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年間，首輔張居正使用霹靂手段，在政治、經濟、軍事上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這些措施極大的促進了社會的繁榮和國家的強盛，史上將這一時期稱之為“萬曆中興”。

但是他算不上是政治家，更不能說是最偉大，反而稱作政客會更合適一些。

為了打擊對手高拱，和東廠太監馮寶捏造案件，玩了一把胡椒蘇木折俸的政治陰謀；倡導清廉，但自己確是奢靡恣肆，科考作弊；更因萬曆皇帝年幼，把持朝政十餘年，甚至在萬曆大婚後，仍是不肯撒手。

但張居正是改革家確實毋庸置疑，雖然很多措施都是為了更好的鞏固集團利益，加強中央集權的專制制度，而且有些還是沿襲祖制。

可如果說張居正至少延續了明王朝70年卻難以贊同。張居正死後，除了“一條鞭法”，其他的政策幾乎全被腰斬。而且一個朝代的興衰，並不是個人的一己之力就能左右的。

張居正延續明朝70年？啥意思，是說張居正變法一直在實施，讓明朝多活了70年？怎麼會有這麼一個說法，先查查歷史資料再提問。

看看崇禎帝朱由檢對張居正的評價：

“思陵之季，撫髀思江陵（張居正是湖北江陵人），而後知：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時之相一也。

崇禎帝是極想有張居正這樣的能人做宰相輔助他！得到平庸無能的宰相一百個，還不如得到有能力有辦法的“救時宰相”一個。張居正就是“救時宰相”，比唐代姚崇還牛逼！

有學者精絕評論：“張居正之後無張居正。”

這句評價是非常精確、有水平的。完全可以回答這條題了！

一，張居正死後無張居正，迄今300多年，沒有第二個張居正出來！沒有這樣的人敢於這樣做事！

二，張居正死後，他的改革措施就被反對派逼迫萬曆帝取消了！就是說，張居正實行的改革，只搞了10年。以後就沒有繼續搞了。

張居正死後無張居正，是說不會再有這樣的人出現，張居正死了，張居正變法就停了！

三，明朝滅亡的根本原因

就是張居正死後，改革措施被反對派翻盤了，又撿回以前的老政策、老法規重新執行。

明朝滅亡，實際上是從萬曆帝取消張居正改革開始的！

四，張居正為何死後被整臭？被抄家？兒子被髮配？他本人差一點被掘墓毀屍呢？

就是張居正的政敵、反對派重新掌握話語權，全面反攻倒算！他們真實目的是要鎮壓改革，取消改革！所以不遺餘力去整倒整臭張居正！因為他們只有整倒整臭張居正這面改革旗幟，才能徹底鎮壓張居正改革！

五，張居正改革，得罪太多人了！

比如“考成法”，用六科控制六部，用內閣控制六科。

等於剝奪、架空了六部尚書、侍郎的權力！六科給事中是六部的監察官員（紀檢），張居正規定：六部的事項首先要經過六科給事中的審核，才能上報內閣辦理。

六部尚書的權力都被一個五品的給事中監督和架空了！

張居正這樣操作，是能提高辦事效率，“萬里之外，朝奉夕行”。但得罪六部尚書、侍郎。

張居正任職時，打壓言官（御史）厲害，壓制言論自由。

張居正實行“一條鞭法”，對國家有利，給國庫積攢下四百萬兩銀子（嘉靖朝一年財政收入二百萬兩），還有足夠吃10年的糧食儲備。但這些改革措施損害大地主、官僚根本利益。因為很多高級官員本身就是地主，家有田地幾百畝，甚至幾千畝。

嚴嵩被抄家時，抄沒田地幾萬畝。那個扳倒嚴嵩的繼任首輔徐階，他的子侄在江南家鄉霸佔田地25萬畝！

這些官僚人家，肯定拼力反對改革！

還有，張居正對萬曆帝過於苛刻，萬曆帝心中不忿，這就給反對派可乘之機，就利用萬曆帝的怨恨瘋狂攻擊報復張居正！

我寫過一篇《張居正死後為何被抄家，還差點被鞭屍》文章，論述很翔實。讀者感興趣可以閱讀。這裡不多說。

六，萬曆帝給張居正定的罪名

張居正死後被清算，是朝中反對派的反攻倒算，要鎮壓張居正變法！萬曆帝的怨恨情緒被反對派利用了！他一個20歲小夥子沒有執政經驗、沒有社會閱歷，對張居正改革缺乏足夠的認識和親身體會，抵擋不住張居正反對派的猛烈攻擊和“輪番轟炸”，就輕率作出取消變法的決定！

張居正改革只持續了10年。他死後，改革被取消。所以說張居正改革延長明朝70年壽命，這種說法不存在。

看看萬曆帝給張居正是如何定罪？他親筆寫道：“汙衊親藩（得罪王室親貴了），侵佔王墳府第（指那個廢黜遼王），鉗制言官（御史），蔽塞朕聰……專權亂政（亂政，就全部否定張居正改革），罔上負恩（欺君罔上），謀國不忠，本當斷棺戮屍，念效勞有年，姑免盡法追究……”

皇帝硃批一句“專權亂政”，就把張居正用10年心血取得的改革成果給否定了。

大城公

在報刊發表文章原用筆名：東山尹，莊滿，鳴白，營種。

1996～2005年在全國暢銷雜誌包括

廣東省《共鳴》《家庭》《深圳青年》《佛山文藝》《江門文藝》《惠州文學》《同舟共進》《炎黃春秋》《家家樂》《金橋》

河北省《文史精華》

河南省《名人傳記》《人生與伴侶》《時代青年》

湖北省《幸福》《治安縱橫》《知音》《警笛》《今古傳奇》

湖南省《康樂園》

廣西《西江月》《靈水》

海南省《青年時代》

四川省《龍門陣》《分憂》《成都商報》

雲南省《女性大世界》

陝西省《家庭之友》

內蒙古《這一代》

上海《青年一代》《文匯報》

安徽省《戀愛婚姻家庭》

北京《婚姻家庭》

吉林省《演講與口才》《做人與處世》

黑龍江省《家庭生活指南》，等等雜誌報紙發表各類文章160多篇；

創作

123萬字長篇歷史武俠小說《誰主天下》

60萬字長篇歷史武俠小說《還我河山》

39萬字名人傳記《北洋軍閥列傳》

武俠小說在《江門文藝》連載；

撰寫《科學發展觀》理論文章17篇；

創作歷史題材電視連續劇本一部；

深入研究中醫藥和腫瘤學科20年

張居正是明朝偉大的政治家，但是說他“延續明王朝70年”，未免有些言過其實。張居正和他的萬曆新政其實不過是王朝暮色中的一抹餘輝而已！

張居正施政風格類似於管仲、子產，唯精誠不及諸葛亮，剛鷙頗似於王安石。他當國十年，其權勢之大，相業之隆，明代僅此一例。

（張居正像）

張居正，湖廣江陵人（今屬湖北），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進士，被選為翰林院庶吉士。二十八年改授編修。後因不滿嚴嵩專權而託病家居。三十六年返京，仍供職翰林院，頗不得志。四十一年，嚴嵩罷相，徐階任首輔，得晉升。隆慶元年（1567年）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任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身居儲相之列了。

明代相權衰微，相業難以成就。太祖廢宰相在先，成祖命翰林院編修、檢討等官入閣輔政繼後。大學士本是文學侍從官，幫助皇帝批閱奏章起草詔令，類似今天的祕書。大學士雖無宰相之名，而有宰相之實。因其侍奉皇帝，參預機務，議論政事，常在殿閣之內，故稱“內閣”或“內閣大學士”。

但大學士位重品低，其官階僅五品。所以，凡大學士入閣者，必兼任六部尚書，其名義為“某部尚書兼某殿閣大學士”，遂為二品官。於是，正官反為兼官，而兼官反為正官。明朝類似宋朝，諸多官職名實不符。這種以大學士為宰相的制度，為清朝所承襲。

作為皇帝的貼身祕書，內閣大學士只是奉旨辦事，即只有得到皇帝的批示才能處理政事。皇帝對大學士所擬諭旨有批改權，而大學士只有聽命擬旨，沒有建議決定權。

內閣對中央和地方政府也沒有直接指揮權，中央和地方政府也沒有向內閣彙報政務的職責。

明中葉以後，隨著內閣權勢的加重，大學士的權位逐漸劃分為首輔、次輔、群輔。主持閣務者稱首輔，“偃然漢、唐宰輔”，餘稱次輔、群輔。

穆宗即位時，內閣大學士有徐階、高拱、郭樸、李春芳等，以徐為首輔。徐自嚴嵩死後代嵩為首輔，世宗末年頗受眷寵。張居正是他的門生。

徐階長得短小白皙，性穎敏而持重，與嚴嵩同在朝十餘年，以善於迎合帝意，故久安於位。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使御史鄒應龍劾嚴世蕃，終於推翻嚴氏父子。到輔佐穆宗繼位時，年已七十五歲。隆慶二年（1568年）告老還鄉，李春芳乃為首輔。不久，李春芳致仕，高拱乃為首輔。

（徐階像）

高拱，河南新鄭人。嘉靖二十年（1541年）進士，四十五年拜文淵閣大學士。穆宗即位後，高自以為先皇舊臣，不把他的引薦者首輔徐階放在眼裡，常與之抗衡，迫使徐階“乞歸”。主持閣務後，一反徐階之所為，專與徐階作對。凡與拱不合者皆被排斥。總之，穆宗在位五年半，前一段是徐階用事，後一段則為高拱用事。兩人中間又穿插著一個張居正。

後來發生的事兒，可謂“高拱扼徐階，居正傾高拱，三人皆良相，而恩怨權勢之間相軋如此。”（孟森《明史講義》）

穆宗臨終前召見內閣輔臣高拱、張居正、高儀，到乾清宮受顧命，遺詔曰：“東宮幼小，朕今付之卿等三臣，同司禮監協心輔佐”。

司禮監是明代宮廷服務機構。明代宦官機構龐大，號稱“內府”，共有二十四衙門，包括十二監四司八局。其中尤以司禮監的權位最重，掌印太監，人稱“內相”，視若外廷的首輔；其次是秉筆兼掌東廠太監，外廷視若次輔，再次是秉筆太監、隨堂太監，猶如輔臣。司禮監的職責是代皇帝批閱公文，凡每日奏進文書，大多由五、六名司禮監太監作為“秉筆太監”仔細閱讀，並向皇帝作扼要彙報。秉筆太監遵照內閣所擬 字樣，用硃筆楷書批在公文上。他們是皇帝的機要祕書，又是耳目喉舌。

明代政事充滿彈性。司禮監的職權素無確定的範圍。名義上，掌印太監“掌理內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筆太監“掌章奏文書照內閣批朱”，實際上權力擴張的空間很大。

高拱唯恐大權旁落，決定拿司禮監太監馮保開刀。

馮保，真定府深州人，為人知書達禮，學識涵養在宦官中出類拔萃，因而官運亨通，嘉靖年間便當上了司禮監秉筆太監。隆慶元年又兼任掌東廠太監。但馮保還想上升一步，成為掌印太監。而當時恰逢掌印太監空缺，按慣例，馮保以秉筆太監兼掌東廠太監升為掌印太監是名正言順、順理成章的事兒。不料，馮保以小事冒犯穆宗，高拱趁機推薦御用監太監陳洪代理。按內宮規矩，掌御用監的太監不能兼管司禮監，高拱推薦陳洪意在箝制馮保，以防範馮的權力過於膨脹。

陳洪不久就因忤旨而罷官，但高拱還是不推薦馮保，而推薦掌尚膳監的孟衝。孟衝因主管皇上膳食而深受寵信，居然破例當上了司禮監掌印太監，馮保為此對高拱恨之入骨，處心積慮尋機報復。

穆宗屍骨未寒，馮保就以遺旨的名義宣佈：“著馮保掌司禮監印”。有明一代，司禮監掌印太監與掌東廠太監必定由兩人分別擔任。因為兩職權勢過大，不宜集於一人手中。馮保一身兼兩要職，權傾內外，對內閣首輔構成了威脅，從而激化了高拱與馮保的矛盾。

高拱首先與顧命大臣高儀相商，說新主年幼，馮、張二人所作所為，必成社稷之憂。高儀剛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視事，人輕言微，不願捲入這個漩渦，便泛泛而論，不置可否。高拱不以為然，但高儀就是不表態，聲稱“禍福未可逆視，吾固不敢贊公行，亦不敢勸公止也”。

見高儀不反對，高拱便派心腹把此事通報張居正：“行且建不世功，與公共之。”張當面答應，還佯笑道：“去此閹（馮保），若腐鼠耳。即功，胡百世也！”

出乎高某如意算盤之外，張轉身即派人告知馮早作準備，以合力斥逐高拱出閣。高某自視甚高，過低估計了事情的複雜性，誤以為事涉內閣與內府的權力配置，張某必定站在他首輔一邊。

1572年六月初十，太子朱翊鈞即皇帝位，是為神宗，詔改翌年為萬曆元年，故稱萬曆或萬曆帝。時萬曆僅十歲，朝政由穆宗陳皇后及神宗生母李貴妃主持。

就在新皇登極日當天，高拱上疏陳新政所急五事，題為《特陳緊切事宜以仰裨新政事》。從表面看，此疏是顧命大臣在輔導小皇帝如何處理朝政，連細節也一一交代清楚，給人的印象是並非專為馮保而發。實際上隱含著深層用意：“請黜司禮，權還之內閣”。

高拱的本意是：神宗閱此疏後轉發內閣擬票，然後神宗照準，便可將大權收歸內閣，再發動言官彈劾馮保，由內閣票擬罷黜，斥馮便大功告成了。

一著失算，全盤被動。高拱又一次低估了對手的實力。

（高拱像）

馮保給人的印象是平和謹慎，頗有儒者風度。實為神宗兒時的伴侶，提攜掖抱，悉心照料，幾乎形影不離，萬曆視為親信，稱他為“大伴”。

再說馮保接到高拱上疏後，並不轉送內閣，而由自己代皇上擬票曰：“知道了，遵祖制”。高一看便知，此為不予理會的委婉表達方式。於是再上一疏，強調第一疏的重要性，“未蒙明白允行，恐失人心之望”，“伏望皇上鑑察，發下臣等擬票”。馮保無奈，只得將高某奏疏發下內閣擬票。高便代皇上擬批語：“覽卿等所奏，甚於時政有裨，具見忠藎，俱依議行”。

見時機成熟，高拱便授意門生故吏上疏彈劾馮保。為預防馮保將奏疏留中不發，高拱要彈劾者上疏時將副本送到內閣。

馮保雖然老謀深算，卻從未遇見如此陣勢，一時有點手足無措，便派親信向張居正請教。張告之：“勿懼，便好將計就計為之。”

張精通申（不害）、韓（非子）權謀術數，深知助高逐馮於己並無好處，而助馮逐高反倒有利於己升為首輔。

張、馮二人祕密策劃，飾詞激怒陳皇后李貴妃。馮保抓住高拱在穆宗死後對閣僚所說一句話：“十歲太子如何作人主”，把他告到皇后貴妃面前：“拱斥太子十歲孩子如何作人主？”後、妃聽了大驚，神宗面色立變。

六月十六日早朝，宮內傳話：“有旨，召內閣、五府、六部眾皆至！”高拱興高采烈，高儀託病家居，張居正姍姍來遲。高見張，連聲說：“今日之事，必是為昨科道本。有問，我當對，我必以正理正法為言，言必忤意，公可就此處，我去則無事矣。”

張心中有數，敷衍了一句：“公只是這樣說。”

文武百官來到宮門時，太監捧聖旨出，說道：“張老先生接旨！”接著念道：“皇后懿旨、皇貴妃令旨、皇帝聖旨：說與內閣、五府、六部等衙門官員，大行皇帝賓天先一日，召內閣三臣在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親受遺囑，說東宮年小，要你們輔佐。今有大學士高拱專權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強奪自專，通不許皇帝主管。不知他要何為？我母子三人驚懼不寧。高拱著回籍閒住，不許停留。”

高拱聽罷，“面色如死灰，汗陡下如雨，伏地不能起”，張居正“掖之起”，又“使兩吏扶攜出”。

高拱離京返鄉後，張居正接任首輔。陳皇后李皇貴妃“內任馮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

明代內閣閣臣員額不固定，少則幾人，多則十餘人，同稱輔相或輔臣。操大柄者習慣上稱“首輔”。一般說來，首輔以入閣先後，資歷深淺，以及受皇帝信任程度來確定。資深才高，深受皇上信任的閣臣始稱首輔，其餘閣臣則稱次輔、群輔。弘治（1488-1505年）、正德（1506-1521年）以後，首輔秉筆票擬，與次輔、群輔的差別更大。嘉靖年間（1522-1566年）政歸內閣，閣臣“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首輔地位日趨顯赫。首輔位極人臣，一切朝政都歸其調度。為爭奪首輔的權位，閣臣聯冊結黨，攀引門生，相互傾軋，採用各種權術排斥競爭者。嚴嵩、徐階都是通過權術出任首輔的。嘉靖十六年增修內閣房舍，內閣成為閣臣日常的辦公處所，使閣臣一改顧問諮議角色，得以更多地干預朝政。內閣制視前稱完美矣。

到張居正任首輔時，閣臣呂調陽、張四維皆“恂恂若屬吏，不敢以僚自處”。李貴妃訓神宗，時常搬出居正：“使張先生聞，奈何！”嚇得兒皇帝神不守舍。張居正堪稱明朝最有權勢的首輔。他本人亦慨然以天下為己任，“中外想望風采”。張居正柄政十年，可以說是權侔帝王。張父喪歸鄉時，朝廷凡大事皆委派專人“馳驛之江陵，聽張先生處分”。回朝途中，撫按大吏越界迎送，身為前軀。道經襄陽、南陽，藩王俱抵郊外迎候，設宴款待。“威柄之操，幾於震主”。內閣首輔的權勢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正是憑藉如此煊赫的權勢，張居正在萬曆初年對明朝的舊政積弊進行了大刀闊斧的革新，也埋下了“禍發身後”的隱患。

從47歲出任首輔到57歲溘然逝世，張居正“以一身成萬曆初政，其相業為有明一代所僅有”。（孟森《明史講義》）

像張居正那樣有才幹的政治家在明代找不出第二個。張居正曾自述其為政“以尊主威，定國是，振紀綱，剔瑕蠹為務”。

“尊主威，定國是”乃專制政治之第一要務。神宗以幼主臨朝，朝儀不定，國威未振，人有侮心。有鑑於此，張居正輔政，以尊君定國為當務之急。神宗甫即位，張居正即上疏說，帝王雖具神聖之資，仍須以務學為急，而輔弼大臣的第一要務，就是培養君德，開導聖學。更何況，先皇有遺詔在先，要聖上“進學修德”。

張居正特意為神宗安排視朝與講讀的日程。在他看來，十歲小兒，每日既要視朝理政，退朝後又要講讀，過於疲勞，因而視朝不如勤學為實務。也就是說，要把講讀放在第一位。

神宗接受了張居正的安排，“每月定以三六九日御門聽政，餘日俱免朝參，只御文華殿講讀”。自萬曆元年始，每逢一、二、四、五、七、八、十日，神宗都在文華殿聽張居正主講《帝鑑圖說》。這是張要諸講官根據歷代帝王事蹟而編寫的，選取“善可為德者”八十一事，“惡可為戒者”三十六事，每事繪一圖，後附傳記本文。因取唐太宗以史為鑑之意，故名。

為了讓皇上領會編書的意圖，張居正又寫了《進<帝鑑圖說>疏》，告誡神宗“視其善者，取以為師，從之如不及；視其惡者，用以為戒，畏之如探湯。每興一念，行一事，即稽古以驗今，因人而自考”。

培養君德，開導聖學只是尊君定國的一個方面，且不是主要方面。強化皇帝的權威，增進朝廷的威信才是尊君定國的主要方面。

張居正施政寓尊君之宗旨，以為今王之政令，即學術之指歸。若於此外別立門戶，便是離經叛道，乃君上所必誅。在他看來，國家政令具有絕對之價值，初不必問政令之內容是否合於最完善之標準。故周官之法未必“度越前代”，而孔子以身為周臣而用之。宋儒議論“日以滋甚”，而程朱之書以為國家所採，遂為正學。

故張居正“願今之學者以足踏實地為功，以崇尚本質為行，以遵守成憲為準，以誠心順上為忠”。（《論為學書》）

除事君任職之外，更無學問德業可言。換言之，學者當養成鄉愿之品格，無條件地服從官府，擁護君上。是為軟的一手，側重於籠絡。

張另有硬的一手，以懲戒為主，包括抑異學、禁私學及生員不得干政。

一是抑異學，“國家明經取士，說書者以宋儒傳注為宗，行文以典實純正為尚”，“其有剽竊異端邪說，炫奇立異者，文雖工弗錄”。

二是禁私學，“不許別創書院，群聚徒黨”，以杜絕聚徒講授、奔競囑託之弊。各地方凡是私建書院，皆改為公廨衙門。

三是生員不得干政。明代凡經過本省各級考試取入府、州、縣學的，通名“生員”，習稱“秀才”。“生員務遵明禁”，不許囑託公事、興滅詞訟及敗倫傷化。天下利病，諸人皆許直言，惟生員不許。

（張居正改革）

振紀綱，剔瑕蠹乃專制政治之又一要務，也是張居正萬曆新政的重點。時人王世貞說：“居正之為政，大約以尊主權、明賞罰、一號令，萬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如疾雷迅風，無所不披靡。”

張居正認定嘉靖、隆慶二朝積弱積弊的癥結在於紀綱不振，

“近年以來，紀綱不肅，法度不行，上下務為姑息，百事悉從委徇，以模稜兩可謂之調停，以委曲遷就謂之善處”。（《陳六事疏》）

有鑑於此，張居正的施政方略是反其道而行之：振紀綱。

“張法紀以肅群工，攬權綱而貞百度。刑賞予奪，一歸之公道，而不必曲徇乎私情；政教號令，必斷於宸衷，而毋紛更於浮議。法所當加，雖貴近不宥；事有所枉，雖疏賤必申。”（同上）

振紀綱，從整頓吏治入手，以“致理之道，莫急於民生；安民之要，惟在核吏治”為主旨，推行考成法，即確立一套明確可行又易於監督檢查的制度，並形成一個考成系統，從而建立一個健全的行政及公文運作系統。

傳統政治制度的運作大多仰賴於公文的傳遞與處理。張創制的考成法要各衙門分置三本簿冊，一本記載發文及收文，作為底冊；然後剔除無須考查的例行公事，再造兩本簿冊，一本送六科備註，實行一件註銷一件，若積久尚未實行，由各科具奏候旨；一本送內閣查考。

六科為明朝特有的行政機構。明代一切行政事務，分屬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同時又設吏、戶、禮、兵、刑、工六科，作為六部的監察機關。六部尚書是二品官，六科都給事中只有七品，但七品官掌握對六部的封駁糾劾之權。明朝大官固然統率小官，但小官也可以牽制大官。各科分管各科的事，但對國家大事同樣可以建言。

張居正以六科控制六部，並未違背明朝祖制。但以內閣控制六科，則是一大創制。明朝內閣本是皇帝的祕書處，不負行政責任，更不負監察職責。實施考成法後，張擴大六科的職能，並直接向內閣負責，使六科成為內閣控制六部的助手，無疑擴充了內閣的實權。

考成法的推行得到了神宗的大力支持。他在張的奏疏上批示：“卿等說的是。事不考成，何由底績！”皇上准奏後，大權集於內閣，政令必責實效。從六部到地方政府辦理公文，須按時查考。所謂月有考、歲有稽。“凡大小事務，既奉明旨，數日之內即行題復。”

張居正推行考成法，旨在矯正視朝廷詔旨為故紙的陋習，破除禁之不止、令之不從的弊端，以求法之必行，言之必效，從而尊崇詔令，強化皇帝的權威，增進朝廷的威信。

張居正振紀綱可以“大處著眼，小處著手”括之。從大處看，紀綱不振，國將不國。“君子為國，務強其根本，振其紀綱”。

從小處著手，便是“脫有不虞，乘其微細，急撲滅之，雖厚費不惜，勿使滋蔓”。

所謂剔瑕蠹，猶今之清除腐敗分子。張居正剔瑕蠹，以抑豪強，除煩擾，安百姓為主幹。

張目睹“嘉靖以來，當國者政以賄成，吏睃民膏以媚權門，而繼秉國者又務一切姑息之政，為逋負淵藪，以成秉並之私，私家日富，公室日貧。國匱民窮，病實在此。”

嘉靖年間當國貪賄以嚴嵩最甚。嚴為相二十年，籍沒時家產黃金三萬餘兩，白銀二百餘萬兩，珍寶無算。御史王宗茂稱“陛下帑藏不足支諸邊一年之費，而嵩所蓄積可瞻儲數年。”歲發邊餉，“朝出度支之門，暮入奸臣之府。輸邊者四，饋嵩者六”。

有鑑於此，張居正主張“綜核名實，信賞必罰”，嚴伸法紀，整飭吏治，以懲救萎靡腐敗、因循苛且的政治風氣。

黔國公沐朝弼仗恃開國功臣之後，霸佔民田，隱匿逃人，無法無天，而當地官府不敢加以處分。張居正派人把沐捉拿免職，禁錮於南京。

朝廷官員不論職位高低，如有不盡職者，以聖旨召入朝堂斥之，百官為之惕息。

時地方上盜賊滋多，甚至潛入城內，官民為之掩護。張居正嚴令徹查，捉到盜賊及窩藏盜賊者當即問斬。

時議尚姑息，太后性又仁慈，有一年秋斬之期，太后欲停刑。張拒之，說：“春生秋殺，天道之常。糧莠不除，反害嘉禾。凶惡不去，反害良民！”到時斷然行刑。

張居正執法嚴峻，雷厲風行。對地方官吏，張雖督核甚嚴，但政績優良者必令其久於任所，不擅更易，使其才幹得以施展。官員的用舍進退，一以功實為淮，不徒眩虛名，不盡拘資格，不搖之譭譽，不雜之愛憎，不以一事概生平，不以一眚掩大節。張反對官不久任，事不責成，更調太繁，遷轉太驟，資格太拘，譭譽失實。

張居正特別重視吏治，主張對官吏嚴加考察，側重考察官員政績，以定升降去留。京官六年一考察，外官三年一考察。除定期考察外，還有隨事考成，即對於每件公事都限期辦完，不得拖延推諉。此外，尚有探訪告誡，即對大臣奏報是否合符事實，必加以探訪，以減少官樣文章，對隱瞞不報或奏報不實者則嚴加懲處。

張居正施政風格類似於管仲、子產，唯精誠不及諸葛亮，剛鷙頗似於王安石。

皇權與相權之間的關係，可謂傳統政治制度內最重要也最微妙的一對關係。這種關係，漢、唐、宋諸代尚能說清楚，到了明清便很難用言語說清楚了。總的看，兩者的關係乃此消彼長或此長彼消的關係。

張居正當國十年，其權勢之大，相業之隆，明代僅此一例。張成就相業的必要條件是神宗的大力支持。

萬曆三年，御史傅應禎上疏，彈劾張居正以王安石“三不足”誤國，發洩對新政的不滿。神宗憤然降旨：“這廝每必然陰構黨與，欲以威脅朝廷，搖亂國是。”傅被錦衣衛打成重傷，押發浙江定海充軍。

萬曆四年，劉臺上疏，彈劾張“擅作威福”，說“畏居正者甚於畏陛下，感居正者甚於感陛下”，以離間神宗與首輔的關係。劉臺以張擅權為突破口，指責他根本不把祖宗成法放在眼裡。張所創考成法，“不過欲脅制科臣，總聽己令耳……祖宗之法應如是耶？”神宗看了劉臺奏疏大怒，斥劉“誣罔忠良，肆意排擊，意在構黨植私，不顧國家成敗”，令錦衣衛將他逮捕。

（張居正雕像）

張因遭彈劾，前後二次向皇上提交辭呈，神宗都予以撫慰。據說，張提交辭呈時伏地痛哭，神宗走下御座，手掖張站起，再三慰問。張仍不肯出朝視事。神宗又遣太監持親筆手敕到張府慰問。張居正只得復出輔佐朝政。

諸葛亮是張居正心目中的標幹。他當國十年建樹的政績也無愧於諸葛亮。但他忘記了明神宗並非劉後主，他當國便是神宗失位；他效忠國家就是蔑視皇上。

根據明朝祖宗成法，內閣無權干預皇權，也就是沒有預問之權，皇上私下要他預問才預問。故劉臺以內閣事權過大批評張擅權，理由充分，並無不當。你張居正不是宰相，卻以宰相自居，說什麼“吾相天下，何事不可作出，何人不可進退”，便是攬權。不該管的事你要管，不該攬的權你要攬，說輕了是權臣，說得重一點就是奸臣了！

張居正所攬的權是神宗的權，他當權便是神宗喪權，他不當權是失職，是無能！總之，居正當國，當也不是，不當也不是。難怪他一死，神宗便抄了他的家。

促使神宗對“張先生”出此毒招的緣由很是複雜，但親操政柄後，必須完全消除張居正威權震主的負面影響，無疑是主因。

神宗親政後，內憂外患，紛至沓來，卻怠於臨政，勇於斂財，不郊不廟不朝者三十年，與外廷隔絕。皇帝的那點責任都讓他丟盡了。

時人顧炎武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國家興亡，肉食者謀。”明朝亡於萬曆一朝，亡於萬曆不謀，故孟森說：“明亡之徵兆，至萬曆而定。”（《明史講義》）

（張居正故居）

謝邀！

評價張居正之前，我們需要了解下，當時的歷史背景。

先明確一點，張居正執政最輝煌的時期當屬萬曆十年。在這十年間，張居正通過改革變法將明朝從瀕臨破產的邊緣拉回來，極大改善了明朝的財政狀況。除了在財政狀況得到明顯改善之外，張居正重用戚繼光，李成樑等將領，重創沿海倭寇和蒙古俺答。

再來回顧下，張居正變法之前。明朝處於什麼狀況。

財政

張居正變法之前：明朝每年鉅虧三百萬兩白銀，財政赤字逐年累積，戶部，也就相當於財政部，連國家公務員們的工職幾乎也發不出來了。你說慘不慘？

張居正變法後：兩年時間，明朝國庫每年盈餘就能達到三百萬兩。到了張居正去世那年，光明朝的中央庫存白銀就已經達到了創紀錄的1250萬兩，倉庫儲存的糧食足夠支撐十年，當時明王朝的GDP總量全世界第一，遠勝於所謂的歐洲列強。

民生

張居正變法前：明朝百姓民不聊生，各種苛捐雜稅，苦不堪言。

張居正變法後：張居正推行了著名的“一條鞭法”，改革稅制，清丈田畝。這個變革可以說相當有效果。到萬曆八年（1580），張居正重新核查到天下的耕田數為七百零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這比弘治十五年（1502）增加了近三百萬頃。這三百萬頃是個什麼概念呢？它大概相當於半個荷蘭，而它產出的糧食在當時幾乎可以養活整個歐洲。經過這一次徹底清查，明朝的稅收，也因此增長了將近1.5倍。

國防

張居正變法前：南方沿海地區倭寇橫行，西南有少數民族暴動，西北則面臨蒙古人的鐵蹄踐踏。嘉慶二十九年，蒙古人的一支俺答長驅直入，一直打到北京城下。毫不誇張地說，大明王朝差點兒在當時game over了！

張居正變法後：隨著變法的順利實施，明朝的經濟強大了起來。而強大的經濟反哺給國防，正是這個時期，明朝湧現出一大批牛逼的將領。

張居正先用俞大猷、戚繼光徹底平定了東南沿海的倭寇，緊接著，又用殷正茂平息了西南少數民族的暴動，更絕的是，用反間計瓦解了一直威脅北方的俺答。

平亂之後，張居正又派王崇古、譚綸守宣大一線，戚繼光、李成樑鎮守薊遼與遼東，從而徹底解除了北部邊患。

綜上所述，張居正無論是在經濟，民生還是國防建設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績。說他延續明朝70年，一點都不為過。

事實上，張居正對明朝的影響在他死後很長一段時間得以延續。

日本在豐臣秀吉的帶領下入侵朝鮮。作為朝鮮的老大哥，明朝果斷派兵抗日援朝。結果在中國與日本的第一次全面戰爭中，明朝軍隊大獲全勝。此前，很多人認為明朝大獲全勝的主要原因是日軍主帥豐臣秀吉的突然逝世。在我看來，張居正改革時期為明王朝留下了一份豐厚的家底，才是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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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居正確實厲害，他的政績倍受後代政治家肯定，有人甚至認為，他的影響可以與周公、商鞅、楊堅等相媲美，他的改革比王安石更成功。

張居正解決了當時明王朝極度困難的財政危機，為萬曆年間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大下了基礎，再某種意義上，從經濟上促進了封建國家一定程度的轉型。

張居正主政時期，在北疆能與敵方化干戈為玉帛，使明朝在相對安靜的環境中取得發展，同時，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統治階級與民眾的矛盾，延續了明朝的“性命”。

張居正的改革措施比較強硬，但卻能奇蹟般的取得成功，這與他抓住當時的主要矛盾，並充分發揮個人的強勢能力都是有關係的，他於政壇上的嫻熟政治手腕令後代政治家很佩服，他的管理策略是值得重視的。

經濟方面，張居正有兩個大的成就值得重視：第一，萬曆六年（1578年），張居正以福建為試點，清丈田地，取得經驗後，便下令在全國進行土地的重新丈量，清查漏稅的田產，並在此基礎上重新繪製了魚鱗圖冊，這是非常重要的措施，這摸清了當時明朝基本經濟狀況，封建社會，土地是根本，瞭解了田地狀況，張居正便能有的放，著手改革心裡有數。到萬曆八年（1580年），全國田地為7,013,976頃，比隆慶五年（1571年）增加了2,336,026頃，而且，隨著額田的增加，並對貴族、縉紳地主隱田漏稅有所抑制，明朝田賦收入大為增加，應該說，清丈田畝對於朝廷較全面準確地掌握全國的額田，增加財政收入是起到較大作用的。張居正自豪地說：“自正（正德）嘉（嘉靖）虛耗之後，至萬曆十年間，最稱富庶。”

第二，推行“一條鞭法”，即以州縣為基礎，將所有賦稅包括正稅、附加稅、貢品以及中央和地方需要的各種經費和全部徭役統一編派，“併為一條”，總為一項收入。明朝在萬曆年間張居正之前，田賦有夏糧、秋糧之分，徵收上又有種種名目，複雜繁煩，而在張居正統一徵收的政策實施下，賦稅狀況就比較清楚了，朝廷很容易掌握收稅情況，百姓心裡也明白交稅的狀況，這就能比較有效地防止各級官吏利用賦稅機制貪汙，而且，稅賦數量比較明確，經濟上好計劃，對地方官員的管理也有比較明確的經濟標準。

政治方面，張居正有兩個重要政績最值得關注，第一是實行“考成法”，堅持所謂的“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為主。”張居正他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內閣控制六科，明確職責，犯要辦之事，從內閣到六科，從六科都到衙門，層層考試，定量考核，有點類似於現在的量化管理。這一辦法改變了以往“上之督之者雖諄諄，而下之聽之者恆藐藐” 的拖拉、忽悠現象。“考成法”針對的是“吏治不清”的現象，張居正堅持“信賞罰”、“持法嚴”，賞罰有準，決不姑息，他加強強對官吏的考核，並懲治甚至淘汰了一批官員，整肅吏治，提高辦事效率，保證了政令的暢通，其目的當然是為了改善官僚統治機制，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政治上的這一“考成法”與經濟上的“一條鞭法”其實是互相呼應的，都是為了強化明王朝的統治，當然，在客觀上也起著改善民生的作用。

第二，張居正在明朝政治舞臺上由弱勢轉向強勢，最後達到權力高峰的經驗一直為後代政治家們所關注，他的政治謀略是值得注意的。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23歲的張居正考中進士，他於隆慶元年（1567年）任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之後，遷任內閣次輔，為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隆慶六年（1572年），明神宗登基後，他得到了李太后和司禮監太監馮保的支持，邁上了最關鍵的一個臺階，取代當時的權臣高拱成為內閣首輔。張居正巧妙地得到馮保的配合和支持，乘明神宗年幼，獨攬了明朝當時的一切軍政大權，此後十年，張居正一直任內閣首輔，並利用其大權獨攬，推行了一系列政治經濟改革措施，同時在軍事上，任用戚繼光、李成樑等名將鎮北邊，用凌雲翼、殷正茂等平定西南叛亂，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明王朝能臣不少的局勢中，他能在與高拱、徐階、馮保等的鬥爭和斡旋中逐步崛起，並登上權力的最高峰，並在推行改革，保衛邊疆和改革吏治等方面獲得巨大成果，確實是有他的成功方法的。

當然，後來有點可怕，他精心教育和培養的神宗小皇帝在他死後不久，便抄了他的家，不知是不是對於張居正當政時攬去神宗權力的報復，明熹宗天啟二年（1622年）張居正的名譽得到恢復，張居正編著的《帝鑑圖說》值得閱讀。

謝邀。

張居正 （1525年-1582年7月9日）是明朝的政治家和改革家，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之一。萬曆時期的內閣首輔，輔佐萬曆皇帝朱翊鈞開創了“萬曆新政”，史稱“張居正改革”。

張居正不能享受“偉大”的稱號。他不是至少延續明王朝70年，而是加速了明朝的崩潰。

上圖是張居正

一、“一條鞭法”賦稅及徭役制度繁榮短時間的成功掩蓋了其亂加稅負的本質

“一條鞭法”是明代嘉靖時期確立的賦稅及徭役制度，由桂萼在嘉靖十年（1530）提出，之後張居正於萬曆九年（1581）推廣到全國。新法規定：把各州縣的田賦、徭役以及其他雜徵總為一條，合併徵收銀兩，按畝折算繳納。

張居正通過“一條鞭法”的實施，大明朝廷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有了顯著的增加，國庫積銀達六七百萬兩之多，儲備的糧食多達1300多萬石，足夠支用十年。比起嘉靖年間國庫積銀只能維持三個月和國庫存糧不夠一年用的情況，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財政收入的如此大幅度增加，必然帶來很多負面的影響。很簡單的道理，因為實行“單鞭法”中央政府國家的稅收大幅增加。如果經濟總量不變，那就是將各階層的稅收負擔增加。並且增加的恨快。這樣的改革必然會激化矛盾。

一條鞭法的實行，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負擔。一條鞭法實行差役貨幣化以後，就為朝廷中央政府打開了一條任所欲為地‘加派'銀兩的道路，稅款不斷增加，因而給人民帶來了更大的災難。

一條鞭法在設計上並不直接針對大戶，改革並沒有將絕大部分差徭轉移到大土地所有者身上，反而是將其擴展到大多數納稅人身上，包括那些可能只有5畝地的小戶身上，

一條鞭法使稅收徵管權集中於地方政府，通過加收，州縣官可以得到更多可支配收入，這成為他們破壞稅法的重要原因。

一條鞭法使實際是加強了明初按地權分散狀態設計的賦役制度，官府不斷膨脹的財政需求和無法遏制的非法征斂成為民間社會的不堪承受的重負，

二、張居正的專橫嚴厲導致萬曆皇帝的心理扭曲，明皇帝與官僚階層的矛盾加劇，雙方處於互相怠工辨理。黨爭持續，朝廷正常運轉受到嚴重的干擾。

隆慶六年（1572年），明穆宗駕崩，10歲的朱翊鈞（1563年9月4日-1620年8月18日）即位，年號萬曆，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此時，張居正做了宰相，又成為萬曆小皇帝的老師，作為語文老師，害怕小萬曆聽不懂，畫各種圖形幫助理解，嚴厲要求作業，完成不了，不能吃飯休息，手把手教導。一次，小萬曆讀《論語》，誤將“色勃如也”的“勃”字讀成“背”音，“當作勃字！”張居正大喝一聲，聲如雷鳴，嚇得小皇帝驚恐萬分。為了配合小萬曆教育快速成功，他的媽媽皇太后全力支持張居正的嚴苛教育。常常對小萬曆說：“使張先生聞，奈何！”

幼小的萬曆心靈裡，畏懼張居正，不大敬重他。十一二歲的孩子，貪玩任性，又逆反，反抗無效，表面順從，言必稱“元輔張先生”，或“張先生”，從不直呼其名。

上圖是萬曆皇帝

萬曆十年（1582）六月二十日，張居正病逝。朱翊鈞為之輟朝一天，給予張居正崇高的待遇：諡文忠，贈上柱國銜，蔭一子為尚寶司丞，賞喪銀500兩。 然而，兩年之後的萬曆十二年（1584）八月，朱翊鈞在都察院參劾張居正的奏疏中批示道：“張居正誣衊親藩，侵奪王墳府第，管制言官，矇蔽我聰明。專權亂政，欺騙主上忘恩負義，謀劃國家不忠。本會斷棺戮屍，念效勞有年，姑且免去全部法追論。”（即說張居正無視皇帝權威，鉗制言官，擅權亂政。）

這時候的張居正一家，已經被抄家。張府人口，一些老弱婦孺因為來不及退出被封閉於張府，餓死十餘口，張居正80歲的老母還是在首輔大學士申時行的請求下才留有一所空宅和10頃田地。張居正恐怕生前絕對不能想到，他死後竟然會遭到一手扶持的神宗如此無情的懲處。

此後，當官僚大臣用抽象的儒家正統道德觀念來約束萬曆皇帝的行為。張居正給萬曆皇帝帶來的心理扭曲立刻作怪。萬曆十七年（1589）開始，朱翊鈞不再接見朝臣，內閣出現了“人滯於官”和“曹署多空”的現象，朝廷出現黨派林立。在萬曆皇帝統治的後期30年不出宮門、不理朝政、不郊、不廟、不朝、不見、不批、不講。

萬曆皇帝的“萬事不理”，導致從內廷到外廷鬧得不可開交之際，遼東後金迅速崛起，不斷出兵南犯，嚮明軍發動進攻，遼東戰爭爆發。萬曆四十四年（1616）正月初一日，後金政權正式建國，終於成為明朝的主要威脅。

張居正與我而言一直是明朝政治家中最推崇的一個人，原因很簡單！

就是海瑞對他的評價：“工於謀國,拙於謀身”

明朝是個奇怪朝代，一群知書達理的文人墨客，滿口仁義道德最後都將國家往溝裡帶，不論清流濁流，長江黃河，都習慣吃人飯不幹人事，嘴巴一套一套，辦起事來不堪入目！

總之沒幾個好東西，而這樣事情從什麼時候開始，就從所謂明君孝宗朱祐樘時開始，最後越演越烈成頑疾，直到滅亡！

而其中就出了兩個文官另類

一個是海瑞，一個心口和一之人，堪稱真清流。

另一個就是張居正，一個知行合一之人，堪稱真長江！

不過這真清流和真長江，還是長江比較靠譜，因為清流不能辦事，所以說，明朝因為張居正而續命70年，是必然！

不過也只是續命而已，因為強悍聰明如張居正，也無法解救明朝的頑疾，這是從出生就開始攜帶的基因，不破不立，可是沒有人可以破這個局！

首先，我們要明確一點，那就是政治家到底應該幹什麼？

按釋義，政治家是指那些在長期政治實踐中湧現出來，具有一定政治遠見才幹，掌握著政黨或國家的權力並對社會歷史發展起著重大影響作用的領導人物。

這是政治家的首要職責，那麼政治家僅僅做好職責就夠了嗎？

其實還有個必修課，那就是調和矛盾，讓國家穩定！

這兩個概念一個對事，一個對人，兩者不可偏廢，可是如果都要照顧到就做不好明朝的內閣首輔，因為明朝的問題不可調和！

而這不可調和的矛盾就是皇權和文臣的矛盾，明朝是一個集權的朝代，可他的集權有個特點就是集權於朝堂而不集權於皇帝。

你別以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安枕無憂，在明朝，朝堂上的文官可以玩死皇帝！

於是，各種奇葩的事情就這樣不斷髮生，一個不斷增長的國家經濟體，稅收卻在不斷減少，不得不說是咄咄怪事，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一個“工於謀國,拙於謀身”的張居正出現了，而他的角色是什麼？

不是文官利益集團的維護者，而是國家利益的維護者。

這在那群滿口仁義道德的人中間就特別另類，也是他最後悲劇結局的關鍵！

1572年，張居正成為內閣首輔時僅僅47歲，年富力強的他開啟了被稱為明王朝暮色中最後耀眼光輝的十年，而他的所有功績我還是不復述了，只用數字做印證！

張居正死前不久，北京糧倉存糧足用九年，太倉存銀600多萬兩，太僕寺存銀400萬兩，南京庫房增加250萬兩，廣西、浙江、四川省庫平均存款在15萬至80萬兩之間。

以上就是張居正改革之後，明朝的狀況，其實也不算多，和雍正皇帝留給乾隆的數千萬兩比起來那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

但是，這裡特別要強調的是，張居正改革之前的明朝可不是這樣。

用通俗點語言說就是：窮的拉慌！

有多窮，其實大明王朝1566中就有側面體現！

官員俸祿，那是能拖欠就拖欠，因為沒錢發啊，最後沒辦法用胡椒和米湊合，當官的過年都沒錢，可悲不？

軍隊軍餉，那也是能拖欠就拖欠，除了特別重要的邊軍，其他地方部隊，要錢沒有，要糧食，有點就給點，餓死了是自己的時期，於是軍隊譁變此起彼伏。

地方財政，那也是窮困潦倒，地方一遭遇災害，地方官習慣性兩手一攤，一手找朝廷，一手找士紳，如果這兩手攤開都找不到錢怎麼辦？

沒辦法涼拌，最後就是內亂不斷！

於是才有嘉靖朝時期，日本幾十個倭寇就能橫行大明的事情發生，為什麼咧！

軍隊沒吃的沒銀子，能站在那裡都不錯了殺敵？你在說笑話嗎？

於是才有嘉靖朝時期，大明宗室除了有數的幾個富裕，其他都是剋扣俸祿的事情發生，為什麼咧？因為真的窮啊！

後來能剿滅倭寇還是因為嘉靖皇帝做海商生意，積攢了點私房錢，並用宦官去各地收稅補貼的結果，國庫窮，內庫也窮，不撈錢怎麼活？指望士紳捐款，那是難上加難！

而張居正就是在明朝如此內憂外困之下上臺的，作為一個文官集團人物，他卻不和大多數文官利益集團一樣只為小集體利益著想而是為國著想，這就實在是難能可貴了！

其實就事論事的說，張居正的改革也不算成功。

一條鞭法雖然好，可是並沒有徹底的貫徹施行，只是就舊有的問題緩解而已，因為阻力實在太大。

原因很簡單，這個事情做的是挖墳掘墓之事啊！

有無數田地的都是接受附土納田的士紳，他們和朝堂之上都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你張居正在位置上，權勢滔天，好，你厲害，大家給你面子！

但是你要真想所有田產土地都入籍造冊，按章納稅，那對不起，他們要和你張大人拼命！

所以說，張居正的改革並不徹底，也不成功，這次改革只是個人權威推動之下，妥協的產物。

而不是在制度和立法之下，進行的長效安排！

你在位一天，我們大家給點面子聽話，讓你好做人，你不在位了，那就別怪我們翻臉不認人！之前你當國家利益代言人，跟我們這些平民收稅，之後我就讓你死無葬身之地！

於是，張居正死後三年不到，就被人清算了！

至於清算他的人是誰？

萬曆算一個，不過萬曆皇帝是被忽悠的，文官集團的反擊才是致命打擊，於是張居正的改革，在他死後人死業消！

接替張居正內閣首輔位置的是申時行。

張居正的粉絲弟子，一個善於和稀泥的人物，張居正能三年後才被清算，改革舉措才被終結，就是因為他的斡旋，可是申時行做了三年首輔之後，上臺的是張四維，這人就不是張居正粉絲了，於是他們抓住張居正個人品德上的缺陷，不斷放大和批判。

首先是，指責他狐假虎威，以萬曆皇帝的名義對官僚機構施加壓力以推動他的各類改革。（引發皇帝的反感）

其次是，指責他隨意利用原屬於皇帝的懲罰權利，掌控人士任免權結黨營私。（擴大打擊面積）

最後是，指責他父親去世，作為兒子居然不去服喪守制。（貪念權勢，有違孝道）

這一套組合拳下來，張居正頓時陷入死無葬身之地，後人也被欺凌！

所謂：能做事人錯多，不做事人話多，想做事人爭議多，會吵架人講品德，所以古往今來，能動嘴的都佔便宜些，因為站在道德制高點罵人輕鬆愜意

大多數貌似清廉的官員，最愛站在道德制高點指責人，如後來的東林黨人就是如此。

再他們看來，做個道德標兵，海瑞那樣的，才是好官。

有能力有不貪是好官，沒能力不貪也是好官。

可是他們自己是既沒能力又貪汙還說別人貪汙，這就是他們的尿性！

而一個本來就侵犯他們利益，還用裙帶關係讓他們所有人眼紅的人，不整死你，整死誰。

就算你沒日沒夜，十餘年來鞠躬盡瘁，補救國家的危機，帶出一批人才，恢復久違的官員系統效率又如何？

你就是個背叛者！

可是張居正在怎麼厲害，他還是隻有一個人，在中國傳統社會政治結構下，他做到了人力能達到的極致，但是，還是挽救不了這個將要滑落的國家！

最後附上張居正被抄家之後的財產公示表！

查抄所獲，共計為：黃金2400兩、白銀17700兩、金器3710兩、金首飾900兩、銀器5200兩、銀首飾10000兩，另有玉帶16條等等，大約只有嚴嵩15%。

其實於他對國家的貢獻，還有他的地位來說，這還好吧，和無數文官比起來，他夠清廉了！

他在官場管理方面的考成法實際是人家張璁的，因為張璁專心為國輔佐皇帝被點名成了奸臣，所以這個改革者的帽子才落在了張居正那裡！然後就是一鞭法，這幾乎到了放飛自我的地步了，以前繳稅只要交實物，農民從土地裡收什麼交什麼，張居正的一鞭法要交貨幣，可以說把以前不從事市場經濟的農民一腳踢向了市場，而市場對新手又是異常不友好的，張居正也不出臺能夠降低難度的相關政策，導致大量自耕農破產，土地荒蕪，想種地又種不起，只有離開土地。你說他盡力了。這更說不通！他的徒弟萬曆看到農業稅無以為繼，開始商業稅，關稅，礦業稅並重的近現代國家財政體系。一個當老師的甚至不如他的徒弟？只能說萬曆天才，張居正蠢才！

萬曆你推行他的新政所面臨的就是張居正時期成長起來的大臣，這時候成為了他新政的絆腳石，萬曆沒有張璁可以幫他！！要和整個文臣集團對抗這難度太大。要想重新另立新法最可行的辦法就是把老張拉起來鞭下。這樣對朝廷人事變動最小，負面影響也不至於太大！

明朝沒有最偉大的政治家，因為明朝不是一直造神的朝代，所出的名傑太多了，只要是明朝的朝廷有了病總會出現一個大家之子來力挽狂瀾，張居正也是其中一人。

軍事上重用戚繼光將倭寇按到在地瘋狂的摩擦，貿易上開通了邊貿，用茶葉平定了三年外亂。雖然外貿風波也是張居正引起的，但不得不說這一舉動也讓邊境遊牧民族自己打自己玩了三年，消耗了很大的人力物力，使得外敵再次光顧中原想法推遲了多年。

從整個明朝的大局來看，張居無疑是繼商鞅、秦隋唐革新之後直至近代最有影響力的一次最為成功的改革。

張居正的變革推進不表現出力挽狂瀾的能力，還奇蹟般地將邊境一族化干戈為玉帛，大大的緩解了國內外的民族矛盾，為明朝續命起到了實質性的作用。

張居正的變革雖然對國運國命起來了續命的效果，但還是沒辦法改變明朝財稅制度的弊病。晚明時的財稅改革雖然大刀進行但已經無力迴天，國家機器的敗壞因為稅務制度而更是無法挽回。

謝謝邀請，談點淺見。張居正，在有明一代，是很傑岀的政治家。萬曆皇帝年幼時，張居正作為內閣首輔主政十年，在萬曆母親李太后的支持下，改革弊政，嚴肅吏治，推行＂一條鞭＂稅法，實行官吏考勤制等新政，使明朝在萬曆一朝的開始十年，岀現了中興氣像。

遺憾的是，在張居正晚年，特別是張居正去世後，萬曆皇帝因聽信讒言（張居正也確有不清廉把柄），最讓萬曆無法忍受的是張居正和太后有私通的謠言。張居正死後，萬曆新政，除了＂一條鞭＂稅法沒徹底廢除外，其他都廢了。《萬曆十五年》這部書，點明瞭這一年，是明王朝由中興走向衰亡的拐點。如果張居正新政繼續實行下去，大明王朝國祚延長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歷史就是歷史，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