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關係】王珊 孟曉旭：安倍執政後期日本政治走勢與中日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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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珊 孟曉旭：安倍執政後期日本政治走勢與中日關係

作者：王珊，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孟曉旭，國際關係學院國際政治系教授

來源：《現代國際關係》2019年第2期；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

微信平臺編輯：周悅

內容摘要

隨著日本自民黨總裁選舉安倍再度獲勝，自民黨政權呈現長期執政趨勢,由此也標誌著安倍自第二次上臺以來開始進入執政後期。

當前自民黨一黨獨大、“安倍經濟學”成效初顯、社會整體輿論環境趨於保守化等，均構成對安倍執政的有利因素。修憲將成為安倍執政後期積累“政治遺產”的重要內容。安倍的外交與安全政策將延續舊有主張，在日美同盟框架下推進多邊合作，並適度調整對華政策，重歸“實利主義外交”，以實現日本國家利益最大化。中日關係重回正軌，維護雙邊關係健康發展應鞏固政治基礎，深化互利合作，建設性管控分歧。

在2018年9月舉行的日本自民黨總裁選舉中，安倍晉三毫無懸念地勝出，進而實現第二次上臺後黨總裁選舉的“三連勝”。如不出意外情況，安倍將執政到2021年9月，並由此成為戰後任職時間最長的日本首相。同時，安倍也是歷任首相中最具爭議性的人物，其內外政治不僅突破了日本戰後體制，個人執政風格也具有強勢、聚攏權力、培植“小圈子”、操控輿論等特點，安倍執政後期日本政治向何處發展，外交安全政策如何演變，中日關係何去何從，需要我們深入研究。

一

自民黨將維持長期政權

安倍自2012年底第二次上臺至今，已經歷第八個年頭。總體看，安倍執政根基相對穩固，既沒有受到在野黨衝擊，在自民黨內也沒有遭遇強有力的挑戰。雖然此間安倍飽受各種醜聞困擾，但都能化險為夷，平穩度過，自民黨執政地位漸趨穩固。目前，有利於自民黨執政的因素顯然在增多，但這些因素有別於“五五體制”時期自民黨所處的國際國內環境，具有新的時代特徵，概括起來，其因素主要有三方面。

第一，日本政治生態呈現新特點，有利於自民黨長期執政。一是各在野黨規模不斷萎縮，呈現碎片化跡象，主張和利益訴求多元，難以形成與自民黨相互抗衡的格局。曾幾何時，國際學界探討過所謂的“日本兩黨制”，尤其是2009年民主黨取得政權後，一些學者甚至斷言日本政治將進入自民黨與民主黨輪流執政的時代，進而形成兩黨相互制衡的政治格局，由此構築起穩定的民主政治基礎。如今，日本各在野政黨不僅不具有昔日的鬥爭精神，更提不出具有鮮明政策主張的社會治理方案，已經淪落為政壇的點綴品。二是日本社會輿論環境整體向保守化方向發展，尤其體現在政治選舉中，選民缺少求新求變以及爛中選優的心態，無形中等於默認了自民黨長期以來養成的政治沉痾痼疾。三是由於自民黨遭遇不到強有力的競爭對手，一些國會議員出於選舉考慮，雖然已經意識到黨內問題累累，卻文過飾非，對安倍唯命是從，自民黨內呈現一種唯唯諾諾的政治風氣，助長了安倍恣意驕縱、唯我獨尊的執政風格。在本次自民黨總裁選舉中，安倍成功地安撫了岸田文雄、野田聖子等黨內實力派人物，使其放棄參選念頭。選前，安倍表示可以與競選對手展開“自由豁達的辯論”，承諾在組閣時採取人盡其才的施政方針。但據日媒透露，作為安倍唯一的競爭對手、原自民黨幹事長石破茂在黨內的支持勢力遭到安倍親信的打壓，安倍支持者甚至威脅農林水產大臣齋藤健如果支持石破茂就應辭職。不僅如此，安倍還將自己的親信悉數延攬入閣，進一步強化安倍政權色彩。此外，安倍還將原防衛大臣、後因醜聞困擾而辭職的稻田朋美安排在自民黨高層，讓其擔任自民黨常務副幹事長。稻田是安倍的鐵桿粉絲，政治理念與安倍相近，頗受安倍器重。安倍將稻田拉入自民黨高層是想借助其在右翼陣營中的影響力，推進修憲等政策主張。為兌現競選承諾，安倍將屬於石破茂派的山下貴司安排到法務相位置，以平衡黨內各派系影響，化解輿論風波。

第二，“安倍經濟學”在宏觀經濟調控方面產生一定成效。安倍自第二次上臺以來，大力推動“安倍經濟學”，雖然學界的評價褒貶不一，但在擺脫通貨緊縮方面成效有所顯現，成為“安倍經濟學”的最大亮點。據日本總務省統計局數據，2018年8～10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同比上升1．2%～1．4%。另外，日本企業收益明顯增加，就業環境得到改善，股市上揚，股指維持高位運行。儘管森友學園、加計學園、財務省數據造假等醜聞被披露出來之後，安倍內閣支持率有所下降，但沒有觸底，穩定的經濟形勢和股市起了很大的支撐作用。同時，安倍的經濟政策還得到企業、財團以及一般商業階層的支持，儘管“安倍經濟學”有其侷限性，但總體上對安倍穩固執政地位起到了加分作用。

第三，安全政策成為安倍迎合右翼選民的重要切入點。安倍內閣從體制機制、政策法律等方面採取一系列舉措，包括建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制定《國家安全保障戰略》以及修訂“新安保法案”，解禁集體自衛權，放寬武器出口限制，大幅增加軍事防衛預算，購買進攻性武器，推出2018新版《防衛計劃大綱》，等等。這些政策舉措在出臺過程中，雖曾遭到在野黨以及少數民眾反對，但也迎合了大部分國民的安全心理。近些年，在右翼政客、媒體以及日本安全戰略文件渲染下，日本民眾對東亞安全環境認知發生了明顯的錯位和扭曲，安全威脅來源指向漸趨清晰具體，昔日那種求和平謀發展的和平主義意識、反對政府突破憲法束縛擴充軍力的安全理念不斷受到侵蝕。這種安全認知上的變化與安倍推出的安全政策導向形成“共振”，其負面效應不斷髮酵擴散，並間接演化為安倍內閣的支持基礎。當然，這些選民並不一定完全贊同安倍內閣的所有內外政策，但在安全政策領域與安倍內閣保持著相當程度上的默契。

另外，對自民黨執政相對有利的一個因素是美國的支持。2009年民主黨上臺後，鳩山由紀夫首相倡導構建東亞共同體，被國內親美勢力視為排斥美國在東亞影響力、弱化日美同盟的舉動。尤其在普天間駐日美軍基地搬遷問題上，鳩山首相主張公開與美國對立，美國採取各種手段打壓日本，最終導致鳩山首相黯然下臺。總體看，自民黨具有較強的親美色彩，在冷戰期間,自民黨選擇了西方資本主義陣營，與美國建立同盟關係，將本國安全保障交給美國，美國則把日本作為“橋頭堡”，一直支持自民黨政權。美對日政策的核心是確保日本執政黨不與美國離心離德，如果有脫美傾向就會無情打壓，乃至不惜搞垮政權。安倍上臺後表現出強烈的親美傾向，不僅大力採購美國軍火，還主動拉近與特朗普的私人關係，加大對美戰略協調力度，這些無疑有助於消除特朗普對安倍政府的疑慮，同時，密切的日美關係也有利於安倍長期執政。

未來幾年，如果國際和地區局勢不出現重大變化，日本國內沒有重大自然災害發生，自民黨政權還將得以延續，日本政壇尚沒有足夠的勢力能對自民黨執政地位形成實質性的挑戰但這並不意味著安倍執政可以高枕無憂。此次自民黨總裁選舉中，石破茂就公開提出自民黨應建立“誠實”“正直”的政府,這話顯然是針對安倍的政治操守而言。2019年日本將舉行參議院選舉，屆時安倍尚未撇清的各種醜聞無疑會被輿論再度炒熱，成為在野黨攻擊的“炮彈”，一些自民黨的支持者出於平衡國會政治勢力、牽制自民黨一黨獨大的心理，也不能排除把選票投給其他政黨的可能性。如果自民黨敗選，安倍在黨內面臨的壓力將會增大，在這種情況下，或將出現要求安倍引咎辭職的聲音。近些年，日本自然災害呈多發態勢，一些災民尚未得到妥善安置，災後重建還沒完成，若再度發生重大災害，政府應對不力，將導致民怨沸騰，也會對安倍內閣構成衝擊，在自民黨內蟄伏的實力派人物或伺機挑戰安倍的執政地位。

二

打造以修憲為標誌的“政治遺產”

作為一名政客，安倍具有很強的政治抱負，諳熟日本政壇規則以及議會政治的基本套路。安倍出生地日本山口縣在近代歷史上出現了像伊藤博文、桂太郎、岸信介、佐藤榮作等多個首相，這些人對推動戰前日本對外殖民擴張以及戰後資本主義發展，都發揮了重要作用。受地域政治環境影響以及家庭薰陶，安倍政治意識中具有強烈的右翼保守主義色彩，安倍也自稱是“務實的保守主義者”。就執政風格而言，安倍擁有堅定執著的韌性，同時也不乏靈活妥協的變通性，日媒稱其為“蛇性”人格。此外，安倍還是典型的現實主義者，在政策上比較務實，善於把控政策風向，能及時調整行動策略。對於未來兩年多的執政前景，安倍希望在現有政績基礎上推進修憲以及“脫戰後秩序”進程，解決社會保障、增加消費稅等一系列問題打造個人政治遺產。安倍將上述執政夙願視為構建“美麗日本”的一部分。

從2006年9月第一次組閣開始，安倍在推動日本國內政治右傾化、擺脫戰後體制方面做了很多事情，涉及內政、外交、安全等各個領域。包括從修改《教育基本法》，將防衛廳升格為防衛省，到制定《特定祕密保護法》，再到修改《國家公務員法》，對修訂後《有組織犯罪處罰法》增設“共謀罪”條款，等等。包括前面提到的日本在安全領域的各項舉措，安倍所推動的“脫戰後體制”是在“破舊立新”基礎上實施的全方位、多領域的社會改革。上述法律出臺，一方面大幅強化了社會治理法制基礎，另一方面也加劇了社會緊張感，打破了原有的社會平衡。眾所周知，戰後日本整體社會環境相對寬鬆、平穩，犯罪率較低，東亞地區的外部安全環境也比較穩定，沒有發生內亂和大規模戰爭之虞，國際社會對此存有共識，認為日本是全球安全度較高的國家。安倍推出的這些法律、法規顯然是針對本國公民和入境的外國公民，這不僅平添社會緊張氛圍，給民眾帶來恐懼和不安，形同暗示國家進入緊急狀態，在社會治理上有開歷史倒車之嫌。有學者認為，安倍推出的這些法律發揮著戰前社會治安法和國家總動員法的機能，自然使人聯想到戰前軍國主義統治下的日本社會形態。尤其是《特定祕密保護法》。

在安倍擬定的諸多“政治遺產”中，最為看重的就是修改現行和平憲法,安倍將其視為政治使命，在兩次執政當中，修憲均是安倍內閣所推動的重要議題。安倍之所以重視修憲，究其原因有三方面。

第一，修憲是安倍倡導的“脫戰後體制”的核心標誌，也是其他各項變革的政治基礎。自民黨自1955年結黨時就標榜“自主立憲”，宣揚“摒棄外國人強加給日本的憲法”。鳩山一郎、岸信介內閣時期曾主張“改憲即時實現”。不過，那個時期的“改憲”和現在的“修憲”內涵不完全相同，“改憲”是推倒重來，“修憲”是在原有基礎上的刪改。此後，隨著日本國內經濟高速增長，國民生活不斷富庶充盈，日本很快步入發達國家行列。一方面，深刻的現實使精英階層認識到，戰前日本通過侵略擴張沒能達到的目標，戰後經過美國民主化改造很快得以實現，日本民眾逐漸認同並接受戰後所確立起來的政治和經濟體制，包括自民黨內部分年輕議員的意識也在悄悄地發生著變化，而且“大部分國民已經接受了新憲法精神的影響”。另一方面，以社會黨為核心的革新勢力同自民黨的修憲勢力進行了長期鬥爭，圍繞修憲與護憲是戰後“保革鬥爭”的焦點之一，修憲議題成為各黨派不敢輕易觸碰的禁物。此外，戰後歷屆內閣所採取的內斂式安全政策有助於彰顯日本的和平國家形象，其中和平憲法的作用不可或缺。這幾方面因素客觀上使戰後和平憲法體系得以完整保持下來。就本質而言，安倍心目中“脫戰後體制”和修憲互為表裡，“脫戰後體制”的核心在於修憲，修憲是“脫戰後體制”的重要標誌。現行憲法規定著日本政治、外交以及國家防衛政策取向，尤其在安全政策上，儘管有些條款已經名存實亡，但條文本身仍然存在，在形式上與安倍執政理念還沒有理順關係，為打造個人“政治遺產”，安倍執意在戰後修憲議題上做第一個“吃螃蟹”的人。

第二，修憲可以進一步明確日本安全政策走向以及自衛隊在憲法中的地位和作用，能夠有效化解法律與現實的矛盾。目前，修憲勢力爭論的焦點之一是如何處理憲法第九條和自衛隊的關係。安倍的構想是保持第九條前兩個條款不動，增加第三款，以該款確立自衛隊的性質、地位。而第九條前兩款規定了戰後日本“不保持戰力”、“不承認國家交戰權”，顯然，增設第三款在邏輯上與前兩款的立法宗旨截然相背。但問題的核心並不在於此，早在2015年5月，安倍內閣審議通過了安全保障相關法案，即“新安保法案”。這些“戰爭法案”解禁了因第九條而被限制的集體自衛權，允許日本向海外派遣自衛隊。從法理上講，“戰爭法案”所限定的條件以及對自衛隊作用的定位與現行憲法第九條明顯存在矛盾，屬於違憲狀態。安倍強烈主張修憲是想通過國民投票追認自衛隊行使集體自衛權和向海外派兵的合憲性，即“戰爭法案”在法理邏輯上與憲法不衝突，分解弱化前兩個條款的法律效力。另外，保持前兩款，增設第三款，也表明安倍不願公然與民意對立，試圖在維持現行憲法主體完整的基礎上，通過增設新款為自衛隊正名。如果安倍修憲的目標得逞，將導致日本國家安全政策解釋的餘地更加寬泛、多元，預料日本今後難以繼續沿著和平主義道路走下去。

第三，修憲可以迎合美國的戰略需求，提升日美同盟的內涵。美國亞太戰略調整需要軍事盟友的配合、支持，而和平憲法的各種束縛使日本在配合美軍事行動上存在諸多不便，所以在修憲問題上安倍既有內政方面的需求,也有來自美國的默許和認可。但美國也不希望日本在軍事安全上完全脫離掌控，徹底走上自主化道路。進入21世紀以來，美官方、智庫的表態、文件中均直接或間接將憲法第九條視為日美同盟的障礙之一，認為“修憲也將使日本更廣泛地參與聯合國授權的維和行動，作出更大貢獻”，希望擴大自衛隊的作用，突破憲法束縛。

安倍曾多次表示要在任期內親手修改日本憲法。2017年5月，安倍在憲法紀念日上的講話中明確提出將在2020年前實現修憲，併力爭於2020年頒佈施行，要求自民黨於2018年內提出憲法修改草案，將修憲納入實質化議程，但因在野黨阻撓，安倍這一計劃沒能落實。2019年日本內政、外交議題較多，除了新天皇即位、頒佈新年號、統一地方選舉、參議院選舉之外，G20峰會也將在大阪召開，安倍稱其為具有“歷史意義的一年”。在新年記者招待會上，安倍再次拋出修憲議題，要求執政黨儘快拿出具體方案，努力加深國民的討論和理解，呼籲各黨派超越政治立場，凝聚廣泛共識。目前，日本國民對修憲持贊成立場者不足40%，另有40%～50%持反對立場。

安倍執意打造的“政治遺產”與國民的意願並不合拍，沒有得到廣泛的社會認同。經過2017年眾議院選舉以及本次自民黨總裁選舉，安倍修憲意志似乎更加堅定，每當涉及該議題，安倍都會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努力推進。不過，目前聯合執政的公明黨對修憲態度較為曖昧，在野黨陣營中日本維新會雖公開表示支持修憲，但與執政黨在諸多議題上存在分歧，彼此有漸行漸遠之勢，立憲民主黨對待修憲立場也呈多元化態勢。自民黨的修憲策略是拉攏分化在野黨，將修憲說成是時代之需、全民共識。在具體策略上，安倍避實就虛，擬定提出四個修憲條目，先從容易獲得國民理解、與民生相關的條款入手，如“增加緊急事項條款”、“取消參議院選舉制中的合區”等內容，以此喚起國民熱議，烘托抬升修憲氛圍，進而將討論引向第九條的安全政策領域,推動“自衛隊入憲”。安倍要實現修憲夙願，除了要在國會各黨派中形成共識外，還存在國民投票過半數的難關，每一道關隘都不容易突破，尤其是日本國民能否守住“和平國家”的最後防線，用好手中的選票，將成為決定性的因素。

三

維持日美同盟框架內的平衡外交

安倍兩次執政期間，在外交安全領域，提出很多帶有標識性的主張，從所謂價值觀外交、俯瞰地球儀外交、主張型外交、戰略性外交，到積極和平主義，再到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名目之多令人眼花繚亂。這些外交主張的背後貫穿一個目的，就是以此凸顯日本在國際政治舞臺的地位和影響。2019新年伊始，安倍又提出要進一步推進“戰後日本外交總決算”。眾所周知，外交是內政的延伸，安倍所說的“戰後日本外交總決算”與上世紀80年代中曾根內閣提出的“戰後日本政治總決算”一脈相承，其實質是在對外政策領域進一步擺脫戰後體制。

縱觀近年日本外交軌跡可以發現，安倍內閣外交政策的動機和目標都是圍繞與中國進行戰略博弈而展開，進而彰顯日本在“脫戰後體制”進程中的對外政策舉措。安倍執政期間，日本與澳、法、英等多個國家建立了“外交與安全磋商機制(2+2)”，推進所謂“戰略性外交”。同時，日本還與多個國家簽訂了《相互提供物資與勞務協定》(ACSA)，提升了與域外國家安全合作的能力和水平。可以說，外交與安全政策是第二次安倍內閣所重點實施推進的領域，取得了較大突破，未來日本外交安全政策將主要圍繞四個方面展開。

第一，在既有框架內維護日美同盟關係，推進務實外交。特朗普的單邊主義、“美國優先”政策取向不僅壓縮了日美同盟的迴旋空間，也給日本外交帶來一定阻力。安倍對特朗普政府的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做法心生疑慮,提出“高舉自由貿易旗幟，主導構建新時代的公正規則”。尤其在事關日本切身利益問題上，安倍將會對美採取若即若離姿態，不會一味追隨特朗普，適度在中美日三邊之間保持平衡。在國際多邊事務中，日本仍將堅持日美“基軸”，採取對美協調立場，並且圍繞南海、臺海、印太戰略等亞太安全議題,配合美國戰略，繼續扮演國際海洋秩序“維護者”角色。另外，日本將不斷與美國深化軍事安全領域合作，深度參與美國主導下的全球及地區安全事務，進一步放寬自衛隊的職能和作用，藉以提升日本的國際影響力。

第二，推動日俄關係取得實質性進展。日俄領土問題雖然曠日持久，但也成為牽動雙邊關係的重要戰略“抓手”，雙方擬以經濟合作帶動領土問題爭端朝積極方向轉化。2018年9月，安倍在與普京總統舉行首腦會談時，雙方就簽署和平條約問題進行了深入討論，同意在廣泛領域推動日俄關係向前發展。普京提出在不預設前提條件下，推進締結日俄和平條約談判，俄方這一建設性提議顯然超出日本解決北方領土問題的傳統外交思路，安倍似乎不願意按照俄方設定的路線推動雙邊關係改善進程，但又找不到解決北方領土問題的有效途徑。日俄北方領土問題在東亞亞地區大國戰略重塑以及地緣政治格局中具有重要影響。儘管安倍也將推進日俄關係作為2019年外交重點之一，嘗試與俄方磋商締結和平條約的條件。但從日方透露出來的信息看，日方的期待顯然與俄方的政策底線存在一定落差，雙邊關係難以在短期取得突破性進展。

第三，力爭使日朝關係有所突破。隨著美朝關係改善，調整對朝政策也是未來安倍外交重點之一。小泉內閣時期，安倍曾作為內閣官房副長官參與解決日朝“綁架問題”，並赴朝會談。時至今日，日朝關係沒有改善跡象。安倍政府追隨美國實施對朝制裁，提出在解決“綁架問題”之後，才能恢復改善日朝關係談判。隨著半島核問題取得進展，日本也在積極尋求與朝接觸，試圖與半島局勢緩和節奏同步推進對朝關係。安倍第二次上臺初曾表示，將“解決綁架人質問題作為執政使命”，現在似乎調門有所降低。究其原因，戰後半島問題紛繁複雜，日本有意借“綁架問題”掌握日朝關係主導權，介入半島事務，希望美日韓協同對朝施壓，但在朝美就有關半島核問題達成初步協議後，日本的作用和影響在降低。另外，日本政治利用“綁架問題”意圖比較明顯，解決半島問題似難按照日方設定的路徑推進。

第四，在亞太地區以印太戰略作為根基，推動安全與經濟並重的多邊合作架構。日本印太戰略主要側重安全保障以及對華戰略對衝，核心是美日印澳的“四國機制”，目標旨在構建“印太”地區的國際秩序及規則設定，通過塑造規範，維持秩序，保持“印太”的“自由與開放”。自2016年提出該戰略後，日本又積極將其向世界推廣，以利於印太地區安全環境的改善。2017年初，安倍在施政演說中強調:“在這前景難測的時期，最為重要的”，就是“與共同擁有自由、民主主義、人權、法治等基本價值觀的國家保持合作。

同東盟、澳大利亞、印度等國攜手，確保從亞洲、環太平洋地區到印度洋之間地區的和平與繁榮。”安倍是將印太戰略作為一個長期對華戰略，已得到一些國家呼應，2017年11月，在東盟峰會期間，日美印澳還舉行了局長級會晤，有將印太戰略打造成為海洋安保合作聯盟。除安全價值外，安倍提出的印太戰略具有與中國“一帶一路”合作倡議對衝意圖，進而彰顯“主張型外交”。但在外宣上，日本刻意將印太戰略說成是為了地區和平與繁榮的政策主張，具有推動地區經濟發展振興的功能，與“一帶一路”並不排斥，為對華經貿合作預留接口。

總之，當前國際政治經濟秩序面臨衝擊與挑戰，前景尚不明朗。安倍主政時期日本外交調整已經基本到位，後續其可作為的空間相對有限，除非國際局勢發生大變動，否則將延續在現有框架內的平衡策略。同時，借印太戰略擴大影響力，提升國際話語權，努力形成相互制衡的亞太格局，營造對日有利的戰略空間。

四

改善對華關係的內生動力增強

作為日本首相，安倍曾於2006年10月訪華，開啟了中日關係中的“破冰之旅”。時隔12年之後，2018年10月安倍首相第二次正式訪華，同時這也是日本首相時隔7年後再次訪華。這期間，中日關係跌宕起伏，經歷了風風雨雨。如今，中日關係終於止跌企穩，逐漸迴歸理性務實發展軌道。2019年新年伊始，安倍表示要將中日關係推向新階段。可以說，這一局面來之不易，需要雙方精細呵護和加倍珍惜。

戰後中日關係發展經歷了波瀾曲折過程，其間既有合作與友好，也有摩擦與鬥爭。縱觀戰後中日關係的發展軌跡，可以發現一個規律性的現象，就是每逢國際局勢變動或出現重大調整時，都會帶動中日關係互動。近兩年，中日關係進入一個相對平穩的發展時期，改善勢頭明顯，雙方各領域交流頻繁。究其原因，從日本國內角度看有兩方面因素。

第一，安倍再次上臺執政後，經過幾年的對華戰略調適，沒有取得預期效果。同時，安倍政府也因各種醜聞而倍受困擾，其負面影響導致日本民主政治體制遭到削弱，安倍個人政治誠信飽受質疑，其政治光環黯然失色，日媒將安倍視為“搞垮日本的10個首相”之一。儘管如此，安倍第二次上臺後在黨內採取威壓與懷柔並用的政治手腕，使自民黨內難以出現異類聲音。加之近年的選舉自民黨都以較大優勢勝出，安倍的執政地位相對穩固，無論執政黨內部，還是在野黨勢力，均對安倍內閣構不成實質性的威脅和挑戰。日國內輿論對安倍內閣的評價也呈兩極分化態勢，這種相對穩定的執政環境有利於安倍調整對華政策。同時，改善對華關係可以給今後兩年的安倍內閣帶來加分效果，有助於其積累“政治遺產”。

第二，安倍第二次上臺後渲染炒作南海議題，試圖牽制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現實是安倍不僅沒能阻止中國發展的腳步，而且中國與區域內國家的合作勢頭愈發緊密，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合作倡議得到越來越多國家的響應和廣泛參與。日本企業界普遍看好中國“一帶一路”，這無形中給安倍的對華策略帶來壓力。安倍調整對華政策，既順應了各界要求，也體現其實用主義外交思想。安倍在訪華前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中國的發展對日本乃至全世界都是巨大的機遇”，訪華時再次表示:“一帶一路”是有潛力的構想，日方願同中方在廣泛領域加強合作，包括共同開拓第三方市場。日本外務省官員認為，“現在對中方的倡議(指“一帶一路”)提供合作，對日本來說好處最大”。2018年9月，河野外相演講時也表示，“歡迎為全球經濟帶來良性影響的中國的參與”，認為“為實現和平、穩定與繁榮，日中兩國共同肩負著很大責任”。從日本官方表態可以看出，促使安倍調整對華政策的關鍵因素是中國“一帶一路”合作倡議所展現出來的廣闊發展前景，雙方通過第三方市場合作，既可實現互利共贏，也可增加彼此互信，提升合作水平，還可應對特朗普對日政策不確定性帶來的負面影響，增加外交回旋空間。因此，無論是從企業利益，還是從戰略層上看，日本改善對華關係具有很強的內生動力。

另外，當前國際經濟秩序受到衝擊，日本也面臨來自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壓力，為此日本需要拓展迴旋空間，增加對美交涉籌碼，而改善對華關係，深化中日經貿合作無疑對美國推行的單邊主義、反全球化勢頭具有一定抑制作用。

對於大多數中日兩國民眾來說，中日關係向好無疑是喜聞樂見之事，畢竟中日地緣相近、文化相通、利益相吸。但中日關係要行穩致遠，還要克服許多障礙，需要政治家登高望遠，不為浮雲遮望眼，確保中日關係的大船始終沿著“四個政治文件”所指明的航向前行。中方非常重視推動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深入貫穿實施，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基本精神是強調中日兩國將全面發展在雙邊、地區及國際等各層次的互利合作，共同為本地區及世界做出貢獻。在此過程中相互獲得利益並擴大共同利益，推動兩國關係發展到新高度。為實現這一目標，未來中日關係應從以下幾方面著眼。

一是增加政治互信，擴展交流領域。受日本選舉政治以及黨派利益等影響，中日間許多問題很脆弱、敏感，稍有不慎就會對兩國關係大局造成衝擊。為此，應自主規避影響兩國互信的政治風險，增加自律意識，擴大政治共識。構建建設性中日關係，需要雙方共同努力，避免無端指責對方。不久前，安倍內閣推出的2018新版《防衛計劃大綱》中，日本仍以國際社會代言人自居，明裡暗裡散佈“中國威脅論”。另外，當前南海形勢趨於穩定，中國與東盟國家關係明顯改善，各國正通過建設性方式化解分歧。安倍在訪華後不久參加的東亞峰會上，配合美國論調，將矛頭指向中國，宣稱“反對威脅該地區各國利益的單方面改變現狀行為”，承諾繼續向該地區國家提供二手防衛裝備。受美國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影響，國際局勢不確定性因素增多，負面消極影響開始顯現，日本難以置身度外。為此，中日應在已有“四個政治文件”基礎上，面對國際政治、經濟新態勢，充分凝聚共識，制定針對兩國關係具有長遠意義的合作構想，進一步規劃未來中日關係的發展。

二是深化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充分發揮各自優勢。實際上，中日兩國企業在非洲、中東地區已有一些自主合作項目，近年日本企業界也多次對中方“一帶一路”合作倡議予以正面迴應，這些理應成為中日合作的基礎。中國在“一帶一路”合作問題上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也應成為中日合作的指導原則。中日在推動全球產業合作方面互有比較優勢，任何一方單憑一己之力都有侷限性，中日合作可以使多方受益。同時，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不應侷限於某一具體項目個案，應通過長期合作，積累實績,逐步化解相互猜忌，推進雙方區域合作戰略對接。安倍訪華期間，中日兩國政府在北京召開“第三方市場合作論壇”。會談期間，兩國地方政府、金融機構、企業之間簽署了50餘項合作協議，金額超過180億美元。如此規模大、數量多、領域廣、涉及國家多的項目合作，中日間從未有過。重要的是，日本以積極務實姿態參與中國“一帶一路”合作，表明在事關國家重大利益問題上不再唯美國馬首是瞻。

三是以冷靜務實態度化解和處理兩國間的矛盾和爭端，積極營造有益於中日關係發展的良性氛圍。近年來，中日人文交流不斷升溫，2017年中國大陸訪日遊客達到700多萬人次，兩國人員往來突破1000萬人次。當前中日關係中的積極因素增多，雙方改善關係意願強烈，但一些潛在、深層次矛盾只是暫時得以緩解，難以指望中日關係短期內出現實質性轉圜。從長期看，日美同盟關係未變，日對華心態未正，中日地緣戰略競爭態勢未改，影響中日關係的外部因素未消，這些無疑將會體現在日本政府外交安全政策當中，矛盾與摩擦仍是中日關係的一部分內容。對此，雙方應以理性務實姿態，加強政策溝通，通過各種對話機制針對具體問題進行磋商，不要將問題大而化之，而應建設性管控分歧，防止因某些政策領域的負面因素對中日關係大局造成衝擊，保持良性的整體態勢。

安倍主政時期，中日關係經歷了起起伏伏，未來自民黨內無論誰上臺執政，歷史遺留下來的矛盾與爭端都無法迴避，維護中日關係的政治基礎是不可迴避的前提。在這種政策背景下，那些具有廣闊戰略視野和現實主義思維的政治家就顯得尤為重要。當然，中日關係的發展既不能寄希望於某一特定黨派，也不能寄希望於少數政治家，只能基於雙方共同利益。2018年5月中國領導人訪日之後，安倍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日中關係已經完全回到了正常軌道”，這既是對現狀的判斷，也帶有期許成分。本輪安倍對華政策調整既是形勢所迫，也是執政利益所需，即主動順應日本內外形勢變化而採取的積極舉措，充分體現其“奉行實利優先”的外交原則。藉助本輪調整，安倍有意願將對華關係重新納入務實軌道上來，有鑑於此，未來兩年中日關係將會保持一個相對穩定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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