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軍事裝備，對晚清時期的陸海軍近代化建設有什麼影響？

清朝末年開始的洋務運動中，德國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德國的影響下，清朝在武器裝備上有了明顯的改觀，逐步擺脫了愚昧自守的狀態，開啟了軍事近代化的萌芽。

以李鴻章為首的晚清洋務派，從裝備入手，學習裝備知認，培養軍事人才；建設軍械工廠，大量仿製德式軍械；學習德國的“鐵血主義”，提振軍人的尚武精神，提升武職軍人的地位。從一定意義上講，也對後來的軍事革命產生的積極的影響，間接敲響了晚清喪鐘。

但是因為在晚清那個特殊的時期，洋務派地位地下，只能仰人鼻息，缺少獨立自主的政治和經濟權限，處處受制；加之洋務派自身在思想覺悟上的缺餡，所有的改革只能流於裝備與部分戰術表面。而戰略層面的組織管理體制、軍事制度等，基本沒有觸動，也無力觸動。用陳舊的思維管理新式軍隊，是一場註定了的改革。

無論中西，自古到今，先進的裝備固然重要，更重要的卻是使用裝備的人，沒有一場觸及靈魂的變革，僅在表面上武裝到牙齒，必定是一捅就破的紙老虎。

兩次鴉片戰爭慘敗的恥辱 ,徹底打碎了清廷“天朝上國”的迷夢 ,曾驍勇一時的八旗、綠營在西方先進軍事力量面前不堪一擊的殘酷現實 ,使清政府產生了按照西方標準改革軍事 ,實現軍事近代化的強烈願望。在“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指導下 ,清政府首先開始向英法兩國學習。

當英國海軍的幾百門新式鋼鑄大炮一齊朝著大清帝國的南大門肆虐咆哮的時候，大清的海岸上還能聽見明朝嘉靖年間的生鐵炮微弱的呻吟；當英國陸軍端著上了刺刀的前裝式線膛槍衝鋒的時候，清國的兵勇只能憑著血肉之軀以砍刀、梭鏢、弓箭和少量破舊的鳥銃守衛坍塌的城樓……完成了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大英帝國以微不足道的代價輕輕鬆鬆地打敗了曾經完全依靠傳統農業長期保持著GDP世界第一的清帝國，全世界的人們都驚詫於這個東方巨人如此的外強中乾，更驚訝於這個帝國的軍隊的一無是處、不堪一擊。康熙、乾隆想不到，以13副鎧甲起兵的如爾哈赤更想不到，向來被蔑視為夷狄的“紅毛”憑藉一貫為八旗子弟所不屑的火器就能如此威脅自己的帝國

“原以地球中第一大國而受制於小夷”，“天朝上國”的迷夢，被打破後，凡有心知血氣莫不衝冠發上指”——1840讓中國的有識之士看到了世界，看到了危機。但是保守的士大夫們看不到，滿清的皇帝看不到，中英交戰一年後，道光還不知道英國是何方夷狄，還在問“是否與俄羅斯接壤，與回疆有無陸路可通”的幼稚問題！一紙《南京條約》似乎已經息事寧人，天朝似乎還是天朝，清廷將這一次走向世界的機會拋棄得如此輕易，於是才有了1856年咸豐狼狽逃出紫禁城，皇家園林被燒，至於曾格林沁的3000蒙古騎兵只剩下3個人更是成為西方的笑柄。縱觀清朝軍事史，其初年靠部落編制的八旗軍和漢軍的綠營打下關內的萬里江山；平三藩時八旗軍早就腐敗墮落，於是主要靠綠營打仗了；西征葛爾丹，還是仰仗了綠營；其後歷經雍正、乾隆兩朝將近80年，也都只能靠綠營征戰平叛；到了嘉慶年間，綠營也已腐朽，始用鄉勇鎮壓白蓮教；到了咸豐朝鎮壓太平天國，八旗、綠營根本不堪征戰，只好全仗半正規化的鄉勇（湘軍、淮軍等）作為主要軍事力量為維持滿清統治效力。而此時，時間已走到19世紀60年代，這場當時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內戰居然還是一場原始冷兵器的戰爭。當肩扛梭鏢、鋤頭，頭纏破布，打著赤腳，身穿鄉勇號衣的淮軍趕走太平軍進入上海的時候，這支簡直與農民無異的清帝國“官軍”被西方的紳士和小姐們戲稱為“叫花子軍”。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人在鎮壓太平天國過程中“借師助剿”，才重新又發現了1840年就已經發現了的，但卻被遺忘並塵封了20多年的簡單道理——“西洋諸國以火器為長技，欲求制馭之方，必須盡其所長，方足奪其恃。”1861年，時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藩首先開設安慶內軍械所，隨後短短几年，上海江南製造總局、金陵製造局、天津機器局、福州船政局等近代軍工紛紛起家，這些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的實戰中打造出來的地方實力派掀起了“洋務運動”。而稍晚一些，日本也開始了以富國強兵為目的的明治維新，中國與日本幾乎同時走上了近代化的征途。

真正懂洋務的官僚仕宦非常少有，對於19世紀的世界重大變革甚至缺乏最起碼的瞭解，因此沒有做好相應的思想準備。在以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為首的“洋務派”官僚上承林則徐、魏源“師夷長技以制夷”，打出“師夷長技以自強”的旗號，學習西方先進軍事技術，興辦軍工，採購機械、兵器，大力推動近代軍事力量發展的同時，迂腐的堅持封建義理，主張復古反洋的“清流派” 自居的漢族士大夫群體和保守的京官們卻全力阻撓，一次次掀起反洋務的論調，給洋務運動帶來非常大的阻力。

洋務派針鋒相對、據理力爭：“西國事事必求遠勝古人，故術日習而日精；中國事事必求效法古人，然辯論多而事之業少，虛文多而真詣少，古人之糟粕存而古人之實意亡矣！夫鐵船飛炮，古人所無之物，亦古書未載之條，嗜古者固無怪其不欲棄我之長，效彼之長。然使彼僅以船炮自囿於泰西，則我何妨以戈矛自足於中土？無我弱一分，則敵強一分，我退一步，則敵進一步，安危禍福之間，固有稍縱即逝者。

19世紀六七十年代，德國經過三次王朝戰爭統一諸邦，一躍成為歐洲主要強國，其軍事力量在歐洲大陸更是無可比擬，引起世人的極大關注。由於剛剛統一的德國羽翼未豐，與清廷沒有直接的利益衝突，加之中德政體相近，其強大的軍事工業及其憑藉軍事力量迅速崛起的歷程亦與清廷推動軍事近代化以強國的願望相合。這一切使清廷轉而開始尋求德國的幫助。從此，德國開始進入到中國軍事近代化的進程之中。

德國對中國的介入是隨著德國的統一和崛起同步進行的，並隨德國對外殖民擴張的不斷擴大而逐步深入。早在德國統一之前，普魯士就對中國垂涎欲滴。1860年4月，普魯士政府在一份備忘錄中就明確要求德國遠征隊以保證中國市場對於德國資產階級的利益為重點，備忘錄說，事情的性質明擺著，凡由於依仗外力保護而得到的商業航運和工業利益，“在個別情況下也許很好，但象是太靠不住了，不能成為擴張的可靠的投機對象”。普魯士和關稅同盟國家“不能對其它民族，尤其不能對中國人自始即可以承認自己是一個力量不如人、因此權利也不如人的國家的地位；法律上他們應當要求享受最惠國一例待遇。明確提出了要以武力為後盾，在中國取得權益的要求。1868～1872年間，曾為普魯士遠征隊成員的普魯士地質學家和地理學家斐迪南·李希霍芬男爵曾7次到中國內地旅行，在當時中國的18個行省中貫穿了不下13省。當1868年訪問位於長江口的舟山時，他立即認為這個地方適宜為普魯士的一個據點，並建議俾斯麥由北德同盟吞併舟山。此後，在德國政府的支持下，李希霍芬又於1882年出版了他的內容廣泛的中國研究集，其中竭力強調膠州灣的重要戰略地位，認為德國應以膠州灣為海岸據點，修築到北京和河南的鐵路，“它將替華北的棉花、鐵和其它產品創造一個便利的出路和使進口貨便宜地通往一些重要的地區

德國統一後，軍火工業發展迅速，為拓展中國市場，德國政府不遺餘力。1879年，中俄關系緊張，德國暗地裡希望遠東發生糾紛，“因為這將直接促成軍事訂貨”，並“將使後去的德國也有機會在那裡（中國）得到一個立足之地”。而就在這年春天，克虜伯廠的一個代理人初次出馬，就立即在中國做到了賺錢的買賣，這使德國資產階級對中國軍火市場產生了更大了期望。

為了德國軍火工業的利益，俾斯麥還竭力避免直接侵犯中國領土和干涉中國內政。俾斯麥的這種做法“顯然是追求得到北京的大員們的好感，並利用他們想得到這個唯一沒有犧牲中國或其鄰邦以取得領土的歐洲大國的幫助這種願望，來增加德國軍事工業和重工業產品在中國的銷路

1886年，中國駐倫敦公使曾紀澤奉調回國參加新成立的海軍衙門的領導工作，在離歐回國前，應俾斯麥邀請訪德，考察德國的軍火工業，受到德國政府和各大軍火商的殷勤接待。“一切的這些殷勤並不是不起作用的，曾紀澤從倫敦寫給克虜伯的一封致謝信中說：‘我向你保證，我回到中國後，將利用一切機會為你效勞和使你滿意。我熱烈的希望，貴廠同我們海軍衙門的關係能愈來愈得到良好的結果，愈來愈親密。

德國資產階級及其政府相互配合，調動各種力量開拓中國的軍火市場。在德國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德國軍火於19世紀60年代順利打入中國市場。德法戰爭之後，德國著名的克虜伯公司開始進入中國。1870年克虜伯公司派遣前普魯士炮隊下級軍官瑞乃爾攜帶若干門大炮到中國，此後，德國軍火在中國逐漸打開銷路。左宗棠的軍隊在19世紀70年代中期，對白彥虎作戰時已使用克虜伯的大炮。1873年，淮軍增設新式炮營十九營，裝備114門德式克虜伯火炮，並托克虜伯炮廠代僱德國炮隊軍官來天津教練炮隊。一個從中國回國的德國人在1881年這樣寫道：“近年來，中國優先向德國購買了價值幾百萬的克虜伯大炮、毛瑟槍、魚雷、柏林式左輪手槍、機器等等，並且早在60年代德國軍火商就已經被公認做了最好的買賣。

德國軍火的精良品質也逐漸得到了清廷部分封疆大吏的認可。作為淮軍統帥和長期負責北洋防務的重臣，李鴻章極為信賴德國的軍事技術。他在奏摺中對德國的軍事技術和武器裝備讚不絕口：“德國軍器甚精，臣等近年購用不少。

“至炮位一項，英德兩國新式最精。德國克虜卜後門鋼炮擊敗法兵，尤為馳名。”其：精利無匹，在西洋各國最為著名利器”

德制武器在淮軍中得以大量裝備。

而在北洋艦隊的建設上，李鴻章也逐漸改變最初完全依賴總稅務司赫德向英國購買艦船的做法，轉而委派出使德國大臣李鳳苞向德國船廠和兵工廠訂購艦艇及槍炮。在19世紀80年代，大批德制艦船進入北洋艦隊服役。據《海軍大事記》的記載，19世紀80年代以後，清政府共購買了46艘外國艦艇，其中德國36艘，英國只有10艘。至北洋海軍1888年正式成軍時，在25艘主要艦艇中，有5艘主力艦、5艘魚雷艇購自德國船廠，而艦隊主炮均系德國克虜伯廠製造。1894年中日黃海海戰時，在參戰的10艘軍艦中，有5艘主力艦是德國製造的。

德制艦船已成為北洋海軍的絕對主力。此外，德國陸軍工程師漢納根大尉還為旅順和威海衛海軍基地設計和修建了全部海岸新式炮臺，並在炮臺上悉數安裝了德國克虜伯後膛巨炮，極大地增強了北洋海軍軍港的防禦能力。

　　而清末另一重臣袁世凱同樣對德國推崇備至。光緒二十年（1894），清廷因甲午戰敗急欲編練新軍，袁世凱晉謁正在物色練兵大臣的榮祿，向其詳述了德國陸軍制度，深得榮祿的賞識。榮祿又薦之與李鴻章，稱其“對於軍事上之新學識，深有心得，畁以練兵之責，必能勝任也”

正是由於榮、李二人的舉薦，袁世凱得以出任北洋練兵大臣。此後，大批德制軍火進入新建陸軍及其後的北洋新軍之中。1903～1904年，袁世凱為淮、練、武衛右軍購軍火，炮、槍、子彈費銀594340餘兩，其中少數為英國造，多數為德國造。

1905年，袁世凱又為北洋二、三兩鎮陸軍籌購大批軍火，定購芮記、泰來、地亞士等洋行德國八十八年式七密裡九口徑五響帶刀頭毛瑟快步槍15130杆，包鎳鋼無煙槍子一千萬顆，購置皮帶子合15130套，油壺皮件具全；又向信義洋行定購德國克虜伯七生特半十四口徑長新式管退快炮七十二尊、子彈43200顆、內快炮六尊，隨炮馬鞍彈箱零件具全。統計馬克約合庫平銀二百十三萬七千餘兩。

在德國政府和資產階級的不懈努力及中國政界、軍界重臣的大力支持下，德國軍火憑藉其精良品質在華逐漸取得壟斷地位。“在軍火銷售領域，德國處於獨佔的優越地位。

隨著德國軍火大批進入中國，大量聘請德國軍事教習也勢在必行。同時，德國政府和軍火企業也有意識地通過向中國派遣軍事教習，提供完善的售後配套服務來強化中德間的軍事聯繫，從而鞏固德國在華軍火市場上的壟斷地位。因此，19世紀70年代以後，德國在華軍事教習急劇增加，並迅速佔據從中央到地方各式軍隊的教習地位。

　　1870年，克虜伯公司聘請普魯士炮隊下級軍官瑞乃爾赴淮軍供職，這是最早來華任教習的德國軍官。1873年李鴻章又聘德國軍官李勱協在天津指導淮軍炮隊操練。李邁協任職長達三年之久。因工作卓有成效，在其回國時，李鴻章特請旨賞給他二等寶星的獎賞。1884年，李鴻章又通過駐德公使李鳳苞從德國一次聘請25名退伍軍官，教授淮軍槍炮和新式戰法。1894年，中日交戰正酣，津海關道盛宣懷奏請仿德國軍制募練新軍，要求“募德國帶兵官五百餘人為統制，即電德國趕緊選募洋員，一面選將募勇，得六個月可操練成軍”

與此同時，德國顧問漢納根也向清廷建議，在天津、山東、山西、河南等省募練陸軍十萬，“軍制悉照德國良法”，以一宗室親藩為統率，並“用一洋員為軍師”，“各營統將，亦各延一洋員，為之教習，幫同辦理”。並認為“募兵選將，招請洋軍師、教習，購備槍炮軍械三事，刻不容緩”。

漢納根的建議得到了清政府的賞識，認為“實為救時之策”。清廷隨即諭令督辦王大臣諭知漢納根，“一面迅購船械，一面開招新勇。招募洋將，即日來華，趕緊教練成軍”

並令胡燏棻會同漢納根悉心籌劃。此為甲午戰後編練新式陸軍之始。1895年，張之洞也在南京以德國陸軍建制為本，編練自強軍，並托出使大臣許景澄代聘德國少校來春石泰等35員，分別派充統帶、營、哨等官。經試用數月後，“頗有成效可觀”

1896年2月，張之洞回湖北任，除致電兩江總督劉坤一，從自強軍德籍教習中調撥何福滿和塞德爾來鄂擔任教習外，又委派德國駐京公使推薦德國軍官貝倫司多爾夫來鄂充當護軍前後兩營之總教習。

袁世凱在督練新建陸軍後，也聘用不少德國教習，並完全仿照德國陸軍章程進行操練。為使新建陸軍更好地接受德式教育，光緒二十四年（1898）四月，袁世凱又在新建陸軍中創設了德文隨軍武備學堂，以德員慕興禮為教習。此外，袁世凱還聘請德國人祁開芬、曼德、魏貝爾分別擔任炮隊學堂、馬隊學堂和工程隊學堂教習，教授官兵近代軍事技能。1896年，在袁世凱的練兵事宜冊中，還曾有擬聘13名洋員的計劃，其中德籍教師就需7人。此外，聶士成的武毅軍同樣仿照德國陸軍建制編練，聶還聘請德國救習訓練步兵、騎兵和炮兵單位，在其開辦的軍事學堂中，也聘有兩名德國教習教授技術科目。

中法戰爭後，清政府大治水師，組建近代新式海軍，也僱用了大批德國軍官。當在德國訂購的鎮遠、定遠、濟遠三艦回國時，船上所有人員共455名都聘用德人，到中國後，從中留任43名擔任北洋艦隊教習。北洋艦隊第三、五任教習也分別由式百齡、漢納根擔任。

　　在各類軍事學堂中，德國教習同樣佔有重要地位。光緒十一年（1885）五月，李鴻章奏請“仿照西國武備書院院制，設立學堂，遴派德弁充當教師”

首次提出參仿德制，建立了陸軍軍事學堂。1884年德國水雷專家哈森克萊威在北洋艦隊的一個水雷學校中擔任領導。1886年張之洞在廣東設黃埔魚雷學堂，聘請德人馬駟為魚雷教習。1890北洋艦隊籌設旅順魚雷學堂，聘請德人福來舍為教習。在天津武備學堂中，李鴻章延聘了李寶、博郎、崔發祿、哲寧、那珀、後閫士、巴恩壬、艾德、黎熙德、拜耳、高恩茲等大量德國教習。他們講授天文、地理、測繪、數學等近代課程，並教導馬隊、步隊、炮隊的操練及行軍、佈陣、分合、攻守等近代軍事戰術。在其後1897年張之洞創辦的湖北武備學堂，也延聘德人貝倫斯多夫、法勒根漢、根茨3人任教，並從自強軍中選派斯忒老隨同教習，又將何福滿、賽德爾二人派入護軍營洋操隊擔任教習。另外在南京陸軍學堂附設鐵路學堂中，也曾聘用駱白克、泰白福、屯和恩、樸滿斯等5名德國教習。

　　為更好地學習德國軍事思想和軍事技術，清廷還派遣留學生赴德學習軍事。1876年德國軍官李勱協在華任教期滿，李鴻章乘其回國之便，在北洋海防營內挑選卞長勝、王得勝、朱耀彩、楊德明、袁雨春、查連標、劉芳圃等七人隨同赴德，進入德國武學院學習水陸軍械技藝，這是近代中國第一批留德學生，也是最早的一批陸軍留學生。福州船政學堂第一批留學生劉步蟾、林泰曾、魏瀚、陳兆翱等在赴英法留學期間也都曾到過德國學習制船、制槍炮等法。第二屆學生李芳榮也曾在德國炮廠學習製造槍炮，學成回國。林殿鑠則從法國轉到德國柏林魚雷廠，學習修造魚雷。1881年，第二批赴歐留學生魏邏、陳伯璋等三人派往德國留學，在刷次考甫水雷廠學習魚雷等法。1889年直隸總督李鴻章派遣天津武備學堂學生段祺瑞、吳鼎元、孔慶唐、藤敏藻等赴德學習軍事。

　　德國對中國軍事的廣泛介入在19世紀90年代達到了頂峰。在當時，最具近代化特性的數支軍隊如袁世凱的新建陸軍，張之洞的自強軍以及聶士成的武毅軍等，皆為仿德制而建。清軍大量裝備德制武器，並廣泛聘用德國人擔任部隊和軍校教習。德國深深地影響了晚清的軍事近代化。

　　中國的軍事近代化發端於兩次鴉片戰爭的慘敗，但近代知識的極端匱乏、軍事體制的僵化和落後、保守思想的嚴重束縛使清軍自身難以產生推動軍事近代化的根本動力，清軍也無力建立起完備的軍事訓練和軍事人才培養體系。因此，在改革之初，引進並藉助西方先進的軍事人才成為清政府軍事改革的必由之路。

　　德國軍事教習在華廣泛傳授西方先進的科學文化知識、近代軍事技能和戰術思想，這使清末的軍事建設受到了西方先進軍事理論的薰陶，逐步擺脫了傳統的建軍模式和落後的軍事教育體系。如在清政府最早設立的陸軍軍事學堂--天津武備學堂中，課程設置大都照搬德國軍校，引入了天文、地輿、格致、測繪、算化、兵法、地利、軍器、炮臺等教育內容。這些課程大都是中國首次列入學校教學，使中國在軍事教育內容上開始向近代西方國家靠攏。在教學方法上，也開始強調軍事教育與實踐的結合。如天津武備學堂的學生，在完成課堂教學外，每年還須到旅順口、山海關等軍營炮臺實習兩個月，第一個月練習步兵、騎兵、野戰炮兵和工程兵的軍事指揮，第二個月練習測量和繪圖等技術操作。這些都促進了晚清軍事近代化的發展。

　　甲午戰後，經過德國先進軍事思想和軍事教育的薰陶，在整體龐雜落後的清軍中逐漸湧現出了若干支具有近代軍事特徵的新型軍隊。這些軍隊呈現出與以往截然不同的精神面貌，其表現出的戰鬥力也使西方列強深感震驚。1900年，庚子事變中，西摩所率領的聯軍遭受到聶士成所部清軍的沉重打擊，傷亡四十多人，這使侵略軍認識到以“一支小的現代外國軍隊，能夠從中國這一端打到另一端而不會遇到有效抵抗”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了。1902年春，法國軍事觀察家嘉桂拂萊上尉視察了武昌張之洞的軍隊，認為張之洞所部受過德式訓練的約7750人的精銳護衛營在“編隊操演和武器運用上，可與最好的德國軍隊相比”

綜上所述，在德國的幫助下，清軍無論在軍事裝備、軍事訓練和教育以及軍事體制上都有了相應的改觀，使晚清的軍事力量逐步擺脫了落後狀態，開始步入近代化之路。

　　但是，德國對中國的軍事“援助”並非是無私的奉獻，這種“援助”的每一個方面都和德國擴大在華利益的戰略意圖密切相關。德國駐華公使巴蘭德就曾不斷提醒列強：“中國人一旦開化，就會變得令人不能忍受。”顯然，德國並不是要幫助中國實現軍事上的完全近代化，而是意圖通過有限的軍事援助來達到控制中國的軍事改革並進而謀求不斷擴大在華利益的目的。因此，德國並不希望中國的軍事力量真正地強大起來。

據《東方雜誌》所載，“日本某少將曾與人曰：‘甲國（德國：筆者按）皇帝固曾密戒其陸軍中人，不許以適宜之戰術授之於中國。今某省練軍用甲國人教之，而其所以為教者，則猶普法戰前之舊法也。’……然聞甲國人之教練兵操，實止授以軍人之用，而於士官將弁之學，則每祕不相傳。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德國並不將最先進的軍事知識傳授給中國，經其培養出的中國軍官只能學到西方的一些過時理論。這種軍事教育只是在對待如太平天國之類的國內農民起義時尚有一用，一旦面臨西方列強的軍事入侵，其劣勢和落後不足便立刻顯示出來。

　　隨著德國對華侵略野心的不斷擴大，德國漸漸已不能滿足於僅僅是軍事領域的對華控制。1897年，德國藉口山東教案，強佔膠州灣，並於次年強迫清政府訂立《膠澳租界條約》，將山東變成其勢力範圍，進而帶動俄、英、法等列強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這引起國人對德國的強烈不滿，清政府也對在華德國教習產生了戒心，唯恐日後在軍事上受德國掣肘，“故不若事前撤遲，免得臨事而多躊躇。”而與此同時，新興的日本急欲打破甲午戰後在國際上的孤立地位，並意圖在清廷的陸軍建設中發揮自己的影響力，遂乘機遊說清廷聯日抗俄。此後，日本又對張之洞、劉坤一等封疆大吏不斷遊說，慫恿其招聘日本軍事教習，派遣赴日軍事留學生。由於日本陸軍原系仿德而建，中日習俗相似，語言相近，且聘用日本教習用價低廉，這使張、劉等人頗為動心。

　　由此，德國在華軍事影響力在19世紀90年代初期達到頂峰後，卻出人意料的迅速衰退，在1901～1903年間，“帝國的各地都產生了逐漸以日本軍官代替德國人當教習的趨勢”。而這種趨勢由於1905年日俄戰爭中日本的獲勝更為加強。日本的勝利使清廷印象深刻，這使他們認識到如果東方人經過嚴格認真的訓練同樣可以戰勝西方人，由此，大批日本教習進入到中國務式軍隊當中，而滿懷救國熱誠的青年學子也紛紛負笈東瀛，投身日本軍校。日本逐漸取代德國，成為對華軍事影響最大的國家。

德國在上世紀初就是軍事強國了。由於清朝政府的腐敗無能，使我國軍事，武器裝備遠遠落後於其它國家。就在上世三十四年代中國使用德國武器的甚多。所以，德國的軍事技術不但對我國的發展有影響，而且對世界也是有較大影響的。

晚清時期，由於兩次鴉片戰爭，晚清政府也看到了中國落後西方，才出現了維新變法，推行洋務運動，晚清的所謂四大名臣，如張之洞，曾國番，左中堂，李鴻章等，極力為挽救日以衰敗的滿清皇朝，也看到了西方工業科技發達的優勢，來引進為我國所用，在海防上加強海防能力，組建北洋水師，從德國等國家購買先進戰艦，以充實海防力量，可是清政府腐敗成性，沒有錢支撐海軍建設，最後甲午戰爭敗給日本，就也足以警示後人，中國的威協來自海上，鞏固海防，加強海防力量，要有先進的戰艦和官兵的意志力，提高官兵的政治素養和實戰能為，更要國家的投入大量資金來充實段造一支強大的人民軍隊，能打仗，打勝仗的造強大的人民軍隊而努力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