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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久以來,澳大利亞的中東外交政策一直受國家利益、同盟戰略、政黨政治、國內猶太利益集團、價值觀念等多重因素影響。澳大利亞的政策制定者們一直試圖去尋找中東外交政策的長期目標是什麼,以及派遣國防軍配合盟友作戰是為了什麼。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的安東尼·伯金(Anthony Bergin)曾指出:“黎巴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領土的領土爭端,伊拉克、阿富汗和伊朗的複雜局勢都尚未解決。澳大利亞在中東的戰略利益是維護中東的和平與穩定,保持中東在國際能源供應鏈的主導地位。因為這不僅直接影響到澳大利亞的國家利益,也間接影響到澳大利亞在東亞地區的主要貿易伙伴。”2019年6月6日,澳大利亞皇家空軍(REAF)就在中東部署了一架空中客車A330多用途軍用加油運輸機,以支持盟友在中東的軍事行動。此舉對於維持該地區盟友關係、開展有效的空中作戰至關重要。對澳大利亞來說,中東政策是一個大課題。無論是政府部門、外交政策顧問,還是國防專家都沒有將該地區納入到澳大利亞外交和國防政策的優先層級中去考慮。筆者認為,目前澳大利亞的中東外交政策,除了關注中東的地緣政治變化和雙邊關係外,更多地集中在“恐怖主義”相關的議題上,具體包括:第一,保證澳大利亞本土不受伊斯蘭恐怖主義的襲擊;第二,關注中東恐怖主義的軍事生存能力,特別是常規戰鬥力;第三,嚴密監控信息網絡,防範“伊斯蘭恐怖主義”發佈招募信息,從而擴大實力;第四,重點清除維持其恐怖主義的資金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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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久以來,澳大利亞的中東外交政策一直受國家利益、同盟戰略、政黨政治、國內猶太利益集團、價值觀念等多重因素影響。澳大利亞的政策制定者們一直試圖去尋找中東外交政策的長期目標是什麼,以及派遣國防軍配合盟友作戰是為了什麼。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的安東尼·伯金(Anthony Bergin)曾指出:“黎巴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領土的領土爭端,伊拉克、阿富汗和伊朗的複雜局勢都尚未解決。澳大利亞在中東的戰略利益是維護中東的和平與穩定,保持中東在國際能源供應鏈的主導地位。因為這不僅直接影響到澳大利亞的國家利益,也間接影響到澳大利亞在東亞地區的主要貿易伙伴。”2019年6月6日,澳大利亞皇家空軍(REAF)就在中東部署了一架空中客車A330多用途軍用加油運輸機,以支持盟友在中東的軍事行動。此舉對於維持該地區盟友關係、開展有效的空中作戰至關重要。對澳大利亞來說,中東政策是一個大課題。無論是政府部門、外交政策顧問,還是國防專家都沒有將該地區納入到澳大利亞外交和國防政策的優先層級中去考慮。筆者認為,目前澳大利亞的中東外交政策,除了關注中東的地緣政治變化和雙邊關係外,更多地集中在“恐怖主義”相關的議題上,具體包括:第一,保證澳大利亞本土不受伊斯蘭恐怖主義的襲擊;第二,關注中東恐怖主義的軍事生存能力,特別是常規戰鬥力;第三,嚴密監控信息網絡,防範“伊斯蘭恐怖主義”發佈招募信息,從而擴大實力;第四,重點清除維持其恐怖主義的資金源頭。

“美主澳從”的中東外交政策搖擺邏輯

澳大利亞中東外交政策呈現搖擺狀態

在過去30年裡,澳大利亞歷屆政府的外交政策重點一直都是在亞太地區。然而,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以來,澳大利亞開始更加積極地參與中東政治、安全事務,包括從20世紀上半葉開始的英國到現在的美國。事實上,澳大利亞的中東外交政策正呈現出一種搖擺姿態,澳方在參與中東政策的進程上並不連貫,而且自由—國家黨聯盟和工黨並沒有一個清晰的外交藍圖。一般而言,工黨執政時期的中東外交政策更加積極、主動、獨立,涉及中東外交事務的議程比較全面和綜合,而自由—國家黨聯盟執政時期,較被動、保守,主要集中於安全議題。但兩者的共性都是在“美主澳從”的前提下,只是澳大利亞在聯盟黨執政時,“美主澳從”的政策效果更加明顯,易於被外界所察覺。

2011年,澳大利亞時任外交部部長陸克文就在一次演講中表明:“澳大利亞是一個具有全球利益的中等強國,應盡一切努力支持中東地區局勢朝著穩定的方向發展。他進而說道,澳大利亞的國家利益不再受亞太區位地理環境的限制。雖然我們的地區仍然至關重要,但我們現在也受到世界各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深刻影響。”相比之下,前特恩布爾政府的外交部部長畢曉普(Julie Bishop)在2014年6月出席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會議時表示:中東事務對於澳大利亞政府來說是難以解決的全球問題,澳大利亞在該地區的政策也對中東國家造成了疑惑。

在“巴以問題”上打“擦邊球”

2010年,作為外交部部長的陸克文在訪問中東期間,公開向埃及政府保證,澳方支持中東地區無核化。但在他出訪以色列時,卻迴避該問題。同樣,畢曉普在2014年訪問以色列期間告訴記者,她不知道以色列在具有爭議領土進行人口遷移是否違反了《日內瓦公約》。在2018年10月的溫特沃斯競選中,澳大利亞現任總理莫里森宣佈:他願意就澳大利亞跟隨美國將駐特拉維夫大使館遷往耶路撒冷的問題進行對話。然而2017年12月,在美國做出將駐以使館遷往耶路撒冷決定後,莫里森曾表示,澳大利亞對耶路撒冷的政策保持不變,這“取決於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權力機構之間的最終談判,澳大利亞將尊重他們的談判。”事實上,澳大利亞一直堅持“《日內瓦公約》在處理中東事務時的適用範圍,包括‘公約禁止佔領國將其部分人口轉移到因衝突而被佔領的領土上’”。以上案例也從側面反映出,澳大利亞在“巴以問題”上與美國亦步亦趨,但是澳大利亞出於自身政治需要在一些特定場合發表了一些反對聲音,採取打“擦邊球”的方式企圖為自身支持美國尋找藉口。

是否參與霍爾木茲海峽巡航依然存在變局

2019年8月4日,澳大利亞和美國部長級會議在悉尼舉行。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與新任國防部部長埃斯珀,同澳大利亞外交部部長佩恩和國防部部長雷諾茲進行了會談,美國在會議上要求澳大利亞向波斯灣霍爾木茲海峽派出軍艦,參與美軍針對伊朗的油輪護航行動。據英國《衛報》等多家媒體報道,澳大利亞國防部部長雷諾茲在會後出席澳大利亞智庫“獨立研究中心”舉辦的論壇活動時表示,由莫里森總理領導的政府正在認真考慮,是否參加美國發起的波斯灣國際軍事護航行動。外界普遍認為,澳大利亞會參與美國的軍事護航行動。而英國此前曾建議成立一支歐洲海上部隊,當時澳大利亞也發出了比較複雜的聲音。

然而在以美國為中心的中東外交政策中,澳大利亞很難不支持美國的建議。自二戰結束以來,澳大利亞公眾普遍認為美國領導著一個自由、公正、民主的國際秩序。因此,澳大利亞政府相信被美國賦予的全球角色定位,從而相對容易地支持美國對海灣局勢的安全承諾。但在特朗普“美國優先”背景下,不排除澳大利亞對“美主澳從”的中東外交政策產生動搖。堪培拉的民眾對於政府是否支持華盛頓的巡航計劃持謹慎態度。澳大利亞羅伊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 2019年民意調查顯示:“只有25%的澳大利亞人有信心在國際事務中做出正確的決定,這比2008相比下降了5%。”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作者:汪書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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