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仁宇和他的《萬曆十五年》：讓高育良落馬的是怎樣一部“神書”

《人民的名義》中，高小鳳因為能和高育良談論《萬曆十五年》而得寵於這位副省級高官。堂堂歷史學家的得意之作成為性賄賂的媒介，著實讓人唏噓。

黃仁宇的書籍在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曾經風靡一時，最先引起“黃仁宇熱潮”的還不是《萬曆十五年》，而是《中國大歷史》。

作為美國密歇根大學的歷史學博士，黃仁宇的主攻方向是明朝的財稅史。不過他的治學方式與國內大部分歷史學家有很大不同。他幾乎不對歷史細節問題進行任何考據，而著迷於對中國整個歷史脈絡進行抽象化的歸納，形成自己的總概念，也就是他一再強調的“大歷史觀”。

簡而言之，黃仁宇的“大歷史觀”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一、判斷一個國家是否現代化國家，最關鍵的標誌在於其能否進行“數目字上的管理”。

所謂“數目字上的管理”，就是政府與底層單位之間的權力與義務通過法律技術的手段進行明確界定，各安其份；同時，政府通過央行以及其他社會民間機構，進行信貸擴張等技術手段操作，從而在戰爭等變態情況到來時，發揮出驚人的國家動員能力。在這一體系下，科學也有生存發展的巨大空間。

二、中國在秦朝以後成為一個統一國家，這在西方看來是不可思議的（即著名的“李約瑟難題”），因為當時信息通訊手段以及交通方式是如此落後，根本不可能維繫一個如此巨大的帝國長達千年。

中國之所以能夠做到，是因為北部少數民族入侵，加上災難頻仍，不得不勉強捏合成一個整體應對這些危險因素。為此，中國先賢想出的統治辦法是以道德代替技術，把一切技術原因（比如財政統計方式缺失、監督體制無法建立等）歸結為道德因素（奸臣貪汙），從而在技術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拼湊出一個龐大的整體，但這樣一個“老大帝國”對底層的動員能力極差，整個國家經不起變態情勢的考驗，也拒絕一切經濟及理念上的創新，最終成為遏制科學和經濟發展的桎梏。

三、中國近現代歷史上所發生的一切，正是從“農村集合體”向“可在數目字上進行管理”的現代化國家進行過度。

GCD為中國打造了一個新型的底層結構，GMD為中國創造出一個符合西方圭臬的上層建築，而DXP所開創的事業，使得中國具有了良好的中層架構（財稅系統、法制體系），從而將上下層有機聯繫起來。

而《萬曆十五年》在黃仁宇出版的所有著作中，還算是最為通俗的一本，甚至採取了一些魔幻現實主義文學的寫作方法。但總的來說，這本書的觀念，是服從於黃仁宇的“大歷史觀”的。

萬曆十五年，也就是1587年，是明朝中後期。此時張居正已然辭世，不過張居正改革留下的巨大財富依然在發揮作用，明朝仍然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帝國。與此同時，努爾哈赤在東北逐漸成勢，萬曆皇帝不理朝政，大明王朝正在露出亡兆。更要命的是，第二年，也就是1588年，英國海軍擊敗西班牙無敵艦隊，海上武力決定國家命運的時代悄然到來。

可以說，黃仁宇以這樣一個年份做切入點，將1587年作為整個中華帝國轉向徹底摔落的轉捩點，其歷史眼光之獨到，是讓人欽佩的。

在這本書中，黃仁宇主要寫了這樣幾個人物：

一、萬曆皇帝：為求與自己最寵愛的妃子同葬而與整個文官集團鬧翻，索性“罷工”；

二、海瑞：怪異的官吏，他的政治理念在當時根本沒有實現的可能；

三、李贄：活潑的哲學家，但在現實中找不到出路；

四、申時行：能幹的帝國文官，看到國家所面臨的凶兆卻找不到應對之策；

五、戚繼光：卓越而凶悍的帝國武將，但在這個帝國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於1588年含恨離世。

黃仁宇通過對這些人的描述，得出一個總結論：中國傳統以道德代替技術的統治手段，到萬曆十五年已幾乎走到盡頭。即便是上層人物，在這樣一個令人窒息而毫無拓展希望的局勢下，也只能因循守舊，等待“終點宿命”的到來。

這本書寫成後，起初找不到出版方，因為通俗出版社覺得這本書太學術，學術出版社覺得這本書太通俗。最終出版後，這本書所引發的熱潮連黃仁宇自己也沒料到。

整本書的佈局謀篇、敘述方式為以前歷史書籍所無，具有一定開創性；作為一個歷史學家，以文學般的同情筆觸去描寫歷史人物，也較為少見。此外，黃仁宇對萬曆皇帝和海瑞這兩個人物的觀點，是極富顛覆性的。

值得指出的是，黃仁宇曾在GMD軍中擔任下級軍官，參加過抗戰，對於中國軍隊中效率低下的毛病有切膚之痛，也因之仔細研究中外軍隊為何會有如此巨大的差異，以及背後所反映的底層問題。

他在之後還寫過《大歷史不會萎縮》、《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黃河青山》、《放寬歷史的視界》、《十六世紀明朝之財政與稅收》、《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等書，其影響力都不及《中國大歷史》和《萬曆十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