壓歲錢其實是一種愛，一種付出之後不求回報的愛。
如果你留心觀察我的互聯網痕跡，會發現我幾乎不在任何群裡面搶紅包。
這可以追溯到我的童年。那一年我大概七八歲，一位住在大城市、生活顯然比我們好的親戚返鄉過年，舉手投足、衣食用度跟我們縣城比起來，皆是新奇不凡。
不知道誰喊了一嗓子，說要讓這位親戚給我們小孩派壓歲錢，孩子們都排隊起來，巴巴地等著親戚派錢。這位親戚根本沒有思想準備要發錢，看見一年到頭都見不著的孩子們排隊要錢，覺得自己簡直是冤大頭，她反覆思量、評估，認為絕不應該縱容這股“歪風邪氣”，於是堅決不給。
小孩們又覺得再堅持一下，比如甜言蜜語地叫幾聲長輩，比如大喊大叫幾聲，比如堅持得更久一點讓對方下不了臺，就能得逞。
於是像談判雙方一樣對峙了好久，最後這位親戚贏了，小孩漸漸散去。
這其實是一個關於壓歲錢的典型場景。我們這些在大城市、大都會定居下來的人，年年逃避返鄉過年的人，其中一種典型的懼怕，就是被裹挾著給小孩（尤其是熊孩子）發壓歲錢。
那是個很不愉快的下午，這位親戚幾十年後還長存在我們心裡。而我過了三十多年，還對那個下午記憶猶新。那種伸手要錢、撒嬌撒潑皆不得逞的滋味，比吃不著好吃的零食、沒有錢買鞭炮煙花要難受500倍。
從那一年開始，我再也沒有主動給人拜年（討錢），如果不是別人追著給我壓歲錢，我寧肯一分錢都沒有。
我應該算是大人心目當中最值得派壓歲錢的小孩。因為我對壓歲錢的態度非常認真。
我通常會這樣安排壓歲錢：
少部分的錢用於保證一天一小包牛肉乾。我極愛吃牛肉乾，尤其是“老四川”牌的，小時候甚至幻想自己可以嫁給牛肉乾廠廠長。
我的牛肉乾吃得很慢，很細緻，絕不是馬馬虎虎吃掉的，現在想來，那認真的態度跟成年人品葡萄酒、風騷文人吃大閘蟹有一拼，那是我絕對的人生享受。
極少部分用於買鞭炮煙花，我很喜歡一種點燃之後騰空而起，然後有一個小降落傘緩緩降落的煙火；也喜歡一種三十發煙花，每發會呼嘯著射向夜空，炸響之後再打開五彩的煙花；我成年之後見過廣州白鵝潭的煙火，看過凡爾賽宮對面山谷的火樹銀花……但還是覺得小時候我自己花壓歲錢買的三十響最為絢麗多彩。
最大一部分壓歲錢用於購買我喜歡的書籍，泰戈爾、紀伯倫、托爾斯泰、雨果、李清照、李煜、福克納……是那個時候走入我的大腦的。那時候我只捨得買時間檢驗過的世界名著，直到大學時代，有了自己賺的稿費之後，我才捨得買張愛玲、毛姆、普魯斯特。
壓歲錢是一筆不必用於眼下生活的錢，也是一筆小孩可以自主安排的錢，可以小心翼翼地籌劃，也可以豪邁地揮霍，那是一筆每個家庭都能承擔揮霍風險的，自由的錢。
壓歲錢對於我來說，是非常滋養的。
我的壓歲錢一般來自於一些心甘情願要給我一筆自由錢的長輩。
這些長輩有男有女，有經常見的，有很少見的，有些是父母的兄弟姐妹，有些是父母的同事朋友，無論他們是什麼身份，我都知道我過年的時候一定能從他們手裡領到壓歲錢，而且絕不會為難我半分。
有些慈祥的長輩，看見我害羞得鼓了幾次勇氣都沒有過來拜年，就會說：“小玲子，趕緊過來拜個年”；他們除了給我錢，還會打一雙荷包蛋放了糖和豬油給我吃（超級富足感）；有些長輩因為春節期間沒有機會發紅包給我們，會在三月四月見面的時候還補上，一邊著急地朝我的口袋裡面塞錢，一邊道歉沒有及時發紅包。
丸子的大奶奶住在農村，她80歲了還堅持養蜂和種田，在她心中，每年是有一個蜂蜜和小米的分配計劃的，每個兒女都有，每個孫子都有。自從丸子出生之後，她每年都會捎來蜂蜜、小米、核桃和杏幹柿餅，說是丸子的那一份。我猜在這些長輩的財政預算裡面，每年都是有我的那一份的。
為此我特別有安全感。內心裡面很甜。
那些親戚長輩讓我覺得大人都像聖誕老人一樣可愛。
我媽媽是個有智慧的女人。
我們家三個孩子，兩邊老人需要贍養，只有爸爸媽媽的那份死工資，每一分錢都需要精打細算。我媽媽喜歡過年的時候她的孩兒不須去討要錢財，又喜歡過年的時候孩子們突然擁有一大筆錢的喜慶和快意（讓孩子開心是所有愛小孩的人的共同嗜好）。
她就把平時買菜購物剩餘的零錢都投向一個漂亮的餅乾盒子裡面。臨到過年，她拿出大盒子，讓我們數一數裡面的錢有多少，我們把各種幣值分類放在一起，硬幣碼得整整齊齊，紙幣都弄平展，疊成一疊一疊的——數錢是件快樂的事情，尤其是盼望著有個大數字的時候。
數完錢，算好總數之後，三兄妹會自己拿去銀行換成大票子，自己商量分配方案——最後我們每個人分都能分到二三十元，那是一筆大錢，我奶奶一個月的生活費才20元。
我媽通過每年發壓歲錢教我們數學，教我們團隊合作，還告訴我們積少成多的道理，我覺得我媽很會教育小孩。
我媽和我爸是很愛兒女的父母。他們倆常常會在子女歡喜之時相視而笑。我爸特別寵女兒，會摸我的頭說：“全世界都不給小玲子壓歲錢，爸爸媽媽也會給的”。
我後來才知道，那位大城市親戚那天下午的行為，對他們的影響很大，他們在那天暗暗發誓：永遠不能讓自己的孩子陷入討壓歲錢的境地。也永遠要讓孩子有壓歲錢用。別的親戚朋友不能控制，自己是能夠控制的，父母的那筆壓歲錢永遠是最多的大頭，是我們三兄妹壓歲錢的保底。
我讀高中的時候，我媽的工作的工廠倒閉，她成了一名下崗工人。
她在路口擺個煙攤，有好幾次都被城管驅趕。我因此寫了一篇批評的文字發給當地的報社，那是我第一次體會到文字的力量。
高考結束，我每天幫媽媽守煙攤，心裡想，要麼去讀大學，走出縣城，開啟完全不同的人生；要麼考不上大學，也許會守一輩子煙攤——這個想法對我具有很強烈的恐嚇作用。
與此同時，我媽的挑戰是：女兒沒有考上大學，她多一個幫手；女兒考上大學，她得籌齊那筆不菲的學費。
結果是我不但考上了，還分數很高。我媽準備了三天，要請客吃飯，我非常不理解。來的全部是那些平時就喜歡追著我發壓歲錢的親戚和父母的朋友。他們都舉著酒杯，高興地祝福我的大學生活。他們都很害羞地從口袋裡面掏出紅包來，或者大方地交到我手裡，或者看我害羞了就交給我父母。
後來我才明白那是一桌“籌款晚宴”，是一場眾籌，也是一場天使輪投資，因為後來我沒有還錢，其實可以叫做“慈善晚宴”——這是我快三十歲的時候才明白過來的事情。
我漸漸能夠真正去理解民間的一些風俗——結婚要舉辦婚禮，大家送紅包；生孩子要舉辦滿月禮，大家送紅包……人生有幾個節點是需要眾人出手幫幫忙的。當有一群人真的盼望你好的時候，你真的會變好起來。
我十八歲進大學就有了自己的稿費收入。之後，我做家教，在一個4A廣告公司兼職上班——做到了經濟自主，完全不需要家裡再負擔我一分錢。
其實哪隻是經濟自主，在二十多年前，我的一千五百元的月薪，簡直是學校裡面的大款！我兩個哥哥結婚，我都封了大紅包，我父母的熱水器、烤箱、洗衣機、冰箱，乃至後來的房子，都是我買的。
我的朋友結婚，我去他們新房，看見衣櫃裡面空蕩蕩，沒有幾件衣服，我心裡一酸，在他們家的瓜下面埋了一個大紅包做賀禮（新房放瓜，是瓜瓞延綿的寓意）。
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在歐洲的葡萄牙旅行，雖然在遠方，還是給家族裡的所有孩子都發了微信紅包。我在朋友圈裡面這麼記錄：
“早上在給家裡的孩子們發微信紅包，一邊發，一邊想起我小時候那些笑眯眯追著給我發紅包的大人們。謝謝那些親愛的長輩，至今還記得你們的好。”
我很喜歡那種上趕著去給予而不求回報的感覺。
相信讀這篇文章的你，大概率已經成為了父母、孩子們的長輩，每年抽出一份預算，去給孩子們發壓歲錢，那是一份不求回報的、無條件的愛，是一筆可以給孩子們留下美好記憶的自由的錢。
不因為什麼，只因為我們曾經被愛過。
撰文：三川玲，編輯：馮欣， 視覺策劃：邵天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