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南衛視的《歌手》（原來的《我是歌手》）節目第三期，作為這個節目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創作型民謠歌手的趙雷，憑藉一首《成都》獲得第二名，排在眾多成名已久的老歌手前面，引起巨大關注。他之前的作品《南方姑娘》《畫》《我們的時光》《三十歲的女人》再度熱起來，他的出場價也水漲船高，這一切都順理成章地帶出一個話題：民謠的春天，是不是已經來了？
趙雷不是唯一一個獲得大眾認可的民謠歌手，這幾年，被更多人知道的，除了他，還有李志、馬條、川子、馬頔、陳粒、宋冬野、趙雷、陳鴻宇，他們的演出場所，已經越來越高大上了，他們的演出報價，也越來越高了。
“好妹妹”在工體開演唱會，李志的跨年演唱會，是在五棵松體育館這樣的地方舉行，這個場地，能容納一萬八千人，2016年底，他在南京舉行跨年音樂會，觀眾將近一萬人，和同時期的王菲演唱會的到場人數相當。“好妹妹”工體演出的票，在半個月內賣光，趙雷去年的十幾場巡演，上座率九成以上。與此同時，馬條、川子、馬頔的演出報價，已經到了10-15萬，“好妹妹”樂隊是30萬元，李志參加拼盤演出的報價，就有30萬。
“十三月”唱片的CEO盧中強先生，曾經為了“民謠在路上”，賣掉自己在蘋果社區的房子，但2016年一月，“十三月”宣佈獲得來自某機構的A輪融資，估值過億，而他認為“其實我們還是被低估”。而汪峰創辦的“碎樂”機構，著力重推的，就是創作型的民謠和搖滾歌手。
民謠歌手，不只在市場上得到認可，甚至開始登上官方認可的演出場所。羊年春晚，引起最大關注的，是幾首氣質清新的歌：劉歡的《從前慢》，莫文蔚的《當你老了》，以及原定由鹿晗等幾位“小鮮肉”演唱的《同桌的你》《那些花兒》《一生有你》《光陰的故事》。
從這些現象，我們可否得出一個結論，民謠的春天已經到來了？如果只看現象，很容易得出這個結論，並且為這個結論找到理由，例如，流行音樂創作的匱乏，給創作型歌手提供了巨大的空間；九零後的成長，給這類清新接地的作品，提供了一大批聽眾；網絡支付的便捷，酒吧文化的興旺，讓歌手可以獲得收益；還有，城市化加速帶來的焦慮感，讓人們願意在民謠作品描摹的風花雪月出走流浪中尋找慰藉。所有這一切，都推動了民謠的爆發。
但民謠爆發，還有一個根本原因——民謠從創作到推廣，都是低成本的，市場選擇民謠作為流行音樂再度崛起的突破口，就是因為它的低成本優勢。
八十年代，港臺建立起成熟的音樂工業，九十年代，內地模仿港臺，也迅速建立起自己的音樂工業。但現在看來，這套工業流程的運營成本，實在太高了，唱片公司依照明星制打造歌手，一旦歌手被選定，進入這套流水線，唱片公司就要為TA配備龐大的創作、製作班底，從生活到訓練到宣傳推廣，全方位照顧，歌手被照顧得無微不至，迅速成為神祕的神話人物。但在那時，高投入也意味著高收益，所以，憑藉民謠作品進入流行音樂工業流水線的陳淑樺，在幾張暢銷唱片後，能過上一線明星的生活，開豪車住豪宅。
這種模式，在流行音樂市場的黃金時代，是行得通的，一旦遇到市場蕭條，就難以為繼，2000年後，網絡興起，歌曲下載無法控制，唱片公司的收益難以得到保障，這種模式迅速崩塌，許多歌手就此被甩在了沙灘上。那種傳聞於是不斷出現——年少成名的歌手，在沒人照顧的情況下，突然發現自己完全沒有生活能力，從情感到生活到事業，都開始陷入崩潰。甚至不只歌手遇到這種情況，連一些和唱片公司建立起了長期合作關係的詞曲作者，也都突然有了失去照管的恐慌。
2000年後成名的民謠歌手，卻是在低成本、野生的狀態下成長起來的，他們或者單打獨鬥，憑藉一把吉他走江湖，即便有樂隊和經紀人，也都採取最低成本運營，有演出有錄音則聚合在一起，沒演出各自求生。他們的錄音作品，多半是獨立製作，製作低成本，推廣低成本，在演出現場或者網絡售賣。他們的聲名，也是通過一場場演出，一首首歌積攢起來的，歌迷和歌手之間，是一種強聯繫。所有這些，決定了他們的作品是應需求而生的，從形式到情感，都和年輕人保持密切聯繫，他們的生存能力，也超過被唱片公司保護起來的歌手。
娛樂資本，敏銳地發現了這點，對這種低成本模式欣喜不已，他們不需要發掘、培養歌手，不需要提供助理、經紀人、保姆，不需要設置宣傳推廣機構，只要在民謠歌手成名之後，再提供一個促進進一步爆發的平臺，例如真人秀節目或者綜藝節目，就可以進行收割了。
所以，民謠歌手當下的勝利，未必是他們個人的勝利，也未必是民謠音樂的勝利，而是低成本優勢的勝利。但這些歌手一旦被收割，進入更大的市場之後，身價必然水漲船高，但好在他們本來就來自市場，是野生歌手，只需要繼續放養，適時收割，就能維持一個流行音樂市場的繁榮。
至於未來怎樣，還是要走一步看一步吧，網絡時代，一切皆有可能，唯一不變的是，熙來攘往為利益奔走的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