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北宋皇帝。在位期間對西夏戰爭屢敗，被迫以“歲賜” 銀、絹、茶妥協，對遼也以增納歲幣求和。同時土地兼併及冗宮、冗兵、冗費現象日益嚴重，雖起用范仲淹等進行改革，但最終失敗。　　宋仁宗初名受益，是宋真宗的第六子，北宋第四代皇帝。1018年立為皇太子，賜名趙禎，1023年即帝位，時年13歲。1063年病死開封，享年54歲。在位四十一年。在位時候宋朝進入鼎盛，但也是衰落的起點。在位後期，官僚膨脹，對外戰爭屢戰屢敗，雖然西夏已向宋稱臣，但已經出現經濟危機。而且，還有南蠻叛亂、交趾之亂。後來雖有“慶曆新政”，但尚未成功。其陵墓為永昭陵。諡號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時人的評價】　　在大多數宋人眼裡，“仁宗盛治”遠過“貞觀之治”、“開元盛世”。　　嘉祐四年（西元1059），這時距趙禎駕崩還有四年，以宰相富弼為首的群臣連續五次上表請求給他加尊號為“大仁至治”，但是趙禎都沒有批准。但他死後再也阻止不了群臣給他加上“仁”的尊號了。翰林學士王珪等群臣給他寫諡曰：“臣聞元精磅礴，濟萬物而不昭其跡者，薦名曰天；至德汪洋，澤萬世而不有其功者，建諡於帝……維其歷古聖賢之君，莫不極所以尊明令顯之稱，又或至於代相襲之。夫仁者聖人之盛德，豈獨未有以當之耶抑當時鴻儒巨學反略於稽求抑又天之所啟、期以克配先帝之廟乎《詩》雲：‘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之謂歟惟功以創業為祖，德以守成為宗，皆尊尊之大義也。先帝尊諡，宜天錫之曰神文聖武明孝皇帝，廟曰仁宗。”　　“仁”就是對帝王的最高評價，“為人君，止於仁。”《宋史》這樣評價讚美仁宗及其盛治：“（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弊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餘年之基。子孫一矯其所為，馴致於亂。《傳》曰：“為人君，止於仁。”帝誠無愧焉。　　他的群臣們這樣歌頌“仁宗盛治”：“四十二年於茲，可謂海內大治矣。竊跡羲黃之前，敻乎莫索其詳。自《詩》、《書》之載，未有如茲之盛者也。”　　北宋學者邵伯溫這樣讚美“仁宗盛治”：蓋帝知為治之要：任宰輔，用臺諫，畏天愛民，守祖宗法度。時宰輔曰富弼、韓琦、文彥博，臺諫曰唐介、包拯、司馬光、範鎮、呂誨雲。嗚呼，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無所不及，有過之者，此所以為有宋之盛歟？”　　北宋政論家陳師錫這樣懷念“仁宗盛治”：“宋興一百五十餘載矣，號稱太平，饗國長久，遺民至今思之者，莫如仁宗皇帝。……以致慶曆、嘉佑之治為本朝甚盛之時，遠過漢唐，幾有三代之風。”　　大文豪蘇軾說：“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天聖、景祐都是宋仁宗的年號。即使目空無人的南宋宰相秦檜也曾說到：“昔我仁祖臨御，親選天下十有五人崇論宏議，載在方冊。慶曆、嘉佑之治上參唐虞，下軼商周，何其盛哉！”南宋人名人衛徑也稱：“嘉祐之治”振古無及。　　在宋代讚美、歌頌仁宗及其“盛治”的宋人太多太多，這些人包括歐陽修、司馬光、王安石、曾鞏、胡安國、劉光祖、周必大、楊萬里、王璧、陳俊卿、劉克莊、趙汝騰、葉適、王十朋、文天祥等等。（1010—1063）四十二年不識兵革。　　宋朝是中國歷史上自春秋戰國後，第二個比較開放和寬容的時期。其根源就在於太祖皇帝趙匡胤的重文抑武和寬宏大量。趙匡胤統一中國後，通過杯酒釋兵權，實現了向文官治國的轉變，未殺有功大臣。尤其難能可貴的是，趙匡胤制定了法律，規定不能在朝廷上鞭打大臣，不準對公卿辱罵。宋朝不興文字獄，對讀書人比較寬容。　　到了宋仁宗趙禎繼位，把這個傳統弘揚到最大。趙禎愛好學習，崇拜儒家經典。他首次把《論語》、《孟子》、《大學》、《中庸》拿出來合在一起讓學生學習，開了“四書”的先河。　　有一次，出使北方的使者報告說高麗的貢物越來越少了，要求出兵。仁宗說：這只是國王的罪過。現在出兵，國王不一定會被殺，反而要殺死無數百姓。所以最終置之不理。　　四川有個士子，獻詩給成都太守：“把斷劍門燒棧閣，成都別是一乾坤。”這不是明目張膽地煽動造反麼？成都太守將他縛送京城，交給皇帝嚴加懲治。可是仁宗卻道:“這是老秀才急於要做官，寫首詩洩洩憤，怎能治罪呢？不如給他個官做做吧。就授其為司戶參軍。”　　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最後病死於汴京宮中福寧殿。遺詔中說：由太子趙曙即位，進曹皇后為太后，喪禮必須從簡。死時訃告送到敵對國家遼國，竟然“燕境之人無遠近皆哭”，連遼國皇帝耶律洪基也握著使者的手號啕痛哭道：“四十二年不識兵革矣。”（宋·邵博《邵氏聞見後錄》）可見趙禎真是無愧“仁”宗的稱號。　　【詳細介紹】　　所謂“仁政”，一直是中國傳統政治的最高理想，但北宋仁宗皇帝趙禎之前，中國沒有一個帝王敢以“仁”自稱或被冠之以“仁”。　　趙禎晏駕後，廟號“仁宗”，之後的元、明、清，都有步宋仁宗後塵的皇帝，他們都成了“仁宗”，但除了明仁宗之外，另外兩個都沒有能追趕上宋仁宗所實施的“仁政”。　　有人說，“仁宗雖百事不會，卻會做官家（皇帝）”。身為皇帝，會做皇帝，這應是一種難得的境界。　　記者在永昭陵遇到一個當地女郎，問她：“這是什麼？”答：“宋陵呀！”問：“誰的陵墓？”答：“趙匡胤的！” 其實，永昭陵是宋仁宗趙禎的陵墓。宋仁宗可能是北宋9位皇帝中知名度較低的皇帝之一，但他駕崩時，人民發自內心的悲痛卻是其他皇帝難以相比的。　　宋仁宗是宋代帝王中的明君聖主，在位時間最長，達42年，其間國家太平，邊境安定，經濟繁榮，科學文化發達，人民生活安定。仁宗當政期間，政府正式發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官交子”（相對於“私交子”而言）。當仁宗死亡的消息傳出後，“京師罷市巷哭，數日不絕，雖乞丐與小兒，皆焚紙錢哭於大內之前”；當他的死訊傳到洛陽時，市民們也自動停市哀悼，焚燒紙錢的煙霧飄滿了洛陽城的上空，以致“天日無光”。他的死甚至影響到了偏遠的山區，當時有一位官員前往四川出差，路經劍閣，看見山溝裡的婦女們也頭戴紙糊的孝帽哀悼皇帝的駕崩。　　當訃告送達遼國時，大遼的皇帝也十分難過，將仁宗送給他的御衣“葬為衣冠冢”，歲歲祭奠。時人路過永昭陵，在陵寢的牆壁上題詩寫道： 農桑不擾歲常登，邊將無功更不能。四十二年如夢覺，春風吹淚過昭陵。　　仁宗性情寬厚，不事奢華，還頗能約束自己，因此他受到古代歷史學家、政治家的稱讚。史載，有一天，他處理事務直到深夜，又累又餓，很想吃碗羊肉熱湯，但他忍著飢餓沒有說出來。第二天皇后知道此事，就勸他：“陛下日夜操勞，千萬要保重身體，想吃羊肉湯，隨時吩咐御廚就好了，怎能忍飢使陛下龍體受虧呢？”仁宗對皇后說：“宮中一時隨便索取，會讓外面看成慣例。我昨夜如果吃了羊肉湯，廚下以後就會夜夜宰殺，一年下來，就要數百隻。若形成定例，日後宰殺之數更不堪算計。為我一碗飲食，創此惡例，且又傷生害物，於心實在不忍。因此我甘願忍一時之飢。”　　仁宗的善於納諫還成全了千古流芳的包青天。包青天實在是政治清明的產物而非其他，想想吧，如果皇帝不清明，哪會有包青天產生的政治環境？在擔任監察御史和諫官期間，包拯屢屢犯顏直諫，唾沫星子都飛濺到仁宗的臉上，但仁宗一面用衣袖擦臉，一面還是接受了他的建議。有一次，包拯在朝堂上要拿掉三司使（國家計委主任兼財政部長）張堯佐的職務，理由是他平庸了些。張堯佐是仁宗的寵妃張氏的伯父。包拯把奏章遞上去了，仁宗也有點為難。最後他想了個變通的辦法，就是讓張堯佐去當節度使。沒想到包拯還是不願意，且諫諍更加激烈。　　仁宗有些生氣地說：“豈欲論張堯佐乎？節度使是粗官，何用爭？”包拯的回答更加不客氣：“節度使，太祖、太宗皆曾為之，恐非粗官！”　　不管是遭到反脣相譏，還是被噴上一臉唾沫星子，仁宗都很清醒、很民主。他不認為這樣會龍威盡失，能接受的，他就接受；一時不能接受的，他就不理不睬。但他對提意見者絕不打擊報復，有時甚至會安撫有加。　　張堯佐最終沒能當成節度使。仁宗回到後宮後，對張貴妃說了一句現在看來還很具政治遠見的話：“汝只知要宣徽使、宣徽使（史載，仁宗情急之下把節度使說成了宣徽使），汝豈知包拯為御史乎？”　　一個懼怕大臣的皇帝，一般來說是會贏得他的人民的熱愛的，這個王朝的天也會比較清亮。　　仁宗一朝不僅出現了包拯，還出現了“求之千百年間，蓋示一二見”、在《岳陽樓記》中唱出“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范仲淹，以及倡導文章應明道、致用，領導北宋古文運動的歐陽修……而仁宗慶曆初年實施的“慶曆新政”———由范仲淹主持的那場社會改革，更為王安石變法起到了投石問路的先導作用。　　“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的柳永，好不容易才通過了考試。但在仁宗看來，他不適合做官，還是填詞的好，就給畫掉了。宋仁宗說：“且去淺斟低唱，何要浮名？”柳永於是反脣相譏，說自己是“奉旨填詞”。譏諷仁宗的柳永不但沒被殺頭，填詞也沒受影響，且填得更加放肆，這就非同尋常了。也因此，柳永非但不生仁宗的氣，還“願歲歲，天仗裡常瞻鳳輦”。這是什麼意思？就是說，老百姓希望年年都能看到宋仁宗的儀仗，瞻仰到宋仁宗的風采，天下百姓都擁戴宋仁宗。　　能讓柳永這樣放浪不羈的人不計前嫌且大唱讚歌，除卻仁宗，還能有哪個皇帝能做到呢？　　有人說，“仁宗雖百事不會，卻會做官家（皇帝）”。仁宗日理萬機外，業餘愛好不多，甚至面對女色，也把持得住，唯偶爾臨摹一下“蘭亭”。身為皇帝，會做皇帝，這應是一種難得的境界。　　但人們總願意記住那些會打仗的皇帝，而忘卻仁宗這樣以“仁”治國的“仁主”，儘管沒有多少人喜歡當戰爭的犧牲品。“仁宗的陵墓裡有一件很特殊的隨葬品，那就是他那純白色的戰馬。”鞏義市文物保管所副研究員傅永魁對記者說，“仁宗沒有忘記戰爭，他養兵百萬，不怒自威，以致‘邊將無功更不能’，沒什麼大仗可打。金兵佔領中原後，曾大肆盜掘宋陵，但因為懾於宋仁宗的威名，他們獨獨沒有對昭陵下手，‘唯昭陵如故’。我想，哪一天發掘昭陵地宮時，仁宗的戰馬遺骸可能還會被發現。”　　

毫無疑問，應該選宋仁宗。

如果打擂的話，明仁宗可能是最先退出這場比賽的人。為什麼呢？因為他在位的時間太短，前後只有十個月。咱們現在擬定國家發展計劃，一般至少是一個五年計劃。美國選總統，也至少是任四年。一個皇帝僅僅幹了十個月，他能幹些什麼呢？

那麼，既然他不能幹出什麼大事，為什麼又給他評一個“仁”的廟號呢？根本的原因在於，他改變了他爹永樂帝朱棣做的那一套，給建文帝的很多舊臣們平了反，而且改變了他爹過分用兵，而轉向了發展生產上。從這一點來看，他的“仁”字，也是當之無愧的，只不過因為天不佑他，活得太短，在位的時間太短罷了。

現在只剩下清仁宗和宋仁宗PK。清仁宗就是嘉慶皇帝，在位25年。時間是不短的，相當於是五個五年計劃。當然了，雖說是五個五年，其實只有四個，因為前四年，他一直是被他退位的爹乾隆皇帝給控制著。不過四個五年，其實也算是很長的了。

那麼清仁宗在四個五年中，幹了些什麼事兒呢？第一就是把大貪官和珅給扳倒了。第二是他比較提倡節儉。第三是他鎮壓了一些農民起義。第四是他禁止鴉片輸入。這四件事，其實都是很好的事。不過呢，也沒有什麼建設性。尤其是西方正開展轟轟烈烈的工業革命，而他卻沿襲老祖宗的做法，甚至開始閉關鎖國。所以他這個“仁”字。按照中國古代道德對皇帝的評價，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從歷史發展的大走向來說，他基本上只能算碌碌無為，甚至還有些倒退。

而宋仁宗則不一樣。宋仁宗生活在宋朝，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鼎盛時期。咱們都知道，宋朝無論在經濟還是在文化，都是中國歷史的一個高峰。而這個高峰的產生，在位40年的宋仁宗是作出了巨大貢獻的。其一，他非常的節儉，這個有助於一個王朝在初興及勃發時期的積累。其二，他仁惠愛民，提倡言論自由。也正是這一點，才讓宋朝出現了王安石、司馬光、蘇軾等一大拔彪炳千秋的文臣。而這些文臣的產生，對有宋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第三，他施行了慶曆新政。雖然慶曆新政最終是一個失敗的改革。但是他開啟了宋代改革的先河。對宋代能夠不斷的自新自強，延續300年，作用是非常大的。

所以，無論從哪一個角度都可以看出，宋仁宗，是超過了另外兩個“仁”字排行的皇帝的。

宋仁宗，明仁宗，清仁宗這些稱呼都是諡號。諡號是對死去的帝王、大臣、按其生平事進行評定後，給予或褒或貶或同情的稱號，始於西周。諡號帶有評判性，相當於蓋棺定論。

諡號來自於諡法。諡法規定了若干個有固定涵義的字，大致分為三類：屬表揚的有：文、武、景、烈、昭、穆等；屬於批評的有：煬、厲、靈等；屬於同情的有：哀、懷、愍、悼等。

在以“仁”為本的中國古代，以“仁”為諡號無非是對一個人的最高褒獎。宋仁宗中國北宋第四代皇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以“仁”為諡號的皇帝。

“趙宋之世”，主要是指宋仁宗統治時期。中國古文唐宋八大家之中，光是北宋就佔了六家。中國的四大發明中，有三大發明——活字印刷術、火藥、指南針，都出現於仁宗時代。54歲的宋仁宗去世了，大宋朝野上下莫不哭號，舉國哀痛。《宋史》記載：“京師罷市巷哭，數日不絕，雖乞丐與小兒，皆焚紙錢哭於大內之前”;當他的死訊傳到洛陽時，市民們也自動停市哀悼，焚燒紙錢的煙霧飄滿了洛陽城的上空，以致“天日無光”。宋仁宗趙禎駕崩的訃告送到遼國後，“燕境之人無遠近皆哭”，時為遼國君主的遼道宗耶律洪基也大吃一驚，衝上來抓住宋國使者的手號啕痛哭，說：“四十二年不識兵革矣。”，可見宋仁宗，當值的這個仁字。

至於明仁宗朱高熾，是明朝第四位皇帝，明成祖朱棣長子。1424年八月登基，1425年五月暴死，在位僅十月，當皇帝時間太短，看不出政績。這個仁字，有些說不過去。

清仁宗是清軍入關以來第五位皇帝，就是大名鼎鼎的“嘉慶皇帝”，其在位期間，社會矛盾尖銳，發生天理教、白蓮教大起義，是清朝由盛轉衰的時期，這個仁字，可謂名不副實。

值得這個仁字的必須是宋仁宗。

宋仁宗在位42年，是宋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在中國皇帝的序列之中，宋仁宗既不是一個雄圖大略的英主，也並不能算一個智慧朗照的明君，但是如果要論仁字，他當之無愧。

宋仁宗寵信張貴妃，連帶著讓貴妃的伯父張堯佐擔任了負責全國財政事務的三司使，張堯佐這個職位還幹不好，卻又覬覦副相的職位，於是包括包拯之內的臺諫官紛紛上疏抨擊，仁宗只得免去張堯佐的職位，張堯佐偷雞不成蝕把米，仁宗看在貴妃的面子上也要安慰他，於是任命他為宣徽南院使、淮康軍節度使等多項高官，結果包拯不依不饒，不但上奏怒斥張堯佐為“清朝之穢汙、白晝之魑魅”，還直接說仁宗“失道敗德”。

失道敗德，可以說是對一個皇帝最大的惡評，如果換成明清的君主，等待包拯的必然就是問罪下獄，處斬都不是不可能。但是仁宗只是置之不理。

沒想到包拯繼續集合全體臺諫官，組團面諫仁宗，可以說是使用了皇權時代大臣可以採用的最強核武器之一，仁宗先是勃然大怒，但最終還是免去了張堯佐的主要職位。

仁宗等風頭過去，仍然想任命張堯佐為宣徽南院使，但是以包拯為首的臺諫官始終不肯退讓，仁宗只得作罷。

仁宗有一次對一直吹枕頭風的張貴妃說：

今天包拯上殿，唾沫都濺到我的臉上，你還只管要宣徽使，就不懂包拯是諫官嗎？

仁宗對包拯唾沫都濺到自己臉上的舉動肯定是不滿意不開心的，但是他還是對臺諫制度和包拯個人敬畏容忍。

《宋史》對他的評價“恭儉仁恕”，並非溢美之詞。

著名學者石介和諫官滕宗諒（就是請范仲淹寫《岳陽樓記》的滕子京）都“攻擊”過仁宗被酒色掏空身子，仁宗也並沒有給予懲罰。

仁宗另一個表現出“仁”的地方是所謂“尤惡深文”，就是對用酷吏之道上綱上線羅織罪名十分厭惡，有一個舉子獻詩給成都知府說要“把斷劍門燒棧道，西川別是一乾坤”，就是說要燒了入川的必經之路，然後建立一個割據政權，毫無疑問是活捉反詩一首、反賊一個，成都知府當然抓了這位上報朝廷如何處理，結果讓人大跌眼鏡的是仁宗說：

這不過就是老秀才急於想做官，不必治罪，給他當遠處的州郡當一個司戶參軍吧！

還有一次，仁宗晚上本來想宵夜吃羊肉，卻硬是忍飢扛了過去，他後來解釋說：

一旦我提出要求形成規矩，以後宮中御膳房每天夜裡都會要殺羊，傷生害物，很罪過的。

其實，所謂仁，出自悲憫，也出自自信，宋仁宗的惻隱之心、忠厚之道，對涵泳作育出仁宗朝士大夫的言論自由和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感有著積極的正面作用。

論仁，明仁宗（洪熙皇帝）和清仁宗（嘉慶皇帝），與宋仁宗不啻霄壤之別，而我們後人也有理由有責任給予趙禎一個公允的評價。

至仁宋仁宗：宋朝十八帝中名聲最好的皇帝

文/晏建懷

宋仁宗是宋朝第四位皇帝，論能力，他不如宋太祖雄才大略，論學問，他不如宋徽宗多才多藝，但論生前死後的名聲，他卻是宋朝十八帝中最好的，在位四十二年，執政寬簡，為人溫良，他把一個“仁”字，貫穿於治國安邦全過程。

他對下人很仁慈。一個暮春時節，宋仁宗在御苑散步，一段時間後，身邊的人發現他頻頻回頭張望，卻又什麼也不說，不知什麼意思。回到宮裡，他急匆匆地對宮女說：“好渴，快幫我端水來喝。”宮女奇怪地問：“陛下為何不在外面取水喝，而忍渴這麼久呢？”他邊喝水邊說：“我回頭找了多次，沒見掌管茶水的當值侍吏，又不便詢問，倘若一問，侍吏必受責罰，故忍渴而歸。”有一次用餐，他正吃著，突然咬到了一粒沙子，牙齒一陣劇痛，他趕緊吐出來，還不忘對陪侍的宮女說：“千萬別聲張我曾吃到沙子，這可是死罪啊。”對待下人的過失，宋仁宗首先考慮的不是自己的不適與難受，而是下人因此而可能帶來的罪責，可見他的確很仁慈。

他對自然很敬畏。有一天早起後，宋仁宗對身邊的侍臣說：“昨夜閱奏摺很晚，後來感覺飢餓，特別想吃燒羊。”侍臣問：“何不安排人做來？”宋仁宗說：“你不知道嗎？每次聽到宮內有什麼需要，坊間便以為這成了定規，紛紛製作。我擔心要了燒羊後，百姓會夜夜宰羊，長此以往，必然暴殄天物，我怎能不忍一時之飢，而開啟無窮殺戮呢？”讓人感到他對自然的敬畏是那麼的真誠，充滿人性關懷。

他對言論很寬鬆。至和二年（1055年），宋仁宗重用青州知州張昪為侍讀學士、御史中丞，御史作為天子的耳目之官，其職責是糾察百官，張昪因對某些決策有看法，連連上書批評“兩府”（中書省、樞密院）大臣，久而久之，宋仁宗頗不耐煩，對張昪說：“你出身孤寒，為何不斷上章批評朝廷重臣呢？”張昪毫不在乎宋仁宗的情緒，反問道：“我自布衣而至近侍之臣，曳朱腰金，妻子滿堂。怎麼能謂之孤寒呢？像陛下您才是真正孤寒呢。”宋仁宗問何故？張昪回答說：“陛下雖貴為天子，但內無賢相，外無名將，持祿養望者多，赤心謀國者少，我認為這才是真正的孤寒。”把自己比喻成孤家寡人，這比責罵還過分，但宋仁宗不予追究，“優容之”。

宋仁宗一朝，沒有“文字獄”，相反，他還非常痛恨“深文周納”，即羅織材料、陷人以罪的行為。宋代魏泰在《東軒筆錄》中說：“仁宗聖性仁恕，尤惡深文，獄官有失入人罪者，終身不復進用。”當時，一個舉子給成都知府獻了一首詩，中有：“把斷劍門燒棧道，西川別是一乾坤”，意思是隻要守住劍門關，用火燒掉入川必經棧道，西川（今四川）就能割據一方，鼓動成都知州與宋朝分庭抗禮。這無疑是一首反詩，嚇得成都知府趕快把舉子捆綁至京，上章請求宋仁宗治罪。宋仁宗瞭解後卻哈哈一笑，說：“這不過是老秀才急於求官而做出的荒唐事，不足以治罪。可安排他去偏遠小郡，出任司戶參軍一職。”寫反詩的不但沒受到懲罰，反而在皇帝那謀得了官職，可見當時言論的寬鬆和自由。

他對大臣很包容。宋仁宗寵幸張美人，張美人的堂伯父叫張堯佐，進士出身，在地方任過推官、知州，在朝中任過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張美人想壯大自己的門閥，多次吹“枕頭風”，希望宋仁宗提拔自己的伯父出任宣徽使。有一次在朝堂之上，宋仁宗把提拔張堯佐為宣徽使的方案拋了出來，誰知，諫官包拯當場表示反對，使宋仁宗的提議未獲通過，而且包拯說話時，由於情緒激憤，唾沫星子還濺了宋仁宗一臉，弄得他很沒面子，後來，當張美人問及伯父出任宣徽使一事辦得怎樣時，宋仁宗沒好氣地說：“你只知道要宣徽使、宣徽使，難道不知道包拯是御史嗎？”

宋仁宗繼位之初，因為年少，便由皇太后劉氏“垂簾聽政”。當時，太常博士程琳為了巴結劉太后，竟向她獻《武后臨朝圖》，讓她效仿武則天，廢除少帝，取而代之。劉太后認為這不合常理，有負祖宗，嚴詞拒絕。宋仁宗親政後，有人以此為由彈劾程琳，宋仁宗不念舊惡，一笑置之，說程琳不過是為了向太后表達忠心罷了。不特如此，他還認為程琳“有才器，能斷大事”，連連提拔重任為三司使、吏部侍郎、參知政事，程琳顯赫一時。

君主制度賦予皇帝以至高無上的權力，一閃念就能斷人生死，於是產生了許許多多殘酷無情的暴君。而宋仁宗盛德大度，寬容有加，算是這種制度下的特例。他之所以一以貫之地懷仁、施仁，源於他有一顆敬畏之心，敬畏自然，敬畏生命，敬畏手中的權力。一個皇帝，最怕的就是缺乏敬畏之心，不畏天，勢必天災不斷，不畏地，勢必寸草不生，不畏生命，則屍橫遍野，生靈塗炭矣。

三位仁宗從能力上感覺宋仁宗與明仁宗更好些，雖然明仁宗在位不足一年。在不足一年的在位時間裡頒在多項有利於國家的政策，做到了與民休息的願望，明仁宗死後明宣宗繼位後繼續了明仁宗的政策，史稱仁宣之治。 宗仁宗在位長達四十餘年，在位期間勵圖改革，任用賢臣，重視文化。歐陽俢，蘇軾，王安石，司馬光等等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都是這一時代的。 清仁宗嘉慶帝在位時正值清朝由盛轉哀時期，嘉慶帝雖然勤政但過於保守，也顯示了嘉慶帝能力上的不足。 三位仁宗從能力與在位時間上應該宋仁宗更當得起這個仁字皇帝。

且不論這三個人，大宋滅亡時的那場崖山海戰，數十萬軍民陪著小皇帝跳海自盡，誓死不做亡國奴，崖山以後無中國，宋朝戰爭主要來自於外患，來自於遼金蒙，幾無內憂可言，何解？全賴宋朝國家福利制度，以民為本，無論哪裡有災有難，國家都會撥款救濟，試問這樣的國家有誰不愛戴！再說宋仁宗寬以待人，兢兢業業，絕對可以配得上這個仁字。

大明朝，朱元璋光屁股打下來的天下，天下大定之後，對自己的兒孫那是唯恐不夠好，封王，分地，對那些異姓功臣呢，那是唯恐殺不盡，官員俸祿要多低有多低，官員也是人，是人總得交際，吃都吃不飽，哪來的交際，所以難免會有貪官，貪官剝削誰，只能是百姓，那你還能指望百姓們念你老朱家的好！做夢去吧，所以明亡後，百姓並無多大震動，明朝末年，國內烽煙四起，也不難怪！明仁宗再仁也沒什麼用！

大清朝，根本就沒把中原當成自己的家，只當成他們享樂的資本！

自我感覺宋仁宗，宋仁宗趙禎的仁，不僅僅在本國，在別國同樣受之愛戴，在位時期出現了許多名臣，比如包拯，范仲淹等，他的仁和，成就了他們的流芳百世，再於對於包拯等一些大臣的直言，甚至責罵都是一笑而過，可見趙禎的仁和，他在位幾十年，對下屬寬厚以待，讓百姓休養生息，使宋朝達到一個發展的頂峰。宋仁宗知人善用，因而在位時期名臣輩出，國家安定太平，經濟繁榮，科學技術和文化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另外對於敵國，採取和平相處，讓宋朝少了許多戰爭。另外就是仁宗駕崩的消息傳出後，當他的死訊傳到洛陽時，市民們也自動停市哀悼，焚燒紙錢的煙霧飄滿了洛陽城的上空，以致“天日無光”，可見一斑。

錯了，仁宗不是諡號，是廟號。某祖某宗，那是都廟號，以諡號代稱的皇帝，一般的格式是某帝。最早用的封建朝代是西漢，比如漢武帝，武是他的諡號，他的廟號是高宗，可以稱漢高宗武皇帝。拿清朝來說，真正諡號是仁的，應該是清聖祖仁皇帝，也就是康熙皇帝。至於清仁宗嘉慶皇帝的諡號是睿，睿皇帝。清睿帝。而康熙皇帝才是名副其實的清仁帝。

要是非要挑一個的話，還是挑明仁宗吧，不過他的在位時間太短了。宋仁宗的仁是假仁，宋朝制度有重大缺陷，有能力逆轉乾坤時，卻假行仁義，終其一朝，未能改變宋朝的軟弱。帝王之仁，在於行王道，讓國家變得更強大，人民更富裕。歷史上最仁德的皇帝莫過與漢文帝，沒有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