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樺去世之後，很多人稱他為詩人。但是白樺的詩，如果仔細地讀一下，實在不敢恭維。
寫詩這種東西，就像文學家寫字一樣，是圖一個眼前的熱鬧。出席一個活動，詩人朗誦一首詩，群情激奮，很易調動現場情緒，就如文學家現場寫幾個字，留一點痕，給人一種不虛此行的感覺。
到八十年的時候，白樺還在寫詩，這種詩已經嚴重悖離讀者的審美情趣與脫胎換骨的新詩潮，意象的陳舊，構思的老套，語言的陳腐，都讓白樺的詩乏善可陳，而這正是五六十年代的老詩人的共有通病。
筆者找到了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一九八二年詩選》，裡面收入了白樺的《雪山杜鵑》，我們不妨在此轉錄一下。
雪山杜鵑
——過白馬雪山所見
在一片凝固的慘白之間，
整個山谷都在燃燒；
寒風枉自激動地怒吼，
花朵只顧恬靜地微笑。
威脅是那麼絕對和嚴重，
千載如一日的冷漠的面貌；
最純潔的，最柔弱的，
往往最難被壓倒！
冰山就懸掛在她們的頭頂上，
高高插入茫茫雲霄；
為了未來的信念她們傳遞花粉，
互相熱烈地親吻、擁抱。
絕對強大的最終是她們，
因為她們具有生命、而且美好；
她們奮鬥是為了樸素的生存，
她們生存絲毫不是為了炫耀。
當六月的積雪還封鎖著山路，
我才偶然驚駭地看到：
這場力量最懸殊的抗衡，
勝利者還不懂為勝利感到驕傲。
1982年6月14日，滇藏邊境
這首詩，完全是把大白話分成行，就稱之為詩，而詩的喻體，也是如此老套、陳舊，語言也顯得暮氣沉沉，而1982年中國新銳詩人已經憑著他們的一套新鮮的意象開掘，打開了一個浩瀚無垠的新的詩風地帶。在同本詩集中，我們隨便摘一段曹漢俊所寫的《中國，站在高高的腳手架上》：
中國，正站在高高的腳手架上
砌著一個又一個黎明
一雙又一雙眼睛
一張又一張嘴脣
每一陣風都歌唱著
你金光燦燦的汗滴
在你的頭頂，太陽
正旋轉著
把混凝土、鋼筋和富強
澆鑄進你的理想
“砌著黎明”，這種新鮮的詩意的跳躍與構建，給我們司空見慣的漢語架構帶來了一種新鮮的衝擊力，而在白樺的詩歌裡，能不能找到一句具有衝擊力的詩情創意，讀者可以自己作出判決。
但是，白樺的這種詩，在朗誦會上卻很容易出效果。八十年代，是一個詩人走進會場，能夠受到明星般熱烈狂歡的時代，白樺就憑著這種簡單的、沒有詩味、但卻由讀者腦補神話的詩歌，獲得了詩人的美名。
可以說，說白樺是一個詩人，實在有一些言過其實。
但白樺其有在中國文壇上不可動搖的意義所在，這就是他的劇本編寫。
24歲的時候，他就創作了充滿奇風異俗與神祕風格的《山間鈴響馬幫來》，並被拍成了電影，產生了很大的反響。
25歲的時候，根據他的短篇小說《一個無鈴的馬幫》改編的電影《神祕的旅伴》由林農導演，推出了王曉棠富有青春朝氣的特徵形象，顯示出白樺的電影創作中，有一種能夠激發演員內在活力的激情底蘊。
奇怪的是，在白樺的履歷中，很少有人提及這部電影，這可能是白樺不是這部電影的直接編劇，他僅僅提供了小說原著。但白樺原著的神異色彩，無疑是電影能夠吸引人的一個重要原因。
1979年，白樺創作了《曙光》。創作這個劇本的時候，離文革還太近，所以，這個劇本里，還留有鮮明的文革痕跡。
這種痕跡的表徵是，就是劇中有一個左派分子，這可以對應文革作品裡的右派分子，但是一定會隱藏一個暗中助力的階級敵人。在《曙光》中，左派分子身邊有一個階級敵人，助肘為虐，破壞革命。這個劇本，如果對照一下文革期間的所謂陰謀電影《盛大的節日》，在人物設置上如出一轍。《盛大的節日》裡的右派分子與階級敵人，煽風點火，推波助瀾，而《曙光》裡則換成了左派分子與階級敵人一唱一和，損壞事業。
後來白樺又創作了《今夜星光燦爛》。這部電影在構思上，有明顯模仿前蘇聯作品《這裡的黎明靜悄悄》的痕跡。影片的開頭，也是從現代的北京，開始了對歷史回顧，正如《這裡的黎明靜悄悄》裡的開頭部分，是通過一個老游擊隊員的回憶，展開了對戰爭年代的回溯。
《這裡的黎明靜悄悄》裡是一個男人看著身邊的女兵們一個個在殘酷的戰爭中逝去，而《今夜星光燦爛》裡則表現的是一個農村女孩，看著身邊的十八歲的小哥哥們一個犧牲在戰場。兩部作品的片名，都有某種對應性。總的來說，《這裡的黎明靜悄悄》更注重女兵們個人命運的抒寫，觸及到人性的更為平樸與真實的部分，所以這部作品給人一種非常強悍的震撼力。
而《今夜星光燦爛》相對而言對人物命運的表達有一點淺嘗輒止，幾個人物也沒有拉開差距，而人物之間的情感發展，也缺乏層次性與遞進性，比如影片裡農村女孩與救她的士兵之間的關係，在影片裡顯得太為倉促與匆促，很難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自然也就缺乏《這裡的黎明靜悄悄》那種遍被全片的人性的深層吟思。
白樺後來更被人們常常提起的《苦戀》，最早的原型來自於黃永玉，當時中央電視臺準備拍攝一部黃永玉專題片，白樺受邀撰寫解說詞，後來，白樺就用黃永玉身為畫家的原型，創作了《苦戀》。
今天看來，應該說，《苦戀》這樣的作品，屬於一種後文革作品，它的特徵，就是把人物看成一個政治性人物，這樣才會出現影片裡引起強大爭議的個人與集體之間的對立，這種立論是否正確，正反映出文革期間電影裡的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的遺風。只不過，在《苦戀》裡，這種遺風轉換了一種風向而已。
1980年1月，袁運生為電影《苦戀》做畫，身旁為導演彭寧
《苦戀》的導演彭寧，父親是老紅軍彭家倫，他曾經寫出《飛奪瀘定橋》的初稿，後來楊成武參加長征的一次徵文活動，向彭家倫要去了這篇文章的標題與主體內容，在此基礎上，作了增刪，形成了現在人所眾知的這篇署名為楊成武的《飛奪瀘定橋》的經典文章。
彭家倫與喬冠華是兒女親家。喬的兒子喬宗淮是彭的女婿。
文革期間，身為紅衛兵的彭寧非常活躍，是北京文藝界造反派組織的頭頭，鬥爭彭、羅、陸、楊大會的組織者之一。文革後期受到四人幫迫害，被關押了一段時間。放出來後，掛在北京電影學院等待分配。當時長影正在拍攝《熊跡》，長影廠的師友邀請彭寧參與電影籌拍，之後，彭寧就正式落戶，成了長影的導演。資料顯示，2007年，彭寧去世，終年60歲。
白樺後來還寫過幾部小說，比如可以查到一本叫《苦悟》的小說，小說名，明顯受到《苦戀》的影響，但小說的語言，正如白樺的詩歌一樣，用的是五六十年代的那一套通用的意象與意境，已經難以匹合新時期文學那種更追求冷峻、冷冽、深沉的語言流行大勢，雖然作者在小說裡，也試圖作出某種創新，不斷改換人物的敘事角度，直接讓角色現身說法，但是白樺在小說的新作，仍然淹沒在無人問津的浩浩大潮之中。
白樺離開了我們，他留給了中國文學他不曾磨滅的鮮明痕跡，記錄了共和國的一段歷史征程，我們可以從他的創作心路上，感受到中國文學前行的脈搏與徘徊的尷尬，同時，我們也應看到，白樺自身的一些創作上的弱點，也使得他的影響力，會在某一個時刻悄然遁跡，如果我們一味地為他高唱凱歌，那不是一種現實的態度，對一個作家的認識，我們有必要清醒的冷靜的目光，審視他的成功與不足，才能夠更好地看清他們的創作底蘊與真諦，這才是對一個作家最好的紀念。
相關推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