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12月25日，黃遠生，一箇中國的時評記者和文學批評家，剛剛踏上舊金山的土地。

他在唐人街一家廣州樓內用餐時，一串子彈從背後射來。

暗殺文人的槍聲竟在國外響起。

01

彼時，已是袁世凱就任民國大總統的第三個年頭，他在連續高漲的文化復古潮流推助下，準備在1916年1月1日重登皇位。

黃遠生

為躲避國內日趨複雜的政治環境，黃遠生於1915年10月24日，乘客輪離開上海逃赴美國，途中他明告天下與袁世凱決裂、反對帝制。

但黃遠生終未能逃脫一死。槍聲結束了黃遠生短短31年，卻極盡輝煌的時評記者與文學批評生涯。

黃遠生的死訊傳到國內，震驚了文化界，也改變了公共意識形態的氣氛和格局。

他的死，意味著中國20世紀的文化決戰已經近在咫尺，幾乎所有文人最終都不能不捲入這場殘酷的文化戰爭，忍受生存還是毀滅的恐懼感。

近代中國的文化領域，從此槍聲不斷，充滿殺氣，文人們始終籠罩在被暗殺和槍殺的死亡陰影下。

這一時期的每一次槍響，每一個作家和批評家的死亡，幾乎都成為推動中國社會變動的一個契機。

02

槍聲，從來都是政治及其相關權力的映射。

這一聲槍響，讓文學與政治從此成為一對糾纏不清的“情人”，無數文人為此奮不顧身、為此左右搖擺、為此遠走高飛。

1916年6月6日，袁世凱在全國的反對浪潮中突然“駕崩”，被他幽禁的章太炎重獲自由。

章太炎

這一年，對於章太炎來說，跌宕起伏，他從低谷躍起，直至巔峰，又從頂峰滑落，驚險刺激且風光無限。

在這之前，章太炎困獸猶鬥，使盡全身解數與袁世凱周旋，但是年多日久不能不感到筋疲力盡；特別是長女死後，章太炎更是身心俱疲，跌入谷底。

袁世凱死後，章太炎即獲自由，時任代理大總統的黎元洪也不能不禮遇這位討袁英雄，他親訪章太炎諮詢國事，更把章太炎推到了國師地位。

之後，章太炎進入了自己人生最輝煌的時期。京內外文武官吏、名流爭相拜見，且受到南方各省政界學界的盛情邀請，南歸之行更是盛況無前。

此後在各種場合，章太炎被冠之“文學大家”、“國學大師”等各種名頭，盛名之下，江湖廟堂無不一片頌揚之聲，其聲望不在孫文、黃興之下。

身居要津之處，章太炎所面對的亦不再是過去的權力和文人集團，而是新的權貴和新的文化潮流。

在人生巔峰時刻，他已面臨萬丈深淵。在袁世凱暴斃之後，儘管文化氣象更加開放，但社會各派爭權奪利的情形也在加劇。

章太炎鍼砭時弊、狂浪激進、批評政府的言行，早使新上臺的當權者心存不滿；而其與革命黨諸人的不同見地，對於革命黨人的批評指責，也使自己越來越陷入孤家寡人境地。

當時政府權貴，大都是清朝舊官僚、民國新軍閥，他畢竟是同盟舊人， 後來他提名教育總長遭否決，也並未取得“國史館長”這一極具象徵意義的職位。

這一事件雖小，卻猶如一面鏡子，照出了章太炎風光不再、多面受敵、進退維谷的處境，也昭示中國文化界“新桃換舊符”時代的到來。

作為舊時代孕育的文化大師，他身上凝聚了中學與西學、傳統與現代、舊朝與新夢等多方面的連接，成為社會和文化轉型的一座橋樑。

1916年8月5日，江蘇省教育局附屬小學教員暑期補習學校演講中，章太炎說道：

學問須有自己意思，專法古人，專法外人，而自己無獨立之精神，不為不可。教育者，對於受教育者不過盡輔助之責，其實自己不能教人，以言育德，須從自己良心上認定是非，不可以眾人之是非而從違。如孔子言見賢思齊，陽明指為偽道德是也。

很有意味的是，此次演講會上，黃炎培作為省教育會副會長同時說到：“章君所說之要旨，證以近今中外教育家提倡之新教育主義，適相符合。”

1916年底，章太炎從人生巔峰跌落，其作為承前啟後的文化開拓者的錚錚鐵骨和鏗鏘誓言，卻已經打開了一扇新的文學教育大門。

03

幾乎與章太炎相同，1916年，也成為蔡元培人生轉折、越上一個高峰的時代機遇。

蔡元培

1916年11月8日，蔡元培乘船由馬賽回國，抵達上海；並於12月26日，受命擔任北京大學校長。

經歷了多年在文壇和官場之間的穿梭和顛簸，通過國內外思想潮流的交流和激盪，不論從閱歷體驗方面，還是在視野、胸懷和人脈關係方面，蔡元培都擁有了運籌帷幄的能力。

即便如此，蔡元培還是表現得十分謹慎。

1917年1月，蔡元培發表了北京大學校長的救治演說，但是言辭並不激烈，只是對學生提出了“一日抱定宗旨，二日砥礪德行，三日敬愛師長”三點要求，並無提出激進的文化主張。

時隔一年，1917年張勳復辟，形勢突然趨於緊張，儘管蔡元培此時在北大招攬人馬、排兵佈陣的局面剛剛拉開，但還是立即向時任臨時大總統的黎元洪提出請辭，做好了“避風頭”的準備。

此刻，蔡元培斷然不會忘記，就在半年前，即1916年5月18日陳其美被袁世凱僱人暗殺一事。

他當然也不會忘記知己老友胡鍾生，若干年前被革命黨人暗殺，或許還會想起臨近1916年之際，黃遠生在美國被暗殺。

好在只是虛驚一場，張勳復辟即刻失敗，但這一事件也加劇了蔡元培對於“有教育與無教育之優劣，新教育與舊教育之勝負”問題的關注。

自1916年底擔任北大校長，直至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後一段日子裡，蔡元培一直在做兩件事，一是抓緊時間引進人才，包括錢玄同、陳獨秀、胡適、梁漱溟、徐悲鴻等人，制定和落實相關的治校治學的規程。

對於彼時的北京大學而言，真正的考驗還未來臨。直至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軍警進校捕人，情況危急。

槍聲很可能在瞬間響起，蔡元培決意破釜沉舟，寫下了其一生中最具性情、最能袒露自己內心憤慨的文章《不肯再任北大校長的宣言》，一抒積鬱已久的胸中塊壘。

“我絕對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長：為了北京大學校長是簡任職，是半官僚性質，便生出許多官僚的關係，那裡用呈，那裡用諮，天天有一大堆無聊的照例的公牘。要是稍微破點例，就要呈請教育部，候他批准……我是個痛惡官僚的人，能甘心仰這些官僚的鼻息麼?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學的通例⋯⋯北京大學向來受舊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又不能用正當的辯論法來辯論，鬼鬼祟祟，想借著強權來干涉。於是教育部來干涉了，國務院來干涉了，甚而什麼參議院也來干涉了，世界有這種不自由的大學麼?還要我去充這種大學的校長麼?”

這篇宣言一氣呵成，把多年來不能說、不敢發的怨氣一古腦兒宣洩至盡。此文之後，蔡元培再無發表過如此酣暢淋漓的文字。

這輪風暴過後，他也不再是新舊文化對峙中的焦點人物了，他開始為新文學、新思想站臺，扶持陳獨秀諸人。

04

作為中國20世紀初試圖改天換地的文化人，陳獨秀經歷過辦報紙、建學校、育人才、搞暗殺等一系列活動。

對於陳獨秀來說，感觸最深的是“吾人與共和國體之下，備受專制政治之痛苦”，而造成這種情景之最重要原因，在於文化之保守和國民之不覺悟，所以他期望以“一場新舊思潮之大激戰”，來推進和實現“吾人最後之覺悟”。

他積極改革，奮力反抗社會黑暗勢力，但是多數半途而廢，效果也不甚顯著，自己不是遠走他鄉就是一次次蟄伏。

這一次，陳獨秀似乎找到了自己繼續進擊的突破口。

就在黃遠生在美國遭到暗殺前幾個月，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時至1916年9月1日，陳獨秀將其改名為《新青年》，其改革之志比之年輕時絲毫不減。

在他手下，一場新舊思潮激戰大幕就此拉開。

《新青年》的創辦，猶如一個社會變革的風暴眼在其間形成，不斷在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域掀起一道道洶湧波濤，預示著20世紀中國文化的一場史無前例的暴風雨即將來臨。

《新青年》從正式命名到休刊，期間差不多7年，不僅是中國新文化和新文學思想大解放、新舊思潮大激戰的年代，更確立中國20世紀初社會變革方向和路徑的時期。自此，江河奔湧，大浪淘沙，引無數文化英雄競折腰。

它立足於青年，立足於新生命、新文化、新中華和新夢想，而且同樣以一種決絕的、二元對立的話語方式，釐清了所謂“過去之中華，老輩所有之中華，歷史之中華，墳墓中之中華”，與“未來之中華，青年之所有之中華，理想之中華，胎孕中之中華”的界限和區別，告別了過去的“黃粱酣夢”，開啟了新的中國夢。

05

就在暗殺、自殺和殺人陰霾還未散盡的1916年，《新青年》成為了歷史轉折的座標，它是一座在社會政治黑暗重重、文化專制陰雲密佈中“殺出一條血路”的新式戰艦。

它拒絕墨守中國文化的常規，拒絕把希望寄託在中國傳統國學和國粹的復興和光大上，而是堅定面向未來，敢於與傳統告別。

《新青年》對於當時社會現實黑暗和腐朽存在的全面、深刻的揭露和鍼砭，激發了人們徹底擺脫和衝破現存政治和文化桎梏的慾望和勇氣，致使一批渴望變革的激進文化人，聚集到了“新青年”旗下。

《新青年》自然而然成為一個文化陣地和大本營，繼而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發源地。

這個發源地是歷史變化溪流中的一個渦流，整個生成過程的物質都被捲入其中。

當《新青年》從上海移到北京之時，這個渦流已經聚集當時幾乎涵蓋中國文化界的所有正負能量，調動起意識形態不同方向和方面的因素和力量，形成了從未有過的新舊、中西、進退、左右的文化大會戰。

《新青年》剖開了新與舊之間的鴻溝，促使它們之間的一次又一次的正面交接和潛在的轉向。

儘管這一切都是在一種極端對立中進行的，卻促成了20世紀中國社會中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歷史與現實的一次非同尋常的交會，併產生了非凡的過程和結果。

自此，中國白話文學成為文學創作主流。

《新青年》已經成為一個象徵新生的歷史符號，成為中國20世紀文化突變的一個永久性精神燈塔。

這一切都得從1916年說起，中國新時代的生機，也正是從這一年開啟了自己新的歷史模式。

參考文獻

湯志鈞：《章太炎年譜長編》[M],中華書局，2013.

蔡元培：《蔡元培全集》[M]，中華書局，1984.

孔範今：《百年大潮汐》[M]，泰山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