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一個明朝的故事。
眾所周知，黃宗羲是明末清初經學家、史學家、思想家、地理學家、天文歷算學家、教育家，與顧炎武、王夫之並稱“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
黃宗羲
這些印在名片上的頭銜就不說了，說一件他還在青春期的時候幹得一件驚世駭俗的事。
眾所周知，晚明有個太監，叫魏忠賢。他罪惡滔天，殺人如麻，凡與自己不合著，下獄、杖死、凌遲，無所不用其極，號稱九千歲，比皇帝就少那麼一點點。
而且作為一個太監，非要挑戰生理極限，妻妾滿堂，是不是對女性莫大的侮辱？
黃宗羲的父親，黃尊素，時為御史。他就看不慣魏忠賢的所作所為，一再上書，怒懟魏忠賢。
毫無例外，他落職回鄉。
黃尊素在地方，魏忠賢依然怒氣難消，羅織罪名，將其下獄。
魏忠賢作惡多端，仗的是天啟皇帝的恩寵。崇禎繼位後，將魏忠賢一網打盡。然而餘孽猶存，於黃宗羲有父仇的幾個同犯，依然在位。
看到崇禎登基，黃宗羲想的是走法律途徑。於是他來到北京，上書訟冤，營救父親。
結果像是電影劇本一樣，主角總是晚到一步。趕到刑部，黃尊素已遭凌遲，割成了千片萬片。
黃宗羲大怒。
此時，他依然走法律途徑，上書崇禎，要求將幾個主犯正法。
黃宗羲被列為證人，要出庭質證其罪。但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即便在此時，竟然有一主犯託人給他3000金，希望他不要出庭。
而在庭審現場，不知有何手段，問案軟弱無力，鐵證之前，竟難以定案。
黃宗羲，字太沖，名字就一語點破他的性格特點。
黃宗羲出庭，眼看仇人在前，想到爛肉如泥的父親，一時氣血上湧，把袖子裡的錐子一把拿出，朝主犯之一許顯純腦袋上招呼過去，一把打得腦漿奔湧。
黃宗羲眼觀六路，看到另一主犯崔應元在側，立即奔過去。
不知是否技藝不熟，錐子落地，他面對崔應元的時候已是赤手空拳。他一把撲過去，將他的鬍子一一拔下，大搖大擺回家之後，將鬍子在父親的牌位前燒掉，告慰父親。
黃宗羲積累了經驗之後，對殺父者決定一個都不能少。又追殺牢卒兩位牢卒，他們是殺父的直接經手者。
不知為何，可能出於民意所向，黃宗羲一系列法律程序之外的血親復仇，竟一路順暢，無人過問。
為親殺仇完成，他率全體百官死於閹黨之手的公卿子弟，到監獄前設祭，一齊痛哭。哭聲震天，連崇禎皇帝都聽見了。他嘆道：“忠臣孤子，甚惻朕懷。”
然後，黃宗羲沒有被判“防衛過當”，他回家讀書去了，向著開頭那些名片上的頭銜不斷奮鬥了。
在中國的傳統裡，“血親復仇”在一定程度上是包容的。
《禮記·曲禮》雲：“父之仇弗與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遊之仇不同國。”
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只要不是移民平行宇宙，但凡生在同一片藍天，必須報仇。
當然，復仇遵循法律程序是先決條件，但如果法制瑕疵，大仇難報，該當如何？
《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
只要不是明正典刑，反而是遭受冤屈乃至百般凌辱，該復仇。
《禮記·檀弓》記載：
子夏問：“居父母之仇，如之何？”
子曰:“寢苫、枕幹、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過諸市朝，不反兵而鬥。”
唐代柳宗元就討論過這樣一個議題。武則天時，有個叫徐元慶，父親為人所殺，他殺仇人縣吏趙師韞之後，自守歸罪。陳子昂建議殺掉此人，但表彰其孝。
徐元慶
柳宗元覺得這是精神分裂，“旌與誅莫得而並焉”，法律怎麼能給人一榔頭然後再給他鼓掌？
他認為，“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徐元慶父親被殺，不是正常的法制處罰，而是縣吏一人隻手遮天，徐元慶無處上訴，難以救濟，最後只好自己上場。
柳宗元認為“《禮》之所謂仇者，蓋其冤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
法律無力救濟，若自己還不能救濟，還做什麼兒子。
必須得說，血親復仇若毫無原則，會導向冤冤相報的惡性循環。
這時候，已經學成大儒的熱血男子黃宗羲有一句話，振聾發聵：
有治法而後有治人。
必須得有謹守程序正義、救濟得力的法律，才談得上遵紀守法、歲月靜好的公民。若正常途徑的救濟渠道不利，只求民眾一味守法而規矩，溫柔而和善，談何容易？
法學家貝卡利亞說過：“法律的力量應當跟隨著公民，就像影子跟隨著身體一樣。”法律當給人以力量，不用人民自己給自己打雞血，開始舞刀弄槍，才覺得自己渾身力量。
那個拿錐子到處錘人的黃宗羲，可不是個腦細胞匱乏的莽撞男子，在這場血親復仇前，他有過多次試圖“正確處理衝突”。
然而法制在閹黨手裡早已蕩然無存，許顯純判案時，魏忠賢擅自離開辦公地點皇宮，趕到法庭現場，在背後發號施令。
且不說我們理想中的後世良法，就是明朝的法律《皇明祖訓》裡早有規定，且不說宦官干政，甚至“不許宦官讀書識字”。
法制凌遲至此，只能逼迫江南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拿起了一個錐子。
黃宗羲後來對中國千年歷程有著深刻洞見，他曾呼號，希望能有一“天下之法”。
謹守法制，無偏無黨，公平如水，坦蕩如砥，才談得上萬民服氣，天下太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