於家中不敢納妾，便置別館以處之，館中眾妾羅列、兒女成行。王導小兒曾於門前騎羊為戲，活潑可愛，甚是喜人。曹夫人所見，亦為之感染動容，欲以相識，派人打聽兒出自何家，不料引出家門密事，引發一場妒婦興師問罪的鬧劇。《妒記》曰：
“丞相曹夫人性甚忌，禁制丞相，不得有侍御，乃至左右小人，亦被檢簡，時有妍妙，皆加誚責......命車駕，將黃門及婢二十人，人持食刀，自出尋討。王公亦遽命駕，飛轡出門，猶患牛遲。乃以左手攀車蘭，右手捉麈尾，以柄助御者打牛，狼狽奔馳，劣得先至”
古代兒童遊藝圖
童年是每個人成長的必經之路，童年生活離不開遊藝。然而，成人又是如何理解與認知兒童遊藝活動呢？雖然每個成年人都經歷了童年的純真歲月，但時過境遷，他們未必以當年的心態去理解兒童遊藝的樂趣；而且不同階層對兒童遊藝的態度又不盡相同。魏晉社會除了各階層都要求子女在生理上早熟外，上層階級的皇室與士人也希望自己的子女心智能夠早熟。他們希望兒童在記憶力、參悟玄學佛理、機智反應、解析事理、處理問題以及自身角色定位等思維特質方面成為表現傑出的小孩；他們希望兒童實踐儒家孝、悌、仁、義等德行，同時在自信、雅量、方正、自新與忌妒等人格特質在兒童身上展現。”
世家大族希望兒童踐行儒家道德觀，養成忠、孝、仁、義等品德，待人處世得體，並通過教育等手段將這一思想灌輸給兒童，形成成人眼中的兒童觀——“弱不戲弄”、“幼年向學”。“早慧”滿足了成人對兒童的期望，但卻使兒童付出沉重的代價，這與兒童遊藝所展現的天真爛漫性格特徵全然不符。兒童“弱不戲弄”的價值觀廣為世家大族推崇與宣揚。曹魏甄皇后幼而聰慧，不好戲弄，門外有騎馬之戲，諸姊貪戀好奇，爭先恐後登樓觀望，甄氏獨不前往。《三國志·魏書·文昭甄皇后傳》曰：
“後自少至長，不好戲弄。年八歲，外有立騎馬戲者，家人諸姊皆上閣觀之，後獨不行。諸姊怪問之，後答言：“此豈女人之所觀邪？”
甄氏雖為兒童，對遊藝充耳不聞，與諸姊貪圖戲樂形成鮮明對比，他的行為受到士族稱讚，甄氏亦由此垂名史冊。在世家大族心目中，兒童嬉戲與幼有令才相去甚遠；只有弱年不戲，才能聰敏早慧，堪當大任。然而，他們卻忽略了一個重要的事實，遊藝是兒童生活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遊戲之於兒童，如同學習之於成人一樣，是一項嚴肅而重要的工作。遊戲是兒童發展的手段，兒童必須進行遊戲活動，正如蠶必須不斷地吃桑葉一樣。遊藝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兒童遊藝形式多端，種類繁多，諸如竹馬、騎羊、鬥鵝、棋弈等遊戲不僅點亮了兒童繽紛多彩的童年生活，成為兒童快樂的源泉，而且為社會文化的發展與繁榮做出了貢獻。
晉代：騎竹馬圖
一、竹（木）馬之歡
關於竹馬之戲的起源，有學者認為：“竹馬之戲最早的明確記載見於漢代，因兒童跨騎竹竿、仿擬躍馬奔走而得名。”這一遊戲保存傳承，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亦廣為流行，成為深受兒童歡迎的娛樂方式之一。《甘肅敦煌佛爺廟灣魏晉墓彩繪磚》生動活潑的描繪了兒童騎竹馬之戲，如（晉代：騎竹馬圖）所示：左一人估計是僕人，右一婦估計是童子母親；主角則是中間的童子，童子胯下騎一根竹竿，作騎馬狀，回頭望著自己的母親。
漢末陶謙少好竹馬之戲，這一遊戲伴隨其童年生活。《三國志·魏書·陶謙傳》曰：
“謙少孤，始以不羈聞於縣中。年十四，猶綴帛為幡，乘竹馬而戲，邑中兒童皆隨之。”
西晉滅吳，孫吳大將諸葛靚入晉，他曾與晉武帝幼年相識，武帝回憶二人童年竹馬之歡，不禁噓唏。《世說新語》載：
“諸葛靚後入晉，除大司馬，召不起。以與晉室有讎，常背洛水而坐。與武帝有舊，帝欲見之而無由，乃請諸葛妃呼靚。既來，帝就太妃間相見。禮畢，酒酣，帝曰：“卿故復憶竹馬之好不？”
東晉殷浩與桓溫少年齊名，每暗自相競，相輕相詆數十載，互不服輸。溫語人曰：“少時吾與浩共騎竹馬，我棄去，浩輒取之，故當出我下也。”北朝時期，竹馬之戲亦廣為流行，北魏墓誌中甚至以“竹馬”指代童年，其遊戲普及程度可見一斑。北魏元仙墓誌曰：“君稟三珠之叡氣，承八桂之餘風，馨香發於竹馬之年，令問播於紈綺之歲。”“竹馬”在北魏墓誌中出現頻率極高，北魏元彧幼年騎竹馬、羊車以為戲樂，其墓誌曰：
“夙稟岐嶷之姿，□樹扶異□量。精明內湛，符彩外發，體含珠玉，心懷琬琰。甫遊竹馬，已見千仞之奇，始戲羊車，便□百□之自。”
北魏冀州刺史笱景幼年歧疑，“神慧起自蒲車，眸辯發於竹馬。”北魏赫連悅“溫涼恭儉之量，始自蒲車；孝友廉貞之志，茂於竹馬。”北朝崔大善幼年聰慧，“鳩車竹馬之歲，卓尒不群。”韓暨“齠齔之年，竹馬之歲，皎然卓異，有別儕伍。”可見，“竹馬”、“鳩車”、“羊車”等遊戲貫穿於兒童童年，是其獲得快樂的源泉。
木馬亦是深受童子喜愛的玩具。北魏段暉幼年與一童子友善，二人相交甚密，經常一起遊戲，後童子別離，段暉作木馬與之，以為紀念。《魏書·段承根傳》曰：
“有一童子，與暉同志。後二年，童子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之。童子甚悅，謝暉曰：吾太山府君子，奉敕遊學，今將欲歸。煩子厚贈，無以報德。子後位至常伯，封侯。非報也，且以為好。言終，乘木馬騰空而去。暉乃自知必將貴也。”
此故事仍為傳說，是以突顯段暉自有天命佐佑，終當顯貴，並未可信。但段暉幼年與玩伴嬉戲，共乘木馬之樂卻並不為虛。可見，竹馬、木馬等玩具為兒童童年帶來無盡歡樂。
牧童騎牛圖
二、騎牛·騎羊·騎狗
除騎竹馬嬉戲之外，兒童又有騎牛、騎羊、騎狗、騎馬等戲。對普通百姓而言，兒童騎牛、羊等即是遊戲，又是畜牧勞動。嘉峪關魏晉三號墓出土壁畫描繪一牧童手持小木棍、騎在牛背的場景。如（牧童騎牛圖）所示，此童應以放牧為勞動任務。諸如牧牛、牧羊等勞動消耗體力較少，行動較為自由，一般由尚未成年的童子擔任。兒童既可以幫助父母勞動，以減輕家庭負擔，又可以縱情田野，嬉戲河濱，從中享受無盡的童趣。牧放牲畜是一項辛苦的工作，早出晚歸，夏則日晒雨淋，冬則頂風冒雪。但這項工作體力消耗較小，在古代通常由兒童來承擔。這些表現兒童遊戲的作品，有的含有勞動的意味，但重點不是兒童勞動，而是兒童在勞動過程中表現的那種童趣。因此，牧牛即是勞動，又是嬉戲，兒童畜牧十分常見，成為深受兒童喜愛的遊藝活動。魏明帝曾曰：“而墳陵崩頹，童兒牧豎踐蹈其上”。“牧童”一詞也廣泛傳播開來。
對世家大族而言，兒童沒有放牧的任務，騎牛、騎羊純粹為嬉戲遊樂。東晉王導婦曹夫人性妒忌，王導於家中不敢納妾，便置別館以處之，館中眾妾羅列、兒女成行。王導小兒曾於門前騎羊為戲，活潑可愛，甚是喜人。曹夫人所見，亦為之感染動容，欲以相識，派人打聽兒出自何家，不料引出家門密事，引發一場妒婦興師問罪的鬧劇。《妒記》曰：
“丞相曹夫人性甚忌，禁制丞相，不得有侍御，乃至左右小人，亦被檢簡，時有妍妙，皆加誚責......命車駕，將黃門及婢二十人，人持食刀，自出尋討。王公亦遽命駕，飛轡出門，猶患牛遲。乃以左手攀車蘭，右手捉麈尾，以柄助御者打牛，狼狽奔馳，劣得先至”
漢畫像石鬥雞圖
三、鬥鵝·鬥雞·鬥鴨
早在先秦時期就開始流行鬥雞遊戲。漢魏以降，鬥鵝、鬥雞、鬥鴨之風更甚。西晉蔡洪《鬥鳬賦》，描繪了魏晉之際鬥鴨之戲的激烈畫面，曰：
“嘉乾黃之散授，何氣化之有靈？產羽蟲之麗鳬，惟鬥鴨之最精。……招爽敵於戲門，交武勢於川庭。爾乃振動羽，竦六翮，抗嚴趾，望雄敵，忽雷起而電發，赴洪波以奮擊。”
漢代“鬥雞”文化內涵豐富，馴獸、鬥獸等刺激性活動充分體現了漢代人的尚武精神與征服自然、好鬥博彩的趣味嗜好。漢代社會之所以出現全國範圍的鬥獸活動，一是與當時社會社會穩定、經濟發達等政治環境、經濟基礎分不開的，二是更與禮制觀念有關。魏晉南北朝時期“鬥雞”等娛樂的文化內涵與漢代不盡相同，魏晉南北朝處於戰亂紛爭的歷史環境，帶來了社會風氣與娛樂思想的巨大變化，反映出世家大族對安寧祥和環境的崇尚與追求。“鬥雞”等遊藝作為貴族階層的娛樂活動，帶有世家大族精神消費與消遣的意味，是貴族階層遊藝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
這種遊戲不僅為世家大族所喜愛，小兒也廣泛參與其中。東晉桓溫為小兒時，與諸兄弟共好鬥鵝。《世說新語》載：“桓南郡小兒時，與諸從兄弟各養鵝共鬥。南郡鵝每不如，甚以為忿。乃夜往鵝欄間，取諸兄弟鵝悉殺之。”南齊鬱林王“好鬥雞，密買雞至數千價。”小兒鬥雞、鬥鴨、鬥鵝亦成為畫家筆下的重要題材，據《歷代名畫記》載，劉宋畫家顧景秀作《小兒戲鵝圖》、蕭樑江僧寶筆下《小兒戲鵝圖》均以小兒戲鵝入題，足見當時小兒此戲之盛。北朝亦盛行鬥雞之戲。北齊授“鬥雞”開府之職，《北齊書·幼主紀》載：“鬥雞亦號開府，犬馬雞鷹多食縣幹。”兒童樂在其中，北魏長孫稚“少輕俠，鬥雞走馬，力爭殺人，因亡抵龍門將陳興德家，會赦乃免。”北周宇文述之子宇文智及“幼頑凶，好與人群聚鬥雞，習放鷹狗。”
古代兒童遊藝圖
童年是每個人成長的必經之路，童年生活離不開遊藝。然而，成人又是如何理解與認知兒童遊藝活動呢？雖然每個成年人都經歷了童年的純真歲月，但時過境遷，他們未必以當年的心態去理解兒童遊藝的樂趣；而且不同階層對兒童遊藝的態度又不盡相同。魏晉社會除了各階層都要求子女在生理上早熟外，上層階級的皇室與士人也希望自己的子女心智能夠早熟。他們希望兒童在記憶力、參悟玄學佛理、機智反應、解析事理、處理問題以及自身角色定位等思維特質方面成為表現傑出的小孩；他們希望兒童實踐儒家孝、悌、仁、義等德行，同時在自信、雅量、方正、自新與忌妒等人格特質在兒童身上展現。”
世家大族希望兒童踐行儒家道德觀，養成忠、孝、仁、義等品德，待人處世得體，並通過教育等手段將這一思想灌輸給兒童，形成成人眼中的兒童觀——“弱不戲弄”、“幼年向學”。“早慧”滿足了成人對兒童的期望，但卻使兒童付出沉重的代價，這與兒童遊藝所展現的天真爛漫性格特徵全然不符。兒童“弱不戲弄”的價值觀廣為世家大族推崇與宣揚。曹魏甄皇后幼而聰慧，不好戲弄，門外有騎馬之戲，諸姊貪戀好奇，爭先恐後登樓觀望，甄氏獨不前往。《三國志·魏書·文昭甄皇后傳》曰：
“後自少至長，不好戲弄。年八歲，外有立騎馬戲者，家人諸姊皆上閣觀之，後獨不行。諸姊怪問之，後答言：“此豈女人之所觀邪？”
甄氏雖為兒童，對遊藝充耳不聞，與諸姊貪圖戲樂形成鮮明對比，他的行為受到士族稱讚，甄氏亦由此垂名史冊。在世家大族心目中，兒童嬉戲與幼有令才相去甚遠；只有弱年不戲，才能聰敏早慧，堪當大任。然而，他們卻忽略了一個重要的事實，遊藝是兒童生活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遊戲之於兒童，如同學習之於成人一樣，是一項嚴肅而重要的工作。遊戲是兒童發展的手段，兒童必須進行遊戲活動，正如蠶必須不斷地吃桑葉一樣。遊藝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兒童遊藝形式多端，種類繁多，諸如竹馬、騎羊、鬥鵝、棋弈等遊戲不僅點亮了兒童繽紛多彩的童年生活，成為兒童快樂的源泉，而且為社會文化的發展與繁榮做出了貢獻。
晉代：騎竹馬圖
一、竹（木）馬之歡
關於竹馬之戲的起源，有學者認為：“竹馬之戲最早的明確記載見於漢代，因兒童跨騎竹竿、仿擬躍馬奔走而得名。”這一遊戲保存傳承，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亦廣為流行，成為深受兒童歡迎的娛樂方式之一。《甘肅敦煌佛爺廟灣魏晉墓彩繪磚》生動活潑的描繪了兒童騎竹馬之戲，如（晉代：騎竹馬圖）所示：左一人估計是僕人，右一婦估計是童子母親；主角則是中間的童子，童子胯下騎一根竹竿，作騎馬狀，回頭望著自己的母親。
漢末陶謙少好竹馬之戲，這一遊戲伴隨其童年生活。《三國志·魏書·陶謙傳》曰：
“謙少孤，始以不羈聞於縣中。年十四，猶綴帛為幡，乘竹馬而戲，邑中兒童皆隨之。”
西晉滅吳，孫吳大將諸葛靚入晉，他曾與晉武帝幼年相識，武帝回憶二人童年竹馬之歡，不禁噓唏。《世說新語》載：
“諸葛靚後入晉，除大司馬，召不起。以與晉室有讎，常背洛水而坐。與武帝有舊，帝欲見之而無由，乃請諸葛妃呼靚。既來，帝就太妃間相見。禮畢，酒酣，帝曰：“卿故復憶竹馬之好不？”
東晉殷浩與桓溫少年齊名，每暗自相競，相輕相詆數十載，互不服輸。溫語人曰：“少時吾與浩共騎竹馬，我棄去，浩輒取之，故當出我下也。”北朝時期，竹馬之戲亦廣為流行，北魏墓誌中甚至以“竹馬”指代童年，其遊戲普及程度可見一斑。北魏元仙墓誌曰：“君稟三珠之叡氣，承八桂之餘風，馨香發於竹馬之年，令問播於紈綺之歲。”“竹馬”在北魏墓誌中出現頻率極高，北魏元彧幼年騎竹馬、羊車以為戲樂，其墓誌曰：
“夙稟岐嶷之姿，□樹扶異□量。精明內湛，符彩外發，體含珠玉，心懷琬琰。甫遊竹馬，已見千仞之奇，始戲羊車，便□百□之自。”
北魏冀州刺史笱景幼年歧疑，“神慧起自蒲車，眸辯發於竹馬。”北魏赫連悅“溫涼恭儉之量，始自蒲車；孝友廉貞之志，茂於竹馬。”北朝崔大善幼年聰慧，“鳩車竹馬之歲，卓尒不群。”韓暨“齠齔之年，竹馬之歲，皎然卓異，有別儕伍。”可見，“竹馬”、“鳩車”、“羊車”等遊戲貫穿於兒童童年，是其獲得快樂的源泉。
木馬亦是深受童子喜愛的玩具。北魏段暉幼年與一童子友善，二人相交甚密，經常一起遊戲，後童子別離，段暉作木馬與之，以為紀念。《魏書·段承根傳》曰：
“有一童子，與暉同志。後二年，童子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之。童子甚悅，謝暉曰：吾太山府君子，奉敕遊學，今將欲歸。煩子厚贈，無以報德。子後位至常伯，封侯。非報也，且以為好。言終，乘木馬騰空而去。暉乃自知必將貴也。”
此故事仍為傳說，是以突顯段暉自有天命佐佑，終當顯貴，並未可信。但段暉幼年與玩伴嬉戲，共乘木馬之樂卻並不為虛。可見，竹馬、木馬等玩具為兒童童年帶來無盡歡樂。
牧童騎牛圖
二、騎牛·騎羊·騎狗
除騎竹馬嬉戲之外，兒童又有騎牛、騎羊、騎狗、騎馬等戲。對普通百姓而言，兒童騎牛、羊等即是遊戲，又是畜牧勞動。嘉峪關魏晉三號墓出土壁畫描繪一牧童手持小木棍、騎在牛背的場景。如（牧童騎牛圖）所示，此童應以放牧為勞動任務。諸如牧牛、牧羊等勞動消耗體力較少，行動較為自由，一般由尚未成年的童子擔任。兒童既可以幫助父母勞動，以減輕家庭負擔，又可以縱情田野，嬉戲河濱，從中享受無盡的童趣。牧放牲畜是一項辛苦的工作，早出晚歸，夏則日晒雨淋，冬則頂風冒雪。但這項工作體力消耗較小，在古代通常由兒童來承擔。這些表現兒童遊戲的作品，有的含有勞動的意味，但重點不是兒童勞動，而是兒童在勞動過程中表現的那種童趣。因此，牧牛即是勞動，又是嬉戲，兒童畜牧十分常見，成為深受兒童喜愛的遊藝活動。魏明帝曾曰：“而墳陵崩頹，童兒牧豎踐蹈其上”。“牧童”一詞也廣泛傳播開來。
對世家大族而言，兒童沒有放牧的任務，騎牛、騎羊純粹為嬉戲遊樂。東晉王導婦曹夫人性妒忌，王導於家中不敢納妾，便置別館以處之，館中眾妾羅列、兒女成行。王導小兒曾於門前騎羊為戲，活潑可愛，甚是喜人。曹夫人所見，亦為之感染動容，欲以相識，派人打聽兒出自何家，不料引出家門密事，引發一場妒婦興師問罪的鬧劇。《妒記》曰：
“丞相曹夫人性甚忌，禁制丞相，不得有侍御，乃至左右小人，亦被檢簡，時有妍妙，皆加誚責......命車駕，將黃門及婢二十人，人持食刀，自出尋討。王公亦遽命駕，飛轡出門，猶患牛遲。乃以左手攀車蘭，右手捉麈尾，以柄助御者打牛，狼狽奔馳，劣得先至”
漢畫像石鬥雞圖
三、鬥鵝·鬥雞·鬥鴨
早在先秦時期就開始流行鬥雞遊戲。漢魏以降，鬥鵝、鬥雞、鬥鴨之風更甚。西晉蔡洪《鬥鳬賦》，描繪了魏晉之際鬥鴨之戲的激烈畫面，曰：
“嘉乾黃之散授，何氣化之有靈？產羽蟲之麗鳬，惟鬥鴨之最精。……招爽敵於戲門，交武勢於川庭。爾乃振動羽，竦六翮，抗嚴趾，望雄敵，忽雷起而電發，赴洪波以奮擊。”
漢代“鬥雞”文化內涵豐富，馴獸、鬥獸等刺激性活動充分體現了漢代人的尚武精神與征服自然、好鬥博彩的趣味嗜好。漢代社會之所以出現全國範圍的鬥獸活動，一是與當時社會社會穩定、經濟發達等政治環境、經濟基礎分不開的，二是更與禮制觀念有關。魏晉南北朝時期“鬥雞”等娛樂的文化內涵與漢代不盡相同，魏晉南北朝處於戰亂紛爭的歷史環境，帶來了社會風氣與娛樂思想的巨大變化，反映出世家大族對安寧祥和環境的崇尚與追求。“鬥雞”等遊藝作為貴族階層的娛樂活動，帶有世家大族精神消費與消遣的意味，是貴族階層遊藝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
這種遊戲不僅為世家大族所喜愛，小兒也廣泛參與其中。東晉桓溫為小兒時，與諸兄弟共好鬥鵝。《世說新語》載：“桓南郡小兒時，與諸從兄弟各養鵝共鬥。南郡鵝每不如，甚以為忿。乃夜往鵝欄間，取諸兄弟鵝悉殺之。”南齊鬱林王“好鬥雞，密買雞至數千價。”小兒鬥雞、鬥鴨、鬥鵝亦成為畫家筆下的重要題材，據《歷代名畫記》載，劉宋畫家顧景秀作《小兒戲鵝圖》、蕭樑江僧寶筆下《小兒戲鵝圖》均以小兒戲鵝入題，足見當時小兒此戲之盛。北朝亦盛行鬥雞之戲。北齊授“鬥雞”開府之職，《北齊書·幼主紀》載：“鬥雞亦號開府，犬馬雞鷹多食縣幹。”兒童樂在其中，北魏長孫稚“少輕俠，鬥雞走馬，力爭殺人，因亡抵龍門將陳興德家，會赦乃免。”北周宇文述之子宇文智及“幼頑凶，好與人群聚鬥雞，習放鷹狗。”
漢光武帝劉秀
四、水岸之戲
《太平廣記》記載了東晉義熙年間兒童於河中戲水的畫面，曰：
“荊之清水宛口旁，義熙十二年（416），有兒群浴此水。忽見岸側有錢，出於流沙，因競取之。手滿置地，隨複流去。乃以襟結之，然後各有所得。流錢中有銅車，銅牛牽車之勢甚迅速。諸童奔逐，掣得車一腳，徑可五寸許，豬鼻，轂有六幅，通體青色，轂內黃銳。時沈敞守南陽，求得車腳。錢行時，貫草輒便停破，竟不知所終。”
江左多河流，兒童因地利之便，水中嬉戲為樂，追逐水花。忽見岸側有錢，錢中夾雜銅車，諸童競相取之，水岸嬉戲成為兒童快樂的源泉，承載了兒童許多美好的回憶。
劉宋時期，劉秀之幼年嘗與諸兒戲於水濱，見大蛇來逼，巍然不動。《宋書·劉秀之傳》載：“十許歲時，與諸兒戲於前渚，忽有大蛇來，勢甚猛，莫不顛沛驚呼，秀之獨不動，眾並異焉。”兒童嬉戲於水，技藝高超者莫過於周文育。《陳書·周文育傳》載：“年十一，能反覆游水中數裡，跳高五六尺，與群兒聚戲，眾莫能及。”北朝薛濬兒時與群童遊戲水濱，見一黃蛇，而諸童莫見。《北史·薛辯傳附濬傳》載：“濬初為兒時，與宗中兒戲澗濱，見一黃蛇，有角及足。召群童共視，了無見者。”
詩歌中亦展現了兒童水岸嬉戲的熱鬧場景，蕭樑劉孝威詩曰：“荇蒲浮新葉，漁舟繞落花。浴童競淺岸，漂女擇平沙。”蕭樑諺語曰：“深不絕涓泉，稚子浴其淵。高不絕丘陵，跛羊遊其巔。”蕭樑詩歌、諺語勾勒出一幅幅童子戲水的歡樂畫面。兒童嬉戲水濱，垂釣河畔的場景常見詩中，蕭樑何遜詩曰：“單艫時向浦，獨楫乍乘流。孌童泣垂釣，妖姬哭盪舟。”陳朝張正見《衰桃賦》描繪了兒童垂釣的快樂，曰：“嘆垂釣之妖童，怨傾城之麗妾。”
五、博弈之戲
博弈之戲種類繁多、名目各異，諸如彈棋、圍棋、樗蒱、藏鉤、握槊、雙陸、鬥族等為童子喜聞樂見。有些兒童在彈棋方面技藝高超，曹丕幼喜彈棋之戲。《自敘》曰：“餘於他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棋略盡其巧，少為之賦。”《博物志》曰：“帝善彈棋，能用手巾角。時有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著葛巾角撇棋。”
古代兒童遊藝圖
童年是每個人成長的必經之路，童年生活離不開遊藝。然而，成人又是如何理解與認知兒童遊藝活動呢？雖然每個成年人都經歷了童年的純真歲月，但時過境遷，他們未必以當年的心態去理解兒童遊藝的樂趣；而且不同階層對兒童遊藝的態度又不盡相同。魏晉社會除了各階層都要求子女在生理上早熟外，上層階級的皇室與士人也希望自己的子女心智能夠早熟。他們希望兒童在記憶力、參悟玄學佛理、機智反應、解析事理、處理問題以及自身角色定位等思維特質方面成為表現傑出的小孩；他們希望兒童實踐儒家孝、悌、仁、義等德行，同時在自信、雅量、方正、自新與忌妒等人格特質在兒童身上展現。”
世家大族希望兒童踐行儒家道德觀，養成忠、孝、仁、義等品德，待人處世得體，並通過教育等手段將這一思想灌輸給兒童，形成成人眼中的兒童觀——“弱不戲弄”、“幼年向學”。“早慧”滿足了成人對兒童的期望，但卻使兒童付出沉重的代價，這與兒童遊藝所展現的天真爛漫性格特徵全然不符。兒童“弱不戲弄”的價值觀廣為世家大族推崇與宣揚。曹魏甄皇后幼而聰慧，不好戲弄，門外有騎馬之戲，諸姊貪戀好奇，爭先恐後登樓觀望，甄氏獨不前往。《三國志·魏書·文昭甄皇后傳》曰：
“後自少至長，不好戲弄。年八歲，外有立騎馬戲者，家人諸姊皆上閣觀之，後獨不行。諸姊怪問之，後答言：“此豈女人之所觀邪？”
甄氏雖為兒童，對遊藝充耳不聞，與諸姊貪圖戲樂形成鮮明對比，他的行為受到士族稱讚，甄氏亦由此垂名史冊。在世家大族心目中，兒童嬉戲與幼有令才相去甚遠；只有弱年不戲，才能聰敏早慧，堪當大任。然而，他們卻忽略了一個重要的事實，遊藝是兒童生活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遊戲之於兒童，如同學習之於成人一樣，是一項嚴肅而重要的工作。遊戲是兒童發展的手段，兒童必須進行遊戲活動，正如蠶必須不斷地吃桑葉一樣。遊藝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兒童遊藝形式多端，種類繁多，諸如竹馬、騎羊、鬥鵝、棋弈等遊戲不僅點亮了兒童繽紛多彩的童年生活，成為兒童快樂的源泉，而且為社會文化的發展與繁榮做出了貢獻。
晉代：騎竹馬圖
一、竹（木）馬之歡
關於竹馬之戲的起源，有學者認為：“竹馬之戲最早的明確記載見於漢代，因兒童跨騎竹竿、仿擬躍馬奔走而得名。”這一遊戲保存傳承，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亦廣為流行，成為深受兒童歡迎的娛樂方式之一。《甘肅敦煌佛爺廟灣魏晉墓彩繪磚》生動活潑的描繪了兒童騎竹馬之戲，如（晉代：騎竹馬圖）所示：左一人估計是僕人，右一婦估計是童子母親；主角則是中間的童子，童子胯下騎一根竹竿，作騎馬狀，回頭望著自己的母親。
漢末陶謙少好竹馬之戲，這一遊戲伴隨其童年生活。《三國志·魏書·陶謙傳》曰：
“謙少孤，始以不羈聞於縣中。年十四，猶綴帛為幡，乘竹馬而戲，邑中兒童皆隨之。”
西晉滅吳，孫吳大將諸葛靚入晉，他曾與晉武帝幼年相識，武帝回憶二人童年竹馬之歡，不禁噓唏。《世說新語》載：
“諸葛靚後入晉，除大司馬，召不起。以與晉室有讎，常背洛水而坐。與武帝有舊，帝欲見之而無由，乃請諸葛妃呼靚。既來，帝就太妃間相見。禮畢，酒酣，帝曰：“卿故復憶竹馬之好不？”
東晉殷浩與桓溫少年齊名，每暗自相競，相輕相詆數十載，互不服輸。溫語人曰：“少時吾與浩共騎竹馬，我棄去，浩輒取之，故當出我下也。”北朝時期，竹馬之戲亦廣為流行，北魏墓誌中甚至以“竹馬”指代童年，其遊戲普及程度可見一斑。北魏元仙墓誌曰：“君稟三珠之叡氣，承八桂之餘風，馨香發於竹馬之年，令問播於紈綺之歲。”“竹馬”在北魏墓誌中出現頻率極高，北魏元彧幼年騎竹馬、羊車以為戲樂，其墓誌曰：
“夙稟岐嶷之姿，□樹扶異□量。精明內湛，符彩外發，體含珠玉，心懷琬琰。甫遊竹馬，已見千仞之奇，始戲羊車，便□百□之自。”
北魏冀州刺史笱景幼年歧疑，“神慧起自蒲車，眸辯發於竹馬。”北魏赫連悅“溫涼恭儉之量，始自蒲車；孝友廉貞之志，茂於竹馬。”北朝崔大善幼年聰慧，“鳩車竹馬之歲，卓尒不群。”韓暨“齠齔之年，竹馬之歲，皎然卓異，有別儕伍。”可見，“竹馬”、“鳩車”、“羊車”等遊戲貫穿於兒童童年，是其獲得快樂的源泉。
木馬亦是深受童子喜愛的玩具。北魏段暉幼年與一童子友善，二人相交甚密，經常一起遊戲，後童子別離，段暉作木馬與之，以為紀念。《魏書·段承根傳》曰：
“有一童子，與暉同志。後二年，童子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之。童子甚悅，謝暉曰：吾太山府君子，奉敕遊學，今將欲歸。煩子厚贈，無以報德。子後位至常伯，封侯。非報也，且以為好。言終，乘木馬騰空而去。暉乃自知必將貴也。”
此故事仍為傳說，是以突顯段暉自有天命佐佑，終當顯貴，並未可信。但段暉幼年與玩伴嬉戲，共乘木馬之樂卻並不為虛。可見，竹馬、木馬等玩具為兒童童年帶來無盡歡樂。
牧童騎牛圖
二、騎牛·騎羊·騎狗
除騎竹馬嬉戲之外，兒童又有騎牛、騎羊、騎狗、騎馬等戲。對普通百姓而言，兒童騎牛、羊等即是遊戲，又是畜牧勞動。嘉峪關魏晉三號墓出土壁畫描繪一牧童手持小木棍、騎在牛背的場景。如（牧童騎牛圖）所示，此童應以放牧為勞動任務。諸如牧牛、牧羊等勞動消耗體力較少，行動較為自由，一般由尚未成年的童子擔任。兒童既可以幫助父母勞動，以減輕家庭負擔，又可以縱情田野，嬉戲河濱，從中享受無盡的童趣。牧放牲畜是一項辛苦的工作，早出晚歸，夏則日晒雨淋，冬則頂風冒雪。但這項工作體力消耗較小，在古代通常由兒童來承擔。這些表現兒童遊戲的作品，有的含有勞動的意味，但重點不是兒童勞動，而是兒童在勞動過程中表現的那種童趣。因此，牧牛即是勞動，又是嬉戲，兒童畜牧十分常見，成為深受兒童喜愛的遊藝活動。魏明帝曾曰：“而墳陵崩頹，童兒牧豎踐蹈其上”。“牧童”一詞也廣泛傳播開來。
對世家大族而言，兒童沒有放牧的任務，騎牛、騎羊純粹為嬉戲遊樂。東晉王導婦曹夫人性妒忌，王導於家中不敢納妾，便置別館以處之，館中眾妾羅列、兒女成行。王導小兒曾於門前騎羊為戲，活潑可愛，甚是喜人。曹夫人所見，亦為之感染動容，欲以相識，派人打聽兒出自何家，不料引出家門密事，引發一場妒婦興師問罪的鬧劇。《妒記》曰：
“丞相曹夫人性甚忌，禁制丞相，不得有侍御，乃至左右小人，亦被檢簡，時有妍妙，皆加誚責......命車駕，將黃門及婢二十人，人持食刀，自出尋討。王公亦遽命駕，飛轡出門，猶患牛遲。乃以左手攀車蘭，右手捉麈尾，以柄助御者打牛，狼狽奔馳，劣得先至”
漢畫像石鬥雞圖
三、鬥鵝·鬥雞·鬥鴨
早在先秦時期就開始流行鬥雞遊戲。漢魏以降，鬥鵝、鬥雞、鬥鴨之風更甚。西晉蔡洪《鬥鳬賦》，描繪了魏晉之際鬥鴨之戲的激烈畫面，曰：
“嘉乾黃之散授，何氣化之有靈？產羽蟲之麗鳬，惟鬥鴨之最精。……招爽敵於戲門，交武勢於川庭。爾乃振動羽，竦六翮，抗嚴趾，望雄敵，忽雷起而電發，赴洪波以奮擊。”
漢代“鬥雞”文化內涵豐富，馴獸、鬥獸等刺激性活動充分體現了漢代人的尚武精神與征服自然、好鬥博彩的趣味嗜好。漢代社會之所以出現全國範圍的鬥獸活動，一是與當時社會社會穩定、經濟發達等政治環境、經濟基礎分不開的，二是更與禮制觀念有關。魏晉南北朝時期“鬥雞”等娛樂的文化內涵與漢代不盡相同，魏晉南北朝處於戰亂紛爭的歷史環境，帶來了社會風氣與娛樂思想的巨大變化，反映出世家大族對安寧祥和環境的崇尚與追求。“鬥雞”等遊藝作為貴族階層的娛樂活動，帶有世家大族精神消費與消遣的意味，是貴族階層遊藝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
這種遊戲不僅為世家大族所喜愛，小兒也廣泛參與其中。東晉桓溫為小兒時，與諸兄弟共好鬥鵝。《世說新語》載：“桓南郡小兒時，與諸從兄弟各養鵝共鬥。南郡鵝每不如，甚以為忿。乃夜往鵝欄間，取諸兄弟鵝悉殺之。”南齊鬱林王“好鬥雞，密買雞至數千價。”小兒鬥雞、鬥鴨、鬥鵝亦成為畫家筆下的重要題材，據《歷代名畫記》載，劉宋畫家顧景秀作《小兒戲鵝圖》、蕭樑江僧寶筆下《小兒戲鵝圖》均以小兒戲鵝入題，足見當時小兒此戲之盛。北朝亦盛行鬥雞之戲。北齊授“鬥雞”開府之職，《北齊書·幼主紀》載：“鬥雞亦號開府，犬馬雞鷹多食縣幹。”兒童樂在其中，北魏長孫稚“少輕俠，鬥雞走馬，力爭殺人，因亡抵龍門將陳興德家，會赦乃免。”北周宇文述之子宇文智及“幼頑凶，好與人群聚鬥雞，習放鷹狗。”
漢光武帝劉秀
四、水岸之戲
《太平廣記》記載了東晉義熙年間兒童於河中戲水的畫面，曰：
“荊之清水宛口旁，義熙十二年（416），有兒群浴此水。忽見岸側有錢，出於流沙，因競取之。手滿置地，隨複流去。乃以襟結之，然後各有所得。流錢中有銅車，銅牛牽車之勢甚迅速。諸童奔逐，掣得車一腳，徑可五寸許，豬鼻，轂有六幅，通體青色，轂內黃銳。時沈敞守南陽，求得車腳。錢行時，貫草輒便停破，竟不知所終。”
江左多河流，兒童因地利之便，水中嬉戲為樂，追逐水花。忽見岸側有錢，錢中夾雜銅車，諸童競相取之，水岸嬉戲成為兒童快樂的源泉，承載了兒童許多美好的回憶。
劉宋時期，劉秀之幼年嘗與諸兒戲於水濱，見大蛇來逼，巍然不動。《宋書·劉秀之傳》載：“十許歲時，與諸兒戲於前渚，忽有大蛇來，勢甚猛，莫不顛沛驚呼，秀之獨不動，眾並異焉。”兒童嬉戲於水，技藝高超者莫過於周文育。《陳書·周文育傳》載：“年十一，能反覆游水中數裡，跳高五六尺，與群兒聚戲，眾莫能及。”北朝薛濬兒時與群童遊戲水濱，見一黃蛇，而諸童莫見。《北史·薛辯傳附濬傳》載：“濬初為兒時，與宗中兒戲澗濱，見一黃蛇，有角及足。召群童共視，了無見者。”
詩歌中亦展現了兒童水岸嬉戲的熱鬧場景，蕭樑劉孝威詩曰：“荇蒲浮新葉，漁舟繞落花。浴童競淺岸，漂女擇平沙。”蕭樑諺語曰：“深不絕涓泉，稚子浴其淵。高不絕丘陵，跛羊遊其巔。”蕭樑詩歌、諺語勾勒出一幅幅童子戲水的歡樂畫面。兒童嬉戲水濱，垂釣河畔的場景常見詩中，蕭樑何遜詩曰：“單艫時向浦，獨楫乍乘流。孌童泣垂釣，妖姬哭盪舟。”陳朝張正見《衰桃賦》描繪了兒童垂釣的快樂，曰：“嘆垂釣之妖童，怨傾城之麗妾。”
五、博弈之戲
博弈之戲種類繁多、名目各異，諸如彈棋、圍棋、樗蒱、藏鉤、握槊、雙陸、鬥族等為童子喜聞樂見。有些兒童在彈棋方面技藝高超，曹丕幼喜彈棋之戲。《自敘》曰：“餘於他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棋略盡其巧，少為之賦。”《博物志》曰：“帝善彈棋，能用手巾角。時有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著葛巾角撇棋。”
魏文帝
可見，魏文帝對彈棋十分痴迷，技藝十分嫻熟。彈棋之戲始自西漢成帝，兩漢時期流行甚廣。《後漢書·樑冀傳》曰：“（冀）性嗜酒，能挽滿、彈棋、格五、六博、蹴鞠、意錢之戲，又好臂鷹走狗，騁馬鬥雞。”如是，何謂彈棋？《藝經》曰：“彈棋，兩人對局，白黑棋各六枚，先列棋相當，更先彈也。其局以石為之。”東漢末年至曹魏，此戲在士族階層廣泛盛行。蔡邕擅長此戲，棋弈如行雲流水，併為之作賦，曰：“於是列象棋，雕華麗，豐腹斂邊，中隱四企。輕利調博，易使騁馳。然後栰掣，兵棋誇驚。或風飄波動，若飛若浮。不遲不疾，如行如留。”曹魏丁廙、夏侯惇均因熱衷彈棋，併為之作賦，梁武帝為彈棋作序、梁元帝亦因東宮賜彈棋局而有啟，北周王褒亦因此而賦詩。
古代兒童遊藝圖
童年是每個人成長的必經之路，童年生活離不開遊藝。然而，成人又是如何理解與認知兒童遊藝活動呢？雖然每個成年人都經歷了童年的純真歲月，但時過境遷，他們未必以當年的心態去理解兒童遊藝的樂趣；而且不同階層對兒童遊藝的態度又不盡相同。魏晉社會除了各階層都要求子女在生理上早熟外，上層階級的皇室與士人也希望自己的子女心智能夠早熟。他們希望兒童在記憶力、參悟玄學佛理、機智反應、解析事理、處理問題以及自身角色定位等思維特質方面成為表現傑出的小孩；他們希望兒童實踐儒家孝、悌、仁、義等德行，同時在自信、雅量、方正、自新與忌妒等人格特質在兒童身上展現。”
世家大族希望兒童踐行儒家道德觀，養成忠、孝、仁、義等品德，待人處世得體，並通過教育等手段將這一思想灌輸給兒童，形成成人眼中的兒童觀——“弱不戲弄”、“幼年向學”。“早慧”滿足了成人對兒童的期望，但卻使兒童付出沉重的代價，這與兒童遊藝所展現的天真爛漫性格特徵全然不符。兒童“弱不戲弄”的價值觀廣為世家大族推崇與宣揚。曹魏甄皇后幼而聰慧，不好戲弄，門外有騎馬之戲，諸姊貪戀好奇，爭先恐後登樓觀望，甄氏獨不前往。《三國志·魏書·文昭甄皇后傳》曰：
“後自少至長，不好戲弄。年八歲，外有立騎馬戲者，家人諸姊皆上閣觀之，後獨不行。諸姊怪問之，後答言：“此豈女人之所觀邪？”
甄氏雖為兒童，對遊藝充耳不聞，與諸姊貪圖戲樂形成鮮明對比，他的行為受到士族稱讚，甄氏亦由此垂名史冊。在世家大族心目中，兒童嬉戲與幼有令才相去甚遠；只有弱年不戲，才能聰敏早慧，堪當大任。然而，他們卻忽略了一個重要的事實，遊藝是兒童生活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遊戲之於兒童，如同學習之於成人一樣，是一項嚴肅而重要的工作。遊戲是兒童發展的手段，兒童必須進行遊戲活動，正如蠶必須不斷地吃桑葉一樣。遊藝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兒童遊藝形式多端，種類繁多，諸如竹馬、騎羊、鬥鵝、棋弈等遊戲不僅點亮了兒童繽紛多彩的童年生活，成為兒童快樂的源泉，而且為社會文化的發展與繁榮做出了貢獻。
晉代：騎竹馬圖
一、竹（木）馬之歡
關於竹馬之戲的起源，有學者認為：“竹馬之戲最早的明確記載見於漢代，因兒童跨騎竹竿、仿擬躍馬奔走而得名。”這一遊戲保存傳承，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亦廣為流行，成為深受兒童歡迎的娛樂方式之一。《甘肅敦煌佛爺廟灣魏晉墓彩繪磚》生動活潑的描繪了兒童騎竹馬之戲，如（晉代：騎竹馬圖）所示：左一人估計是僕人，右一婦估計是童子母親；主角則是中間的童子，童子胯下騎一根竹竿，作騎馬狀，回頭望著自己的母親。
漢末陶謙少好竹馬之戲，這一遊戲伴隨其童年生活。《三國志·魏書·陶謙傳》曰：
“謙少孤，始以不羈聞於縣中。年十四，猶綴帛為幡，乘竹馬而戲，邑中兒童皆隨之。”
西晉滅吳，孫吳大將諸葛靚入晉，他曾與晉武帝幼年相識，武帝回憶二人童年竹馬之歡，不禁噓唏。《世說新語》載：
“諸葛靚後入晉，除大司馬，召不起。以與晉室有讎，常背洛水而坐。與武帝有舊，帝欲見之而無由，乃請諸葛妃呼靚。既來，帝就太妃間相見。禮畢，酒酣，帝曰：“卿故復憶竹馬之好不？”
東晉殷浩與桓溫少年齊名，每暗自相競，相輕相詆數十載，互不服輸。溫語人曰：“少時吾與浩共騎竹馬，我棄去，浩輒取之，故當出我下也。”北朝時期，竹馬之戲亦廣為流行，北魏墓誌中甚至以“竹馬”指代童年，其遊戲普及程度可見一斑。北魏元仙墓誌曰：“君稟三珠之叡氣，承八桂之餘風，馨香發於竹馬之年，令問播於紈綺之歲。”“竹馬”在北魏墓誌中出現頻率極高，北魏元彧幼年騎竹馬、羊車以為戲樂，其墓誌曰：
“夙稟岐嶷之姿，□樹扶異□量。精明內湛，符彩外發，體含珠玉，心懷琬琰。甫遊竹馬，已見千仞之奇，始戲羊車，便□百□之自。”
北魏冀州刺史笱景幼年歧疑，“神慧起自蒲車，眸辯發於竹馬。”北魏赫連悅“溫涼恭儉之量，始自蒲車；孝友廉貞之志，茂於竹馬。”北朝崔大善幼年聰慧，“鳩車竹馬之歲，卓尒不群。”韓暨“齠齔之年，竹馬之歲，皎然卓異，有別儕伍。”可見，“竹馬”、“鳩車”、“羊車”等遊戲貫穿於兒童童年，是其獲得快樂的源泉。
木馬亦是深受童子喜愛的玩具。北魏段暉幼年與一童子友善，二人相交甚密，經常一起遊戲，後童子別離，段暉作木馬與之，以為紀念。《魏書·段承根傳》曰：
“有一童子，與暉同志。後二年，童子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之。童子甚悅，謝暉曰：吾太山府君子，奉敕遊學，今將欲歸。煩子厚贈，無以報德。子後位至常伯，封侯。非報也，且以為好。言終，乘木馬騰空而去。暉乃自知必將貴也。”
此故事仍為傳說，是以突顯段暉自有天命佐佑，終當顯貴，並未可信。但段暉幼年與玩伴嬉戲，共乘木馬之樂卻並不為虛。可見，竹馬、木馬等玩具為兒童童年帶來無盡歡樂。
牧童騎牛圖
二、騎牛·騎羊·騎狗
除騎竹馬嬉戲之外，兒童又有騎牛、騎羊、騎狗、騎馬等戲。對普通百姓而言，兒童騎牛、羊等即是遊戲，又是畜牧勞動。嘉峪關魏晉三號墓出土壁畫描繪一牧童手持小木棍、騎在牛背的場景。如（牧童騎牛圖）所示，此童應以放牧為勞動任務。諸如牧牛、牧羊等勞動消耗體力較少，行動較為自由，一般由尚未成年的童子擔任。兒童既可以幫助父母勞動，以減輕家庭負擔，又可以縱情田野，嬉戲河濱，從中享受無盡的童趣。牧放牲畜是一項辛苦的工作，早出晚歸，夏則日晒雨淋，冬則頂風冒雪。但這項工作體力消耗較小，在古代通常由兒童來承擔。這些表現兒童遊戲的作品，有的含有勞動的意味，但重點不是兒童勞動，而是兒童在勞動過程中表現的那種童趣。因此，牧牛即是勞動，又是嬉戲，兒童畜牧十分常見，成為深受兒童喜愛的遊藝活動。魏明帝曾曰：“而墳陵崩頹，童兒牧豎踐蹈其上”。“牧童”一詞也廣泛傳播開來。
對世家大族而言，兒童沒有放牧的任務，騎牛、騎羊純粹為嬉戲遊樂。東晉王導婦曹夫人性妒忌，王導於家中不敢納妾，便置別館以處之，館中眾妾羅列、兒女成行。王導小兒曾於門前騎羊為戲，活潑可愛，甚是喜人。曹夫人所見，亦為之感染動容，欲以相識，派人打聽兒出自何家，不料引出家門密事，引發一場妒婦興師問罪的鬧劇。《妒記》曰：
“丞相曹夫人性甚忌，禁制丞相，不得有侍御，乃至左右小人，亦被檢簡，時有妍妙，皆加誚責......命車駕，將黃門及婢二十人，人持食刀，自出尋討。王公亦遽命駕，飛轡出門，猶患牛遲。乃以左手攀車蘭，右手捉麈尾，以柄助御者打牛，狼狽奔馳，劣得先至”
漢畫像石鬥雞圖
三、鬥鵝·鬥雞·鬥鴨
早在先秦時期就開始流行鬥雞遊戲。漢魏以降，鬥鵝、鬥雞、鬥鴨之風更甚。西晉蔡洪《鬥鳬賦》，描繪了魏晉之際鬥鴨之戲的激烈畫面，曰：
“嘉乾黃之散授，何氣化之有靈？產羽蟲之麗鳬，惟鬥鴨之最精。……招爽敵於戲門，交武勢於川庭。爾乃振動羽，竦六翮，抗嚴趾，望雄敵，忽雷起而電發，赴洪波以奮擊。”
漢代“鬥雞”文化內涵豐富，馴獸、鬥獸等刺激性活動充分體現了漢代人的尚武精神與征服自然、好鬥博彩的趣味嗜好。漢代社會之所以出現全國範圍的鬥獸活動，一是與當時社會社會穩定、經濟發達等政治環境、經濟基礎分不開的，二是更與禮制觀念有關。魏晉南北朝時期“鬥雞”等娛樂的文化內涵與漢代不盡相同，魏晉南北朝處於戰亂紛爭的歷史環境，帶來了社會風氣與娛樂思想的巨大變化，反映出世家大族對安寧祥和環境的崇尚與追求。“鬥雞”等遊藝作為貴族階層的娛樂活動，帶有世家大族精神消費與消遣的意味，是貴族階層遊藝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
這種遊戲不僅為世家大族所喜愛，小兒也廣泛參與其中。東晉桓溫為小兒時，與諸兄弟共好鬥鵝。《世說新語》載：“桓南郡小兒時，與諸從兄弟各養鵝共鬥。南郡鵝每不如，甚以為忿。乃夜往鵝欄間，取諸兄弟鵝悉殺之。”南齊鬱林王“好鬥雞，密買雞至數千價。”小兒鬥雞、鬥鴨、鬥鵝亦成為畫家筆下的重要題材，據《歷代名畫記》載，劉宋畫家顧景秀作《小兒戲鵝圖》、蕭樑江僧寶筆下《小兒戲鵝圖》均以小兒戲鵝入題，足見當時小兒此戲之盛。北朝亦盛行鬥雞之戲。北齊授“鬥雞”開府之職，《北齊書·幼主紀》載：“鬥雞亦號開府，犬馬雞鷹多食縣幹。”兒童樂在其中，北魏長孫稚“少輕俠，鬥雞走馬，力爭殺人，因亡抵龍門將陳興德家，會赦乃免。”北周宇文述之子宇文智及“幼頑凶，好與人群聚鬥雞，習放鷹狗。”
漢光武帝劉秀
四、水岸之戲
《太平廣記》記載了東晉義熙年間兒童於河中戲水的畫面，曰：
“荊之清水宛口旁，義熙十二年（416），有兒群浴此水。忽見岸側有錢，出於流沙，因競取之。手滿置地，隨複流去。乃以襟結之，然後各有所得。流錢中有銅車，銅牛牽車之勢甚迅速。諸童奔逐，掣得車一腳，徑可五寸許，豬鼻，轂有六幅，通體青色，轂內黃銳。時沈敞守南陽，求得車腳。錢行時，貫草輒便停破，竟不知所終。”
江左多河流，兒童因地利之便，水中嬉戲為樂，追逐水花。忽見岸側有錢，錢中夾雜銅車，諸童競相取之，水岸嬉戲成為兒童快樂的源泉，承載了兒童許多美好的回憶。
劉宋時期，劉秀之幼年嘗與諸兒戲於水濱，見大蛇來逼，巍然不動。《宋書·劉秀之傳》載：“十許歲時，與諸兒戲於前渚，忽有大蛇來，勢甚猛，莫不顛沛驚呼，秀之獨不動，眾並異焉。”兒童嬉戲於水，技藝高超者莫過於周文育。《陳書·周文育傳》載：“年十一，能反覆游水中數裡，跳高五六尺，與群兒聚戲，眾莫能及。”北朝薛濬兒時與群童遊戲水濱，見一黃蛇，而諸童莫見。《北史·薛辯傳附濬傳》載：“濬初為兒時，與宗中兒戲澗濱，見一黃蛇，有角及足。召群童共視，了無見者。”
詩歌中亦展現了兒童水岸嬉戲的熱鬧場景，蕭樑劉孝威詩曰：“荇蒲浮新葉，漁舟繞落花。浴童競淺岸，漂女擇平沙。”蕭樑諺語曰：“深不絕涓泉，稚子浴其淵。高不絕丘陵，跛羊遊其巔。”蕭樑詩歌、諺語勾勒出一幅幅童子戲水的歡樂畫面。兒童嬉戲水濱，垂釣河畔的場景常見詩中，蕭樑何遜詩曰：“單艫時向浦，獨楫乍乘流。孌童泣垂釣，妖姬哭盪舟。”陳朝張正見《衰桃賦》描繪了兒童垂釣的快樂，曰：“嘆垂釣之妖童，怨傾城之麗妾。”
五、博弈之戲
博弈之戲種類繁多、名目各異，諸如彈棋、圍棋、樗蒱、藏鉤、握槊、雙陸、鬥族等為童子喜聞樂見。有些兒童在彈棋方面技藝高超，曹丕幼喜彈棋之戲。《自敘》曰：“餘於他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棋略盡其巧，少為之賦。”《博物志》曰：“帝善彈棋，能用手巾角。時有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著葛巾角撇棋。”
魏文帝
可見，魏文帝對彈棋十分痴迷，技藝十分嫻熟。彈棋之戲始自西漢成帝，兩漢時期流行甚廣。《後漢書·樑冀傳》曰：“（冀）性嗜酒，能挽滿、彈棋、格五、六博、蹴鞠、意錢之戲，又好臂鷹走狗，騁馬鬥雞。”如是，何謂彈棋？《藝經》曰：“彈棋，兩人對局，白黑棋各六枚，先列棋相當，更先彈也。其局以石為之。”東漢末年至曹魏，此戲在士族階層廣泛盛行。蔡邕擅長此戲，棋弈如行雲流水，併為之作賦，曰：“於是列象棋，雕華麗，豐腹斂邊，中隱四企。輕利調博，易使騁馳。然後栰掣，兵棋誇驚。或風飄波動，若飛若浮。不遲不疾，如行如留。”曹魏丁廙、夏侯惇均因熱衷彈棋，併為之作賦，梁武帝為彈棋作序、梁元帝亦因東宮賜彈棋局而有啟，北周王褒亦因此而賦詩。
《挾彈遊騎圖》
兒童深愛圍棋遊戲，孔融被曹操收時，其二幼子正在下棋。《三國志·魏書·崔琰傳》載：“二子年八歲，時方弈棋，融被收，端坐不起。”西晉韓謐與愍懷太子游處，“常與太子弈棋爭道”。東晉江虨年少善棋，嘗與王導共弈，表現出高超精湛的棋藝。《世說新語》曰：
“江僕射年少，王丞相呼與共棋。王手嘗不如兩道許，而欲敵道戲，試以觀之。江不即下。王曰：“君何以不行？”江曰：恐不得爾。傍有客曰：此年少戲乃不惡。王徐舉首曰：此年少非惟圍棋見勝。”
劉宋褚胤幼年便為圍棋高手，後因父謀逆而被牽連，人愛其才藝，乃為之求情，後未被獲准，時人痛惜之。《宋書·羊玄保傳》曰：
“吳郡褚胤，年七歲，入高品。及長，冠絕當時。胤父榮期與臧質同逆，胤應從誅，何尚之請曰：‘胤弈棋之妙，超古冠今。魏犨犯令，以才獲免。父戮子宥，其例甚多。特乞與其微命，使異術不絕。’不許。時人痛惜之。”
古代兒童遊藝圖
童年是每個人成長的必經之路，童年生活離不開遊藝。然而，成人又是如何理解與認知兒童遊藝活動呢？雖然每個成年人都經歷了童年的純真歲月，但時過境遷，他們未必以當年的心態去理解兒童遊藝的樂趣；而且不同階層對兒童遊藝的態度又不盡相同。魏晉社會除了各階層都要求子女在生理上早熟外，上層階級的皇室與士人也希望自己的子女心智能夠早熟。他們希望兒童在記憶力、參悟玄學佛理、機智反應、解析事理、處理問題以及自身角色定位等思維特質方面成為表現傑出的小孩；他們希望兒童實踐儒家孝、悌、仁、義等德行，同時在自信、雅量、方正、自新與忌妒等人格特質在兒童身上展現。”
世家大族希望兒童踐行儒家道德觀，養成忠、孝、仁、義等品德，待人處世得體，並通過教育等手段將這一思想灌輸給兒童，形成成人眼中的兒童觀——“弱不戲弄”、“幼年向學”。“早慧”滿足了成人對兒童的期望，但卻使兒童付出沉重的代價，這與兒童遊藝所展現的天真爛漫性格特徵全然不符。兒童“弱不戲弄”的價值觀廣為世家大族推崇與宣揚。曹魏甄皇后幼而聰慧，不好戲弄，門外有騎馬之戲，諸姊貪戀好奇，爭先恐後登樓觀望，甄氏獨不前往。《三國志·魏書·文昭甄皇后傳》曰：
“後自少至長，不好戲弄。年八歲，外有立騎馬戲者，家人諸姊皆上閣觀之，後獨不行。諸姊怪問之，後答言：“此豈女人之所觀邪？”
甄氏雖為兒童，對遊藝充耳不聞，與諸姊貪圖戲樂形成鮮明對比，他的行為受到士族稱讚，甄氏亦由此垂名史冊。在世家大族心目中，兒童嬉戲與幼有令才相去甚遠；只有弱年不戲，才能聰敏早慧，堪當大任。然而，他們卻忽略了一個重要的事實，遊藝是兒童生活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遊戲之於兒童，如同學習之於成人一樣，是一項嚴肅而重要的工作。遊戲是兒童發展的手段，兒童必須進行遊戲活動，正如蠶必須不斷地吃桑葉一樣。遊藝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兒童遊藝形式多端，種類繁多，諸如竹馬、騎羊、鬥鵝、棋弈等遊戲不僅點亮了兒童繽紛多彩的童年生活，成為兒童快樂的源泉，而且為社會文化的發展與繁榮做出了貢獻。
晉代：騎竹馬圖
一、竹（木）馬之歡
關於竹馬之戲的起源，有學者認為：“竹馬之戲最早的明確記載見於漢代，因兒童跨騎竹竿、仿擬躍馬奔走而得名。”這一遊戲保存傳承，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亦廣為流行，成為深受兒童歡迎的娛樂方式之一。《甘肅敦煌佛爺廟灣魏晉墓彩繪磚》生動活潑的描繪了兒童騎竹馬之戲，如（晉代：騎竹馬圖）所示：左一人估計是僕人，右一婦估計是童子母親；主角則是中間的童子，童子胯下騎一根竹竿，作騎馬狀，回頭望著自己的母親。
漢末陶謙少好竹馬之戲，這一遊戲伴隨其童年生活。《三國志·魏書·陶謙傳》曰：
“謙少孤，始以不羈聞於縣中。年十四，猶綴帛為幡，乘竹馬而戲，邑中兒童皆隨之。”
西晉滅吳，孫吳大將諸葛靚入晉，他曾與晉武帝幼年相識，武帝回憶二人童年竹馬之歡，不禁噓唏。《世說新語》載：
“諸葛靚後入晉，除大司馬，召不起。以與晉室有讎，常背洛水而坐。與武帝有舊，帝欲見之而無由，乃請諸葛妃呼靚。既來，帝就太妃間相見。禮畢，酒酣，帝曰：“卿故復憶竹馬之好不？”
東晉殷浩與桓溫少年齊名，每暗自相競，相輕相詆數十載，互不服輸。溫語人曰：“少時吾與浩共騎竹馬，我棄去，浩輒取之，故當出我下也。”北朝時期，竹馬之戲亦廣為流行，北魏墓誌中甚至以“竹馬”指代童年，其遊戲普及程度可見一斑。北魏元仙墓誌曰：“君稟三珠之叡氣，承八桂之餘風，馨香發於竹馬之年，令問播於紈綺之歲。”“竹馬”在北魏墓誌中出現頻率極高，北魏元彧幼年騎竹馬、羊車以為戲樂，其墓誌曰：
“夙稟岐嶷之姿，□樹扶異□量。精明內湛，符彩外發，體含珠玉，心懷琬琰。甫遊竹馬，已見千仞之奇，始戲羊車，便□百□之自。”
北魏冀州刺史笱景幼年歧疑，“神慧起自蒲車，眸辯發於竹馬。”北魏赫連悅“溫涼恭儉之量，始自蒲車；孝友廉貞之志，茂於竹馬。”北朝崔大善幼年聰慧，“鳩車竹馬之歲，卓尒不群。”韓暨“齠齔之年，竹馬之歲，皎然卓異，有別儕伍。”可見，“竹馬”、“鳩車”、“羊車”等遊戲貫穿於兒童童年，是其獲得快樂的源泉。
木馬亦是深受童子喜愛的玩具。北魏段暉幼年與一童子友善，二人相交甚密，經常一起遊戲，後童子別離，段暉作木馬與之，以為紀念。《魏書·段承根傳》曰：
“有一童子，與暉同志。後二年，童子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之。童子甚悅，謝暉曰：吾太山府君子，奉敕遊學，今將欲歸。煩子厚贈，無以報德。子後位至常伯，封侯。非報也，且以為好。言終，乘木馬騰空而去。暉乃自知必將貴也。”
此故事仍為傳說，是以突顯段暉自有天命佐佑，終當顯貴，並未可信。但段暉幼年與玩伴嬉戲，共乘木馬之樂卻並不為虛。可見，竹馬、木馬等玩具為兒童童年帶來無盡歡樂。
牧童騎牛圖
二、騎牛·騎羊·騎狗
除騎竹馬嬉戲之外，兒童又有騎牛、騎羊、騎狗、騎馬等戲。對普通百姓而言，兒童騎牛、羊等即是遊戲，又是畜牧勞動。嘉峪關魏晉三號墓出土壁畫描繪一牧童手持小木棍、騎在牛背的場景。如（牧童騎牛圖）所示，此童應以放牧為勞動任務。諸如牧牛、牧羊等勞動消耗體力較少，行動較為自由，一般由尚未成年的童子擔任。兒童既可以幫助父母勞動，以減輕家庭負擔，又可以縱情田野，嬉戲河濱，從中享受無盡的童趣。牧放牲畜是一項辛苦的工作，早出晚歸，夏則日晒雨淋，冬則頂風冒雪。但這項工作體力消耗較小，在古代通常由兒童來承擔。這些表現兒童遊戲的作品，有的含有勞動的意味，但重點不是兒童勞動，而是兒童在勞動過程中表現的那種童趣。因此，牧牛即是勞動，又是嬉戲，兒童畜牧十分常見，成為深受兒童喜愛的遊藝活動。魏明帝曾曰：“而墳陵崩頹，童兒牧豎踐蹈其上”。“牧童”一詞也廣泛傳播開來。
對世家大族而言，兒童沒有放牧的任務，騎牛、騎羊純粹為嬉戲遊樂。東晉王導婦曹夫人性妒忌，王導於家中不敢納妾，便置別館以處之，館中眾妾羅列、兒女成行。王導小兒曾於門前騎羊為戲，活潑可愛，甚是喜人。曹夫人所見，亦為之感染動容，欲以相識，派人打聽兒出自何家，不料引出家門密事，引發一場妒婦興師問罪的鬧劇。《妒記》曰：
“丞相曹夫人性甚忌，禁制丞相，不得有侍御，乃至左右小人，亦被檢簡，時有妍妙，皆加誚責......命車駕，將黃門及婢二十人，人持食刀，自出尋討。王公亦遽命駕，飛轡出門，猶患牛遲。乃以左手攀車蘭，右手捉麈尾，以柄助御者打牛，狼狽奔馳，劣得先至”
漢畫像石鬥雞圖
三、鬥鵝·鬥雞·鬥鴨
早在先秦時期就開始流行鬥雞遊戲。漢魏以降，鬥鵝、鬥雞、鬥鴨之風更甚。西晉蔡洪《鬥鳬賦》，描繪了魏晉之際鬥鴨之戲的激烈畫面，曰：
“嘉乾黃之散授，何氣化之有靈？產羽蟲之麗鳬，惟鬥鴨之最精。……招爽敵於戲門，交武勢於川庭。爾乃振動羽，竦六翮，抗嚴趾，望雄敵，忽雷起而電發，赴洪波以奮擊。”
漢代“鬥雞”文化內涵豐富，馴獸、鬥獸等刺激性活動充分體現了漢代人的尚武精神與征服自然、好鬥博彩的趣味嗜好。漢代社會之所以出現全國範圍的鬥獸活動，一是與當時社會社會穩定、經濟發達等政治環境、經濟基礎分不開的，二是更與禮制觀念有關。魏晉南北朝時期“鬥雞”等娛樂的文化內涵與漢代不盡相同，魏晉南北朝處於戰亂紛爭的歷史環境，帶來了社會風氣與娛樂思想的巨大變化，反映出世家大族對安寧祥和環境的崇尚與追求。“鬥雞”等遊藝作為貴族階層的娛樂活動，帶有世家大族精神消費與消遣的意味，是貴族階層遊藝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
這種遊戲不僅為世家大族所喜愛，小兒也廣泛參與其中。東晉桓溫為小兒時，與諸兄弟共好鬥鵝。《世說新語》載：“桓南郡小兒時，與諸從兄弟各養鵝共鬥。南郡鵝每不如，甚以為忿。乃夜往鵝欄間，取諸兄弟鵝悉殺之。”南齊鬱林王“好鬥雞，密買雞至數千價。”小兒鬥雞、鬥鴨、鬥鵝亦成為畫家筆下的重要題材，據《歷代名畫記》載，劉宋畫家顧景秀作《小兒戲鵝圖》、蕭樑江僧寶筆下《小兒戲鵝圖》均以小兒戲鵝入題，足見當時小兒此戲之盛。北朝亦盛行鬥雞之戲。北齊授“鬥雞”開府之職，《北齊書·幼主紀》載：“鬥雞亦號開府，犬馬雞鷹多食縣幹。”兒童樂在其中，北魏長孫稚“少輕俠，鬥雞走馬，力爭殺人，因亡抵龍門將陳興德家，會赦乃免。”北周宇文述之子宇文智及“幼頑凶，好與人群聚鬥雞，習放鷹狗。”
漢光武帝劉秀
四、水岸之戲
《太平廣記》記載了東晉義熙年間兒童於河中戲水的畫面，曰：
“荊之清水宛口旁，義熙十二年（416），有兒群浴此水。忽見岸側有錢，出於流沙，因競取之。手滿置地，隨複流去。乃以襟結之，然後各有所得。流錢中有銅車，銅牛牽車之勢甚迅速。諸童奔逐，掣得車一腳，徑可五寸許，豬鼻，轂有六幅，通體青色，轂內黃銳。時沈敞守南陽，求得車腳。錢行時，貫草輒便停破，竟不知所終。”
江左多河流，兒童因地利之便，水中嬉戲為樂，追逐水花。忽見岸側有錢，錢中夾雜銅車，諸童競相取之，水岸嬉戲成為兒童快樂的源泉，承載了兒童許多美好的回憶。
劉宋時期，劉秀之幼年嘗與諸兒戲於水濱，見大蛇來逼，巍然不動。《宋書·劉秀之傳》載：“十許歲時，與諸兒戲於前渚，忽有大蛇來，勢甚猛，莫不顛沛驚呼，秀之獨不動，眾並異焉。”兒童嬉戲於水，技藝高超者莫過於周文育。《陳書·周文育傳》載：“年十一，能反覆游水中數裡，跳高五六尺，與群兒聚戲，眾莫能及。”北朝薛濬兒時與群童遊戲水濱，見一黃蛇，而諸童莫見。《北史·薛辯傳附濬傳》載：“濬初為兒時，與宗中兒戲澗濱，見一黃蛇，有角及足。召群童共視，了無見者。”
詩歌中亦展現了兒童水岸嬉戲的熱鬧場景，蕭樑劉孝威詩曰：“荇蒲浮新葉，漁舟繞落花。浴童競淺岸，漂女擇平沙。”蕭樑諺語曰：“深不絕涓泉，稚子浴其淵。高不絕丘陵，跛羊遊其巔。”蕭樑詩歌、諺語勾勒出一幅幅童子戲水的歡樂畫面。兒童嬉戲水濱，垂釣河畔的場景常見詩中，蕭樑何遜詩曰：“單艫時向浦，獨楫乍乘流。孌童泣垂釣，妖姬哭盪舟。”陳朝張正見《衰桃賦》描繪了兒童垂釣的快樂，曰：“嘆垂釣之妖童，怨傾城之麗妾。”
五、博弈之戲
博弈之戲種類繁多、名目各異，諸如彈棋、圍棋、樗蒱、藏鉤、握槊、雙陸、鬥族等為童子喜聞樂見。有些兒童在彈棋方面技藝高超，曹丕幼喜彈棋之戲。《自敘》曰：“餘於他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棋略盡其巧，少為之賦。”《博物志》曰：“帝善彈棋，能用手巾角。時有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著葛巾角撇棋。”
魏文帝
可見，魏文帝對彈棋十分痴迷，技藝十分嫻熟。彈棋之戲始自西漢成帝，兩漢時期流行甚廣。《後漢書·樑冀傳》曰：“（冀）性嗜酒，能挽滿、彈棋、格五、六博、蹴鞠、意錢之戲，又好臂鷹走狗，騁馬鬥雞。”如是，何謂彈棋？《藝經》曰：“彈棋，兩人對局，白黑棋各六枚，先列棋相當，更先彈也。其局以石為之。”東漢末年至曹魏，此戲在士族階層廣泛盛行。蔡邕擅長此戲，棋弈如行雲流水，併為之作賦，曰：“於是列象棋，雕華麗，豐腹斂邊，中隱四企。輕利調博，易使騁馳。然後栰掣，兵棋誇驚。或風飄波動，若飛若浮。不遲不疾，如行如留。”曹魏丁廙、夏侯惇均因熱衷彈棋，併為之作賦，梁武帝為彈棋作序、梁元帝亦因東宮賜彈棋局而有啟，北周王褒亦因此而賦詩。
《挾彈遊騎圖》
兒童深愛圍棋遊戲，孔融被曹操收時，其二幼子正在下棋。《三國志·魏書·崔琰傳》載：“二子年八歲，時方弈棋，融被收，端坐不起。”西晉韓謐與愍懷太子游處，“常與太子弈棋爭道”。東晉江虨年少善棋，嘗與王導共弈，表現出高超精湛的棋藝。《世說新語》曰：
“江僕射年少，王丞相呼與共棋。王手嘗不如兩道許，而欲敵道戲，試以觀之。江不即下。王曰：“君何以不行？”江曰：恐不得爾。傍有客曰：此年少戲乃不惡。王徐舉首曰：此年少非惟圍棋見勝。”
劉宋褚胤幼年便為圍棋高手，後因父謀逆而被牽連，人愛其才藝，乃為之求情，後未被獲准，時人痛惜之。《宋書·羊玄保傳》曰：
“吳郡褚胤，年七歲，入高品。及長，冠絕當時。胤父榮期與臧質同逆，胤應從誅，何尚之請曰：‘胤弈棋之妙，超古冠今。魏犨犯令，以才獲免。父戮子宥，其例甚多。特乞與其微命，使異術不絕。’不許。時人痛惜之。”
南齊高帝蕭道成
南齊高帝蕭道成“少沈深有大量，寬嚴清儉，喜怒無色。博涉經史，善屬文，工草隸書，弈棋第二品。雖經綸夷險，不廢素業。”蕭曄雖幼年家貧，然不廢學業，善長棋弈。《南史·齊高帝諸子下·武陵昭王曄傳》曰：“高帝雖為方伯，而居處甚貧，諸子學書無紙筆，曄常以指畫空中及畫掌學字，遂工篆法。少時又無棋局，乃破荻為片，縱橫以為棋局，指點行勢，遂至名品。”陳朝司馬申幼年聰慧，因棋弈精湛而為當時士族所知，世家大族紛紛與之遊處。《陳書·司馬申傳》曰：“十四便善弈棋，嘗隨父候吏尚書到（溉），時梁州刺史陰子春、領軍朱異在焉。子春素知申，即於坐所呼與為對，申每有妙思，異觀而奇之，因引申遊處。”
陸瓊幼年善棋，由此得“神童”之號。《陳書·陸瓊傳》曰：
“瓊聰惠有思理，六歲為五言詩，頗有詞采。大同末，雲公受梁武帝詔校定《棋品》，到溉、朱異以下並集，瓊時年入歲，於客前覆局，由是京師號曰神童。”
魏晉南北朝時期，圍棋大行其道，大江南北皆以此為娛，不僅成為王公貴族休閒的主要形式，而且是兒童娛樂的主要方式。此外，諸如樗蒱、藏鉤、握槊、雙陸、鬥族等博弈遊戲均深受兒童喜愛。
古代兒童遊藝圖
童年是每個人成長的必經之路，童年生活離不開遊藝。然而，成人又是如何理解與認知兒童遊藝活動呢？雖然每個成年人都經歷了童年的純真歲月，但時過境遷，他們未必以當年的心態去理解兒童遊藝的樂趣；而且不同階層對兒童遊藝的態度又不盡相同。魏晉社會除了各階層都要求子女在生理上早熟外，上層階級的皇室與士人也希望自己的子女心智能夠早熟。他們希望兒童在記憶力、參悟玄學佛理、機智反應、解析事理、處理問題以及自身角色定位等思維特質方面成為表現傑出的小孩；他們希望兒童實踐儒家孝、悌、仁、義等德行，同時在自信、雅量、方正、自新與忌妒等人格特質在兒童身上展現。”
世家大族希望兒童踐行儒家道德觀，養成忠、孝、仁、義等品德，待人處世得體，並通過教育等手段將這一思想灌輸給兒童，形成成人眼中的兒童觀——“弱不戲弄”、“幼年向學”。“早慧”滿足了成人對兒童的期望，但卻使兒童付出沉重的代價，這與兒童遊藝所展現的天真爛漫性格特徵全然不符。兒童“弱不戲弄”的價值觀廣為世家大族推崇與宣揚。曹魏甄皇后幼而聰慧，不好戲弄，門外有騎馬之戲，諸姊貪戀好奇，爭先恐後登樓觀望，甄氏獨不前往。《三國志·魏書·文昭甄皇后傳》曰：
“後自少至長，不好戲弄。年八歲，外有立騎馬戲者，家人諸姊皆上閣觀之，後獨不行。諸姊怪問之，後答言：“此豈女人之所觀邪？”
甄氏雖為兒童，對遊藝充耳不聞，與諸姊貪圖戲樂形成鮮明對比，他的行為受到士族稱讚，甄氏亦由此垂名史冊。在世家大族心目中，兒童嬉戲與幼有令才相去甚遠；只有弱年不戲，才能聰敏早慧，堪當大任。然而，他們卻忽略了一個重要的事實，遊藝是兒童生活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遊戲之於兒童，如同學習之於成人一樣，是一項嚴肅而重要的工作。遊戲是兒童發展的手段，兒童必須進行遊戲活動，正如蠶必須不斷地吃桑葉一樣。遊藝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兒童遊藝形式多端，種類繁多，諸如竹馬、騎羊、鬥鵝、棋弈等遊戲不僅點亮了兒童繽紛多彩的童年生活，成為兒童快樂的源泉，而且為社會文化的發展與繁榮做出了貢獻。
晉代：騎竹馬圖
一、竹（木）馬之歡
關於竹馬之戲的起源，有學者認為：“竹馬之戲最早的明確記載見於漢代，因兒童跨騎竹竿、仿擬躍馬奔走而得名。”這一遊戲保存傳承，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亦廣為流行，成為深受兒童歡迎的娛樂方式之一。《甘肅敦煌佛爺廟灣魏晉墓彩繪磚》生動活潑的描繪了兒童騎竹馬之戲，如（晉代：騎竹馬圖）所示：左一人估計是僕人，右一婦估計是童子母親；主角則是中間的童子，童子胯下騎一根竹竿，作騎馬狀，回頭望著自己的母親。
漢末陶謙少好竹馬之戲，這一遊戲伴隨其童年生活。《三國志·魏書·陶謙傳》曰：
“謙少孤，始以不羈聞於縣中。年十四，猶綴帛為幡，乘竹馬而戲，邑中兒童皆隨之。”
西晉滅吳，孫吳大將諸葛靚入晉，他曾與晉武帝幼年相識，武帝回憶二人童年竹馬之歡，不禁噓唏。《世說新語》載：
“諸葛靚後入晉，除大司馬，召不起。以與晉室有讎，常背洛水而坐。與武帝有舊，帝欲見之而無由，乃請諸葛妃呼靚。既來，帝就太妃間相見。禮畢，酒酣，帝曰：“卿故復憶竹馬之好不？”
東晉殷浩與桓溫少年齊名，每暗自相競，相輕相詆數十載，互不服輸。溫語人曰：“少時吾與浩共騎竹馬，我棄去，浩輒取之，故當出我下也。”北朝時期，竹馬之戲亦廣為流行，北魏墓誌中甚至以“竹馬”指代童年，其遊戲普及程度可見一斑。北魏元仙墓誌曰：“君稟三珠之叡氣，承八桂之餘風，馨香發於竹馬之年，令問播於紈綺之歲。”“竹馬”在北魏墓誌中出現頻率極高，北魏元彧幼年騎竹馬、羊車以為戲樂，其墓誌曰：
“夙稟岐嶷之姿，□樹扶異□量。精明內湛，符彩外發，體含珠玉，心懷琬琰。甫遊竹馬，已見千仞之奇，始戲羊車，便□百□之自。”
北魏冀州刺史笱景幼年歧疑，“神慧起自蒲車，眸辯發於竹馬。”北魏赫連悅“溫涼恭儉之量，始自蒲車；孝友廉貞之志，茂於竹馬。”北朝崔大善幼年聰慧，“鳩車竹馬之歲，卓尒不群。”韓暨“齠齔之年，竹馬之歲，皎然卓異，有別儕伍。”可見，“竹馬”、“鳩車”、“羊車”等遊戲貫穿於兒童童年，是其獲得快樂的源泉。
木馬亦是深受童子喜愛的玩具。北魏段暉幼年與一童子友善，二人相交甚密，經常一起遊戲，後童子別離，段暉作木馬與之，以為紀念。《魏書·段承根傳》曰：
“有一童子，與暉同志。後二年，童子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之。童子甚悅，謝暉曰：吾太山府君子，奉敕遊學，今將欲歸。煩子厚贈，無以報德。子後位至常伯，封侯。非報也，且以為好。言終，乘木馬騰空而去。暉乃自知必將貴也。”
此故事仍為傳說，是以突顯段暉自有天命佐佑，終當顯貴，並未可信。但段暉幼年與玩伴嬉戲，共乘木馬之樂卻並不為虛。可見，竹馬、木馬等玩具為兒童童年帶來無盡歡樂。
牧童騎牛圖
二、騎牛·騎羊·騎狗
除騎竹馬嬉戲之外，兒童又有騎牛、騎羊、騎狗、騎馬等戲。對普通百姓而言，兒童騎牛、羊等即是遊戲，又是畜牧勞動。嘉峪關魏晉三號墓出土壁畫描繪一牧童手持小木棍、騎在牛背的場景。如（牧童騎牛圖）所示，此童應以放牧為勞動任務。諸如牧牛、牧羊等勞動消耗體力較少，行動較為自由，一般由尚未成年的童子擔任。兒童既可以幫助父母勞動，以減輕家庭負擔，又可以縱情田野，嬉戲河濱，從中享受無盡的童趣。牧放牲畜是一項辛苦的工作，早出晚歸，夏則日晒雨淋，冬則頂風冒雪。但這項工作體力消耗較小，在古代通常由兒童來承擔。這些表現兒童遊戲的作品，有的含有勞動的意味，但重點不是兒童勞動，而是兒童在勞動過程中表現的那種童趣。因此，牧牛即是勞動，又是嬉戲，兒童畜牧十分常見，成為深受兒童喜愛的遊藝活動。魏明帝曾曰：“而墳陵崩頹，童兒牧豎踐蹈其上”。“牧童”一詞也廣泛傳播開來。
對世家大族而言，兒童沒有放牧的任務，騎牛、騎羊純粹為嬉戲遊樂。東晉王導婦曹夫人性妒忌，王導於家中不敢納妾，便置別館以處之，館中眾妾羅列、兒女成行。王導小兒曾於門前騎羊為戲，活潑可愛，甚是喜人。曹夫人所見，亦為之感染動容，欲以相識，派人打聽兒出自何家，不料引出家門密事，引發一場妒婦興師問罪的鬧劇。《妒記》曰：
“丞相曹夫人性甚忌，禁制丞相，不得有侍御，乃至左右小人，亦被檢簡，時有妍妙，皆加誚責......命車駕，將黃門及婢二十人，人持食刀，自出尋討。王公亦遽命駕，飛轡出門，猶患牛遲。乃以左手攀車蘭，右手捉麈尾，以柄助御者打牛，狼狽奔馳，劣得先至”
漢畫像石鬥雞圖
三、鬥鵝·鬥雞·鬥鴨
早在先秦時期就開始流行鬥雞遊戲。漢魏以降，鬥鵝、鬥雞、鬥鴨之風更甚。西晉蔡洪《鬥鳬賦》，描繪了魏晉之際鬥鴨之戲的激烈畫面，曰：
“嘉乾黃之散授，何氣化之有靈？產羽蟲之麗鳬，惟鬥鴨之最精。……招爽敵於戲門，交武勢於川庭。爾乃振動羽，竦六翮，抗嚴趾，望雄敵，忽雷起而電發，赴洪波以奮擊。”
漢代“鬥雞”文化內涵豐富，馴獸、鬥獸等刺激性活動充分體現了漢代人的尚武精神與征服自然、好鬥博彩的趣味嗜好。漢代社會之所以出現全國範圍的鬥獸活動，一是與當時社會社會穩定、經濟發達等政治環境、經濟基礎分不開的，二是更與禮制觀念有關。魏晉南北朝時期“鬥雞”等娛樂的文化內涵與漢代不盡相同，魏晉南北朝處於戰亂紛爭的歷史環境，帶來了社會風氣與娛樂思想的巨大變化，反映出世家大族對安寧祥和環境的崇尚與追求。“鬥雞”等遊藝作為貴族階層的娛樂活動，帶有世家大族精神消費與消遣的意味，是貴族階層遊藝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
這種遊戲不僅為世家大族所喜愛，小兒也廣泛參與其中。東晉桓溫為小兒時，與諸兄弟共好鬥鵝。《世說新語》載：“桓南郡小兒時，與諸從兄弟各養鵝共鬥。南郡鵝每不如，甚以為忿。乃夜往鵝欄間，取諸兄弟鵝悉殺之。”南齊鬱林王“好鬥雞，密買雞至數千價。”小兒鬥雞、鬥鴨、鬥鵝亦成為畫家筆下的重要題材，據《歷代名畫記》載，劉宋畫家顧景秀作《小兒戲鵝圖》、蕭樑江僧寶筆下《小兒戲鵝圖》均以小兒戲鵝入題，足見當時小兒此戲之盛。北朝亦盛行鬥雞之戲。北齊授“鬥雞”開府之職，《北齊書·幼主紀》載：“鬥雞亦號開府，犬馬雞鷹多食縣幹。”兒童樂在其中，北魏長孫稚“少輕俠，鬥雞走馬，力爭殺人，因亡抵龍門將陳興德家，會赦乃免。”北周宇文述之子宇文智及“幼頑凶，好與人群聚鬥雞，習放鷹狗。”
漢光武帝劉秀
四、水岸之戲
《太平廣記》記載了東晉義熙年間兒童於河中戲水的畫面，曰：
“荊之清水宛口旁，義熙十二年（416），有兒群浴此水。忽見岸側有錢，出於流沙，因競取之。手滿置地，隨複流去。乃以襟結之，然後各有所得。流錢中有銅車，銅牛牽車之勢甚迅速。諸童奔逐，掣得車一腳，徑可五寸許，豬鼻，轂有六幅，通體青色，轂內黃銳。時沈敞守南陽，求得車腳。錢行時，貫草輒便停破，竟不知所終。”
江左多河流，兒童因地利之便，水中嬉戲為樂，追逐水花。忽見岸側有錢，錢中夾雜銅車，諸童競相取之，水岸嬉戲成為兒童快樂的源泉，承載了兒童許多美好的回憶。
劉宋時期，劉秀之幼年嘗與諸兒戲於水濱，見大蛇來逼，巍然不動。《宋書·劉秀之傳》載：“十許歲時，與諸兒戲於前渚，忽有大蛇來，勢甚猛，莫不顛沛驚呼，秀之獨不動，眾並異焉。”兒童嬉戲於水，技藝高超者莫過於周文育。《陳書·周文育傳》載：“年十一，能反覆游水中數裡，跳高五六尺，與群兒聚戲，眾莫能及。”北朝薛濬兒時與群童遊戲水濱，見一黃蛇，而諸童莫見。《北史·薛辯傳附濬傳》載：“濬初為兒時，與宗中兒戲澗濱，見一黃蛇，有角及足。召群童共視，了無見者。”
詩歌中亦展現了兒童水岸嬉戲的熱鬧場景，蕭樑劉孝威詩曰：“荇蒲浮新葉，漁舟繞落花。浴童競淺岸，漂女擇平沙。”蕭樑諺語曰：“深不絕涓泉，稚子浴其淵。高不絕丘陵，跛羊遊其巔。”蕭樑詩歌、諺語勾勒出一幅幅童子戲水的歡樂畫面。兒童嬉戲水濱，垂釣河畔的場景常見詩中，蕭樑何遜詩曰：“單艫時向浦，獨楫乍乘流。孌童泣垂釣，妖姬哭盪舟。”陳朝張正見《衰桃賦》描繪了兒童垂釣的快樂，曰：“嘆垂釣之妖童，怨傾城之麗妾。”
五、博弈之戲
博弈之戲種類繁多、名目各異，諸如彈棋、圍棋、樗蒱、藏鉤、握槊、雙陸、鬥族等為童子喜聞樂見。有些兒童在彈棋方面技藝高超，曹丕幼喜彈棋之戲。《自敘》曰：“餘於他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棋略盡其巧，少為之賦。”《博物志》曰：“帝善彈棋，能用手巾角。時有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著葛巾角撇棋。”
魏文帝
可見，魏文帝對彈棋十分痴迷，技藝十分嫻熟。彈棋之戲始自西漢成帝，兩漢時期流行甚廣。《後漢書·樑冀傳》曰：“（冀）性嗜酒，能挽滿、彈棋、格五、六博、蹴鞠、意錢之戲，又好臂鷹走狗，騁馬鬥雞。”如是，何謂彈棋？《藝經》曰：“彈棋，兩人對局，白黑棋各六枚，先列棋相當，更先彈也。其局以石為之。”東漢末年至曹魏，此戲在士族階層廣泛盛行。蔡邕擅長此戲，棋弈如行雲流水，併為之作賦，曰：“於是列象棋，雕華麗，豐腹斂邊，中隱四企。輕利調博，易使騁馳。然後栰掣，兵棋誇驚。或風飄波動，若飛若浮。不遲不疾，如行如留。”曹魏丁廙、夏侯惇均因熱衷彈棋，併為之作賦，梁武帝為彈棋作序、梁元帝亦因東宮賜彈棋局而有啟，北周王褒亦因此而賦詩。
《挾彈遊騎圖》
兒童深愛圍棋遊戲，孔融被曹操收時，其二幼子正在下棋。《三國志·魏書·崔琰傳》載：“二子年八歲，時方弈棋，融被收，端坐不起。”西晉韓謐與愍懷太子游處，“常與太子弈棋爭道”。東晉江虨年少善棋，嘗與王導共弈，表現出高超精湛的棋藝。《世說新語》曰：
“江僕射年少，王丞相呼與共棋。王手嘗不如兩道許，而欲敵道戲，試以觀之。江不即下。王曰：“君何以不行？”江曰：恐不得爾。傍有客曰：此年少戲乃不惡。王徐舉首曰：此年少非惟圍棋見勝。”
劉宋褚胤幼年便為圍棋高手，後因父謀逆而被牽連，人愛其才藝，乃為之求情，後未被獲准，時人痛惜之。《宋書·羊玄保傳》曰：
“吳郡褚胤，年七歲，入高品。及長，冠絕當時。胤父榮期與臧質同逆，胤應從誅，何尚之請曰：‘胤弈棋之妙，超古冠今。魏犨犯令，以才獲免。父戮子宥，其例甚多。特乞與其微命，使異術不絕。’不許。時人痛惜之。”
南齊高帝蕭道成
南齊高帝蕭道成“少沈深有大量，寬嚴清儉，喜怒無色。博涉經史，善屬文，工草隸書，弈棋第二品。雖經綸夷險，不廢素業。”蕭曄雖幼年家貧，然不廢學業，善長棋弈。《南史·齊高帝諸子下·武陵昭王曄傳》曰：“高帝雖為方伯，而居處甚貧，諸子學書無紙筆，曄常以指畫空中及畫掌學字，遂工篆法。少時又無棋局，乃破荻為片，縱橫以為棋局，指點行勢，遂至名品。”陳朝司馬申幼年聰慧，因棋弈精湛而為當時士族所知，世家大族紛紛與之遊處。《陳書·司馬申傳》曰：“十四便善弈棋，嘗隨父候吏尚書到（溉），時梁州刺史陰子春、領軍朱異在焉。子春素知申，即於坐所呼與為對，申每有妙思，異觀而奇之，因引申遊處。”
陸瓊幼年善棋，由此得“神童”之號。《陳書·陸瓊傳》曰：
“瓊聰惠有思理，六歲為五言詩，頗有詞采。大同末，雲公受梁武帝詔校定《棋品》，到溉、朱異以下並集，瓊時年入歲，於客前覆局，由是京師號曰神童。”
魏晉南北朝時期，圍棋大行其道，大江南北皆以此為娛，不僅成為王公貴族休閒的主要形式，而且是兒童娛樂的主要方式。此外，諸如樗蒱、藏鉤、握槊、雙陸、鬥族等博弈遊戲均深受兒童喜愛。
圍棋圖
竹（木）馬、騎羊、鬥雞、水岸之戲、博弈等兒童遊藝活動，勾勒出了兒童充滿童真、童趣、童智的美麗世界，豐富了兒童的文化生活，展現了兒童的精神世界，為兒童帶來了無窮無盡的歡樂；同時，作為文化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兒童遊藝豐富了文化活動的內涵，為社會文化的繁榮與發展貢獻了力量。
參考文獻：《三國志》、《晉書》、《藝文類聚》、《世說新語》、《魏晉南北朝社會生活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