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是軍閥混戰，就沒有永遠的盟友，一切以利益和權力至上。袁世凱死後，北京政權分裂為“直系”和“皖系”兩派軍閥，擁兵關外覬覦最高權力的張作霖首先與直系暗中結盟，通過1920年“直皖戰爭”共同打掉了段祺瑞的皖系基本軍力，一旦京津冀地區只剩直係軍閥一家獨大時，奉系又毫不猶豫地衝曹錕和吳佩孚的直軍開火，先後爆發了兩次“直奉大戰”，這就是軍閥“混戰”的特性。

（北洋時期的閻錫山）

第一次直奉大戰奉軍戰敗退回關外，兩年後1924年9月捲土重來，在直系“內鬼”馮玉祥的協助下大敗直軍，曹錕被馮玉祥軟禁，吳佩孚南逃兩湖，張作霖和馮玉祥成為京津主人，但是“一山不容二虎”，到底北京政權誰當家呢？很快張作霖和馮玉祥就開始刀兵相見，所謂的“盟友”不過如此。

“山西王”閻錫山自然也深諳其道，在第二次直奉戰爭初期曾攜手馮玉祥打擊直軍，而在張作霖和馮玉祥又打起來的時候，為搶奪綏遠地盤，也為防止馮玉祥的“國民軍”向西發展時威脅到晉軍勢力範圍，閻錫山開始與張作霖結盟，並且於1926年12月就任了奉系主導的北京“安國軍政府”副總司令，雙方東西夾擊馮玉祥所部，致國民軍大敗，所餘部隊退到陝西，馮玉祥氣的遠赴蘇聯訪問和求援。

（馮玉祥）

山西在華北有居高臨下之地勢，張作霖如想保持平津地區的穩定，圖謀山西也是必須，所以在共同的敵人馮玉祥被打跑後，張作霖與閻錫山的矛盾日漸突出，閻錫山自然要尋找出路。

此時廣州革命政府的北伐軍已勢如破竹，兵鋒直指長江中下游地區，吳佩孚和孫傳芳一路敗退。北伐軍曾與張作霖接洽，要求其“易幟”歸順國民政府，張作霖在談判初期亦確有此意，甚至提出了“四民主義”的政治主張，以保證奉軍的政治權力，但最終在內部反對聲音和日本人的壓力下，關閉了與北伐軍的談判大門。

（張作霖的“安國軍政府”）

既然張大帥不識抬舉，國民黨轉而聯絡閻錫山和馮玉祥為政治盟友，這倆貨都想問鼎京津統治權，於是見風使舵又重歸於好，共同上了“國民革命軍”這條大船，馮玉祥在五原誓師加入國民黨，閻錫山1927年6月在太原率部集體加入國民黨，就任“國民革命軍北方軍總司令”，這就是與張作霖公開翻臉分屬兩個陣營了，盟友不再，於是開打。

1927年10月閻錫山晉綏軍主力分兩路出動，攻擊河北奉軍，史稱“晉奉戰爭”，結果不到三個月就被張學良擔任前敵總指揮的奉軍擊敗，傅作義死守涿州就是此間；同時馮玉祥主力兵出河南對奉作戰，雙方打個半斤八兩，一時難分勝負。

1928年初，國民黨結束內鬥完成“寧漢合流”後，蔣介石復任總司令，開始率領第一集團軍何應欽部、第四集團軍李宗仁部北渡長江，開始歷史上的“二次北伐”。奉軍主力不得不放棄對閻錫山的軍事壓迫，盡數南下河南和蘇魯對抗北伐軍。

閻錫山旋即改任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軍總司令開始轉守為攻，第二集團軍馮玉祥所部也恢復進攻，在四路大軍的半月形圍攻下，奉軍終於不支，張作霖萌生退意，決定將奉軍主力撤回東北，6月3日乘火車離開北京回奉天，第二天早上“光榮”了。

（北伐時期的閻錫山）

在奉軍收縮和撤退過程中，距離平津最近的閻錫山立即督師加速前進，晉綏軍終於在1928年6月初率先全面佔領北京和天津，蔣介石為分化馮閻，也故意任命閻錫山為“京津衛戍總司令”，閻錫山終於如願以償。

兩年後中原大戰，張學良通電擁蔣率兵入關，又捅了閻錫山狠狠一刀，算是為奉系和乃父報了一箭之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