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頭歷史上4次人口大遷徙
闖關東、走西口、下南洋,堪稱中國歷史上3次規模宏大的人口大遷移。走西口,在中國歷史上同樣轟轟烈烈,包頭則是這一移民現象的見證地之一。事實上,在5000年的歷史長河中,在包頭曾有數次民族遷徙,其中有4次較為集中的大遷徙,各民族在血與火中來來往往,在水乳交融中生息繁衍。尋找先民遺蹤,也許會更深地領悟到中華民族偉大的凝聚力。
一、東漢塞北先民迴歸本土
據內蒙古科技大學張貴教授介紹,春秋戰國以前,今包頭地域的土著先民曾稱土方、鬼方、犬戎、匈奴等。最早往陰山腳下包頭地域遷入漢族的是趙武靈王。
公元前300年,戰國七雄之一的趙國到趙武靈王時空前強大。趙武靈王是一位頭腦睿智,有著雄才大略的國君,曾在中國歷史上以政治家的魄力,第一次大刀闊斧地進行了著名的軍事變革。趙武靈王驍勇善戰,足智多謀,他發現北方胡人(泛指北方的少數民族)的軍隊強悍勇猛,較之趙國兵車和步兵混合編制的軍隊更為靈活、輕捷,平地、山區都可通行。於是,趙武靈王對臣子們說:“我覺得咱們穿的服裝,長袍大褂,幹活打仗,都不方便,不如胡人短衣窄袖,腳上穿皮靴,靈活得多。我打算仿照胡人的風俗,把服裝改一改,並且要學胡人那樣騎馬射箭。”這就是著名的“胡服騎射”改革
最後,趙武靈王衝破阻力,說服士兵改穿胡服。他還親自訓練士兵騎馬射箭,不到一年的時間裡,終於訓練出一支強大的騎兵隊伍。他又親自率騎兵拓地千里。軍事變革取得空前成功的趙武靈王終於打敗了長期活躍在陰山之南(包括現在的包頭地區)的林胡、樓煩(都是匈奴的別稱)等地。
之後,趙國便在陰山的南部地區開疆擴土,穩固自己的勢力。據《水經注》記載:“……邯鄲命吏大夫奴遷於九原……”。九原即現在的包頭麻池一帶,意思是,趙國下令將大臣們的奴僕遷徙到今包頭地區。這就是將漢族首次遷到包頭地域的史證。
秦漢時期也多次遷徙漢族到包頭故地。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秦始皇令蒙恬發兵30萬北擊匈奴,駐河南地(今鄂爾多斯、巴彥淖爾等地),修建了著名的秦長城並且因河為塞,築了44座縣城,其中在包頭地域設置的有8座。其目的無非是要抵禦北方虎視眈眈的遊牧民族匈奴。
為了穩固陰山南北,據《漢書.匈奴傳》記載:秦始皇“臨河徒適戍以充之……”就是說讓老百姓遷徙到這裡,沿黃河屯田戍邊。據《史記.秦始皇紀》記載:為了鼓勵漢族向包頭故地移民,秦始皇還向大臣們制定了“……遷北河(烏加河)、榆中(河套、包頭)三萬家,拜爵一級……”的扶持政策。並且在今包頭故地設九原郡九原縣,這是我國最早設置的郡縣之一。
秦朝滅亡後,包頭故地再次被匈奴佔據。《漢書.匈奴傳》記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於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意思是,匈奴的首領又將水草茂盛的陰山地區控制在手裡,將這裡當做了他們的根據地,或者是後花園,肆意在這一區域縱橫馳騁。”張貴說。
天漢元年(公元前100年),武功卓著的漢武帝又將匈奴驅逐到了漠北。據《漢書.武帝紀》稱:“……發謫戍屯五原(指包頭一帶)。”重新在這裡屯田戍邊。又據《漢書.王莽傳》記載:始建國三年(公元11年),王莽又“募天下囚徒丁男甲卒三十萬人轉眾郡,……長吏送自負海江淮至北邊”。“就是王莽將30多萬來自內地的囚徒等眾遷到了北邊,也就是指陰山地區。”張貴解釋說。
但是,秦漢以來一直將漢族遷往陰山地區的大趨勢,在東漢時期突然戛然而止,甚至又倒退回原點。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匈奴內訌分裂為南北匈奴,南匈奴歸附東漢,他們移居到了今河套、包頭等地。據《後漢書.光武帝紀》記載:原來遷到雲中(托克托縣)、五原(包頭)等八郡的漢族又“歸於本土,……皆賜以裝錢轉輸給食”。這樣,秦漢時期遷入包頭故地的漢族又都遷回了自己的中原老家。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南匈奴歸順魏王曹操,包頭故地等處的匈奴約1萬戶也被遷徙到了今山西蒲縣、忻州、祁縣、文水等地。
二、北魏鮮卑南遷落中州
包頭故地歷史上第二次大的遷徙發生在北魏時期。登國元年(公元386年),鮮卑族建立北魏王朝,北魏的創建者拓拔珪兵強馬壯,佔據了陰山南北,鮮卑族落戶包頭故地。據《魏書.太祖紀》記載:鮮卑族後來“屯田於河北五原,至於稒陽塞外(今包頭市固陽縣一帶)”。
據《魏書.太祖記》記載:公元429年,北魏的第三代皇帝,拓拔珪之孫拓拔燾“列置新人(就是指遷徙百姓)於漠南,東至濡源(河北宣化),西到五原(指包頭地區)陰山,竟三千里”。公元446年,北魏政府又將司(河南洛陽)、幽(北京)、定(河北定縣)、冀(河北冀縣)四州的10萬人,遷徙到長城沿線屯田戍邊,東起河北懷來,西到黃河邊,廣袤皆千里。可見當時這一地區繁盛一時。
同時,北魏王朝還將敕勒族等遷徒到漠南。“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敕勒歌》就是對當時敕勒族在包頭故地的真實寫照。
這一時期,包頭地域的繁榮景象再次被一場戰亂所破壞,這場戰亂就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六鎮起義”。
北魏王朝實現了對北中國的統一後,要防止大漠南北的兩個危險民族侵入和騷亂。一個是柔然,另一個民族叫敕勒。兩個異族對於北魏王朝來說,敵對的性質大不一樣。柔然是一個遊牧軍事集團,是一個強大的外敵;敕勒人其實已經內附了北魏,散居在陰山前後以及中原腹地,是潛在的內敵。於是,為了對外起到防禦功能,對內起到彈壓作用,北魏皇帝在陰山沿線設置了北方六鎮。公元433年,北魏在今天的包頭市固陽鎮設置的懷朔鎮,是北方六鎮的中心。
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鮮卑貴族漢化的加深,北魏末年,政治腐化,權貴奢侈,橫徵暴斂;賦役、兵役繁重,百姓紛紛逃亡或者依附豪強。另外,魏孝文帝在進行漢化改革時,將都城從平城(山西大同)南遷到了洛陽。此後北方的六個軍事重鎮變得不重要了。從前鎮守六鎮的全是貴族子弟,現在新添的盡是些流放犯。而長期戍守北邊的六鎮將卒因待遇驟降而不滿,遂於公元523年,爆發了六鎮起義。
包頭故地懷朔鎮的鮮卑族和鮮卑化的漢族參加了六鎮起義,他們隨軍至河北、山西一帶。公元528年,另一派起義軍葛榮在今河北吞併了北方六鎮的起義軍,號稱百萬。“由此可見,當時陰山南北的先民不知有多少流落到了中州(泛指黃河中下游地區)。”內蒙古科技大學教授張貴認為。
公元531年,北魏的晉州刺吏高歡又將幷州(山西太原)近20萬北方六鎮流民落腳河北。直到隋代,陰山南北包頭地域已經是一派“荒塞空千里,孤城絕四鄰,樹寒偏易古,華衰橫不春”的荒涼景象。
三、明代鳳陽花鼓之鄉有遺蹤
包頭地域的歷史上,第三次大遷徙的始作俑者是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
在盛唐時期,陰山南北再次出現了一派阡陌縱橫的祥和景象。公元555年,漠北的突厥國建立。之後,突厥不斷進佔陰山南北。貞觀四年(公元630年),唐朝與突厥發生了著名的鐵山之戰。鐵山即今包頭市白雲鄂博礦區、達茂旗境內的大青山北麓。
為抵禦陰山以北的突厥,公元708年,唐朝朔方道大總管張仁願在黃河以北設置了三受降城(指東受降城、中受降城、西受降城),中受降城即在包頭故地。並且將安北都護府設在中受降城附近的可敦城(現在的包頭市白雲鄂博一帶)。
於是,唐政府再次遷徒漢族至黃河以北。到唐憲宗時,從振武(現在的和林格爾縣)至中受降城(包頭地區)600餘里設15屯,開墾4800餘畝荒地。
唐末五代十國時,藩鎮割據,烽火連天,塞外又是一片荒蕪,據唐.施間吾所著的《雲中道上作》稱:“昔時聞有云中郡(治所在今托克托縣),今日無雲空見沙”。
據《遼史.太祖紀》記載:公元920年,北方遊牧民族建立起的遼王朝又“徒其民陰山南”。直到元代,漢族又不斷遷來陰山南北,進而又出現了古人描寫的“出邊瀰瀰水溪流,夾路離離禾黍稠”的繁榮景象。
公元1368年,明朝政權建立。朱元璋無力對付北方強大的蒙古族勢力。據《明會要》記載,明政府將東勝州(托克托縣)、雲內州(土默特左、右旗)、豐州(陰山以南地區)等地14萬戶,遷至朱元璋老家——安徽鳳陽花鼓之鄉,將其三州廢。“鳳陽花鼓唱詞中‘走天涯,到天涯,天涯處處是我家’,也許唱的就是包括包頭先民在內的塞北先民背井離鄉後的心聲。”內蒙古科技大學張貴教授動情地說。
後來,包頭故地成為蒙古族阿勒坦汗的駐牧地。到了明代中後期,阿勒坦汗鼓勵從長城以內遷入的漢人來土默特耕耘,給他們土地,給他們氈房,給他們牛羊和耕畜,請他們把內地的農耕技術傳授給蒙古族。隨之,一些匠人,如手藝匠人、皮毛商、皮匠等相繼出口,這些不堪忍受明廷差役和地主壓迫的口裡農夫及手藝人便成了塞外的移民。他們為蒙古族的農耕文化和手工業發展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貢獻。
據《明神宗實錄》記載,當時的豐州灘(陰山以南地區),由於大批漢族農民遷入,荒廢的古豐州農業生產又恢復和發展起來,出現了“人言塞上苦,吾言塞上禾”的祥和局面。那時的豐州灘僅有5萬餘人,明政府和清朝初年當局對長城內的移民是有明令禁止的。
四、明清晉陝300年的西口夢
包頭歷史上第四次大遷徙就是大家都熟悉的轟轟烈烈的走西口了。
“走西口,闖西口,步履蹣跚幾回首。幾代人,幾代愁,心膽俱裂離家走。路漫漫,埋白骨,生死攸關哭上走。” 可以說,當年的走西口,在中國歷史上是一次規模宏大的人口遷徙現象,從而形成了包頭特有的移民文化。
走西口是從何時開始的呢?據瞭解,歷史上的走西口,大約經歷了兩個高潮階段。明朝末年到清朝咸豐年間是第一個移民期。這一階段,清政府逐漸放鬆了對蒙古民族的封鎖,使一大部分晉陝漢人在包頭地區得到了土地租種權。另外,當時晉陝地區的人民忍受不了中原連年的饑荒戰亂,於是,無已生計的百姓們只好拖兒帶女西出張家口、殺虎口,幾經艱辛落腳包頭。
從清朝光緒末年到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是第二個移民高潮階段。出現這個高潮的主要原因是清末的“貽谷放墾”和民國時期的“移民適邊”政策,極大地激發和鼓勵了“口裡”人去口外農耕和耍手藝,實則大多數仍屬逃荒。
西口路是一條凶險的路,也是一條生存的路。漫漫西口路上,走西口的人們終於找到了一塊棲身之地,找到了一片風水寶地——塞外包頭。
西口路是一條凶險的路。這路可謂長,竟走了近3個世紀;西口夢是一個纏綿的夢。這夢可謂長,竟做了約300多年……
據史料記載,在走西口的高潮階段,山西保德縣每年走口外的人約在3000人到4000人,河曲縣和偏關縣各為4000人和3000人,若遇大災年,每年進入內蒙古逃荒的約有萬人之多。現在包頭地區叫“營子”、“疙旦”、“窯子”的村落特別多,大多數都是河曲或府谷人的後代。從光緒元年(1875年)到1940年,在內蒙古定居的河曲人約有10多萬人。
走西口的人們到了包頭,與蒙古族人民相處得極為融洽和諧。可以說,口裡人對蒙古民族無不感恩戴德,對蒙古民族的忠厚善良及寬容大度無不銘記心裡。他們畢竟不是大漠人,他們之中的大多數只有一個簡單的要求,能夠填飽肚子,不被餓死凍死,便是唯一的希冀和追求,他們終於如願。他們與蒙古民族和睦相處,水乳交融,共同創造了可歌可泣的輝煌歷史和世人稱頌的蒙漢文明。走西口的人們為了表達他們的真情厚意,便用他們嫻熟的河曲民歌抒發了他們由衷的感激之情:
石榴開花石榴樹,沙海漫漫沒盡頭。頂風冒雪闖西口,塞外才是安全處。漫片片草地綠油油,這地方才能住長久……
到了清朝光緒年間,經過大批晉商的努力,當時的老包頭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西北商業重鎮”、“水旱碼頭”、“糧食、皮毛、藥材的集散地”。到建國前,把老包頭說成是我國北方地區商業經濟中心,一點兒也不誇張,水路、旱路、鐵路都在這裡連貫,當年的興旺情景由此可見一斑。
從建國初期到1960年,包頭也出現了一次移民高潮。建國初期,包頭城僅有8萬人口,後來由於國家對地主、富農的政策,使得很多的地主、富農從山西跑過來,成為了包頭人。當時逃到包頭的這些人以府谷、河曲人居多,大部分都住在包頭市東河區的西腦包地區。上世紀50年代,一方面國家為了建設第二個鋼鐵基地——包鋼、內蒙古一機、二機等西部最大的機械製造廠,一大批河北、山東、天津、四川、遼寧等地的軍轉人員被分配到包頭來支援建設,全國各地的所謂“盲流”也來到了包頭,加入到大型企業的建設當中。另一方面,上個世紀50年代末山陝地區連年旱災,一大批饑民也“口裡出口外”,來包頭或靠手藝為生,或打工務農定居下來。到1962年的時候,包頭的人口激增到100多萬人。
如今,走西口的晉西北人和陝北人的足跡早已被黃河掩埋,偏關縴夫那渾厚、悽楚的號子也不再回響。然而,厚重的西口文化在包頭卻刻下了不朽的印跡。
移民給包頭故地帶來了中原的文明,4次民族大遷徒又帶走了北國塞外邊風。中原文化與北邊文化,農耕文化與遊牧文化,晉陝文化與草原文化在這裡交融,交錯,交流,形成了包頭豐富多彩、特色鮮明的移民文化、陰山文化。這一移民文化也是草原文化燦爛的一部分,共同書寫了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輝煌的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