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口棺材的遠古墳墓，樓蘭古代文書……到巴州博物館感受西域文明

巴州博物館新疆蒙古文物且末陶器考古周朝歷史若羌甘肅漢朝黃河民俗漢宣帝瑞典商朝中國文化筆記 2019-06-04

如果你到新疆去，你會發現，這個地方比你想象中更壯闊，更繁華，更風情萬種。

我從不吝惜於讚歎我對於新疆的喜愛。大漠的千年風沙，草木繁滋的綠洲，奇特的民俗景觀，都長久地吸引著我。

受益於豐富的西域遺產以及良好的保存條件，新疆的各個博物館文物質量出乎意料地高。近年來新疆的文博事業發展迅速，新疆博物館正在進行二期工程修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物館大約在十年前交付使用——那是一個宏偉的建築，正適合於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中國第一大州”（巴州面積達47.15萬平方千米，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陸地面積最大的地級行政區）的身份。當下的巴州博物館由於館齡較短，建築面積較大，展覽設計上頗為成熟，應用了大量的、有新意的展覽手段。在2018年9月，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物館成為國家二級博物館，進入博物館界的“第二梯隊”。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物館大門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物館入口

巴州博物館是小河墓地的主要展館，樓蘭就在這裡。古老的文明在這片貧瘠的土地上留下了太多的滄桑痕跡，小河發生過怎樣的故事，他們是遷移了還是滅絕了？樓蘭的廢墟下還有多少祕密，古國的滅亡是因為過度砍伐嗎？

受益於新疆的乾燥氣候，這裡的文物保存比南方潮溼地帶更有利。兩千年前、三千年前的織品都不少見。看著那些漢代的華貴織錦，那是東方文化西傳的證據，那些相當於商代時期的毛紡布，訴說著生活於這片苦寒之地的先民需要多麼堅強的勇氣。

（一）小河墓地

小河墓地是2004年中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年代在公元前2000—前1450年，這大約是中國的夏商時期——多麼早！中原地區進入昌榮的殷商文明時，在遙遠的西部若羌，也有一群穿著皮袍的人民生活在綠洲之中。

1934年，瑞典考古學家貝格曼初次在小河墓地發掘12座墓。2002年以來，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進行了全面發掘，共發掘167座墓葬。小河墓地最有代表性的特徵是一大片高高立起的船槳式木柱。博物館解釋說這是生殖崇拜所用，當然，在這個原始社會中，幾乎所有信仰、所有神聖的器物幾乎都與生殖有關，因為生存下去在當時是一個非常嚴肅而迫切的問題。

小河墓地照片，來自巴州博物館

小河墓地，來自巴州博物館

巴州博物館復原的小河墓地場景

但我以為可以換個角度來思考：第一，既然叫做小河墓地，它就與河流有關，小河是孔雀河的一條支流，這個墓地就在小河邊4公里處。當時的先民很顯然以河流為生命線，船形棺、船槳形木柱或者與生殖崇拜有關，也可能是靈魂不朽觀念、祖先崇拜以及河神信仰等等的綜合體現，而這個被圈圍起來的墓地就是屬於河神和祖先神等神靈的領域。

木屍，青銅時代（公元前2000-前1450年），2003年若羌縣小河墓地出土

這位三千年前的木人所著的皮靴

小河墓地的木屍，是樹幹製作、圍以獸皮的假人，軀幹兩側各加一根彎曲的木棍作為雙臂。木人的製作原因，巴州博物館認為可能為生殖崇拜。我沒有去查看相關報告，不知道這種人偶出土具體是何種情況，如果只是對原因作出猜測，除了生殖崇拜之外，那就太多了：第一，是否是樹崇拜的體現，將樹木作為寄託靈魂的工具，引其上天，第二，是否此人由於不名譽的原因橫死，身體被認為不潔，不宜進入神域而以假人相替，第三，是否此人由於失蹤等原因，身體不能取得，因此以假人代替……讀者可以任選一種，或者提出自己的觀點……

小河墓地還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情況：1934年中瑞西北考察團中的瑞典考古學家貝格曼在小河墓地採集到500粒白色小珠，標本帶回斯德哥爾摩進行科學測試分析後發現，其材質是產自東海沿岸的海菊貝殼。也就是說，距今約4000年前的小河人，使用了3000公里以外的東海海貝，在哈密五堡墓地也發現了類似海貝，這說明新疆地區與中原、沿海地區的交流在夏商時期就已經進行了。

（二）當中原進入周朝

單耳帶流彩陶罐，早期鐵器時代（公元前8—前2世紀），1999年和靜縣大山口河西墓地出土

這是一件相當於周代時期的陶器。光看博物館展出的陶器，似乎儲存糧食的大型器不多，這些小型器多為生活實用器，從製作工藝上，比黃河流域的仰韶文化要差一些，沒有達到馬家窯陶器那種高度。從紋飾上看，我看到了一些和中原地區類似的三角紋，不知道這些陶器是否與甘肅的齊家文化等有關？

粟米餅，早期鐵器時代（公元前8—前2世紀），1989年且末縣扎滾魯克墓地出土

不知道這種粟米餅是如何製作的，我看到它就想起了麥麩餅乾，總感覺很好吃的樣子。

出土服飾，早期鐵器時代（公元前8—前2世紀），且末縣扎滾魯克墓地出土

上圖可見，在大約周朝時期，在西域生活的人民服裝工藝水平就發展到比較成熟的地步了。

（三）漢晉時期——雖遠必誅

很多人都聽說過一句話：“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這句話的由來如何呢？

它與西域有關。在巴州博物館中，我們可以看到對這句話的歷史背景介紹。漢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匈奴虛閭權渠單于死，引起內部分裂，發展至呼韓邪單于和郅支單于的相互功法。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呼韓邪單于附漢，是為南匈奴。

呼韓邪單于和郅支單于都送質子入朝。初元四年（前45年），郅支單于派使者進攻，順便要求帶走入侍的兒子，願意歸附朝廷，於是漢朝商議派遣衛司馬谷吉護送侍子到郅支王庭。到郅支王庭之後，郅支單于竟然殺害了谷吉等人，又畏罪向西逃到康居。漢朝派遣三批使者到康居索要谷吉等人的屍體，未果。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陳湯和甘延壽出使西域，是年冬，西域都護、騎都尉甘延壽、副校尉陳湯率四萬漢胡大軍向康居挺進。至郅支城（郅支單于在康居所築城池）60裡止營，經一天一夜，漢軍攻入城中，是役斬郅支單于、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共1518人，俘145人，降千餘人。大勝之後甘延壽、陳湯給漢元帝發去了那封名垂千古的疏奏：

“ 郅支單于慘毒行於民，大惡逼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陷陣克敵，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懸頭槁於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見《漢書----傅常鄭甘陳段傳》”

西域長史李柏文書

西域長史（漢晉西域最高官員）李柏的文書，1909年外國探險隊員發現於樓蘭三間房遺址的牆縫中，展出的是複製品。一般認為這封信寫於336年，是西域長史李柏寫信給焉耆王，相約發兵討伐駐守高昌（就是我上篇文章所談到的那個位於現在吐魯番的高昌）而意圖反抗的某校尉。在書法史和漢晉西域史上，這封文書都有極其重要的意義。現在新疆氣候變化劇烈，如果還有存在於遺址的這一類易損文物，境況怕是不太樂觀。

這裡也出土了一些漢晉時期的生活用器，如下：

金耳環，西漢，1995年庫爾勒市上戶墓地出土

西漢時期金耳環。周圍圍的一大圈耳環似為銀。

受益於新疆的氣候條件，魏晉時期的木杯也保存得這麼好。1989年尉犁縣營盤墓地出土

翻出來一張沒有標牌說明的展品，博物館擺放在魏晉版塊。從上面的精緻彩色花紋看，大約是穿在皮靴裡的襪。我們總覺得幾千年前的先民們穿不上什麼好衣服，可能是一種誤解。在周代以前，中原地區紡織工藝已經很成熟了，即使是西域的這些早期民族，也形成了有地域色彩又極精細甚至可以稱為美觀的服裝，他們已經不遺餘力地打扮自己，生活在一個色彩斑斕花枝招展的世界。

營盤遺址出土

（四）泱泱大唐

焉耆七個星佛寺遺址壁畫

菩薩頭像，唐代，2014年焉耆縣七個星佛寺遺址出土

上面這些精美的壁畫和菩薩頭像來自於焉耆縣的七個星佛寺，佛寺始建於晉代，但是這些壁畫是什麼時候的，博物館沒有明確說，卻又隱晦地放到了唐代版塊。我個人以為合理，從壁畫人物形象看，似乎比克孜爾千佛洞更“中原化”，而它的小型佛教雕塑帶有犍陀羅那種明顯的希臘氣息，能感覺出中西文化唐代時期在這裡劇烈交匯的影子。

粟特銘文銀碗，重534.5克。口沿外側有一圈粟特銘文。

樹獅紋銀盤，重331.5克，盤內有一圓旋紋，中間陰刻一獅兩樹和山石圖案

上面是焉耆七個星某窖藏出土的南北朝—唐代銀盤，已經呈現烏黑之色。銀盤大小類似於現在家用，有的銀盤無足，大約下面還應有支架。圖案——極其精美！有的盤內壁鏨刻的鴕鳥紋，紋內塗金，羽毛紋飾細緻準確，可見製作師傅的鏨刻技藝之高超，說是現代製品也沒問題！從一併出土的其他幾件銀盤看，多有菊瓣外形，具有強烈的波斯薩珊風格，大約並非本地製作，而是客商帶來。唐代時絲綢之路的繁榮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