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壽寫的《三國志》是否可信？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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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志》稱得上是信史、良史。因為作者陳壽，是個靠譜的人；而且，他原本就是三國時的蜀人，後來去了晉國，當時的不少事情，是親身經歷過的；再者，陳壽治學嚴謹，《三國志》寫了十年，仔細推敲琢磨過了；還有很重要的一點，他是私人著書，儘管不可能沒有個人傾向，但外部壓力干擾少，不至於讓其昧著良心，歪曲史實。
先說陳壽。
陳壽，233-297，字承祚，安漢(今四川南充以北)人。他的父親，曾在蜀國將領馬謖手下任職。
陳壽少好學，拜同鄉、天文學家譙周為師。後來，他在蜀漢擔任觀閣令史，職責不詳，大概相當於國家圖書館的正副館長一類。當時蜀廷宦官黃皓擅權，陳壽不願屈就奉迎，因之屢遭譴黜——看來，他還是蠻正直有骨氣的。後來，他往晉，先後任著作郎、治書侍御史。280年，晉滅吳。陳壽開始寫作《三國志》，290年成書。
陳壽蒐集了三國時官私著作，主要有官詔的王沈的《魏書》；官詔的韋昭的《吳書》；私撰的魚豢的《魏略》。蜀漢不設史官一職，沒有成文史，他只是收集到一些民間著述。 除《三國志》外，陳壽還著有《古國志》、《益都耆舊傳》，編有《蜀相諸葛亮集》等。
《晉書》中，列有《陳壽傳》。
次說《三國志》。
《三國志》，原來是《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吳書》二十卷，分別成書。到了北宋鹹平六年（1003年）才合為《三國志》。
這樣看，《魏書》所佔分量最重，大約佔了《三國志》的二分之一；《吳書》佔三分之一；餘下的是《蜀書》。《魏書》分量大，或許與其和晉是傳承關係，屬於正統有關；《蜀書》少，則與可憑依史料少有關。
另外，因《魏書》為正統，有“紀”、“傳”；《蜀書》和《吳書》只有列傳。三書均無“志”、“表”，這是《三國志》不同於《史記》、《漢書》之處。大概，一是因為陳壽所握材料有限，二是可能覺得不好處理。
此書面世後，好評多多。其他相關書籍都逐漸銷聲匿跡了。
約百年後，南朝史學家裴松之（372-451），見之大喜，傾力為《三國志》作注，博引群書，以補原書不詳之失——共引書約一百五十六種，結果，《注》比原書厚了好幾倍，倒也大大豐富原著，且留下諸多寶貴史料——裴松之所引之書，大多已佚失。 
當代大家盧弼，著《三國志集解》六十五卷，約二百萬字，將前人對《三國志》的研究廣採博收，加以評判。被認為是關於《三國志》帶總結性的著作，是現在《三國志》 最全和最權威的注本。亦被認為，是研究《三國志》的必備之書。
再說評價。
正面評價——
第一，古往今來，《三國志》和《史記》、《漢書》、《後漢書》，均被認為是最好的“前四史”。《後漢書》由南朝范曄寫於423-445年，比《三國志》晚了約150年。
第二，各代對《三國志》的具體好評，大致可概括為——“良史實錄”；“取材精審”；“行文簡潔”；“文采飛揚”，具體哪些人評價、怎麼說，不多贅述。
第三，至近現代，大史學家們治史，涉及到三國時期，基本依據《三國志》和裴松之的《三國志注》。如錢穆的老師呂思勉老先生，他的《秦漢史》中講到這段歷史，所引用的基本是上述兩書，可見其信史的可靠性。
負面評價——
第一， 敘述過簡。 這是《三國志》確實存在的遺憾。或許陳壽當時有他不可言說的苦衷。好在有裴松之等，加“注”，再加“補註”，等等，多少彌補了缺憾。
第二，曲筆迴護。 後人中，亦有不多的人，說陳壽論史，對某人某事有“曲筆迴護”之嫌。這個事，其實必須歷史地看待。陳壽不是聖人，他有個人的情感和選擇表達自己看法的考慮。但是總體上，從古到今的大多數史學家，並不太認可這個說法。陳壽不論對魏、蜀還是吳，大的事件的表述和評判，是基本公允的。
第三，陳壽索米。 有後人說，陳壽寫作《三國志》時，曾向當事人索要財物。傳出這個消息的，主要是唐代的房玄齡一干人。他主編，並帶領20人編著《晉書》，在《陳壽傳》裡搞了這麼一出。書裡說，陳壽要寫丁儀，向他兒子索要“千斛米”，無果。一斛相當十鬥，後來改做五斗。無論如何千斛米不是小數量。這個“傳”裡，還說到陳壽對諸葛亮記述的不公平，因為諸葛亮揮淚斬了馬謖，還牽連到陳壽的父親。但是後人考證，所說的這些應該不是事實。畢竟房玄齡那時候已距陳壽過去了將近400年。裴松之離陳壽的年代最近，他為何沒說這些事呢？而且，後人對《晉書》的評價，主要就是兩點問題——記述荒誕；史料不實。關於陳壽的負面描述，可能也被算入其中了。不過，房玄齡等也說了一句實在話——說陳壽“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
換一句話說，任何一個寫史的人，誰能保證自己的著述百分之百的準確和正確？後人對一部史書的評判，也不會以百分之百真實準確這樣的標準來評價——真這樣做的，如果不是外行，就很可能是“氣人有笑人無”的眼高手低之輩了。
《三國志》被稱為良史，但也不可以全信，它也有不少地方被人詬病。
比如說此書敘事過於簡單，事情講得不明不白，尤其是蜀漢集團某些重要的人物，記載的內容太少了。
比如說書中內容存在著嚴重的衝突，比如馬謖到底是怎麼死的？《三國志·馬良傳》中說的是“謖下獄物故，亮為之流涕”，《三國志·向朗傳》中說的是“朗素與馬謖善，謖逃亡，朗知情不舉”，而《三國志·諸葛亮傳》中說的是“戮謖以謝眾”。
再比如說尊曹貶劉，以曹魏為正統，自然有失偏頗。
但是不得不說，《三國志》還是挺靠譜的。
原因有以下幾點，其一，作者陳壽從小就以才學聞名，在蜀國時已做過史官，顯然他的水平是足夠的；其二，陳壽寫《三國志》花費了數年的時間，直到公元297年左右才定稿，距離東漢末年約100年的時間；其三，當時人的評價。夏侯湛看到陳壽的《三國志》後，便銷燬了自己正在寫的《魏書》，著名文學家張華還曾想把《晉書》也交給陳壽寫。
信之不可皆信之吧。
陳壽
就像本人簽名一樣，“歷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丫頭，但是不打扮怎麼出門……”，歷史沒有絕對的真相和客觀，千人千面，後人不可能穿越到歷史裡去探索真相，更何況即便你能穿越，看到的又何嘗就是客觀的、可信的？
既然如此，相比無據可查的歷史，至少有文字流傳的還可以考據。這就是《三國志》的作用。一般而言，史料是相互考證的，不過因為他所參考的很多資料現在都沒了，所以三國志對於考證三國時期的歷史問題就變得更為重要了。當然，裴松之注了之後就更豐富完善了。
他的可信度有多高呢，我認為需要考慮幾個問題：
1、他為什麼寫？
陳壽（233—297年），字承祚，西晉巴西安漢（今四川南充北）人。他少好學，師事同郡學者譙周，在蜀漢時任觀閣令史。當時，宦官黃皓專權，大臣都曲意附從。陳壽因為不肯屈從黃皓，所以屢遭遣黜。入晉以後，歷任著作郎、治書待御史等職。
不管他身居何處，陳壽一輩子做的都是史官，據說寫《三國志》的時候已經四十八歲了，在當時就該算是老年了，這個年紀上以本職工作為興趣，寫了這本沒人贊助的史書，那就跟現代人閒來無事，在簡書、博客上寫文章慰藉自己的文學心是一樣一樣的。
2、他為誰而寫？
既是寫《三國志》就是純粹個人行為，就勢必帶著明顯的主觀情緒。不過，既然陳壽原來從史官的職業操守看判斷，他寫這玩意兒至少要做到有據可查，所以，有官方資料可考的魏國和東吳的傳記相對就較為詳細。魏國已有王沈的《 魏書》，吳國也有韋昭的《吳書》可作參考，這給陳壽蒐集史料提供了極大方便。而蜀漢既沒有史官，也沒有現成的史書可借鑑，蒐集史料就非常困難。所以蜀書相對簡單，有些都沒有。
不過陳壽人在曹魏，而且是從蜀國去曹魏做官退休的，這作品中或多或少還是要更維護曹魏一些，也可以理解。
3、他是如何寫的？
寫這三國書，陳壽花了整整十年時間，他身為三國時期人，當時看來寫的就是當代史，有一些事情是親身經歷的，但是就當時的信息來源和信息流通情況判斷，他所能掌握的東西一度也是有限的。所以，陳壽寫史書，跟我們一樣，主要參考已經成文的傳記、史冊、其他可考的文字。
這個過程去粗取精，辯偽存真，抽絲剝繭去掉一些明顯不切實際的、帶強烈個人感情的東西，是做學問的必須，也是史官工作的要求。
但是從《三國志》的各個傳記可以發現，其實陳壽也像很多作家一樣，在整理資料撰寫的過程中慢慢愛上了自己筆下的各個人物，加上各個傳記往往單獨成篇，在一些重大事件中似乎很多人都成了故事的主角和關鍵人物，比如說赤壁之戰，官渡之戰等等。
我們現代的作品也常常是這樣啊，日本戰國時期的名人們，每個人單獨站出來無論寫成書還是拍成電影，那都是所有事件的中心和主角。中國的歷史故事也免不了這樣。這才顯出中心人物的作用和個性嘛。
尚書郎範頵上表說：“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朋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豔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願垂採錄。”由此可見,《三國志》書成之後，就受到了當時人們的好評和稱讚。陳壽敘事簡略，三書很少重複，記事翔實。在材料的取捨上也十分 嚴慎，為歷代史學家所重視。史學界把《 史記》《 漢書》《 後漢書》《三國志》合稱 前四史，視為紀傳體史學名著。唐朝房玄齡等撰寫的《晉書·陳壽傳》也承認陳壽“善敘事，有良史之才”。
謝邀。盡信書不如無書，歷史何嘗不是這樣。雖然《三國志》在二十四史裡是前四史評價最高的，但也絕不是完全沒有作者自己的喜惡在其中。恰恰是唐房玄齡在寫《陳壽傳》時，例舉了陳在寫此書時向立傳的家屬索賄和以個人喜好與否褒貶人物的事。這在其他史家身上是不多見的。書面的歷史都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即便是對歷史極客觀的描述，也只是作者的一個角度。《三國志》有許多優秀之處，例如取材精審文詞簡約裁減得當，這些在這裡都不說了，只說此書可不可信的話，基本上還是可信的，因為陳壽是當時時代的人，許多事情都是耳聞目睹親身經歷的。加上他取材審慎，寧缺毋濫，所以內容還是相當可信的。書中有些矛盾，只是認識的角度不同的問題。例如寫赤壁孫權出兵打仗，寫魯肅傳時說是魯肅的功勞，寫諸葛亮傳時則說是諸葛亮的功勞，但是孫權出兵這事是一個事實。至於誰的功勞更大，這就像唐的襲蔡州，到底誰起的作用大是個爭論不休的問題。
《三國志》是良史。但是也有缺陷。
首先要確認，《三國志》大體是真實的，是得到普遍認可的私編歷史記載。
其次，《三國志》最大問題在於歷史記載過於簡略。這與私撰性質有關，個人收集檔案資料能力是有限的，蜀漢又根本沒有史官，導致許多資料缺乏。而且畢竟這是在西晉時期編寫當代歷史，很多牽涉家族不願提供資料，免得牽涉政治因素。
第三，陳壽個人比較貪圖錢財，向某些具備立傳資格者的後代索要錢財，因此後人很鄙視陳壽的為人，甚至後漢書拒絕為陳壽父親，劉備重要將領，可與趙雲相提並論的陳到立傳，以避免提及陳壽。
最後，作為投降西晉的蜀漢官員，陳壽只能尊司馬懿，並對涉及司馬家族屠殺曹魏宗親大臣等事給予文字掩飾，這是必須的。
陳壽也是一個人也難免會有偏頗，如果史書要客觀那隻能用數學的形容詞和其他沒有任何色彩的詞句。但是這樣的書做不到，也不可能傳世，我們要褒貶要教育後世。陳壽作為歷史學家，作品還是可靠的，還原度還是很高的。但是歷史上有孤證不立的說法，即使他再可靠，沒有其他證據，也不能認，只能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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