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是否就是三星堆？
在開啟長篇大論之前，先說結論吧：夏朝當然不是三星堆，但三星堆遺址的第二期遺存（就是我們常說的三星堆文化），與中原地區的夏王朝有著一定的聯繫。
關於“夏朝是否就是三星堆”這個問題，實際上是由兩個小問題構成的。首先，我們需要界定，什麼是夏文化。其次，我們需要明白三星堆遺址的性質。這樣的話，就可以清晰明瞭的得出相應的結論了。
三星堆遺址出土金面罩（圖片來自三星堆博物館網站）
第一個問題，什麼是夏文化？
“夏文化”包含了兩個指標，首先是要在夏朝的紀年範圍內的考古學文化，其次是夏王朝的統轄範圍內夏族人所創造的物質文化。作為探索夏文化的先驅，徐旭生先生就曾經指出，他所認為的夏文化，就是夏代夏后氏所建立的文化。
那麼根據這個定義，我們可以明白，夏文化是在一定的時間、地域、和族屬範圍內的文化遺存，夏王朝建立之前的夏族人的文化，不是夏文化，夏王朝滅亡之後夏族人繼續生活所創造的文化也不是夏文化。
對於第一個指標，夏朝的紀年範圍，現在根據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結論，認為是公元前2070年到公元前1600年這段時間內，因此，年代不落在這個範圍內的考古學遺存，都不是夏文化。
第二個指標，夏族人及夏王朝範圍，族屬這個問題在我們可以通過考古學的“文化因素分析法”來界定，用這個方法將不同文化文化區分開來並不難，但是將不同文化歸入到歷史上特定的族屬，實際上有很有難度的，這部分研究實際上是一個逆推的過程，很有意思，不過由於要寫這個方法的話，可能要寫很多字，這裡就不細說了。那麼夏王朝的活動範圍呢，主要是根據史書記載。徐旭生的考證，認為夏王朝的活動範圍可能有兩個，其一是河南中部的洛陽平原及其附近，尤其是潁河上游一帶，其二是山西南部的汾河下游地區。
那麼這樣我們就可以總結一下，夏文化是公元前2070年到公元前1600年，夏族人在豫西晉南一帶所活動留下的文化遺存。
大禹（圖片來自百度百科）
第二個問題，三星堆遺址的屬性是什麼？
三星堆遺址位於成都平原的廣漢，這個遺址包含了三個文化時期，最早的一期是寶墩文化，第二期是三星堆文化，第三期是十二橋文化。其中寶墩文化是新石器末期的文化，年代在公元前2800-公元前2000年之間，三星堆文化年代在公元前1700-公元前1150年，十二橋文化年代在公元前1150-公元前600年之間。十二橋文化年代太晚了，就不說了。從寶墩文化到三星堆文化，中間有300年的斷層，應該以後會能有發現填補。這兩個文化，無論是從分佈範圍、年代，都不滿足夏文化的界定（其中寶墩文化太早，三星堆文化年代只能相當於中原地區夏晚期到商晚期），所以肯定不是夏。
三星堆遺址平面圖（圖片來自三星堆博物館網站）
那麼，三星堆遺址與中原的夏有什麼聯繫麼？
這是肯定有的，根據以上的年代數據，可以看到，三星堆遺址的三星堆文化的年代相當於中原地區的夏晚期到商晚期這一階段，其中，如果把三星堆文化再細分，我們可以將其分為6期，其中第一、二兩期，是三星堆文化較早的階段，包含了部分中原地區二里頭文化的因素，比如，一、二期的陶盉，具有典型的二里頭文化風格；三星堆文化二期的雲雷紋壺，與二里頭文化的貫耳壺神似；三星堆出土的陶觚，與二里頭文化的同類器物一致。
三星堆遺址出土陶盉（圖片來自三星堆博物館網站）
由此可見，三星堆文化，和中原地區的夏文化有著密切的聯繫，三星堆文化是在寶墩文化基礎上，廣泛吸收了夏、商等其他文化因素而形成的一個區域性青銅文化。
主要參考文獻：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考古學——夏商卷》、《中國考古學——新石器時代卷》
井中偉、王立新編著：《夏商周考古學》
孫慶偉：《界說與方法——夏代信史考古學重建的途徑》
我是小七，一個喜歡《山海經》與妖魔鬼怪的四川姑娘。
說夏朝是三星堆是不全面的，具體請看我前面有關夏朝的答案。以下觀點為我好友偃月上神，來自我們群裡聊天，我本人整理髮布。
我朋友認為三星堆文明，其實就是來源於古埃及。蜀字本身就是蛇頂著大眼睛，古埃及神徽之一。
而三星堆，縱目大眼的造型正是源於古埃及對眼睛的崇拜，他們的主神荷魯斯之眼，在夏的傳承下漸漸演變成了縱目神。
根據一些史籍和資料推測，三星堆古蜀國，其實是埃及王族的人，從北非經過東經沿著西伯利亞到達了印度，然後建立了哈巴拉文明，然後繼續向東沿著古代絲綢之路進入了蜀地，建立了早期的三星堆文明。
而三星堆整個文明的形成過程可能是，多次外來民族入侵和當地的土著居民，一起共同建造了三星堆輝煌的時代，我們首先來說玉粽和泰。
玉粽
我們接著之前太康少康說繼續往下掉，想要知道具體情況的請翻看之前問答，泰柱古埃及語叫Djed，岱的音，通泰，太。
泰柱（玉琮）是祭地的，玉璧是祭天的。
現代漢語的太太，指代對妻子，女性的尊稱，實際是來源於太字本意的，代表生命生育生殖活力的伊西斯之結，伊西斯女神，大家都已經不知道了。
民間自古有人死後魂魄要回歸泰山的認識，道理也很簡單：因為泰山是古埃夏人到了古中國後，把此山命名的泰，來祭祀冥王歐西里斯神。泰山命名最早記載是春秋時期，其實應當更早些。又因為歐西里斯是古埃及王室守護神荷魯斯的父親，所以泰山地位很高，五嶽獨尊。
這是我做的基因分析報告，在一家專門做基因檢測的機構做的，下單後他們寄來一個玻璃容器，收到後裝上唾液回寄就OK了，有興趣的可以去檢測一下自己基因。
中國現代多數人的父系單倍體是O,N等，但存在部分Q（比如對宋趙王族後裔，孔丘家族後裔的大範圍測定。也包括對商周部分王族貴族大墓出土的遺骸測定，比如倗伯墓）。
古埃及本土王室大概率是Q（說大概率是因為上古埃夏三千年很多本土黃種人法老木乃伊的單倍體測定結果埃及官方一直在封鎖消息，極少數測定公佈的又是後期的、本土埃及（夏）滅亡後，被波斯希臘羅馬努比亞阿拉伯等輪番佔領時期的木乃伊單倍體，給人以古埃及與東亞黃種人無關的錯覺）。
Q單倍體實際曾隨著上古時期埃及的全球擴張，帶到了全球。現在全球分佈最廣泛卻總量相對少的就是q,而西亞，中國，北美又是q相對高密度區（北美最高），特別是一些歐亞王族貴族後裔，都是q。
簡單來說，上古中國，q是外來王族，ONC等構成本土貴族或平民（開始貴族也燉是Q,後來隨著通婚功賞等，ON勢力擴大）。
現在的非洲已經基本被本土黑人e和阿拉伯基因覆蓋，早就不是古埃及時期非洲（特別北非中非）的樣子了。
我是小七，一個沉迷於研究山海經與妖魔鬼怪的四川姑娘，喜歡可以關注我。
三星堆炒作的太過了，主要原因就是在於一個流傳太久的歷史謠言，那就是大禹是四川人——在已經回答的人裡面，不管反對或贊成三星堆和夏朝關係的，居然都相信大禹就是四川人。
答主我前不久還去過汶川，那裡的人，無論官員還是普通老百姓，都對此堅信不移。
不過，這也不怪他們，因為這是一個流佈了十分久遠的歷史謠言——隨手百度一下大禹出生地，就可以看到，百分之八九十的信息都是這樣的：
1、《孟子》：禹生石紐，西夷之人。
2、《史記》：大禹生石紐，西羌之人也。
然而，很遺憾，“西夷、西羌”是有的，但“禹生石紐”，是沒有的。原文如下：
《史記·六國年表》：禹興於西羌。
《後漢書·載良傳》：大禹出西羌。
《新語·術事》：大禹出於西羌。
最重要的：《孟子》，完全無載。
孟子從頭到尾都沒有說過大禹是哪的人。
在大禹還是人們普遍信仰的夏商周秦漢時代，從來沒有人說過大禹是四川人，更別提汶川。
那麼，“大禹生石紐”，到底是出自哪裡呢？
答：源自一本非正史之書。
“禹本汶山郡廣柔縣人，生於石紐，其地名痢兒畔。”——《蜀王本紀》
這本書的作者曾經很長一段時間認為是西漢著名學者揚雄，但經考證，實為三國譙周。
這本書可以算作史書，也可以不算作史書，為什麼了？
首先，它是一部《地方誌》，不是通史。
其次，研究古巴蜀乃至整個西南地區的另一部重要書籍《華陽國志》（同樣也是地方地理志）的作者——晉人常璩有話說：
“《蜀紀》言：“雀墒乘祗車出谷口”。秦宓曰：“今之斜谷也。”及武王伐紂，蜀亦從行。《史記》：周貞王之十八年，秦厲公城南鄭。此穀道之通久矣。而說者以為蜀王因石牛始通，不然也。《本紀》既以炳明，而世俗間橫有為蜀傳者，言蜀王蠶叢之間週迴三千歲。又云荊人鱉靈死，屍化西上，後為蜀帝；周萇弘之血變成碧珠；杜宇之魄化為子鵑。又言蜀椎髻左衽，未知書，文翁始知書學”——《卷十二·志序》
常璩的意思說的很清楚，《蜀本紀》裡說，蜀人認為穿越秦川的「褒斜道」（即秦棧道）是他們的古蜀王蠶叢、魚鳧等人用牛車開鑿的，但是《史記》卻清楚的記載是秦歷公開鑿的，戰國史籍也可以互相印證。
同時，蜀人又稱自己有3000年的歷史。
對於這些，常璩都認為是“橫傳”——也就是傳言，並未證實公認。
✔常璩自己本身就是四川人（崇州），這說明他的評價是客觀的。
毫無疑問，《蜀王本紀》的內容，除卻那些地理信息外，大多數是採用當地的一些口口相傳而非文獻記載的故事輯錄而成，尤其是人物典故，整本書充盈著神話色彩。
對照中原史籍，《蜀本紀》可以稱為「半信史」，但不能稱為完全的信史。
那麼，《蜀王本紀》為何這樣寫了？
自然是有原因的，其實，《蜀本紀》並不是第一個稱“大禹生石紐”的書，在它之前還有一本，那就是東漢照曄的《吳越春秋》：
“高密（禹）家於西羌，地曰石紐。石紐在蜀西川也。”——《吳越春秋·越王無餘外傳》
和《蜀王本紀》不一樣，《吳越春秋》可以算作一本信史，但是，和《國語》《春秋》《史記》等比起來，它依然有它的不足徵信之處，歷代就有人指出過一些問題。如伍子胥託夢等，故謂之“類小說家之言”。
就研究吳越史而言，它不如《越絕書》權威和嚴謹，所以你更加可想而知關於大禹的記載的真實性。
毫無疑問，趙曄雖為浙江人，但是曾辭官去四川（資中）拜經學大師杜撫為師，學習“韓詩”。一去就是20年。因此，其所作《吳越春秋》裡的“石紐在蜀西川也”，當然也是他這20年間在當地聽回來的。
也就還是常璩說的“橫說”——就是相傳而已。
從最早的青銅器銘文到《竹書紀年》，再到春秋戰國諸典冊，及至秦漢，從來沒有大禹生四川的說法，由此可見。
大禹的父親「鯀」的封國——《春秋》雲：“有崇伯鯀，在秦晉之間”。
《國語·周語下》記載：
“昔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崇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於羽山。”
「秦晉之間」與「有虞」都是在中原西部地區，「羽山」則在江蘇，從來無異說，要是大禹生在四川。
那他父親跟四川一點都扯不上關係又作何解？
✔所以，對“禹生石紐”保持懷疑，是應該的。
至於皇甫謐作《帝王世紀》稱“孟子云‘禹生石紐，西夷人也’”則不僅是一句完完全全的孤證，有託古之嫌。甚至，他說的根本就不是「石紐」。而是：
「石坳」
✔就是山溝裡出生的意思，別無他指。
後來南朝的劉宋裴駰在給《史記》註解的時候，把「坳」誤訓作「紐」，由此造成了後世的訛傳。
但是，無論如何，由於《吳越春秋》早於《帝王世紀》，因此，可以推論皇甫謐也很可能是受了《吳越春秋》的影響。
那麼皇甫謐為何不直接沿襲趙曄的說法用「石紐」，而用「石坳」？
答案當然是他看出了「坳」與「紐」實容易混淆，同時，作為一名博覽群書的學者，他大概知道不管是坳，還是紐的來源。
揭曉答案：
“禹生於石；契生於卵，史皇產而能書；羿左臂修而善射。若此九賢者，千歲而一出，猶繼踵而生”——《淮南子·修務篇》。
「禹生於石，契生於卵」——100%就是神話。
✔這很正常，上古時代的人物都有「神性」，這是因為他們既是帝王，又是宗教領袖。
▲又西漢讖緯書《循甲開山圖》雲：“古有大禹，女媧十九代孫，堯理天下，洪水既甚，人民墊溺，大禹念之，乃「化生於石紐山泉」，女狄暮汲水，得石子如珠，愛而吞之，有娠，十四月生子，及長，能知泉源，代父鯀理水”。
✔這是「石紐」的第一個出處。
這裡面的「石紐」根本沒有任何地理位置之所指，就是指錯綜複雜的石縫。
▲西漢後期，與整個東漢，儒家從進取的「公羊派」逐漸轉向偏保守的「穀梁派」，且由於漢光武帝的欽定，與帶有巫術色彩的方士之學「讖學」合流，產生「讖緯學」。
此種學問在巫風盛行的四川及整個西南地區自然是得天獨厚——趙曄都得跑四川去找四川人（眉山彭縣）杜撫為師，可想而知，四川的文人當必有人看過《淮南子》《遁甲開山圖》。
★★★謎底解開：
由於汶川有個地方叫「石紐」，所以可能是大禹後人的西羌把「禹生於石」附會在石紐。
為什麼西羌要把大禹附會到汶川石紐了？
✔大禹是西羌，是歷來無疑問的，羌人在先秦時代與漢代都是一頂一的大族，從甘肅到西南地區都有，其中有大禹的後人並不奇怪。而羌人自殷商時候起就和中央王朝敵對，特別是東漢，持續打了一百年的仗。
期間，大量羌人南下逃入西南地區。
這裡面，有可能有大禹的後人。
✔《後漢書》：
“自爰劍後，子孫支分凡百五十種。其九種在賜支河首以西，及在蜀、漢徼北，前史不載口數。唯參狼在武都，勝兵數千人。”
大禹與四川的關係，就說到這。
下面來看看，夏朝和四川有什麼關係？
《古本竹書紀年·帝啟》篇雲：
“八年，帝使孟塗如巴蒞訟”。
這裡的「巴」，不少人解作「巴蜀」之巴，但是觀甲骨文裡的「巴」是否就是春秋戰國的「巴國」，這還有個很大的疑問，目前比較公認的是晉陝或湖北地區。
就邏輯上而言，夏朝要是有那麼強的實力，連“不與秦塞通人煙”的四川地區都能控制。
那他又怎麼可能會那麼快就被東夷兩次奪國了？（注：一次是太康時代的后羿，另一次是帝「相」時代的寒浞）。
顯然，夏王啟派遣的這個司法官員孟塗去的「巴」國，就不可能是古巴蜀國。
夏王帝桀，他也不可能如三星堆的粉絲幻想的那樣，被商湯流放在「南巢」後，還能夠組織起浩浩蕩蕩的大逃亡，然後逃到四川建了起一個不遜色於商的「三星堆古王國」。
值得一提的是：
✔目前三星堆出土的青銅器主要集中在兩個祭祀大坑，目前尚無證據表明這些青銅器是原產的。
✔第二，最著名的那棵「青銅樹」，專家研究過，無論如何都無法站立起來——它是祭祀的時候作臨時用的。
至於說夏朝就是三星堆，純粹腦子有病。
三星堆文化是華夏本土文化，出現於新石器時期營盤山，我們看到的三星堆博物館青銅像只是商代睌期的作品，三星堆文化具體傳承關係如下：
仰韶文化→馬家窯文化→阿壩州營盤山遺址(距今5500-6000年新石器時期)→三星堆文化(四川德陽市什邡、廣漢)→成都金沙。
另外，三星堆和佛教起源的關聯性不是沒有，而且可能追溯到新石器時期……細看那些三星堆博物館館藏的商代青銅人像(實乃神像)就能明白……“神像“是個廣義的說法……可以再進行細緻分類為……
傳統意義的夏朝，都城在陶寺或二里頭，同時期的古巴蜀地區有個三星堆，那裡有城市，有宗教，有祭祀器和生活器，但是沒有文字(至今未發現)。
夏朝不是三星堆，三星堆遺址的考古發掘的第二期遺存及鑑定結果表明，三星堆文明與中原文明的夏王朝存在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那麼問題就出來了，什麼是夏文化?什麼是三星堆遺址文化。只有把這樣的兩個文化存在的時間長短，是否彼此覆蓋(或者是另一種表述——用兩個圓的相離，相交，相切，重合甚至一個覆蓋了另一個)，就可以清晰明白的得出相應的結論了。
“夏文化”，按考古人士曾經所認為的夏文化，就是夏王朝的夏後代所建立的各種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總和，即廣義上的夏文化。夏文化是存在於一定的時間、地域、和人種範圍內的文化遺存，夏王朝建立之前的夏族人的文化，不是夏文化，夏王朝滅亡之後夏族人繼續生活所創造的文化也不是夏文化。夏朝的紀年範圍，普遍認為是公元前2070年到公元前1600年這段時間內，因此，年代就明確界定下來，之前之後的文化考古遺存，都不是夏文化。夏族人及夏王朝的有效控制範圍，大約就是地勢平坦的平原地區，即山西南部的汾河流域，河南洛陽附近的平原大壩地區。因為這更適於耕作和澆灌。
三星堆遺址位於成都平原的廣漢，這個遺址包含了三個文化時期，寶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橋文化，寶墩年代在公元前2800-公元前2000年之間，三星堆文化年代在公元前1700-公元前1150年，十二橋文化年代在公元前1150-公元前600年之間。十二橋文化年代太晚了，己抵到周王朝了。由此表述一下:
夏文明: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
三星堆:公元前2800年至公元前600年。
顯然，這兩個文化，無論是從分佈範圍、年代，都不滿足夏文化的界定（其中寶墩文化太早，三星堆文化年代只能相當於中原地區夏晚期到商晚期），所以肯定不是夏朝。由此看來，三星堆起早於夏王朝存在700多年，夏王朝比三星堆提前1000年滅亡。這樣一比較，實在是嚇人一大跳，這究盡是個什麼樣的存在。它孤懸於夏文明之外。它存在的時間覆蓋了夏朝，向遠古伸向神話傳說洪荒時代，向後延長至周王朝時期的前600年。這就不能不聯想到三星堆文明滅亡於中原文明的某支軍隊的擴張了。那三星堆的結束就不再那麼神祕了。
個人認為，三星堆不可能是夏朝。夏商周是一脈相承的中原文明，可以從“陶寺遺址”——“二里頭”——“二里崗”——“鄭州商城”——“安陽殷墟”的出土文物上看到清晰的傳承關係。而三星堆是典型的巴人文明，文化類型截然不同。
首先，必須正確認識三星堆文明，它並不是傳說中的外星文明，也沒有超越中原文明。它雖然4700年前就有人類活動，但直到公元前21世紀才進入文化階段，這時候的陶寺遺址已經有了青銅器和300萬平方米的城市。三星堆出現青銅器是公元前18世紀，這時候二里頭已經有精美的青銅禮器和生活用具了，而且三星堆的青銅技術很大可能從中原傳來，因為有中原文化的影子。三星堆青銅器最發達的時候是商末周初，青銅神樹、銅立人都是這時期的，但商朝技術明顯更高，四羊方尊就是代表。
三星堆之所以被傳的神乎其神，是因為奇葩的青銅器造型，並不是技術，它之所以巨大，是因為靠近銅礦產地。其實在國際上看來，商朝青銅器造型和三星堆一樣神奇，只是我們自己不習慣罷了。
最後，最重要的一點，三星堆存在了1千多年，始終都沒有發明文字，其文化也沒有外擴現象，直至被別的文明吞併。你還覺得它先進嗎？
最後再回答一下您所提的大禹出生於北川，這還是有爭議的。現在考古學的最新觀點，夏朝活動核心區域在山西南部。別忘了大禹父親鯀就是治水被殺的，他也是北川人？父子倆千里迢迢跑到山西治水？因此，還是等待考古成果吧。
我有一個很奇怪的想法。關於夏朝和三星堆！眾所周知，三星堆時期從新石器時代到商朝末期。延續了了近兩千年。而夏朝是從神話時代到有史以來的一個標誌性王朝。兩者可以說存在於同一個時代。
並且，兩個文明或者說國家，都沒有任何文字流傳，這個巧合加上巧合的事情，就不那麼巧合了！
第三，有一個關鍵人物大禹。大禹出生地在北川，而金沙，三星堆遺址，僅僅相隔一百五十公里。
我很奇怪，突然生出一個想法，三星堆遺址是否就是夏朝呢？
先從出土文物看，三星堆發掘出了不少的青銅器，其中有不少青銅尊。其外形和規制看起來和商朝極似，是否為一脈相承呢？
再看青銅樹，古代漢族傳說，有扶桑樹，上有十日，九日居下枝，一日上枝。化為十隻金烏。而青銅神樹上正好九烏而頂端空虛，也許曾經也有一隻金烏。
再看金沙遺址國寶，太陽金烏金箔。
中原傳說卻在這裡得到印證。也是巧合？
再說關鍵人物大禹。如果夏朝不是在三星，金沙，而是在河南二里頭。大禹會從北川捨近求遠去河南？不去一百多公里的地方，而去一千多兩千公里的地方？說不通！
再說大禹治水，四川從來水系發達。而大禹出生在川西北，黑河，白河，岷江，黃河，金沙江，大渡河，等等都流經這片流域。如果四千年前，天氣突然變暖，導致青藏高原氣候變暖，冰川融化，此地極有可能發發洪水。大禹治水十三年也有可能只在川陝片區。
說到大禹，咱們再看一圖。
這是大禹像。
然後再看一圖。
這是三星堆青銅大立人。大立人手中是否拿的就是大禹治水的工具呢！
從大立人的服飾拓片上可以看出，立人穿的是三件衣服，最外的到膝蓋，中間的到小腿，然後是內衣。這簡直和大禹圖神似了！！！難道這是夏朝後裔對祖先的祭祀崇拜？
要用動態和發展的眼光，抽絲剝繭的手法，前後相續的邏輯來看待和驗證歷史。中午的太陽和早餐的太陽哪個更近，這種問題就是偽命題。為什麼是偽命題，因為考慮問題的角度就錯了，而三星堆文明與華夏的關係同樣如此。
時間和歷史的關係就像一團面和壓面機，本來不同的文化文明經過時間的擠壓，成了一絲絲麵條，但是最開始柔和在一起的幾個麵糰已經分不清楚了。要從一根麵條去尋找最開始的幾個麵糰，談何容易。
一般情況下歷史是後一個朝代寫前一個朝代，往往會抹除一些前朝的痕跡。但是也有例外的時候，一些邏輯上時間上文字上互相矛盾的地方，就是被掩蓋的真相。
中國上古神話傳說中，時代混亂來源各異，但是帝夋無疑是比較主要的一位。而皇帝部族和炎帝部族的糾紛處理方式是融合而不是滅絕，於是很多外族的傳說也加入到了這個體系中間來。
都說夏朝沒有文字，其實應該是我們的思想誤區，之所以缺乏考古證據，一方面是我們對於挖掘的指導思想有誤造成的。
黃帝文明屬於遊牧文明是南下的，而夏朝的文明是北上的，或者說禹是北上的。黃帝文明之後是中斷過的，堯禪讓給舜就開始變了，舜再禪讓給禹這個血統就更遠了。只不過由於炎帝和黃帝的融合，等於從遠古時代承認了黃帝的正統地位，而當時同時存在的蚩尤文明則是被鍋的。蚩尤部族善於冶煉，能征善戰，但是卻是直爽豪氣之人。蚩尤早先曾追隨黃帝征戰四方，只不過傳授了冶煉技術後，到了卸磨殺驢的時候，才被黃帝設計殺死。但是黃帝顯然是一個比蚩尤更適合治理國家的人。一位上位者永遠不可能是一個單純的直爽漢子。
黃帝在滅了蚩尤之後，也滅了炎帝。炎帝的下屬夸父刑天兩大部族向西遷移，向西方傳播了文明，這兩大部族在古蜀國留下後裔。三星堆裡的太陽圖騰是夸父部族的象徵。三星堆大量出土文物器型複雜做工精美，體現了高度發達的文明特徵。而之後商代文物都沒有此文明發展的程度高。實際上看起來好像歷史倒退了。
歷史倒退了嗎？某種程度上是的。但又不是。上古三大類文明燧人伏羲神農已經在炎帝時代融合，炎帝達成的妥協是宗廟問題，黃帝接受了來自炎帝的文明，編寫歷史的時候將自己的譜系加入到了這個系統之中。雖然炎帝文明蚩尤文明都比黃帝文明發達，但是戰爭的話，還真是野蠻人比文明人厲害。勝利的往往是落後的文明。
話說回來，再說商，商其實並不是黃帝譜系裡的，因為圖騰是玄鳥，並不是龍。這絕對不是同類部族。看看契的降生，簡狄吞下了玄鳥蛋，這是給帝嚳帶綠帽啊。帝嚳是誰呢？是救贖帝啊，也是帝夋的原型。救贖帝有點耳熟吧，帝嚳倒過來念也就是嚳帝（god），也就是上帝。上帝這個詞原先就是拿來說帝夋的。
這個問題說明商人也在把自己出身納入到這個華夏正統之中去。這個正統的爭論才是文明的表現，從黃帝炎帝達成協議那一天起，才有了真正各部族統一的正統觀念。華夏文明就是各部族不斷融合形成的。
而大禹的出生則是鰥在南方治水的時候死後三年刨腹產生的，這說明什麼問題大禹和鰥的關係很可疑，大禹治水的方法和鰥完全不同，鰥靠的是用息壤堵，而大禹則是靠山河地圖洩。這麼看問題來了，大禹的治水哪來的地圖呢？蚩尤後人。夏朝其實已經不是黃帝血脈了，不過倒還是華夏一族，因為九黎在蚩尤死後融入了社會，於是有了黎民百姓。
再說回來商，野種祖先哪來的？所謂"玄鳥"，本是生殖器的象徵，"鳥"到今天仍是男性生殖器的別名、"卵"則是睪丸的別名。看看帝夋兩個兒子的封地，一個封大夏一個封商，也就形成了夏商正統爭奪之根源。
所謂的改朝換代，不過是披著外衣的自我慾望。他們沒有黃帝那種心胸，所以在滅殺前朝之後害怕自己被後來的人篡掉，於是就掩蓋歷史毀屍滅跡。主觀上來說是不道義的，但是客觀上卻更加促進了文明的融合。
周朝打商朝，商朝跑到了印度，也就是（殷都），而遠在北美洲南美洲的華夏後裔也自有淵源，這裡就不再討論了。只是說明一下，古代氏族的流動性很大，也會在各地開枝散葉，所以以現代人的地域觀點來審視古代人的遷徙是不合理的，解釋不通的。所以要放下地域觀點觀察文化傳承的想通性。就說這麼多吧，有機會可以看看在下在頭條發佈的小說。
三星堆是否是夏朝？三星堆文明是否比中原文明成型早？ 三星堆的青銅器有沒有中原文明早？說三星堆青銅文明有五千年的，一般都是不瞭解三星堆遺址和考古學上所謂“三星堆文化”的區別，這個遺址的第一期是新石器文化，不是青銅文化。二里頭遺址還有龍山和仰韶時期的遺存呢，要是把這當成二里頭一期、二期，不明真相的人會不會說二里頭文明有六千年？
不同地方的人對自己家鄉的榮譽感很強。不過，大多數人也確實對三星堆有誤解。經常把一個遺址上不同文明或文化留下來的東西當成是同時的，然後選擇其中一個最早的年代數據說這就是整個遺址的年代。
比方說，北京從元明清一直沿用到今天，假設公元22世紀它已被廢棄，埋在地下成了遺址。考古學家對其進行測年，遠的比如金中都就不說了，元大都以來城市核心區位置幾乎沒有變動，
同一剖面上從上到下年代越來越近（晚）：第四層約公元1300年，第三層1500年，第二層1900年，第一層2000年。當然不能說北京遺址的年代就在公元1300年，並使用用第四層的測年數據來證實元大都就已經出現了火車和飛機，當然也不能認為整個“北京文化”（包含第一至四層，年代在公元1300-2000年）是以八寶山、某主席紀念堂等遺存為代表的，具有很強的外來因素（如火葬、西服和西式建築）的文化，或者乾脆就不是中國文化。
以下測年數據出自《中國考古學中碳十四年代數據集（1965—1991）》（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第224-226頁。
對三星堆來說，C14測年的結果與考古學者根據地層學和類型學判斷的年代是完全一致的。三星堆遺址包含幾個不同時代、文化性質完全不同的堆積，其中第一期是新石器時代晚期，年代相當於當中原龍山文化時期，年代上限是距今4800年左右。第二至第四期文化層約當夏代至西周。對考古工作來說，每件器物的出土層位都記錄得清清楚楚，每個C14測年標本的採集和層位記錄更是容不得絲毫馬虎。三星堆的所有青銅器都是第二至四期的，若一個根本沒參加發掘的人，完全無視（或看不懂）考古報告，偏要說是出自“距今4800年的文化土層中”，豈非天下奇聞？
《中國考古學中碳十四年代數據集（1965-1991）》（文物出版社，1991年）公佈了22組三星堆遺址C14標本，所測年代範圍的最大值是公元前33世紀（距今約5300年），最小值是公元前9世紀（距今約2800年），如果排除出現頻率很低的孤例，這個測年結果與根據地層學和類型學的考古學分期沒有矛盾。作為一個明明年代跨度極大的遺址，如果非要以年代上限來界定所有出土文物，是不合理的。
“三星堆”遺址經發掘由下到上有4期文化堆積：第1期文化堆積時代相當於新石器晚期，大約與中原龍山文化的年代相當，C14測定年代距今4075±150年，樹輪較正4500±150年；第2期文化堆積時代約在夏商早期，C14測定年代距今3765±80年；第3期文化堆積時代為商代晚期；第4期文化堆積時代為殷末周初，C14測定年代距今2875±70年，樹輪較正3005±105年。
一號祭祀坑開口於三星堆遺址第五、六層以下。從地層的疊壓打破關係分析，此坑年代的下限不會晚於三星堆遺址第三期後段。兩個藏物坑不是同時填埋的，據C14測定，一號坑早於二號坑100年左右。
於是得出如下結論：
一號坑出土青銅器：商代晚期後段；
二號坑出土青銅器：殷末周初
三星堆文化的分期，既可以根據其考古時的發現分為三星堆遺址一期、二期、三期和四期。也可以按研究後文化類別分為寶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橋文化。
以寶墩文化為例：
寶墩是我們能接觸到的關於成都平原文明起源的最古老章節。4500年前，一支部落遷徙到成都平原，並在這裡留下了文明的痕跡。在同緯度的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和古埃及，國家和青銅此刻已經出現；中原地區的龍山文化也發現了銅。寶墩人的文明歷程遠遠落在了後面。更令人吃驚的是，考古發掘顯示，寶墩人在成都平原上的800年，並沒有明顯的進步，有的只是周而復始的遷徙。
在寶墩文化和魚鳧文化中，我們從來沒有見到有銅器發現，也未出土過鍊銅爐、坩鍋、鑄型、煉渣等與銅器有關的遺蹟和遺物。因此，古蜀的青銅冶鑄技術應該來源於成都平原以外的地方。
當時中國在三星堆文化分佈及四川地區以外，夏代前後有兩個早期銅冶鑄的中心，一是黃河中下游地區，一是西北的甘青地區。根據學者們的考證，成都平原上的三星堆文化遺存發現的青銅冶鑄技術應該來源於中原地區，或者是受到了中原地區的很大影響。
學者們在對三星堆出土的青銅器進行從青銅器的合金成分、鑄造方法、鑄造工藝、鑄後加工、施紋工藝等方面進行分析後得出結論。三星堆文化的青銅冶鑄技術是在中原地區二里頭文化和商文化的影響下而發生，並自始自終得到了中原二里頭文化和商文化的影響和制約，所以三星堆器物坑青銅器表現的合金成分、鑄造方法、工藝原則、鑄造工藝和裝飾工藝，才體現了與中原地區商文化青銅器基本一致的總體趨勢。
三星堆文化的青銅冶鑄技術來自於中原地區，這不只是基於中國青銅技術產生和發展過程的宏觀背景，同時也是通過對三星堆文化自身銅器鑄造工藝的具體分析的結果。
由於三星堆文化與中原地區周邊的其他青銅文化一樣，其青銅器的鑄造工藝主要是採納中國中心地區現成的技術，具有某種程度的模仿色彩。三星堆王國的銅器冶鑄工業的規模也不能與中國中心地區(尤其是商王朝所在的中原地區)相比。
因此，三星堆王國製作銅器的工匠在技術的熟練程度上與商王朝的工匠還有一定的差距。大概正是這樣一些原因，包括三星堆文化工匠在內的中原周邊(特別是南邊)青銅文化的工匠們在鑄型的制模、分範、合範等工藝上，都還存在著一些不足。在鑄型製作過程中，為了防止範、芯在組合時出現位置上的偏差，造成鑄件的鑄造缺陷，包括三星堆文化在內的這些中原周邊青銅文化的工匠們想出了一種解決辦法，這就是在鑄型的範、芯之間放置銅墊片，使範與芯之間保持等距離。
這種原本是"藏拙"的辦法，因它簡便易行，後來卻也被中原地區鑄銅工匠所採用。商文化的銅器很少使用銅芯撐，而西周時期周文化的銅器普遍採用銅芯撐，可能就是這個緣故。
三星堆文化所在區域的原始文化(寶墩村文化、魚鳧村文化、羊子巖文化)沒有獨立發明或接受銅器冶鑄技術，迄今為止，我們在這些文化中還沒有發現任何銅器或使用銅器的跡象。三星堆文化的青銅器是隨著大量中原二里頭文化因素的到來才出現(如二里頭文化傳統的銅飾牌)，並在相當於商代中後期之際的殷墟早、中期才大量和普遍使用，這種狀況也與中國南方其他地方的青銅文化的出現和繁榮情景相類似。
因此，我們可以推斷，三星堆文化的青銅冶鑄技術是在中原地區二里頭文化青銅技術的影響下而發生，並自始至終得到了中原二里頭文化和商文化的影響和制約，所以三星堆器物坑青銅器所表現出的合金成分、鑄造方法、工藝原則、鑄造工藝和裝飾工藝，才體現了與中原地區商文化青銅器基本一致的總體趨勢。據此，我們可以這樣說：在三星堆文化這種青銅文化形成的過程中，黃河流域中原地區的青銅冶鑄技術，應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至於三星堆是否是夏朝，還需要更多關鍵性的出土文物去證實。我們不能一口否定其可能性，但也不能只管大膽胡說。起碼以目前現有資料去推測，可能性不高。三星堆更像是一種繁榮的地區文化的典型代表，具有鮮明的地域特性。
西漢揚雄在《蜀王本紀》說過，古蜀人“不曉筆墨，未知禮樂”。三星堆有成熟的青銅器，但是沒有文字，只有隻言片語的古老傳說，這加強了研究三星堆的難度。但是揚雄多少提供了一點線索，“蜀之先王名蠶叢，後代曰柏灌，又次者曰魚鳧。此三代各數百歲，皆神化不死”。需要說明的是，蠶叢、魚鳧都是指一個氏族，不是指某個君主，這裡說了蠶叢的活動時間有數百年。
東晉常璩的《華陽國志》也提到了蠶叢，“有蜀侯蠶叢，其目縱。死作石棺石槨，國人從之，故俗以石棺槨為縱目人冢也。”
巧的是，三星堆的確有“其目縱”的青銅形象，反映出以上兩部史料還是非常靠譜的。
一、蠶縱氏——先羌部族，D、N 、O2a
這個面具是世界上最早的，凸出的眼睛代表了古蜀人對於眼睛的崇拜，他們認為眼睛可以洞察一切，通過藝術形式來表達眼睛可以看得很遠很遠。。有點像“千里目”。
“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李白如是說。蜀地先後變換了蠶叢、柏灌、魚鳧、杜宇、開明數個王朝，由於沒有文字，鬼知道他經歷了什麼。
姑且解一下，從考古上來說，三星堆文化的時間為公元前2800年-前1100年，共分為四期，約相當於中原的夏、商、西周前半期。根據考古學家蘇秉琦的意見分為：
一期為寶墩文化（前蜀文化，前2800-前2100），
二三期為三星堆文化（古蜀，公元前2100年-公元前1200年），
四期為十二橋文化（古蜀，主要遺存在金沙遺址，前1100-前900），
前後約二千年，沒有中斷過。但這個分期大致瞭解一下就行，有些學者的劃分時間會有所差異，沒有標準答案。有些僅分為三期，分為四期主要是為了更好對應四代大王蠶叢、柏灌、魚鳧、杜宇。蠶叢對應寶墩文化，寶墩屬於三星堆文化的第一期（前2800-前2100），文化特徵有先羌部族的痕跡，是一種先夏的遺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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