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一個問題：都是歷史上罕見的青天大老爺，為什麼包拯的命運不像海瑞那麼慘兮兮的？
最愛君之前沒細想過這個問題，現在把兩個“青天”放一起，還真是誒——包拯的官運比海瑞好得太多了。
包拯（999—1062）和海瑞（1514—1587）都是古代官場晚出道的典型。前者雖然28歲就中了進士，但為了盡孝，十年後才步入仕途，後者實在是科舉怎麼考都考不好，熬到了40歲，無奈以舉人身份做了個不入流的小官。
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
包拯進入官場後，一路綠燈，26年間25次升官，幾乎平均一年一升遷，人生的路，就跟開了掛一樣。海瑞呢，在官場裡，身世浮沉雨打萍，起起落落，而且大部分時間都被罷黜閒置，人生的路啊，怎麼越走越窄？
▲劇照：最經典的包拯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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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一上來就會說，混得好不好，關鍵看情商。然而，包拯、海瑞這兩個耿直boy，誰來給最愛君區分下情商高低？
包拯做過的職位兩隻手數不過來，但他一生的精華，主要不在斷案（那是小說裡的包拯），在諫言（這才是歷史上的包拯）。他的一生，最出彩就是做諫官，懟天懟地懟皇帝。
說急了，甚至對著宋仁宗發連珠炮，噴得皇帝滿臉口水。搞得仁宗同志回到後宮就拿張貴妃出氣：都是你，非要替伯父跑官要官，你不知道包拯把朕看得很緊嗎？
海瑞的事蹟也不遑多讓。他幹過最瘋狂的事，是抬著棺材給嘉靖皇帝上了一道“罵皇帝疏”，即《直言天下第一事疏》。
這篇疏文太勁爆了，嘉靖一遍遍重讀，一會兒氣炸了，怒罵海瑞是“畜物”，一會兒理智又回來了，說海瑞自比比干，但我不能做商紂王啊！
總之，這兩人是真不把皇帝當外人，有話直說，一戳到底。正是這種不畏權貴只爭對錯的精神，才讓他們在歷史上贏得了應有的美名與尊重。
▲包拯真人長這樣，須白臉不黑，額上沒月牙
但現在一些書，總拿歷史來指導人生，動不動就給包拯、岳飛、于謙、海瑞等耿介之士扣上情商超低、情商負數的帽子，彷彿只有那些只管鑽營不分是非的人物才值得今天拿來做榜樣。這種顛倒價值觀的論調，尤以歷史暢銷書和機場成功學為甚。
人家一生孜孜以求的高標準、嚴要求，反倒成了通融派、騎牆者的笑話是不是？
現在流行的所謂高情商，用古人的話來說，就是“鄉愿”，為了保住個人的好處，迴避棘手問題，你好我好他也好。
古代不乏鄉愿之徒，現在也一樣，多的是高情商之人。
但是，人家那時候從不把鄉愿當成值得傲嬌的事，一個人被說是鄉愿，那是要奮起抗爭，說你才鄉愿，你全家都鄉愿。哪像現在，把高情商貼在臉上，當作主流價值觀顯擺，得意洋洋，招搖過市。
真是世風日下，人心不古！包拯或海瑞隨便哪一個再世，若不把他們懟死，肯定就被他們堵死，心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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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無關情商，那兩人的官運差這麼遠，原因在哪？
最愛君翻了翻他們的朋友圈，真的有所發現。
海瑞的一生，幾乎就是個孤膽英雄，有勇氣，沒朋友。他只是個小舉人出身。在“舉人多如狗，進士滿街走”的年代，他要不是走了狗屎運，趕上嘉靖前期勵精圖治，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新政，恐怕一輩子熬到頭也就是基層公務員退休了。
他的幾次升遷，確實離不開貴人相助，但幫他的人，要麼單純欣賞他的為人，談不上私交，要麼只是把他當成政治鬥爭的棋子，在適當的時候擺他上去。他是波詭雲譎的政局中，身不由己的存在。
最明顯的是，他在江南推行兼抑豪強政策，結果招致士大夫群體的圍攻，有言官直接說他“魚肉士大夫”。李春芳、高拱、張居正等一幫位高權重的閣臣，沒有一個不是站在他的對立面，將孤軍奮戰的海瑞視為異端。
在各級官員和地方諸多勢力的聯合夾擊圍堵下，一位真正的清官和改革之臣沒有立錐之地，被迫離開政壇。
試想一下，海瑞要是在帝國政界有三五好友作為奧援，他的下場不至於如此慘淡，改革也不至於處處受掣肘。再退一步，即便受到彈劾和非議，也會有人站出來替他擋幾支暗箭。
但他完全沒有，他是孤獨而又孤傲的存在，腹背受敵的時候，孤立無助，鎩羽而歸。
▲海瑞
跟小舉人海瑞比起來，進士包拯的朋友圈高大上得多，時不時就冒出一堆大咖的點贊。
這就好比，海瑞的同學都在帝國基層打工，他一個人僥倖擠進了帝國權力核心，放眼望去，沒人與他權位相當，也就沒人與他同氣相求。包拯的同學卻因為學歷高，一入政界，就都是天子驕子，遲早是帝國中樞的核心成員。再加上包拯拿到學位後沒有直接做官，當他盡孝了十年後來到官場，哇，昔日同學一個個身居顯位，一個個都成了他初涉官場的靠山。
包拯中進士是在宋仁宗天聖五年（1027），這一榜堪稱兩宋“第一榜”，出了太多牛人。其中，官至宰執者多達7人，包括文彥博、韓琦兩任宰相。
這些人都是包拯的“同年”。同年的關係在宋代政壇是很親密的一個群體，宋初柳開曾指出，“同年登第者，指呼為同年，其情愛相視如兄弟，以至子孫累代，莫不為暱比，進相援為顯榮，退相累為黜辱”。
不僅如此，包拯與文彥博還是兒女親家，與韓琦同樣私交甚篤。有這兩名事實上的大佬罩著，包拯基本上就免除了後顧之憂，可以剛正不阿，四處開炮，而不怕被人褫奪官位。
前有歐陽修指斥，後有胡宿彈劾，也無法阻擋包拯的步步高昇。
在三司使任上，發生了兩起兵變，均與軍隊補給有關，包拯應負連帶責任，所以他一度很惶恐。但他的官運並未因此受影響，反而在一年後晉升為樞密副使。
朋友圈有多重要，這次神祕升遷就是證明。
▲開封包公祠大殿內的包拯銅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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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圈對於一名清官的處境影響很大，但在皇權體制下，政治生態的開明與否才是決定包拯順風順水而海瑞逆風逆水的根本原因。
同樣是罵皇帝，包拯罵完了，俸祿照領官照當，海瑞罵完了，直接牢裡蹲。這是偶然嗎？
對，有偶然的因素。包拯運氣好，趕上了脾氣超好的宋仁宗，所以怎麼作都不會死。
包拯可謂生逢其時。史載，宋仁宗“天性仁孝寬裕”，寬厚的性格使得這位君主能夠接受臣子的犯顏直諫。仁宗與包公互相成就對方，就像唐太宗與魏徵一樣。
不過，偶然中也蘊含著必然性。宋代士大夫群體包括諫官的獲得感，比明代強得多。這不是一句屁話，而是實實在在影響了兩代士人的精神風貌。
遇上一個好時代，做個清官可以仕途和名聲雙豐收；反之，做個清官只能身體和靈魂都受苦。
一個曾在皇宮中參加道場法事的和尚回憶說，有一次仁宗皇帝賞賜每個僧人紫羅一匹，但特意交待說：“來日出東華門，將紫羅放在懷中，別讓人瞧見，否則包拯等臺諫官又要噴朕一臉唾沫星子了。”
當時，不僅包拯直言敢諫，范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等人懟起皇帝均不遜色，史稱“天下是非付之臺諫”。皇帝愛面子，知道必須儘量少讓諫官們揪住小辮子。
▲宋仁宗，一個脾氣超好的皇帝
那麼，海瑞所在的明朝嘉靖時期是怎樣的政治生態呢？
宋明兩朝士大夫的境遇堪稱天上地下。宋朝優待士大夫，前所未有；明朝羞辱士大夫，同樣前所未有。
嘉靖三年（1524），因為大禮議之爭，134名諫言的大臣被集體廷杖，那真是血濺玉階，肉飛金殿，16人當場死於殿廷之上。
放眼整個明朝200多年曆史，士人、言官被公開打屁股，當眾羞辱，那是家常便飯。遇上嘉靖這樣下手狠的皇帝，還能撿回條命，該是祖墳冒青煙了。
可見，宋朝皇帝是心疼士大夫，明朝皇帝是要弄疼甚至弄死士大夫，如果他們多嘴多舌的話。
海瑞恰好是皇帝眼中最多嘴多舌的那個人，不要說仕途順遂了，能留住一條老命就算他贏。
宋仁宗在位時，批評朝政的人很多，不是說這人用得不好，就是說這事做得不對，讓人感覺仁宗時期是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之一。
但是，仁宗死後，褒獎仁宗時期的人越來越多，甚至將這一時期稱為兩宋最好的時期。懷念仁宗及其時代，儼然成為一股自發的文化潮流。
為什麼這麼矛盾，仁宗朝到底是最好的時代還是最壞的時代？
透過現象看本質，判斷一個時代的好壞，要反著看：真正黑暗的時代，在當時都是一片光明的禮讚，因為它不允許渲染黑暗；而真正美好的時代，在當時卻是批判之聲不絕於耳，因為它鼓勵真實的表達，而且把一切美好當作理所應當，並不能容忍隱蔽的黑暗。
這麼看來，海瑞的悲劇在於，他處在了明朝“最好的時代”而不自知，老是發出不合群的嘈雜之聲，所以就被和諧掉了。而包拯的幸運在於，他身處的時代或多或少讓人相信：批評，讓世界更美好。
至於情商，從來就是宵小之徒緊緊揪住的東西，正面人物不願、不屑也不懂寫這兩個字。真的！
參考文獻:
- 孔繁敏編：《包拯年譜》，黃山書社，1986年版
- 徐忠明著：《包公故事：一個考察中國法律文化的視角》，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 楊高凡：《包拯及其與同年關係論略》，載《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2期
- 黃仁宇著：《萬曆十五年》，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