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是悲劇，也是一本史詩性文學著作。對它的解讀不能停留於小說表層的悲劇藝術追求，要結合文本的政治性判斷語境，理解史詩性內在的歷史必然性，在白鹿原這個典型環境中塑造的典型人物（以白嘉軒為代表），他們的命運走向有其歷史必然性。其人物悲劇、故事悲劇是風雲突變時代和封建鄉紳文化下的雙重產物。
任何一個時代如果沒有史詩性的長篇小說產生，它就不能說擁有偉大的作品，那這個時代則是一個文學的悲哀時代。隨著20世紀90年代《白鹿原》的出版，許多評論家以此為契機，呼喚中國文學的"史詩性"作品的誕生。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丁帆對史詩的定義是：把人物置於動盪年代裡進行塑造，凸顯出人物性格的個性特徵和差異特徵；把驚心動魄的歷史事件作為人物的背景，將人物與故事糅合成有機的整體，顯示出其內容與藝術結構的美學價值來。
《白鹿原》無疑是這樣一部作品。陳忠實從白嘉軒不同尋常的婚事開始，把我們帶進了糾葛了數十年的白鹿兩家的故事：巧取風水地、惡施美人計、孝子為匪、親翁殺媳、兄弟相煎、情人反目、大革命、日寇入侵、三年內戰……白鹿原翻雲覆雨，風雲變幻，家仇國恨交錯纏結，冤冤相報代代不已，古老的土地在新生的陣痛中顫慄。諸多複雜而豐富的人物，跌宕起伏的故事情節，具有鄉土風氣的語言和風俗，陳老用他的筆書寫了一部渭南平原五十年變遷的雄奇史詩。
一、 回到政治性語境：對傳統的顛覆和鄉土宗法社會的深層思考
文革後的新時期，小說創作努力追求去政治化，以《受戒》為代表，"四十三年前那個田園舊夢"無疑是古典主義美的風範。一時間，鄉土小說創作在汪曾祺田園牧歌創作模式下有了很大轉變，回到文學本體的純藝術主張佔據主流。而《白鹿原》在重新回到政治性判斷語境下給人們帶來了震撼：史詩性文學作品的偉大不在於對人物歷史做出評判，而是力圖客觀公正地再現歷史和這一歷史環境下的人類生活狀況，是非功過、真善美與假惡醜都在歷史中發生，陳忠實不對它做出判斷，而是交由讀者去感受，在歷史語境、時代風浪中人物的心靈及成長過程，以及我們的文化是怎麼影響著我們前進的步伐。
正如蔣永濟先生所言："眾所周知，《白鹿原》被譽為揭示了'一個民族的祕史'的經典，是一部史詩般的小說。然而，它為什麼能被稱為'史詩'性經典？就在於它除了大容量、長時段地再現一個時期家國、民族、個體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外，還能秉持一種史家臧否歷史的價值中立的立場。比如說，在對待鄉族組織和傳統儒家文化態度上，我們看到小說《白鹿原》既有對傳統鄉族儒家價值觀念（仁義）的堅持，也有通過朱先生變通、開明的言行對封建的、僵化的教條和愚昧行為進行批判；在黨派信仰和革命問題上，小說既有對黨派政治積極方面的肯定，也有對黨派極端做法的否定和批判；在民族主義立場上，小說既有對民族反抗侵略的民族大義的堅守，又有對像朱先生那樣草率赴前線的舉動和虛假宣揚鹿兆海作為民族英雄的否定與批判。"
從表面上看，《白鹿原》有對傳統鄉紳形象的顛覆。典型代表是白鹿原上白鹿村的族長白嘉軒和鄉約鹿子霖。白嘉軒是一族之長、是儒家信仰的絕佳踐行者和傳統秩序的維護者。作為白嘉軒的對立面書寫的鹿子霖，如果說白嘉軒是"仁義"的代表，鹿子霖就是"偽仁義"的代表，白嘉軒維護封建秩序，鹿子霖則更關心個人得失。這一點，在面臨第一次社會巨大變革的時候便表現了出來：當冷先生從縣城把辛亥革命後清王朝滅亡的消息帶回來時，白嘉軒鹿子霖二人的問題交替出現——
白嘉軒問："那皇帝現時……"
鹿子霖問："是要改朝換代了？"
白嘉軒問："反正了還有沒有皇帝？"
鹿子霖問："總督是個啥官職？"
白嘉軒問："沒有了皇帝，往後的日子還咋過呢?"
鹿子霖問："皇糧還納不納呢？"
白嘉軒深刻地知道穩定的社會秩序是自己和族人得以長足發展的前提，所以當他聽到皇帝沒了，一時間難以接受。而鹿子霖不同，他是一個對於社會變革有著極強適應能力的人，在所有問題面前，他最關心的是自己的利益有沒有受損，關心變革到底對他的生活有什麼影響。而在往後白鹿兩家的矛盾關係中，鹿子霖為了打擊對抗以白嘉軒為首的族權實力，為了自己的利益，和田福賢、嶽維山為代表的國民黨勢力相勾結。
白鹿兩家這種矛盾的關係可以簡單的理解為一山容不下二虎。在白鹿原上，白家世代任族長，祖先發跡的"有進口無出口的木匣兒，被村村寨寨一代一代富的窮的莊稼人咀嚼著、品味著、刪改著、充實著傳給自己的後代，成為本原無可企及的經典性的鄉土教材。這種苦其心志勞其筋骨的發家經歷符合莊稼人走向成功之路的預期心理，是長期的農耕文明下世代傳誦的樸實經驗。而家世財富與白家不相上下的鹿家，則一直是白丁。鹿家的發家史是靠祖先馬勺忍辱負重、挨打受氣、靠不得已"賣尻子"換來的技藝，才功成名就成為"天下第一勺"的。積澱於鹿家血脈傳統中的個人奮鬥因素和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鹿子霖提醒自己與教育孩子的理念，"讓別人伺候自己"是鹿家在白鹿原生存的家訓信條。
本來白鹿兩家可以和平相處，而在白嘉軒娶了仙草後這種平衡逐漸被打破。白家子嗣綿延，白嘉軒也在岳父的幫助下漸漸將白家恢復到了父親在世的光景，修四合院，擴建馬號，重新置地。白家與鹿家的矛盾，在白家逐漸壯大之時不可避免的出現了。一方是封建宗族的一族之長，一方是白鹿村的鄉紳，在"皇權不下縣"的時代，族權和紳權平行運作交織成了鄉土社會的基層結構。當族權和紳權發生衝突之時會怎樣？自然由不甘心的一方率先採取報復的行動。白嘉軒是仁德寬厚的代表，鹿子霖則圓滑狡黠，在鹿黑娃逃走之後他便唆使黑娃媳婦小娥去勾引白家長子白孝文，事情敗露之後白家名譽掃地。在白鹿原被國共攪得翻天覆地之時，鹿子霖的人生也隨著原上此起彼伏的系列事件跌宕起伏，但是這些事件卻於白嘉軒影響甚微。原因在於他始終挺得筆直的腰桿和以不變應萬變的治家原則。從人性的角度出發，不難窺見這場鬥爭最後的勝利者是誰。
從深層次上，《白鹿原》讓我們重新認識了中國鄉土宗法社會中剝削與被剝削階級均有的兩面性問題。在這一社會下女性的生存困境問題，新女性（如田小娥和白靈）的成長被扼殺，族長的話語權具有絕對的支配力量，鄉縉文化的存在以及它貫穿的不僅僅是清末到民國的百年衰亡過程，鄉縉文化應該還會繼續以一種變異的方式在今後的歷史進程中。
二、"人格神"身上的悲劇美學效應：以白嘉軒為代表
《白鹿原》在描寫一片土地上的宗族歷史變遷時，視角並沒有停滯在時代的歷史事件更迭上面，更多的重點落在"近乎人格神"的悲劇性審美描寫上。換言之，陳忠實沒有追求對悲劇英雄人物的禮讚，這是一個沒有英雄的時代，他筆下的每一個人物都有著道德倫理的兩極和文化性格的分裂，人物性格是封閉的，它不受外界因素的制約，有著強大的自我，用自我人格去輻射、影響甚至改變周圍。陳忠實正是用這樣近乎人格神的人物，讓渭南大地鮮活了起來。
白嘉軒是經過多年打造出來的一個和其他現代文學史人物不同的形象，他是生長在那塊特有土地和在特殊的歷史交會時代中的特殊人物，是一個歷史中的風雲人物和悲劇人物。
白嘉軒：鄉紳文化下的典型人物
作為鄉紳文化的典型人物，白嘉軒在一連串起伏跌宕的歷史事件中所形成的雙重性格，正是其內心中人性的真善美與假惡醜衝突的產物。
從小說一開始描寫白嘉軒連克七個女人的蓬勃性慾來看，作者讓其"典型性格"在原始的繁衍圖騰中升騰，預示著強大的鄉土政治生命力對傳統的封建文化秩序的交融和延續作用。白家的發家史和耕讀傳家的家訓，何嘗不是一部農耕文明繁衍的經驗之書？白嘉軒嚴於律己，堅持身體力行的勞動，在對子女的教育和家庭內部管理上十分嚴格。在利己的同時，白嘉軒也不忘惠及他人。作為一族之長，他出力組織修建祠堂，立鄉約民規，暗中組織交農事件，在一次次時代風浪之中站穩腳跟，爭求保全族人利益。我有時候想，在白嘉軒一人力挽狂瀾之下，白鹿原有可能成為亂世裡的一隅桃花源嗎？答案是否定的。白嘉軒可以以一己之力護住族人一時，在相對短的時間內維護一個等級分明的小社會，而從長期看是不現實的。外界動盪，改朝換代，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天下發展的大趨勢不會因為他一人的抵抗而停止，革命的熱浪終有一天席捲而來。而他更無力阻止的是鹿兆鵬、黑娃這一代年輕人對新事物的渴望，對公平自由的追求，在封建制度垂垂老矣的時候，這種熱血所造成的衝擊無疑是致命一擊。
白嘉軒既是鄉紳文化的典型人物也是這種制度的維護者。作為一方小天地的統治者，他有很強烈的排斥異己的傾向——只有這樣，才能保住族長的話語權和絕對權力。在《白鹿原》的語境下，我們非常容易去理解白嘉軒的行為——這種行為是千百年來儒家思想一直倡導的"德治""人治""禮治"和"仁義"。 重修祠堂，重立鄉約民規，這些儀式感十分強烈的行為，重塑著鄉間秩序。和鹿兆鵬思想觀念的分分合合，以及對幼稚盲動的白靈的思想禁錮，代表著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對抗。
白嘉軒：人性的戕害者
在解讀白嘉軒人物形象時，通常是將他作為儒家君子的正面形象來解讀，而這裡，主要探討白嘉軒作為封建衛道士所表現出來的社會人的自私。
白嘉軒處理了兩件家醜，第一件是讓他驕傲的接班人長子白孝文和黑娃的媳婦田小娥通姦，第二件是三子白孝義沒有生育能力，於是白嘉軒與白趙氏聯手，借兔娃之種讓三兒媳懷上了孩子。同樣是婦女失貞的問題，白嘉軒處理的態度卻不同，一揚一隱。對於田小娥，他不準其進祠堂，在鹿子霖的設計下撞破田小娥和白孝文姦情後，選擇了在祠堂毒懲。在面對長工兒媳婦失貞、長子失德和家長失教的全面危機下，白嘉軒在全村人面前懲罰姦夫淫婦，實則是最好的處理方式，既是督促兒子懸崖勒馬，也是挽回自己作為族長的威嚴，鐵面無私的維護自己立下的鄉約，達到修身、齊家、治村的社會意義。對於三兒媳失貞這個問題，白嘉軒不僅縱容，甚至是一手促成者，是他幫忙把未經人事的兔娃騙上三兒媳的床，而在事後藉機給兔娃尋到一個女人，分給兔娃一塊地，讓他自立門戶。兒媳失節是大事，但儒家也在意"無後為大"，在兒子沒有生育能力的情況下，只能暫時摒棄取之有道，用非常手段維護家族的血脈傳承。
當白嘉軒在一味地維護舊有的封建鄉紳文化的時候，也無意間造成了對人性的壓抑和戕害。比如他對田小娥的青眼相加，一定程度是他用封建的鄉紳文化思想促使鹿三殺死了田小娥，殺死了這個生長在封建土壤裡的鄉間"新女性"；比如他對黑娃的仇恨，比如他對自己大兒子白孝文決絕的態度，都是在維護著他的那一塊鄉約碑文，雖然那塊碑文被新文化象徵性地打碎過，但是，二次修補的碑文，也正是體現出了白嘉軒（同時也是陳忠實）那種對傳統文化秩序的深刻眷戀。
三、 人性復甦下的悲劇戀歌：以田小娥為例
生存在白鹿原上的女性是鄉土社會的等級體系中最底層的一批人，她們被宗法束縛，成為男性的附庸，成為社會中無言的底端。白鹿原的女性大多隱藏在男性和時代的背後，以自身的經歷無言地傳遞出一段段悽婉的悲歌，無論是良家貞烈還是妖嬈淫婦，都被鄉土的腐朽無情所淹沒。
白嘉軒一生中引以為傲的是娶了七個女人。其中有一任老婆，衛家三姑娘，孃家人為白家豐厚的彩禮打動。在金錢的衝擊下，女性的個人意志不值一提。婚後，衛家三姑娘在原上人對白嘉軒妖魔化的敘述中感到恐懼，在恐懼中淪為男性的洩慾工具。最後在瘋癲中死去。對於她的死亡白嘉軒感到一絲愧疚，而這絲愧疚落到實際行動中，不過是下葬的時候給她多穿了幾件衣服。女性的死亡給了丈夫佔有更多配偶的權利，白嘉軒很快又準備娶妻生子大業。他與女性的關係像"糊窗戶的紙，破了爛了揭掉了再糊一層新的"。白鹿原中女性的獨立地位從來沒有被承認過，她們的個人意志無人傾聽，女性的榮辱生死被繫於男性身上。
在這片土地上會有新女性成長起來嗎？陳忠實本人說："在嚴過刑法、繁似鬃毛的鄉約族規家法的桎梏之下，豈容哪個敢於肆無忌憚地呼哥喚妹、傾吐愛死愛活的情愛呢？即使有某個情種冒天下之大不韙，而唱出一首赤裸裸的戀歌，不得流傳便會被掐死；何況禁錮了的心靈，怕是極難產生那種如遠山僻壤的赤裸裸的情歌的。"田小娥則是從封建縣誌烈女的棺槨裡挖掘出來，由陳忠實的人性觀念重新塑造出來的新女性形象。
田小娥的父親是個摳門的秀才，為了金錢將青春貌美的女兒嫁給郭舉人做小老婆。一方面，女性的身體成為男性滋補身體的容器，得不到應有的尊重；另一方面，在郭家，田小娥像被犯人一樣被大老婆管得死死的，一月和郭舉人同幾次房、時間長短，都在大老婆的控制下。將一個年輕鮮活的生命和一個漸漸腐朽的生命捆綁在一起，田小娥無疑是痛苦的。於是在和年輕強健的長工黑娃偷情之後，她發出感嘆："兄弟，我明日或是後日死了，也不記惦啥了！"黑娃將她帶回白鹿村後，即使沒能得到族人的承認，但他們在村外的破窯洞安家過日子，那無疑是小娥一生最幸福的時光。農協失敗後黑娃逃往外地，小娥孤身住在村外。村子裡有權有勢她能夠依靠的，只有白嘉軒和鹿子霖，但白嘉軒向來正直眼裡容不得她，她只能轉投鄉紳鹿子霖。鹿子霖庇護她，呵護她，她對鹿子霖是懷著一絲愛情和柔意的，直到鹿子霖要她去勾引新族長白孝文，"在白嘉軒的臉上尿一臉"。小娥和白孝文的事情敗露之後，小娥卻也真正在鹿子霖臉上尿了一臉，這宣告著她和鹿子霖關係的破裂。白孝文在事情被揭露之前，雖然經常去找小娥，但由於白家嚴格的家教，他並未真正和小娥發生關係。被揭露之後白孝文自嘲"不要臉就成事了"，這無疑讓小娥認識到：白孝文是個好人，她把一個好人拉向了墮落的深淵，這使她自責。於是有了在這一事件的策劃者——鹿子霖臉上撒尿的舉動。田小娥最後被不承認她身份的公公，長工鹿三，用一把梭鏢，戳死在破窯坑。
面對白鹿原這片荒寂的精神平原，田小娥是第一個站出來反抗、具有個人獨立意識和反抗精神的女性。為了反抗，為了自由的掌控自己的身體，她以身體為武器，發出震顫的呼號，成為封建倫理道德中的反叛者。她的一生有過四個男人，而正是這四個男人，將她一步一步推向了死亡。死後她的怨念化為大瘟疫對白鹿原進行瘋狂的報復，在生與死的考驗前，原上的人開始重新審視她的遭際，開始正視女性的自主性以及倫理道德的合法性，她的悲劇命運撬動了沿襲千年的強加
在女性身上的封建綱常，以血的事實揭示封建禮教的腐朽冷酷，發出一個被宗族倫理道德損害、被侮辱女性的不屈吶喊。在打破舊世界、爭取自身合法權益中，女性無疑要比男性付出更多努力。田小娥最初想要的不過是和黑娃生活在一起，她以為逃到遙遠的白鹿原就能和心上人廝守，和其他婦女一樣有自己的家庭，不被欺侮。而倫理綱常像一條毒蛇，吐著信子追逐她千百里，纏上去，緊緊的勒住她，在賢妻良母的人生道路被中斷後，身處末路的田小娥用身體為武器，依附鹿子霖、勾引白孝文，對宗族倫理道德和鄉土秩序的維護者發出了無情的嘲諷。沒有機會生活在現代的田小娥，以身體為武器反抗封建倫理，是她的勇敢，也是她的悲哀。鄉土社會裡女性能夠支配的僅僅是自己的身體，女性的生存困境和悲劇命運在其選擇的鬥爭方式中顯露無疑。
《白鹿原》的卷首引用了巴爾扎克的一句話："小說是一個民族的祕史。"那些上不得檯面的，與宏大敘事不相干的，史官不便於表達的東西，就交給文學吧。偉大的文學家用他的眼睛，用一支筆書寫一個民族的祕密和隱痛。《白鹿原》是一本值得一讀再讀的好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