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雲都說好的奧斯卡最佳,究竟好在哪兒?

奧斯卡 馬雲 金像獎 藝術 阿里巴巴 秦朔朋友圈 2019-03-09


馬雲都說好的奧斯卡最佳,究竟好在哪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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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久前舉辦的奧斯卡金像獎的頒獎禮上,由彼得·法雷裡執導、維果·莫滕森和馬赫沙拉·阿里主演的劇情片《綠皮書》,一舉拿下第91屆奧斯卡最佳影片、最佳男配角、最佳原創劇本這三項大獎。

《綠皮書》永垂影史的佳績,自然使得作為影片聯合出品方的阿里影業喜不自勝。在2月26日的北京超前點映現場,阿里巴巴創始人馬雲表示,他已經三刷了這部電影,希望阿里影業後面不僅要多引進這類影片,也要在創作上積極進行嘗試。

一部如假包換的小成本文藝片,直令有錢任性的馬雲說出“電影不應該是靠錢堆砌起來的,電影也未必一定要有一個驚天動地的故事”的感言,那它究竟好在哪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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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雲都說好的奧斯卡最佳,究竟好在哪兒?

《綠皮書》並非“政治正確”受益者

《綠皮書》由真實事件改編:上世紀60年代,黑人鋼琴家唐·謝利去種族歧視嚴重的美國南方巡演,出於安全需要,他僱了一位“解決問題能力出眾”的白人擔當司機兼保鏢。至於那本綠色的、專為黑人而設、標註了不可入內的旅店和餐館名稱的旅行指南,本就是種族問題的產物。

這個“黑白”老梗擊敗《羅馬》《黑色黨徒》等實力大熱後,爭議從《黑色黨徒》導演斯派克·李接受採訪時甩出的那句“每次有一個人給另一個人開車,我就會輸”(其代表作《為所應為》在1990年的奧斯卡最佳影片的評選中不敵與《綠皮書》輪廓相似的《為黛西小姐開車》)一路蔓延到無數影迷網友對金像獎評委鑑賞力的質疑,討伐聲實難偃旗息鼓。

是的,並非所有觀眾都對《綠皮書》給出的“和解”答案感到滿意,就像並非所有評論者都認為《月光男孩》和《水形物語》是憑實力分別拿到第89屆和第90屆奧斯卡最佳影片的獎盃。批評論調之尖銳,毫不留情地將《綠皮書》在奧斯卡現場的問鼎奪魁,視作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對“政治正確”的再次屈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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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的“政治正確”,意為基於對膚色、性別等敏感議題的考量,將藝術上明顯不達標的作品請上神壇,而把真正的傑作拒之門外的主觀傾向。它不僅是對電影從業者的侮辱,亦是對電影藝術本身的褻瀆。可要說反“政治正確”,包攬最佳藝術指導、最佳服裝設計、最佳配樂以及最佳影片提名的《黑豹》,似乎才是那類找補傾向的體現,抵制《綠皮書》算是找錯對象了。

影評人週黎明在《階級鬥爭橫掃好萊塢》一文中明確指出,LGBT群體與種族紛爭的題材早已佔據奧斯卡候選榜單的半壁江山,我們早該見怪不怪了。“小金人”只是判斷電影的一種標準,甚至難說是最普世的一種,像《羅馬》(墨西哥)中那份更私人的角度與情感,一定難在以“美國故事”為背景的《綠皮書》面前取得完勝。

事實並非“這屆評審不行”,而是學院的慣性在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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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人謝利的“防守反擊”

在我看來,以公路元素、種族題旨為框架的《綠皮書》之所以能笑到最後,不僅要歸功於它對美國獨特歷史背景及現實矛盾的深挖,更在於它對美國精神不露聲色的宣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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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綠皮書》中,謝利與託尼這對主僕的種族與階層被進行了倒置,具體的社會背景也被簡明扼要地交代給觀眾——在對待有色人種的問題上,美國北部相對南部更開明,囿於南方白人在種族觀念上的極端狹隘,主角越往南走,麻煩就會越多。

作為天才鋼琴家、學霸高材生、去白宮演奏的明星,謝利博士能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卻改變不了自己的膚色與種族。只要他離開“舒適區”,現實便會給他當頭一棒——有的餐館不能進,有的旅店不能住,有的地段晚上出行都是違規,有的種族主義者隨時準備對他施加暴力。

巡演團成員告訴司機託尼,謝利完全可以在紐約現世安穩地掙比巡演多三倍的鈔票,但他還是毅然決然地選擇奔赴對他來說凶險異常的同一國度的矇昧地界。託尼的僱主不是跟錢過不去,更不是沒事找抽,答案在於那個金句——“因為光有天分是不夠的,改變人們的觀念還需要很大的勇氣。”

《綠皮書》裡實際有兩重批判,一重指向南方——如莊園主禁止謝利使用白人的衛生間,如服裝店不讓謝利試衣服,如停車途中的無聲一幕(無數黑人仍在為奴耕作);另一重則指向北方——就像謝利對託尼強調的,他在紐約獨自出行,情況也不會有本質的不同。

謝利南下的意義,不在於勝利,而在於碰撞,在於邁出託尼所言的“第一步”。他為什麼要邁出這一步,因為正是人們的觀念決定了他舒適區的範圍。主流社會的白人是虛偽的,他們花錢請謝利彈鋼琴,只是為了標榜自己品位高,等謝利表演完畢,他又變回確鑿的黑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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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張一弛,便決定了作為黑人的謝利的畫地為牢。

如果謝利選擇性地忽略主流觀念亟待改變的現實,他就勢必被壓抑與孤獨的現實長久包圍。謝利不會掩耳盜鈴,他是明白人,且為計深遠,只不過他“不服就幹”的路徑不是拳腳,而是規則。就像“入鄉隨俗”一詞的潛臺詞一樣,規則實際上是流動的,人要爭取對自己有利的規則,什麼樣的規則對自己最有利,便是自己參與制定規則。

在電影中,謝利想要增設這樣一條新規——只要黑人能在白人的遊戲規則中勝出,他就應當獲得白人的尊重。

謝利成功了嗎?實際上並沒有。在阿拉巴馬州的伯明翰市——南方巡演的最後一站,謝利未被邀請者請上餐桌,只得與託尼離席而去(當然,看上去他們是用出走維護了尊嚴)。《綠皮書》中並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團圓結局,因為當謝利揭開文明面紗的一瞬,他發現上流社會的虛偽有增無減,如果他都不能改變規則,南方的黑人就更不能。

但我剛才說了,謝利這場“防守反擊”的意義在於碰撞、挑戰和開拓,不在於“強行上分”。就算“反擊”不成,人家還有“防守”在(參考南方警察與紐約警察的公路劇情對比,前者負責找茬,後者提醒安全)。

有趣的是,在上世紀60年代的歷史與戲劇的雙重敘事中,謝利的種族被美國“民意”所打壓,可在《綠皮書》裡,這個被打壓者身體力行傳導的,又是確定無疑的“美國精神”。不得不說,彼得·法雷裡和他的編劇們真的走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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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球”託尼與橘生淮南

再來看意大利裔的白人司機。

託尼是在紐約平民區付房租的社會底層,夜總會看場子的工作黃了,他就只能靠賭吃熱狗賺錢。託尼缺點不少,衛生習慣差、滿嘴髒話、意氣用事、貪小便宜、常訴諸暴力,有少許種族偏見;但除了擅長解決麻煩與周旋人際,託尼實際上還有很多我們不應忽視的優點,如愛家庭、守信用、講規矩、有正義感,尊重文化與人才。

細想之下不難發現,託尼的缺點指向的是那個流行熱詞——人設。也就是說,他的缺點均是後天可以改變的(託尼也的確被謝利改變了),其優點則更多關乎一個人本身的心性。換言之,在“人之為人”的那些部分,託尼一開始就做得很好。

託尼的模子是好的,只是主流標準的有色眼鏡之下,他看上去像一個莽夫,一個十足的混球。在電影中,謝利有句臺詞,“不要憑衣著判斷一個人”,它與《天下無賊》那句“開好車就一定是好人嗎”類似,它的實際含義是——不要憑藉“任何讓一個人看上去很優秀的標準”判斷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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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社會最悲哀的一點,就是它認證體系裡的“下等人”在恪守它標榜的道德規範,而它的“精英”層,卻任意利用金錢與權力為所欲為。此節詳見臺灣電影《大佛普拉斯》。

繞開這重意思,讓我們再來看看《綠皮書》的寓言有多百轉千回:

一個開明社會的閒散人等,他都能認清事理,而且有機率越變越好;矇昧地界的普通人,在當地未必有多壞,但當他們遇到謝利,則很可能分分鐘化身種族主義暴徒。不是這些人真的不糟糕,而是其所處環境同他們一樣糟糕,故而人的糟糕是被默許乃至認可的。進一步梳理,正是這樣的環境將人變糟糕的,糟糕到再也分不清何為光榮何為恥辱(謝利憑特權將自己與託尼從監獄裡撈出來,託尼以為榮,謝利則以為恥)。

文明與野蠻,繁榮與荒蕪,起於觀念,終於制度。

說到底,白人司機仍是“更好的制度”的受益者,即便他只是他的社會裡看上去並不那麼優秀的一類。《綠皮書》留給觀眾的思考,不止是紐約或伯明翰的二元選項,還是美國文化的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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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90後,金牛座,秦朔朋友圈專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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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

「 圖片 | 視覺中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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