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該被遺忘的兒科宗師諸福棠

白喉 麻疹 傷寒 猩紅熱 解螺旋 2017-05-31
不該被遺忘的兒科宗師諸福棠

作者:麥子

過了明天的端午,馬上就是兒童節了~雖然這個節日似乎離我們越來越遠,但許多兒科工作者還是會熱心為患兒們準備充滿節日氣息的就診環境。75年前的兒童節(那時兒童節還是4月4日),一位可敬的兒科醫生為戰爭中的孩子們開了國內第一家兒童醫院,也奠定了中國現代兒科學的基礎。

記得兒科第一節課,老師的開場白是這樣的:學這門課的目的就是讓大家知道,原來我們從小到大有這麼多病可以生,大家長這麼大多不容易啊~

好麼,原來我是穿越槍林彈雨才坐到您面前吶老師,我竟不自知=_=

別看我們大多數人都幸運地度過了平安健康的童年,但仍然有不幸的小盆友會中槍,甚至滿身槍眼,這其中就包括那位兒科醫生諸福棠——腳氣病、白喉、重症傷寒、菌痢,長大一些後還有急性扁桃體炎、重感冒、肺炎等,嚴重時還影響了升學,這才叫槍林彈雨。

然而,這些病痛並不影響他成為學神,並用醫學的力量對兒科疾病進行大面積反攻。毫不誇張地說,我們現在的平安都是他打下的江山。

不該被遺忘的兒科宗師諸福棠

出身小康,有一“另類”的姑母

1899年11月28日,諸福棠出生於無錫東亭鄉楊亭村的一個小康之家,擁有30多畝田產。而且這還是個書香之家,他的祖父諸玉鳴是聞名鄉里的中醫,父親諸僉吉為清末秀才,熱心於教育事業,先後創辦過三所小學。但要說對諸福棠影響更大的,也許是他的姑母諸希賢。

諸福棠的人生軌跡像是姑母的放大版,而且他的許多作風,都能從中感受到姑母的影子。諸希賢也是學霸,對剛剛開放的女子教育事業極其熱情,全身心投入,終身未嫁。

她從天津北洋女子師範畢業後,進入北平女子高等師範任教。1924年回無錫後,被教育局邀請擔任縣立女子師範校長5年。在任期間,擴建學校費用2.5萬銀,都不花費政府一分錢;自身卻布衣素餐,還拿出自己薪資的一半作為貧寒子弟的助學金。她離任時學生人數從200增至800。

最關鍵的還是姑母的理念。當時父親是希望諸福棠在家守住田產的,姑母的眼界卻更為開闊,鼓勵他“放棄家產,外出求學,獨立謀生,為國為民”。最終姑母說服了父親,這才使得小諸福棠11歲便背井離鄉,外出求學。他這樣的孱弱多病之身,彷彿一隻小紙船滑進了大海,不論是他還是他長輩,想必都是鼓足了勇氣。

羸弱身軀,棄家求學,偶遇良師初立志

他也不愧是來自重視教育、善於教育的家庭。先是考入南洋公學(上海交通大學前身)小學部,後來又以優異的成績直升中學部。就是在南洋中學學習期間,他先後患上了白喉、重症傷寒、細菌性痢疾,曾於1917年、1918年兩次耽誤升入大學的考試。但這卻也堅定了他懸壺濟世之心。

1919年10月,他考入北平協和醫院。那時正逢美國兒科醫生豪茲(L.Emmett Holt)來協和當客座教授。Holt講課生動形象,深得諸福棠之心,漸漸將他的興趣引到兒科上來。

不該被遺忘的兒科宗師諸福棠

Holt教授(中)在協和,1923年

八年寒窗,諸福棠於1927年從協和畢業,同時獲得紐約州立大學醫學博士學位,並以頂尖的成績獲得協和畢業生的最高榮譽文海獎(Wenheim),那是一個頒給五年累計成績最高學生的獎項。

畢業後留在協和,只用了一年半時間,就當上了第一助理醫師兼助教。戰火紛飛、物資艱難的年頭,禇福棠在協和醫院所見到的兒童,要麼是苦於嚴重的營養不良,要麼是由於衛生條件貧瘠而患上各種感染性疾病,白喉、傷寒、菌痢、黑熱病、先天性梅毒,孩子們慘淡的面容本已觸目驚心,更何況對一些疾病他還有著深刻的親身體驗。

“我國兒童之發病率及死亡率,遠超過於先進諸邦,最大原因乃系預防知識未能普及,醫界乏倡導之熱忱,政府無推行之熱心,遂致疫病流行,死亡枕藉。其影響於家庭幸福、社會經濟皆不可勝言……”這是他後來寫在《諸福棠實用兒科學》序言中的深切感悟。

1931年,諸福棠赴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附屬波士頓兒童醫院進修。就是在那裡,他的研究成果為全球麻疹患兒帶來了福祉。他觀察到,麻疹、猩紅熱、白喉、脊髓灰質炎在嬰兒中高發,但新生兒似乎有免疫;而天花、水痘、百日咳等則未見此現象。他猜想,這些選擇性免疫會不會是從母親那裡獲得的,通過胎盤或乳汁傳遞了抗體。

他把這一發現報告了導師麥肯教授(C. F. McKhann),得到了他的支持。他繼續收集產婦胎盤,提取抗體成分進行驗證。據說他那時每隔一兩天就提著消毒過的小桶送到佈列根婦女醫院,請求護士給他留下健康產婦的胎盤,他再親自取回。反覆實驗之後,終於得到了可喜的成果。

他在動物實驗中驗證了胎盤提取物中含有白喉的抗毒素成分;又在猩紅熱患者皮疹內進行轉蛋白試驗,證明也含有猩紅熱抗毒素成分;再對接觸麻疹的易感兒童進行肌肉注身,發現在較早的潛伏期使用可以預防發病,或減輕發病後的症狀,不致危及生命。

不該被遺忘的兒科宗師諸福棠

這篇關於胎盤球蛋白免疫作用的文章於1933年發表在The 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雜誌上,引來《時代週刊》的採訪,稱其為“麻疹患兒的福音”,一時成為轟動全美的新聞。當年顫顫巍巍出海的小紙船,已經變成了一艘巨輪,乘風破浪。

自己出資出錢辦醫

回國之後,他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一把手。1936年,協和兒科建科,諸福棠成為第一任科主任。在這所西洋教會創辦的醫院中,他是當時唯一的中國籍科主任。

此時他心中已經醞釀著,要編寫一部中國人自己的兒科學教材。但抗戰爆發後,形勢越來越嚴峻。1941年12月北平被佔領,協和被強制改為日軍醫院。諸福棠毅然離開,與吳瑞萍、鄧金鎏(liú)一起創辦了北平私立兒童醫院,諸福棠擔任院長。

不該被遺忘的兒科宗師諸福棠

從左至右:吳瑞萍、諸福棠、鄧金鎏

三人都是拿出萬分的熱忱,為戰爭中的孩子們提供他們所能給予的最大的照護。地址就在吳瑞萍家的一處院落中,他們把一幢二層小洋樓改成了醫用房;買藥的錢則是諸福棠的夫人朱定一的親戚賣掉房子換來的。他們又邀請了協和的同事,兒科護士長劉靜等人負責護理工作。1942年2月,門診部先行開始運營,4月4日才正式掛牌成立,之後又增設6張病床。醫院的口碑很好,日門診量很快達到200人次。

這些年,諸福棠不僅競競業業地行醫出診,還著手主持編寫他計劃之中的兒科教材。到1943年,《諸福棠實用兒科學》出版,成為我國第一部兒科專著。宋慶齡在上海看到這本書十分稱讚,設法把它寄到解放區,讓更多的兒科醫生學習應用。這本書也隨著時代進步不斷修訂,現已更新至第八版,由諸福棠的學生胡亞美擔任主編,許多新一代的兒科醫生都是在它的培育下成長的。

到了1946年,醫院遷至市中心,工作人員由初創的13人增至30人,日門診量更是達到了300人次,病床也增至30張,還有3張免費病床,預留給貧困患兒。但資源還是有限,他們就把三家分住的房子也騰出來改成病房,後來還拿出了幾年的積蓄……

他們也著實業務精湛,口碑越傳越遠,甚至在火車站,三輪車伕看到病怏怏的孩子,不用家長開口,就知道要把孩子送到這裡。

在這幾年的無私行醫過程中,諸福棠把大家的精神凝練為“公慈勤和”四字,親自揮毫書寫,懸於門診大廳,作為院訓。建國後,北京市長彭真邀請諸福棠商議建立一座大型兒童醫院。諸福棠決定履行院訓的“公”字,直接將經營多年的北平私立兒童醫院上交國家!

不該被遺忘的兒科宗師諸福棠

在我們的時代,醫生給患者倒貼錢的做法並不鼓勵,別說出讓更多的物資(包括不動產),但在那個艱難的年代,卻有其獨特的溫暖。你以為這已經是奉獻的極致了,但他們這三塊海綿居然還能擠出水來。

1952年6月1日,副市長吳晗代表政府接收了醫院,改名為北京市第二兒童醫院。三位領導人的職位不變,薪資和私人住房都保留。這時,三位領導人主動提出,把自己每月700多元的工資降為300多元。

後來彭真仍然想要籌建一家現代化兒童醫院,具體事宜仍由諸福棠操辦,至1955年建成北京兒童醫院,諸福棠成為首任院長,1981年改為榮譽院長。

這期間,他也是醫、教、研三管齊下,帶領7個單位的兒科保健工作者共同研發麻疹減毒活疫苗,使麻疹疫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還培養出了胡亞美、江載芳、李同等優秀門生;而他對患兒的慈愛早已深入人心,他特別囑咐學生和下級醫生,冬天給孩子觸診叩診時,要先把自己的手捂暖了。在於光遠為女兒寫的日記中,還有“看病時尿了諸福棠老院長一手”這樣調皮可愛的記憶。

不該被遺忘的兒科宗師諸福棠

他還擔任了兒科研究所所長、《中華兒科雜誌》總編等職位,但他的工資、出版稿費等收入,都拿出了很大一部分補貼公用,或作為學術研究經費,或作為兒科工作獎勵,或資助籌辦家鄉的村級圖書館。

亂世不爭,寵辱不驚,文革時代仍獲摯友

這一切令人讚歎的貢獻,由他做出來卻像流水般平靜從容,波瀾不驚。“公慈勤和”四字,就是他身上散發出來的特質,猶其一個“和”字,把所有驚心動魄的舉措都籠上了溫柔的色彩,顯得服貼自然。

但之前有這麼多無私的付出,文革時也沒能逃脫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的命運。在那場全民癲狂的運動中,胡亞美被打得顱內出血,昏迷抽搐。怕別人汙瀎她自殺,她在清醒時還特意及時寫下遺書:“我若死了,不是自殺,是顱內出血!”即便沒有經歷過的年輕人,也不難想像當時局勢的慘淡。

但關於諸福棠的記載中,沒有激烈鬥爭的描述。只記得他在被“隔離審查勞動改造”期間,和清潔工人劉金貴成了患難之交,認真向他學習怎樣分類垃圾、如何理直亂如麻的鉛絲,就把自己當成一名平凡的勞動者。直到文革結束後,他還會每年春節帶上好茶好酒去老劉家賀新春。

在和平年代,應得的榮譽才終於回饋於他,先後獲得北京市科技大會獎、被評為先進工作者、獲第五屆中國福利會婦幼事業“樟樹獎”等。1991年我國衛生部和加拿大中國兒童健康基金會以他的名字設立了“諸福棠獎”,表彰為我國兒科臨床、科研和保健事業做出傑出貢獻的兒科工作者。

但1990他已經患上了喉癌,後來又併發了腦栓塞、糖尿病、黃斑萎縮變性,到1994年因吸入性肺炎逝世。他的骨灰一部分埋在北京兒童醫院他的銅像之下,一部分撒在家鄉的太湖裡。

感覺在他的生命中,沒有硬碰硬的鬥爭,或者就算有,也不值得記恨。一條路被堵死了,就平靜地繞路繼續走下去,對抗日軍如此,對抗國內無理的鬧劇亦如此。後人說他溫厚謙和,從不居功自傲、自視尊貴。但其實這樣能不記苦難、從容應對,還時刻以自己的精神和物質財富兼濟天下,卻是真正的精神貴族。“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說的就是他這樣的君子風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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