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它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所取得的輝煌成就，至今令人嚮往不已。它的社會繁榮富庶，它的文化輝煌燦爛，它的武功強盛無匹。如此強大的帝國也難逃衰落、滅亡的結局。那麼，大唐帝國從隆盛走向衰敗的終極原因是什麼？

臺灣知名歷史學家李定一的《中華史綱》裡告訴了我們答案。

唐代隆盛的制度原因

唐代隆盛的原因，可於其制度之健全合理中求得答案。按唐制淵源於隋，隋則承北朝餘緒兼及南朝梁、陳之典章制度，至唐太宗時斟酌損益，制定完善，使其健全合理。其最重要者有四：

第一是“租庸調製”。“租庸調製”是穩定繁榮社會經濟的基礎，它是由北魏以來的均田制發展而成的。男子年十八以上者，授田一百畝，其中八十畝為口分田，於年滿六十歸還政府，二十畝為永業田，永遠持有。每丁歲納粟二石，是租；隨其鄉之所產，歲納綾絹二丈，布加五分之一，是調；每歲為政府服役二十日，不役者，每日納絹三尺，是庸。加役十五日者免調，加役三十日者租調均免。另定有災害時減免租庸調的辦法。這個制度使田納租，戶輸調，身服役，負擔均分，而且達到了輕徭薄賦的目的，例如口分田八十畝，只納二石，等於四十分之一。

第二是府兵制。隋文帝已為府兵制樹立規模，唐初略有更張而已。其制是分全國為六百三十四折衝府（府的數目，有許多不同的記載），關中，亦即首都附近設二百六十一府。府分上、中、下三等，上府有府兵一千二百人，中府一千人，下府八百人，由折衝都尉統率。府兵從均田制下的農民中遴選，年二十入選，六十退役，平時種田，冬季由折衝都尉教習陣戰，所有武器、用具、糧食均由府兵自備。身為府兵者，租庸調全免除。到長安當宿衛一個月稱為“番上”，按距長安之距離定之，五百里為五番，五百里以外六番，千里七番，一千里以外八番，兩千裡十番，兩千裡以外十二番。

府兵制有三大優點：政府不耗鉅額糈餉以養兵；府兵均殷重農民充任，武器自備，故軍紀較佳，武器操練純熟，戰鬥力強；無人能擁兵自重形成割據。故唐初百餘年，國威遠播而庫帑不耗竭，軍力強大而無軍閥。

第三是三省制。即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舉凡國家軍政，均由中書舍人草擬，由中書令及侍郎審訂之，諮送至門下省。門下省的主要職掌為對中書省所諮送來之詔令策敕進行審訂，若門下省不同意中書省之擬議，可以“封駁”，即駁回重擬之意，如同意，即諮送尚書省。尚書省按門下諮送詔敕之性質，分別由六部尚書主理，六部尚書則下達其詔敕與執掌有關之九卿（寺），由九寺分別負責執行，並將執行之經過，限期向有關之尚書報告。

三省制是集體領導，有抑制平衡的功能，使大政考慮較周詳，奸人不易弄權，皇帝耳目一新，避免偏信獨斷，實大有裨益於政治之清明。

第四是科舉制。隋煬帝是中國科舉制的創始人，唐代將這一制度發展完備。

唐代取士之類別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由天子自詔者曰制舉。鄉貢每年舉行一次，任何人均可投牒自進，設立的科目很多，諸如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明算等。登科之後如欲為官，尚須經過吏部的“釋褐試”，中試後方可任官。平民任官，不僅打破了世族壟斷政治的局面，而且平民從此可以憑本領而獲得崇高的社會地位。

租庸調製、府兵制、三省制與科舉制，是唐代輝煌文化的四大柱石。

安史之亂：唐由極盛而始衰的轉折點

按唐制，郡縣之上設十道按察使（唐玄宗時增至十五道），監督郡縣行政；邊疆設六都護府，設大都督，主軍事。唐高宗初年，大都督帶使持節，即授以全權印信；至唐睿宗二年（711）始有節度使之官名。初任此職者多為厚重名臣，且不久任。唐玄宗時期，政府在隴右、河東、河西、朔方等地置節度使，統管數州軍民財政，專制一方之土地人民甲兵。

宰相李林甫嫌同列以軍功受尊崇，與己爭權，乃請任用胡將，由是諸鎮節度使多由胡人充任，鎮兵將亦雜有胡人。唐室原出北朝，胡化很深，太宗即曾說胡人亦人也，何必分彼此。

安祿山本雜胡（父胡母突厥），玄宗於742年任之為平盧節度使，旋即兼范陽節度使、河東節度使，使今河北、山西、內蒙古、遼寧等地均受其統治，擁兵十八萬之眾。

玄宗四十二年（754）正月，宰相楊國忠言安祿山必反，“試召之，必不來”，安祿山聞命即至，玄宗由是益親信安祿山。據說安祿山以唐玄宗待之厚，欲其死後始叛，楊國忠數次奏安祿山將反，唐玄宗不聽，楊國忠乃數次設法刺激安祿山，“欲其速反以取信於上”。玄宗四十四年（755）十一月，安祿山以討楊國忠為名遂反。

後安祿山為其子慶緒所殺，部將史思明殺慶緒，史思明覆為其子史朝義所殺。安史之亂前後長達八年之久（755—762）。經此一亂，社會破壞慘重，肅宗時全國人口已銳減至三百九十三萬戶，幾乎減少了三分之二，一百餘年來所滋養出的繁榮隨風而逝。

唐代衰亡的制度原因

歷代的政治，就像一支龐大的交響樂隊，有三大要素：樂章、指揮者、伴奏者。唐初四大制度（租庸調製、府兵制、三省制與科舉制）是樂章，唐太宗是揮舞指揮棒的人，房玄齡、杜如晦、李勣等是演奏不同樂器的樂師。他們根據美好的樂章，奏出了千古讚賞的絕妙佳曲——貞觀之治。唐太宗逝世後，承繼他的指揮人雖遠不如他，但只要能按著旋律演奏，一樣清音悅耳，嘹亮不絕。指揮與伴奏均在迭更，只要樂章不變，整個唐代仍然循康莊富強之道前進。一到樂章改變，才出現鼓譟雜亂的音響，令人掩耳。

唐初四大制度自武則天、韋后以迄玄宗，已逐漸腐蝕轉化，至安史之亂後，租庸調與府兵制已徹底被改變，三省制與科舉制則已變質，弊竇叢生，失卻創制本意。柱石腐潰，大廈焉得不傾覆。

租庸調製不僅按耕地、戶口與人丁合理分配負擔，並有為民置產的命意，實行此制，必須嚴密調查戶籍。唐高祖時即規定每年一制“計賬”，即預計下一年的徭役之數，以為庸之張本；另規定每三年一制戶籍冊，以為租調之根據。戶籍冊上尚須繪當事人之相貌形狀（類似今之照片），以免奸欺。

但到唐高宗晚年，由於計賬戶籍失實，農民負擔不均，賦役苛重，因此農民逃亡、戶籍隱漏的情況日益嚴重。同時，土地兼併之風亦盛。失掉土地的農民，淪為莊田的僱農或佃農，佃農所納田租，十倍二十倍於租庸調製。

府兵制亦逐漸變質。唐初為府兵者租庸調全免，故人多樂為之，亦頗受尊重。唐高宗以後，天下承平，府兵不受重視，將領亦視之為廝養，役使如奴僕，府兵地位低落，農民甚至自殘肢體以避之。

玄宗時代，均田制崩潰，府兵制失其依據，已至名存實亡的境地。玄宗十二年（723），宰相張說以番上之府兵羸弱，且逃亡殆盡，乃請用募兵方式，徵集拱衛京師之宿衛。安史之亂起，徵募之兵皆不戰而潰，代而興者為“禁兵”。

禁軍為直屬皇帝的武裝力量，李隆基曾憑藉萬騎禁軍平定韋后。禁軍共有左右十軍。唐德宗信任宦官，讓宦官統率禁軍，宦官用以挾制朝政。

三省制在政治上有抑制平衡與集思廣益的功能，但主要靠皇帝英明，能選才任賢。唐玄宗晚年任用李林甫、楊國忠等奸佞之人，他們濫用親近，普施官祿以收買人心，中央地方官吏日漸增加，做官成為發財之道。朝廷官僚充斥，階職繁多，加以唐制中央集權，地方官權位低微，形成重內輕外情形，致使內外政治腐化懈弛。

科舉制亦發展出偏差。唐代科舉之項目很多，常設者有明經、進士等八科。玄宗晚年，進士科已只重詩賦。進士甚受朝野尊崇，這是促成唐代文學興盛的主要原因。但這一批以聲韻辭章為學，吟詩作賦為務之進士，一旦為官，酬觴吟和，風流自賞，不懂政事，也不屑於理政事。科舉制為百姓開進仕之途，但遴選出的是一批飄逸浮華的文士，使政治敗壞。

唐代衰亡的三個新興因素

安史之亂後，有三大新興的因素出現，即藩鎮、宦官與朋黨。這三股勢力，交互激盪，終於使唐朝走向覆亡之途，中華世界遂由殷庶康莊而逐漸淪入凋零殘破。

藩鎮是安史之亂的禍源，固非始於安史之亂。唯此事變之後，藩鎮變本加厲，根基加深，範圍更廣，為禍更劇。節度使本由唐初撫馭邊疆外族之六都護府演化而來。玄宗時的節度使，除劍南及嶺南而外，其餘均在西北、東北邊境。玄宗時期中央權勢顯赫，各節度使均極馴服。安史之亂時，唐肅宗亟欲收復兩京（長安、洛陽），未用李泌之策，直搗安史之巢穴，反封其降將為藩鎮。故安史之亂雖平，藩鎮之禍未已。

藩鎮之範圍逐漸擴大，遍及全國各地，最後連長安附近亦有藩鎮。同華節度使周智光欲擴大封地，歷數大臣過失，且曰：“此去長安百八十里，智光夜眠，不敢舒足，恐踏破長安城。至於挾天子令諸侯，唯周智光能之。”藩鎮如此專橫跋扈，原因有三：

一是宦官專權。唐肅宗以後，宦官李輔國參與軍事，權勢日大，逐漸掌握藩鎮黜陟之大權。皇帝常派遣宦官為“監軍”，監督藩鎮將領的軍事行動。監軍不諳軍事，但權力大。戰勝則宦官急忙向皇帝報捷邀功，戰敗則宦官對主將百端凌辱。若干忠於朝廷的藩鎮，在宦官的淫威之下，自懷二心，藩鎮的離心力自日益增加，朝廷討伐無功，只有“赦之”之一法。如此發展下去，服從中央反可能殞身，實際獨立或叛逆則未必獲罪。由制裁到姑息，中央完全失去統馭地方的能力。

二是自禁軍代替府兵與騎而成為皇帝的唯一武力後，禁軍之權，全操在宦官手中。宦官唯藉以作威作福，真正作戰，則見敵即潰，成為擄掠的主力。朝廷直接控制的地區，只有江南八道，僅有一百四十萬戶百姓。養兵之糧糈缺乏，也是禁軍戰鬥力弱的原因，故一有叛亂，只有用聽命的藩鎮去討伐叛逆，這些藩鎮亦不過利用機會，擴張一己之地盤而已，如此相反相成，藩鎮之禍亦愈演愈烈。

三是藩鎮總制領域的軍政財權。唐德宗初行兩稅制時，藩鎮尚需向中央輸三分之一的稅收。此後藩鎮逐漸抗命，聚斂所得，完全擅自支配。更進而自立名目，徵收賦稅。藩鎮獨佔鹽鐵之利，甚至自鑄錢幣，以增加財源，稱霸一方，這與中央之府庫耗竭，“賞賚不時，士卒有怨言”適成對照。藩鎮經濟力量充實，故能養兵以自固，亦能網羅人才為己用。

藩鎮是一批有權無識之武夫，他們生活奢靡，只知窮民間財富以自享用，朘削百姓以養軍隊。所以，農村經濟破產，百業蕭條。

唐代的第二個禍源是宦官權勢之高漲，遠超過後漢。唐代宦官干預朝政弄權，始於唐肅宗時之李輔國。唐肅宗崩後，李輔國為中書令，是以宦官拜宰相矣！宦官因統率禁軍，藩鎮多出身禁軍，中央要職亦多其門下，故終唐之勢，宦官權勢不衰，朝臣敢有稍露反對之意者，輒遭屠戮。宦官不僅對朝臣，對皇帝亦任意廢立弒殺。自唐穆宗以後八代皇帝，八十餘年間，為宦官所立者七位，兩帝被弒（如連唐憲宗在內，則是三帝），一帝（唐昭宗）被幽。在朝廷用人行政完全受制於宦官後，朝政日益腐化，貪權納賄之風盛行，百姓更深受其巧取豪奪之苦。

使得唐代衰亡的最後一個因素是朋黨。唐文宗（826—840在位）嘗嘆曰：“去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足見唐代朝廷黨爭之劇烈。所謂朋黨，實即豪門世族與進士出身兩者之間的衝突。科舉制打破了世族壟斷政治的傳統，平民競進而皆有入仕之機會。官場職位雖多，仍無法饜足求仕者之眾，由是結黨自固、排擠異己之事自然發生。

出身豪門世族者流，由於家世關係，多數有教養。關隴大世家，均承北朝餘緒而重視儒術，故多務實而輕浮華，而且從小耳濡目染，對實際政治較有認知。他們雖也熱衷政治，但由於教育及家世關係，不至於不擇手段和只求高官厚祿。

進士則 “重藝文，習奢靡”，他們獵取高官厚祿不擇手段，阿諛逢迎權貴，尤其是宦官和藩鎮，且無所不用其極。這類人士，自為閥閱出身的世族所不齒。

一般所謂“牛李黨爭”的解釋是牛僧孺與李德裕朋黨爭權，實誤。李，是指李宗閔。牛僧孺與李宗閔兩位進士出身的人，依附宦官，排除異己，黨同伐異，“使牛、李權勢赫於天下”，他們最想打擊的是世族李德裕（同時也是進士）。牛李黨“紛紜排陷，垂四十年”（大致是809—849年），中間經歷六位皇帝。士大夫勾結宦官，攬權傾軋的結果，朝政自是敗壞。

唐玄宗以後，盛唐立國的支柱開始腐蝕變質，加上藩鎮、宦官、朋黨的無情摧殘，大廈已搖搖欲墜。民變再掀起狂風暴雨，唐代傾覆的命運便來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