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線和良心實有誇大，或者根本談不上，但是榮祿在晚清政治格局中的作用確實實實在在的，應該滿族親貴中的實幹家。

（榮祿）

1.助力慈禧辛酉政變

辛酉政變前後，以肅順和慈禧為首的兩大集團的鬥爭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作為年輕時期慈禧身邊的近人，榮祿獻計獻策，提出除掉肅順集團。

(辛酉政變）

並且立即召身在北京的奕訢來熱河商量對策，但奕訢受到重重阻撓，最後只得在榮祿的幫助下，男扮女裝，才混進宮裡見了慈禧。最後辛酉政變成功，榮祿親手將肅順等送到菜市口問斬。

2.助力慈禧垂簾聽政

同治帝死後無子，卻留下了身懷有孕的孝哲皇后。慈禧還不等這個皇子降生，就迫不及待的立與同治輩分相同的載字輩侄子來繼承帝位。這樣就可以再次垂簾聽政，榮祿堅決擁護慈禧，親自率領禁兵層層防布，以防不測，最後內務府大臣與御前大臣、軍機大臣同被顧命，此時，他尚不到40歲。

（光緒皇帝）

3.舉薦袁世凱練新軍

甲午海戰後，清政府一敗塗地，李鴻章成了替罪羊，下課賦閒。岌岌可危的清朝統治使得兵權極為重要，榮祿擔任直隸總督，督辦新軍，把滿人丟失已久的兵權從漢人手中奪了回來，通過多方物色，力保袁赴小站練兵。

（北洋軍）

4．保舉人才

其中比較著名的有湖南巡撫陳寶箴，說他操履清嚴，識量閎遠，軍機大臣瞿鴻機，練達精明，留心時事，直隸按察使袁世凱，說他質性果毅，胸有權略，還有太僕寺少卿岑春煊，說他不避艱險，能耐勞苦等等。

（陳寶箴）

特邀嘉賓：一枚蜻蜓（第2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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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薩沙，我來回答。

榮祿雖反對維新，但最低程度還是站在國家民族角度，不是慈禧的僕人，只聽從命令以維護地位。

舉個例子。

慈禧在庚子事變中，要求和洋人開戰。

當時大臣們畏懼慈禧，基本上都表示同意。榮祿硬著頭皮說了幾句不能開戰的話，被慈禧厲聲訓斥，也就不敢再說了。

榮祿對清軍和洋人軍隊實力非常瞭解，卻認為敵我力量懸殊，一打就要敗，敗了就可能亡國，堅決不同意。

但公然違抗慈禧的命令，榮祿又不敢，就陽奉陰違。

比如慈禧讓榮祿帶兵進攻，榮祿就裝病，不願意出戰。

慈禧沒辦法，調動甘軍董福祥和義和團去攻打北京使館區，但打不進去。義和團衝鋒，前面的喊著刀槍不入，結果被洋人一排排打倒，後面見法術不靈直接跑了。

甘軍只有土製大炮，也殺不進去。

慈禧就讓榮祿，調動德國克虜伯大炮去轟。

榮祿知道先進的開花大炮一打，使館區肯定轟平了，洋人一個別想活。一旦把各國外交官都殺了，就是大仇，各國一定不會善罷甘休，不知道要惹出多大的麻煩。

榮祿偷偷命令部下張懷芝：橫豎炮聲一響，裡邊總是聽得見的。你開炮能讓太后聽到就行。

張懷芝心領神會，命令炮隊對著使館外面的空地，轟裡轟隆地射擊了一天一夜，好不熱鬧！不消說，這樣的“攻擊”沒讓使館受到一絲一毫的損失。

後八國聯軍輕鬆殺到北京，看到使館區大體完好，外交官沒有傷亡，也鬆了一口氣。洋人也沒有對慈禧趕盡殺絕，還讓她繼續做太后，也沒有繼續大片強佔中國領土。

這是榮祿的功勞。

甲午戰後，清廷以自強為名，直接掌握練兵大權，乘機將長期被李鴻章等漢族督撫把控的軍權收歸中央。這是榮祿逐步謀劃完成的。從胡燏棻定武軍易帥、袁世凱小站練兵，到戊戌年榮祿出督直隸、統領北洋各軍，再到創建武衛軍，自始至終，榮祿都將軍權牢牢控制在手中。這是清季罕見的現象，明顯具有滿洲貴族加強集權的意圖。儘管庚子武衛軍的慘敗使榮祿的遠略未能實現，但是，中央練兵的機制被固定下來。後來袁世凱編練北洋六鎮，也是在練兵處的統一規劃下完成的。慈禧之後載灃等滿洲親貴排擠、打擊袁世凱的目的之一，便是革黜其軍權。只是在慈禧和榮祿死後，孱弱無力的載灃、載濤等少年親貴面對羽翼豐厚的袁世凱已顯得無能為力了。

榮祿並不反對變法，只不過不贊成康梁的變法，遵循的是另一條變法思路。他也認識到唯有變法才能使中國擺脫危亡，但身為實負其責的政府大員，在推行變法的權力、步驟、內容等方面與康梁不盡相同。早在光緒任命林旭等四人在軍機章京上行走時，榮祿就致信林旭，主張變法改革以補偏求弊下手，不在遇事紛更。政變後榮祿在一封給伊藤博文的信件中，認為中國應以整軍豐財、力圖自強為急務，但中國“積習相仍，驟難移易。譬之起虛弱而仁痿痺，輔以善藥，效雖緩而有功；投以猛劑，病未除而增劇”。並以此評價政變事。而且榮祿認為“中國非真不可為也”，關鍵是要有正確的變法次序。後來他支持劉坤一張之洞在江楚三折中提出的變法主張。

在八國聯軍進京事之中，榮祿儘可能不使自己捲入旋渦。他順從地看慈禧的顏色行事，不忤逆慈禧的意思，同時，他也給慈禧準備著後路。他承旨調遣軍隊進攻東郊民巷外國兵營，但又不給軍隊發炮彈，而且暗地裡還給外國兵營送水果表示慰問。八國聯軍進北京，慈禧逃走，他授計負責議和的李鴻章和奕劻，在談判中掌握一條原則：只要不追究慈禧的責任，不讓慈禧交權歸政，一切條件都可以答應。就這樣，簽訂了連利息近10億兩白銀、讓外國軍隊駐兵京城的《辛丑條約》。榮祿辦成這件事，到了西安，寵禮有加，賞黃馬褂、雙眼花翎、紫貂，隨扈還京，加太子太保，轉文華殿大學士。

榮碌在清政府中算是慈禧一黨的中堅人物，雖然有一定的革新思想，但仍是封建勢力的堅定支持者，他所做所為也是為維護清政府統治。更不要提後來還簽定《辛丑條約》。（在我看來他還算不得晚清的良心）。

榮祿的伯父父親都為清朝作戰陣亡了，所以他是功臣的後代很年輕就襲了雲騎尉爵位然後蔭官！在工部任員外郎因為貪汙險些被肅順下了獄，靠罰款和家族人脈疏通才被降職留用。在辛酉政變後他在內務府得以恭親王醇親王和旗下大臣文祥寶鋆的賞識先後升任步軍統領左翼總兵，工部侍郎，內務府大臣晉升很快。在同治皇帝死前已經成了內務府大臣工部尚書步軍統領宮門大臣！但光緒初年據說是清流的排擠被外放西安將軍。西安將軍權利並不大統管陝晉旗營滿城！他滔晦在西安蟄伏了20年，在戊戌變法前被調回北京在軍機處行走，後接替王文韶任北洋大臣直隸總督。這期間他編練了武衛五軍。從戊戌變法的處理機變，到庚子國變榮祿都是維護慈禧的，但在廢掉光緒和縱容義和團和各國宣戰不苟同慈禧兩件事體現了榮祿的政治水平！忠於慈禧，保全光緒，不落井下石李鴻章，舉薦袁世凱就是榮仲華的歷史作為！底線談不上，良心有的！

把榮祿說成是晚清的底線和良心，大大不妥。

“晚清的底線和良心”的說法也是歧義頗多。我理解，題主是想說晚清社會的底線良心吧。

其實，底線和良心是不能並列的。社會底線就是指社會最低行為準則，就是那些忠孝節義等符合當時社會一般行為準則的倫理規則。這一點不止是榮祿這樣的公卿可以做到，即便是普通升斗小民都可以做到。而良心則不同，那是全社會的標杆。它應該包括兩個基本屬性，其一是道德和倫理楷模，是全社會的道德標準，值得標榜的行為；其二是特立獨行，強調與眾不同，是平常人不容易達到的某種高度。舉個例子，在榮祿同時代，社會良心的標誌性人物應該是譚嗣同這樣的人，是那種我自橫刀向天笑的豪邁和灑脫。

把底線和良心並列是受了現在社會風氣的影響。在當下社會，人們的理想缺失、道德失範，以至於一些本應屬於平常的倫理準則變成稀缺，一旦在某個人身上煥發會感動全社會。比如扶助老人經常會被訛，一旦有個不訛人的事例媒體就會爭相報道，把大家感動得稀里嘩啦。

具體說到榮祿，他在當時的作為肯定符合社會底線，但作為社會的良心則完全不對了。其實，對於榮祿這樣級別的人物，我們不能要求他做社會良心，如果他們真成了良心就什麼事也幹不成了。別說是榮祿了，即便是李鴻章也不是良心。不是他們的人品有問題，而是他們手上乾的事讓他們在大多數情況下必須從權，容不得他們浪漫。

榮祿的發跡得益於他特殊的家庭環境，還有他特殊的稟賦。他出身於功勳世家，他的父祖皆是勳戚，所以他以廕生出身而工部主事。加上他的岳父是當時很有權勢的宗室靈桂，所以出道後很快就得以重用。他最早是辛酉政變的干將、軍機大臣文祥的部下，文祥死後他轉投醇親王奕譞，是醇親王掌神機營時最得力的膀臂。

到了慈禧晚年，滿洲八旗親貴中人才凋敝，實在也沒有什麼像樣的人了。榮祿可以說是當時唯一能與漢大臣相匹敵的滿洲親貴。加上榮祿工於心計，城府頗深，所以自戊戌變法至庚子之亂的幾年中，他成了朝中最有權勢的滿大臣，也是慈禧的心腹。當時榮祿的身份是軍機大臣、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文華殿大學士，掌武衛軍。可以說，有清一代像榮祿這樣既掌中樞、又兼督撫，同時掌軍權的，除了清初傅恆等人外絕無僅有。

但榮祿的為官和為人與同時代的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等人不同，後者是士大夫階層的代表，他們基本上能做到以天下為公，以江山社稷為重。而榮祿則是以慈禧個人意志為轉移，沒有什麼政治理想。榮祿死時的諡號是文忠，與李鴻章一樣。但大家都心知肚明，李鴻章之忠是忠大清、忠社稷，榮祿之忠則是忠太后。

榮祿這個人在政治傾向上基本屬於開明派。在甲午戰爭之前他是翁同龢的對立面，支持李鴻章。在戊戌變法時他曾公開支持張之洞和劉坤一的江楚三折。在乙亥建儲時他公開反對罷黜光緒皇帝。在庚子之亂時他是端王載漪的反對者，並支持張之洞劉坤一袁世凱的東南互保，同時暗中支持被義和團和武衛軍攻打的大使館。但他又是臭名昭著的後黨中堅，在戊戌變法中是慈禧鎮壓維新派的打手。庚子之亂慈禧對各國宣戰時，他明知荒唐也無條件支持。所以，榮祿實際上不具備李鴻章張之洞那樣的士大夫理想，他雖然在政治上同情和傾向改革派，但在施政上唯慈禧馬首是瞻，甘當慈禧的爪牙。

榮祿的過人之處是城府和心機。他的作用是平衡。晚清社會清廷已成內輕外重之勢，同時漢大臣勢力崛起。榮祿作為滿洲親貴中的傑出人物，他起到了很好的制衡作用。當時的兩廣總督李鴻章、兩江總督劉坤一和湖廣總督張之洞與榮祿都很默契。另一方面，他也是當時同樣工於心計的袁世凱心存忌憚的人。

但榮祿肯定不是社會良心一類的人，他嚴重缺乏政治理想，充其量是個有權勢的政客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