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索里尼“經濟奇蹟”的真相
二戰後德國人千方百計地試圖淡化納粹政權，把希特勒在位的12年，塑造為歷史的一小段彎路，意大利人卻無法做到這點，法西斯對國民經濟進行深刻的改造升級，使落後的農業國意大利擁有全面工業體系。用意大利人自己的話來說，“無論你們怎麼批評墨索里尼的不好,起碼他讓火車準點了。”墨索里尼真有這麼神奇嗎？1930年代意大利經濟騰飛的是誰的功勞？
一
貝尼託·墨索里尼出身於根正苗紅的左翼家庭，父親亞歷山德羅以打鐵為生，是意大利最早一批加入社會黨的積極分子，他還作為黨代表參加本地的議會。
亞歷山德羅給長子取了貝尼託這個名字，以紀念墨西哥的一位起義領袖貝尼託·胡亞雷斯。父親從小向子女灌輸反教會、反資本家、反國家主義的意識，直到成年從政後，貝尼託跟上流社會妥協合作，仍然掩蓋不住骨子裡的目無君父。
王莽是儒家的異端，洪秀全是基督教的異端，墨索里尼是社會主義的異端。在1919年創立法西斯組織之前，他是社會黨的人，而且率領著黨內最激進的派別。議會選舉路線、君主立憲制等一切溫和的事物，都遭到了墨索里尼的無情嘲諷。
1902年他逃避兵役（這是當時意大利社會黨人應盡的義務），來到瑞士烏里州，跟當地意大利移民勞工打成一片。通過宣傳動員，發達資本主義的瑞士烏里州變成了社會主義的陣地。當時國際革命的舞臺上，就屬意大利人最搶風頭，他們刺殺了本國國王、茜茜公主、法國總統，還炸掉紐約的華爾街，連擅長暗殺的俄國民粹派也要敬畏三分。
墨索里尼曾抨擊焦利蒂(多次出任意大利首相的自由黨人)政府對利比亞的殖民征服，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才轉變立場，呼喚對外戰爭。英法德奧俄的左派幾乎都發生了類似的轉折，支持本國資產階級政府開戰。1914年的歐洲洋溢著“神聖聯合”（L'unionsacrée）的氣氛。
“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的口號，唯獨意大利社會黨響應了，還為此開除了墨索里尼的黨籍。從前的極左分子成了法西斯的開山鼻祖。同時代的政客裡，跟墨索里尼歷史形象最接近的是汪精衛，都是從“引刀成一快”的革命志士墮落為罪大惡極的軸心國頭目。國民黨抹殺汪精衛的創黨元老身份，墨索里尼追剿消除自己早年在社會黨刊物的言論。
一戰給意大利帶來得不償失的勝利，外債和通貨膨脹壓垮了國民經濟，失業的工人紛紛投靠社會黨。1919-1920“紅色的兩年(BiennioRosso)”裡，工潮暴動烽火連天，彷彿蘇俄“十月革命”的加長版。
愛惜羽毛的焦利蒂政府，暴露出資產階級的軟弱性，無力撲滅起義，不得不倚賴民兵團。在組織關係上，“黑衫軍”（CamiciaNera）由地方法西斯分子自發組建，各自為政，墨索里尼僅僅為名義上的“盟主”。1922年10月，各路黑衫軍諸侯蠢蠢欲動，發起“向羅馬進軍（MarciasuRoma）”，黨部高層在半裹挾半慫恿之下加入行動。
法西斯現象的興起，對左翼理論家是相當大的挑戰。葛蘭西和同事爭論法西斯到底代表哪個階級、屬於什麼主義，沉浸在思辨世界裡，完全無視敵人即將奪權的現實。墨索里尼已經兵臨羅馬城下，社會黨人還在辯論（古羅馬典故“喀提林已來到羅馬城下,你們還在辯論!”）。11月份《前進報》發出姍姍來遲的官方定性：這是資產階級的家務事。
其實法西斯的選民基本盤遠遠超過於此，企業主不滿社會黨的罷工，退伍老兵不滿社會黨的反戰主義，佃農不滿社會黨的土地集體化。體面的布爾喬亞天然厭惡暴民，勉強接受墨索里尼，是因為他在一班民兵團武夫裡頭，看上去還能溝通講道理。本質上墨索里尼是一介文人，對暴力的鼓吹酷愛不能掩蓋其自身的謹慎作風。他的老本行是文宣工作，把《前進報》辦得有聲有色，銷量一路增加。被社會黨開除後，墨索里尼創立自己的報紙，爭取到比以前更多的讀者，包括克羅齊在內的學者，都聽過他的集會演講。
底層造反者願意擁戴這位前社會黨人，是要藉助他在焦利蒂政府的人脈、影響力。而且墨索里尼富有罷工的經驗，知道什麼時候要正面硬抗，什麼時候要分化瓦解，只有左派最清楚左派的命門。冷戰再次證明了這點，盎格魯-薩克遜本土右派，批判起蘇聯體制如隔靴搔癢，歐文·克里斯托、雷蒙·阿隆等從親蘇陣營出走逃離的人批判更能一針見血。
有必要澄清，法西斯和新保守主義者乃至右翼威權政府的區別，學者劉軍寧辨析過納粹在經濟領域的極左特性。戈林說：“我不承認任何經濟法則的神聖性，經濟必須始終服務於國家，資本必須服務於產業。”他的四年計劃明顯仿照自蘇聯的五年計劃，只不過減去了一年，生怕別人認出來。戈培爾手底下有一大票“牛排納粹黨”，外面看是棕色的，切開一看，裡面卻是紅色的。希特勒欽佩斯大林模式，所以在攻下東歐之後，保留集體農莊，使得“簞食壺酒以迎德軍”的烏克蘭人大為心寒。
墨索里尼的辦公室裡很長一段時間裡掛著馬克思畫像，他在退出社會黨後，仍然保留了精神上的藕斷絲連。1919年制定法西斯的綱領裡，明確寫有廢除君主制、沒收教會財產、對私企國有化。在物價飛漲最猛烈的日子裡，有些激進分子嚷嚷著，要把商人吊在路燈上，直到1924年墨索里尼在公開場合表達對列寧的欽佩敬意。韓國李承晚和波蘭畢蘇斯基僅僅壟斷了政權，法西斯還要壟斷社會，接管教會、NGO各類自治組織。
墨索里尼喜歡穿黑襯衫，簡樸耐髒，這是鐵路、鋼鐵、機械工人的常見制服也是黑衫軍的由來。首次晉謁國王的時候，他還是這身打扮，匆忙之間借了一件宮廷晨禮服，套在外面。這種不倫不類的混搭裝束，是即將粉墨登場的新政權的絕佳象徵。
二
墨索里尼的朋黨和敵人都高估了“向羅馬進軍”的意義，黑衫軍“入城之日，市不改肆，不驚都人”。多黨制和國會均未遭到廢除，至關緊要的軍權留在國王手裡。媒體輕描淡寫了這場政變，看作為多年混亂中的一次普通政權更迭。
自由黨政客的妥協合作，既送給了法西斯權位，同時也捆住法西斯的身手。墨索里尼走的是殺人放火受招安的路線，沒有黨衛軍等武裝。政府的警隊和憲兵未被黨部控制，他無法像希特勒那樣大權獨攬。
法西斯暴徒政權回到了文治的正軌。像劉邦一樣，墨索里尼懂得“逆取順守”的道理，採取休養生息的政策。1922至1925年，意大利迎來經濟小陽春，財政扭虧為盈，輕重工業全面發展，對外出口世界產量最大的人造纖維。
這個原本沉痾在身的南歐窮國驟然康復，神采奕奕，引來國際社會的好奇。從遠東的蔣介石到南美的軍政府，都試圖從法西斯那裡尋找良藥，爭相前來探望。藥方沒有太多奧祕，減稅措施與泰羅制（管理體系）的引入，直接提高了企業生產效率。再加上一點點好運氣，1920年代美國的經濟引擎帶動了整個西方的大繁榮。墨索里尼本人的作用，就是敷上“禁止罷工”這一劑猛藥。
斯大林主義者宣稱，法西斯是壟斷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實際上意大利才剛進入自由資本主義的初始期。墨索里尼沒有工廠管理經驗，也沒研究過經濟學，不懂得財富如何創造，早年的左翼主張，更多是源於民粹的仇富心態。多數生產管理交給資本家自己，“領袖”（意大利特有稱呼IlDuce，相當於希特勒的元首）親自主抓的項目敗多勝少。
墨索里尼把街頭暴力作風，帶入企業生產，對工商界的講話充斥“戰鬥”、“衝突”、“鬥爭”這些詞。政府為了保衛本國貨幣在金融市場的信用，發動了“里拉之戰”；為了開闢農田，發動了“墾荒之戰”；為了實現糧食自給自足，發動了“小麥之戰”。還有些消滅麻雀、老鼠、蒼蠅小打小鬧的戰鬥。
每一次運動式治國免不了虎頭蛇尾的收場，財政部強行對里拉升值後，工業活躍度下降，失業率增加。小麥以犧牲其他農作物的種植面積為代價獲得高產，預演了赫魯曉夫玉米運動的成敗。
“墾荒之戰”是唯一一場有點成績的勝利。政府撥出大批款項，用於排澇、灌溉、綠化，填平了中部平原的沼澤，開闢出大片新農場。農業部打算乘勝追擊，向南方推進，變革當地的村社租佃制度。那不勒斯的地主是全國最有實力的保守派，拒絕哪怕最輕微的土改措施。他們有械鬥私戰的悠久傳統，可不像米蘭、都靈的中產階級那樣溫文爾雅，農業部長無奈辭職。
法西斯內部的鷹派看到，“領袖”向（南方）大地主（北方）大資產階級政權妥協退讓，非常不滿。他們緬懷激情燃燒的歲月，時不時地製造些小麻煩（揍其他黨派政治家、搗毀報社），來發洩情緒。首相反覆跟上流社會表示，自己不主張暴力，手下人不聽號令。這不全然是謊話，在馬太奧蒂事件中，他差點失去黨內控制。
馬太奧蒂是社會黨裡最具威望的一位人物，在1924年6月遭到綁架殺害。這起案件的懸疑性和重要性相當於北洋初年的宋教仁案，各黨派藉機發難，對墨索里尼政權構成真正的威脅。
案件調查拖延半年之久，不耐煩的黑衫軍頭目進京逼宮，他們擔心“領袖”會動搖，擔心被出賣。狡猾的墨索里尼從不上街指揮戰鬥，雙手沒沾過血。殺人放火的勾當是地方黨部犯下的，一旦走正規的司法程序，很難逃脫法網。他們竭力保住權力不撒手，甚至斥責黨魁是叛徒、逃兵。
如果墨索里尼就此下臺，那麼可能成為另一個托洛茨基，在黨史裡留下投機分子的蓋棺定論。托洛茨基原本處於孟什維克陣營，後來叛逃到列寧一方，擠入布爾什維克的核心，在跟斯大林的鬥爭中失敗下野，被扣上異端的帽子。
1925年元旦剛過，墨索里尼決心不再坐以待斃，實行一黨制。他作為首相兼任二十多個職務，成為自己的國會議長、陸軍總司令、內政部長、外交部長、以及原本就最合適他的宣傳部長。群眾默認了獨裁的事實，人心思定壓倒了對公平正義的追求，剛溫飽小康的民眾再也不想回到苦日子。
三
當初墨索里尼上臺的時候，自由派、社會黨人和西方國家，都預言他蹦躂不了多久，結果這一屆政府存續20年，是近代意大利前所未有的。1930年代，佔領埃塞俄比亞、調解歐洲的外交糾紛，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如果不是因為他跟希特勒結盟，或許持續時間能更長，西班牙的佛朗哥保持中立躲過二戰風暴，壽終正寢。
如同所有政治暴發戶，“領袖”沉浸在榮華富貴裡，被諂媚奉承的廷臣包圍。早年戰天鬥地的狂熱一點點地褪色，然而他始終懷抱烏托邦幻想，心底暗藏的左翼革命情緒，就像狂犬病等潛伏性病毒。他抨擊企業、金融界不服從大局，有次震怒時說，起碼80%的資產階級應該從“肉體上消滅掉”。
普通的改朝換代僅僅更換最頂端的既得利益集團，革命則是對社會根基的連根拔除。法西斯分子有兩種慾望，一種是破壞的慾望，要“砸爛舊世界”，用最後一個社會黨人的腸子勒死最後一個猶太放貸人；另一種是創造的慾望，建立“法西斯主義新天地”。希特勒啟動浩大的社會工程（socialengineer－ing），締造全世界最先進的福利國家以及全世界第二大的集中營體系。德意志清除內部的“猶太細菌病毒”，達到純潔的種族“雅利安化”。
這種大改造基於人為的設計，擁有超凡意志的領袖，可以不顧經驗自發秩序，開展政治實驗。墨索里尼的意志力（或者說頑固程度）不如希特勒，沒有長期規劃，偏好間歇性、零星的運動式治國。
羅伯斯皮爾和蔣介石，墨索里尼、丹東和汪兆銘，一類是不可腐蝕的清教徒革命家，另一類是“醉臥美人膝，醒掌天下權”的革命浪漫主義者，合起來構成該群體的兩面鏡像。
性格決定命運，出身鎖定路徑，墨索里尼空有革命信條，但缺乏執行力度，意大利法西斯成為極權政體工程的半成品。羅馬政府的經濟改造沒有通盤考量，隨外部天時地利而變動，陸續分為三期。
1929年大蕭條帶來了首個機遇，馬克思預言的資本主義危機似乎降臨了。墨索里尼幸災樂禍地看到，銀行財團如多米諾骨牌般倒下。1933年意大利工業重建研究院（IRI）設立，作為臨時控股公司，接手破產企業。
入侵埃塞俄比亞把統制經濟帶入第二個階段，沒有什麼事情能比戰爭更有理由集權。IRI在官方扶植下收購的股份越來越多，慢慢掌握了全國1/5的工業資本，意大利國有化程度僅次於蘇聯。這個機構成為實業界的龐然巨物，產出了全國40%的鋼鐵，70%的電力，80%的船隻。1941年因二戰實行配給制，技術官僚井井有條地管理生產線，意大利的力量遍佈地中海。這是一個右翼古典主義（體現在文化教育、意識形態方面）的羅馬帝國，也是一個左翼統制主義的羅馬帝國。
經濟改造的最後一步，比較曲折。1943年意大利本土遭到盟軍攻入，法西斯高層表現出“識時務者為俊傑”（或者說是見風使舵）的判斷力，發動政變逮捕“領袖”，把戰爭罪責歸結於他一人，意大利民族不愧為馬基雅維利的同胞後裔。
德國人照例救了墨索里尼一次，他獲釋後在薩羅開府建政，國號為意大利社會共和國（RepubblicaSocialeItal－iana），徹底拋棄了君主制的招牌門面。新政權偏安於亞平寧半島北部，只保住半壁江山。這未嘗沒有益處，南方地主曾是最強硬的在野力量，丟掉南方包袱後，革命再沒人能阻攔。通常的政治家越到晚年，越保守，唯恐失去權勢錢財。墨索里尼沒什麼可失去了，只求在美利堅金元帝國完勝之前，多快好省地建成烏托邦。
薩羅政府變本加厲地干預生產，消滅財閥，僱員在100人以上的企業全部國有化，大公司的董事會裡必須有半數以上的工人代表。柏林呈現了相同的趨勢，在720軍官暗殺未遂事件之後，逃過一劫的希特勒，下達了早該在戰爭初期就應有的總動員令，國家擴大對私營經濟的監管。第三帝國高官裡最傾向社會主義的戈培爾，跟希特勒的關係愈發親近。
墨索里尼在政治生涯的最後幾個月裡，撰寫回憶錄。他保持了驚人的愚蠢自負，詢問訪客自己的身後之名如何，能否達到拿破崙、凱撒的歷史地位。單論功績，法西斯保持GDP增長，延續了戰前的焦利蒂黃金時代（Giolittian Era，1901-1914年）；IRI培養出的年輕人才，為二戰後的民主政府做嫁衣，規劃出1950年代的經濟奇蹟。
但是手段無法取代目的，政績合法性（performanc elegitimacy）無法取代法統本身，“僭主”無權索要不應得的名分。唐朝士大夫給“治宏貞觀，政啟開元”的武則天蓋棺定論，一方面承認她的雄心才幹，另一方面貶低矮化武周政權的正統性。
從偉大到可笑，僅一步之遙，沒人比墨索里尼更適合這句評語。歐洲人對德國法西斯充滿了恐懼，對意大利法西斯只有冷嘲熱諷。在軸心國行將覆滅的時刻，墨索里尼仍有機會挽回些許名聲，他可以效法希特勒頑抗到底，自殺殉國，仍不失為遺臭萬年的梟雄。自尊心、榮譽感輸給了苟且偷生的本能，墨索里尼選擇可恥的逃跑，逃跑計劃又不夠周全，被游擊隊抓到槍斃，屍體掛在廣場示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