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歌有多長的歷史？

佛歌，顧名思義就是指以佛教的經典為歌詞內容所創作的歌曲。

音樂，總是讓我們感動。聽著瓊英·卓瑪所演繹的《大悲咒》，不知不覺已經淚流滿面了。

瓊英·卓瑪，來自尼泊爾，是一個比丘尼。出生於1971年，尼泊爾。在她13歲時，進入一 座位於喜瑪拉雅山下，名叫Nagi的藏式佛教尼姑庵內修行。之後 ，她有幸師從禪師Tulku Urgyen Rinpoche學習參禪、詠唱、典禮與儀式等禪宗教儀，並很快成為出色的唱詠者。自此，她一直服待老師直到他於1996年圓寂 。

93年，美國吉他手Steve Tibbetts偶然拜訪了一個位於Pharping的寺院，當時Nagi的一些女尼正在這兒學習，有天當她們在神殿做功課時，Steve被這神祕平和的歌聲所吸引。這些流傳了數百年的宗教歌曲絲毫未受外界影響，仍保持著最初的原始形態，平穩的曲調裡透露著某種終極的純淨、詳和的靈性光華。他極想把這歌聲錄下來，但由於當時他並未準備好錄音設備，所以次年他帶上自己設備親赴偏遠的Nagi寺院做正式的錄音。回到家後，他再加入自己的一些演奏，於是就有了這張令人驚異的專輯。

專輯名Cho( 意"斷" )是藏式佛教裡的一套祈禱儀式，也是Choying和她的同伴修行的功課之一，其大致涵意和我們常聽到的"絕七情六慾"、"求六根清淨"之類相仿，是一種提高修行者透過事物的實體表像從其無色無相的本質天性認知世界能力的修煉，而這些歌曲詠唱也被視做一種能增強和加深對教義的理解的修行內容。或者我們不用孜求那跳出五行方外的清明境界，但如能時常從這些喻含著亙古睿智的歌聲中獲得一份從容平靜的心境，也許能免去一些不必要的執迷之苦。

聽了瓊英·卓瑪的歌曲的人，評價極高：天籟之音，盪滌心靈，啟迪智慧，澄澈開悟。偶然的一個機會聽到了她的藏傳大悲咒,真的感覺震撼了.她的聲音真的讓你可以忘掉一切，淨化你的心靈。而且我一聽到瓊英唱頌的時候,就能想起她那超凡脫俗的回然一笑，喜歡的朋友可以聽聽她的梵詠同樣的讓你震撼。真正的天籟音樂，好好聽，瓊英卓瑪全力慈悲心唱頌的佛樂就是非凡脫俗，感覺浮躁的心自然就清淨了。

中國佛教音樂的發展歷程

公元前6～前5世紀，佛祖釋迦牟尼在印度創立佛教時就使用音樂，以“清淨和雅”的吹唱來演說經法，約在公元前 3世紀後，佛教音樂隨著佛教逐步向亞洲和世界各地流傳。由於民族、地域各異，佛教音樂在流傳過程中，吸收著不同的民族民間音樂，從而產生不同風格的佛教音樂。

約在東漢明帝年間(58～75)佛教傳入中國。使來自印度與西域的佛教音樂，摻雜了中國民族民間音樂的因素，因而中國佛教音樂既含有中國民族音調，又含有印度或西域少數民族音調。《西河詩話》曰：“李唐樂府有普光佛曲、日光明佛曲等八曲，入娑陀調；釋迦文佛曲、妙華佛曲等九曲，入乞食調；大妙至極曲、解曲，入越調；摩尼佛曲入雙調；蘇密七具佛曲、日騰光佛曲，入商調；婆羅樹佛曲等四曲，入羽調；遷星佛曲，入般涉調；提梵入移風調。”說明這些佛曲已具有中國民族民間的風格特色。到隋唐時期，隨著佛教各宗派的繁榮，佛教音樂也達鼎盛階段。

印度佛教音樂在漢地流傳中，因漢、梵語音不同，曲調難以通用和接受，“梵音重複，漢語單奇；若用梵音以詠漢語，則聲繁而偈迫；若用漢曲以詠梵文，則韻短而辭長，是故金言有譯，梵響無授”。為了便於弘揚佛法，為廣大信徒所接受，音樂遂“改梵為秦”，用中國的音調來配唱漢譯經文。相傳最早改梵為秦的是三國魏曹植。《法苑珠林》言其游魚山時，聞空中梵天之響而“制轉贊七聲，升降曲折之響，世之諷誦，鹹憲章焉”。魏晉間的佛教出現了與印度佛教音樂相異的形式，由中國人創制的佛教音樂，可視為中國佛教音樂的萌芽。 南北朝時，隨著佛教的傳播，民間吟唱贊偈甚為流行。佛教中湧現了一些有民族文化和藝術修養的僧人，在慧皎的《高僧傳》和道宣的《續高僧傳》等書中，記載了南北朝至唐初的許多擅長佛教音樂的高僧，如道照、慧琚、曇宗、道慧、智周、慧明、法稱、真觀等。據傳，他們皆“尤善唱導，出語成章”，“聲韻錘鈴”，“唱說之功，獨步當世”；其見聞者，莫不驚異。梁武帝蕭衍積極倡導佛教音樂，《隋書·音樂志》雲：帝既篤敬佛法，“制《善哉》、《大樂》、《大歡》、《天道》、《仙道》、《神王》、《龍王》、《滅過惡》、《除愛水》、《斷苦輪》等十篇，名為正樂”。另外，他還開創了童聲演唱佛曲的“法樂童子伎”，讓“童子倚歌梵唄”，又多次舉辦“無遮大會”，為中國佛教音樂創作、傳播，提供了有利的場所和條件。這一時期，各地佛教音樂在創作中，又因方言、地方音樂和風俗習慣的不同而風格各異。道宣在《續高僧傳·雜科聲德篇》中評論道：佛教音樂“地分鄭魏，聲亦參差”，“東川諸梵聲唱尤多，其中高者，則新聲助哀般遮屈勢之類也”，“吳越志揚，俗好浮綺，致使音頌所尚唯以纖婉為工”，“江淮之境，偏饒此玩，雕飾文綺，糅以聲華”，“秦壤雍冀，音詞雄遠”。南北朝時代，樂僧輩出，新創作豐富多彩，信眾歡迎，加上帝王倡導，這就為佛教音樂的中國化奠定了基礎。

唐代，西域音樂廣泛傳入中原地區，唐太宗在宮廷歡宴百僚時，經常演奏《燕樂》、《清樂》、《西涼樂》、《天竺樂》、《高麗樂》、《龜茲樂》、《安國樂》、《疏勒樂》、《康國樂》、《高昌樂》等十部樂。其中《天竺樂》、《西涼樂》、《龜茲樂》等西域音樂和佛教音樂均有密切的關係，也是當時中原最流行的音樂。《舊唐書·音樂志》雲：“自周、隋以來，管絃雜曲將數百曲，多用《西涼樂》。”同時，中國佛教音樂在創作和演唱、演奏上均達到很高水平，進入了鼎盛時期。廟會在唐代已成為藝術表演場所，寺院成為保存和傳習佛教音樂的中心，僧人中演唱、演奏大師輩出。如《宋高僧傳》稱少康唱偈贊，“皆附會鄭衛之聲，變體而作。非哀非樂，不怨不怒，得處中曲韻”，其藝術魅力如“善醫，以餳蜜塗逆口之藥，誘嬰兒入口耳”；唐《樂府雜錄》和《因話錄》說文淑“善吟經，其聲宛暢，感動里人”，“聽者填咽寺舍”。《太平廣記》稱唐文宗曾採其講聲成為小管的曲子。又如段善本，貞元年間與有“長安第一手”之稱的琵琶演奏家康崑崙比藝，其高超的演奏技術使聽眾傾倒，康崑崙驚服，後拜其為師。唐代佛教的“俗講”吸引廣大百姓，韓愈詩云：“街東街西講佛經，撞鐘吹螺鬧宮廷”；姚合也有“仍聞開講日，湖上少魚船”和“酒坊魚市盡無人”之句。《續高僧傳》記載寶巖和尚登座俗講時，“案几顧望，未及吐言，擲物雲崩，須臾坐沒”，有的高僧“隨物贊祝，其紛若花，士女觀聽，擲錢如雨”。

唐代佛曲名目甚多。據近人任二北對敦煌卷子中的500餘首曲名進行考證研究，其中佛曲有：《婆羅門》、《悉曇頌》、《佛說楞伽經禪門悉曇章》、《好住娘》、《散花樂》、《歸去來》、《太子五更轉》、《十二時》、《百歲篇》等281首。在陳暘的《樂書》中，還載有：《普光佛曲》、《彌勒佛曲》、《如來藏佛曲》等幾十首。此外，在《羯鼓錄》、《食曲》、《唐會要》等書中，也有佛曲名的記載。唐代佛教音樂還吸收和融合了民間音樂和古樂，如佛曲《五更轉》、《十二時》、《百歲篇》、《好住娘》等。在歷經了600餘年發展、變化，經過漢族多代僧人的努力創造，中國佛教音樂在唐代進入了輝煌燦爛時期。

宋元明清諸代，佛教音樂又經多次的蒐集、加工和整理。明永樂二年（1404），成祖蒐集唐、宋、元以來通行南北的佛教音樂曲調400餘首，編成《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稱歌曲》行世。這本曲集不但影響全國，還流傳越南、緬甸一帶。

近代佛教音樂基本上保存了明清的傳統。音樂活動較著名的，有常州天寧寺、寧波天童寺、北京智化寺、揚州大明寺、山西五臺諸寺院以及佛教音樂發源地——山東魚山的梵唄寺。為發掘、整理中國古老的佛教音樂，1986年3月，北京於廣化寺成立了北京佛教音樂團，整理、研究智化寺自明正統（1436～1449）年間流傳下來的京音樂。2006年，肩負傳承責任的永悟法師以以音聲做佛事,用梵唄唱和諧為主題，成功組織舉辦了“首屆中國魚山梵唄文化節”，使“魚山梵唄”得以重輝。並於2008年，收入國務院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

佛教音樂對於中國民間說唱音樂、音韻學以及樂律、音階和字譜學的發展，均有重要影響。另外，崇奉佛教的音樂家和民間音樂藝人，還創作過不少宣傳佛家思想的非宗教儀式所用的聲樂作品和器樂作品，如琴曲《普庵咒》，說唱音樂“宣卷”、“寶卷”的早期作品和現代名僧弘一所作的《三寶歌》等。 中國佛教音樂的史料不多，流傳的譜集更為少見。現藏法國伯希和編號為P3539，即寫在“三藏法師闍那崛多譯”的背面的殘譜兩行和編號為P3808，即寫於後唐長興四年（933）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卷子的背面的25首曲子，以及山西五臺山鼓樂老譜等唐代字譜，也是重要資料。在日本《大正新修大藏法》中的《魚山聲明集》、《魚山和鈔》以及西藏扎什倫寺所藏的《央移譜》等均為聲曲線譜，這些重要的音樂史料。此外，各地寺院也有一些手抄譜本。（陳大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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