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真的撰寫或整理過《春秋》嗎？

關鍵在於“修訂”二字

首先《春秋》的內容是魯國的史官寫的，言簡意賅，可編輯程度不高，修改、改寫沒太大必要。最前面的“夏五月，鄭伯克段於鄢”，這一句，真沒什麼好改的了。

其次，作為魯國曆經12位君主的史書，史官都換屆多少回了，整理好成一冊就好了，頂多校對校對錯別字，至於後來的越寫越詳細，那是最好的，誰還不想要詳細點的內容呢。如果再去統一文法，無異於畫蛇添足。

下面說重點，《春秋》更傾向於是孔子的教材，最終成冊肯定孔門弟子完成的，畢竟孔子也沒法把記載生卒年的部分編制進去，記載和自己的經歷有出入。孔子既然一開始就沒打算完成它，那就沒必要修改史官看法，保留源文件真實性對教材來說是有必要的。

總結，孔子用史書為教材，孔門弟子感念師恩，將教材編纂修訂成書。從來源獲取以及整理等大部分工作都是孔子做的，署名怎麼辦不言而喻。

1. 《春秋》之書，無物不包，無事不記，與四時義同，故謂此書為《春秋》。《孝經》雲：“《春秋》祭祀，以時思之。”《詩·魯頌》雲：“春秋匪解，享祀不忒。”鄭箋雲：“春秋，猶言四時也”。是舉春秋足包四時之義。年、歲、載、祀，異代殊名，而其實一也。《爾雅·釋天》雲：“載，歲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李巡曰：“夏歲，商祀，週年，唐虞載，各自紀事，堯舜三代示不相襲也”。孫炎曰：“載，始也，取物終更始也。歲，取歲星行一次也。祀，取四時祭祀一訖也。年，取年穀一熟也。”是其名別而實同也。此四者，雖代有所尚，而名興自遠，非夏代始有歲名，周時始有年稱。何則？《堯典》雲“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禹貢》“作十有三載，乃同”。
2. 昭二年。宣子，晉卿，名起，食邑於韓，因以為氏。諡曰宣子者，有德之稱。為昭公新立，身新為政，故來聘魯，因觀書於大史氏，見此書而發言。杜注 彼以為《易·象》即今《周易》上下經之《象》辭也，《魯春秋》謂魯史記之策書也。《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事，故曰“周禮盡在魯矣”。《易·象》、《春秋》是文王、周公之所制，故見《春秋》知周公之德，見《易·象》知周之所以王也。文王能制此典，即是身有聖德，聖不空生，必王天下。周室之王，文王之功，故觀其書，知周之所以得王天下之由也。文王身處王位，故以王言之。周公不王，故以德屬之。人異，故文異。傳言觀書大史，則所觀非一，而獨言《易·象》、《魯春秋》者，韓子主美文王、周公，故特言之。《易·象》，魯無增改，故不言“魯易象”。《春秋》雖是周法所記，乃是魯事，故言“魯春秋”也。《春秋》、《易·象》，晉應有之，韓子至魯方乃發嘆者，味其義，善其人，以其舊所未悟，故云今始知，示其嘆美之深，非是素不見也。《易·下繫辭》雲《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事。則謂《易·象》，爻彖之辭也。
3. 仲尼修《春秋》之由，先論史策失宜之意。計周公之垂法典策具存，豈假仲尼更加筆削？但為官失其守，褒貶失中，赴告策書，多違舊典，是故仲尼修成此法，垂示後昆。襄三十一年傳稱卿大夫“能守其官職”，昭二十年傳曰“守道不如守官”，是言人臣為官，各有所守。周德既衰，邦國無法，群小在位，故官人失其所守也。雖廣言眾官失職，要其本意是言史官失其所掌也。昭三十一年傳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春秋》昭明。”注云：“上之人謂在位者也。”彼謂賢德之人在天子諸侯之位，能使《春秋》褒貶勸戒昭明。周德既衰，主掌之官已失其守，在上之人又非賢聖，故不能使《春秋》褒貶勸戒昭明。
4. 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考其真偽，真者因之，偽者改之。志其典禮，合典法者褒之，違禮度者貶之。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使舊典更興；下以明將來之法，令後世有則，以此故修《春秋》也。前代後代，事終一揆，所賞所罰，理必相符。仲尼定《春秋》之文，制治國之法，文之所褒，是可賞之徒；文之所貶，是可罰之類。後代人主，誠能觀《春秋》之文，揆當代之事，闢所惡而行所善，順褒貶而施賞罰，則法必明，而國必治，故云“下以明將來之法”也。不教當時而為將來製法者，孔子之時，道不見用，既知被屈，冀範將來。將來之與今時，其法亦何以異，但為時不見用，故指之將來，其實亦以教當代也，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
   

一、從育人的立場上講有比沒有好、二到底有沒有不重要、關鍵是你心淨不淨、不淨有可以說沒有、沒有可以有。三千萬別相信眼,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