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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親1932年出生於河南洛陽農村，4歲時被我的姥爺用擔子挑著逃難到了山西運城，到運城剛剛站住了腳，日本鬼子就打了進來。姥爺被日本鬼子綁起來做了修機場的勞工，她上去解繩子時被鬼子厲聲呵住。後來，姥姥花錢求漢奸說情才放了回來。當時，姥爺在運城鐘樓底鬼子憲兵隊隔壁開了家棺材鋪，因為戰亂死人多生意不錯，使母親能上得起日本人辦的學校，被迫學會了日語。因為總和日本女孩一起玩，口語也很流利。圖為童年的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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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母親經歷瞭解放軍三打運城。在解放軍圍城的日子裡，全家人靠藏在棺材裡的麥子和大醬度日。當時，國民黨把解放軍宣傳的是青面獠牙的土匪，城內的居民都很惶恐，姥爺被迫把自家的缸底鑿了個洞埋在城牆下聽解放軍挖坑道埋炸藥。現在，這口缸就在運城烈士陵園的展品中，是母親所捐的。當時，駐紮在運城的胡宗南國軍一個團要靠空運撤走，閻錫山政府組織他們學生去攔阻，結果國軍開槍，有人當場被打死。圖為解放後父母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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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高小畢業後考取了商業幹部學校，畢業後和我的父親結婚，此時，父親是該校的老師。1953年，我的姥爺患食道癌去世，此時家道中落，連埋葬的錢也沒有，父親只好把自己心愛的金筆賣了10元錢來料理喪事。當時父親在專署工作，有點管理馬車的小權利，出殯的時候組織了一個騾馬車隊，大家都很是羨慕，就和現在的奔馳寶馬一樣體面。姥爺去世後，母親和父親就肩負起了養活一家老小的重任。圖為1954年父母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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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父母雙雙調到臨汾工作，1957年有了我（左1）。當時父母因工作需經常出差，就把1歲多的我放到運城由姥姥撫養。按說這麼大的孩子沒有記憶，可我朦朧記得母親走時我撕心裂肺地哭著追了幾百米。從此，母親每月一開資，第一件事就是到郵局給我姥姥寄30元和我的糧票，這錢是姥姥和我和哥哥的生活費。困難時期，她常常一天吃一頓飯，父親曾經餓得浮腫，但他們都盡力把有限的物資捎給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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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每次回運城看我們可憐的樣子都很是心疼，儘可能給我們以精神上的撫慰。記得，一次她帶我在運城鐘樓底光明飯店給我買了一根已經涼了的油條，看我狼吞虎嚥的樣子，她忍不住擦開了淚花。1971年父母調回了運城，我終於能和父母常在一起了。1972年，我參加工作到長沙培訓一年半，期間她借出差之便她探望了我；1977年我應徵入伍，兩年後中越自衛反擊戰打響，此時，不懂事的我長時間沒給家裡寫信，把她嚇得不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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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哥哥結婚後，我們孩子的許多衣服都是她親手做的，尤其是棉衣，連我妻子家親戚孩子的棉衣她都給包了。母親退休後，為了多掙兩個錢，一直返聘工作到63歲，常常是在單位忙一天，晚上又在家裡做針線。她掙下錢後大部分都給了我的姥姥：一方面是母女情深，另一方面是感激我姥姥幫她代大了兩個兒子。她對自己生活很摳，吃穿都很簡單，但對親人很大方。我曾聽我妗子親口講，當地很難找到這樣好的大姑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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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母親年輕時除了西藏已把內地各省跑遍，父親主要跑北方沒有去過上海一帶。1991年，我準備帶父親到上海一帶轉一圈，誰知母親不放心我帶著父親轉，堅持要陪著一直去。我也理解父母夫妻情深，分開了逛有啥意思？就和妻子陪著他們一起逛了上海南京等地。他們老了長期不出門，不知道外面的物價，在餐車上帶著我的女兒只敢買7元一份飯吃，到上海買兩元錢一碗的麵條也喊吃不起，讓我感到非常心酸。圖為我的妻子正帶著他們逛鎮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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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父親意外去世，母親堅強地面對現實，辭去了工作守著我們的家，有她在，我們姊妹們逢年過節都聚攏到她的身邊。2004年，一輩子沒有像樣房子的她，終於住上了單位寬敞的集資房。好景不長，2012年，她感到肺部不適，覺得來日不多，就專程來到永濟要登上鸛雀樓。當時她已臉已焦黃舉步維艱，但看到她渴望的樣子我只好從命。回到運城後，她拿著登樓照片到西花園給老友們看完後，從容的進了醫院20天后因肺癌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