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州人需要有“永州精神”，那永州精神的根基在哪？

陳瑜

人是需要有精神的，一個國家、一個城市也應該有自己的精神。我去過很多城市，感覺都有自己的精神，讓我回想，“永州精神”是什麼？我有些茫然。

城市精神是一個城市歷史文化、建築風格、市民素質、價值取向的綜合體，是一個城市的精、氣、神。城市精神對城市的生存與發展具有巨大的靈魂支柱作用、鮮明的旗幟導向作用與不竭的動力源泉作用。城市精神譬如一面旗幟，凝聚著一座城市的思想靈魂，代表著一座城市的整體形象，引領著一座城市的未來發展。

永州是一座歷史文化名城，有著幾千年的歷史，之所以幾千年生生不息，肯定一直就有一種精神、一股無形的力量在支撐著永州人去奮鬥、去拼搏，那這種精神是什麼？我沒有能力，更沒有資格去提煉“永州精神”，但我翻開永州歷史，永州人經歷了幾千年歷史文化的浸染，也深深地烙下了歷史文化的印跡，從這裡肯定能找到那股力量、那種精神。

（一）舜文化

中華民族的人文初祖，史稱五帝。在五帝中，舜是中華民族倫理道德的奠基者，也稱為道德始祖。舜，中國父系氏族社會後期部落聯盟領袖，所在的部落名虞，居於蒲阪（今山西永濟西蒲州鎮），因此舜帝又稱為有虞氏，史稱虞舜。又因舜的雙眼有重瞳，故名重華。相傳堯為部落首領聯盟時，四嶽推舉舜為繼承人。堯對舜進行三年考核後，命舜攝政。舜攝政後巡行四方，堯去世後，舜繼任部落聯盟首領，又諮詢四嶽，挑選賢人，治理民事，並選拔治水有功的禹為繼承人。相傳禹繼位後，舜巡狩到南方，最後“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

舜作為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一生最大貢獻，就是確立了中國古代社會的倫理道德觀念，並把倫理道德觀念引入社會管理，使之成為社會政治制度和社會管理手段。最先舉起舜文化大旗的是孔子。出於建立封建社會制度的需要，孔子十分推崇舜確立的倫理道德思想，並把這種倫理道德思想作為一種統治制度即無為而治。《論語▪衛靈公》載：“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 自從孔子舉起舜帝的旗幟，經孟子補充完善，於是舜帝的人格、作為及其倫理道德思想成了儒家思想的源頭，也成為中華民族精神文明的源頭。因此，漢司馬遷在《史記▪五帝本紀》中說：“天下明德自虞舜始。”

在夏代，禹南巡，至衡山，筑紫金臺，望九疑而祭舜。秦始皇於公元前210年東巡至雲夢，望祭九疑舜帝陵。漢武帝時，將以舜文化為源頭的儒家思想尊為統治階級的正統思想。新莽時期，王莽為使自己的統治名正言順，把自己說成是舜的後裔，並在九疑山修建“虞帝園”，把零陵郡改名“九疑郡”，把營道縣（今寧遠縣）改名“九疑亭”，無非也是借重舜帝這塊牌子。從此以後，對舜帝的祭祀逐步形成制度。明洪武四年（1371年），將舜廟由九疑山玉琯巖旁遷至舜源峰下，置守陵戶，並定下三年一祭制度。

舜帝晚年是在瀟湘流域一帶度過的。他的思想觀念、愛民勤政行為和高尚情操，在當地人民中間產生了深刻影響。歷代帝王對舜帝的各類祭祀活動，又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這種影響。可以這樣說，自從舜帝南巡後，以舜為代表的文化形態就一直深刻地影響和教化著古代永州的子民。

（二） 儒家思想和理學

儒家思想是整個封建社會佔統治地位的思想。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後，儒學正式列為官學，儒家思想成為封建階級的正統思想，同時，由於舜帝葬於九疑山，也在客觀上加強了儒家思想對古代永州的影響，也產生了一批有影響的永州籍思想家，其中比較突出的代表是周堯卿。

周堯卿（994—1045），北宋經學家。字子俞，永明（今江永）人。警悟強記，以學行聞名。天聖二年（1024年）進士，歷任連州、衡州司理參軍，桂州司錄，高安、寧化知縣，後通判饒州，積官至太常博士。《宋史▪周堯卿傳》載：范仲淹薦其經行可為師表，未及用而卒。其治學不專於傳注，問辯思索，務求通曉。尤其長於《毛詩》、《鄭詩》及《左氏春秋》。與周敦頤並稱為北宋“瀟川兩先生”。著作有《詩說》、《春秋說》各30巻，《周子瑜文集》20巻。

北宋以後，作為繼承與發展儒家思想而成的理學迅速興起。由於理學的創始人周敦頤是道州（今道縣）人，加上週敦頤又在永州當過3年通判，因此北宋以來，理學對永州產生的影響極為深刻，其廣度和深度遠較唐以前儒家思想的影響為甚。

周敦頤（1017—1073），道州營道（今道縣）人，北宋著名唯心主義哲學家、理學的主要創始人之一。其主要著作有《太極圖說》和《通書》。他繼承《易傳》和部分道家思想，提出一個簡單而有系統的宇宙構成論，說“無極而太極”，“太極”一動一靜，產生陰陽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太極圖說》）。聖人又模仿“太極”而建立“人極”。“人極”即“誠”，“誠”是“純粹至善”的“五常之本，百行之源”，是道德的最高境界。只有通過“主靜”、“無慾”，才能達到這一境界。經他的學生程顥、程頤等人的繼承和發展，至南宋朱熹集大成，建立起一個完備的客觀唯心主義理學體系。

南宋景定二年（1261年），理宗為“道州濂溪書院”親自題額。北宋以後，永、道歷代官學、私學無不塑周敦頤像以供頂禮膜拜；歷代儒生，無不推崇周敦頤；州縣所立書院，也多以“濂溪書院”命名。理學的盛行，在永州培養了一批有理學造詣的儒生，他們“在北宋者，聞周、程之風；在南宋者，衍朱、張之緒；在有明，則宗陽明。” 清《光緒湖南通志▪藝文志》中的經、史二集，輯錄永州籍作者的哲學思想書目達80多部，均系北宋以來所作。

（三） 佛道思想及柳宗元哲學思想

道家思想和道教在永州境內傳播較早。晉安帝（397—418年）時期，當時的零陵郡境內已經建有道觀。其中見諸文字記載的有九靈觀，在今寧遠九疑山。南朝梁代，今寧遠境內又建有無為觀、煉丹觀、黃庭觀道觀。佛教傳入永州的時間不晚於南朝。南朝齊代，今寧遠境內已建有佛寺——永福寺。這是永州境內最早見諸記載的佛寺。到了唐代，永州各地寺、觀數量達到14處。此後，佛教和道教的影響不斷擴大，寺觀大量增加。

清康熙年間，永州各地寺觀發展到356處，其中寺127處，觀93處，庵56處，廟30處。僅永州城內的寺觀庵廟就有36處。解放前夕，永州境內尚有寺觀200餘處。其中著名的有高山寺（在今零陵區）、陽明山寺（又名萬壽寺，在雙牌縣陽明山上）、塔下寺（在今藍山縣塔鎮）。佛、道二教在古代永州（零陵）的發展過程中，產生了一批較有影響的僧人和道士。其中對佛學造詣較高的有：唐代懷素，宋編《七百高僧傳》中有傳，綠天庵僧；宋代安禪師，太平寺（位於今零陵城內）僧；明代秀峰禪師，陽明山寺僧，有《陽明語錄》問世。對道學造詣較高的有元代的王真人，修煉於零陵陽和山，元初賜觀額“萬壽宮”。

柳宗元是唐代著名文學家、思想家，曾與劉禹錫等參加主張革新的王叔文集團。革新失敗後，柳宗元被貶謫永州達10年之久。他的哲學思想對古代永州乃至全國都有重要影響。柳宗元的哲學思想是唯物主義的。其主要哲學著作有《天對》、《天說》、《答劉禹錫天論書》、《封建論》等。他反對韓愈的天有意志，能賞罰禍福的唯心主義觀點，指出天地、陰陽都是自然物。“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而黃者，世謂之地；渾然而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世謂之陰陽。”“其焉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慾望其賞罰者大謬”（《天說》）。這些觀點，抨擊了當時的因果報應思想。

他還認為，一切事物的發展都是有規律的，事物的發展變化是物質性的元氣自我運動的結果，所以天和人是“各不相預”的。“生植與災荒，皆天也；法制與悖亂，皆人也，二之而已。其事各行不相預，而凶豐理（治）亂出焉”（《答劉禹錫天論書》）。他的社會歷史觀也是進步的，認為社會歷史的發展，有其客觀的必然趨勢，而不是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但柳宗元的唯物主義自然觀是不徹底的，其社會觀也未超出封建道德的範疇。同時，他對佛教妥協，有著儒、釋、道三教調和的主張。柳宗元謫居永州達十年之久，他的思想無疑對永州人士的影響也是深遠的。

（四）西方文化思想

鴉片戰爭以後，我國逐步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隨著殖民經濟的擴展，西方的思想文化也逐步滲入永州各地。特別是西方宗教的傳入，客觀上加速了西方思想文化的傳播。1889年，天主教傳入永州；1903年，基督教（新教）傳入永州；中華循道公會和中華聖公會，也分別於1903年和1904年傳入永州。這些教會，通過各種宗教活動，以及辦學、建醫院等方式，傳播西方宗教和文化。

（五） 馬克思主義

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後，馬列主義開始傳入中國。“五四運動”時期，永州及其在外地的一些進步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開始接觸馬克思列寧主義。特別是李達（1890—1966）還成為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李啟漢（1898—1927）成為中國共產黨早期黨員、著名工人運動領袖。

大革命時期，馬列主義在永州加速傳播。1924年，參加過組織和領導常寧水口山鉛鋅礦罷工鬥爭的共產黨員韋漢（1892—1939）回到江華，積極發展黨組織。1925—1926年，先後建立了中共江華縣立高小支部、城廂支部、秦山支部，發展黨團員100餘人。這是江華縣也是永州市境內最早的第黨組織。1926年元月，在雷晉乾、王一分（王首道）等人的籌建下，建立了中共祁陽特別支部。1926年7月，在夏承虞、胡國鎮、李宏烈、胡祖舜等人的籌備下，建立了中共藍山支部。同年秋，在唐浩、舒翼、李義亦、陳奉石等人的籌備下，建立了中共零陵縣直屬支部、縣農會支部和縣總工會支部。同年10月，在歐陽立、陳清河、胡冠軍、楊績等人籌備下，建立了中共道縣特別支部。同年12月，中共寧遠支部、中共新田支部先後建立。這些黨組織建立後，在各縣境內廣泛開展宣傳馬列主義、新三民主義和培訓革命骨幹的活動，發動、組織和領導農民、工人、學生及其他階層民眾進行革命鬥爭，幫助建立農民自衛軍和工人糾察隊。所有這些活動，都加速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永州的傳播。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一批永州籍共產黨員人，如陶鑄、江華、何寶珍、王濤等，逐步成長為黨組織和革命軍隊的領導骨幹。1927年夏，共產黨員唐克由外地回到零陵，聯絡當地的共產黨員，祕密活動於蔡家埠及湘桂邊界一帶。同年9月，因“宥日事變”轉移外出的中共零陵總支委員陳奉石，回到零陵重建了地下黨組織。在江華縣，韋漢副食黨組織成員分散隱蔽到農村繼續堅持鬥爭，並建立起農民自衛軍。同年11月，劉東軒受黨派遣，到祁陽恢復發展黨組織，建立起中共祁陽縣城區支部，陶鑄也回到祁陽參加中共祁陽縣委選舉和部署除夕暴動。上述黨組織在中共湘南特委領導下，祕密發展黨員，動員組織當地農民和工人，開展革命鬥爭，在當地群眾中產生了深刻的影響。1934年8月，中國工農紅軍開始實行戰略轉移，進行二萬五千里長徵。紅軍長征時，先後兩次經過永州。途經永州城鄉時，軍紀嚴明，秋毫無犯，愛護群眾，開展了許多革命活動，播下革命火種。

抗日戰爭時期，永州境內的黨組織和共產黨員人，組織抗日救亡宣傳團體，開展抗日救亡活動。1938年12月，共產黨員胡大年等在零陵縣籌建中共零陵中心支部，聯合外地來的抗日救亡團體，先後在零陵組織青年戰士工作團、中小學業餘歌詠隊和抗日救國宣傳話劇團，開辦生活書店、工農夜校和傷兵之友社，利用這些陣地揭露日軍侵略罪行，宣傳抗日救國道理。與此同時，

一批共產黨員人站在抗日武裝鬥爭的最前列。韋漢、劉國安等人組織抗日武裝，在永州各地進行抗日武裝鬥爭。 解放戰爭時期，永州境內的黨組織和共產黨員人，為配合解放軍大軍南下作戰，在永州各地開展了許多革命活動。

（六）後記

永州人從古到今都在潛移默化的受這些文化浸染，在靈魂深處都能看到這些文化影響的蹤跡，也就形成了永州人的共同性格。

永州人是善良厚道的，寧遠、東安的德文化，新田的孝文化都深深紮根在永州的性格中。

永州人是吃苦耐勞的，生活在湖南邊緣城區，古樸的農耕文化和欠發達的經濟，大多的熬過苦日子，也就塑造了永州人吃得了苦，耐得了勞的性格。

永州人是睿智的，有勇於擔當、敢為人先的精神，永州歷朝歷代能人輩出，如懷素、周敦頤、何紹基、賓步程、蔣先雲、李達、陶鑄等，影響著湖南、乃至全中國。

永州人是……

也許這就是永州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