牆角數枝梅，凌寒獨自開。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
這首膾炙人口的古詩，作者是北宋文學家和政治家王安石。對於很多人來說，王安石的文學家身份要比他的政治家身份更知名。他有太多流傳千古的詩詞和散文。
但實際上，兩宋三百多年，主要有兩件大事：一是屢遭遊牧民族入侵，另一件就是“王安石變法”。王安石的影響力之大，要蓋過他前後很多大宋皇帝。而名相濟濟的王安石時代，很多偉大的政治家，如司馬光、歐陽修、蘇東坡，也只留下文章傳世，他們政治家的身份也常常被人們忽略。
正如支持“王安石”變法的宋神宗的諡號“神”的含義，民無能名曰神，就是說無法去評價。這些人、這些事、這個時代，不知如何評價。也許，這就是他們作為文學家、史學家流傳於世的原因吧。縱然他們曾經的職位、權力、影響力都要遠遠大過他們的文章。
人神共憤
王安石為相五年，幾乎遭到所有人的聲討，不僅是政敵，也有以前的好友、自己的老師和學生，很多人不惜一死也要到御前告狀。最終告倒王安石的，正是他的學生——鄭俠。
王安石不僅是鄭俠的老師，也是他的恩人，是王安石把他引入官場。鄭俠的官職是門監，給皇帝看守宮門。他每日目睹流亡的難民扶老攜幼，個個面無菜色體無完衣。他們賣兒賣女典當老婆，也只能換來一口粗糧，沒有家人可賣的去吃草根樹皮，最終餓死城下。老百姓早就無隔夜之糧，卻還要帶著枷鎖去砍自己的桑樹，拆自己的房子。就因為要償還被王安石逼他們借的國債。而借出去的錢，原本就是用來救濟災民、平抑物價的。
不僅是鄭俠，幾乎舉國上下都反對王安石的改革。除了那位年輕力盛，銳意改革的——宋神宗。變法數年後，北宋剛好遭受重大旱情。於是很多人都把這歸為對王安石改革的天譴。就算天旱不是王安石造成的，但正如鄭俠所看到的，新法也加重了旱災的苦難。
鄭俠把自己所目睹的這些畫成了畫，他想呈遞給皇帝，但他職位太低，圖送出去又被宮廷退回。於是鄭俠準備鋌而走險。他寫了個奏摺：懇請陛下罷除禍國殃民之法，延萬姓垂死之命。如果行臣之言，十日之內不降雨，請將臣在宣德門外斬首示眾，以正欺君罔上之罪。然後謊稱有絕密急情，把圖和奏摺快遞到御前。
面對旱情，王安石滿不在乎的說：災害是常有之事，就連堯舜禹湯也無法避免，我們只要修人事，天災不足慮。神宗大為驚詫，他說：這難道是小事嗎？
神宗終於決定問計別人，此人是韓維，他是宋神宗的老師，也是王安石的恩人，正是他力薦王安石為相。
神宗問韓維：天久不下雨，朕五內俱焚，該怎麼辦？
韓維答：很簡單，廢除王安石的新法。神宗終於決定下詔廢法。
三天後，大雨。
無從考證是否真的天降大雨，可以肯定的是，皇帝的這個詔書，就像甘霖一樣滋潤了天下百姓，大快人心。
剛愎自用
如此不得人心，宋神宗為何這樣支持王安石呢？
有兩個原因，一是宋神宗是個想建立功業的皇帝，他有成為秦皇漢武，甚至是堯舜的政治野心的；另一方面，宋朝財政問題突出，入不敷出，必須得改。滿朝文武，能提出改革方案的，唯有王安石一人。
但是王安石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就是恃才傲物，聽不進意見，難以與人相處。
宋神宗啟用王安石前詢問大臣的意見，學士孫固說：王安石才高八斗學富五車，擔任翰林學士綽綽有餘，做宰相卻要有度量。此人心胸狹窄剛愎自用，聽不得不同意見，容不下不同派別，恐怕並不合適。
參知政事吳奎說：臣與王安石曾經是同事，深知此人遇事迂闊，一根筋認死理，從來不肯自我反省承認錯誤。如重用此人，必然紊亂朝綱。
副宰相唐介也說：王安石不堪大任。神宗問：哪方面不行？才華嗎？學問嗎？能力嗎？
唐介說：都不是，是性格有問題。他這個人，愛好讀書卻鑽牛角尖，志向遠大卻不切實際，一門心思只想改變祖宗家法。如果用他做宰相，非把天下搞亂不可。
神宗並沒有聽取這些人的意見。
中國歷史上，很多偉大的政治家、改革家，都有相似的特點，也必須具備如此之個性。逆天改命，必是不世之才，王安石堪當；有此大才難免傲物，王安石也是；要行改革，必定損害一部分的利益，難以照顧周全，甚至要六親不認，王安石便如此。
王安石為相之後，頒佈的新法獲得皇帝支持。但也有人一開始就表示反對，如司馬光。
王安石提出，不加稅費而國庫充盈，才是善於理財。
司馬光嗤之以鼻：無稽之談！天地所生萬物所長，總共就有那麼多，不在民間就在公家，這邊多了那邊就少。你要增加國庫收入，不從老百姓那裡拿，請問跟誰要？
從現代經濟學的角度看，增加財政收入，可以不通過加稅，把蛋糕做大也可。但當時的農業社會很難。王安石的很多新法，實際上就是在分配利益，而不是做大蛋糕，而且是把貧民的蛋糕割給了官家和投機取巧的商人。
而且王安石新法推廣有力，監督不嚴，很多好經到了下面被念歪了，他卻不知道。
以上種種原因，最終導致了王安石變法的失敗，並且在神宗去世後，人亡政息，徹底被廢除。
大忠似奸
王安石為相時，彈劾他的人前赴後繼，奏摺像雪片一樣飛進宮裡。王安石應對的方法則是給這些人羅織罪名。那些沒有彈劾王的御史，則被罵作豬狗不如。
宋神宗之後，從北宋直至清末，王安石變法一直都被否定，被認為是導致北宋滅亡的原因。給予肯定評價的很少，著名的有“百日維新”的代表人物梁啟超。
不過很少有人給王安石扣奸臣的帽子。其中原因也許是，不管王安石的改革政策，還是他的固執己見、打擊政敵，都是於公而非於私。
呂誨彈劾王安石時說王“大奸似忠”，這是對人品的攻擊。從結果來看，王安石卻是：大忠似奸。雖然他一切均起於公心，但從結果看，他和禍國殃民的奸臣又有何區別？（火山君）
淺析王安石變法失敗的原因
王安石新法的失敗，從表面上看，是新法所託非人，呂惠卿、曾布之流，以個人利益置國家於不顧，從其才能上講，雖非“豬隊友”，行的卻是混賬事；從深層次上來講，是變法派對反變法勢力利益的挑戰，不僅是蘇軾等人的抗拒，更有變法派內部人眾“變節”所帶來的傷害；而從其根源上來講，實是人性的悲劇，人的無窮的慾望最終導致了新法的傾頹。至於北宋的滅亡，王安石新法失敗，充其量不過起了個加速的作用，北宋統治階層上的腐爛，才是其亡國的根本原因。
呂惠卿，字吉甫，福建泉州晉江人。呂惠卿是宋仁宗嘉祐年間進士，在真州任期滿後入朝，得到王安石的賞識。據《呂惠卿傳》記載，呂惠卿深具才學，得王安石推薦，“惠卿之賢，豈特今人，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王安石為參知政事，以呂惠卿為檢詳文字，《宋史》有載，“事無大小必謀之，凡所建請章奏皆其筆”，其後逐步升遷，官至翰林學士。
呂惠卿權欲極重，他得王安石推薦，因此堅定地支持王安石，在王安石向宋神宗告老之時，百般勸阻。熙寧七年（公元1074年），呂惠卿得王安石推薦出任參知政事，遂將其弟呂升卿、呂和卿拔擢重用，據魏泰《東軒筆錄》記載：“惠卿入參政，有射羿之意，而一時之士見其得君，謂可以傾奪荊公矣，遂更朋附之……又挾李士寧以撼荊公……其他夤緣事故非議前宰相者甚眾，而朝廷綱紀幾於煩紊，天下之人復思荊公，天子斷意，再召秉政。”——實質上，呂惠卿已經不能算是純粹的變法人物了。
曾布，字子豐，建昌軍南豐人，其長史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鞏。曾布也是嘉祐年間進士，據《宋史•曾布傳》記載，“熙寧二年，徙開封，以韓維、王安石薦，上書言為政之本有二，……故驟見拔用，遂修起居注、知制誥，為翰林學士兼三司使”。
曾布的仕途，可說一帆風順，因為其兄曾鞏的緣故，曾布更得王安石的器重，在變法之中所起作用尤在呂惠卿之上。但曾布僅開變法最初為王安石良助，其後便步上呂惠卿的後塵，妄圖借變法之東風往上爬，終與王安石交惡。王安石復相後，變法派巨頭已經是分崩離析，再難抵禦反變法的勢力侵襲。呂惠卿、曾布等人，僅是變法派中較為突出者，而作為敵對的司馬光、蘇軾等人，則對變法之事大肆攻訐。
司馬光、蘇軾等人尚謹守文人士子的底線，僅就變法不合理之處進行辯駁，但宋朝權臣的腐朽，又如何僅是呂惠卿、曾布等人可以概括？不僅如此，就算沒有反對派、內部人員的“絆子”新法的施行也可說是困難重重，首先便是新法在實施中的走樣，其次在於實踐與理論的背離，新法亦是摸石頭過河，難免出錯——種種原因之下，轟轟烈烈的新法終於走向末路。
無論是呂惠卿、曾布等人的背叛，還是司馬光、蘇軾等人為求政治抱負的實現，抑或是反對者的攻訐，其實質還是人性對將得或既得利益的追求，王安石就算一意圖強，又如何能夠抵抗無窮的人慾？
王安石變法的根本目的，是要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增強對外防禦，對內彈壓的能力，以鞏固和加強封建統治。從新法次第實施，到新法為守舊派所廢罷，其間將近十五年。在這十五年中，每項新法在推行後，雖然都不免產生了或大或小的弊端，但是，基本上都能收到一些效果，“富國強兵”的效果是十分顯著的。
一、積貧局面的改變
政府財政收入大幅增長。通過一系列理財新法的實行，國家增加了“青苗錢”、“免役寬剩錢”、“市易息錢”等新的財政收入項目，在發展生產、均平賦稅的基礎上，財政收入有了明顯的增加，國庫充裕，宋神宗年間國庫積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財政支出，財政收入的迅速增加，徹底改變了北宋“積貧”的局面。
新法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強地主的兼併勢力，青苗法取代了上等戶的高利貸，限制了高利貸對農民的盤剝；方田均稅法限制了官僚和豪紳大地主的隱田漏稅行為，市易法使大商人獨佔的商業利潤中的一部分收歸國家，打擊了大商人對市場的操縱和壟斷免役法的推行使農戶所受的賦稅剝削有所減輕，大力興建農田水利工程，對農業生產的發展發揮了巨大作用，社會經濟發展，人民負擔減輕，呈現了百年來不曾有過的繁榮景象。
二、積弱局面的改善
改變“積貧積弱”的現象是王安石變法的總方針，富國強兵是變法的總目的。通過“強兵之法”的推行，積弱局面得以緩解，北宋國力有所增強。保甲法的推行，加強了農村的封建統治秩序，維護了農村的社會治安，建立了全國性的軍事儲備，並節省了大量訓練費用；裁兵法提高了 軍隊士兵素質；裁兵法提高軍隊士兵素質，將兵法改變了兵將分離的局面加強了軍隊戰鬥力；保馬法使馬匹的質量和數量大大提高，同時政府節省了大量養馬費用；軍器監法增加了武器的生產量，質量也有所改善。
變法的強兵措施扭轉了西北邊防長期以來屢戰屢敗的被動局面。北宋熙寧六年，在王安石指揮下，宋熙河路經略安撫使王韶率軍進攻吐蕃，收復河、洮、岷等五州，拓地兩千餘里，受撫羌族三十萬帳，，這是北宋軍事上一次空前的大捷，也建立起進攻西夏地區的有利戰線。
弊端
變法過程中也存在不少一些弊端和不足，出現了新法危害百姓的現象。在變法的指導思想上，王安石偏重於謀求開闢財源，獲取儘可能多的國家財政稅收，如均輸法利用國家行政權力強制進行收購、運銷，以此手段來積累國家財富，違背了客觀經濟規律，變法導致國富民貧，而這於王安石變法的初衷“去重斂、寬農民、國用可足、民財不匱”是大相徑庭的，而且新法實行也過於急進。
變法在當時也引起了擾民、損民的後果。史稱，免役法出，百姓都叫苦不迭，連擔水、理髮、茶販之類的小買賣，不交免疫錢都不許經營，稅務向商販索要市利錢，稅額比本錢還多，乃至有的商人以死相爭。
失敗原因
王安石變法的失敗是多種因素綜合造成的，其最根本原因在於新法變法只是一場地主階級內部針對北宋統治危機的制度改良，沒有觸及社會的根本問題，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封建社會的矛盾。
1、變法的超前性與社會現實的落後性差距過大，變法沒有適應的土壤。王安石變法主要是應對危機的政治衝動，而不是經濟發展的內在需要。而宋朝的封建政體是其面臨的難以逾越的困境，結論不言而喻，變法的走樣與失敗是不可避免的。
2、新法的“斂財”實質導致社會基礎的喪失
變法的真正興奮點是富國，而不是富民。在新法推行時，它損害了社會各階級、階層的利益，導致變法的社會基礎喪失。變法中財政收入的增長主要不是依靠發展生產，恰恰正是以青苗、免役等名目“加賦”的結果。
3、變法急功近利、急於求成。王安石明知改革“緩而圖之，則為大利；急而成之，則為大害”，卻在變法中操之過急，使變法陷入欲速則不達的困境。
4、政策執行不力。動機與效果的背離，條文與執行的偏差，使一系列變法措施從安民走向擾民，無論哪種措施當初的動機有多好，執行的地方官員都可以把自己的私貨塞進去，都完全違背了變法初衷。
5、用人不當。以王安石為代表的變法派只看重死的法制，而忽視了活的人事，於是應該由行政技術層面解決的議題便轉化為道德層面的問題。變法派在後一層面上與保守派相比，立即陷於劣勢。
6、變法派內部分裂。首先是變法核心人物宋神宗和王安石不能協調一致。當王安石再次擔任宰相後，宋神宗對他的態度已經有所變化，即所謂“意頗厭之，事多不從”。王安石看到變法停滯不前，被迫再次辭職。其次是變法派內部出現反對派。許多變法派只從自己利益考慮，而不以改革大局為重，結果使參與變法的人員鬧得四分五裂。
7、保守派強烈反對。以王安石為代表的改革派和以司馬光為代表的保守派之爭本質上並不是權力之爭，而是政策性的爭議；並不是要不要改革的爭論，而是怎樣改革的爭論。保守派人才濟濟，如司馬光、韓維、文彥博、歐陽修、富弼、韓琦、範縝、蘇軾等。元豐八年，宋哲宗即位初，高太后垂簾聽政，起用司馬光為宰相，新法幾乎全被廢掉。
歷代評價
王安石變法在中國傳統的史學評論中是被基本否定的。按照傳統的評價，王安石變法之“急政”或“苛政”本身有問題，引起激烈的“黨爭”所以導致北宋的滅亡。對王安石變法評價的轉機出現在近代，當時國人面對西方列強的“船堅炮利”，急欲變法而“富國強兵”，遂使商鞅、王安石等都得到肯定的評價。
在11世紀中期，熙寧變法的實施過程中，王安石將發展宋王朝經濟和軍事力量作為唯一目標，排除一切干擾推進改革以富國強兵。如果用一個詞來形容王安石的精神，我覺得無有比“篤行”二字更為貼切。
北南宋一朝，當朝者皆有偏安一隅、小家富戶情懷，而王安石一意恢復漢唐舊境的報復卻是與之如此格格不入。雖然得到神宗支持，但還是在司馬光、蘇軾、蘇轍等一個個堪稱曠世大家的反對中篤志不移地實行觸動上層利益的改革舉措。
宋朝濂洛關閩四學，張橫渠表現出的縱橫豪情“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但與王安石下有減賦稅免徭役之學，上有富國家驅北虜之志，相比有不足而無過之。雖周敦頤、程頤、程顥、朱熹都堪稱絕世大家，但與王安石相形，卻是佛教中的小乘修己和大乘度人的區別。
敢於在那個君權神授的年代提出“天變不足畏”思想的是該具有何等膽魄之人！董仲舒“天人感應”學說，於是時已流傳千年，也被皇權利用千年。而他提出天既是天，人既是人，天災祥瑞與治世與否何干。
在一個因循守舊、盛讚三代聖君的傳統社會裡敢說“祖宗不足法”的是該有何等的見識的人！他敢以法家思想治世，甚至設立“明法科”，使仕者知法。這在一個以“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為一切活動唯一準則的社會中又是如此的不相容。
“流俗之言不足恤”。階級論在今天亦無法迴避，為了實現抱負，不惜與豪強富賈為敵也要“抑兼併”。在執行既定方針時不恤人言，勇往直前。
此“三不足”在今人看如此平淡，而在當時連理論依據都不存在。為影響後人，王安石罷相後註釋“洪範”，編寫“字說”，何等精神，以至於在千年後被林語堂不齒，何況當時。
雖然王安石身後遭遇可悲，但和商君一樣他的改革影響後世至深。市易法、青苗法開國家資本主義之先河；免役法可謂現代公務員制度之前身；將兵法直接提高了軍隊的戰鬥力；方田均稅法廢除了地主階級免稅的特權。
“用能於期歲之間，糜然變天下之俗”，偉人當如此！
“浮雲何有，脫屣如遺”，為人當如此！
宋朝當時的生產力和社會財富已經處於封建社會的頂峰，到達頂峰以後就會出現各種各樣的內部矛盾需要解決，王安石變法就是要解決這些內部矛盾，宋朝的特點就是藏富於民，到宋神宗時國庫連年空虛，而民間卻掌握的巨大財富，王安石變法的主要目的就是集權、集財，雖然王安石改革時打的口號是國富而不與民爭利，以現代經濟學來講，通過經濟手段是可以做到把整個社會的蛋糕做大，國富民也富，但在當時的封建社會，生產力已經達到頂峰，社會財富總量是一定的，想把整個社會的蛋糕做法是非常困難的，最終結果就會是國家富了人民窮了，這就是當時司馬光反對王安石的最主要原因，王安石的失敗是時代所致，封建社會的制度不改變，改革是不會成功的，最多隻能緩解，然而由於王安石的性格原因聽不進勸，只要支持變法的不管人品如何統統重用，只要動機是好的，無論方法對錯一意孤行，用人不當，急功近利，使得變法不但沒有緩解社會矛盾反而加重了。另外變法本身也是有問題的，經濟發展政府只能引導監督，不能是參與者，變法讓政府是裁判員又是運動員還是觀眾，都是政府自己在玩，中間玩不出問題才奇怪，青苗法，免疫法，市易法，差役法等等這些看似很好的政策實踐起來卻慘不忍睹，就是政府全程參與的後果，至於用人不當只是一個附加原因，不是決定原因。最後總結封建社會發展到宋朝已經凸顯出了其內在不可調和的矛盾，從宋朝開始封建制度不像之前朝代能夠促進生產力發展，而是制約了生產力的發展，不改革也會慢慢爛掉，改革改好了只能延緩爛掉的時間，改革改不好了會加速其滅亡，如果不是元朝和清朝兩次少數民族的輸血，恐怕封建制度不會堅持到辛亥革命，王安石註定是時代的悲劇，處在封建社會儒家思想的薰陶下，他是如何也想不明白封建制度不滅，任何變法都是不會最終成功的，頂多是迴光返照。
北宋滅亡，瞎折騰是一個重要原因。王安石盡廢舊法、另開新篇，朝中重臣飄然遠引。至其極，而有元祐之全面反正。六賊立朝，則又盡改元祐，遠追王安石，以為盡去朝中故臣之藉口。幾反幾復，莫衷一是，天下紛然，元氣澌滅，遂把自己玩兒死。利不百倍不變法，不成功的改革不如守舊。
絕對是利大於弊，像保甲法，青苗法這些本質上是對的，是執行起來出現某些問題而已，是執行者的錯，並非法令本身有問題。例如變法后王韶河皇開邊，增加北宋疆域，宋朝年收入立馬有了增長，這些就是成果。像司馬光這些保守派只會噴，說王安石變法是錯的，但是你叫他們想出富國強兵之策他們又沒辦法，自己無能但是又眼紅別人建立功業。北宋滅亡不關王安石的事，恰巧是司馬光這些保守派噴子廢除變法帶來的惡果。
利大於弊，不應該把北宋滅亡的過錯推到王安石變法上去。變法本來就是一種改革，如果徹底改革了，那麼北宋還是有機會雄起的。可是變法進行到一半就被推翻了，那麼自然只會加速北宋的滅亡。所以變法只是阻燃北宋滅亡的進程，因為變法並不徹底。可是北宋的滅亡是肯定的，只是時間長短的問題
文人太過冒頭了，王韶 狄青他們心都寒了還不能說明什麼嗎？高俅帶著禁軍幹私活，這幫人可能連流民組成的湘軍都打不過，同等裝備下，別說西軍了。什麼變法都沒用，除非根本上改革制度，但那種改革，是和文官集團並駕齊驅，那條路老早被堵死了，狄青在副樞密使的位置上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最後還是鬱鬱而終。
如果當年寇準逼真宗親征的時候徹底改革，可能還有救，然後在范仲淹一偏岳陽樓記之後，武將們徹底掉進了深淵，再無翻身之日。
王安石的變法對北宋來說，是利大於弊，給面臨危機的北宋帶來一線生機，但由於變法觸動了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使變法舉步維艱，難以做到全面的實施，打了許多折扣，這就使得變法的成效收效甚微，難以達到預期目的。王安石的變法只能說不成功，但對北宋的滅亡沒有過錯。北宋的滅亡是由於積弊太多了，形成了積重難返的局面。其滅亡也就成了定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