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可法的民族英雄身份受到質疑，理由充分嗎？
對於史可法民族英雄的質疑無非他保的是沿襲大明王朝的南明皇帝，而抵抗的是清軍。認為他不能順應大勢，是愚忠。清兵入關後佔據中原，統一中國，清朝屬於中國歷史上一個統一的朝代，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那麼，史可法抗擊的清軍就是民族內部矛盾，而不能稱之為民族英雄。
對史可法的民族英雄的質疑實則是一個脫離了歷史背景的偽命題。對於歷史問題，第一，不能離開歷史的條件，即在什麼時間下發生的事情；第二不能違背歷史史實，以現在的標準來要求古人。
明朝末年，後金對於明朝的戰爭，是侵略，是兩個民族的戰爭，是後金對漢族的掠奪式戰爭。南明的建立延續大明政權，對於後金（滿人）的侵略進行抵抗，是捍衛國土，維護國家主權，何錯之有？
史可法效忠南明政權，是忠，他在揚州抵禦清兵，是維護國家利益，人民利益。這就是中華民族倡導的忠君愛國。什麼叫愚忠？君君臣臣是傳統文化賦予中國人的道德觀，民族觀，在封建社會，臣子效忠國君就是正道，就是民族精神的體現。
歷史西夏、遼、金、元、清，在當時並不屬於中國版圖，是與中國漢人政權所創立的宋、明等朝代對立的政權，那是國與國的戰爭，怎麼不是民族戰爭？怎麼不是民族英雄呢？
史可法抗擊清軍，揚州城攻破時，清軍進行了殘忍的屠城，歷史上稱為揚州十日，屠殺揚州軍民80萬人，慘不忍睹。對於這樣殘暴的清軍，難道中原人民該束手就擒，任其宰割嗎？史可法舉起大旗，奮力抗擊是正確的，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史可法就是中華民族的偉大的民族英雄。
現在對於民族英雄有否定的傾向，否定岳飛、文天祥、史可法、袁崇煥，其實是別有用心者，對中國歷史的抹黑，他們要打倒激勵了中國人奮發圖強的民族精神，阻礙中國的發展。我們要意識到抹黑民族英雄的危害，堅持民族的自信，弘揚傳統文化，歌頌史可法等民族英雄的偉大事蹟，激勵我們，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努力奮鬥。
一直以來史可法被人們視為南明忠烈之首，事實上史可法的才能和貢獻確實被誇大了。
史可法首先在擁立福王朱由崧一事上犯了錯誤，被四鎮武臣搶奪了“定策之功”，導致大權旁落。
尤其為人們詬病的是史可法馭將無能，史可法以堂堂督師閣部身份經營長江防線一年，耗費了大量人力、物力、財力而毫無建樹一籌莫展，四鎮驕兵悍將他根本無法節制，等到清軍南下，南明軍將紛紛倒戈，成為攻滅南明的急先鋒，史可法馭下無能可見一斑。
史可法親自坐鎮揚州，揚州數十萬人口的大城，在清軍圍攻下僅一天就破城，揚州十日八十萬人被屠殺，這堅守時間也有點太短暫了吧？典史閻應元在小小江陰城還抗擊清軍八十天呢！
最後史可法城破後下落不明瞭，史學界一直存疑，人盡皆知的是史可法大呼：“我是史閣部”，被帶到多鐸面前，多鐸百般勸降，史可法堅貞不屈，最後英勇就義，這僅是一種說法。還有落水淹死、出城逃亡、下落不明好幾種說法，己經不可考證，揚州城外梅花嶺上只是史可法的衣冠冢。
就連清朝大員洪承疇都沒有聽聞史可法殉難的消息，洪承疇到了江南還曾四處打聽史可法的下落。
看待歷史不能事後諸葛亮。
明末清初那段風雲變幻的年代裡，身為明朝舊屬的女真族隨著努爾哈赤而崛起，皇太極時代更是糅合歸一化為滿族，1644年，滿清入關，隨後南下，已不是國與國之間的事情，民族對碰色彩更加濃重，剃髮令的頒佈，更是達到高潮，在這種情況下，史可法守揚州，城破拒降而死，於國，為明朝盡了最後的忠義，於民族，想以一己之力護漢家土地，城破而不降，留下漢人的風骨，卻抵擋不了天下大勢，史可法死後，揚州十日伊始，守護的故土終是被異族屠殺，這樣的民族英雄，還有人質疑…
如今56個民族是一家人，講究團結，展望未來，可是過去的歷史也要客觀面對，當時天下局勢，已不是普通的改朝換代，剃髮易服，漢族的驚天浩劫，在這種歷史背景下，一個寧死不屈人，擁有漢家風骨的人，稱之為民族英雄又有何不可，也不能用現在的角度全面否定過去真正發生過的歷史。
為了自己的民族盡了最後的力，保持了最後的風骨，不能因為之後兩個對立民族成為一家人就忘記這段歷史，我們銘記歷史，不在於記仇，而是要教育後代，什麼是民族脊樑，什麼是真正的是非觀，也絕不會因為某些人的顛倒黑白而對民族英雄否認。
史可法的民族英雄身份被質疑，簡直無稽之談，56個民族為一家，每個民族都有專屬於自己的歷史自己的民族英雄，再進行一體化也不能把自己民族獨有的記憶去除了。
個人見解，謝謝觀看。
滿、漢二民族都是中國人，他們之間的戰爭是中國內戰，但是內戰也有正義與非正義之分，即使同一民族內部也是這樣，例如農民起義反抗暴政，起義領袖即是英雄，但他是人民英雄，不算民族英雄。滿族λ關，對漢族的壓迫很殘酷，因此反對滿清有功的是漢民族的英雄。西方列強或日本入侵，中華兒女奮勇反抗，功勳卓著的是中華民族的英雄!
那麼史可法算不算民族英雄呢?我的回答是二個字:不算!不但他不算，文天祥也不算，鄧世昌、林永升等人也不能算!
為什麼?因為民族英雄必須是對本民族作出重大貢獻，或者說有大功的!那麼，誰能算?
霍去病、劉裕、岳飛、朱元璋、徐達、袁崇煥、李定國都為保衛漢民族立了大功，他們算，是漢民族的英雄!
林則徐銷煙，左則棠收復新疆，是中華民族的英雄!
鄭成功堅決抗清到底，又從荷蘭人手中奪回臺灣，既是漢民族，又是中華民族的英雄!
那麼史可法為什麼不算?因為他對漢民族沒有什麼突出的貢獻，清兵一來，揚州馬上陷落，戰績還不如小小的典史閻應元!這怎麼能算英雄?文天祥的情況也如此。
鄧世昌、林永升奮勇殺敵，應予肯定，但他倆畢竟是敗軍之將，沒有打沉日艦，反被日艦打沉了!他倆對民族的貢獻不大，也夠不上英雄稱號。只能說是英勇殺敵，以身殉國的愛國將領。象馮子材以七十高齡上陣，在鎮南關大敗法軍，雖然功績不及左宗棠收復新疆，但也排得進民族英雄之列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領袖們，推倒了三座大山，使中國站起來了，變"東亞病夫"為東方巨龍，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民族英雄！
作為官員，食君俸祿，忠君之事，不屈而死，可稱義士
作為個人，眾叛親離的情況下，拒不投降，連累八十萬百姓，可謂罪人
在敵強我弱明知不敵的情況下，選擇盡忠的方法就是自殺殉國，而不應以滿城百姓為籌碼進行抵抗。
可以指責滿清揚州十日，嘉定十屠，但所有的征服者都是這樣殺人立威的，中國歷史上白起坑40萬降卒，項羽坑20萬秦兵，蒙古滅花剌子模，冉閔殺胡，都是為了消除敵對國抵抗的意志，當然為了殺人而殺人的瘋子也有，如同期殺盡四川人的張獻忠。
社會上總有那麼一小撮人，在否定我們歷史上的民族英雄，有功之臣。否定歷史的人就是文化流氓，漢奸賣國賊，是可恥的，可恨的。
大清帝國，是由於大明帝國的腐朽沒落才從大明帝國分治獨立出來的，並不是外國。
在大明帝國被農民起義推翻以後，國家四分五裂，戰亂不斷，生靈塗炭，當時代表進步的，發展的，強大的，深得民心的大清帝國開始了統一中國的進程，任何反對國家統一，維護腐朽沒落的腐敗政權的政治勢力都是民族罪人。
因此，史可法不但不是民族英雄，還是民族罪人。
謝邀。為了民族利益和生存的抗爭，是為民族英雄。為了國家利益和保衛國土或為收復失地而戰鬥的的人為愛國英雄。開疆拓土的既是民族英雄也是愛國英雄。金國是女真人建立的國家，本不在宋朝轄下，所以當時是兩個國家。岳飛就是愛國英雄。清也是女真，但當時是大明王朝轄下的民族。清滅明其實是內戰。所以說史可法是民族英雄。
梅花嶺外督師祠，睢陽信國武侯事，數點梅花亡國淚，傾覆江山過可辭？
弘光元年四月二十五日，揚州城破被俘，於南門城樓上慷慨就義。史可法的事蹟固然讓後人尊敬，也不能隨意謗議民族英雄，但略數弘光政權建立後史可法于軍政方面一系列的舉措也可有些耐人尋味的地方。
首先看看軍事力量對比，甲申事變後，史可法督師四鎮兵力三十萬，守在江淮防線，與鎮守武昌的左良玉二十萬軍首尾相連，其水軍以及雲貴，兩廣還未算進去，如果能在驅虜面前統戰李自成，張獻忠等部還有四十萬人馬，東南一帶尚有水軍，總共兵力百萬之眾絕不誇張。
而入關的清軍八旗主力能有多少人呢，從其人口基礎上就知道不會太多，滿打滿算十三萬左右，哪怕加上吳三桂等投降的隊伍也不會超過二十萬。況且佔領的地區僅僅限於京畿，山，陝部分，除京畿外還沒有多餘兵力在佔領區地方統制機構，在以後歷次戰役中連機動兵力，戰略預備隊都沒有，往往在這個方向戰鬥結束再轉移另一側作戰，而南明小朝廷軍政大員們總是閒庭信步，任由戰機流逝。
其次財政物資上，甲申五月，清兵部右侍郎金之俊上書，“西北粒米全給於東南，自闖亂後，南粟不達京師，北地米價日騰”。向來東南是富庶之地，也是國家財政主要來源，所有生產物資的產地中心，只要南方一掐漕運，北方社會運轉馬上出問題，而事實上南明小朝廷從來就沒試圖真正掐斷運河這條生命線。
多爾袞剛入北京時就講過“何言一統，但得寸則寸，得尺則尺耳”，能撈多大地盤就撈點，只打算先守北京，並沒有打算南下的意圖，至少對自己能不能一舉南下統一全國是絕對沒有把握的。這也由清政府發的文告證明，“不忘明室，輔立賢藩，共保江左，通和講好，不負本朝”。
這上面的一番話是多爾袞集團的實情，是緩兵之計向南明朝廷放個煙霧彈，等待時機再兵鋒江南？但不管怎麼樣南明朝廷和他的一號軍事長官在大順軍出京西走後，面臨河南河北山東大部真空地帶，絲毫沒有光復國土的概念，一直到史可法殉國都沒派過一兵一卒，使當地百姓和下級官僚“引領南師，如望時雨”。
實質上，南明弘光帝，馬士英，阮大鋮，包括史可法從一開始就沒有想過去收復北方，生怕為了區區那些地方而破壞一廂情願的南北對峙局面，而是一心想要偏安江南，即使後來清政府己經開始出兵要佔領全國的局面下，還夢想著和清政府保持南北割據，而不是搞統一戰線，聯合大西，大順共抗外敵。這幫人既迂腐無能，政治眼光又幼稚，史可法和馬士英，阮大鋮之流在這一點上是相似的，不同之處只是個人品德，他們之間的爭鬥更應該說是黨爭而已。
正是多爾袞集團看穿了南明小朝庭軟弱無能，一心偏安志無他圖的本質，在甲申十月後一改初衷作出了佔領中國全境，兵鋒直指江南的決定。多爾袞的文告與最初發布的文風大變，不稱史可法官銜，只稱史老先生，“今若擁號稱尊，便天有二日，儼為勁敵”，已視南明為偽朝。
而史可法回了著名的《史可法復多爾袞書》，從文學角度講引經據典，煌煌而言，可作範文，但從氣度，氣節上講實在不敢恭維。迴文中稱“大清國攝政王殿下”，別人稱先生，你反稱別人殿下，氣數上已矮一截，更為破天荒的是首次在明朝官方文中承認了大清政權並且在對方認為己方是偽朝的情況下，在這裡作為士子一貫講究的名正言順和氣節呢？
對李自成農民軍的強悍居然表示“為貴國憂，法且感且愧”。又稱兩國關係是“小人構釁，志起兵端，先帝深痛疾之，旋加誅戮，此殿下所知也”，這裡史督師就不厚道了，竟然罵起袁崇煥來了，雖然這時袁崇煥還沒平反，但已經“天下冤之”，估計他認為袁是先帝欽定罪人，罵兩句無所謂。
行文之間還拍馬屁，“貴國篤念世好，兵以義動，萬代瞻仰”，到這份上了，還和滿清談甚“義”字，還沒忘記在剿滅大順時讓清政府帶上南明，“成未服天誅，伏乞堅同仇之誼，合師進討，共梟逆成之頭”。文中大書三國，東晉，兩宋等一大堆偏安朝廷來證明南明的合法性，以圖修好。可嘆可憐史大督師躬身之作，還妄想聯虜抗寇，乞求自保一方。
四鎮之一興平伯高傑意外被殺，史可法完全有機會收取兵力，當時高傑之妻因高傑之子年幼，讓其拜史可法為父，可史可法因高傑以前是“流寇”而拒絕，此時倒要講究名正言順了，白白喪失了一個實掌軍隊的機會，其能力與眼光可見一斑。
1645年三月，清軍主力在完全沒有後顧之憂的情況下於潼關擊敗李自成後已休整完畢，多鐸由潼關東進南下直取江南，四月十八日兵鋒已至揚州城下，而此時史可法放棄江淮門戶睢州，從今江蘇宿遷撤至揚州，此時此刻，史督師背後就是南京。朝中有馬士英，阮大鋮之流，受辱是難免的，更有那個自己沒有擁戴之功的皇帝對他耿耿於懷，回是回不去的了。
攻城前雙方對峙九日，多鐸五次書信勸降，史堅決不回。四月二十四日夜，清軍發動總攻，第二天揚州陷落，所以準確講揚州是一日即破。固然兵力懸殊，但明軍的表現也差強人意，史可法雖然清廉，但他在兵勢頹廢之際也阻止不了手下對百姓的“踐踏無所不至”，帶兵將軍“得名妓以娛軍暇”。
史督師投降是不可能的，從容赴義是他唯一的選擇，其殉國的氣節令人欽佩。但史可法在軍事，政治上的作為後人應當自有公論。筆者曾經看到過一種說法，史可法是南明皇朝的忠臣，但不是大明朝的忠臣，還是頗有道理的。
（一家之言，歡迎指正。）
這確實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話題。首先我們從字面上理解“民族英雄”四個字的含義，所謂“民族英雄”就是指維護國家領土、領海、領空主權完整，保障國家安全，維護人民利益及民族尊嚴，在歷次反侵略戰爭中，獻出寶貴生命和作出傑出貢獻的仁人志士（百科）。史可法死守揚州期間，清廷雖數次招降，但都不為所動，被俘後壯烈赴死，至死不屈。從當時的情況來講，明朝和清朝是分屬兩個不同的敵對政權，史可法的壯舉無疑配得上民族英雄的稱號。但為什麼史可法在最近的史學界中引起了激烈的爭論呢？我覺得主要是他主政南明政權期間奉行所謂的“借虜平寇”。
崇禎皇帝自縊之後，身處南京的史可法立即聯合馬士英等擁立福王朱由崧為帝（他本意是擁立潞王的），是為南明弘光政權。南明建立後，北京已經被滿清佔領，但此時的山東，河南及河北南部等廣大區域處於無人接管的境遇，假如南明政權此時及時出兵北上，立即將這些地方收入南明的版圖之中，這不僅可以穩定天下人心，而且可以成為清兵南下的緩衝帶。但此時的南明政權在以史可法為首的腐儒盅惑之下，將民族仇恨拋之腦後，一門心思用在“借虜平寇”上。當弘光朝廷聽說李自成的大順軍被清軍打的大敗之後，欣喜若狂，紛紛舉杯相慶。並拿出白銀十萬兩，黃金一千兩，緞絹一萬匹作為感謝清廷出兵滅李的禮物。他們希望藉助清廷的力量徹底滅亡李自成的大順軍，以此達到為崇禎皇帝報仇的目的。對清廷對大順軍的趕盡殺絕彈冠相慶，對清軍藉機佔領黃河流域的大片土地視而不見。把封建統治階級的內部鬥爭置於民族存亡之上。此時的史可法在對弘光帝的奏疏中稱：“目前最急者，無逾辦寇矣。”清兵“既能殺賊，即為我復仇。予以義名，因其順勢，先國仇之大而特釋前嫌，借兵力之強而盡殲醜類，亦今日不得不然之著數也。”延著“借虜平寇”的基本國策，史可法等最後竟然幻想清兵剿滅李自成後與南明政權裂疆而治，即使損失一些領土也在所不惜。他在給弘光帝的奏疏中說：“寧前既撤，則勢力隨以入關。此時畿輔間必不為我所有。”言外之意就是割讓河北乃勢在必行。
我們無法理解一個寧死不屈的諍諍漢子為什麼在民族存亡，國家大義之時與虎謀皮，更不能理解連一個揚州城都寸土必爭的民族英雄卻甘願將大片土地拱手送人。難道僅僅是因為清廷替他們這些忠臣孝子剿滅了李自成報了“國仇”嗎？我想還是受狹隘的儒家忠君思想所桎梏吧。但史可法不可能不會想到清廷入主中原，一統華夏的既定國策不會變，南明政權遲早會成為清廷覆亡的對象。即使沒有了李自成逼死崇禎帝，清廷也會在這條路上夙興夜寐。況且如果沒有清廷的一次次破關焚掠，使明朝腹背受敵，難以招架，崇禎帝又怎麼會死於李自成之手呢？從當時的形勢來講，滿清政權與李自成的目的都一樣，只是因為李自成搶了先機，所以成了南明政權及這些官僚階層的頭號死敵。
史可法一生為官清廉，勤於政事，城破之後寧死不降，體現了高尚的民族氣節。但他確實缺乏高超的政治眼光，使得南明政權一步步被清廷顛覆，直到華夏大地被全部付予敵手。他一生崇尚氣節，為社稷鞠躬盡瘁，但他無論如何沒有想到他的“借虜平寇”成了壓死南明的最後一根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